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北宋政治家、改革家、文學家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鬱然病逝于鍾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哲學上,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短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 “王荊公體”。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 本名
    王安石
  • 別稱
    舒王、王荊公、王文公
  • 字型大小
    介甫、半山
  • 所處時代
  • 民族族群
    漢人
  • 出生地
    撫州臨川(今江西臨川)
  • 出生日期
    1021年12月18日
  • 逝世日期
    1086年5月21日
  • 主要作品
    《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
  • 主要成就
    王安石變法、收復五州
  • 謚號

人物生平

少年英才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臨川(今撫州市臨川區),父親王益,時任臨川軍判官。王安石自幼聰穎,酷愛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稍長,跟隨父親宦遊各地,接觸現實,體驗民間疾苦。文章立論高深奇麗,旁征博引,始有移風易俗之志。

王安石畫像王安石畫像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隨父入京,以文結識好友曾鞏,曾鞏向歐陽修推薦其文,大獲贊賞。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寘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度判官。任滿後,王安石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調為鄞縣知縣。王安石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宋仁宗舉薦,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歐陽修舉薦為諫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辭。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家為由,任命他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

王安石主張“發富民之藏”以救“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宋代董煟所著《教荒活民書》,以封建國家從皇帝到各級官吏職責為根據,提出在救荒時各自應該完成的工作。他講道:“賑濟者,用義倉米施及老、幼、殘疾、孤、貧等人。米不足,或散錢與之,即用庫銀糴豆、麥、菽、粟之類,亦可”。有學者認為董煟提出了系統的賑濟學說理論,特別提出了對殘疾人群體的救助,為後世的救助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宋代還特別註重倉儲在救災救濟中的作用。歷代出現過的倉儲形式在宋代幾乎都曾設立過,如常平倉、社倉、義倉等,另外還有廣惠倉、半儲倉、平餘倉則是宋代的創舉。這些倉儲形式對救濟殘疾人等社會弱勢群體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下詔設定廣惠倉,救濟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

陳說政事

嘉佑三年(1058年),調為度支判官,王安石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認為症結的根源在于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于效法古聖先賢之道、改革製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構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並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隻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宋仁宗並未採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懇辭入朝

此後,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館閣之職,均固辭不就。士大夫們以為王安石無意功名,不求仕途,遺憾無緣結識;朝廷屢次想委以重任,都擔心王安石不願出仕。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起居註》,王安石辭謝多次才接受。不久王安石任職集賢院知製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朝眾士大夫都引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職期間,朝廷規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刪改詔書文字,王安石認為立法不該如此,據理力爭,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親病逝,遂辭官回江寧守喪。

宋英宗繼位後(1063年—1066年),屢次征召赴京任職,王安石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入朝。

越次入對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起用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召見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製。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主張,要求其盡心輔佐,共同完成這一任務。

王安石隨後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熙寧變法

主詞條:熙寧變法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于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製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

熙寧四年(1071年),頒布改革科舉製度法令,廢除詩賦詞章取士的舊製,恢復以《春秋》,三傳明經取士。同年秋,實行太學三舍法製度。

新舊黨爭

主詞條:新舊黨爭

變法伊始,王安石對神宗提出奸佞之論,建議神宗要辨別小人並加以懲處。新法頒布後,王安石擢拔呂惠卿章惇蔡確等多人,參與變法的實施。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鬥爭。

御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神宗貶為地方官,王安石舉薦呂公著代替其職。韓琦上疏規勸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神宗打算同意,執政曾公亮、陳升之等乘機附和,王安石雖多方辯駁,神宗仍然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隨後,王安石稱病在家,繼而請求辭官歸隱。韓絳等規勸,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陳數朝廷內外諸官互相依附勾結的情況,進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懷天下。

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範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製誥宋敏求、李大臨,御史林旦、薛昌朝、範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皆被罷出朝廷。其後,呂惠卿因父親去世離開朝廷,王安石便對曾布委以重任,對他非常信任。

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三次寫信給王安石(《與王介甫書》),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製。王安石回信(《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的指責逐一反駁,並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隨後神宗欲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司馬光趁機復議廢止新法,神宗沒答應,司馬光遂辭職離京。

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自斷手腕現象,知府韓維報告朝廷,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神宗則認為應聽取百姓之言。

罷相始末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飢民流離失所,,群臣訴說免行錢之害,神宗滿面愁容,欲罷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認為天災即使堯舜時代也無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監安上門鄭俠反對變法,繪製流民旱災困苦圖獻給神宗,並上疏論新法過失,力諫罷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慈聖和宣仁兩位太後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宋神宗對變法也產生了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改任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從禮部侍郎超九轉而為吏部尚書。

王安石罷相後,奏請皇帝讓呂惠卿任參知政事,又要求召韓絳代替自己,二人堅持王安石製定的成法。呂惠卿掌握大權後,擔心王安石回朝,借辦理鄭俠案件的機會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又興起李士寧案件來傾覆王安石。韓絳覺察到呂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請召回王安石。

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經義》寫成,加封為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呂惠卿外調為陳州知州。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嚴重,新法很難繼續推行下去。

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請求離職,同年長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外調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次年,改任集禧觀使,,封舒國公。

元豐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為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改封荊國公。

病逝江寧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後高氏垂簾聽政。哲宗即位後,加王安石為司空

高太後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聽政後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獲贈太傅,葬于江寧半山園。

紹聖元年(1094年),章惇執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廟庭,謚號“文”。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後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奪王爵,毀去配享的畫像,降王安石從祀于廟廷

主要成就

變法革新

主詞條:王安石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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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御,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積貧局面的改變

政府財政收入大幅成長。通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國家增加了“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新的財政收入項目,在發展生產、均平賦稅的基礎上,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豪強地主的兼並勢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戶的高利貸,限製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方田均稅法限製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市易法使大商人獨佔的商業利潤中的一部分收歸國家,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免役法的推行使農戶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社會經濟發展,人民負擔減輕,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積弱局面的改善

參考詞條:熙河開邊

改變“積貧積弱”的現象是王安石變法的總方針,富國強兵是變法的總目的。通過“強兵之法”的推行,積弱局面得以緩解,北宋國力有所增強。保甲法的推行,加強了農村的封建統治秩序,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建立了全國性的軍事儲備,並節省了大量訓練費用;裁兵法提高了 軍隊士兵貭素;將兵法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加強了軍隊戰鬥力;保馬法使馬匹的質量和數量大大提高,同時政府節省了大量養馬費用;軍器監法增加了武器的生產量,質量也有所改善。

變法的強兵措施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面。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裏,受撫羌族三十萬帳。這是北宋軍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兩宋時期漢民族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作戰時,北宋朝廷開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獲全勝的唯一戰例。同時培養出了王韶、章楶等傑出將領,並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對宋與西夏的戰爭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文學成就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于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幹枯,但不失大家風範。​

散文

王安石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的論說文,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結構謹嚴,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為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

王安石的短文,直陳己見,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獨特風貌,如史論《讀孟嘗君傳》,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層次分明,議論周密,詞氣凌厲而貫註,勢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辯的邏輯力量。還有一部分山水遊記散文,簡潔明快而省力,亦記遊,亦說理。

詩歌

主詞條:王荊公體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以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前期創作主要是“不平則鳴”,註重社會現實,反映下層人民的痛苦,傾向性十分鮮明,風格直截刻露;晚年退出政壇後,心情漸趨平淡,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後期創作“窮而後工”,致力于追求詩歌藝術,重煉意和修辭,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當時詩壇上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大致可分為抒寫情志和闡釋佛理兩類,“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其抒情詞作,寫物詠懷,多選空闊蒼茫、淡遠純樸的形象,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豪縱沉鬱,同範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共開豪放詞之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歷史評價

史書評價

《宋史》評價

《宋史·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歷代評價

北宋評價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後,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後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這一定讞對于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凶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中國皇權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後,王安石變法整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後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裏,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于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于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賢”優良傳統的一種表現;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著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一是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後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二是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後,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于對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學家對荊公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斥荊公新學為異端邪說“于學不正”、“雜糅佛道”或“學本出于形名度數”,二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予以無情打擊。由于理學在元明清被定為一尊的統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荊公新學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三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祐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20世紀上半葉的評價

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

梁啓超王荊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王荊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梁啓超稱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胡適也有類似的評價,其後研究者雖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啓超的肯定性評價為大多數人所尊奉,而成為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

1949年以來的評價: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

一、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研究王安石變法並產生較大影響的學者,當推鄧廣銘先生和他的門人漆俠先生。他們在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性質上與20世紀前半葉的肯定又不盡相同,其特點是:一是註重強調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性,即把王安石變法置于宋代特定的時代歷史環境中。二是對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態度,即王安石變法在實現其富國強兵,推動了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歷史的前進。三是對司馬光及其反對派的否定,認為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的政治運動阻礙了歷史的前進。這是對自南宋初以來是司馬光而非王安石的傳統觀點的徹底否定,也與梁啓超以來的評價有所不同,梁啓超對王安石變法的翻案並未否定司馬光。四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原因一般歸結為保守勢力的強大、變法派內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動搖和過早的去世。

二、文革中王安石被作為法家的傑出代表,把其變法看作是儒法鬥爭的典型事例。在1973—1976年10月間,相關文章共發表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四人幫”的宣傳班子,專門為“四人幫”製造輿論,他們炮製的文章雖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猶如重磅炸彈,一時影響極大。羅思鼎《從王安石變法看儒法論戰的演變—讀<王荊公年譜考略>》。二是工廠、學校和部隊的理論小組和學習小組撰寫的文章,都根據“四人幫”的調子,上綱上線,無學術意義可言。三是一些專家、學者經受不住強大的政治壓力,違心地跟著撰寫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學界發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矯正“四人幫”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扭曲,並力圖澄清一些基本史實,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三、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出現三種意見: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發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變法簡論》,對王安石變法的再評價隨之而熱烈地展開。肯定說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來的肯定性意見。否定說又有兩種不盡相同的意見,第一種是對五六十年代肯定觀點的全盤否定:王安石不應算作中小地主的代表,王安石變法的客觀效果是加重了對農民的負擔,阻礙了商品經濟的正常發展,變法期間社會矛盾依然尖銳,一句話王安石“富國有術,強兵無方”,應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種否定意見是以全盤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馬光,亦即“尊馬抑王”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說,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古代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動,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變法期間生產有所發展,財政狀況好轉,基本上達到了富國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實施過程中給勞動人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增加了新的負擔。對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發展的關系,也是肯定它還有對商品經濟發展起積極影響,又承認它對商業活動的發展有不良影響。

國外評價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于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按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是他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因為變革是對以往的體製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數敏感的發現者覺察到了原有製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種要求不隻是給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順應多數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後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治的可能和方向。

人物評價

參見詞條:王安石變法的相關評價

王安石王安石

韓琦: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曾公亮: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

曾鞏: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

司馬光: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黃庭堅:餘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于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張芸叟: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

楊時:今日之禍(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實安石有以啓之。

朱熹: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陸九淵: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于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朱光庭: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

嚴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為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

崔鶠: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

敖器之: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

羅大經: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顏習齋:①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②且公之施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

蔡上翔: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裏,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

蔡東藩: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矯情立異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為唐太宗,而安石進之以堯、舜,神宗目安石為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況。試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為所惑乎?當時除吳奎、張方平、蘇洵外,如李師中者,嘗謂其必亂天下。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誤在未審國情,獨執己見,但知理財之末跡,而未知理財之本原耳。當安石知鄞時,略行新法,邑人稱便,即嘵嘵然曰:“我宰天下有餘。”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詬病,而安石愈覺自是,黜陟予奪,任所欲為。至若登州婦人一案,較諸鬥鶉少年,尤關風化,同僚謂不宜減罪,而彼必欲減免之,蓋無非一矯情立異之見耳。夫朝廷舉措,關系天下安危,而顧可以矯情立異行之乎?我姑勿論安石之法,已先當誅安石之心。

梁啓超:①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綉,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②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列寧: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

毛澤東:(王安石)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

黃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隻是執行于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餘英時: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後,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為首的執政派聯成一黨,不復具有超越的地位。

親屬成員

輩分關系人物簡介
祖父輩

祖父

王用之,曾任衛尉寺丞
祖母
謝氏,色和容謹,行儉而勤。為婦順,為母慈,相夫教子,頗見其效。
叔祖

王貫之,真宗鹹平三年(1000年)于陳堯咨榜中進士。

父輩
父親
王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
姨母
徐氏,王益前妻
生母
吳氏,撫州金溪人,王益的續弦(第二任妻子)。
平輩
長兄
王安仁,徐氏之子,皇祐元年馮京榜進士。
二兄

王安道(1017年-1051年),字仁甫,徐氏之子,曾授衡州軍司法參軍。

大弟王安國(1028年-1074年),字平甫,曾任武昌軍節度推官,西京國子教授。
二弟王安世(?-1059年),曾任太平州當塗縣主簿。
三弟王安上,字純甫。 
四弟

王安禮(1034年-1095年),字和甫,官至尚書左丞

大妹嫁與江陰張奎
二妹嫁與江陰朱明之
三妹嫁與揚州沈季長
子女
長子

王雱(1044-1076年),與其父王安石、叔父王安國並稱“臨川三王”。

次子
王旁 
早夭之子

群牧判官任上所生之子(1055年—1057年)。

長女

吳氏,嫁建州浦城吳充之子吳安持

次女
蔡氏,嫁蔡京之弟蔡卞
早夭之女 于鄞縣所生之女(1047年4 月—1048年6 月)。
孫輩
孫子王桐(約1084年—1113年),王旁之子,娶有宜人鄭氏為妻,育有兩子王璹、王珏。
繼孫

王棣,王雱的過繼子,曾任太僕少卿。

長曾孫

王璹:王桐之子,宣和四年(1122年),靠其曾祖王安石祖蔭任宣義郎

次曾孫王珏:王桐之子,王璹之弟。參與北伐、許身國是。

(註:王安石家世資料參考來源: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

軼事典故

拗相公

明末馮夢龍纂輯的《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寫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事。王安石告老還鄉時,沿途所見所聞,都是百姓對變法的不滿和怨憤,因之抑鬱、悔恨而逝。文中寫道:“因他性子執拗,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為‘拗相公’。”

三不足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話並不是王安石所說,卻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將它歸到王安石名下。“天變不足畏”指的是對自然界的災異不必畏懼;“祖宗不足法”是指對前人製定的法規製度不應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對流言蜚語無需顧慮。後世對這三句話多加褒獎,認為它表達了一位改革家無所畏懼的精神態度。王安石正是以這種精神毅力來頂住一切壓力、排除一切阻力,堅定不移推行新法的。

清廉樸素

王安石做宰相的時候,兒媳婦家的親戚蕭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訪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請他吃飯。第二天,蕭氏子穿盛裝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會用盛宴招待他。過了中午,他覺得很餓,可是又不敢就這樣離開。又過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餚都沒準備。蕭公子心裏覺得很奇怪,喝了幾杯酒,才上了兩塊胡餅,再上了四份切成塊的肉,上飯後,旁邊隻安置了菜羹罷了。蕭氏子很驕橫放縱,隻吃胡餅中間的一小部分,把四邊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餅拿過來吃了,那個蕭公子很慚愧地告辭了。

不邇聲色

王安石任知製誥時,王安石的妻子吳氏,給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問:“你是誰?”女子說自己是“家欠官債、被迫賣身”而來。王安石聽罷,不僅沒收她為妾,還送錢給她,幫助她還清官債,使其夫婦破鏡重圓。

有人告訴王安石的夫人,說她丈夫喜歡吃鹿肉絲。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菜,隻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夫人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麽地方?大家說,擺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一下,鹿肉絲放得離他最遠。結果,人們才發現,王安石隻吃離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擺著鹿肉絲,他竟完全不知道。

千錘百煉

王安石作《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隻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第三句最初寫作“春風又江南岸”,覺得不好,後來改為“”字,讀了幾遍,又嫌不好;又改為“”字,然後又改為“滿”字,換了十多個字,最後才確定為“”字: “春風又綠江南岸”。

囚首喪面

王安石不註意自己的飲食和儀表,衣裳骯髒,須發紛亂,儀表邋遢,王安石的這些惡習眾所周知。蘇洵曾經描述王安石說:“衣臣虜之衣,食犬憊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

慶歷五年(1045年)三月,韓琦任揚州知府,王安石為簽判,成了韓琦的幕僚。王安石經常通宵達旦地讀書,因此當差的時候時多來不及洗漱裝扮。韓琦以為王安石夜夜尋歡作樂,就勸他不可荒廢讀書。王安石也不辯解,隻是說韓公不能知我,後來韓琦才發現王安石非常有才華。

主要作品

存世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等。

史書記載

範沖等《神宗實錄》

脫脫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第八十六》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

後世紀念

故裏

主詞條:王安石故裏

王安石故裏目前有臨川和東鄉兩種說法,東鄉王安石故裏位于江西省東鄉縣上池村,距離縣中心25公裏,該村始建于北宋、迄今已逾千年,儲存下來的建築主要是明清以來修建的,是展示中國明清建築藝術及其發展歷史的文物保護區,存世有100餘棟古代建築和十多處和王安石有關的遺跡,1985年,省人民政府列為第一批省級風景名勝點。2000年7月,被省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主要景點有世宦祠、西引寺、龍安殿、荊公橋、荊公陂、荊公別墅、荊國世第門樓等遺址。

墓葬

主詞條:王安石墓

據史載,王安石病逝後,葬鍾山南麓東三裏,原寶公塔與草堂寺之間。王安石家人,除父親王益和大哥王安仁葬牛首山外,其生母吳氏,弟王安國、王安禮,子王雱也葬于鍾山南麓。墓前有華表、墳庵,兩側有樹木拱抱。明初,鍾山南麓獨龍阜玩珠峰被朱元璋選為陵寢之地後,靠近陵寢的蔣山寺寶公塔、八功德水等古跡被遷走。王安石及其家族墓亦被遷走。一說是遷至麒麟門,另一說是遷回老家江西。

紀念館

主詞條:王安石紀念館

江西撫州王安石紀念館

撫州王安石紀念館,于1986年11月建成對外開放。紀念館佔地20畝,建築面積1560平方米,陳列廳600平方米,是一座具有江南園林意境和宋代建築遺韻的仿宋府第園林式建築群。館內有門樓、隱壁、水榭、碑廊、亭台、荷池、曲橋,闢有問月軒、蹄躅園、辛夷園、荊公亭、懷文堂等園林景觀。

王安石紀念館王安石紀念館

浙江鄞縣王安石紀念館

位于浙江鄞縣忠應廟內,以照片、繪畫、實物等展品生動形象地介紹了王安石的生平和治鄞政績,以紀念他在鄞縣時的每項改革。館內陳列有“王安石在鄞史跡”,分“荊公年譜”、“治鄞方略”、“重修東湖”、“興學教化”、“詠鄞風採”、“豐碑永存”、“湖區新貌”等7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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