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

漢朝

       漢朝(前202年-220年)是中國歷史上繼秦朝後出現的朝代,在中國歷史上極其具有代表性,扮演了承先啓後的重要關鍵地位。

       漢朝分為西漢(前202年-9年)與東漢(25年-220年)兩個歷史時期,合稱兩漢;亦有以東漢與西漢的首都代指,合稱兩京。西漢為漢高帝劉邦所建立,建都長安;東漢為漢光武帝劉秀所建立,建都洛陽。其間有王莽短暫自立的新朝(9年-23年)與西漢更始帝時期(23年-25年)。

  • 中文名稱
    漢朝
  • 外文名稱
    The Han Dynasty
  • 貨    幣
    五銖錢
  • 選官製度
    察舉製、征闢製
  • 國土面積
    1300萬平方公裏
  • 英文名稱
    The Han Dynasty
  • 主要民族
    漢族
  • 文化形式
    漢賦、漢文化形成
  • 所屬洲
    亞洲
  • 人口數量
    約6000萬左右
  • 主要宗教
    儒教、道教、佛教等
  • 科技發明
    造紙術地動儀
  • 別    稱
  • 首    都
    長安(西漢)、洛陽(東漢)
  • 簡    稱
  • 監察機構
    刺史、州牧
  • 中央官製
    內外朝製度,三公九卿
  • 主要城市
    邯鄲、南陽、臨淄、商丘、成都
  • 政治體製
    君主專製政體
  • 開國之君
    漢高祖劉邦
  • 亡國之君
    漢獻帝劉協

基本簡介

漢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因國都的不同而分為西漢東漢,西漢開國皇帝為劉邦,(今江蘇沛縣人)因國都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在東漢國都洛陽的西面,故稱西漢。西漢共有14個帝王,包括呂後和昌邑王劉賀。所附的淮陽王劉玄,敗降後被勒殺。 亦有以西漢與東漢的首都代指,合稱兩京。是繼秦朝之後強盛的大一統帝國。漢代被稱為“炎漢”。又因皇帝姓劉而稱“劉漢”。前202年高祖劉邦建漢,定都長安。文景之治後,漢武帝進一步推動大一統事業。

漢朝

公元九年,王莽篡奪政權,西漢結束。25年,劉秀稱帝,建立東漢,定都洛陽。開創了光武中興和明章之治,萬國來朝。漢朝時期,許多人將漢朝和約略同時期歐洲的羅馬帝國並列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及強大帝國。其疆域鼎盛時期,正北至五原郡、朔方郡,南至日南郡,東至臨屯郡,西至蔥嶺。西漢平帝時期#(公元元年),全國人口達6000萬左右。[6]且文化的統一,為中華民族兩千年的社會發展奠定了基礎,為中華文明的延續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貢獻。華夏族因此逐漸被稱為“漢族”。220年曹丕篡漢,東漢滅亡。

國號

漢朝分為西漢(前202年十二月-公元8年十一月)、東漢(25年六月-220年十一月)。漢高帝劉邦建立西漢,定都長安,又稱前漢; 漢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定都洛陽自稱中漢,又稱後漢;  漢昭烈帝劉備建立蜀漢,定都成都,自稱季漢,又稱西蜀;西漢與東漢合稱兩漢。漢朝是中國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漢族就是在這一時期得名。漢族由于文明程度較高,在中國各兄弟民族中一直處于主導地位,這是歷史發展和自然形成的結果。漢以後歷代的朝代名稱雖有變換,但漢族作為中國主體民族的地位始終未變。

西漢歷史

炎漢開國

前209年,秦末,由于政令愈發嚴苛,而最終爆發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的事件,先秦六國諸侯舊貴族也借此時機紛紛復國。公元前207年四月,楚國貴族後代項羽巨鹿之戰滅秦軍主力,而劉邦則入關推翻秦朝廷。其後,項羽尊楚懷王為“義帝”,並自行分封天下,封自己為“西楚霸王”,封劉邦為漢王。之後兩股勢力開始長達四年的楚漢戰爭。劉邦在蕭何、韓信張良等人的輔佐下,最終在垓下之戰中擊敗項羽,于前202年正式稱帝,立國號“漢”,西漢建國。

漢高祖劉邦登基後,採用叔孫通的建議,恢復禮法,設三公和九卿,任用蕭何為丞相,採取與民休息、清靜無為的黃老治術政策,鼓勵生產,輕徭薄賦。在政治上,則先分封功臣韓信、臧荼、彭越、英布等為王,以及一些功臣為列侯。

稱帝之後,異姓諸侯王勢力坐大,因此漢初時劉邦對異姓王分別翦除,改封劉氏宗親為王,僅有長沙王吳臣因勢小不構成威脅,且忠心于中央而得以保留。劉邦在擊敗他最後一個對手英布後,與功臣刑白馬立盟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史稱“白馬之誓”。漢初政府官員基本上由大大小的功臣充任,從而形成漢初“布衣卿相”的政治格局。

此時,由于秦末以來動亂多年,國力虛弱,導致漢高祖劉邦在率領32萬大軍,企圖收復秦末被匈奴佔據的河套地區時,遭匈奴冒頓單于圍困于白登七天七夜,劉邦被迫收買冒頓單于的妻子說服冒頓單于,才成功突圍。從此以後,漢朝採用和親政策,以婚姻和財寶換取和平。據史料記載,前後一共送去10位宗室之女,即冒頓單于于前200年、前192年、前176年所收到的3位公主,老上單于于前174年、前162年所收到的2位公主,軍臣單于于前160年、前156年、前155年、前152年、前140年所收到的5位公主。

休養生息

劉邦登基後,採用叔孫通的建議,恢復禮法,設三公九卿,任蕭何為丞相,採取與民休息、清靜無為、休養生息的黃老政策,鼓勵生產,輕徭薄賦。在政治上,則先分封功臣韓信、彭越、英布等為王,等到政權穩固,為了防止反叛和鞏固皇權穩定則又以種種罪名取消他們的王爵,或貶或殺,改封劉氏宗親為王,訂立了“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的誓言。 

此時,由于歷經多年動亂,國力孱弱。劉邦為了讓百姓修養生息,謝絕戰事。于是,漢朝初期並沒有什麽戰事,百姓得以休養生息。

呂後專政

早在漢高祖十二年,呂雉利用計謀于長樂宮鍾室將功臣韓信殺死,還滅其三族。漢高祖劉邦去世,太子劉盈繼位,是為漢惠帝。漢惠帝時年16歲,大權盡為太後呂雉(呂後)掌握。因漢高祖劉邦在世時,劉邦之寵姬戚夫人曾想謀立己子趙王如意為太子,結果遭到呂後和功臣們的強烈抵製而未能成功。劉邦去世後,呂後即毒死趙王劉如意。劉如意死後,呂後使人挖去戚夫人的雙眼、熏聾其耳、灌葯致啞、斷其手足,然後丟進茅房裏,命名為“人彘”,意即“如豬之人”。對其他劉氏諸王也多加殘害。又逼漢惠帝立自己年僅十歲的外甥女張嫣為後,史稱“孝惠張皇後”。但張氏實在年紀太小,一直無法懷孕。呂後于便設計她假裝懷孕,然後在強取宮人之子,即劉恭,並偽稱為張皇後所生,又秘密處死那個宮人,于是劉恭被立為皇太子。漢惠帝因呂後的殘暴而驚恐,數年後抑鬱病逝。之後兩少帝劉恭、劉弘先後繼位。少帝逐漸成長,獲悉他的生母已為呂後所殺,公然表示長大後將會報復呂後。呂太後盛怒之下,便將他監禁于永巷中,並對外宣稱皇上生病,大臣均不得見。後來更廢了少帝,並暗中誅殺。五月,立恆山王劉山為皇帝改名劉弘。呂後臨朝稱製,開漢代皇太後臨朝稱製之先河,且數為後世所效仿。

漢朝

呂後稱製,大封諸呂,並欲王諸呂,遭到時為右丞相的安國侯王陵堅決抵製。呂後曲升王陵為太傅,奪取實權。然後大封呂氏外戚為諸侯王和列侯。並且呂氏外戚亦掌控禁軍,劉氏皇權遭到嚴重威脅。而朝中大臣多為隨漢高祖的開國功臣,他們明裏不敢反對呂後,但卻已經開始為此準備。呂後臨終時任命呂產為相國,先封呂祿為趙王,再任命他為上將軍,獨掌軍權。而以陳平、周勃為首之功臣派亦做好準備,並與劉氏皇族聯合。呂後一死,功臣派與皇族立即先發製人,發動政變,一舉誅平呂氏外戚,廢掉少帝劉弘,迎立漢高祖劉邦與薄氏之子代王劉恆為帝,是為漢文帝。呂後為了增加呂氏的籌碼,將呂氏之女與漢宗室聯姻,不僅擁有權力,也可以借此監視劉氏子孫的一舉一動。

呂後掌權,惠帝七年,臨朝稱製八年,前後共15年。高層之權的奪權並沒有影響到國家的大政方針。呂後仍能忠實執劉邦生所定的休養生息、恢復民力的政策。相國(或丞相)之人選一如劉邦生前安排。蕭何去世後,曹參繼任,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力行清靜無為之政,史稱蕭規曹隨。除此之外,呂後秉政,繼續寬刑薄罰,如廢除“三族罪”、“挾書律”等秦朝惡法。對外政策上亦能理性冷靜處理,繼續“和親”政策,避免戰爭。這樣,呂後時期,國家經濟呈上升之勢,國力亦有很大增強。史稱:“孝惠皇帝、高祖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後女主稱製,政不出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稀。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文景之治

漢文帝之皇後竇太後尊崇道家,因此漢景帝與竇氏宗族都必須學習道家學說。漢文帝和兒子漢景帝在位期間,繼續採取黃老無為的手段,奉行“無為無不為”的方針,實行輕徭薄賦、力行節儉的與民休息政策,恩威並施,以彌補秦末民變和楚漢戰爭的多年動亂帶來的巨大破壞,使人民負擔大大得到減輕。通常認為文景之治的主角是漢文帝與漢景帝。實際上,竇太後在文景之治時代所起的作用也是舉足輕重的。《史記》卷三十《平準書》對文景之治作出了仔細的描述,當中提到兩帝在位其間,並無重大事故,百姓人給家足。國庫累積了上億的銅錢,因為久而不用,串錢的繩子都爛了。糧倉裏堆滿谷子,由于太多放不下,而隻能放在倉外,以致腐爛而不能食用。

漢朝

漢文帝在位時,存在諸侯王國勢力過大及匈奴入侵中國大陸等問題。漢文帝對待這些問題採取的是異常謹慎而且又有效的手法。對待諸侯王,文帝採取以德服人的態度,小錯不糾,在中央弱勢的時候成功的安撫住了各地蠢蠢欲動的諸侯,為後來景帝處理七國之亂造就了一批忠心耿耿的諸侯王和大臣。最重要的兩個大動作是:安撫吳王,使得吳王在最年富力強的時候沒有假借喪子之仇反叛;在齊王死後將齊國一分為七,既滿足了齊王的兒子們稱王的需求,為自己贏得了賢德之名,又消除了最大的一個諸侯國齊國。假如文帝的謹慎穩重的做法被一直持續下去,漢朝也就不會發生後來的七國之亂,諸侯王問題亦有希望能夠和平解決。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別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是租率最終減為三十稅一。文帝十三年,還全免田租。同時,對周邊敵對國家也不輕易出兵,維持和平,以免耗損國力。這就是輕徭薄賦的政策。文帝生活也十分節儉,宮室內車騎衣服沒有增添,衣不曳地,帷帳不施文綉,更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因此,國家的開支有所節製,貴族官僚不敢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這就是休養生息的政策。文帝時,緹縈上文帝,沉痛肉刑的弊端,並願意代父贖罪,亦即後人熟悉的故事“緹縈救父”。文帝納言廢除肉刑,下詔廢除了黥刑、劓刑、刖刑等刑罰,改用苔刑代替,並饒恕其父,可見漢文帝是寬容的一代賢君。

景帝即位不久,就採納晁錯的建議,削奪諸藩王的封地[15],引發各封國的擔憂,而在漢景帝三年正月(公元前154年)爆發以“清君側”為名義的“七國之亂”,漢景帝因此殺了晁錯,以寄達到平息叛亂的目的[15]。但是七國之亂並未因此緩和,景帝任用周亞夫出兵平叛,在三月即告弭平,各諸侯國的勢力因此極大削弱[15]。七國之亂以後,景帝開始專心打理朝政,據說景帝十分樸素,仁厚愛民。除了平定七國之亂以外,從來沒有大規模用過兵,和匈奴的戰爭始終控製在一定的規模內,依然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

在與匈奴和南越國(南粵)保持和平的同時,也在積蓄國力,透過馬復令等措施來積極備戰;此一時期史稱“文景之治”,是中國成為大一統帝國時代以來,第一次被傳統歷史學家贊譽的時期。

極盛時期

景帝駕崩後,其子劉徹即位,史稱漢武帝。武帝在位期間(在位前141年—前87年),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銳意進取,使得西漢的政治、經濟及軍事整合起來。

在政治上,武帝加強皇權,建立年號“建元”,始開中國以皇帝年號紀年的濫觴,採納主父偃的建議,施行推恩令,削弱諸侯藩王的勢力,從此,諸侯藩王的勢力不再能夠對中央朝廷構成威脅;後又以諸侯獻上的黃金成色不純為由,取消百餘位列侯的爵位,即史書上所稱的“酎金失侯”事件。經此二次事件後,中央集權得到大大的加強。文化上,廢除孝武皇帝在位之前以“黃老學說、無為而治”的治國思想,積極治國;並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17],使儒家思想從此逐步成為中國歷經二千年的“主流思想”。

對外關系上,積極對付西漢的最大外患—匈奴。在此期間,先後出現衛青霍去病等傑出名將,經過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數十年用兵後,終于打敗匈奴單于,使其“漠南無王庭”;又吞滅南越國[18],征討朝鮮,使漢朝成為當時的東亞霸主。外交上,兩次派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並先後以兩位公主劉細君、劉解憂和親西域大國烏孫,而達到離間西域和匈奴關系,進而聯絡西域的目的。

漢武帝晚年篤信巫術,聽信江充讒言,導致發生著名的“巫蠱之禍”,戾太子劉據被迫殺江充而謀反,結果兵敗而死,皇後衛子夫因此自殺。事後武帝也極為後悔,修建望思台以悼念太子。

西漢經過多年對外戰爭,文景之治的積蓄耗費殆盡,經濟遭受巨大沖擊,國力也出現衰退的局面。為此,在巫蠱之禍後,漢武帝利用遠征軍失利的時機發表著名的“輪台之詔”,不再奉行窮兵黷武的政策。為提振經濟,武帝將鑄幣、鹽鐵收歸中央管理,加強農業生產,實行和糴法,開鑿白渠,並創立均輸、平準政策,統購統銷,幹預物價,與民爭利,加強國家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此一系列政策使漢朝得以避免步入衰敗。

昭宣中興

武帝去世後,鉤弋夫人之子,年僅八歲的劉弗陵即位,是為漢昭帝。漢昭帝登基之初,由上官桀、金日磾霍光三人共同輔政。但是在元鳳元年(前80年),爆發元鳳政變,上官桀被殺,霍光從此大權獨攬。霍光延續武帝在位晚年的政策,對內休養生息,放寬鹽鐵專賣製度,提高儒生地位。昭帝死後,武帝孫昌邑王劉賀即位。他行為放縱,密謀排除霍光,但反被霍光所廢。之後霍光又迎立劉病已即位,是為漢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霍光還政于宣帝。地節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此後宣帝將霍氏集團一網打盡。但是,宣帝繼續奉行霍光的治國路線,大力整飭吏治,勸民農桑,抑製兼並,降低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這段時期,漢朝不僅內政清明,而且對于匈奴繼續保持強勢,在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設立西域都護以加強對西域三十六國所處地區的聯絡與控製。經過昭宣二帝的休養生息,國家經濟得以從武帝中期以來面臨衰退的困境下的明顯恢復,史稱“昭宣中興”。

王莽奪位

宣帝死後,漢元帝劉奭即位,西漢開始走向衰落。元帝“柔仁好儒”,對于社會秩序採取放縱態度,經常下令大赦免,導致盜賊遍地,土地兼並日益嚴重,也致使皇權旁落,外戚與宦官勢力興起。他死後,成帝劉驁即位,成帝好女色,先後寵愛許皇後、班婕妤和趙氏姐妹(趙飛燕趙合德),趙氏姐妹曾是妓女,不能生育,因而嫉恨其他可以生育的妃嬪與他們的子女,成帝與其他妃嬪的子女均為趙飛燕姐妹殘害殺死,史稱“燕啄皇孫”。由于“酒色侵骨”,成帝最後竟死在“溫柔鄉”之中。由于成帝不理朝政,為外戚王氏集團的興起提供條件,皇太後王政君的家族權力急遽膨脹。成帝死後,由定陶王之子哀帝劉欣即位,哀帝有“斷袖之癖”,終日與他寵信的董賢廝混相好,外戚王氏的權力一度受壓抑。此時國家已是一片末世之象,民間“再受命”說法四起。元壽二年(前1年)八月,哀帝去世。太皇太後王政君派王莽接替董賢成為大司馬,並迎接中山王劉衎即位,是為漢平帝,改元元始。但是,劉衎已淪為王莽的傀儡。五年後,王莽毒死僅14歲的平帝,並迎立太子劉嬰即位,號“孺子”,自己擔任“假皇帝”,9年1月,王莽逼迫孺子嬰退位,廢為定安公,建立新朝,西漢結束。

東漢歷史

光武中興

新莽天鳳五年(17年)綠林起義爆發,23年,王莽政權在赤眉、綠林民變下終于滅亡。同年2月,綠林軍擁立漢宗室劉玄作皇帝,恢復漢的國號,年號更始。25年赤眉軍立劉盆子為帝,隨後擊敗綠林軍,更始帝劉玄向赤眉軍投降。通常劉玄被認為是西漢最後一位皇帝。

漢朝

漢更始三年(25年)六月,原本服從更始帝的漢朝宗室劉秀在鄗縣(今河北高邑東南)之南即皇帝位,是為光武帝,滅劉盆子,仍沿用漢的國號,以這一年為建武元年,定都雒陽,史稱東漢。即位後,于37年終于消滅赤眉、隗囂、公孫述等割據勢力,統一全國。

漢光武帝廢除王莽時的弊政,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下令整飭吏治,設尚書六人分掌國家大事,進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權力,加強中央集權;同時清查土地、新定稅製、振興農業,使人民生活逐步穩定下來;另外提倡儒術,建立太學,設定五經博士,與尊儒並行的便是表彰氣節,因此士大夫爭相以名節為目標,為淳美的政教,奠下基礎;對匈奴等外部勢力實行防御的策略,縱容姑息放棄西域,對外戚嚴加限製,史稱光武中興。但由于分封土地,也造成土地兼並情況日益嚴重,地方豪強勢力興起,為東漢的最終滅亡埋下隱患。

明章之治

漢明帝和漢章帝在位期間,東漢進入全盛時期,史稱“明章之治”。期間,竇固以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在西域長駐三十多年,不僅善于使用武力威懾各國,更善于運用外交手段去聯絡距離較遠的國家。但匈奴人亦同樣在開展類似的行動,推翻各國親漢的政權,再與新政權結盟。雙方不斷地反復攻防,一直到20年後,班超之子班勇才完全掌控西域。章和二年(88年)十月,車騎將軍竇憲領軍出塞,擊破北匈奴,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銘命,史稱燕然勒石。二年後,永元三年(91年)竇憲派兵再次出擊,出塞五千裏進攻金微山,大破北匈奴單于主力,斬名王以下五千餘人,俘虜北單于皇太後,北單于倉皇逃竄不知所終,從此掃除數百年來匈奴對漢朝北方邊境的威脅,漢朝國勢也再一次到達漢武帝時期的鼎盛;佛教也在此時傳入中國。但是在章帝後期,外戚竇氏日益跋扈,揭開東漢後期外戚與宦官兩股勢力爭鬥的序曲。

外戚與宦官

88年,年僅卅一歲的漢章帝突然駕崩,時僅十歲的太子劉肇即位,是為漢和帝,他即位伊始,實際上朝政都由竇皇後操縱,國家政治日益腐敗。竇氏的跋扈引發和帝的不滿,不久年僅14歲的和帝就抓捕外戚竇憲,外戚勢力開始衰弱,和帝額度宦官,從此東漢的政治淪為外戚和宦官兩股勢力的爭鬥。不過,和帝仍然在政事上非常勤奮,不失為英明之主。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年僅廿七歲的和帝病逝。出生僅百日的少子劉隆即位,是為殤帝。殤帝僅在位8個月就駕崩了。接替即位的是清河王劉慶之子安帝劉祜[30]。他即位早期由太後鄧綏臨朝理政。鄧太後勤儉節約,任用賢良,同時對自己家族的勢力有所限製,卻也對宦官勢力縱容[30]。建光元年(121年),鄧太後逝世,安帝親政,將鄧氏家族誅殺殆盡。安帝依賴外戚宋氏和閻氏以及宦官的力量。聽信奸臣,肆意無忌,朝政昏庸不堪,東漢快速衰敗下去。延光四年三月,漢安帝在南巡途中死在葉城。外戚閻氏秘不發喪,擁立漢章帝之孫濟北王劉壽之子劉懿,史稱漢少帝,其在位僅200餘日就病死。少帝死後,閻氏家族密謀再立傀儡,被中常侍孫程擊破,閻氏家族被誅殺。孫程迎立濟陰王劉保,是為漢順帝[30]。在順帝執政早期,宦官勢力膨脹,卻引發社會各界的反彈。陽嘉元年(132年),貴人梁妠立為皇後,從此梁氏外戚勢力開始崛起,梁妠的兄弟梁冀被任命為大將軍。漢安二年(143年)八月,順帝病死,太子劉炳即位,是為沖帝,即位是年僅2歲,由梁太後臨朝執政。永嘉元年(145年)正月初六,劉炳駕崩,年僅三歲。正月廿五日,梁冀擁立劉纘即位,是為質帝。質帝非常聰穎,稱梁冀為“跋扈將軍”,結果不久質帝就被毒殺。

本初元年閏六月初七日,大將軍梁冀擁立漢章帝之孫劉志即位,是為漢桓帝。桓帝年少,因此繼續由梁太後臨朝執政。桓帝即位之初,梁冀勢力幾無邊界,他殘害忠良,中飽私囊,無惡不作。桓帝對他暗中也頗為不滿,延熹二年八月初十,桓帝派兵士包圍梁宅,梁冀與妻子雙雙自殺,梁氏外戚勢力土崩瓦解。宦官成為新的權力中心。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被封為縣侯;單超食邑兩萬戶,後又封為車騎將軍,其他四人各一萬戶,世稱五侯。五侯貪婪放縱,終致在延熹九年(166年)引發第一次黨錮之禍[30]。永康元年十二月廿八日(168年),漢桓帝駕崩。桓帝沒有留下子嗣,由河間王劉開的曾孫劉宏繼位,是為漢靈帝[31]。靈帝即位之初,就引發以竇太後、竇武為首的外戚勢力和以曹節、王甫為首的宦官勢力的激烈權力鬥爭。永康元年九月初七,宦官發動政變,外戚勢力被削弱。宦官則在永康二年(164年)製造第二次黨錮之禍[31]。而靈帝本人驕奢淫逸,為填補財政公開賣官,朝政腐敗。

黃巾之亂與滅亡

數十年的政爭以及天災動搖了漢朝的民生,終于在184年爆發由太平道教主張角引發的黃巾之亂,黃巾軍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號召數十萬民眾參與,雖然叛亂不久即告平定,但是東漢朝廷經此一役已實力大減。關鍵是中央朝廷為了盡快平叛,又將軍政權力下放給各州的州牧。各地豪強從此開始慢慢擁兵自重,加以其原已具有強大經濟實力,最終演變成東漢末年眾豪強軍閥割據一方、群雄逐鹿的局面。

漢靈帝死後,外戚大將軍何進和宦官雙雙火並而亡,終于結束戚宦之爭[32]。但董卓掌權後,廢少帝劉辯為弘農王,改立陳留王劉協[32],並且焚毀首都洛陽[32]。董卓被呂布誅殺後,經過幾年混戰,出現把持朝廷的曹操、位于河北的袁紹、位于淮南的袁術、位于江東的孫策、位于荊州的劉表、位于益州的劉焉等勢力。其中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架空漢室權力,消滅各路割據勢力,並在官渡之戰中消滅了最強大的敵人袁紹軍隊的主力,基本統一了中國北方。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復置丞相,曹操任丞相,獨攬大權。曹操揮軍南征,卻在赤壁之戰中被孫權劉備聯軍擊敗,曹操退回北主。不久劉備以荊州為根本,進佔益州,曹劉孫三分天下之勢開始形成[34]。而在這段期間,漢獻帝隻是一個傀儡皇帝,真正實權掌握在曹操手中[35]。曹操先是晉位為魏公,不久又晉位魏王。劉備亦晉位漢中王、益州牧,漢至此已名存實亡。

建安25年(220年)春正月庚子,曹操去世,其世子曹丕繼任漢丞相,襲封魏王。同年十一月,曹丕迫漢獻帝“禪讓”帝位,東漢結束,漢朝國祚也正式告終,三國時代正式開始[35]。而曹丕篡漢建立魏後,劉備隨即在蜀地宣布繼承漢朝法統,建立了沿用漢國號的政權,史稱蜀漢[35]。江東孫權雖向魏稱臣,內政外交皆自主,幾年後孫權亦稱帝,國號吳。

疆域範圍

國土範圍

文景之治後,漢武帝時期,武功鼎盛,國土大幅擴展。元朔二年(前127年),衛青北擊匈奴,收復河南地、隴西、北地、上郡的北部,置朔方、五原二郡。雲中、雁門二郡的北界也向外擴展。西漢的北部疆界至此推到河套,陰山以北。元狩二年(前121年),漢將霍去病出隴西擊滅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設酒泉郡。後又分割為張掖、敦煌、武威三郡。連同在湟水流域設定的金城郡,合為五郡,開始對西域的控製。建元三年(前138年),東甌迫于閩越王的威脅,舉國內遷到今江淮流域。元封元年(前110年),漢軍又平定閩越國,其地劃入會稽郡。元鼎六年(前111年),漢軍平南越國,又佔有海南島,在該地設十郡。在西南方向,漢軍征服諸國,邊界推移到雲南哀牢山高黎貢山

漢朝

新莽末年,疆域萎縮。西南地區由七郡變成五郡,並且放棄海南島上的珠崖、儋耳二郡。光武中興後情勢得到改觀,版圖基本恢復。東漢末期,中原戰亂不斷。曹操放棄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河套、陝北、晉西北、河北北部地方先後放棄。林邑國蠶食南方國土。隻有西南地區擴展至大盈江一帶,其中益州郡、牂牁郡、永昌郡,與西南滇王(前278年—115年)、夜郎王(直至前27年)、哀牢王(直至76年)及鉤町王共同並存。

行政區劃

西漢初,劉邦封異姓王七人。但由于對功臣的猜忌,不久又相繼削除,同時大封同姓諸侯,這些王國“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譖于天子”。地方王國勢力的強大導致中央政府所實際控製的區域萎縮。呂後時期,增加外戚諸侯王。到文帝時期又紛紛鏟除,增加劉氏諸侯王。但是地方王國勢力的膨脹已經對中央政府構成嚴重威脅。文帝接受賈誼的建議,用分地的方法削弱諸侯的勢力。景帝即位後採納晁錯的建議,直接縮減王國的封地,引發諸侯王的強烈反彈,導致吳楚七國之亂爆發,但未幾就宣告失敗。武帝後,採納主父偃的建議,推行推恩令,規定諸侯王位由嫡子即位,而餘子皆分一縣或一鄉的土地。因此王國不斷縮小,漢郡不斷擴大,加上邊郡的開擴,漢朝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製力日益加強。同時,政府將大量面積較大郡予以分割。到平帝元始二年,共有郡國103個,轄縣、侯國、邑、道等縣級政區1587個。

“州”作為行政區劃,在西漢時期萌芽,到東漢宣告形成。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設十三行部,每部派一刺史,每個行部管轄若幹郡(國)。但此時的行部是監察區,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行政區[36]。東漢末年,地方多事。靈帝中平五年(189年),朝廷選重臣出任刺史,稱州牧,掌一州軍民。州從監察區變為行政區。至此,中國地方行政由原本的郡縣兩級製度變為州郡縣三級製[36]。

十三個州部為:司隸校尉部(治雒陽)、徐州刺史部(治剡縣)、青州刺史部(治臨淄)、豫州刺史部(治譙縣)、冀州刺史部(治高邑)、並州刺史部(治晉陽)、幽州刺史部(治薊縣)、兗州刺史部(治昌邑)、涼州刺史部(治隴縣)、益州刺史部(治雒縣)、荊州刺史部(治漢壽)、揚州刺史部(治歷陽)和交州刺史部(治龍編)[36]。獻帝興平元年(194年),又分涼州置雍州刺史部。則至漢亡,全國有十四州。

人口數量

秦末民變和楚漢戰爭,造成期間大量人口死亡。司馬遷在《史記》中感嘆:“初作難,發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于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漢五年(前202年)人口數在1500萬-1800萬人左右。此後由于奉行黃老政治、與民生息,到漢武帝時期的領土擴張,人口數量大幅提升。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12,233,602戶,口數為59,594,978人。

漢朝

由于中國歷史早期農業發展集中在黃河流域,故人口密度分布為北多,南少。若以淮河、秦嶺為界,北部人口佔據85%以上的比例,以南人口佔據不到15%的比例。人口數超過500萬的司、豫、冀、兗、青、徐五州均位于黃河中下遊地帶,這五州的人口總數佔全國的55%。首都長安周圍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裏1000人左右。人口數量在200萬以下的有交、涼、並、朔方四州。揚、荊、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布在成都平原、南陽盆地、太湖平原和寧紹平原。

新莽末期,自然災害頻發,天鳳四年(17年)估計有5600萬人口,但是由于王莽改製失敗和天鳳元年(14年)的黃河改道導致隨之而來的綠林赤眉之亂和軍閥混戰,造成期間大量人口死亡。至建武中元二年(57年)時,全國人口數量僅2100.7820萬,僅相當于西漢元始二年的36.427%。後人口開始恢復成長。據《續漢書•郡國志五》所載,永和五年(140年),全國有戶969.8630萬,口4915.0220萬。至永壽三年(157年),全國有戶10,677,960,56,476,856,已大致恢復至西漢極盛時期。東漢的人口分布又有變化。新莽末東漢初期,大量的中原人民為躲避戰火向長江流域遷徙,南方人口升至全國四成。口數超過500萬的有豫、荊、揚、益四州。荊益兩州的人口都增加一倍,揚州人口也增加四分之一。南方人口成長的同時,北方大部分郡國人口減少。東漢晚期戰爭不斷,到晉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全國人口又隻有1885萬人;隻相當于125年前的三分之一。

政治體製

西漢前期的中央行政製度早期實行三公九卿製,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稱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長;太尉管軍事,是武官首長;御史大夫掌監察,輔助丞相掌管政治事物[37]。而在西漢,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即必須做御史大夫後才能做丞相。而在御史大夫之下,還設有御史中丞,掌管宮內事務。九卿則是太常(掌祭祀鬼神,兼掌教育事宜)、光祿勛(掌門房,兼掌敕詔及吏僚人事,並與衛尉共掌宮中衛兵)、衛尉(掌衛兵)、太僕(掌車馬,兼掌全國牧政及驛站)、廷尉(掌法律)、大鴻臚(掌禮賓,兼掌外國及屬國交往)、宗正(掌皇帝族譜)、大司農(掌全國經濟)、少府(掌皇室財政,兼掌官營手工業作坊)。另外又有將作大匠(掌國家工程營繕)、執金吾(掌京師治安)、大長秋(協助皇後管理後宮),與九卿並稱“十二卿”。

漢朝

漢武帝時期,皇權開始大幅膨脹,內廷尚書令的地位大幅抬升。漢武帝將身邊重臣如嚴安、主父偃、朱買臣等為郎加以侍中,與尚書令共議軍國大事,組成中朝。原以宰相為首的三公九卿組成外朝。

東漢光武帝時,三公權力再次大幅被削弱,尚書台權力得到提升[39]。東漢早期的三公是司徒、司空和太尉,三公職位雖高,卻無實權。尚書台掌管全國政事,直接對皇帝負責[39]。尚書台設尚書令一人,為其主管長官;尚書僕射一人,為尚書令之副;左右丞各一人,為令、僕之佐。尚書令下分六曹,每曹有尚書一人,侍郎六人。同時,東漢政府還設立三套監察機構,分別是中央的御史台、兼具京官和地方官身份的司隸校尉與地方的州刺史。光武帝同時設立中常侍等宦官職務。一系列的措施大力削弱的三公的權力,尚書則權高位低,同時也為之後的宦官亂政埋下隱憂。

漢獻帝建安13年,曹操掌控下的朝政下令廢除三公製,恢復漢初舊製,復設丞相,由曹操出任,軍國大事一由丞相統任。

教育製度

漢承秦製,于諸子百家各立博士,統屬于太常,秩比六百石,其數多至數十人,數量多達數十人。但漢初朝廷所崇信的學術,黃老之外,便是申韓法學學說,對于儒家思想並不重視。到文帝時的賈誼,儒家思想才逐漸興起。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增置五經博士,形成儒家獨大的局面[40]。其後武帝又應公孫弘、董仲舒之請,于元朔五年(前124年)為五經博士置弟子員五十人,以受經術,期限為一年。弟子員的來源,主要選自民間十八歲以上的子弟,此外各郡具低級官吏品學兼優者,也可擔任弟子。畢業後,能通一經以上的可補“文學掌故”,等第高的可充任郎官,但隻限于白身受業者。地方官吏出身的,則多派充九卿、列卿或郡太守的屬官。

宣帝時,五經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時,增設樂經,共為六經,每經設博士五人。弟子員也代有增加,昭帝時已滿百人,宣帝末至二百人,元千帝時千人,到成帝時多至三千人。從太學的大量擴充,顯示西漢儒學教育的日益發展與儒家政治勢力的日益膨脹。東漢光武帝也于建武五年設學于京師,置博士十四人。太學生更不斷增加,質帝時,太學生已多至三萬人。

察舉製度

漢代察舉製度可分為兩類:一是詔舉,當國家有特殊需要時,下詔命官吏推舉人才。二是孝廉之舉,是由郡國按時向中央保薦當地的人才。薦舉為主,考試為輔,是兩漢察舉製的基本特點。

高祖曾于十一年(前196年),下詔征求賢才,此舉開漢代選舉製的先河。其後文帝二年(前178年),曾下詔命“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誎者”。至十五年(前165年),再度詔舉上項人才,保舉者的範圍則擴大到侯王、公卿和郡守,由皇帝親自策問,漢的選舉製自此開始普遍推行。其後武、昭、宣等朝,也曾屢次詔舉人才,都以賢良為主。西漢的名臣鼂錯、董仲舒、公孫弘等都以賢良入朝為官。漢代詔舉,除賢良外,尚有“文學高第”、“茂材異等”、“孝悌敦厚”、“勇猛知兵法”、“明當之務、習先聖之術”、“明陰陽災異”等名目,被舉者大抵為現任官吏。東漢時,詔舉由特舉變為歲舉,又稱茂材之舉。選舉的標準有四:即德行高超,經明行修,明曉法律和剛毅多略。每年由光祿勛、御史、司隸校尉及各州剌史等實責推舉。推行薦舉、察舉等方法的結果是門閥製度的大大發展,大量士族世家出現,與外戚、宦官形成東漢時期的三大勢力,基本壟斷國家政治。

法律製度

漢朝的法律是律、令、科、比四種。律是有系統的成文法律,具有傳統性;令,則是君主視需要隨時頒布的法律,與律具有相同的效力;比,或稱決事比及法比,是無成法可引用時用來比類決事的法律。漢律最早是蕭何製定的《九章律》,後來加上叔孫通《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還有趙禹《朝律》六篇。漢律到武帝時期便已完備,但也由于法條過多,產生判決不公的情況發生,亦難免有自相矛盾之處,給予官吏做壞事的機會,昭帝以後的幾位皇帝,雖然有心改善,但始終沒有徹底執行。

西漢中期以後,儒學開始興盛,學者論法,多主張以德為主,以刑為輔。到了東漢時期,光武明帝,雖然提倡儒術,仍然崇尚法製。章帝時,採納陳寵的建議,除去嚴酷的法律五十幾條。和帝後,外戚與宦臣,輪流把持朝政,他們一向違法亂紀,視法典于無物,法家的儒化,使東漢政治趨于迂緩,喪失西漢盛時發揚蹈厲的政治精神,儒家雖然興盛,卻對國事幫助不大,這種情況維持至東漢結束為止,獻帝時,曹操當國,用法尚嚴,命應劭刪定律令,作《漢儀》二百八十篇,雖然一度走向法治,但東漢不久被曹丕篡位而滅亡。

軍事製度

征兵製

漢朝早期實行征兵製度,男子廿十歲起至五十六歲之間,服役兩年。一年在地方服役,名為正卒;另一年戍守邊郡,叫做戍卒。正卒在本郡服役,劃分兵種,加以訓練。屯戍各分為兩種:在京城或王國都城屯戍的稱“衛士”,在邊郡屯戍的稱“戍卒”。服役期滿後,役男即可返鄉,不過仍有隨時應召服役的義務。兵役之外,還有繇役,即每年為郡縣政府服力役一月,服役者稱“更卒”,同樣也是五十六歲免役。

京師的駐軍分為兩支,一支為南軍,守衛宮城和官署,另一支為北軍,屯駐于三輔地區保衛首都其他地區。它們名稱的來源,是漢的長樂宮、未央宮等宮,都在長安城的南部,故宮廷衛軍集中于城南,守城軍隊的重心則在城北,因此有南北軍之稱。所謂衛士,即是指南軍士兵,由三輔以外的各郡役男輪番充任。但衛士是有經過選拔的,並非所有的役男都當衛士,不充衛士的則當戍卒。北軍的士兵,則由三輔的役男輪流擔任,可能即是服正卒役。至于王國的衛士,則隻在本國首都服役,不須屯戍京師。屯邊的戍卒,大都是關東人,此外尚有少數當地人;他們在邊塞城堡中,擔任守望的工作。

服正卒役的役男,由各縣集中于郡,劃分兵種,給予訓練。當時的兵種,主要有四種,即步卒、材官(精選的步卒),騎士、樓船士(水兵)。兵種的確定,皆依照當地的環境來做為標準。如西北產馬,則當地役男多編為騎士;平原及山地區(如巴、蜀、三河、潁川諸郡)的役男,則多編為步卒和材官;東海沿海及江湖附近地區(如廬江、丹陽、會稽等郡)的役男,則多編為樓船士。此外還有一種車士,多用于喪儀。各郡的正卒統屬于太,而由都尉指揮監督,每年八月,由太守,都尉會同各縣令長承尉一同檢閱,評定高下,名曰“都試”。都試的科目,以射為主,並加試其他技術。靠水的地方,則作水師演習;邊郡地方,則由太守率領馬隊巡行塞障。正國的正卒,則統屬于相,而由中尉率領。

漢代雖沒有固定的免役法,但也有若幹免役的規定,由皇帝隨時以詔令頒行,大致上可分為四類:一是有政治地位的人,可以免役。惠帝時,曾下詔規定官吏秩六百石以上與父母妻子同居的,或曾做過將軍,都尉、二千石的,都可免役。此外,如宗室、關內侯,也曾數見于詔令。二是用以獎勵才德。惠帝時,曾下詔免除“孝悌力田”者的免役。元帝時,能通一經的儒者也可免役。三是有功的人,可以免役。如高祖規定,凡曾隨他入蜀漢定三秦的二千石吏,可世世免役;跟他參加平城之役的吏卒,可終身免役。宣帝時,也曾詔準霍光的後代免役。四是特殊情況下的免役。如人民九十歲以上隻有一子,或是身材短小與染有疾病者,均可免役。

編製與調發

漢朝軍隊的編製,可分為三項:一是京師駐軍的編製,二是邊郡亭障的組織,三是戰時的統率系統。

京師駐軍有南北軍之分,其任務也不相同,南軍由衛尉統領,守衛宮城。官城以內各殿舍的守衛,則以衛郎擔,由郎中令統領。衛郎雖屬南軍系統,但其份子並非從各地的役男中抽調而來,而多半由二千石以上大官的子弟,有軍官的銀家子,郡國推舉的孝廉的博士弟子員等來充任,此外還有不少富人子弟。這個集團可以說是皇帝最親信的衛隊,也是未來將相大臣的儲備所。武帝時,于南軍增置羽林、期門等兵,為皇帝的隨從護衛,由光祿勛統領。

北軍由中尉統領,它的職責是拱衛都城,維持京師的治安。武帝時,改中尉為執金吾,並增置八校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及城門校尉,于是北軍大幅擴充,東漢分北軍為五校,即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各由校尉率領;並另設城門校尉。

正南北兩軍原各有兩萬人,武帝時期各減為萬人。東漢時的南軍,按編製衛尉以下共有官長公車司馬令,衛士令、都候、宮掖門司馬及丞、尉等十九人,員吏二百九十九人,衛士二千五百零七人。北軍五校則有官長校尉五人,司馬六人,員吏六百十四人,士兵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西漢南北軍的士兵,是按兵役法自各地征調而來,東漢則是招募來的。南北兩軍因是首都衛戍部隊,都不負野戰勤務。但從武帝起,時有以京兵遠征的事,東漢因行募兵製,民不知兵,一遇有事,多以京兵出戰。

東漢和帝以後,宦官權勢日大,至靈帝時,便擁有自己的武力,置西園八校尉,即上軍、中軍、下軍、典軍、助軍左、助軍右、及左右八校尉,以宦官蹇碩為統帥。又因有皇帝的支持,原有的南北軍自然無法與之為敵。朝中大臣、想要鏟除宦官,隻有仰賴地方軍隊,因此造成董卓之亂。

屯邊的戍卒,多在邊防工事的亭障中服役。亭的防御設備有用土做成的高墩,為四方或六角形,上有通額度的旗桿。士墩叫烽台,又叫堠;四圍有牆叫塢,塢高約合市尺一丈鄉右,每邊長五丈餘。烽台和塢合稱為燧。發現敵人時,則于烽台上點燃烽火,敵人逼近,則據塢以守。兩亭之間,相距約十裏。每隔三亭以上,有特備公務人員食宿的“傳舍”,設于亭的附近。備有傳舍的亭的,稱都亭。障較亭為大,亦有圍牆,可容二百人,也可以放烽火。亭多設于長城以外,障多設于長城沿線。障的首長為障尉;燧有燧長,由亭長兼任;均受太守、都尉的指揮。

漢代遇有征伐,多自各郡國調兵出戰。戰時的統率系統,最高者為大將軍或將軍,皆臨時派定。將軍之下有部,大將可統五部,每部的首長為校尉(比二千石)和軍司馬。部下有曲,首長為軍候,曲下有屯,首長為屯長。至于地方的局部戰爭,則由郡都尉或縣尉、鄉官等統兵應戰。東漢後期的刺史,也可以統兵。

至于軍隊的調發,其權掌握在中央政府。國家有事,由中央下令調兵,太守發兵,而由都尉率領;至于中央下令時所頒的信物,高祖時用羽檄,是一塊長一央二寸的木偶,上插羽毛,表示疾速。文帝時,以虎符及竹使符調兵,虎符是銅製的虎形,竹使符是五寸長的竹片,上刻篆書。兩種符都是分成兩半,一半存于中央,一半存于郡國,中央欲調某一郡軍隊,則派使者持符前往征調,太守勘驗屬實,然後指揮軍隊出發。但這辦法隻限于內部,邊郡因應情形特殊,太守有自行發兵之權,漢代太守對軍事所負的責任很重,如有過失,會被彈劾為“乏軍興”,其罪重則死,輕則免。

募兵製

漢代的募兵,是東漢征兵製破壞後才普遍施行的,但早在西漢武帝時,那時便已經兼用募兵。當時對外戰爭頻仍,征兵不敷使用,因此必須于征兵之外,再另外招募,八校尉的士卒,就是招募來的。此外,武帝也曾利用大量的刑徒及惡少年從軍。武帝以後,募兵事由更為常見,有時甚至招募異族為兵,例如宣帝時代的羌騎,就是招募羌人組成的騎兵。

東漢光武初年,鑒于多年水旱為災、連年戰爭造成戶口銳減,決定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從建武六年至建武二十三年,總計五次罷省郡國兵。雖然百姓仍有隨時應召當兵的義務,但平時沒有受軍事訓練的機會,因此士兵貭素大為降低。此外郡都尉也因節省軍費而停止執行訓練,各郡國的役政,乃陷于停頓狀態。但這種情形隻限于內郡,邊郡則不廢都尉和都試。這種情況從光武帝之後,便一直持續下去,因此政府不得不募兵來臨時補充兵源。再來官部郡征兵機構的復原,雖然東漢法律有征兵的條文,但有事時臨時征兵遠不如招募來得方便,因此征兵的事,很少實行。靈帝時,黃巾亂起,屯兵不足以應付,因此大舉招募,皇甫嵩、朱俊等人的平亂軍隊中,便有大量的募兵。其後大將軍何進也會招兵買馬,以製宦官。

由于東漢政府提倡儒學,人民風從,籍由經術取得高官之位,對兵事自然感到厭棄。既然人民不願從軍,募兵的數量常感到不夠。而自光武帝以來,各種胡族,聚集于近塞或塞內,他們仍保持其原有的勇悍風俗,于是漢朝又招募胡人為兵。招募的胡人,大都用來守邊或用來攻伐不順的外族。光武時,匈奴南單于投降,光武移之于塞內,命其捍衛邊疆,兼拒北匈奴及鮮卑。東漢一代,除南匈奴外,尚有大批投降的鮮卑、烏桓、羌,為政府招募為兵。東漢採“以夷製夷”的政策,用這些歸降的胡人軍隊從事對外的戰爭。這種現象成為東漢滅亡的誘因之一。

募兵製的最大缺點,就是非常容易把國家的軍隊變成私人武力。因為募兵常為無家無業的人,沒有家庭和產業的牽掛,也沒有一定的服役期限;長官與他們長年生活在一起,隻要善待之,他們自然會視長官如父兄,為之出生入死;這樣一來便會形成私人為中心的中心集團,于是軍閥就是這樣產生的[45]。東漢時,羌人強盛,屢次侵犯西疆,中葉之後,成為東漢邊疆一個很大的威脅,政府見此情況之下,隻好讓大軍長期防衛西邊各郡。這些軍隊因為經常與羌人作戰,戰鬥力很強,與內部缺乏軍事訓練的各郡比較起來,戰鬥能力自然相差很大。因此東漢末年,涼州產生不少軍閥,董卓便是其中之一,他也就是摧毀東漢中央政府的人。

外交政策

匈奴

公元前三世紀,匈奴汗國被冒頓單于統治,武力十分強大,多次侵犯西漢邊境。前200年冬,劉邦親率大軍北上,匈奴軍隊佯裝後退,漢軍則迅速北進到平城白登山,卻在白登被冒頓單于的三十萬精銳騎兵包圍,劉邦與漢軍被包圍七天七夜,最後劉邦賄賂匈奴閼氏才得以逃出重圍[13]。白登之圍後,西漢元氣大損,從此之後一直被迫與匈奴汗國和親。

為了抵御匈奴的入侵,期間,西漢接續秦朝,繼續擴建延長長城,其西到起蒲昌海、東至鴨綠江以南、全長近一萬公裏,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長城”。景帝在位時,西漢一方面繼續和親,同時也在邊境進行屯田移民,在國內則實行復馬令來增加馬匹,加強士卒訓練並大量製造兵器,這些都是預備反抗的準備。

漢武帝即位後,于元光二年(前133年)開始對匈戰爭。元朔二年(前127年),漢武帝派衛青以三萬鐵騎擊匈奴,收復河南地(新秦中)。元狩二年(前121年),又派霍去病出擊匈奴,出隴西,深入匈奴兩千餘裏,奪得祁連山與河西走廊,切斷匈奴與西羌的聯絡,為西漢與西域之間開闢通道。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入右北平郡和定襄郡,武帝派衛青和霍去病大舉回擊,至狼居胥山而還。從此,匈奴北徙漠北。

但是,漢匈之間連年的戰爭嚴重損耗兩國的國力。武帝後期,漢改變國策,重新執行休養政策,而匈奴亦無力攻漢,僅能進行小規模騷擾,雙方至昭帝末皆無大的戰事。宣帝時期,匈奴虛閭權渠單于駕崩,隨後發生五單于爭立事件,分裂為五部;五單于爭立事件持續多年,剛平息後又是三單于爭立。其中一部首領呼韓邪單于通過臣服于漢的方式得到漢的支持,打敗各個竟爭對手。但其三單于之一的郅支單于逃到西方,繼續與漢作對,元帝時期為漢校尉陳湯率軍擊斬。郅支單于被殺後,前已臣服于漢的呼韓邪單于深為驚恐,再次款塞,要求與漢和親。前33年,呼韓邪單于到長安,漢元帝以王昭君嫁與呼韓邪單于,號寧胡閼氏,是為昭君出塞,漢匈關系因此長期友好,邊境和睦,互市頻繁。其他的部分匈奴部落西遷到中亞康居一帶。

東漢前期,匈奴分為兩部,分別為南、北匈奴。其中南匈奴立呼韓邪之孫比為單于,對漢奉藩稱臣,漢在南匈奴設使匈奴中郎將,並把單于庭設于五原,以便支持和控製南匈奴。北匈奴立蒲奴為單于,在明帝在位時一度侵擾漢朝邊境,被擊退。章和元年,北匈奴為鮮卑所破,單于被殺,其中五十八部降漢。永元八年,車騎將軍竇憲等征伐北匈奴餘部,單于遁逃,竇憲在燕然山刻石紀功而還[47]。此後,一些北匈奴南降東漢,另外一些則向西遷徙。而北匈奴故地逐漸為鮮卑侵佔。

東漢後期,附屬于漢的南匈奴由于受鮮卑壓迫,屯居于五原、朔方、雲中、西河、美稷一帶,並逐步向內郡移徙。隨著時間的推移,使匈奴中郎將權力越來大,甚至擅行廢立匈奴單于。[48]。漢末黃巾之亂,南匈奴接受朝廷征調,進入內地鎮壓黃巾軍。由于政治動蕩,這支軍隊單于於夫羅率領下,在漢靈帝駕崩後,乘黃巾之亂,跟白波賊合流進犯太原、河內等地。獻帝時期,至曹操為丞相,分匈奴為五部,至是南匈奴不復存在。

西域

西域在漢朝早期是指南疆一帶,後來擴展到天山以北和中亞東部。西漢中早期,西域地區為匈奴所控製[19]。

漢武帝時期,于建元三年(前138年)派張騫出使大月氏以聯合夾擊匈奴。張騫在路上一度被匈奴扣押,並在匈奴娶妻,十餘年後逃出,經大宛等國到大月氏,但未能取得夾擊匈奴的答復。後來張騫東返,又被匈奴扣押。直到元朔三年(前120年)才返回長安,回來時隻剩他和隨從堂邑父兩人,他的匈奴妻子也一並來到長安。

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第二次派張騫出使西域,約烏孫共擊匈奴。雖然張騫未能說服烏孫國王夾擊匈奴,但是張騫卻與其使節先後遊歷大宛等國,後來亦由各國使節陪同,返回長安,從此以後,漢朝與匈奴反復在西域地區爭奪。元封六年(前105年),漢武帝以細君公主與烏孫和親。細君死後,漢又在太初四年(前101年)以解憂公主續嫁。同年,漢朝大破大宛,西域南道各國都轉投漢朝[20]。漢武帝在烏壘設使者校尉,又在渠犁屯田。

到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漢又驅逐匈奴駐在西域的僮僕都尉,控製西域北道,設立西域都護,總管西域事務,還在烏孫國都赤谷一帶屯田。元帝時,又增戊己校尉,在車師前王庭屯田。西漢末年,西域分為五十五國。

王莽時期,貶去其王號,降為侯,西域與漢關系趨緊,匈奴勢力再入。

東漢明帝初年以後,漢朝又恢復西域的關系,並于永平十六年派將軍竇固入伊吾廬屯田駐兵,次年在烏壘設西域都護,派班超負責西域事務。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經條支、安息等國,到大秦西界望海而還。

隨著西域局勢的逐步趨于穩定,商旅往來日益頻繁,絲綢之路在西漢後期形成。這也是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漢朝遣使者至安息、奄蔡、條支和身毒等國,一年多則十餘批,少則五六批,攜帶金幣帛等物品,需要至少兩三年,甚至八九年才能返回長安。中國運往西方的物產以絲綢、鐵器和漆器為主;而良馬、駱駝、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黃瓜、胡豆和胡桃等也源源不斷進入中國[50]。

西羌

羌人分布于今天青海省和甘肅省西南、四川省北部一帶。秦時羌人開始強盛,他們北與匈奴的河西地區為鄰,西北與西域相通。西漢初,匈奴冒頓單于勢力強大,西羌臣服于匈奴,中國與西域間的通道,完全被這兩個民族所隔絕,到武帝取河西地區設定四郡後,匈奴與西羌間的交通被隔斷,漢軍把羌人逐出湟水以北地區,以保護河西通道。元鼎五年(前112年),西羌造反,叛軍達十萬人,與匈奴通使互應,攻安故、枹罕。次年,漢派李息平亂,並置護羌校尉,駐臨羌以統領之。宣帝時,羌人發動叛變,神爵元年,漢派趙充國平亂,次年完全平定,漢設“金城屬國”降羌,仍以羌校尉統領之,終西漢之世,不再有羌亂發生。

東漢前期到中期為止,西羌的幾次叛亂皆能平定,到了東漢中後期之後,西羌先後三次與漢朝發生戰爭。第一次是在永初元年(107年)夏,直到元初五年(118年)告一段落,持續長達十二年的時間。第二次在元初六年(119年),戰事主要發生在關中地區。直到建康元年(144年)才告結束。第三次發生在延熹二年(159年),主要戰爭在隴西一帶進行。東漢與西羌的戰爭嚴重損耗漢朝的國力,成為漢朝滅亡的誘因之一。

三越

西漢立國之始,它的南邊有三個華夏族和越族(百越族)所建立的國家,即東甌國、閩越國及南越國,統稱三越。東甌國據今浙江省南部,閩越國據今福建,南越國據今兩廣(即嶺南地區的廣東、廣西、海南和今越南)。這三國雖然受到漢高祖冊封,實際上為獨立,此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漢景帝為止。到了漢武帝時,漢朝國力大為增強,三個國家的國力卻因為互相爭戰而相對衰弱,最後在漢武帝時期先後被滅,為了防止東甌及閩越再發生叛亂,于是將二國的人民遷徒至長江與淮水地區,另外將南越國之地分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真及日南九郡,自此之後,這個地區再無大亂,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年),南越國地區發生叛亂,漢派馬援平亂,大破叛軍于浪泊,此後直到東漢滅亡,漢朝南疆未再發生動亂。

西南夷

今雲南、貴州兩省,加上四川省的西部和南部以及甘肅省的南隅,這一片廣大的地區,在漢朝初期被許多異族所盤據,漢人統稱為“西南夷”,它們有的進入農業社會,有的則維持遊牧生活,並且建立許多國家。武帝時期,令唐蒙由筰關入夜郎,見其君多同,給予豐厚的賞賜,並告知其漢朝的聲威,說服其臣屬于漢朝,夜郎願意臣屬于漢朝。元光五年(前130年),漢于夜郎及其附近之地置犍為郡;並于夜郎置夜郎縣,以多同之子為令。同年,邛、筰、冉、駹等族,也希望得到漢朝的賞賜,請求成為漢朝的臣屬,于是漢在其地置十餘縣,由都尉統之,隸屬于蜀郡。但是過了幾年,西南夷屢次反叛,漢朝發動軍隊平亂,需要花費許多軍費。最後,武帝採納公孫弘的建議,放棄西南夷的經營,全力對付匈奴。已設的縣,大都廢棄。

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叛,漢朝下令西南夷發兵幫忙征討,西南夷不從。隔年,漢朝派郭昌、衛廣擊敗西南夷,在這些地方設立益州等郡。新設諸郡轄區中的各部族,皆因其舊俗而治理,不征賦稅。地方政府的開支,則由內地各郡分攤供給。西南夷至此歸入漢朝疆域,西南夷內屬後,仍有小規模的叛亂,終西漢之世,未發生大型動亂。王莽時才開始大亂。東漢光武帝,敉平動亂後。到東漢時期,漢朝與這些地方聯系更加緊密。

朝鮮

漢高祖時,衛滿朝鮮定都于王險,惠帝呂後時雙方平安無事數十年[54]。漢武帝時,衛滿的孫子右渠在位,對漢的態度轉為強勢。

在玄菟郡東北今松花江上遊一帶,尚有一個夫餘國,高句驪人便是夫餘人的別支。元帝時,夫餘人朱蒙,率眾南下至朝鮮舊壤,建高句驪國,以高為氏。半島南部的“三韓”地區,也慢慢發生變化,宣帝五鳳元年,朝鮮遺族據辰韓地建國,號“徐羅伐”,後改稱“新羅”,新羅不久便奪取弁韓。到成帝鴻嘉三年(前18年),高句驪王族據馬韓地建國,號“百濟”。西漢末年朝鮮半島的情勢,東北大部為高句驪所據;新羅據東南部地,百濟據西南部地。百濟、新羅因居半島南部。後來東漢之後,高句驪時叛時降,成為漢帝國的東北大患。

日本

漢朝,日在地區的國家,共有一百多個,皆是倭人建立的,漢人統稱為倭國。倭奴則是諸倭國中的大國,它座落倭國的極南界,當在今日本南部的九州島上。因倭奴的勢力較大,且距大陸較近,所以它首先代表諸倭國與中國交通。據說當時倭人飲食以手抓取食物,並有紋身、赤足、蹲踞的習慣;男子則盛行多妻,女子則不淫不妒。同時社會安定,極少盜竊爭訟的事。自漢武帝于朝鮮設四郡後,中國文化開始影響諸倭,諸倭通使于漢者達三十餘國,倭奴也于此時開始對漢作歲時的貢獻,納貢的地點大概在樂浪郡。

光武初年,遼東太守祭肜威震北方,若幹外族國家聞聲朝獻。建武中元二年(57年),當時正是日本史上的垂仁天皇時代,日本倭奴國王遣使來漢,漢賜一枚“漢倭奴國王”金印,曾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在九州北部發現,至今是日本的國寶,但其真贋當無法確定。此時倭奴又于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和獻帝建安六年(201年)兩度來朝。到三國時代,雙方的交流更加密切。

烏桓與鮮卑

烏桓與鮮卑均屬東胡族。東胡位置在匈奴東邊,其活動範圍在內蒙古東部與遼寧省一帶。秦漢之際,東胡逐漸衰落,因此被匈奴雄主冒頓單于擊敗,餘部聚居烏桓山和鮮卑山,形成後來的烏桓族與鮮卑族。漢初,二族皆臣屬匈奴,武帝時,漢擊破匈奴左部,徙烏桓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等郡,為漢朝監視匈奴的行動,並設護烏桓校尉管理,昭帝到西漢結束為止,烏桓雖然發動一些叛亂,不過沒有造成西漢太大威脅[56]。

王莽篡漢後,因討伐匈奴,征烏桓兵屯代郡,並以其妻子為質。烏桓因不服水土,相率逃亡,王莽因為這樣而殺害人質,烏桓決定投降匈奴。光武初年,烏桓與匈奴一同入侵漢朝,烏桓早已遷入中國塞內,造成中國北部居民,其生命與財產受到很大的侵害。建武二十年(44年),東漢派馬援征討烏桓,烏桓聞訊先行撤退。其後烏桓趁匈奴內亂之時進攻匈奴,把匈奴趕出大漠以南。東漢對烏桓的態度轉趨懷柔,允許烏桓人部分移居太原關內各地,駐牧于遼東屬國,再度為東漢監視匈奴,並復設護烏桓校尉管理,自此之後,烏桓為東漢保衛疆界。

鮮卑居地與烏桓相接,言語風俗也與烏桓相同,但它在西漢時代,與中國沒有交通。東漢光武初年,匈奴又再度強大起來,命令鮮卑、烏桓一同劫掠中國北部。建武二十一年(45年),鮮卑與匈奴入侵遼東,為遼東太守祭肜打敗,鮮卑對東漢才感到畏懼。次年,匈奴南單于降漢,北單于孤立,鮮卑開始通使于東漢,東漢命令鮮卑攻擊北匈奴,鮮卑因此受到東漢許多賞賜。其後經明、章二代,鮮卑均恭順無事。不過到和帝初年,竇憲大破北匈奴後,鮮卑趁機佔據其地,此後漸漸強大,而成為東漢的邊患。

飲食文化

漢朝皇帝擁有當時全國最為完備的食物管理系統。負責皇帝日常事物的少府所屬職官中,與飲食活動有關的有太官,湯官和導官,它們分別“主膳食”、“主餅餌”和“主擇米”  。這是一個人員龐大的官吏系統。太官令下設有七丞,包括負責各地進獻食物的太官獻丞、管理日常飲食的大官丞和大官中丞等。太官和湯官各擁有奴婢3000人,為皇帝和後宮膳食開支一年達二萬萬錢。這筆開支相等于漢代中等水準百姓二萬戶的家產。每天開支達54. 8萬錢,相當于2700多石上好的粱米,或是91000多斤好肉。漢朝禮製規定:天子“飲食之餚,必有八珍之味。  ”他們“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  ”

在此時期中國飲食文化的對外傳播也加劇了。據《史記》、《漢書》等記載  ,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時,就通過絲綢之路同中亞各國開展了經濟和文化的交流活動。張騫等人除了從西域引進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蘿卜、石榴等物產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葉等物產以及飲食文化傳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區的漢墓出土文物中,就有來自中原的木製筷子。中國傳統燒烤技術中有一種啖炙法,也很早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了中亞和西亞,最終在當地形成了人們喜歡吃的烤羊肉串。 

比西北絲綢之路還要早一些的西南絲綢之路,北起西南重鎮成都,途經雲南到達中南半島緬甸和印度。這條絲綢之路在漢代同樣發揮著對外傳播飲食文化的作用。例如,東漢建武年間,漢光武帝劉秀派伏波將軍馬援南征,到達交趾(今越南)一帶。當時,大批的漢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築城居住,將中國農歷五月初五端午節吃粽子等食俗帶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東南亞各國仍然保留著吃粽子的習俗。 

同一時期,中國人衛滿曾一度在朝鮮稱王,此時中國的飲食文化對朝鮮的影響最深。朝鮮習慣使用筷子吃飯,朝鮮人使用的烹飪原料、朝鮮人在飯菜的搭配上,都明顯地帶有中國的特色。甚至在烹飪理論上,朝鮮也講究中國的“五味”、“五色”等說法。 

禮儀風俗

歷代贍養老人的做法差異很大,最好的要算漢代了。西漢初期,皇帝就頒布了養老詔令,漢代老人的“政治”待遇還體現在可以“行馳道旁道”。馳道是專為天子馳走車馬的,絕對禁止他人行走。即便是皇子,也不允許。

重陽節俗始于漢朝,成于魏晉。九月九日桓景一家照辦,果然家裏人避免了血光之災。此後每到九月九日,人們就登高、飲菊花酒、佩茱萸,成為節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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