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蘭夫

烏蘭夫

烏蘭夫(1906年12月23日~1988年12月8日),曾用名雲澤、雲時雨,化名陳雲章。內蒙古土默特左旗塔布村人,蒙古族。192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上將軍銜。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等職。

烏蘭夫同志是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黨和國家優秀的領導人、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領導人。烏蘭夫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民族團結復興和祖國統一繁榮建立了卓越的功勛,深受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 中文名
    烏蘭夫
  • 別名
    雲澤、雲時雨
  • 國籍
    中國
  • 民族
    蒙古族
  • 出生日期
    1906年12月23日
  • 逝世日期
    1988年12月8日
  • 職業
    政治家
  • 軍銜
    上將

生平經歷 

早在青少年時代,烏蘭夫就接受進步思想,積極參加反帝愛國學生運動。民國12年(1923年)夏,從歸綏(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高等國小畢業後,考入北平(今北京)蒙藏學校學習,在李大釗趙世炎鄧中夏共產黨人的影響和引導下,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認真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同年12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民國13年(1924年)4月,與多松年、奎璧等人主持創辦了內蒙古地區第一個蒙古族革命刊物《內蒙古農民》。民國14年(1925年)6月,同吉雅泰一起領導了歸綏地區聲援上海“五卅”慘案的反帝愛國運動。同年9月,經多松年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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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以駐京蒙古族學生代表資格,赴張家口參加內蒙古國民黨(即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後,被中共北方區委選派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民國17年(1928年)初,畢業後留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山大學進行教學翻譯。同年6月,參與中共六大會議檔案的翻譯工作。民國18年(1929年)6月,在他堅決要求回國工作的請求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瞿秋白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辦公大樓會見他和佛鼎、朋斯克、特木爾巴根等人,並作了派遣回國的指示,隨後,他與佛鼎、朋斯克、特木爾巴根等人秘密回國。7月,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受培訓的奎璧等人與之會合後一同回國。回國途中,他參加組建了中共西蒙工作委員會,先後擔任工委組織委員、書記,並在內蒙古西部地區組織農民協會,發動民眾,開展地下革命鬥爭。民國20年(1931年)秋,在中共西北特委書記王若飛的領導下,繼續在內蒙古西部地區從事黨務、軍運、情報和民族工作,在極其艱苦條件下完成了組織交給的任務。民國25年(1936年)2月21日,通過雲繼先等人秘密策動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保全隊舉行“百靈廟暴動”,打響了蒙古民族武裝抗日的第一槍。民國26年(1937年)初,他利用傅作義組建蒙旗保全總隊的機會,在保全總隊內建立共產黨地下委員會,擔任黨委書記,秘密開展工作,以保證這支蒙古族武裝執行團結抗日的政治路線。

抗日戰爭爆發後,蒙旗總隊改編為蒙旗獨立旅,他擔任該旅的政治部代理副主任,並擔任共產黨地下黨委書記,堅決貫徹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為這支軍隊成為當時蒙古族中最大的抗日武裝起到重要作用。民國27年(1938年)初,蒙旗獨立旅開赴伊克昭盟。5月,蒙旗獨立旅改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三師,他擔任政治部代理主任,共產黨地下黨委書記,並按八路軍建製在部隊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工作系統,開展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地方民眾工作,使這支部隊在極困難的條件下,長期堅持鄂爾多斯高原的抗日鬥爭。民國28年(1939年)春至民國30年(1941年)夏,配合第三師師長白海風指揮部隊,多次擊退日偽軍對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的進攻,保衛了陝甘寧邊區的北大門。民國30年(1941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決定,調赴延安工作,先後擔任延安民族學院教育長、陝甘寧邊區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為各民族團結抗戰培養了大批民族幹部。民國34年(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7月,擔任新成立的綏蒙政府主席。

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中共晉察冀邊區中央局委員、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主席兼軍事部長、內蒙古軍政學院院長、內蒙古自治學院院長等職,主要致力于內蒙古民族自治運動工作。民國34年(1945年)10月,帶領工作組赴蘇尼特右旗,積極宣傳共產黨的民族自治政策,揭露少數人企圖搞分裂的陰謀,團結廣大愛國青年,迅速解決了“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問題。民國35年(1946年)初,親率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代表團與東蒙古自治政府代表團談判解決內蒙古地區東西部統一問題,成功地召開了在內蒙古革命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四·三”會議,復原了東蒙古自治政府,為建立統一的內蒙古自治區奠定了基礎。民國36年(1947年)4~5月,成功地召開“五·一”大會,勝利地宣告中國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政權—內蒙古自治政府誕生。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堅持國家的統一,經過艱苦的工作,使內蒙古出現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統一的新局面。民國36年至民國38年(1947~1949年),先後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內蒙古共產黨工作委員會書記、內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領導了內蒙古自治區的政權建設、軍隊建設、黨組織建設、經濟文化建設,完成了農村的土地改革和牧區的民主改革任務。在對牧區的民主改革中,提出了符合牧區特點的“三不兩利”(即“對蒙古族一般大牧主的牲畜、財產一律不鬥不分,中農財產堅決不動;牧區實行保護牧民民眾、保護牧場,放牧自由,在牧民與牧主兩利的情況下,有步驟地改善牧民生活,發展畜牧業”)政策,廣泛地團結了各民族和蒙古族各階層,使牧區生產得到迅速發展。在此期間,他組織各民族民眾努力生產、踴躍支前,還指揮內蒙古解放軍部隊消滅了內蒙古地區的土匪和反動地方武裝,參加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重要貢獻。民國38年(1949年)9月21~30日,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作了《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上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的發言,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烏蘭夫烏蘭夫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庄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參加開國大典。10月9日,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0月19日,被推舉為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他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書記,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綏遠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綏遠省軍區副司令員,中共中央綏蒙分局書記,綏遠省人民政府主席。在此期間,他按照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針,為內蒙古全區域統一自治而努力工作。1950年1月,中共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北京召見他和劉春等人,研究內蒙古自治區的劃界問題,周恩來總理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確定將歷史上屬于內蒙古的區域劃歸內蒙古,建立東西部統一的內蒙古自治區,並根據他所提出的“尊重歷史,照顧現實”原則和具體建議,初步確定了內蒙古自治區的區域界限以及將歸綏市(今呼和浩特市)作為內蒙古自治區的首府。在中共中央和華北局的領導與支持下,經過3年多的不懈努力和做了大量民族政策的宣傳教育及細致的協調工作後,中共人民政府政務院于1954年1月28日批準了中共中央華北局提出的“綏遠省與內蒙古自治區正式合並,撤消綏遠省建製”的建議。1954年3月6日,綏遠省、內蒙古自治區正式合並,撤消綏遠省建製,原綏遠省轄區統一由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領導,綏遠軍政委員會、綏遠省人民政府、綏遠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同時撤消。4月25日,經中共人民政府政務院批準,內蒙古自治區首府歸綏市正式改用蒙古語原名呼和浩特市(“呼和浩特”蒙古意涵為“青色之城”)。至此,以呼和浩特市為中心,東西部統一的內蒙古自治區基本形成。在國民經濟恢復的這段時間裏,他領導著內蒙古各民族人民,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部署,積極開展了抗美援朝運動、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運動、“五反”(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騙取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為完成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奮鬥的總目標和總任務,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他從整飭舊軍隊、剿匪除奸、安定社會秩序、穩定邊疆國防入手,積極推動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並為工業建設的大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烏蘭夫與外國友人烏蘭夫與外國友人

內蒙古自治區建立後,他先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黨組書記、主任委員,中央民族學院院長、中共中央華北局副書記、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內蒙古大學校長,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二書記,內蒙古自治區政協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他還當選中國共產黨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屆中央委員。他長期致力于民族工作,在主持內蒙古自治區工作近20年中,創造性地執行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和各項政策,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內蒙古地區的實際相結合,在培養民族幹部方面作出重大貢獻,解決了內蒙古自治區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許多重大問題,團結並帶領內蒙古自治區區蒙漢各族人民民眾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取得了巨大成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深深懂得:革命戰爭、自治運動需要大批民族幹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更需要大批各方面的建設人才。1950年,在國家經濟恢復時期,他強調要繼續辦好內蒙古黨校,並作出規劃,使縣團級以上幹部輪流分期分批到黨校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黨的基本知識和黨的民族政策理論。並決定開辦內蒙古行政幹部學校、幹部文化補習學校,系統地提高戰爭時期培養和提拔起來的蒙漢各族工農幹部和青年知識分子幹部的政治理論水準、文化水準和業務知識。為適應有計畫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需要,他又及時把培養幹部的重點轉移到有計畫地創辦各類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方面,以培養各種建設人才。在他的親切關懷下,1952年,在烏蘭浩特建立內蒙古師範學院(1954年,遷駐呼和浩特,與內蒙古師專合並),開辦蒙古語授課專業,為內蒙古自治區培養了大批蒙漢兼通的中等學校師資;同年,創辦了內蒙古畜牧獸醫學院(後改為內蒙古農牧學院);1956年,創辦內蒙古醫學院;1958年,創辦內蒙古林學院;1959年,創辦內蒙古工學院、建築學院、財經學院。在創辦這些大學的過程種,他都親自過問,並親自到國家教育部和其他有關部委申請經費,選調師資、爭取兄弟院校的援助等,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1957年10月,在他的直接領導下,經過緊張的籌建,內蒙古自治區高等學府—內蒙古大學正式開學,這是內蒙古地區有史以來的第一所綜合大學,它的創辦是內蒙古自治區各族人民值得慶賀的一件大事,也是內蒙古自治區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的重大成就。至1965年,內蒙古自治區已有各類大專院校7所,在校學生8487人;中等專業學校27所,在校學生7280人,初步形成了培養高中級各類建設人才的教育體系,基本滿足內蒙古自治區經濟和而後建設對各類人才的需要。

1954年,全國重點工程之一的包頭鋼鐵公司開始建設。建設初期,他就給予高度重視,不斷為包頭鋼鐵公司建設工程排憂解難。1958年4月,包鋼建設工程進入關鍵時期,包鋼一號高爐和包鋼焦化廠破土動工,他作為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內蒙古自治區主席,親自參加剪彩並親手澆灌第一車混凝土。之後,又多次陪同國家領導人到包頭鋼鐵公司視察。同年11月28日~12月10日 他就包頭鋼鐵公司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向中共中央作匯報,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表示,要想辦法為包頭鋼鐵公司解決問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此專門詳細詢問包頭鋼鐵公司的困難。1959年1月9日,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作出《關于加強包鋼建設的領導和支援工作的決定》。為加強對包鋼建設的支援工作,決定成立自治區支援包鋼建設委員會,並責成經濟計畫部門,把組織支援包鋼建設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要求內蒙古自治區計畫委員會每季度檢查一次支援包鋼建設工作。10月15日,他陪同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乘專機由蘭州抵包頭,專程參加慶祝一號高爐提前出鐵盛典。並題詞祝賀。在抓經濟建設的同時,還為豐富黨的民族工作經驗,加強民族工作的理論建設,為促進民族團結,鞏固祖國統一,做出了重大貢獻。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受到殘酷迫害,離開了自己為之奮鬥半生的工作崗位。面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進行了堅決抵製和鬥爭,表現出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優秀品質和共產黨員的大無畏革命精神。

中共中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曾擔任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還當選為第十一屆和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1981~1984年,他主持起草民族區域自治法,提出許多寶貴意見,這個重要的基本法律,對于完善和健全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對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他雖身在北京,並擔任著國家的重要領導工作,但仍時刻關心著家鄉的安定團結和經濟發展,1987年7月29日,作為中央代表團團長,率中央代表團抵達呼和浩特市,參加內蒙古自治區成立40周年慶典活動,受到內蒙古自治區各族各界人民民眾的熱烈歡迎。慶典後,他留在內蒙古自治區進行了15天的視察工作,就內蒙古自治區經濟的快速發展提出了建設性的指示。

回顧他的一生,他有著堅強的黨性,他堅持真理,堅持原則,一生廉潔,勇于維護黨和各族人民的利益;他作風正派,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團結同志,生活艱苦樸素;他襟懷坦白,顧全大局,嚴于律己,寬厚待人,具有共產黨人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優秀的思想品德。

對于這樣一位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優秀的民族工作領導人,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內蒙古人民是不會忘記的。在內蒙古自治區,許多他生活與戰鬥的地方,都建有紀念館。在呼和浩特,還成立有烏蘭夫研究會、烏蘭夫基金會。以此來緬懷他的豐功偉績,研究他的思想,教育和激勵著後來人。

主要貢獻

烏蘭夫同志1906年12月23日出生于內蒙古土默特旗(今土默特左旗)塔布村一個蒙古族家庭。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他在青少年時期就熱情投身革命事業,成為“早期覺醒的蒙古族青年”的傑出代表。1923年,烏蘭夫同志進入北京蒙藏學校學習,受李大釗等共產黨人的引導和啓發,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同年12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9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10月,受黨組織委派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6月回國。同年7月,參加組建中共西蒙工委,先後擔任組織委員、書記,並在內蒙古西部地區組織農民協會,傳播革命火種,在白色恐怖下經受了嚴峻考驗。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侵略的步伐。面對復雜的國內外情勢,烏蘭夫同志按照黨的要求,成功指導並實現了西蒙地區黨的工作重點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轉移。1933年5月,他參加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成立大會。同年冬,回到歸綏,以教員身份為掩護秘密從事地下工作。1936年2月,他參與策動“百靈廟暴動”,為建立黨領導的蒙古族抗日武裝作出了貢獻。1937年初,烏蘭夫同志利用蒙旗保全旅組建的機會,在保全旅內部建立黨委會,親自擔任黨委書記,秘密開展黨的工作。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蒙旗保全旅改編為蒙旗獨立旅,烏蘭夫同志擔任政治部代理副主任。在烏蘭夫同志參與領導下,這支部隊高舉抗日旗幟,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勇敢地打擊日寇偽軍,被黨中央譽為“內蒙古民族中最先進、最大的抗日隊伍”。1938年5月,蒙旗獨立旅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三師,烏蘭夫同志擔任政治部代理主任。他按照八路軍建製,在第三師建立起一整套政治工作製度,使這支部隊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長期堅持抗日鬥爭。1941年8月,根據黨中央決定,烏蘭夫同志赴延安工作,9月起擔任延安民族學院教育長。在延安民族學院,他承擔了繁重的領導和組織工作,同時仍堅持親自授課,為各民族團結抗戰和培養民族幹部付出了極大心血。1945年,他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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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勝利之際,黨中央對內蒙古地區的工作進行新的部署,任命烏蘭夫同志為綏蒙政府主席,率領大批蒙漢幹部回到內蒙古地區開展民族自治運動。烏蘭夫同志參與領導內蒙古自治運動,為我國第一個民族自治區的建立作出了歷史性貢獻。1945年11月,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在張家口成立,烏蘭夫同志當選為執行委員會主席兼軍事部部長。同時,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委員。1946年任中共內蒙古委員會書記。在深入發動民眾開展自治運動的過程中,他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堅持國家的統一,經過艱苦的工作,先後于1946年、1947年在承德和烏蘭浩特成功召開了在內蒙古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兩次會議——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和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結束了內蒙古東西部長期分割的局面,實現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內蒙古各民族革命力量的統一,選舉產生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省級民族自治區政府——內蒙古自治政府,烏蘭夫同志光榮當選為自治政府主席。1947年至1949年,烏蘭夫同志任中共內蒙古工委書記、內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內蒙古人民自衛軍、內蒙古人民解放軍司令員兼政委,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成功領導了內蒙古自治政府轄區的政權建設、軍隊建設、黨組織建設、經濟文化建設、農村土地改革和牧區的民主改革,廣泛地團結了內蒙古地區各民族和蒙古族各階層,使牧區生產得到迅速發展。在此期間,他還指揮部隊消滅了內蒙古地區的土匪和反動地方武裝,參加了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為建立、鞏固和發展東北根據地,解放東北、華北地區,作出重要貢獻。1955年他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軍銜,是一級解放勛章的得主。

新中國成立後,烏蘭夫同志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副書記、第二書記,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書記,綏遠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綏遠省人民政府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是中共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他參與或負責中央的一系列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烏蘭夫同志依然是內蒙古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在以他為首的自治區黨委領導下,自治區的建設事業以及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初步形成了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的局面,被周恩來總理譽為“全國的模範自治區”。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烏蘭夫同志致力于內蒙古自治區的社會主義全面建設,註意結合內蒙古的人文、自然條件,穩妥地掌握方針、政策,發展生產和各項建設事業,使廣袤的內蒙古大地呈現出工業、農業、畜牧業和林業均衡發展的喜人景象。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烏蘭夫同志受到殘酷迫害,但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表現了共產黨員大無畏的革命精神。1973年黨的十大召開,他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1975年1月,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粉碎“四人幫”後,烏蘭夫同志擔任中共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統戰部部長,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五屆、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等重要職務。他衷心擁護和堅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面對改革開放的新情勢,他勤勉努力,孜孜以求。在主持中央統戰部工作期間,他為恢復中央統戰部的正常運轉,為統戰、民族、宗教等工作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國家副主席任內,從1981年至1984年,他傾註心血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為這部基本法律的起草和頒布作出了特殊貢獻。烏蘭夫同志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為加強國防建設和政權建設,為民族工作的健康發展,為做好新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為國家富強、民族繁榮,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社會評價

烏蘭夫同志的一生,是為祖國的解放和統一不斷奮鬥的一生,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不斷奉獻的一生,是為各民族的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不斷追求的一生。他的名字,與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今天,我們紀念烏蘭夫同志,緬懷他的不朽功勛,就是要促進和推動一切有利于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社會進步的事業,就是要繼承和弘揚一切有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崇高思想和精神。 我們要學習烏蘭夫同志勇于堅持真理,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始終立足于我國的實際,探索創新,解決我國的民族問題。烏蘭夫同志自從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信仰,一生就再也沒有動搖過。他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研究革命鬥爭問題、政權建設問題,特別是民族解放和發展問題。在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的指導下,他深入研究和思考內蒙古民族解放和發展的道路、方向問題。他強調,由于百餘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勢力的壓迫和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內蒙古人民的命運和國內各民族的命運密切結合在一起。面對著共同的敵人,需要有統一的領導和團結一致的革命力量。而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對民族民主革命的堅強領導,使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力量完全結合起來,這就造成了一種政治情勢,內蒙古不僅在區域上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內蒙古革命運動也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沒有全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就沒有內蒙古人民革命的勝利。內蒙古各族人民的解放和發展,隻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和新中國建設取得勝利的條件下才能實現。烏蘭夫同志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和其他各項政策,努力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與內蒙古的實際和全國的實際相結合,認識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形成新結論。在這個過程中,烏蘭夫同志成為我們黨內卓越的民族工作領導人,為推動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完善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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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學習烏蘭夫同志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為了人民。烏蘭夫同志主持內蒙古工作時期,註意結合內蒙古具體情況貫徹中央的方針,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努力製定符合內蒙古地區特點和民族特點的具體政策。土地改革中,內蒙古製定了調整民族關系、消除民族隔閡、加強各民族農民的團結、縮小對蒙古族地主的打擊面等一系列處理民族問題的原則、特殊政策和工作方法,順利完成了土地製度的變革。根據內蒙古牧區經濟和階級關系的特點,在牧區的民主改革中,烏蘭夫同志要求工作“慎重穩進”,明確提出牧區民主改革要廢除王公的封建特權,實行牧區歸公、自由放牧等政策,使牧區經濟得到保護,並很快恢復和發展。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改造開始後,內蒙古自治區製定了富有特色的對待牧主經濟的和平改造方針。考慮到內蒙古經濟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需要,烏蘭夫同志提出了“政策要穩,辦法要寬,時間要長”的方針。在發展牧區經濟中,他又提出了“千條萬條發展畜牧第一條”的口號。這些做法在實踐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我們要學習烏蘭夫同志始終把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放在首位,求團結的大局,促統一的大義。烏蘭夫同志始終站在中華民族和國家利益的高度,思考和處理我國民族大家庭的團結統一問題。他反復強調,鞏固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這個主題在內蒙古任何時候都不能變。他深刻指出: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之間的團結,不僅是我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且是各民族獲得發展與繁榮的基本保證,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我們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愛護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如果有人企圖把自己的民族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或者反對在統一的祖國大家庭內與漢族及其他民族人民實行團結合作,就不僅破壞了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首先違背了本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1956年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烏蘭夫同志指出,建設我們的國家,沒有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人民對少數民族的幫助,沒有少數民族的共同努力,都是不行的。烏蘭夫同志把漢族和少數民族在中國革命、建設中的親密團結的關系,概括為相互間誰也離不開誰的關系,為建立、維護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加強各民族的團結和統一,提供了重要的指導原則和充分的理論依據。

我們要學習烏蘭夫同志自覺扎根于民眾之中,關心民眾,依靠民眾。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烏蘭夫同志深深懂得,扎根于民眾之中,同廣大民眾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就有力量、就有辦法,就能夠經受考驗,戰勝各種困難,取得最後勝利。烏蘭夫同志的民眾觀,最深厚的思想基礎就是依靠人民民眾,發動人民民眾。在領導內蒙古自治運動中,烏蘭夫同志明確指出,喚醒和組織民眾,隻有如此,我們的鬥爭才有力量,我們的解放才有希望。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成立後,正是因為廣泛發動民眾,盡一切努力解除民眾疾苦,自治運動得到了人民民眾的廣泛擁護。也正是在良好的民眾基礎上,解放戰爭爆發後,內蒙古西部很快建立起錫察盟草原根據地,僅僅一年多時間,就完成了建立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思想和組織準備。20世紀60年代,在我國經濟暫時困難時期,烏蘭夫同志帶著對人民民眾的深厚感情,圍繞民眾健康問題,在內蒙古自治區親自展開調查研究。為了保障民眾的基本食物需求,他指示不要購過頭糧,既要保證城市居民的供應,又要給農民留足口糧。他關心知識分子的生活,親自主持製定對高科技人員生活照顧的政策規定。樸實深厚的民眾觀念,也塑造了烏蘭夫同志高尚的思想品德。他一生廉潔,作風正派,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生活樸素,襟懷坦白,嚴于律己,寬厚待人。烏蘭夫同志把一切都獻給了人民,人民也永遠懷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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