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 -東漢哲學家

王充

東漢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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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27-約97),東漢唯物主義哲學家,無神論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今屬浙江)。王充年少時就成了孤兒,鄉裏人都稱贊他孝順。後來到京城,進太學學習,拜班彪為師。

王充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立論宗旨,以"天"為天道觀的最高範疇。以"氣"為核心範疇,由元氣、精氣、和氣等自然氣化構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與天人感應論形成對立之勢。其在主張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學等方面彰顯了道家的特質。他以事實驗證言論,彌補了道家空說無著的缺陷。是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者與發展者。

王充思想雖屬于道家卻與先秦的老庄思想有嚴格的區別,雖是漢代道家思想的主張者但卻與漢初王朝所標榜的"黃老之學"以及西漢末葉民間流行的道教均不同。《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

  • 中文名稱
    王充
  • 出生地
    會稽上虞
  • 信    仰
    儒道
  • 逝世日期
    約公元97年
  • 民    族
  • 國    籍
    東漢
  • 職    業
    哲學家,思想家,文學批評家
  • 代表作品
    《譏俗節義》《政務》《論衡
  • 出生日期
    公元27年(丁亥年)
  • 別    名
    王仲任

簡介

王充(27—約97),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今浙江上虞)人。

東漢學者 王充--王山甲繪製東漢學者 王充--王山甲繪製 王充王充

王充喜歡博覽群書但是不死記章句。家裏窮沒有書 ,經常去逛洛陽集市上的書店,閱讀那裏所賣的書,看一遍就能夠背誦,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學成以後,做過郡縣的小吏,後因觸犯上官辭官而去,回到鄉裏教書。會稽郡征聘他為功曹,因為多次和上級爭論,和上級不合而辭職離開。

王充擅長辯論,開始的話好像很詭異,最後卻又得出實在的結論。他認為庸俗的讀書人做學問,大多都失去儒家的本質,于是閉門思考,謝絕一切慶賀、吊喪等禮節,窗戶、牆壁都放著刀和筆。寫作了《論衡》八十五篇(現存八十四篇),二十多萬字,解釋萬物的異同,沖擊了漢儒的唯心主義學說。其中《訂鬼》篇以“人病則憂懼,憂懼則鬼出”的理論來闡釋,鬼是人生病時恐懼心裏所帶來的幻覺,並非真實存在,訂正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對鬼的認識,沖擊了迷信邪說。

刺史董勤征聘他為從事,改任治中,自己辭職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謝夷吾上書推薦王充有才學,漢肅宗特地下詔派遣公車(朝廷征聘賢人特定的車馬)去征聘他,王充因病未去。當時年近七十的王充,體力和腦力都衰弱了,于是寫作了《養性書》十六篇,倡導節製欲望,守住原神。永元(漢和帝年號)年間,病死在家中。生平著有《譏俗》、《政務》、《養性》、《論衡》。前三篇現已失傳。

家族顯赫

王充[2]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後。元城王氏在西漢時期極為風光,自開基始祖王賀始,王氏一門內外,上有皇後、宰相、下有列侯、將軍及各級官吏,一時間,元城王氏勢齊雲霄,榮耀非凡。到了王莽時候,廢漢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頂峰,成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隨著王莽政權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勢力急劇膨脹時期開始顯達。 “幾世嘗從軍有功”,驍勇善戰,後被封到會稽陽亭(具體位置及轄域現已不可考,一說湖州,一說義烏,但位在江浙一帶是肯定的),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趙之地遷居秀水江南。

有封邑奉養、有爵位功勛,加上朝中有人蔭蔽,遷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為當地一方大戶。可惜好景不長,長期以來養成的豪門習氣改變了這個家族的命運,王充祖上丟掉了爵位和封地,成為以農桑為業的普通人家,家族也從此走向衰落。

燕趙之地向來風行任俠鬥氣,由河北南遷而來的王氏家族也還保留著這種彪悍的作風,軍功起家使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平日裏飛揚跋扈,仗勢凌人,鄉親們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後也不知道收斂,依舊橫行鄉裏,遇到災荒之年,又幹些殺人越貨的勾當,結果仇家越來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終日。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時候,正逢上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官府已不再幹涉民間用武力解決私怨,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丟棄幾近精光的祖業,率全家遷居到會稽錢塘縣(今浙江杭州),靠經商糊口。王充父輩有二人:長子王蒙,次子王誦,王誦即王充的父親。搬到錢塘縣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鬥氣逞勇比其先輩有過之而無不及,到處欺負別人,大耍無賴,後來與當地一個丁姓豪強結怨。幾番爭鬥下來吃了不少虧,遂又舉家倉皇出逃,落戶上虞章鎮

為了講述自己的家族淵源,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順帶記載了祖上的這些不光彩行徑,本意是為了凸顯自己出身貧賤,“宗祖無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時印證自己“疾虛妄”而稟實言之的人生信條,結果卻遭到了很多人的誤解。史學家劉知幾認為這不合綱常,斥王充為“三千之罪人”,怎麽能自抖家醜呢?後人也多有詬病,“歷詆其祖父之惡,恐難稱孝”。意思是,別人都可以記,就是你王充不能記!,但王充偏偏這樣做了!在那個做出孝道就可以揚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時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為祖上諱,其特立獨行可見一斑。

在王家遷居上虞後不久,王誦迎來了長子的誕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時王家已十分窮困,“貧無一畝庇身”,“賤無鬥石之秩”。王充十歲左右時候父親去世,成為孤兒,家族頂梁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趨殘破。

孤門細族

王充一生業儒,仕路不亨,隻作過幾任郡縣僚屬,且多坎坷沮阻,從事跡上看,既無悲歌慷慨之行,也無驚天動地之業。因此無論是他自己寫的長篇自紀,還是範曄為他作的正史傳記,他的事跡都甚寥寥,實在無法引人入勝。

王充自謂出自“孤門細族”,但種種跡象表明,王家祖上還是比較風光的。《論衡·自紀篇》(下引此書,隻註篇名)曰: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卒鹹不揆(原諒)于人。歲凶,橫道傷殺,怨仇眾多。會世擾亂,恐為仇家所擒,祖父汛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商賈為事。

元城,舊縣,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北。充說其先“一姓孫一”,字頗費解,論者疑有脫誤,甚是。根據上下文意,後“一”字下當脫“姓王”二字。王氏意謂其先祖“一姓孫,一姓王”。同祖兩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頗疑王充祖先乃王孫氏之族,為先秦某工族之後,後來才分為二姓:一姓王,一姓孫。由此看來,王充的血統曾是很高貴的。

在漢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會稽陽亭。亭侯是漢代軍功爵之一。漢製,從軍立功者,依軍功大小可食邑于縣、鄉、亭。十裏一亭,十亭一鄉,鄉以上則是縣。亭的大小,約相當于後世的堡或村。級別不高,但可坐食其稅,是個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長,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發事變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無爵可繼,有家難歸,王充的祖先們隻好就近安置下來,織,以農桑為業,成了會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驍勇使氣,結果結怨甚多,眾人皆怨。一遇天災歲歉,王充的祖先們又幹些攔路搶劫,殺人越貨的勾當,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漢末年天下動蕩,秩序大亂,王汛擔心亂中被仇家綁票,于是收拾細軟,“舉家擔載”,或肩挑,或車載,離開陽亭,先遷會稽(今浙江紹興),最後留居于錢塘縣,以轉手倒賣,賈販經商為業。由此可見,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孫,而西漢封侯,進而農桑賈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輩共有二人:王蒙、王誦。王誦即是王充的父親。王充祖輩好勇任氣之習,至王蒙、王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終于又與地方豪強丁伯家結下深仇,錢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舉家遷入上虞。

這真是一個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時,已是“貧無一畝庇身”,“賤無鬥石之秩”,再加“宗祖無淑懿之德”。確實是一個“孤門細族”之家(《自紀》)。在這個家裏,迎接王充降臨的,不僅沒有任何財產、名譽地位,而且更讓他背上了一個先人無德,祖宗無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後來王充成名後,還有人以此來譏諷他。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詳盡地記載了這些家庭狀況,是比較真實的。對此,劉知幾卻不以為然,認為:“王充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必責之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傳篇》)實在不是通達之論。

幼讀經史

王氏家族雖然不是地方大戶,但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評傳》說“他的家庭是屢受排擠而行將落入貧苦勞動民眾隊伍中的家庭。”(《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二卷)這個估計是合乎實際的。王家祖宗盡管在社會上大耍無賴,好勇鬥氣,但對王充還是十分痛愛的,也十分王充塑像註意培養。《後漢書》本傳說:“充少孤,鄉裏稱孝。”似乎他從小不是失去父愛,就是缺乏母慈。這並不符合實際。王充《自紀》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嘗答,母未嘗非,閻裏未嘗讓(譴責)。”可見雙親俱在,且很慈愛,未嘗見背。王充少時,不喜歡押呢戲辱等無聊遊戲。其他小孩喜歡掩雀捕蟬,戲錢爬樹,王充從來不去參與,表現出孤介寡和,端庄嚴整的氣質。這引起王誦的重視,六歲便教他讀書寫字,八歲進他上國小。書館中學童百餘人,都因過失和書法不工遭到先生體罰,唯有王充書法日進,又無過錯,未嘗受責。學會寫字,王充告別了書館,開始了儒家經典的專經學習和儒家道德的修練。

《自紀》說: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眾奇。

可見王充接受的正規教育仍然是儒家的倫理,使用的系統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經典《論語》、《尚書》,與常人並無兩樣。鄉學既成,王充乃負笈千裏,遊學于京都洛陽。在洛陽,王充入太學,訪名儒,閱百家,觀大禮,大開了眼界,大增了學問,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實的學術風格。

負笈京師

東漢的京師在洛陽,當時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陽的一位書生,奪得天下後,特別註重文雅,尤向儒術。史稱他“未及下車,先訪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遺隱,“于是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籍,雲會京師。”為了安撫這批飽學通經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學,設博士,用他們來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學既是當時全國的最高學府,而且典籍豐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國最權威的學術活動中心。因此四方郡縣都挑選優秀青年進入太學深造,王充亦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到太學學習。

王充到太學的時間,大約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謝承《後漢書》載:“班固年13,王充見之,撫其背謂班彪曰:‘此兒必記漢事。’”謝承書已佚,此文見于範曄《後漢書·班因傳》李賢註。班因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歲,班固13歲,王充到京師時,已年滿18,正當漢光武二十年。風華正茂,正是學知識,長見識的大好時機。不過,當時太學受今文經學的影響,盛行章句之學。傳經註重家法師承,先生們將先師的遺教記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稱為“章句”。弟子們反復記誦,味同嚼蠟;恪守師訓,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緯書讖記,事無巨細,皆決于圖讖,神學迷信,充斥學壇。太學教育,不僅方法僵死,而且內容虛誕。好在這時王充的前輩學者社林、鄭眾桓譚、班彪等人都在京師,他們都是古文經學家,博學淹貫,號稱大儒。在數家之中,王充對桓譚和班彪最為推崇,受他們的影響也最深。

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譚。桓譚(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濉溪縣)人。“博學多通,遍習五經”,是兩漢之際著名學者。著有《新論》一書。他治學的特點也是“訓詁舉大義,不為章句”,與班氏父子學風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頗具求實精神,喜好古文經學,常與劉歆揚雄“辨析疑異”,尤其反對當時盛行的讖緯神學,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著殺頭的危險非議讖緯神學,對俗儒的鄙俗見解更是深惡痛絕,常常調筆譏諷,“由是多見排抵”。桓譚求實的治學精神,王充特別欣賞,他在《論衡》書中多次贊賞說:“(桓譚)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超奇》)“世間為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定賢》)

王充本來對漢代的董仲舒、司馬遷、揚雄等人十分贊賞,但在數家之中,王充對桓譚最為激賞,說“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論難追”(《案書》片“彼子長(司馬遷)、子雲(揚雄)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趙奇》)認為舒仲其文雖奇,猶可學而及之;桓譚出語高峻,非可企及。甚至與以論說為長的太史公、揚雄相比,桓譚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說桓譚為漢世學術界值定是非,就像一個公正的執法官一樣。從前漢朝的丞相陳平出佳之前,在閻裏“分均若一”,這是能當丞相的象征。桓譚論議平實如陳平之分物,也是當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毀讖緯,貶死途中。王充將這位沒過過一天丞相癮的落拓之士稱為“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並將桓譚作《新論》與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于《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在于《新論》者也。”(《定賢》)又說“質定世事,論難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書》)評定世間的事情,討論世間疑難,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受桓譚的影響,王充對神學迷信、俗說虛妄也深不以為然,他後來撰著《論衡》一書,其主旨也是“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對作》),與桓譚《新論》的主題如出一輒。

當時在京師的青年學者除班因外,還有賈逵傅毅楊終等,俱曾為官蘭台,王充也與他們有所往來。蘭台是東漢的皇家圖書館和國家史館,在那裏讀書作文,皆由公家供應紙墨,條件優越,待遇優握,是一個清高又實惠的學術機構,因此時人稱進入蘭台為登蓬萊,世以為榮。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東漢歹(的古文經學家。其父賈徽嘗從劉歆習《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訓;通《左傳》及五經本文。《後漢書》本傳又說他“自為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是一個兼得親職教育和太學教育雙美的幸運兒。他博通五經,兼明今古,對《左傳》、《國語》、《周禮》尤其專門,特別是對《左傳》的興旺發達,功勞甚大。同時他對于今文家的《大夏侯尚書》、《谷梁傳》也十分精通。他還是漢代第一個遍註群經的大儒,史書說“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明帝時,拜為郎官,與班固同在蘭台校書。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水準中在平陵習章句,深為章句之學的破碎支離所苦惱,因作《迪志詩》,以殷高宗賢相傅說後裔自居,說:“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遂以大義文採為務,斐然成章。章帝時,授蘭台今史,與班賈同業,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師習《春秋》。後隨郡上計吏至京師,見三府為《哀牢傳》不成,楊終因來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況,作傳上之,今天《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的《哀牢傳》就是楊傳的改編本。明帝奇其才,征詣蘭台,拜校書郎

班賈傅楊,俱為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共在蘭台,酬酌詩文,好不風光!明帝水準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詔群儒學士各獻《神雀賦》。百官眾僚,紛紛回響,結果隻有他們四人和侯諷的賦受明帝欣賞。王充記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明帝覽焉。”(《俠文》)

王充親睹其盛,好不羨慕!一再贊美說:“蘭台之史,班固、賈逵、傅毅、楊終,名香文美。”(《別通》)到了晚年,窮居陋巷,還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蘭台,“蹈班、賈之跡”,一則以還平生未遂之願,二則以“論功德之實”(《須頌》),報主隆思。

博覽百家

王充在洛陽除了從名師,交勝友外,還廣沙博覽,窮讀群書。《後漢書》說王充在洛陽,“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途通眾流百家之言。”在熟讀經史之餘,王充還兼及百家,通諸子之學。淺學俗儒多拘守經本,認為經為聖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窮經;一經之中,又專守一師之說,抱殘守缺,排斥異己。更莫說儒書以外的諸子百家了。因此他們目光短淺,見解鄙俗。王充通過對儒書與諸子百家的對比研究,認為諸子與儒經同等重要,有時子書甚至比經書還為可靠。他說:五經遭秦朝“燔燒禁防,伏生之徒,抱經深藏”,漢興,“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徒受經于伏生,自後名師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師徒傳相授受,形成了所謂的家法和師法。經書本身的正誤已難以辨別,更莫說經師講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雖無道,不播諸子”。由此看來,經書有遺篇,而諸子無缺文。孰劣孰優就不辯自明了。

王充認為:“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可觀讀以正說。”王充說:聖人作經也有文獻依據,“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于史)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可見諸子群籍,還是經書賴以造作的依據,哪麽正可據之以定正經書。因此他說:“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處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樣,讀讀諸子百家的書,就容易看出經書的錯誤。可是章句之儒隻知信守師說,鸚鵡學舌地“師師相傳”,代代相襲,殊不知“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書解》)。這是就經與子的關系來說的。

從一個希望成為心胸開闊、知識淵博的人來說,博涉經書以外的眾流百家更顯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說:“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龍。”所涉歷的程度和深淺不同,其所見聞和收獲自然也不同。他說做學問也是如此:“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人道彌深,所見彌大。”他又比喻說:人們遊歷都想進大都市,就是因為“多奇觀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說:“大川相間(兼),小川相屬(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學問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別通篇》)其淵博的知識就會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經子並重,博涉眾流的特點,正是他成就其博學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還註意訓練自己通博致用和造書屬文的能力,他將當時儒學之士分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鴻儒,他說:“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採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並且認為:“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托身儒門,治聖人之經,學聖人之道,遠遠勝過不學無術的俗人;但儒生僅能死守一經,不知世務,不通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效力》),故不及博覽古今的通人;通人識古通今,誠然可貴,王充曾說過:“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謝短》)但是識古通今,隻是一種知識的象征,隻要“好學勤力,博聞強識”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攝以論說,此為匿書主人”,好像那藏書家有書不能觀讀一樣,他認為:“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如果學而不能用,“雖千篇以上,是鸚鵡能言之類也。”

文人能草章屬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貴于通人。但是,文人僅能作單篇文章,不能“連結篇章”,寫成專書,所以不及能寫長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鴻儒。他認為鴻儒最為珍貴,如果說文人是知識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話,那麽鴻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級人物,若與儒生相比,就好像裝飾華美的車子與破車,錦綉與舊袍子相比一樣;如果與俗人相比,更是猶如泰山的山頂與山腳,長狄的頸項與腳掌一樣,具有天壤之別!他們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漢代的谷永、唐林,能上書言奏,依經論事,屬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劉歆、桓譚等人能鴻篇大論,著書立說,則是“鴻儒”。王充把他們與聖人同科,視為稀世之珍:“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對鴻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為一名為世所貴的鴻儒了。他師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覽百家……都是通往鴻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師遊學歷時多久,史無明文,袁山松《後漢書》說王充趕上了漢明帝臨闢雍的盛典:充幼聰朗。詣太學,觀天子臨闢雍,作《大儒論》。袁山松書已佚,這條材料見于李賢《後漢書註》。註文作《六儒論》,根據王充推崇鴻儒的思想,“六儒”當為大儒之誤。闢雍,周代為太學之一,漢代則作為尊儒學、行典禮的場所。據《後漢書·儒林列傳》,東漢闢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來得及親臨其境,光武帝便駕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親行其禮。”《明帝紀》說,水準元年(58年)十月“幸闢雍”,那麽,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師,其時他已32歲,在洛陽訪學已經14歲。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復了許多久廢的儒禮,以表示對禮治的提倡。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綉著日月星辰的禮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靈台,望雲物,吹奏迎春的樂曲,觀察物候的變化,製定《時令》書,頒給列侯、諸王,重演了一番早為孔子所嘆惜的授時“告朔之禮”。

這年冬天,明帝又親臨闢雍,舉行尊老養賢之禮。事先推定年老博學的李躬為“三老”,曾授明帝《尚書》的桓榮為“五更”,這天,天子先行到達闢雍,舉行典禮,然後派人用安車蒲輪(用蒲草裹輪以免巔簸)將三老五更接來,皇帝親自到門屏之間迎接。以賓主(而非君臣)之禮迎上柞階。皇帝下詔“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龍袍,操刀親割,將肉獻(不是賜)給三老,還親自給他酌酒;五更,則由三公如此這般地侍候。接著舉行射禮,射禮完畢,明帝歸坐于講堂之上,正襟危坐,執經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不夠級別的“冠帶縉紳”,隻有環繞著闢雍璧水,隔岸觀望了。這天,平時被人罵為窮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揚眉吐氣了一回。王充看到了這出從前隻在禮書上記載著、在儒生們口頭傳誦著的敬老尊儒大典,無疑是十分興奮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論》以頌其事。就是事隔數百年後,範曄作《後漢書》,在寫到這一盛況時,也不無激動地說:“(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後,登靈台以望雲物,袒割闢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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