王淦昌

王淦昌

王淦昌(1907.5.28-1998.12.10),男,出生于江蘇常熟,核物理學家、中國核科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得主。

1929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33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1964年,他獨立地提出了用雷射打靶實現核聚變的構想,是世界雷射慣性約束核聚變理論和研究的創始人之一。

王淦昌參與了我國核子彈、氫彈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製的試驗研究和組織領導,是中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曾榮獲兩項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等獎項。

  • 中文名
    王淦昌
  • 國籍
    中國
  • 出生地
    常熟縣楓塘灣
  • 出生日期
    1907年5月28日
  • 逝世日期
    1998年12月10日
  • 職業
    傑出科學家、“兩彈一星元勛”
  • 畢業院校
    清華大學,德國柏林大學
  • 其他成就
    中國核科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

人物簡介  

王淦昌

王淦昌,傑出科學家、中國“兩彈一星元勛”,(1907年—1998年)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核科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九三學社中央名譽主席、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原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江蘇常熟支塘鎮人。1929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30年入德國柏林大學,1933年獲博士學位。1934年4月回國,先後在山東大學、浙江大學任教授。1949年5月參加革命工作,197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第二機械工業部(現中國核工業總公司)九院副院長,二機部副部長兼原子能研究所(現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所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中國核學會理事長,九三學社中央參議委員會主任,第三屆、四屆、五屆、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王淦昌于1998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生平經歷

學生時代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常熟縣楓塘灣。他的父親是當地的中醫,他4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就去世了。13歲的時候,母親由于過度勞累,得了肺病,又故去了。隻有外婆疼愛他,供他上學。

1920年,他隨一位遠房親戚到上海浦東中學讀書。他在國小的時候,對解趣味數學題著迷。在中學,他最感興趣的課仍是數學。教數學的周培老師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他鼓勵學生自學,在課外組織開展數學自學小組活動,王淦昌是小組的活躍分子。在周培老師的指導下,他在中學裏就學完了大學一年級的課程微積分。1925年,他考進了清華大學。  

王淦昌

清華原來是留美預備學校。從1925年開始設立大學部,招收一年級學生,王淦昌就是清華大學的第一屆學生。清華大學是用中國政府每年繳付美國的庚子賠款辦校的,經費比較充裕,設備條件是國內其他大學不能比的。而化學系的實驗條件在學校裏又是佼佼者。王淦昌一進清華,就迷上了化學。他在中學時沒有接觸過多少化學實驗,現在他一進實驗室就顯得異常活躍。石蕊試紙的顏色變化使他驚奇;關于元素和化合物性質的各種實驗,他都認真去做;化學元素周期表,他背得爛熟,他覺得化學真是有意思。

可是,一年之後分系的時候,王淦昌既沒有考慮從小就喜歡的數學,也沒有進化學系,而是選擇了物理系。

原來,清華大學物理系是由實驗物理學家葉企孫教授 (1898~1977)建立的。他很重視為學生打下牢固的基礎,親自給學生講普通物理課。有一次在課堂上,他提了一個有關伯努力利方程的問題,王淦昌很快給出了答案,葉先生很高興。下課後,他把王淦昌找去了,了解他的學習情況,並對他說:“以後有什麽問題,可以隨時來找我。”葉先生引人入勝的講課,對王淦昌的特殊關懷和鼓勵,使王淦昌對實驗物理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他愛上了實驗物理,決心要開啟實驗物理的大門。

後來,中國另一位實驗物理學家吳有訓從美國回來,葉企孫就請他到清華大學來主持近代物理課程。吳有訓很註意培養提高學生進行實驗物理研究的本領。他在教學中,註意到王淦昌對實驗的特殊愛好和操作能力,他也喜歡上這個勤奮、好動的學生。他自己是通過實驗工作接受近代物理學的,他也希望用同樣的方法,來培養、幫助王淦昌。1929年6月,王淦昌大學畢業了,吳有訓把他留下來當助教,並且給了他一個研究題目:清華園周圍氡氣的強度及每天的變化。目的是要研究北京附近氣象因素對大氣放射性的影響。這項研究當時在國內還不曾有人做過。王淦昌在吳有訓的指導下,查閱了大量資料,然後進行實驗。每天從早晨9點到11點,重復著那一套繁瑣、艱苦而又需要一定技巧的實驗,同時記錄下當天的溫度、大氣壓、風速、風向、雲的性質與分布等。從1929年11月到1930年4月,一共6個月。這真是對青年科學家的一次考驗,王淦昌堅持下來了,得到了北京上空大氣放射性與氣象條件的相互關系的大量資料,寫出了論文。

葉企孫、吳有訓這兩位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先驅,把王淦昌引上了實驗物理研究的道路。王淦昌對物理學有著深厚的感情。後來,他在浙江大學當物理系主任的時候,新生入學,他都要親自去歡迎他們,和他們親切交談,他對新生們說:“物理學是一門很美的科學,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是它研究的對象。它尋求其中的規律,這是十分有趣味的你們選擇了一個很好的專業。”多麽使人鼓舞啊!他也像他尊敬的老師那樣,把一批批學生,引上了物理學的征途。

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

1950年4月,王淦昌應錢三強的邀請,到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1951年被任命為副所長主要領導宇宙線的研究工作。1954年在雲南落雪山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高山宇宙線實驗室,很快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引起了國外同行的註意。

王淦昌

1956年秋天,他作為中國的代表,到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擔任高級研究員,後來又擔任副所長,並且親自領導一個實驗小組,開展高能實驗物理的研究。

自從1930年英國科學家狄拉克首先從理論預言存在電子的反粒子——正電子,1932年美國物理學家安德遜利用雲霧室從宇宙線中發現正電子以後,實驗物理學家一直在尋找各種粒子的反粒子。如果所有的粒子都有反粒子,這將證明微觀世界中一個重要的規律,就是對稱性,粒子與反粒子——正與反——的對稱。各種介子的反粒子已經確證了。1955年美國建成60億電子伏質子加速器,用這台加速器很快就發現了反質子,接著又發現了反中子。到1957年,擺在實驗物理學家面前的一個挑戰性課題,就是尋找反超子。這時候,歐洲原子核研究中心一台能量更高的加速器還在建設中,而聯合原子核所一台能量為100億電子伏的質子同步加速器就要建成了,在能量上可以佔幾年優勢。王淦昌根據這個情況,果斷地把尋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種超子的反粒子),作為小組的主要研究課題。

王淦昌

聯合所的加速器是建成了,但是配套的設備如探測器、測量儀、電腦等都沒有。一切都要從頭做起。經過研究,王淦昌設計了一個精巧的實驗。首先,他考慮到反超子的壽命很短,要想比較可靠地捕捉到這類粒子,用能夠顯示粒子徑跡的氣泡室作為主要探測器比較理想。為了爭取時間,他們又選擇了技術難度比較小,建造周期比較短的丙烷氣泡室,他們自己動手,建造了氣泡室,用π介子作為炮彈,在加速器上進行實驗。王淦昌把握著研究進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及時地囑咐組員們在觀察氣泡室拍攝到的照片時應該著重註意的地方。1959年3月9日,終于從4萬對底片中,找到了一個產生反西格馬負超子的事例,發現了超子的反粒子——反西格馬負超子。

王淦昌小組的工作,受到各國物理學家的贊揚。1972年,楊振寧教授回國訪問時對周恩來總理說:聯合原子核所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稱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先生及其小組對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1982年,王淦昌和丁大利、王祝翔榮獲國家頒發的自然科學一等獎。這是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物理學家所獲得的最高榮譽。

以身許國

1960年底,王淦昌在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任期滿了,他就要回國了。

王淦昌

一天,他特地來到莫斯科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慎重地把一個存折當面交給大使,說:“請你收下,轉交給祖國人民吧!”這是他在聯合所工作4年,節衣縮食積存下來的,共有14萬盧布(舊幣,折合新幣14000盧布)。他想,祖國和人民正在經受一場嚴峻的考驗,克服暫時的經濟困難。這筆錢雖然不算多,但這是一個科學工作者對祖國的一份心意。

看了這個故事,讀者可能會想,王淦昌是教授,工資高,一定有很多錢吧。他的學生曾經回憶過這樣一段往事:

在抗日戰爭時期,教師的薪資很低,王老師又在病中,生活艱苦,營養不足。有人私下議論:王老師是28歲當教授的,抗戰前,應該拿高薪,那時候物價也比較低,發的是硬幣銀元,師母也善于節儉治家,估計會有積蓄,為什麽生活這樣艱苦呢?後來揭開了這個謎,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來,早在抗日戰爭爆發時,為了支援抗戰,王老師和物理系儀器管理員任仲英一起,挨家挨戶宣傳抗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募捐廢銅爛鐵,給政府造抗日槍炮。而王老師是既出錢又出力,把他結婚時的金銀首飾和家裏積攢多年的銀元都捐獻了。王淦昌的愛國精神,深深地教育了他的學生。

王淦昌的夫人是一位家庭婦女,子女又多,靠他一個人的收入,生活並不富裕。但是,他有一顆非常可貴的赤子之心。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他常常以範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來自勉。總是想著國家,想著別人。他40年代的一個學生,在1957被錯劃為右派,下放農村勞動。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為編譯《愛因斯坦文集》,有一段時間斷了生活費的來源,王淦昌知道後,就給這個學生寫信,要他安心做好《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工作,生活費由他負責。以後,他每月按時給這個學生寄30元生活費,直到他知道這個學生的生活費問題確實解決了,這才放心。在那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的年代,這樣做是要冒受批挨鬥的危險的。

1982年,因為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他們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王淦昌得了3000元獎金。他把這筆錢全部捐贈給原子能研究所職工子弟中學,作為獎學金。他說,他是想為娃娃們的父母減輕一點負擔,使他們為原子能事業更好地工作。這也體現了老一代科學家對祖國未來的建設者,寄予極大的期望。

1959年6月,赫魯曉夫領導集團背信棄義,撕毀兩國政府簽訂的關于蘇聯援助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協定和契約,撤走專家,企圖把中國原子能事業扼殺在搖籃裏。黨中央決定自力更生建設核工作。

為了集中力量,突破核子彈技術難關,一批優秀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從中國科學院和全國各有關部門,集中到了北京核武器研究所。

1961年3月的一天,回國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擻,健步登上二機部大樓,在二樓的部長辦公室裏,劉傑、錢三強正在等著他哩。劉傑部長向他轉達了黨中央的決定,要求他3天之內到核武器研究所報到。這個決定對王淦昌來說,就是要他從熟悉的、並且已經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礎研究工作,改做他不熟悉的套用性工作。他腦子裏一下就聯想到40年代初期,國際上有一批物理學家,突然“失蹤”了……他,沒有多想,沒有猶豫,隨即愉快地表示:“以身許國。”

汽車離開了二機部大樓。王淦昌陷入了沉思:“3天?”他想起了剛才劉傑同志向他轉達的周總理的口信:這是政治任務。我們剛起步的國防尖端事業,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第一流的科學家!我們的祖國,需要更加強大。是啊,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並且為之奮鬥了幾十年的,不就是祖國的強盛嗎?他深深地感到,黨和國家對自己是多麽信任,寄托著多大的期望啊!第二天,他就到核武器研究所上班了。從此,他隱姓埋名,默默地為這神聖的事業奮鬥了16年。

王淦昌負責物理實驗方面的領導工作。開始,爆轟物理實驗是在離北京不太遠的長城腳下進行的。當時,核武器研究所沒有試驗場地,是借用解放軍的靶場。王淦昌和郭永懷來到了靶場,走遍了靶場的每一個角落,和科技人員一起攪拌炸葯,指導設計實驗元件,指揮安裝測試電纜、插雷管,直到最後參加實驗。一陣陣“轟”、“轟”的爆破聲,震撼著古老的長城,一年中,他們做了上千個實驗元件的爆轟實驗。到1962年底,基本上掌握了獲得內爆的重要手段和實驗技術。

王淦昌

1963年春天,王淦昌帶頭離開北京,離開自己的家和親人,到西北核武器研製基地去工作。那時候,基地剛剛開始建設,各方面條件都很差,又是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高原,高寒缺氧,氣壓低,水燒不開,饅頭蒸不熟,年輕人走路快了都喘氣。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王淦昌仍堅持深入到車間、實驗室和試驗場地,去了解情況,指導工作,興致勃勃地和同志們討論問題,常常和大家一起工作到深夜。對每項技術,每個資料,每次實驗的準備工作,他都一絲不苟,嚴格把關,保證了一次一次實驗都獲得成功。

就在這一年中,王淦昌到廣州開會,見到了陳毅副總理。陳毅副總理作了一個握緊拳頭,然後猛地展開的手勢,問王淦昌:“你那個東西什麽時候響?”王淦昌滿有信心地答道:“再過一年。”陳毅副總理高興地說:“好,有了這個,我這個外交部長腰桿就更硬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茫茫戈壁灘上,升起了一個巨大的火球,接著是轟轟轟的爆炸聲……核子彈爆炸了!在觀察所裏的人們叫著,跳著,抱著,互相祝賀,王淦昌流下了激動的熱淚。

中國第一顆核子彈爆炸成功後,過了兩年8個月,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又爆炸成功了,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從核子彈到氫彈發展最快的國家(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7個月,美國用了7年4個月,法國用了8年6個月)。這裏面有王淦昌的心血,人們稱他為核彈先驅。他卻謙虛地說:“這是成千上萬科技人員、工人、幹部共同努力的結果,我隻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員。”

1969年,王淦昌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在這期間,他又成功地領導了中國前三次地下核試驗。

對第一次地下核試驗,上級明確要求,務必在國慶20周年前打響。並且要求保證成功,保證安全。當時,王淦昌已經年逾花甲,又是處在動亂時期,要擔負這樣重要的任務,要促生產,可真不容易啊!

他親自深入車間,和工人同志們談心,到職工宿舍,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科技人員和工人師傅的實幹精神,支持著王淦昌滿懷信心地去完成試驗任務。

王淦昌在嚴重缺氧的高原上,廢寢忘食,日以繼夜地工作,身體漸漸支持不住了。同志們要求他說:“王老,你歇歇,讓我們去跑吧!”但是,有高度責任感的王老,仍堅持要親自到科研生產第一線去。他說:“任務那麽緊,項目那麽多,有一項趕不上進度,就會影響試驗。”後來。因為缺氧氣喘,實在跑不動了,就在辦公室接上氧氣袋,堅持工作。

由于時間緊,工程量大,地下坑道裏的通風設施比較簡陋,氡氣濃度不斷成長。王淦昌聽到這個情況,很為在地下工作的科技人員的健康擔心,立刻組織人員進一步監測,他分析原因,並且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仍有一些同志心裏不安,幾次找王淦昌反映。王淦昌面對現實,實事求是地向大家說明情況,並懇切地要求道:“希望大家發揚我院優良傳統,加緊工作,縮短在洞內停留的時間。”最後,大家都提前完成了試驗前的準備工作。而王淦昌一直堅持在洞內,和大家一起工作,直到最後才撤離現場。

王淦昌領導同志們按期完成了國家試驗任務。卻因為他堅持科學態度,說了實話,被扣上“動搖軍心”的帽子;又因為同志們提出“對在洞內工作的同志保健應有所改善”的要求,王淦昌答應向黨委建議解決,又被當成搞

“活命哲學”,怕苦怕死的典型。一頂頂帽子扣到他頭上,他卻泰然自若,用沉默予以抵製。開完批判會,一回到住地,他又投入了緊張的工作。

1975年進行第二次地下核試驗前,同志們把準備工作做好了,滿有把握地向王淦昌和其他領導作了匯報。王淦昌作為現場技術負責人,堅持要進洞作一次最後的現場檢查。當時,洞內回填工作已經進行,要進去比較困難,許多地方隻能爬著進去,而且裏面的光線很暗,大家一再說,可以保證工作的質量。他想到周總理的指示:“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還是爬進洞內,一個部件一個部件地察看,仔細詢問他不放心的問題,直到把每一個實驗裝置的結尾工作都看完了,才滿意地說:“我現在可以放心了。”

永不知足的追求者

原子能研究所裏靜悄悄的。全所職工都在禮堂開會,王淦昌所長正在講話。他,情緒微微有些激動。前不久,1979年12月1日,他被吸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多年的夙願終于實現了。他跟著共產黨走過了30年的歷程,他決心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現在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始了新的長征,作為一個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新的歷史任務面前應該怎麽辦呢?他說: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對實現“四化”更有直接的責任,我們必定要盡一切力量,爭分奪秒地努力去完成各項任務。這就是一個新黨員老科學家在新的情勢面前作出的答復,也是對他所領導的全所同志發出的號召。

王淦昌

王淦昌看到實現“四化”,能源是重要的物質基礎,而開發利用核能(核電站)是解決中國能源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1978年,他和二機部的幾位專家,利用國慶休假,給黨中央領導同志寫信,建議發展核電。鄧小平同志很重視,派人找寫信人座談,聽取意見。從此,他對核電就抓住不放了。率領考察團出去考察,利用出差開會的機會作報告、給有關雜志寫文章,廣泛地宣傳核電。

1980年,中央書記處邀請中國科學院的專家開設“科學技術知識講座”,為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領導同志講課,其中第三講的內容是安排能源問題。王淦昌聽說後,主動找科學院聯系,提出應增加核能的內容。核工業部推薦王淦昌去講。王淦昌認真準備,他收集了大量資料,反復修改講稿,製作幻燈片,還進行了幾次預講。充分體現了他對發展中國核電事業的負責精神。

粉碎“四人幫”之後,王淦昌兼了10多個職務,經常出去開會,但是,他的主要陣地,還是在原子能研究所。他親自抓一個研究組,後來發展成為一個研究室,進行慣性約束核聚變的研究。1982年,他把核工業部副部長的職務辭掉了,過了一段時間,他又把原子能研究所所長的職務辭掉了,把核物理學會理事長的職務也辭掉了。他說:“別人可以擔任的工作,何必自己一直擔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項工作他是不會辭掉的,就是科研,就是慣性約束核聚變。有一次他看了蘇聯生理學家巴甫洛夫的電影後,非常高興地說:

“巴甫洛夫活了90多歲還能堅持搞科研,實在太好了,我還可以搞好多年科研呀!”

聚變反應也是一種重要的核反應。海水裏含有大量的氘,氘、鋰等都是能進行聚變反應的核燃料。受控聚變一旦實現,將是人類解決能源問題的根本途徑。慣性約束是世界上公認很有希望的一種實現聚變的方法。早在1964年,他與蘇聯巴索夫幾乎是同時獨立地提出了用雷射打靶產生核聚變的構想,他向國務院寫了一份建議書,很快上海光機所就開始從事強雷射的研究。後來,他又敏銳地註意到,強流加速器產生的高能帶電粒子束引發核聚變,花錢比較少,適合中國國情,有巨大的潛力,他就和科研組的同志一起,設計、建造這種類型的加速器,開展粒子束慣性約束核聚變的工作。現在他又引導這個研究室把工作的重點轉變到氟化氪雷射聚變的研究上來,並且取得了很好的進展。王淦昌對科研上的成就就是這樣永遠不感到滿足,對科學的探索永遠不斷地向新的高峰攀登。他說:“我們應該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學發展的前列,隻有這樣,才能帶領青年人去發展我們的科學事業。”

人物軼事

“身邊的同學倒下,血濺我的衣服”

那是1926年3月12日 日本軍艦侵入中國內河,遭到大沽口中國駐軍阻擊。英、美、日等八國借所謂“大沽口”事件,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北京高校師生對此十分憤慨,雲集四五千人集會遊行。然而賣國的段祺瑞政府卻下令開槍,一批請願的學生被打死在執行政府門前。王淦昌抬頭一看,女師大的同學倒成了一片,他自己滿身是血。同班同學韋傑三被全副武裝的軍警打死。王淦昌憤怒地問道:“作為一個愛國學生,今後該怎麽辦?一腔熱血,該灑向何處?”

當晚,王淦昌死裏逃生,和幾個同學來到葉企孫老師家,講述白天的天安門血案。當王淦昌講到“我身邊的同學倒下,血濺我的衣服”時,葉企孫老師激動地盯著他,嚴厲地問道:“誰叫你們去的?你們明白自己的使命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為什麽會挨打?為什麽落後?你們明白嗎?如果我們的國家有大唐帝國那般的強盛,在這個世界上誰敢欺辱我們?一個國家與一個人一樣,弱肉強食是恆古不變的法則。要想我們的國家不遭受外國人的凌辱,就隻有靠科學!科學,隻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的民族!”說罷,葉企孫老師淚流滿面,不能自已。

王淦昌被老師發自肺腑的講話所打動,深刻明白愛國與科學緊密相關,視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葉師的一番話,決定了他畢生的道路。從此,他暗下決心:獻身科學,走科學救國的道路!

他對德籍教授說:“國難當頭,我應該回去!”

王淦昌與束星北

浙江大學期間,浙江大學有一種學術製度,是講座式研討會。主講人在台上講演,台下人隨時隨地提問。王與束星北常常互相爭論不休,圍觀的學生也深受知識熏陶,思考接觸到了最新、最前沿的科學爭端,如李政道程開甲吳健雄等。束星北是他最要好的朋友,與他爭論最多的科學家。解放後,束星北因不習慣新製度,導致束星北被山東大學驅逐,他與趙九章、程開甲等人想辦法挽救束星北,讓束星北做氣象學研究,但是王因參與核子彈項目,一時難以湊效。但是,束星北未被整死,趙九章反而不堪折磨,生吞安眠葯自殺了。

王淦昌的愛情

1999年9月18日,在紀念共和國成立50周年的日子裏,黨和國家隆重表彰為建國強國做出卓越貢獻的“兩彈一星”功臣們,當23名“兩彈一星”的功臣從黨和國家領導人手中接過共和國金質獎章時,人們悄然發現,他們中少了幾位,其中一位就是我國著名核物理學家、被稱之為“兩彈先驅”的中科院院士王淦昌。1998年10月12日,這顆升起在二十世紀科學星空光芒四射的彗星隕落了,時年91歲。

王淦昌無疑是個成功者,他的成就輝煌,他的名聲顯赫,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身後那位偉大的女性———他的妻子吳月琴,以及他們共同走過的風雨人生路。

結婚時他們不懂愛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淦昌不敢有違。

王淦昌的家鄉在富庶的江蘇常熟,祖父是地地道道的農民,父親王以仁自幼學醫,深得醫道,成為遠近聞名的郎中。

童年,並沒有給王淦昌留下美好的記憶,4歲那年,父親闔然辭世。13歲那年,母親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父母雙雙去世後,外婆早早地給他訂下一門親事,姑娘叫吳月琴,是鄰村一個大戶人家的千金,長淦昌3歲,上過私塾,知書達理,門當戶對。王淦昌不敢有違,懵懵懂懂地依了外婆。吳月琴嫁到王家後,一切從“禮”,精心細致地料理家務,無微不至地關心丈夫。丈夫睡覺前,她端來燒熱的洗腳水,丈夫起床後,她端來親手做的早飯,丈夫的衣服她親手縫製和漿洗,夏有單,冬有棉。漸漸地,吳月琴用無言的愛的溫暖融化了丈夫的心,他們慢慢地融合了。

王淦昌在家鄉念完國小,到上海念中學。“五四”運動之後,“反對包辦婚姻”、“爭取婚姻自由”的口號喊得震天作響。王淦昌心靈受到極大震動,他似乎覺得自己犯了一個錯誤,成了封建禮教的犧牲品,不敢在同學面前提及他已娶妻子,又不敢在外婆和妻子面前提及新文化運動,矛盾、困惑一起向他襲來。

4年苦讀,王淦昌考入清華大學。放寒假了,王淦昌回家過年,剛進家門,妻子欣喜若狂地抱著剛出世不久的女兒來到他面前,對他說:“你學問高,就給孩子取個名吧!”“孩子?誰的孩子啊?”王淦昌對這個突然到來的驚喜感到不知所措。他還沒有做父親的思想準備,他的事業在清華,他的理想在清華,他要和身邊的那些有志青年一樣,為中華的崛起和騰飛而奮鬥。早早地結婚生子,背著沉重的生活負荷,如何實現自己遠大的理想?整個寒假,他在深深地自責,又在愛的漩渦裏不能自拔。開學了,妻子照樣為他收拾行裝,依然是那句話:“你放心走吧,家裏的事不用你操心。”

大學畢業了,王淦昌未與家人商量,考取了赴德國官費留學的研究生。家裏人幾乎沒有人表示支持和贊同。上大學4年,妻子先後為他生下3個兒女,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誰來撫養?他對得起妻兒嗎?看著眼前活潑可愛的孩子和愁腸百結的妻子,王淦昌猶豫了,動搖了。吳月琴深明大義地表白了自己的態度:“淦昌,出國留學機會難得,是去是留你自己選擇,我和孩子不拖你的後腿,我隻想說一句話,你以後千萬不要忘了孩子……”“不,還包括你,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是王淦昌留給妻子的承諾。

轉瞬間十多年過去了,王淦昌成為知名的科學家。但何為人夫?何為人父?面對妻子兒女,他感到內疚

1930年秋天,王淦昌來到德國柏林大學求學。當時的德國,正處于戰後發展時期,是現代物理學最活躍的年代,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得到了迅猛發展,是公認的物理學黃金時代。王淦昌的導師邁特內是一位被愛因斯坦評價為“天賦高于居裏夫人”的著名實驗物理學家。

王淦昌在德國柏林大學威廉皇家化學研究所度過4年。這4年,他心無旁騖,刻苦鑽研,躋身于世界科學的前沿。1934年4月,王淦昌帶著柏林大學哲學博士那個令人仰慕的頭銜回到了災難沉重的祖國。從1934年到1949年全國解放,王淦昌先後在山東大學和浙江大學任教。這是一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其間爆發了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王淦昌一家飽嘗了顛沛流離之苦。如今當了教授,有了固定工作和收入,他把妻子和兒女接到身邊共享天倫之樂。

1937年,伴著戰爭的陣痛,他的第四個孩子出世,回憶那段往事,他感慨地說:“前三個孩子出生我都不在家,連孩子的名字都不是我起的,這次我一直守在妻子身邊,看著她分娩,才知道生孩子是那麽艱難和痛苦。”孩子出世後,他給孩子取名“德基”,以此頌揚妻子的偉大———“德如磐基”。

1940年,浙大遷址貴州遵義。王淦昌的小女兒王遵明在這裏誕生。居無定所,食不果腹,小女兒生下來就斷了奶水。當時,學校住在一個山凹裏。王淦昌買來一隻小羊,每天牽著那隻小羊到學校上課,放學後再到山上牧羊。一位赫赫有名的教授,用拿教鞭的手拿起牧羊鞭,聽起來似乎有點荒誕,這段艱苦的歲月給他留下一個“牧羊教授”的美稱,就是在這種環境裏,王淦昌時而為生計奔波,時而被戰亂所驚擾,可他沒有忘記自己的事業和追求,他用超人的智慧和才華培養了一大批包括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李政道在內的科學家。

新中國的誕生,使王淦昌看到了希望之光,再也不會流離失所,再也不會妻離子散,正當他安心教學科研大展宏圖之時,一紙調令,把他調往北京。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具有戰略眼光的新政府決定成立中科院並開展原子核科學的研究工作。當時,人才缺乏,搞原子科學的人在國內屈指可數,王淦昌自然是其中的中堅。1950年2月,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名義邀請王淦昌到科學院工作,王淦昌隻身來到北京。在中科院,他結識了錢三強、嚴濟慈等一批成就卓著的科學家,和他們一起確定了理論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線、放射化學等主要領域的科研方向,為中國的核物理發展作了偉大的奠基。

1956年,王淦昌受國家委派赴蘇聯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王淦昌出國不久,妻子和兒女的突然到來給他帶來一個意外的驚喜。“月琴,你怎麽來了?”“沒想到吧?”妻子以問作答。王淦昌的確沒想到,這是周總理的安排。“到蘇聯工作的中國專家,是我們強國的骨幹和精英,一定要讓他們集中精力搞好科研,生活上要給他們安排好,這是一項政治任務。”這是總理的指示。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日理萬機,卻沒有忘記關心幾個在國外工作的專家的生活問題,為此,王淦昌深受感動。正是這份特殊的關愛激發了王淦昌的創造激情,此後不久,他和周光召、丁大釗等人一起完成了一項震驚世界的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這項偉大的發現,使他獲得國家頒發的自然科學一等獎。

王淦昌的神秘“消失”,不止外國人感到奇怪,就連家人也感到奇怪。直到十多年後,妻子才知道了丈夫的“秘密”

正當杜布納的科學家們歡呼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這一偉大成果時,王淦昌卻悄然離開杜布納回到祖國。

“王先生,這次讓你回國,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你做,讓你參加並領導核子彈的研製工作。”二機部部長劉傑找他談話,劉部長開門見山。“毛主席和黨中央已經作出決定,我們也要研製核子彈。現在有人想卡我們,我們要爭口氣,造出自己的爭氣彈!”

我們也要造核子彈了?聽了部長的話,王淦昌心裏好一陣激動,他感謝部長的知人善任,也為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而躍躍欲試。

“毛主席給核子彈工程定名為‘596’工程,它是國家最高機密,對外絕對保密,從現在起你必須長期隱姓埋名,跟海外也要斷絕來往和關系,這些能做到嗎?”劉部長用殷切的目光等待回答。

“能做到!”王淦昌作了一字千金的承諾。

“你是國內外著名科學家,為了工作需要,你必須有個化名,叫什麽名合適呢,你自己想想看?”

“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王淦昌脫口而出。“好,王京同志,就讓我們等待你的好訊息吧!”兩隻大手緊緊地握在一起,王淦昌從中感受到重托、信任、期待和支持。

受領任務回來,王淦昌才想到妻子兒女們還在杜布納,她們還不知道自己已經受領了新的任務,不能再回蘇聯。

從蘇聯回來後,妻子的第一個感覺是丈夫變了,變得像換了一個人,變得連家裏人也感到陌生起來,經常到外地出差,回家後很少說話,最讓人不可理解的是居然改換了名字。“你為什麽要改名?”妻子問道。“工作需要。”王淦昌回答。“什麽工作這麽保密?”“是一項絕對保密的工作,就連家裏人也不許知道。”妻子知道丈夫做的是大事,以後從不再問及。後來,為了工作需要,王淦昌隻身一人去了中國西部戈壁灘上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潛心研究他的核子彈事業,這一去就是十多年。直到數年後中國第一顆核子彈爆炸成功。

妻子知道丈夫在做大事,可孩子們不知道。父親常年在外地工作,好不容易回家一次,卻像木頭人似的很少說話。孩子們的工作沒時間考慮,孩子在想什麽他無暇過問,3個女兒相繼結婚他沒參加一個婚禮,孩子們對他有怨氣。好在孩子們爭氣,5個孩子全部考上大學。

王淦昌90歲壽辰,他的得意門生李政道博士從美國專程趕來為恩師祝壽。李政道博士問他,你一輩子最滿意的是什麽,王淦昌回答說,他這輩子最滿意的有兩件事,一個是他的妻子和兒女,另一個就是他的研究成果核聚變。妻子雖然沒有多少文化,可她卻把5個孩子全部培養成大學生,功不可沒。

1997年8月的一天,王淦昌像往常一樣吃完飯在路邊散步,被一個莽撞青年騎車撞倒,他股骨頸骨折被送進醫院。剛剛能丟掉雙拐下地,妻子吳月琴又住了醫院。王淦昌拖著未痊愈的病體經常前來看望老伴。半年後,老伴吳月琴仙逝,王淦昌悲痛至極,坐著輪椅前來為相濡以沫的妻子送行。又是一個半年後的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無怨無悔地追隨和他相伴了78年的妻子而去,為世人留下一部偉大的世紀愛情經典。

啓發思考 循循善誘

王淦昌先生1930年赴德國柏林大學留學獲博士學位後,于1934年4月回國,同年7月受聘于山東大學物理系任教。那時他才二十幾歲,是位年輕的知名教授,又因為他長得一副娃娃臉,有些老教授都戲稱他為“娃娃教授”。他一直活躍在物理發展前沿,造詣很高,備受大家敬重。王淦昌先生來校後提倡啓發式教學,循循善誘,重視學生的基礎教育和實踐能力。他認為隻有扎實的基礎,才能出人才,出成果。不論做實驗,還是上課,他都鼓勵學生動腦筋去思考問題,講出自己的想法。他講課時深入淺出,簡潔明了,鼓勵學生提出問題,並自己去解決問題。由于王淦昌先生講課活,深受學生喜愛,因而除本系學生外,還吸引了大批外系學生找王教師請教問題。

一次,一位學生向王教師提出一個他自己認為難以解釋的光學現象,請他指點。王先生先是一言不發,彎下腰用手提起他的藍色長衫的一個襟角,往長衫上甩了一些水,然後雙手提高長衫的兩個襟角,對著窗外的天空,讓那位提問的學生在後面往外看,接著問那位學生:“明白了嗎?回去想想再來討論。”

學生問的這個問題,說不上是個難題——衣服濕了為啥顏色會變深呢?看著王淦昌先生的神情,當時旁觀的學生進入了深深思考,最後終于明白過來。有的學生還在腦子裏閃出了一系列其他問題。

在山大兩年多的教學中,王教師循循善誘的啓發式的教學方法漸漸使學生明白過來,教書不隻是傳授知識,更要啓發思維,增強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王淦昌老師傳授知識的方法是巧妙的。受王淦昌老師的影響和帶動,一些教師學會了一套教學藝術,巧妙地解答學生的提問,有時迂回誘發,多做教學演示,也故意保留一點結論,讓學生自己去琢磨。

50多年以後王淦昌先生回憶這段教學生活時說,30年代山東大學的學風,較為嚴謹篤實。教授一律擔任課堂教學,效果顯著,或可符合“名師出高徒”之諺語。對學生要求嚴格,註重質量,實行學分淘汰製,所以學生都肯勤奮攻讀,刻苦上進,形成濃鬱的學習風氣。科學研究工作,更是學校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內容,每周星期一的“總理紀念”會上,向例由教授輪流作學術講演,各系的學術報告會或討論會從不間斷。王淦昌先生在山大兩年半的時間中就作了8次學術報告。當時,全校呈現出學術空氣濃厚,學術思想活躍的喜人景象。學生進入高年級後,均須選出專題,由教師指導進行獨立研究,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和開拓精神。1935年,中山文化教育基金會舉行全國大學生物理學考試和征文兩項競賽,公、私立大學各選3名學生參加,山東大學物理系選送5人全部入選,成績都名列榜首,為學校贏得了社會聲譽。

自製教具“一箭雙雕”

1933年,山東大學在青島較為穩定的環境裏,有大批的高水準的師資力量,進入迅速發展階段。但是,當時國難當頭,教育經費嚴重不足,教學設備非常匱乏,為了提高教學質量,教師們親自帶領學生克服困難,自製各種教學儀器。光學和電子學,分別由何增祿、李珩、任之恭和王淦昌等負責開設。近代物理實驗設備除了大部分從德國訂購外,有不少簡單的部件,例如光電管、計數管等都是由王淦昌先生帶領技術員、助教和高年級學生一起動手製造的。

王淦昌先生除了教學工作之外,就到實驗室指導大家並親自動手製作一些教具,幹得非常認真,非常仔細。這是他倡導的很重要的工作,把它當作教學的一部分。他非常幽默地對同事說:“這樣做‘一箭雙雕’,不但保證了教學的急需,而且培養了學生的動腦動手能力。”在王淦昌先生的親自帶領和努力下,兩年左右的時間,就建立並充實了近代物理實驗室。回想這段歷史,使王淦昌先生長期縈系于懷的是,那時學校善于管理,處處註意勤儉節約,把行政人員減到了最低標準,把行政經費壓到最低限度,從原來不足的經費預算中,通過精打細算,厲行節約,每年堅持,積少成多,用集腋成裘的辦法建設學校。

到1936年,王淦昌先生離開山大去浙大時,山大已建成科學館、化學館、水力實驗室等一大批設施,並增添了一些必要的教學設備。50年後,王淦昌先生總結這段歷史時說:“這種自力更生,勤儉辦學的優良傳統,應該是山東大學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大事年表

1907年5月18日,王淦昌誕生于江蘇常熟。

1941年,王淦昌提出了驗證中微子存在的實驗方案,並為實驗所證實。

1953年至1956年,他領導建立了宇宙線實驗站,使我國宇宙線研究進人國際先進行列。

1959年,他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領導一個研究小組,在世界上首次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把人類對物質微觀世界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1964年,王淦昌又提出了用雷射打靶實現核聚變的科學構想,是世界上雷射慣性約束核聚變理論和研究的創始人之一,使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科研工作能走在當時世界各國的前列。

1984年,他又領導開闢了氟化氫準分子雷射慣性約束聚變研究的新領域。

1986年,王淦昌與我國三位著名科學家一起提出了對我國高技術的發展有重要意義的建議,在鄧小平的積極支持下,國務院在聽取專家意見的基礎上,製定了“863”計畫,為我國高技術發展開創了新的局面。

王淦昌是我國實驗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線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他參與我國核子彈、氫彈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製的試驗研究和組織領導,是我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榮譽記錄

王淦昌

1941年,他獨具卓見地提出了驗證中微子存在的實驗方案並為實驗所證實。

1959年,他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領導一個研究小組,在世界上首次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把人類對物質微觀世界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1964年,他獨立地提出了用雷射打靶實現核聚變的構想,是世界雷射慣性約束核聚變理論和研究的創始人之一,也使中國在這一領域的科研工作走在當時世界各國的前列。

1984年,他又領導開闢了氟化氪準分子雷射慣性約束聚變研究的新領域。

王淦昌參與了中國核子彈、氫彈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製的試驗研究和組織領導,是中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由于他對中國科學技術事業和國防建設的卓越貢獻,曾榮獲兩項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一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等多項重要獎勵。

王淦昌非常關心中國科學技術,特別是高科技事業的發展。

1986年3月,他與王大珩、楊嘉墀、陳芳允一起提出了對中國高技術的發展有重要意義的建議,在鄧小平的親自批示和積極支持下,國務院在聽取專家意見的基礎上,製定了中國高技術發展的“863計畫”,為中國高技術發展開創了新局面。

王淦昌先生除了領導了中國核科學事業和核子彈、氫彈等核武器工程,他在科學研究領域建樹頗豐,從1940開始至80年代,王先生幾乎每十多年就有一項世界級成果和重大發現。

王淦昌先生為人謙遜,生前曾多次告誡身邊工作人員,不要把自己譽為“兩彈之父”,這個成績歸功于集體、歸功于國家和人民。這是多麽高尚的品質啊!當今的中國就缺少這種精神。

王先生也多次說過:要做科學家,不要當科學官。”

人物雕塑  

王淦昌

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標志性建築,與錢三強先生雕塑並立于原子能院主樓北面翠柏林中,周圍被鮮花環抱,為了紀念王淦昌教授卓越的科學貢獻以及緬懷王先生在原子能院工作所建。每年都有各地人士和青少年前往瞻仰。

南華大學標志性建築物,為了紀念王淦昌教授對南華大學核專業的貢獻而建。

王淦昌教授系南華大學(原中南工學院)顧問,曾幾度到原中南工學院指導核科學技術學科的建設工作。    

相關詞條

其它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