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

漢語

漢語,中國的語言,又稱中文、漢文,其他名稱有國文、國語、華文、華語、唐文、中國語,還有唐話、中國話等俗稱。漢語屬于漢藏語系分析語,有聲調。漢語的文字系統漢字是一種意音文字,表意的同時也具一定的表音功能。漢語包含書面語以及口語兩部分。古代書面漢語稱為文言文,現代書面漢語一般指現代標準漢語。現代漢語方言眾多,某些方言的口語之間差異較大,而書面語相對統一。

  • 中文名稱
    漢語/漢語
  • 外文名稱
    Chinese
  • 作為官方語言
    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聯合國
  • 別    稱
    華語 中國語
  • 語    系
    漢藏語系-漢語族
  • 使用地區
    中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華人社區
  • 語言標準
    現代標準漢語(漢語國語)
  • 拼讀系統
    漢語拼音、註音符號
  • 使用人數
    15億以上
  • 代表方言
    官話、晉語、吳語贛語湘語

​基本介紹

漢語,又稱中文、漢文,其他名稱有國文、國語、華文、華語、唐文、中國語、還有唐話、中國話等俗稱,漢語屬于漢藏語系分析語,有聲調。

漢語的文字系統漢字是一種意音文字,表意的同時也具一定的表音功能。

詳細介紹

【英語翻譯】:Chinese

【德語翻譯】:Chinesisch

【韓語翻譯】:중국어

漢語

【法語翻譯】:chinois

【日語翻譯】:中國語(ちゅうごくご)

【西班牙語翻譯】:chino

【葡萄牙語翻譯】:chinês

漢語漢語

【俄語翻譯】:Китайский(契丹)

拉丁語翻譯】:Sinica

【義大利語翻譯】:Cinese

【愛爾蘭語翻譯】:Sínis

【希臘語翻譯】:κινζικα

【越南語翻譯】:Trung Qu撻

【泰語翻譯】:ภาษาจีน

漢語分布

漢語是一個語族,主要分布國家和地區是:中國(中國大陸、香港特區、澳門特區、台灣地區)、新加坡共和國、蒙古、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緬甸、寮國朝鮮、韓國、日本、美國西部州和夏威夷州等國家和地區。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會說漢語的人大約有16億,居世界人口數量使用語言第一(佔世界人口使用語言五分之一)、使用廣泛度居世界第二(英語廣泛度第一,有5000多萬外國人把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漢語是聯合國承認的官方六大的工作語言之一。

漢語的一個分支 - 國語是近幾百年來以北方官話為基礎形成的。它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卻又不等同于北京話,是摒棄了北京語音中的一些土音而形成的。漢族的通用語在中國大陸稱為國語,在香港、澳門、台灣稱為國語;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稱為華語,但較之國語有部分差異。 學術上是指各漢族地方語言的統稱,有時亦會專指國語,另外還有國語、華語、北語等稱呼都是指國語。毫無疑問,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一種語言,世界上大約有1/5的人使用漢語作為日常交流語。而古漢語也曾對其周邊國家的語言文字產生過重要影響,例如日語、朝鮮語越南語中都保留有大量的古漢語借詞以及古漢語書寫體系文字。

佛教對漢語的影響

佛教詞語融入漢語,源遠流長。

如東漢牟融所著的《理惑論》[③a]和張衡的賦中就已出現佛教詞語[④a],甚至此時的皇家公文也能見到佛教詞語:據《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記載:漢明帝在給楚王英的詔書中說:“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不到五十字的批語,就用了“浮屠”、“桑門”(沙門)、“伊蒲塞”(優婆塞)等音譯佛教名詞。東晉以後,佛教盛行,玄學與佛教結合,文人學士大都喜歡談佛,經常在其詩文中引用佛經禪語,以表情達意。如《文選》中南朝王中的《頭陀寺碑文》是一篇僅一千二百多字的短文,而其中所用的佛教名詞竟有五十多個。如“陰法雲于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一句中,“法雲”、“真際”、“火宅”、“慧日”均為意譯的佛詞。又“奄有大千遂荒三界”共八字的短句,即有“大千”(“三千大千世界”的略語)、“三界”兩個佛詞。《廣弘明集》中收錄南朝梁文學家沈約的詩文共26篇,其中《南齊禪林寺尼凈秀行狀》共2560字,有佛教詞130個。至于南北朝後那些信奉佛教的大文學家,如王維、白居易柳宗元等,他們的作品無論在思想內容,還是語言形式上,都受佛教的影響,其詩文中佛教術語頻頻可見。如王維《過廬四員外宅看飯僧共題七韻》中就有“青眼”、“青蓮”、“香積”、“上人”、“錫杖”、“檀越”、“趺坐”、“焚香”、“法雲地”、“凈居天”、“因緣法”、“次第禪”、“一燈”、“身”、“心”等從單音節至三音節的佛教語詞。而以寫通俗詩聞名的詩人如王梵志、寒山等人的詩中,佛教用語更是其中的主要內容。如寒山詩:“痴屬根本業,無明煩惱坑;輪回幾許劫,隻為造迷盲。”又“十善化四天,

庄嚴多七寶;七寶鎮隨身,庄嚴甚妙好。”其中“痴”、“業”、“無明”、“煩惱”、“輪回”、“劫”、“十善”、“四天”、“庄嚴”、“七寶”均為佛教詞。王梵志的詩中,就有可稱作佛教專用名詞的一百二十個左右。

語音拼讀

漢語的音節可以分析成聲母、韻母、聲調3部分。打頭的音是聲母,其餘的部分是韻母,聲調是整個音節的音高。把聲調也看成音節的組成部分,是因為漢語的聲調是辨義的。例如“湯、糖、躺、燙”4個字的聲母都是t,韻母都是ang,隻是因為聲調不同,意義就不一樣,在語言裏分別代表4個不同的語素,在書面上就寫成4個不同的字。

聲母都是輔音。最復雜的韻母由介音、主要母音和韻尾 3部分組成。韻尾有的是輔音,有的是母音。北京音的輔音聲母有23個。介音有i、u、ü3個。輔音韻尾有[n]和[?],母音韻尾有i和u。在組成音節的聲母、介音、主要母音和韻尾 4部分裏,隻有主要母音不能沒有,其餘 3部分都不是必須出現的。這種情形可以從表 1音節的成分舉的例字裏看出來。北京話的聲母見表 2北京話聲母,北京話的韻母見表 3北京話韻母。

1918年由當時的教育部頒布的國語註音字母是利用漢字字形製定的一套拼音字母。這套字母把主要母音與韻尾合在一起用一個符號表示(例如:ㄠ=[au],ㄢ=[an]),體現了傳統的聲母韻母兩分的精神。註音字母廣泛流傳,影響很大。台灣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話聲母、表3北京話韻母)。自1978年開始,中國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取代了威妥瑪式等各種舊拼法。

拼音是拼讀音節的過程,就是按照國語音節的構成規律,把聲母、韻母急速連續拼合並加上聲調而成為一個音節。拼音的要領是:“前音(聲母)輕短後音(韻母)重,兩音相連猛一碰。”拼音時要牢記國語聲母和韻母的配合規律:

聲母n、l及零聲母與開口呼、齊齒呼、撮口呼都有拼合關系。

聲母f、g、k、h、zh、ch、r、z、c、s隻同開口呼、合口呼相拼。

聲母j、x、q隻同齊齒呼、撮口呼相拼。

開口呼、合口呼韻母同除去j、q、x外的其他聲母都有拼合關系。

撮口呼韻母隻同j、q、x、n、l及零聲母有拼合關系。

拼音時還要註意讀準聲母、韻母和聲調的音值。要讀聲母本音,不要念呼讀音(教學中,在聲母後面配上不同的母音,而發出的音叫呼讀音);要把韻母作為一個整體來讀,不要把韻頭、韻腹、韻尾分解開再臨時拼合;要看清調號,讀準調值。

常用的拼讀方法有以下幾種:

聲韻兩拼法——把韻母當作一個整體,拿來跟聲母相拼。如:h-ào→(浩)。

聲母兩拼法——先找準聲母發音部位,擺好發音的架勢,然後一口氣念出韻母,拼成音節。如:拼讀bā(巴),先閉上雙唇,憋住一口氣,擺好發b音的姿勢,然後一口念出a,成為音節。

三拼連讀法——是把帶介音的音節分析成聲、介、韻三個部件,拼音時連讀成一個音節。如:q-i-áng→qiáng(強)

聲介合母和韻母連線法--是把聲母和介音(介母)拼合起來,構成一個拼音部件,再同隨後的韻母相拼。如:gu-āng→guāng(光)。

漢語拼音的由來

古代沒有拼音,而使用反切來教人識字等方法,就是用兩個認識會念的字,取第一個的聲母,取第二個的韻母和聲調,拼合起來就行了。

古代,在中國的阿拉伯後裔——回回不學漢字,學習阿拉伯語,但他們用阿拉伯文的字母來拼寫口語(漢語),所以這是中國最早的拼音。

蒙元,蒙古統治中原,用改變了的藏文的字母來拼寫漢語等語言,叫八思巴字。雖然不是專門拼寫漢語的,但是,也可以算漢語拼音的一種。

明朝,西方傳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是中國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明末清初,出現了用簡單的古字表現漢語語音的拼音方式。中華民國年間,政府製定了“註音字母”,就是這個系統的集中表現。現在台灣依然使用。但是,同時也出現了拉丁字的拼音運動,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運動結合很密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立即製定了“漢語拼音方案”,就是現在使用的這一套方案。聯合國也承認了漢語拼音方案。

漢語拼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1957年文字改革時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研究製定。

該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漢語國語讀音的標註,作為漢字的一種國語音標。1958年2月1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公布該方案。1982年,成為國際標準ISO 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

目前大部分海外華人地區如新加坡在漢語教學中採用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和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書》,還有1926年的國語羅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國字。所有這些漢字拉丁化方案都為漢語拼音的製定提供了基礎。

1949年,吳玉章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的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毛澤東把信批復給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拼音方案。

1954年,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改為國務院直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其間收到各種漢語拼音方案1600多個。大致有這樣幾種形式:

漢字筆畫式

拉丁字母式

斯拉夫字母式

幾種字母的混合形式

速記式

圖案式

數位形式

而最後決定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漢語拼音的符號系統,以便于國際間的交流和合作。

拼音的由來

金尼閣,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裏戈,1577年3月3日生于今法國的杜埃城,當時為比利時領土,故金尼閣自稱比利時人,而陳垣等人亦稱其為“比利時人”。 1594年11月9日入耶穌會。1607年往遠東傳教,1610年(萬歷三十八年,即利馬竇卒年)秋抵澳門,翌年春詣金陵。隨郭居靜、高一志二神父學習華語(另一說從郭居靜及王豐肅)。郭居靜神父到杭州開教,他亦同行。後往北京報告南方的教務,深得龍華民的賞識。1613年去羅馬向教皇保羅五世“奏陳教務,並請準翻譯經典,司鐸用華言行聖祭,誦日課,教宗一一允準”,但因客觀情況未實行。但他是“第一個向教廷請準以中文舉行彌撒,行其他聖事,以及誦念‘日課’的”。

金尼閣“集利馬竇筆記為蠟頂文中國開教史”即《基督教遠征中國史》,1615年1月14日出版(一說1615年2月出版)。此書全部敘述是為歐洲人撰寫的。金尼閣刊行《基督教遠征中國史》,題獻教皇,道“書中初次精確地、忠實地描述了中國的朝廷、風俗、法律、製度以及新的教務問題”,是為歐洲人敘述中國比較完備無訛之第一部書,亦可說是第一部稱得起“漢學”的著作,當時頗具聲譽。是書原為利馬竇神甫的義大利文紀錄,經金尼閣譯為拉丁文,並增加了兩章,敘述馬竇之病故及殯葬的事。

利瑪竇1583年來到中國,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其中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註音。羅常培根據文章的漢字與拉丁文對照的譯文,整理出一個包括26個聲母和44個韻母的漢語拼音方案。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註音的出版物,比“小經”用阿拉伯字母給漢字拼音稍晚,“小經”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給漢字拼音的嘗試。《西字奇跡》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

金尼閣回歐洲後,演講招募去中國傳教之人,眾人被其極富魅力的鼓動所吸引,爭先恐後,以致于當地教會不得不出面婉言勸阻。金尼閣在吸引和選擇人才方面,可謂功不可沒。同時為在中國的教會圖書館募集圖書,帶來教皇所賜之西書七千多部(《遠西奇器圖說》原作便是金尼閣帶來的七千部書中之一)。

1619年,金尼閣再次抵達澳門。1621年春金尼閣“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視察教務。翌年赴杭州被難;一六二三年,往河南開封開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陝西。1626年在王徵的協助下,完成《西儒耳目資》三卷。《西儒耳目資》的目的,據他自述,“在使中國人能在三天內通曉西方文字型系”。

《西儒耳目資》作于1625年,1626年在杭州出版,自稱沿襲利瑪竇所創體製,即用利瑪竇二十五字母“互相結合,上加五個字調記號,來拼切一切漢字的讀音。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註音的字匯,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給漢字註音的字匯。註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人稱“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現對當時中國的音韻學者有很大的啓發。這兩個方案是最早的漢語拼音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寫的,適合于拼寫北京音。于是漢字讀音就顯得極其簡單,極其有條理,不但把向來被人認為繁雜的反切,開了一條所謂‘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簡易途徑,並且立刻引起了中國好些音韻學家對于這種簡易的拼音文字向往的熱忱”。這種新穎的拼音方法給中國學者以很大的啓迪。明末音韻學家方以智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學者楊選杞說:“辛卯戶糊口舊金吾期翁家,其猶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資》以示餘,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隻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廣為傳播。

方密之(以智)《通雅》成于1639年,書中再三稱引《西儒耳目資》,如說“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當合悉曇等子與大西《耳目資》通之”,“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漢字拼音化主張的萌芽)。傳教士的方法震動了中國音韻學家,直接啓示他們在西方拼音文字幫助下尋求對漢字記音系統更完善的描寫。稍後劉獻庭(繼庄)的《新韻譜》即在這種刺激下撰成,錢玄同劉氏已清楚認識到“必須用了音標,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註任何地方之音”,羅常培《劉繼庄的音韻學》一文則認為該書重點就是“著眼于統一國語與調查方言”。錢玄同甚至認為,《新韻譜》成書之年(1692)實可作為“國語運動”的紀元。

1627年,再度被召回杭州,從此就在杭州專心傳教和著述。“華人曾言言詞理文筆之優,歐羅巴諸司鐸中殆無能及者。其遠非常人所能及之記憶力,其好學不倦,雖疾病而不輟,其時常從事之譯業,或譯拉丁文為漢文,或譯漢文為拉丁文,使之諳練語言文字,故言談寫作均佳,無論文言或俚語也”。他大部分的著作為拉丁文,寫成中文的即在陝西的《西儒耳目資》一書。

金尼閣第二次來華時還帶來大量外文書籍。這不僅因為他個人熱愛書籍,遵循利瑪竇開創的學術傳教之路,而且因為金尼閣在返回西歐前接受了在華傳教會讓其在歐洲廣泛募集圖書,從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會圖書館的任務。他這次前來,不隻帶來了這些西學人才,讓後人感興趣,他還為中國帶來了整整一個圖書館的書籍。據說,這些書都是精裝本,無一重復,囊括歐洲古典名著和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的神學、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最新成就。為了募集新書和儀器,金尼閣漫遊義大利、法國、德國、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終于收集了精裝圖書7000餘部。金氏本人估計所收書籍和儀器在離歐時價值1萬金幣。為此,金尼閣擬定了一個龐大的翻譯計畫,聯絡了艾儒略、徐光啓、楊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經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向達先生稱這一舉動:“比之玄奘求經西竺,蓋不多讓”。不幸的是,1629年11月14日在杭州逝世(葬于城外大方井耶穌會司鐸公墓,即今杭州市西湖區留下鎮桃源嶺村),“西書七千部”介紹給中國知識界的計畫流產。後來,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零星翻譯了其中一些著作,大部分書籍蒙上塵埃,默默地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書樓時發現了“七千部”中殘餘的數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開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等重要的科學典籍。

一、從簡略的回顧中,闡明從19世紀末發展起來的漢語拼音運動一開始就是與語言的統一、社會的發展、民族的團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歷史事實不止一次的證明,無論哪一種拼音設計,違背了漢民族共同語統一的發展趨勢,註定會以失敗告終。二、通過註音符號、國羅、北拉和漢語拼音方案的歷史淵源關系,具體說明方案在哪幾方面繼承和發展了這幾種拼音的主要優點並加以創新,從而總結了二十世紀前六十多年來中國人民創製拉丁化拼音方案的歷史經驗。三、通過對台灣通用拼音與漢語拼音之爭的分析 ,揭示隱藏在這場發生在台灣的激烈論戰的背後,其實質性問題是什麽。

漢語拼音與國語

漢語拼音方案是拼寫漢民族標準語的拼音方案。

漢民族標準語是在十九世紀末期興起的對中華民族的社會、科學文化的發展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語文現代化運動中逐漸建立起來的。語文現代化運動最初指的是漢語拼音運動(當時叫“切音字運動、簡字運動”)、國語運動和白話文運動。清末民初的三大語文運動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通過改革語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適應當時社會發展和科學文化發展的需要,然後富國強兵,振興中華民族。國語運動是建立和推廣漢民族標準語口語的運動,而白話文運動則是提倡用能夠表達口語的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正式書面語的運動。三個運動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標,但內在關系卻十分密切。就歷史淵源關系說,切音字運動發生最早並引發了國語運動。其後,國語標準音的確立,註音字母的製定,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漢語規範化運動,漢語拼音方案的產生,都是由此一脈相承,相輔相成的。所以,我們的論述也由此入手。

漢語拼音運動的歷史前奏可以遠溯至明末,但是導致中國社會產生聲勢浩大的漢語拼音運動,其直接原因是中國人至今銘心刻骨的“甲午”國恥。這一點錢玄同在《註音字母和現代國音》(1929)一文中說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國給日本打了一次敗仗,于是國中有識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個問題發生,則漢字形體之難識,難寫是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製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簡字以謀求普及教育的運動,日盛一日……”。其實,文字領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經開始,漢字幾千年來神聖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經發生動搖。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除了賠償巨額軍費之外,還割讓了台灣和澎湖等地。其時,朝野震驚,激發了社會民眾,特別是有進取精神的知識階層的愛國天良,大家推究中國失敗的原因,一致認為“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家斷不能富強。”當時,被稱為“思想界之彗星”的譚嗣同就首先帶頭呼吁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回響,紛紛起來創製簡單易學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運動,也就是漢語拼音運動就這樣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據統計,清末最後十年中,至今猶有案可查的各種拼音方案就多達二十七種。這一時期的拼音方案大多為拼寫某種方言而設計的,但拼音文字畢竟是一種拼寫語言聲音的文字,所以一開始就觸及了漢民族語言的統一問題。被當時稱之為“從事切音運動第一人”的盧戇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製定拼音字母的兩個基本原則:“字話一律”和“字畫簡易”,也就是文字表達話音,字形簡單易寫。同時,又倡議以南京話為“各省之正音”,這樣全國“語言文字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面而無言也。”這些話顯然已超出了純粹的文字改革的範圍,涉及民族語言的統一和發展了。

但是,盧戇章設計的各種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他後來向清政府學部呈交的《中國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認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駁了。之後不久,一種體現民族共同語發展趨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立刻脫穎而出了。它拼寫的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京音官話”,字母形式完全採用漢字的偏旁。《官話合聲字母》通行極廣,遍及大半個中國,“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話字母遍及十三個省。”王照本人可謂完全把握了當時民族語言的發展趨向,他在《官話合聲字母》序中就明確宣稱:“語言必歸劃一,宜取京話……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佔幅員人數多者。”也正因為如此,他的《官話合聲字母》得到了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總教習吳汝倫的支持並跟張之洞以及管學大臣張百熙一起奏請朝廷在“學堂章程”中規定“于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理由是“各國語言皆歸一致”,清朝也應“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他們的奏請很快得到朝廷的批準。于是,漢語拼音運動在引發了國語統一運動,並與國語統一運動合而為一的同時,得以從民間躋身政府。之後,清政府學部在“國語教育事業”(1911)中規定拼音“簡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國語,二是範正漢字讀音,並通過了一個“統一國語辦法案”,規定在宣統八年(1916)普及國語。沒想到就在這一年十月,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經公決並通過的“統一國語辦法案”也就成了一紙空文。確定國音,製定字母,統一國語的運動,實際是由下一個社會和國民政府開展起來的。

從上面簡略的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十九世紀末發展起來的漢語拼音運動,從一開始就是與語言的統一,社會的發展,民族的團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歷史事實不止一次的證明,無論哪一種拼音設計,違背了語言統一的發展趨勢,註定會以失敗告終。盧戇章設製的第一個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中國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駁了。其後,又有同治進士,朝廷命官勞乃宣設計了幾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簡字全譜》(一種漢字筆畫式的拼音文字),“全譜”包括《京音譜》,《寧音譜》(南京話)、《吳音譜》、《閩廣譜》等,幾乎涵蓋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還提出了“引南歸北”的主張:“南人先就南音各譜學習,以便套用,學成之後,再學京音,以歸統一。”勞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見,他進呈的《簡字譜錄》也得到御批,讓“學部議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學部也仍然因“分裂語言,有礙統一”,始終擱置高閣,不議不奏,而社會上也對他提出了尖銳的指責,認為照他的辦法,“將使中國愈遠同文之治,”罵他是“分裂語言文字的罪魁”。對照清末切音字運動中唱主角的盧戇章、勞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別是勞乃宣和因參加了“百日維新”而受到通緝的“欽犯”王照他們兩人的拼音方案的命運,實在是足以發人深省的。

歷史淵源

1912年,民國成立後,政府繼續推行國語。在推行國語的熱潮中,國語標準音經過“京(音)國(音)問題”大辯論,由“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修正為純以京音為準的新國音,其後註音字母也更名為註音符號,並成為推行國語的利器,使國語進入師範及國小語文教學中,在電台廣播、電影、話劇等領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陣地。

民國時期,從官話到國語,從老國音到新國音,國語運動最重要的一條歷史經驗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沒有明確標準的初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官話)成為有明確規範的高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國語和國語),必須選擇一種自然語言,作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國語運動在長期的實踐中終于找到了“中國語言的心”(劉復語),明確宣布以北京(系)作為統一全國語言的標準音(見《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這是它最大的歷史功績,它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所開展的漢語規範化運動、推廣國語和漢語拼音製定的方案,奠定了基礎。

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在漢語拼音運動不同歷史時期出現的國語註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後期的漢語拼音方案,顯然是一脈相承的繼承發展關系。漢語拼音方案的設計充分吸收了過去許多拼音設計,特別是國羅和北拉的許多寶貴經驗,並廣泛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獨運之處。但更多的是吸取並發展了歷史上許多拼音設計的長處。

文字形成

從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資料──商朝甲骨文字算起,由于甲骨文字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型系,我們可以推斷漢字的發生一定遠在3000年以前的商代時期。漢字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兩個大階段。從甲骨文到小篆是一個階段;從秦漢時代的隸書以下是另一個階段。前者屬于古文字的範疇,後者屬于近代文字的範疇。大體說來,從隸書到今天使用的現代漢字形體上沒有太大的變化。從漢字跟漢語的關系看,漢字是一種語素文字。從漢字本身的構造看,漢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聲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記號組成的文字型系。

漢語

漢字起源于圖畫。在漢字產生的早期階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的意義直接發生聯系。雖然每個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讀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號,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質不同。象形字的讀音是它所代表的語素轉嫁給它的。隨著字形的演變,象形字變得越來越不象形。結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在意義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聯系。這個時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義,變成了抽象的記號。如果漢語裏所有的語素都是由這種既不表音也不表義的記號代表的,那麽漢字可以說是一種純記號文字。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漢字有獨體字與合體字的區別。隻有獨體字才是純粹的記號文字。合體字是由獨體字組合造成的。從構造上說,合體字比獨體字高一個層次。因為組成合體字的獨體字本身雖然也是記號,可是當它作為合體字的組成成分時,它是以有音有義的“字”的身份參加的。合體字可以分成以下3類:

形聲字

形聲字由表示意義的形旁和表示讀音的聲旁兩部分組成。拿構造最簡單的形聲字來說,形旁和聲旁都是由獨體字充當的。作為形聲字的組成部分,這些獨體字都是有音有義的字。不過形旁隻取其義,不取其音,例如“鳩”字的偏旁“鳥”;聲旁則隻取其音,不取其義,例如“鳩”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義和字音的演變,有些形聲字的形旁或聲旁現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來是一種玉的名稱,所以以“玉”為形旁。現在“球”字不再指玉,這個形旁就沒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來以“每”為聲旁。由于字音的變化,現在“海”和“每”的讀音相去甚遠,聲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時候,形旁和聲旁都喪失了原來的功能,例如“給、等、短”。這一類字已經不能再作為形聲字看待了。

形聲字和非形聲字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造字之初,形聲字和它的聲旁的讀音本來就不一定密合。發展到現代漢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個現代合體漢字進行統計。就國語讀音來說,合體字跟聲旁完全同音(聲母、韻母、聲調全同)的不到5%。聲母、韻母相同而聲調不同的約佔10%。隻有韻母一項相同的約佔20%。如果我們隻把前兩類看作形聲字,那麽形聲字大概隻佔通行漢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類全看作形聲字,形聲字大概會佔通行漢字35%的樣子。要是把標準再放寬或者完全根據來歷確定形聲字,那麽通行漢字中形聲字的百分比還要高得多。

合體會意字

古人說“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對于“武”、“信”兩個字來說,這種解釋是錯誤的。不過漢字型系裏確實有按照這種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為歪”,“不好為孬”。這一類字的特點是會合偏旁的字義來表現整個合體字的意義。這種字為數很少,隻有個別的例子。

以上兩類合體字裏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邊一類的情形不同。 ③合體記號字。這一類合體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這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義的變化,原來的聲旁和形旁已經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舉過的“給、等、 短”一類字。 另一種情形可以舉“章”字為例。 按照漢朝許慎《說文解字》的分析,“章”字從“音”從“十”。可是現在一般人說“立早章”(以區別于“弓長張”)的時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兩部分。其實從古文字看,“章”本來是一個獨體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沒有關系。

漢字用來記錄漢語已經有3000年以上的歷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沒有中斷過。在如此長的歷史時期裏,漢字不僅為人們的現實生活服務,而且記錄下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料;甚至跨越國界,被日本、朝鮮越南等鄰國借去記錄非漢語語言。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也不斷有人批評漢字的缺點,主要是說漢字難認、難寫、難于機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掃盲、兒童識字教育、文化傳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較起來,漢字有它的短處,但是也有它的長處。漢字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夠超越空間和時間的限製。古今漢語字音的差別很大。但由于2000年來字形相當穩定,沒有太大變化,字義的變化比較小,所以先秦兩漢的古書今天一般人還能部分看懂。如果古書是用拼音文字寫的,現代人就根本無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語音差別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談,可是寫成漢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樣的。連使用漢字的日語,在部分使用漢字的地方,說漢語的人都能夠看明白意思。

簡化漢字

50年代開始進行簡化漢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簡化字總表》規定了2000多個簡化字(包括用簡化偏旁類推的字)。這項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後在一個時期內將保持穩定,不繼續簡化。因為不斷簡化會破壞文字的穩定性,而且簡化一批字以後,原來的繁體字並不能廢除,但隻用于古漢語教學和書法影視劇等藝術作品中。

文法結構

文法特點

漢語是一種孤立語,不同于印歐語系的很多具有曲折變化的語言,漢語的辭彙隻有一種形式而沒有諸如復數、詞性、詞格、時態等曲折變化。漢語的語素絕大部分是單音節的(手│洗│民│失)。語素和語素可以組合成詞(馬+路→馬路│開+關→開關)。有的語素本身就是詞(手、洗),有的語素本身不是詞,隻能跟別的語素一起組成復合詞(民→人民│失→喪失)。現代漢語裏雙音節詞佔的比重最大。大部分雙音詞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復合方式造成的。有些語素雖然在現代漢語裏不能作為一個詞單獨用,但是有時候在借用古漢語的詞句時,也偶爾作為詞來使用。很多國人相信漢語是世界上最復雜的語言文法,但是事實上仍有法語,古希伯來語等值得關註的復雜語種存在,並沒有一個詳細以及權威的對比,而且這種對比也毫無意義。

漢語詞類

實詞,辭彙中含有實際意義的詞語,在漢語中實詞分為六大類,分別是

1、名詞:表示人或事物(包括具體事物、抽象事物、時間、處所、方位等)的名稱。

2、動詞:表示動作行為、發展變化、心理活動、可能意願等意義。

3、形容詞:表示事物的形狀、性質、狀態等。

4、數詞:表示數目(包括確數、概數和序數)

5、量詞:表示事物或動作、行為的單位。

6、代詞:代替人和事物積分名稱,或起區別指示作用,或用來提問。

虛詞,辭彙中沒有實際意義的詞,漢語虛詞也分為六大類,分別為

1、副詞:用來修飾、限製動詞或形容詞,表示時間、頻率、範圍、語氣、程度等。

2、介詞:用在名詞、代詞或名詞性短語前,同這些詞或短語一起表示時間、處所、方向、對象等。

3、連詞:用來連線詞、短語或句子,表示前後有並列、遞進、轉折、因果、假設等關系。

4、助詞:用來表示詞語之間的某種結構關系,或動作行為的狀態,或表示某種語氣。

5、感嘆詞:表示感嘆、呼喚、應答等聲音。

6、擬聲詞:模擬人或事物發出的聲音。

短語結構類型

並列短語: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名詞,動詞或形容片語合而成,詞與詞之間是並列關系,中間常用頓號或“和、及、又、與、並”等連詞。

偏正短語:由名詞、動詞或形容詞與它們前頭起修飾作用的片語合而成,其中名詞、動詞、形容詞是中心語,名詞前頭的修飾成分是定語,動詞、形容詞前頭的修飾成分是狀語。

動賓短語:由動詞與後面受動詞支配的成分組合而成,受動詞支配的成分是賓語。

動補短語:由動詞或形容詞與後面其補充作用的成分組合而成,常用“得”字表示,起補充作用的成分是補語。

主謂短語:由表示陳述和被陳述關系的兩個成分組合而成,表示被陳述物件的是主語,用來陳述的是謂語。

句子成分

主語:句子中的陳述物件,說明是誰或什麽。

謂語:對句子的主語作陳述的成分,說明主語是說明或怎麽樣。

賓語:謂語動詞的支配成分,表示動作行為的物件,結果、處所、工具等。

補語:謂語動詞的補充成分,補充說明動作行為的情況、結果、處所、數量、時間等。補語的標志是“得”字。

定語:句子中名詞中心語前頭的修飾成分,說明事物的性質、狀態、或限定事物的領屬、質料、數量等。定語的標志是“的”字。

狀語:句子中動詞或形容詞中心語前頭的修飾成分,表示動作行為的方式、狀態、時間、處所或性狀的程度等。狀語的標志是“地”字。

漢語方言

漢語,又稱中文、漢文,其他名稱有國文、國語、華文、華語、唐文、中國語,還有唐話、中國話等俗稱。漢語屬于漢藏語系分析語,有聲調。漢語的文字系統漢字是一種意音文字,表意的同時也具一定的表音功能。漢語包含書面語以及口語兩部分。古代書面漢語稱為文言文,現代書面漢語一般指現代標準漢語。現代漢語方言眾多,某些方言的口語之間差異較大,而書面語相對統一。

漢語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方言情況復雜。下邊把漢語方言粗分為官話和非官話兩大系統來說明。官話分布在長江以北地區和長江南岸九江與鎮江之間沿江地帶以及湖北、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等省區,根據語音特點又分為包括北京官話、中原官話、膠遼官話、東北官話(半島官話)、蘭銀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一些語言學家也把西南官話作為獨立于北方方言來研究)等幾個方言區。官話區域的面積佔全國80%以上,人口佔全國人口的70%以上。官話方言內部的一致程度比較高。從哈爾濱到烏魯木齊,從北京到成都、相距數千公裏,兩地的人通話沒有多大困難(是大致上能夠理解,並非完全能夠聽懂)。非官話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國東南部,包括吳方言(江蘇南部,浙江大部)、贛方言(江西大部,湖南東部,福建西北部,湖北東南部,安徽西南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粵方言(廣東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南部))、侗語、閩方言(福建,台灣,廣東的潮州、揭陽、汕頭,海南)、客家方言(廣東省東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灣)等。非官話區域比官話區域面積小,可是方言差別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話,甚至在同一個方言區內部(例如浙南吳方言與蘇南吳方言之間,建甌話、福州話和廈門話之間),交談都有困難。漢語方言之間語音上的差別最大,辭彙次之,文法方面的差別最小。語音的差別在聲母的繁簡、輔音韻尾的多寡以及調類的區分上表現得特別明顯。例如吳方言和部分湘方言塞音聲母有濁塞音[b、d、g]、不送氣清塞音[p、t、k]和送氣清塞音[p'、t'、k' ]3套,官話以及其他各方言一般方言隻有後2套。廣州話輔音韻尾有[m、 n、?、p、t、k]6個,蘇州話隻有[n、 ?、?]3個,北京話隻有[n、?]2個。廣州話有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上陰入、中陰入、陽入9個調類。北京話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4個調類。煙台話平聲不分陰陽,所以隻有平聲、上聲、去聲3個調類,是聲調系統最簡單的方言之一。

由于現代方言的調類與古調類之間有相當整齊的對應關系,所以通常就用平、上、去、入等古調類的名稱來標記現代方言調類。要註意的是方言的調類名稱相同,並不表示調值相同。例如北京話的陽平是升調(35),天津話的陽平是高平調(55),而漢口話的陽平則是曲折調(214)。

上文說漢語方言語音的差別大,辭彙和文法的差別小。這是從大體上說的。從細處看,辭彙和文法上相異之處也並不少。拿辭彙來說,政治、文化、科學方面的詞是全國性的,可是日常生活裏用的詞有許多是地方性的,因方言而異。拿文法來說,方言之間在詞法方面的差異比較明顯。例如人稱代詞和指示代詞的形式、形容詞的尾碼、動詞和形容詞的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以及名詞尾碼“子”和“兒”的表示方式。例如“兒”杭州話用成音節的語素表示,而廣州話和溫嶺話用變調表示,北方諸方言卻用了將韻尾改為-r的方式等等。不同方言裏有時有相當大的差別。

方言之間句法上的差別可以舉“把”字句和反復問句為例。“把”字句是官話區方言裏十分重要的一種句式,可是粵方言沒有這種句式。例如北京話用“把”字的句子(把衣服洗幹凈),廣州話往往要用“動詞+賓語”的說法(洗幹凈件衫),吳方言則是將“把”說成“撥”。在大部分官話方言裏,反復問句的形式是“ V不V”(V代表動詞,例如:去不去│認得不認得)。可是在某些江淮官話(南京)和西南官話(昆明)以及一部分吳方言(上海)裏,反復問句的形式是“可v、啊v、格v等等”(可去│啊認得)。

漢語分支

漢語所包含的語言種類問題,在語言學界頗有爭議,但在國內學術界沒有爭議。目前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漢語隻包括漢語一種語言;另一種國外的觀點認為漢語包括閩語、粵語、客語、吳語、贛語、湘語、侗語等語言,為一個漢語語族而非同一種語言。中國國內的學者多數支持前者,將閩語、粵語、客語、吳語、贛語、湘語等列為漢語方言,例如趙元任認為標準語(國語)是方言,閩語、粵語等也是方言。而中國以外尤其西方多數學者從語言學的角度支持後者,則認為漢語不是一種單一的語言,而是一簇相互關聯的有親屬關系的不同語言。然而實際上,習慣上所稱的“漢語方言”相互之間或與標準漢語之間無法互通,語言距離往往比歐洲同一語系之下的各種語言之間還要遠。例如一個隻會西班牙語的人可能可以使用西班牙語和另一位隻會葡萄牙語的人達成溝通(書寫不能溝通),但一個隻會粵語的人和一位隻會閩語的人對談時,是完全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麽的(書寫勉強溝通)。

中國國內語言學家根據漢語分支的不同特點,把漢語劃分為傳統的七大方言。在這七大方言內部,仍存在不同的次方言區。有時這些次方言區內的使用者也不能相互理解。在不同的方言區的人的語言意識也有一定的區別。例如,一個使用粵方言的香港人可能會感到與操台山話的廣東人有很多共同點,雖然他們可能不能相互理解。

地理上的方言分歧也是很明顯的。在華北官話、西北官話或者西南官話地區,相隔幾百公裏的人一般可以相互口頭交流,但某些地區語音和辭彙的變化也是很大的;然而在中國南方的許多地區,尤其是山區,較小地理範圍內可能存在相互口語交流困難的方言。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如福建某地,相隔隻有十公裏的當地居民也許已經不能自如口頭交流了。

漢語方言官話,或稱官話方言等:指華北、東北及西北地區、湖北大部、四川、重慶、雲南、貴州、湖南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蘇中北部所使用的母語方言。官話大致分為華北官話、西北官話、西南官話、江淮官話,華北官話分布在北方東部,以北京話為代表,西北官話分布在北方西部,以西安話為代表,西南官話分布在南方西部,以成都話為代表,江淮官話分布在南方東部,以揚州話為江淮話的代表。上古時期的中原雅音在五胡亂華、衣冠南渡後,分化成為中古漢語語音。而現代“官話方言”,主要形成于宋元時期。官話在形成之後,在南北方分別發展,由分化成了南方官話和北方官話,為以後中國各代的官方語言,北方官話至今是現代標準漢語的基礎(大陸稱為國語,台灣稱為國語)。使用這一方言的人佔中國人口的70%。

需要指出的是,“官話方言”,過去曾經稱為“北方方言”,並不局限于中國北方。相反,中國西南地區和江淮地區的南方方言也屬于官話方言。

官話的明顯特點包括:除了江淮官話、少部分西南官話保留入聲讀[-?]之外,大部分官話方言失落了全部中古入聲,中古漢語中的“-p,-t,-k,-m,-n,-ng”韻尾現在隻剩下“-n,-ng”,但出現了大量兒化韻“-r”韻尾。原本連線“i,ü”韻母的“g,k,h”聲母已被顎音化成“j,q,x”聲母。官話話在失去清濁對立的過程中,沒有經過劇烈的聲調分化,但出現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輕聲。因此,官話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應產生的復合詞。上述現象在其他方言中比較少見。

吳語,或稱吳方言:在中國江蘇南部、安徽南部、上海和浙江大部分地區使用。典型的吳語以蘇州話為代表。其中安徽西南部受贛語影響,浙江南部保留了較多古代百越話特征,以至不能和作為典型吳語的太湖片吳語通話。使用人數大約為總人口的8.4%。這種方言的對清濁輔音的區分是一個很明顯的特點。但吳語保留了中古漢語的模糊入聲。

客家話,或稱客語:在中國南方廣泛使用,包括廣東東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廣西東南部等地,以梅縣話為代表。雖然是一種南方方言,但客家話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響中形成的。客家話因而保留了一些中古中原話的特點。使用客家話的人口大約佔總人口的5%。

閩語,或稱閩方言:在福建、海南、廣東東部、台灣、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還有其他海外的一些華人中使用。由于閩語的內部分歧比較大,通常分為閩南方言(以廈門話為代表)、閩北話、閩東話(以福州話為代表)、莆仙方言和閩中方言。閩語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與中古漢語韻書存在直接對應的方言,其中以閩南語最具影響。但是,根據現有的語音學研究,閩語的音系相當接近上古漢語的音系。

閩南語(狹義的,即閩台片閩南話)共有“-m,-n,-ng,-p,-t,-k,-?”(貌似問號的國際音標是緊喉音。)在入聲 [-p/-t/-k] 消失之前,先發生‘入聲弱化’,[-p/-t/-k] 全部變成-?。山西方言、吳方言、江淮方言仍保有這種弱化入聲)”七種輔音韻尾。閩南語是漢語中聲調較復雜的方言之一,泉州音有8個聲調(不含輕聲),漳州音、廈門音、同安音、台灣音通常有七個聲調(不含輕聲)。同時,閩南語也是保留中古漢語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母語,閩(南)台片的閩南語內部較為一致。廣義的閩南方言還包括海南話、潮州話、浙南閩語等,使用閩南語的人口大約為總數的4.2%。

漢語

粵語:以廣州話為代表,在廣東廣西的部分地區、香港、澳門和海外華人中被使用。粵方言是漢語中聲調最復雜的方言之一,有九個聲調(桂南勾漏片有十個聲調)。同時也是保留中古漢語最完整的方言之一。粵語包含了p,t,k,m,n,ng六種輔音韻尾。粵語內部的分歧不大。使用粵語的人口大約為總數的5%。但是粵語中沒有混合入聲,可以認為粵語中保留的古漢語成分要早于吳語,但晚于閩語。

湘語,或稱湘方言:在湖南使用。按是否保留濁聲母分類,可分為老湘和新湘兩類,其中濁聲母已基本清化的部分新湘語相對接近官話,但也有部分與官話差異較大的新湘語保留有部分全濁音及特有語音和辭彙。新老湘語分別以長沙話(新)及衡陽話(老)為代表,使用者約佔總人口的5%。歷史上湖南地區受到北方文化的強烈影響,故湘語內部差異比較大。並且有多個時期古漢語語音特征之重疊。

贛語,以南昌話為代表,又稱老表話、江右語等。屬漢藏語系漢語族,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東部,安徽西南部等地。使用人數約為使用人口約5148萬(早先的3000萬不準確)。古全濁和古次清合流為送氣音,梗攝字文白異讀。昌都片及長江沿岸一帶普遍存在全濁聲母,但多非嚴格的古清濁對立。多數地區”知三章組“或”知二章組”端讀,日母今讀仍為鼻音。南昌話有七個聲調,輔音韻尾-t -k -n -ng,建寧、高安、臨川等地為m n ng p t k。

下面的幾種方言是否構成獨立的大方言區,現在尚有爭議:

晉語:在山西絕大部分以及陝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內蒙古河套地區等地使用,以太原話為代表,有入聲韻 [-嶗。在入聲 [-p/-t/-k] 消失之前,先發生‘入聲弱化’,[-p/-t/-k] 全部變成 [-嶗)。其白讀系統與官話截然不同。以前(及現在的不少語言學學者)將其歸于官話。

平話:在廣西的部分地區使用。傳統上將桂南平話歸于粵語,近年來有人主張將桂北平話當成孤立的土語存在。

徽語:在安徽南部及贛浙蘇部分毗鄰地區使用。以前(及現在的部分語言學學者)將其歸于吳語。

人類古老語言之一

漢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之一,是至今仍通用的使用語言時間最長的語言之一。漢語的歷史演變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漢語的書寫系統——漢字,非表音文字,不能如表音文字那樣直接知道同一個字歷史上的發音。幸運的是,在漢字(特別是形聲字)、詩歌的韻律以及對外國人名的翻譯中可以找到有效的信息。

時代的變化

相傳黃帝時中原有“萬國”,夏朝時還有三千國,周初分封八百諸侯,而“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禮記·王製》)。

上古漢語存在于周朝前期和中期(公元前11到前7世紀),文字記錄有青銅器上的刻銘、《詩經》、歷史書書經以及部分《易經》。

據《禮記·中庸》第二十八章記載:“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可見周朝建立時期就開始實行語言文字的統一。

春秋初期,見于記載的諸侯國還有170多個。至戰國時期,形成“七雄”,“諸侯力政,不統于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解字·敘》)。

先秦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被稱為“雅言”的共同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

秦朝重新統一之後,進一步規範了文字,以小篆作為正式官方文字。

中古漢語

中古漢語使用于南北朝、隋朝、唐朝和宋朝前期(公元7世紀到10世紀),可以分為《切韻》(公元601年)涉及到的早期以及《廣韻》(公元10世紀)所反映的晚期。高本漢把這個階段稱為“古代漢語”。

語言學家已能較自信地重構中古漢語的語音系統。這種證據來自幾個方面:多樣的現代方言、韻書以及對外語的翻譯。

正如印歐語系的語言可以由現代印歐語言重構一樣,中古漢語也可以由方言重建。另外,中國古代的文學家花費了很大的精力來總結漢語的語音體系,這些資料仍然是現代語言學家工作的基礎。最後,漢語的語音可以從對外國語言的翻譯中了解到。

近現代漢語

近代漢語是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之間以早期白話文獻為代表的漢語。

現代漢語

現代漢語是現代漢民族使用的語言。廣義的現代漢語包括漢語的各種方言,即不同地區的漢族人所使用的語言,這些語言都是漢語,隻是在語音、辭彙、文法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而狹義的現代漢語則是指“國語”,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文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國語所代表的標準現代漢語也是中國的國家通用語言。

對外漢語

對外漢語是以其他語言為母語的國家或民族的人為對象的漢語教學。也稱為漢語作為外語教學或者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相應專業為高等院校培養具有較高外語文化修養且能以外語為工作語言的漢語和中國文化教師,為旅遊和各類涉外部門培養導遊和翻譯人才。

相關信息

關于瀕危漢語方言問題

關于漢語方言的現狀和生存問題,瀕危漢語方言問題,語言和方言多樣性問題,已經引起學術界以及社會大眾越來越多的關註。除了保護漢語方言,少數民族語言及其民族的方言同樣面臨該如何保護的課題。我國少數民族中,除回族滿族外,其他53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有些民族內部甚至還使用著多種語言。但隨著農村城鎮化、經濟全球化以及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一些民族語言到了瀕危境地。部分少數民族,如赫哲族鄂倫春族土家族的語言,隻有極少數人會說,年輕一代都改說漢語了。中國語言學家李宇明認為,國語便于交流,對我國經濟文化事業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時,作為“語言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漢語方言是我國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近年來,保護民族語言和搶救瀕危方言再度成為熱門話題

保護民族語言和搶救瀕危方言就是為了保護多樣性的民族文化,同時也是為了保障各民族成員的平等權利。這正如中國知名學者周海中曾經指出的那樣:一些民族語言正面臨著全球化、工業化、網際網路等的沖擊,正處于逐漸消失的危險,有關部門、機構以及語言學界都應該採取積極而有效的措施來保護弱勢的民族語言和搶救瀕臨滅絕的民族語言。這樣既有利于人類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也有利于民族團結、社會安定。

近代漢語的傑出貢獻者

近代漢語的傑出貢獻者——王力。

王力自40年代開始從事漢語辭彙的研究,先後發表《古語的死亡、殘留和轉生》(1941)、《新字義的產生》(1942)、《理想的字典》(1945)、《詞義的發展和變化》(1983)等文,著重探討漢語詞義演變的特點和規律。

王力對漢語的語音、文法、辭彙所作的描寫的和歷史的研究,集中在《漢語史稿》(上、中、下,1957~1958)一書中。70年代末開始修訂重寫,分為《漢語語音史》(1985)、《漢語文法史》和《漢語辭彙史》三書。他的《中國語言學史》(1981)對中國2000年來的語文研究和語言學遺產做了比較全面的敘述和初步的總結,體系新穎、內容豐富,在國內外都獲得好評。

常用相關詞語及英譯

漢語方言Chinese dialects

漢語拼音方案 the Scheme for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漢語

漢語拼音字母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漢語史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漢語大辭典Chinese Dictionary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