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行政區劃

清朝版圖遼闊，民族眾多，在行政區劃上也“因時順地、變通斟酌”。在漢族地區沿用明朝舊製，實行“省—府—縣”三級製。在東北地區，為滿洲八旗製、漢人“省—府—縣”三級製與漁獵部落的“姓長製”並行[參 77]。在藩部地區則因俗而治，並根據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加以改革：蒙古實行“旗盟製”、“札薩克製”；西藏實行“宗谿製”，新疆回部實行伯克製。全國分為內地十八省、五個駐防將軍轄區、兩個辦事大臣轄區共二十五個一級行政區域和內蒙古等旗、盟。

清末，在列強蠶食鯨吞的情勢下，邊疆各地依靠舊有的行政體製已無法維持有效的統治。光緒年間，新疆、奉天、吉林、黑龍江相繼建省，實行與內地相同的行政體製。蒙古、西藏也有建省之議，但在清朝滅亡之前未能實行。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分為二十二省，以及西藏、外蒙古、內蒙古、青海等邊疆地方。

範圍

清朝疆域

1759年乾隆時期的清朝疆域達到最大範圍，東北與俄羅斯帝國（沙俄）分界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與外興安嶺，這條疆線直到鄂霍次克海與庫頁島。 正北與沙俄分界薩彥嶺、沙畢納依嶺、恰克圖與額爾古納河。西北與哈薩克汗國等西北藩屬國分界薩彥嶺、齋桑泊、阿拉湖、伊塞克湖、巴爾喀什湖至帕米爾高原。西南與印度的蒙兀兒帝國、喜馬拉雅山諸國家分界喜馬拉雅山至野人山，正南大致上與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分界相同，但清朝尚獲得緬甸北部的南坎、江心坡等地。東與日本、琉球分界日本海與東海，與朝鮮王朝沿圖們江、鴨綠江分界，清朝還領有台灣、澎湖、海南及南海的南海諸島（時稱千裏石塘、萬裏長沙、曾母暗沙），極盛時期總面積可達1310萬平方公裏。

內地政區

清代山海關以內、長城以南的漢族地區被稱為“內地”、“關內”或“漢地”。內地的行政區劃承襲明代“省—府（州）—縣”的層級體製。一級政區為省，又俗稱“行省”，本布政使司，但隨著承宣布政使逐漸淪為督撫的屬官，“布政使司”的名稱逐漸被“省”取代，至嘉慶朝《一統志》編纂時“省”已成為一級政區的正式稱呼。二級政區為府、直隸州。府管轄的州（散州、屬州）不再領縣，形成單式的三級製。清代初年，原為臨時差官的巡撫取代布政使，成為一省的長官。在一些民族雜居之處及戰略要地，設定新型政區“廳”，分為省直轄的直隸廳和府轄的散廳。少數直隸廳下轄縣。

明代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派出的差官“道員”，在清代也保留下來。道員的統轄區域是“道”，介于省與府之間，有分巡道、分守道、糧儲道、鹽法道、兵備道等名目。清初的道並不是行政區，道員亦無品級。乾隆以後，定道員秩品為正四品，分巡道、分守道的職權也漸趨一致。有的道下直接領縣。有人認為清末的道實際上已成為省、府之間的一級政區，之後北洋政府更有廢省置道之計畫，後因被國民政府取代而未實施。清朝行政區劃層級為：

清朝的地方行政區劃基本沿襲明製，但根據自身實際做了很多改革，如東北三省、西藏、新疆及其它少數民族地區行政區劃和內地不同。清朝繼承元明以來的分省建製，以省為地方上的最大行政區域，下設府、廳、州、縣，構成地方上的省、府、縣三級基本行政系統組織。

布政使司

光緒十一年（1885年），分福建省台灣府置台灣省。兩年後台灣正式建省，稱“福建台灣省”。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因甲午戰爭戰敗，台灣省被割讓予日本。光緒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月），分江蘇江寧、淮安、揚州、徐州四府及通州、海州二直隸州置江淮省，旋即裁撤。此後至清末，內地仍為十八省，與東三省、新疆省合為二十二省。

天聰八年設盛京，順治元年入關，原來盛京的六部俱廢。自順治十五年至康熙三十年又重建戶、禮、兵、刑、工五部。均置侍郎以下官，稱“盛京五部”。又設盛京內務府，為外地所無。自順治十年設遼陽府，十四年更名奉天府，至光緒三十三年改行省。奉天府所轄地方為府二，興京同知一，直隸廳一、廳二，州五，縣十四。設官有兼領府事大臣一人，由盛京五部侍郎內特簡，後歸盛京將軍兼轄。府尹，滿洲一人；府丞，漢一人，品級同順天府。屬官治中、圍場通判、庫大使、經歷、司獄、巡檢兼司獄、府學教授，俱各一人。府尹主府事，小事決之，大事呈報。

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 定順天府之地為四路廳、二十四州縣，州縣隸屬于路廳。設官有兼管府尹事大臣一人，由大學士、尚書、侍郎內特簡。府尹正三品，府丞正四品，俱各一人。府尹總管京畿及四路的政令條教，“以成首善之化”，比一般府尹權力大，品級高，如升調州縣官，可與總督會銜。府丞掌學校政令。屬官有治中、通判，經歷司經歷，照磨所照磨，司獄司司獄，皆漢人。儒學教授，滿、漢各一人：所轄四路廳同知正五品，各一人；州、縣，知州、知縣正七品，俱各一人。大興、宛平二縣並與五城兵馬司分區而治，比外縣高一品級。

總督為省級的最高長官，全稱為總督某某省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糧餉，或兼巡撫事。清朝一共建立了二十三個省，其中內地十八省為沿襲舊製或以舊製為基礎。乾隆直省轄區確定後，計有轄省總督八員，除直隸、四川兩督轄一省，兩江總督轄三省外，餘均轄兩省，而山西、山東、河南三省不設總督。總督之下設巡撫，其全稱為巡撫某省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或節製各鎮，職權很廣泛。有的加侍郎銜，為正二品，否則為從二品。巡撫基本上是管一省，也側重于軍事，但比總督管民政更多，為總管一省軍事、行政、監察及教育在內的高級長官。轄省巡撫十五員，直隸、四川、甘肅三省以總督兼巡撫事。清末新疆、東北設省，又新設巡撫每省各一員，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巡撫由新設東三省總督統轄，新疆巡撫由陝甘總督統轄，同時內地八督全部兼領駐省巡撫，至是計有轄省總督九員，轄省巡撫十四員。 清朝所設巡撫共二十一人，其中由總督兼的有奉天、直隸等八人，單獨設的有江蘇、安徽等十三人。山東、山西等五省巡撫皆兼提督銜，貴州巡撫兼節製兵馬銜。

督撫以下，以布政使（俗稱“藩台”）與按察使（俗稱“臬台”）各置官司（俗稱“藩司”“臬司”），分管一省行政與司法，雍正後又有提督學政一員開衙建署，負責管理教育事務，以上三員均受督撫節製。原則上每省三使均各設一員，唯江蘇省民事繁重，分設江寧蘇州兩藩司，分管省事。

府是省之下的一級地方行政機構。知府為一府長官，從四品，掌總領屬縣，宣布條教，興利除害，決訟檢好。三年一考屬吏，具其優劣上報。一切要政皆需通過督、撫允準乃行。清朝以知府“為承上接下要職”，故嚴諭督、撫對其考核。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協助知府，分掌糧鹽督捕，江防海防，河工水利，清軍理事，撫綏民眾諸職。屬官有經歷、知事、照磨、司獄等。

在府之外，同時還有直隸廳、州和一般廳、州。凡統治地方人多並直隸于布政使司的為直隸廳、州，地位與府大致相同。廳設官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州設官知州正五品，州同從六品，州判從七品。清朝在全國設有直隸廳四十一個，直隸州七十三個。其外的廳、州，稱為散廳、州，地位略同于縣。至清末，全國已設散廳七十八個，散州一百四十五個。散廳、州設官與直隸廳、州相同，而品級差一等。散廳、州屬府管轄，個別的隸于將軍或道員。

縣是地方基層政權機構。清末全國設一千三百五十八個縣。每縣設官為知縣一人，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一人，主簿正九品，無定員。知縣掌一縣治理，主要是決訟斷闢，勸農賑貧，勸農賑貧，討猾除奸，興養立教。縣丞、主簿分掌糧馬、征稅、戶籍、緝捕諸職。典史掌稽檢獄囚。

清末新政，針對省級政區實施了現代化改革，其中江蘇等總督駐省不復設巡撫，而以總督兼巡撫事；撤消鹹同以來各省新設的新式財務機關，統歸藩司屬下的度支公所；按察使改提法使，遵循司法審判與司法行政分離的原則，專管司法行政與監督，審判等權分歸各級審判廳和檢察廳；學政改提學使，強化其教育管理職能以適應新式教育；新設交涉使，專門負責與外國通商交往事宜；每省于藩司外另設巡警道及勸業道，分管一省民政警務與農工商業事務。唯東三省因系新政時初建，不徇故例，故無藩司及巡警道，而設度支使與民政使，東三省當時發展程度低，實業事務輕，故亦無勸業道缺。

各省軍隊雖為督撫節製，但八旗駐防軍不在其列。駐防八旗由各省駐防將軍統領，直接向皇帝負責。

沖繁疲難

清代的府、州、廳、縣，按照“沖、繁、疲、難”的考語分為不同等次。考語字數越多，地位就越重要。一般以四字俱全者為“最要缺”，三字者（沖繁難、沖疲難、繁疲難）為“要缺”，二字者（沖繁、繁難、繁疲、疲難、沖難、沖疲）為“中缺”、一字或無字者為“簡缺”。

• 沖：地當孔道者為沖
• 繁：政務紛紜者為繁
• 疲：賦多逋欠者為疲
• 難：民刁俗悍，命盜案多者為難

土司

雲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南、湖北、甘肅等省設有土司，分為宣慰司、宣撫司、招討司、安撫司和長官司（長官為武職），與土府、土州、土縣（長官為文職）。土司的長官以當地各族頭人充任，可以世襲，由朝廷或地方官府頒給印信，歸所在地方之督撫、駐扎大臣管轄。宣慰等司的長官隸屬于兵部、土知府、土知州等官隸屬于吏部。雍正年間，雲南、貴州、廣西等省的土司開始改行流官製，史稱改土歸流。光緒、宣統之際，趙爾豐出任川滇邊務大臣，四川西部的藏人土司、西藏東部的宗也開始改土歸流。

東北

東北為清朝龍興之地。順治年間入關後，以駐防八旗留守盛京沈陽。康熙至乾隆年間，逐漸形成三個相當于行省的將軍轄區：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之下設專城副都統分駐各城，並管理各城的臨近地區。副都統下有總管統領各旗。在漢民聚居之處，置府、州、縣、廳，如同內地。居于黑龍江、嫩江中上遊的巴爾虎、達斡爾、索倫（鄂溫克）、鄂倫春、錫伯等族，編入八旗，由布特哈總管、呼倫貝爾總管管轄。黑龍江、烏蘇裏江下遊及庫頁島的赫哲、費雅喀、庫頁、奇楞等漁獵部落則分設姓長、鄉長，由三姓副都統管轄。

藩部

清代在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設專門的轄區，採取和內地不同的行政管理辦法。清代蒙古、西藏、青海、新疆與黑龍江布特哈（達呼爾、索倫、鄂倫春等族）被稱為藩部，由理藩院管理。

蒙古

明清之際，蒙古分為眾多部落（蒙古語稱為“艾馬克”），部落首領為“部長”（鄂拓克）或“汗”。清太宗時，依照滿洲八旗的組織形式，將蒙古各部落編為旗，是為蒙古的基本行政單位，其長官為札薩克或總管。旗下設“佐”（蘇木），相當于鄉。自此蒙古各部落被納入統一的行政體系之中。在地域上，蒙古地區大致分為察哈爾、內蒙古、西套蒙古、外蒙古（包括土謝圖汗部、賽音諾顏部、車臣汗部、札薩克圖汗部）、科布多與唐努烏梁海。

清代蒙古又分為內屬蒙古與外藩蒙古。內屬蒙古包括察哈爾、歸化城土默特、唐努烏梁海、阿爾泰烏梁海等部，各旗由朝廷派遣官員（一般為總管）治理，與內地的州、縣無異。外藩蒙古各旗則由當地的世襲札薩克管理，處于半自治狀態。在外藩蒙古，以若幹旗合為一盟，設正、副盟長，掌管會盟事宜，對各旗札薩克進行監管。清代的盟是監察機構，並不能視為一級政區。

外藩蒙古又按其歸附清朝的先後分為內札薩克蒙古與外札薩克蒙古。內札薩克蒙古又被稱為內蒙古，于天命至康熙初年陸續歸附清朝。乾隆以後定為二十四部，共四十九旗，設六盟。內札薩克各旗不但政治地位很高，還保留一定的兵權。康熙中期以後歸附清朝的各部落稱為外札薩克蒙古，包括漠北的喀爾喀四部、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各部、科布多各札薩克旗、新疆舊土爾扈特部及中路和碩特部。外札薩克各旗無兵權，隸屬于當地的將軍、都統、駐扎大臣（西套蒙古二旗除外）。其中喀爾喀四部後來演變為外蒙古。

新疆

清代新疆分為天山北路的準部和天山南路的回部，統屬于伊犁將軍。其中的蒙古遊牧地區實行盟旗製。維吾爾、布魯特、塔吉克等族地區則實行伯克製。蒙古舊土爾扈特部與中路和碩特部設立旗、盟：舊土爾扈特部為南北東西四路烏訥恩素珠克圖盟，和碩特部為巴圖塞特奇勒圖盟。準部地方設烏魯木齊都統，統轄烏魯木齊（迪化州）、庫爾喀喇烏蘇、吐魯番、哈密、古城、巴裏坤（鎮西府）等城。其中迪化州、鎮西府由新疆與甘肅省雙重管轄。塔爾巴哈台由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管轄。伊犁及其以西地方由伊犁將軍、領隊大臣管理。回部設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一般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統轄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烏什、庫車、喀喇沙爾等城。光緒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實行與內地相同的府、廳、州、縣體製。

青海

清代的青海不包括今西寧、海東、黃南以及部分青海省邊緣地區。統轄青海地方的官員為西寧辦事大臣，常駐西寧（當時屬甘肅省）。青海大致以黃河為界，分為青海蒙古和玉樹等四十族土司。黃河以北主要為蒙古人，有和碩特、輝特、綽羅斯（準噶爾）、土爾扈特、喀爾喀五大部落。雍正三年（1725年），編青海蒙古為二十七旗，後增至二十九旗，由西寧辦事大臣主持會盟。另有察漢諾門罕牧地，實際上單獨為一喇嘛旗。道光三年（1823年），分黃河以北二十四旗為左、右翼二盟，每盟設正、副盟長各一人。黃河以南主要為藏人，設有四十個土司，其中以玉樹土司最大，故稱玉樹等四十族土司。土司以下有土千戶、土百戶。嘉慶、道光年間，藏人不斷越過黃河向北遷徙，形成環青海湖一帶的環海八族。

西藏

西藏在清代又稱“唐古忒”、“圖伯特”，分為衛、喀木（康）、藏、阿裏四部，以及霍爾三十九族地區。西藏地方的行政長官為駐藏大臣，駐喇薩，會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辦理藏內政務。其政令由噶廈（西藏官府）執行。西藏的基層政區是宗，大致相當于內地的縣，但規模很小。一些貴族、寺廟的庄園領地稱為“谿卡”，地位比宗低或者平級。宗的長官為“宗本”，谿的長官為“谿堆”，一般由噶廈委派，也有的由特定寺廟委任。後藏札什倫布附近的幾個宗，由班禪直接管理。今那曲地區、昌都地區北部的各部落統稱霍爾三十九族，簡稱三十九族，為蒙古人後裔，由駐藏大臣的屬員夷情章京管轄。駐扎于達木（今當雄）的達木蒙古八旗，每旗設一佐領，不設總管，直屬于駐藏大臣。

領土爭端及維護領土

1689年，雅克薩之戰，擊敗沙俄侵略，確保外東北主權

1690～1757年，平定準噶爾叛亂，統一漠西蒙古

1727年，設定駐藏大臣，由朝廷直接派員代表中央監督西藏事務

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亂，統一新疆，設立伊犁將軍

1792年，擊敗廓爾喀對西藏的入侵，並于次年頒布《欽定藏內善後章程》，該章程和清帝退位詔書共同構成中國對西藏行使主權的重要歷史文獻證明。

1878年，擊敗阿古柏侵略軍，收復新疆，設立新疆行省

1885年十月台灣建省

喪失領土

香港（1842年至1898年間分批割讓或租借予英國，1997年回歸中國）

澳門（1887年與葡萄牙簽訂《中葡會議草約》和《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承認葡方在澳門的一切權利——“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區治理它處無異”，1999年回歸中國）

香港回歸

台灣和澎湖列島（1895年割讓給日本，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後，台灣和澎湖主權回歸中國）。

外東北（黑龍江以北約60萬平方公裏，以及烏蘇裏江以東，包括庫頁島在內的約40萬平方公裏的領土，分別于1858年和1860年被迫割讓給俄羅斯，未收回）

外西北（巴爾喀什湖之東南、伊犁以西、以及噴赤河以東的帕米爾等地區約53萬平方千米的領土，分別于19世紀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被俄羅斯割佔或強佔，未收回）

歷史發展

後金時期

以前一般認為女真族是滿族的前身。但是作為後金集團核心的建州女真其實不是東北的土著居民，建州女真的祖先源自西伯利亞的通古斯地區的野人部族，不同於宋朝時期入侵中原的女真人。在明朝初期，建州女真的祖先早已遷到了朝鮮，後來他們因為在朝鮮受到打擊，呆不下去了，這才向明朝中國請求庇護，當時明朝的皇帝出於仁慈心理就把建州女真安置在了東北地區。正因為這個原因，民國歷史學家孟森先生說滿清的先祖受明朝的恩惠特別深厚。

明朝初期，女真族分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後又按地域分為建州、長白、東海、扈倫四大部分。明朝在東北設立遼東都司、奴兒幹都司作為管理機構，女真各部皆臣服于明朝。清朝統治者為出身建州女真的愛新覺羅氏。建州女真首領猛哥帖木兒（努爾哈赤六世祖，後被追封為肇祖原皇帝）時為明朝建州衛左都督，1433年因部族沖突被害。1440年建州部南移，最終定居于赫圖阿拉。南移後，建州女真部與明朝交往密切，建州部社會生產力提高，經濟繁榮。

清朝

後金統治集團借用明朝中央政府給予其的官職地位起家，在東北地區大肆搶劫屠殺，實行瘋狂的民族迫害，擄掠平民當奴隸，危害大量無辜平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後來更發展到要求與明朝中央政府分庭抗禮，完全從中國獨立出去。但事實上，東北地區早在洪武、永樂年間就已經是中國明朝的領土，明朝早期設定的奴爾幹都司控製範圍遠大於後來滿清統治時期控製的東北地區，遠達外興安嶺以北，還包括了庫頁島。即便到明代中晚期軍事衰落的時候，現在東北的絕大部分地區以及重要城市也都在明朝政府的直接控製管轄之下。

1583年，努爾哈赤襲封為建州左衛指揮使，以祖、父遺甲十三副，相繼兼並海西女真部，征服東海女真部，統一了女真各部。他還築城池、設大臣、定法律、理訴訟、建立八旗製度。八旗製度按軍事組織形式，把女真人編製起來，在貴族控製下進行戰爭和生產活動，是一種兵民合一的社會組織。八旗製度促進了女真社會的發展，鞏固了努爾哈赤的統治地位。

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自立為汗，國號金（史稱後金），建元天命，公開反叛明朝政府。1618年，努爾哈赤發布“七大恨”的討明檄文，誓師伐明，舉國震驚。1619年，明朝在薩爾滸之戰慘敗，幾年間喪失遼東七十餘城。

1621年，努爾哈赤攻佔遼陽、沈陽，遷都于遼陽。1625春，努爾哈赤不顧貝勒諸臣抗告，決定遷都沈陽。當年農歷三月三日在拜祭祖陵後，便率親族百官自東京（遼陽）起程，夜宿虎皮驛，翌日抵沈陽。從此沈陽成為後金政權的統治中心。不過，努爾哈赤在1626年的寧遠戰役中被明軍的大炮打成重傷，不久逝世。第八子皇太極繼位。他繼續對明朝展開攻勢，並聯合蒙古各部，勢力不斷擴大。

征服中國

攝政王多爾袞

1636年，清降服漠南蒙古。同年皇太極稱帝且改“金”國號為“清”，改年號為崇德。1640年，明清松錦之戰爆發，1642年洪承疇在松山被俘，祖大壽在錦州投降。松錦之戰標志著明朝在遼東防御體系的完全崩潰，在關外隻剩下寧遠一座孤城。

1644年，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攻陷北京，明朝崇禎帝在農民軍的攻城炮聲中自殺于皇城後的景山。駐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降清。清攝政王多爾袞指揮八旗勁旅，兼程入關，以吳三桂為前導，擊敗大順農民軍，進佔北京。同年清順治帝遷都北京，祭告天地祖宗，表示他已是全中國的君主。

接著，清軍南下剿殺農民軍，北方的地主、官僚紛紛迎降，五世達賴朝見順治帝勾結清軍，鎮壓農民軍。與此同時，在南方，一些明朝遺臣擁立皇族建立幾個小朝廷，史稱南明（弘光、隆武、紹武、永歷）。此外還有李自成的大順、張獻忠的大西政權。清朝于1645年滅大順、南明弘光；1646年滅大西、南明隆武、南明紹武；1662年滅南明永歷；1664年消滅大順殘餘勢力。清朝入關後歷經20多年的戰爭，征服中國絕大多數領土。

李自成死後，餘部與明湖廣總督何騰蛟、湖北巡撫堵胤錫聯明抗清。1647年大敗清軍于全州，次年幾乎收復湖南全境。江西金聲桓和在廣州李成棟先後反正，出現了南明時期第一次抗清鬥爭的高潮。但永歷政權不能團結對敵，給了清軍以喘息之機。1649—1650年，何騰蛟、瞿式耜先後犧牲。1652年，李定國率軍8萬東出廣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廣東，“兩蹶名王，天下震動”。劉文秀亦出擊四川，克復川南。東南沿海的張煌言等的抗清軍隊也發動攻勢，抗清鬥爭再次出現高潮。這時孫可望同李定國之間矛盾爆發，破壞了大好情勢。孫可望降清後，雲貴虛實盡為清軍所知。1658年，吳三桂率清軍攻入雲南，1662年南明永歷帝被殺，南明滅亡，中國大陸基本征服。

清軍進軍江南的過程中，無惡不作，激起江南人民的強烈反抗，特別是剃發令強製執行，各地燃起抗清的熊熊烈火。清廷殘酷鎮壓，在揚州、嘉定、江陰等地進行了大肆屠城，史稱“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後清軍各地“剃發易服”，造成人口驟減，發生西南地區民生蕭條、萬裏無人的景象。1659年，清軍佔領西南地區。並遷移湖廣人口填川，以補充勞動力的不足，視為歷史上的第二次“湖廣填四川”。

揚州十日80萬遇難同胞

明延平王鄭成功在1661年收復了當時為荷蘭殖民地的台灣南部。永歷帝被害後，鄭成功之子鄭經繼續使用南明永歷年號，尊前明寧靖王朱術桂為監國。1683年，清朝佔領台灣，1684年設立台灣府，標志著中國被徹底征服。

鞏固與適應

康熙時期

愛新覺羅·玄燁（穆麟德：Hiowan Yei，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後第二位皇帝。年號“康熙” ，康熙帝8歲登基，14歲親政，在位61年，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康熙削藩引起三藩之亂（1673年-1681年），對內鎮壓了三藩之亂，導致千萬人戰死沙場，所謂“整兵剿洗、玉石難分”，無數百姓再遭屠殺。借三藩之亂康熙一次性枉殺三藩開國功臣7萬餘人。還將三藩的舊臣家屬全部殺死，對于三藩將領的妻女則慘遭蹂躪。不久以後，即1683年康熙以前明叛將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出兵攻台，在澎湖大敗劉國軒所率領的鄭氏海軍，滅亡台灣鄭氏政權，中華最後一股明朝抵抗勢力被消滅。1684年設立台灣府，隸屬福建省。

清朝

康熙帝平定三藩後，清朝進入康雍乾時期，康熙帝為政寬仁，留心民間疾苦，在他親政不久後，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寬墾荒地的免稅年限。他還著手整飭吏治，恢復京察、大計等考核製度。受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以及外來農作物的引進等影響，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後任用靳輔和于成龍治理黃河與大運河，得到很大的成績。在他六次南巡期間，考察民情習俗之外，更是親自監督河工。康熙中期以後，因戰亂而遭到嚴重破壞的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為安定社會秩序，他頒行十六條聖諭，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誡鄉民。他又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價、人民收入與官紳不軌之事，並以密褶奏報。此即密折製度的萌芽，到雍正時期趨于完善。康熙帝重視對漢族士大夫的優遇，他多次舉辦博學鴻儒科，建立南書房製度，並且向來華傳教士學習西方科學與文化。

1685年和1686年，他命令清軍兩次進攻盤踞雅克薩的俄軍，暫時平復了沙俄對華侵略的野心；1689年，他派代表與沙俄代表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把西伯利亞的一百五十萬平方公裏土地送給俄國，才換來百年的安定。平定回疆、準噶爾等反動貴族的叛亂。1688年噶爾丹親率騎兵三萬自伊犁東進，越過杭愛山，進攻喀爾喀，佔領整個喀爾喀地區。1698年康熙鑒于噶爾丹拒不投降，再次下詔親征。噶爾丹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服毒自殺而死。

康熙時期較著名的文字獄案有庄廷龍《明史》案、徐駿案、孫奇逢案、沈天甫案、戴名世案、朱方旦案等等。康熙執政時期先後發生20多起文字獄，這其中震動比較大的是庄廷《明史》案，發生于大臣輔政時期（1661—1669年）。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案。總的看來，康熙當政時期對知識分子採取懷柔政策，統治者還沒有把文字獄當作鎮壓反清知識分子或者漢族士大夫思想的一種有意識的政策。

康熙認為火器會導致滿洲人騎射能力下降，禁止了與火器有關的一切（最典型的當屬戴梓案）。康熙晚年，禁止公開討論天文預兆和歷法研究。因為這些內容，涉及到清朝的合法性。1715年，康熙在科舉考試中也禁止了相關內容。此前兩年，鄉試和會試的策問，都已禁止涉及天文、樂律和計算方法。

康熙

自康熙時期至十九世紀中期，中國在北起外興安嶺，南至南沙群島的曾母暗沙，西起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東抵鄂霍次克海、庫頁島和台灣廣大而神聖的領土內，實現鞏固了全國的統治，加強了中央集權，成為當時世界上強大的國家。

康熙註意恢復和發展生產，採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會經濟恢復的措施。鼓勵墾荒，從1671年起，陸續放寬墾荒起科年限，並規定墾荒有成績，據開墾多少，給予不同官職，這促進了墾荒的積極性，到康熙末年，全國荒地基本上得到開闢。1669年，康熙下令廢除圈地令，以後永遠停止圈地，並規定所圈土地應退還給農民。1685年，康熙又規定民間新墾田畝，“自後永不許圈”，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貴族旗主的經濟擴張，有利于自耕農民。康熙還下令將明朝藩王的庄田改為“更名田”。

遷界禁海是從順治開始的,之後康熙將實行的範圍大規模的擴大.，遷界禁海就是武力摧毀沿海一切固定資產,定期掃蕩,用屠刀威懾百姓不得在沿海居住。"盡夷其地,空其人",“燔宅舍，焚積聚，伐樹木，荒田地，婦泣嬰啼，流民塞路，民死過半，慘不可言。根據當時的記載就是遷的時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過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夠到內地，離餓死也不遠了。沿海遷界對中國沿海經濟產生了非常嚴重的惡性影響，其殘暴程度，駭人聽聞程度，對歷史影響程度都是空前絕後的，它不僅是中國歷史一個重大事件，在世界歷史上也絕對能算的上一個重大事件。

康熙帝進行一系列征服戰爭，使局勢趨向穩定，部族統治大為鞏固。又通過一系列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復甦。康熙中期以後，因戰亂而遭到嚴重破壞的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至乾隆年間，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江南的棉織業、景德鎮的瓷器都達到了歷史高峰。美洲農作物的推廣種植，使人口大為增加。

雍正時期

雍正帝

雍正（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雍正帝盛年登基。他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改革（整飭吏治、火耗歸公、攤丁入畝、改土歸流、廢除賤籍、密折製度），可謂大刀闊斧，快刀斬麻。心狠手辣，大興文字獄。 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 始設駐藏大臣，始置烏裏雅蘇台將軍 簽訂《恰克圖條約》 。

雍正帝是有名的專製，他私派的特務人員監視全國各地地方長官一切活動，許多地方官的私生活，連家裏的瑣事都瞞不過他，雖然雍正帝精明，但仍是獨裁的本質。此外，雍正帝在平定外患之後，唯恐國內發生政變，于是使計把功高權重的大臣統統清除。

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改革。雍正帝對許多的事情做了重大的改革，特別是對一些製度方面做了些改革。雍正起了“康雍乾”三代承上啓下的作用。

雍正皇帝在位時間雖短，有案可查的近20起。雍正即位初期，幾起文字獄都是統治集團部權力鬥爭的副產品而出現的；雍正後期，幾起文字獄轉向鎮壓漢族知識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氣節。雍正即位之初，借“朋黨”的罪名，屢興大獄，整治那些曾爭奪皇位的宿敵，如皇八子、皇九子等，跋扈的權臣，如年羹堯、隆科多，以及結成科甲朋黨的漢族官員。雍正六年（1728年）發生了湖南士子曾靜、張熙策動陝甘總督岳鍾琪謀反而引發一場文字獄大案——曾靜、呂留良案。此後的文字獄出現了兩個新的動向：一是文字獄被有意識地用作壓製漢族知識分子民族意識和民族氣節的重要手段；二是告訐蜂起，多數文字獄都是自下而上的舉發。

對外方面，雍正初年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意圖復興和碩特汗國而亂，隔年年羹堯與岳鍾琪等人平定。為此雍正帝佔領部分西康地區，又在西寧與拉薩分置辦事大臣與駐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區。聽從鄂爾泰建議推行改土歸流，廢除具自治性質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數民族。將喀爾喀蒙古並入清朝；于1727年與沙俄簽訂恰克圖條約，確立塞北疆界。1729年聽從張廷玉建議，以傅爾丹與岳鍾琪兵分二路于科布多對抗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最後于和通泊之戰戰敗。1732年噶爾丹策零東征喀爾喀蒙古，兵至杭愛山，被喀爾喀親王策棱擊敗。1734年清準和談，以阿爾泰山為界，西北大致和平。

穩定與沒落

公元1735年，其子弘歷繼位，即乾隆帝（(1711-1799）。乾隆帝執政60年，在康熙、雍正的基礎上不遺餘力的鞏固滿清文化，剿滅叛亂。也是在他統治期間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也逐步落後世界的浪潮。

身穿漢服的乾隆

乾隆為維護統治卻嚴厲控製思想，編書期間藉機割裂焚毀大量不符其思想的書籍。乾隆編纂《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名義上是為了綜合古今典籍，實際上是對中華文化的一次徹底的清洗，使不計其數的珍貴古籍喪失。此外大興文字獄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連殺害或者流放。這些都讓文人思想受到嚴厲阻礙，遲滯文化的發展。乾隆六下江南，並仿製江南園林廣修園林，勞民傷財。乾隆帝個人酷愛漢文化，勤于寫詩，留下了約42613首各體詩作。由此看來漢文化在國家層面是部族統治的敵人，在乾隆個人層面就是玩物。

乾隆帝于1757年粉碎了準葛爾貴族割據勢力，勢力進入天山北麓；對漠北蒙古的準葛爾部進行了種族滅絕，殘忍得罕見。1759年平定天山南乾隆帝路的大小和卓叛亂。1762年，清朝設伊犁將軍，統管包括巴爾喀什湖在內的整個新疆地區。自從1762年起，清朝陸續派遣大批軍隊進駐新疆。永久駐軍的官兵攜帶家眷，主要來自東北、河北等地的達斡爾族、滿族等。這些駐軍為保衛祖國、開發邊陲作出了巨大貢獻。1771年，西遷伏爾加河下遊的漠西蒙古土爾扈特部（曾依附于明朝），在傑出領袖渥巴錫的率領下，為擺脫沙俄的統治，踏上了回歸故土的征途。他們粉碎了沙俄軍隊的圍追堵截，歷經艱險，萬裏跋涉，終于回歸。

清朝于1792年打退了廓爾喀對西藏的進犯。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清朝中央政府製定和頒行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對西藏地方的人事、行政、財政、軍事、對外關系等各方面做了明確規定，並以法律形式予以確定。主要內容包括清政府掌握確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去世後認定轉世靈童和批準繼位的大權，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駐藏大臣全權處理等。該章程和清帝退位詔書共同構成中國對西藏行使主權的重要歷史文獻證明。

乾隆帝在位時先後發生文字獄130多起，尤其集中于乾隆中期，是三朝中文網最密、文禍最多的時期。乾隆大興文字獄的目的是借此徹底消除漢人的反清民族意識。實際上，大多數因文字獄受害人並沒有傳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隻是一時性起抒發對剃發易服的一絲不滿，對明朝的一些眷戀，對自身境遇的悲嘆。更多的受害者純粹是統治者望文生義的結果。乾隆朝的文字獄達到瘋狂、殘酷與荒唐的地步。魯迅先生曾經對清代文字獄有一段精闢的概括：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于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忌諱；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

西方傳教士將中國文化介紹給歐洲人，引發了18世紀中國風的熱潮。歐洲人追崇中國文化、思想與藝術。在1769年更有人寫道：“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因為滿清的鎖國，文化主要是明朝留給歐洲人的印象。隨著接觸增多，到18世紀末歐洲人出現負面評價，已認識到此時的中國與以前接觸的明朝的巨大反差。與乾隆帝不歡而散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認為清朝已經衰落。馬嘎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在日後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製統治。”這種專製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 …很多人沒有衣服穿… …軍隊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

“康乾盛世”實為子虛烏有，西方主流史學界根本不承認。雖然對社會經濟有一定復甦，但實際上與明末依然有較大差距。資本主義工商業遭受嚴重打壓，隆慶開關以後近近百年的對外開放格局被破壞。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于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準。到1840年所謂的“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康乾盛世”都遠遜明代，具有歷史上罕見的全面頹廢崩潰之勢。

清朝從乾隆末年開始有衰落的現象，政治日漸腐敗。當時人口暴增與鄉村土地兼並嚴重，使得許多農民失去土地；加上貪官和珅等官員腐敗，于乾隆晚期到嘉慶時期陸續爆發民變。白蓮教于1770年代舉兵，後來又于1796年爆發川楚教亂，八年後被清軍鎮壓，領袖王三槐被處死。台灣天地會領袖林爽文于1787年發動林爽文事件。1795年乾隆帝禪位于子顒琰，即嘉慶帝。乾隆至1799年去世，嘉慶帝方得以親政。然而嘉慶帝未能解決弊端，清朝繼續走向衰退。道光帝也失去了早期君主銳意進取的精神，掌政風格日趨保守和僵化。官場中，結黨營私、相互傾軋、買官售爵、賄賂成風。軍隊裏，裝備陳舊、操練不勤、營務廢弛、紀律敗壞。財政上，國庫日益虧空、入不敷出。階級矛盾激化，民變四起。

1795年，乾隆帝照其誓言禪位于子顒琰，即嘉慶帝。乾隆雖為太上皇，但依然“訓政”至1799年去世，嘉慶帝方得以親政。然而嘉慶帝未能解決弊端，清朝繼續走向衰退。

走向衰敗

嘉慶帝在當太子時痛恨貪官和珅，親政後賜死他，抄收其家產。然而沒有全面整飭政風，加上借助賣官製度以平衡開支，使得貪污腐敗的風氣更加擴大，加重地方人民的負擔。另外還有河道與漕運淤塞的難題。針對乾隆時期過度開銷的弊端，嘉慶帝提倡節儉，縮減朝廷與宗室的開支，把貧窮的旗民送到關外開墾。然而，最後因為朝野強烈的反彈聲浪而妥協。

由于吏治的腐敗，導致海關走私嚴重，鴉片猖獗， 1839年，道光帝為解決鴉片的弊端，派林則徐到貿易中心廣州宣布禁煙。英國為了開啟清朝市場，在1840年，發動了鴉片戰爭。1841年，清朝戰敗，被迫求和。1842年，被迫同英國侵略者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當時道光帝與耆英不了解國際法，認為給予英人貿易之便以換取國家長存，所以割讓許多影響甚遠的權力，中國進入列強利用滿清政府盤剝的時代。鴉片戰爭以及後來的中法之戰"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三元裏抗英更是說明了英國根本沒有想象中的強大，即使國難當前，滿清首先提防的還是漢人。就算是失敗也在所不惜，隻要部族利益不損即可。

1850年，道光帝崩，子奕詝繼位，即鹹豐帝。西方各國迫使清政府開港通商，加上地方官吏地主兼並土地，使得傳統農村經濟受到破壞。各地乘機紛紛起事，其中華北以捻亂為主，華中華南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與雲南杜文秀、馬如龍的雲南回變為主。洪秀全改造基督教教義，1851年于廣西金田起義，聯和天地會、三合會北伐。兩年後攻陷並定都江寧，並且發動兩次西征；1853年5月8日，林鳳祥、李開芳等奉命率師兩萬餘人北伐。北伐軍雖然一度進至天津附近，因孤軍深入，被清軍圍困。後來曾國藩、左宗棠紛紛組織湘軍與淮軍抵抗太平天國。

清朝

太平天國發生天京事變後國力衰退，部分勢力轉入捻軍。太平天國最後于1864年被湘軍、淮軍以及外國人組成的常勝軍、常捷軍圍攻之下而亡。此期間英國與法國因為和清廷修約不成，趁中國發生內亂之際，分別以亞羅號事件及馬神甫事件為借口，于1858年發動英法聯軍之役。清軍于八裏橋之戰戰敗，聯軍攻陷北京，圓明園、清漪園等處被焚掠，簽訂《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同時沙俄以調停有功逼清廷簽訂《璦琿條約》，取走外東北領地。1864年沙俄強迫清廷訂立《勘分西北界約記》，割佔外西北。俄羅斯趁火打劫，從19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侵吞中國北方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裏領土。根據不平等條約，中國喪失大量領土、主權和財富。面對內外交被迫的局面，清廷為使國力恢復而發起自強運動。

自救運動

1861年，鹹豐帝去世，其子載淳繼位，即同治帝。鹹豐帝本任命肅順等八大臣贊襄政務，兩宮太後與恭親王奕䜣發動辛酉政變，兩宮垂簾聽政，最後由兩宮之一的慈禧太後獲得實權。被稱為洋務派的奕䜣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部分漢臣在消滅太平軍時認識到西方的船堅炮利，並且鑒于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以“師夷長技以製夷”、中體西用為方針展開自強運動（又稱洋務運動）

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隨後的北洋通商大臣負責對外關系與自強運動的策劃與推行，先後引入國外科學技術，建立現代銀行體系、現代郵政體系、鋪設鐵路、架設電報網。建立翻譯機構同文館、新式教育（新學），培訓技術人才並派遣留學生到歐美日等先進工業國家，培育出唐紹儀與詹天佑等人才。開設礦業、建立輪船招商局、江南製造總局與漢陽兵工廠等等製造工廠與兵工廠，同時也建立新式陸軍與北洋艦隊等海軍。洋務運動使得中國社會出現較安定的局面。

其間太平天國于1864年滅亡。雖然太平天國被鎮壓。但是，大清帝國虛弱到極點的本質已經完全暴露出來。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控製了江南大部，他們慫恿曾國藩取而代之。雖然因為曾國藩的個人素養以及慈禧的縱橫捭闔，曾國藩沒有兵變。但是，新興漢族地主勢力做大的局面並沒有改變。大清帝國中央再也沒有了獨一無二的權威。完全依靠慈禧的權術維持中央與地方的動態平衡。當慈禧死後，再也沒有人能壓製地方。所以，大清帝國迅速而徹底的滅亡了。

1865年僧格林沁的滿蒙騎兵（八旗兵）中捻軍埋伏後全殲，賴洋務派左宗棠與李鴻章分別滅西、東捻，捻亂到1868年為止。1862年－1878年間左宗棠先後平定陝甘回變，平定新疆回亂，並收回伊犁。左宗棠在西北平叛，從一處明代炮台遺址挖掘出開花彈百餘枚，不禁仰天長嘆：'三百年前中華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傳，以至被列強所欺凌。'看到沒？這就是康熙造的孽。不僅不發展科技，反而打壓科技；不僅不進步，反而退步。

洋務運動使得清朝的國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增強，到慈禧太後與恭親王聯合執政的同治年間，清朝在文武齊心合力之下，一度出現了較安定的局面，被某些學者稱為“同治中興”。其間清朝在西方人的幫助下成功消滅太平軍、平定捻軍之亂，並收復新疆，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有相當大的改善。至19世紀80年代，清朝軍隊的裝備和洋務運動之前相比已有了明顯的提高；在1884年至1885年中法戰爭期間的一系列戰役中，清軍和法軍互有勝負。戰後，清朝設立了海軍衙門，並建成了近代海軍艦隊--北洋水師。

為挽救自身命運並增強國力，清政府內部部分漢族有識之士遂展開了維新運動，嘗試革新圖強，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自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全國各地開始先後引入國外科學技術，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架設電報網，修建新式學校、培訓技術人才；同時也成立了新的軍事工業，逐步改進清軍的武器裝備和作戰方法。代表人物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

甲午海戰

洋務運動雖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由于時人多數未明當代的國際情勢，少數人的急迫性並無法改變多數官僚的舊思維，清朝的維新運動最終未達日本明治維新般的成效，結果導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並于1895年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

對外方面，1884年，清朝和法國為越南（安南）主權爆發清法戰爭，法國不勝而勝。清朝失去藩屬國越南，越南成為法國殖民地，台灣也宣布建省。1885年英國入侵緬甸，清朝駐英公使曾紀澤向英國抗議無效，隔年被迫簽訂《中英緬甸條約》，承認緬甸為英國所有。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力大增，1872年日本強迫清朝藩國琉球改屬日本，清朝拒不承認，日清交惡。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爆發，最後以清軍落敗而告終。

日薄西山

清政府于1895年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清朝割讓台灣和澎湖，失去藩屬國朝鮮和租界。洋務派李鴻章建立的北洋艦隊全面瓦解，也宣告自強運動最終失敗。

清末時局圖

隨後，光緒帝採納翁同龢、張之洞、袁世凱、劉坤一等倡導的政治改革運動。之後光緒選中政治投機者康有為改革旗手，可惜康有為隻顧著自己撈權，導致改革偏離了正確的方向。之後慈禧太後終止了這場變味的改革，從而軟禁了光緒帝，變法因此失敗，因為隻有103天，因此又稱為“百日維新”。

1896年清廷為連俄製日，簽訂《中俄密約》。後來密約泄露，外國鑒于清朝已無力自衛，紛紛瓜分中國以維護為各自利益，而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平衡列強在華勢力。中國長期受列強欺辱，使地方產生義和團之類仇洋排外的邪教團體。慈禧太後借此排外而發生義和團事變，義和團屠殺洋人、奸淫婦女、搶奪店鋪、破壞各國使館、燒毀與西洋有關的東西。慈禧太後不理會各國抗議，更曾半正式向十一國宣戰，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聯軍攻打北京時，滿清由于離心離德全中國的人幾乎無動于衷，甚至有一大批的帶路黨，因此聯軍順利洗劫了。慈禧太後攜光緒皇帝西逃西安。1901年簽訂《辛醜和約》，清廷賠償重款，列強派兵駐守北京一帶、劃定租借地和勢力範圍，加深中國的半殖民化。1904年日俄兩國更因在東北的利益沖突爆發日俄戰爭。義和團事變時，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東南各行省之總督巡撫為保護華中華南，自行宣布中立，不服從朝廷對外一律宣戰的敕命（即東南自保）；從此清廷權威低落，地方各省自主性提高。

清朝于八國聯軍後國勢大墜，知識分子莫不提出各種方法拯救中國，主要分成立憲派與革命派兩種改革路線。1901年梁啓超推動立憲運動，梁啓超發表《立憲法議》，希望讓光緒帝成為立憲君主。而慈禧太後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歐日的改革而推行清末新政。新政主要推行君主立憲、建立清朝新軍、廢除科舉、整飭財政等一系列改革。而革命派對清廷的改革失望，他們鼓勵推翻清朝，建立中華共和。1894年孫文于夏威夷檀香山建立興中會、1904年黃興于長沙成立的華興會、1904年蔡元培于上海成立光復會，此外還有其他革命團體。1905年孫文在日本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成立中國同盟會，並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綱領。革命派聯合舊有反清勢力如三合會、洪門等，在華南地區發起十次起事，並將勢力滲入華中、華南的清朝新軍。

當時立憲派與革命派為改革方式發生爭執，一開始立憲派佔上風，清廷也承諾實行立憲。1907年清廷籌設資政院，預備立憲，並籌備在各省開辦咨議局。1908年7月頒布《各省咨議局章程及議員選舉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內成立咨議局。同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以確立君主立憲製政體，成立代議會。在立憲派成員的請願下，清廷宣布把預備立憲縮短三年，預定在1913年召開國會。同年光緒帝與慈禧太後皆去世，溥儀繼位，即宣統帝，其父載灃擔任監國攝政王。1911年5月清廷組成由慶親王奕劻領導的“責任內閣”，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君主立憲。不過，該內閣中的很多成員為皇族身份，故被稱為“皇族內閣”，引發立憲派的不滿和失望，很多轉向于革命派合作。

八國聯軍入侵北京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1901年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慈禧太後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歐日的改革。開始推行“新政”，進行了包括建立新軍、廢除科舉在內的一系列改革。不久，中國發生了立憲與革命的改革路線之爭，一開始立憲派佔上風，清政府也承諾並實行立憲，並于1908年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以確立君主立憲製政體，成立了代議會。不過，1911年5月組成的“責任內閣”中的大多數成員為皇族身份，故被稱為“皇族內閣”，結果引發立憲派的不滿和失望。這次改革的根本問題是皇族遲遲不肯讓世俗精英分享權力，拖到辛亥年已經為時過晚。

同年5月四川等地爆發保路運動，清廷急派新軍入川鎮壓。10月，革命派于湖北發起武昌起義，南方各省隨後紛紛宣布獨立。清廷任命北洋新軍統帥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成立內閣並統領清軍。袁世凱一方面于陽夏戰爭壓迫革軍，另一方面卻暗中與革命黨人談判，形成南北議和。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于南京宣布立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2月12日，袁世凱迫使宣統帝溥儀頒布退位詔書，將權力交給袁世凱政府，清朝滅亡，標志著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帝製正式結束。

武昌起義中革命黨人的炮兵

復闢舉動

清亡時不少漢臣如鄭孝胥、王國維等依舊忠于大清，終身以滿清遺老自居，甚至有人舍身殉國。1917年張勛組織辮子軍，于北京擁護宣統帝溥儀，復闢清朝（史稱張勛復闢），但隻持續12天而終。日本于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1932年扶持溥儀建立滿洲國，其最終隨著1945年蘇聯的八月風暴行動而亡。直至今天依然有著一幫滿清的遺老遺少依然做著復闢大清的春秋大夢。

政治

中國從漢朝到明朝都是“士人政權”政府大權都掌握在讀書人“士”手裏，而到了元朝和清朝卻改變了，並引據鄒容的《革命軍》指中國由“士人政權”變為“部族政權”，蒙古人和滿洲人變為中國內的特權階級或特殊分子。亦認為清朝政權始終是維護和偏袒滿洲人，須滿洲人在後擁護，才能控製牢固。而清朝的政治，製度的意義很少，法術的意義多。清朝政府發布最高命令的手續，也是非常不合理的。比如“寄信上諭”是清朝特有的，不按照中國向來的程式，而是直接由皇帝軍機處寄給受命令的人，旁人都不知道。然而徐復觀指出：“士人政權”這種說法並不正確，表示政府的性質必須就權力根源之地是由誰來運用而言，這應當是一種常識。通過二十四史一直到現代，都證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場進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與皇帝愈接近，他命運性的困擾、艱難必定來自專製的機構與專製的觀念。亦指出錢穆對專製下的必然產物例如“外戚宦官”和漢代統治者的暴行視而不見，以及把中國“歷史中成千上萬的殘酷地帝王專製的實例置之不顧”。同時引據“報任安書”指出凡是皇帝親自交下與皇帝自己有關的案子，承辦的官吏決不敢問是非。

清朝的政治體製雖然形式上沿襲明朝製度，但是內容大有不同。官員等級分“九品十八級”，每等有“正”、“從”之別。不在十八級別以內的叫做未入流，在級別上附于從九品。清朝製定內國史院、內秘書院與內宏文院等內三院為內閣，作為中央最高決策機關。設大學士滿、漢各二人，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學士滿六人、漢四人，下轄中央執行機關六部。內閣的實際權力比明朝小，實際掌握權力的機關會隨時代不同而改變。後金時期，議政王大臣會議是皇帝與王公貴族討論國事之處。1631年皇太極為了中央集權，仿明朝製度設立六部與內閣以分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入關之後，1677年康熙帝設立南書房，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同時將外朝內閣的某些職能移歸內廷，實施高度集權。雍正帝為了西征準噶爾準備設定軍需處，雍正十年改稱軍機處。軍機處機構精簡，行政效率高，能迅速處理軍國大事，進一步加強君主專製主義中央集權。鴉片戰爭之後，為推行自強運動，先後于1861年與1870年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北洋通商大臣，負責對外關系與自強運動的策劃與推行，成為自強運動期間最高行政機關。八國聯軍之後，1911年5月18日清廷宣布廢除軍機處，仿西方國家與日本實行內閣製，內閣總理大臣和諸大臣組成的內閣成為最高行政機關。

在政治上，清朝還限製發言權、結社和出版自由。在明朝獎勵大家發言，公開發言的，不僅明朝如此，歷代也是如此，而隻有清朝不允許人講話。在清朝，除了六部尚書和侍郎可以向皇帝講話，其他的不論什麽人，都不許向皇帝講話了，而一直得到中央重視的翰林院等，向來他們可以向政府講話的，但是到了清朝也不準專折言事。在地方上，隻有總督、巡撫、藩台、臬台可以向政府講話，其他的府縣均不可，比起明代，布衣也可以直接向皇帝講話，清朝相差甚遠[參 76]。在地方上，清朝也不允許民間有公開發言權。在順治五年立在府學、縣學明倫堂裏的臥碑就足可以證明。在當時府學、縣學都有明倫堂，清朝在每一個明倫堂裏都設定一個石碑，而這個石碑不是豎立的，而是橫躺在那裏，所以叫“臥碑”。在臥碑上有三條禁令：第一，生員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結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決策機關

南書房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設立南書房，起初是康熙帝為了與翰林院詞臣們研討學問，吟詩作畫而設。因在乾清宮西南角特闢房舍故名南書房。由于南書房“非崇班貴檁、上所親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嚴密控製的一個核心機要機構，隨時承旨出詔行令，這使南書房“權勢日崇”。南書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同時將外朝內閣的某些職能移歸內廷，實施高度集權的重要步驟。

軍機處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軍在西北與準噶爾蒙古激戰，為及時處理軍報雍正皇帝始設軍機房，雍正十年改稱軍機處。乾隆皇帝即位後服孝，安排數位“總理事務王大臣”進入軍機處，故改名總理事務處。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乾隆服滿親政，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自請罷職，恢復軍機處名稱，自此遂成定製，軍機處成為直接對皇帝負責的核心權力機構，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幾乎可忽略不計，政治權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為清代中央集權製度的頂峰。直至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責任內閣”，軍機處廢止。

軍機處

責任內閣

      宣統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宣布廢除軍機處，實行內閣製，任命內閣總理大臣和諸大臣組成內閣。由慶親王奕劻組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內閣。然而，由于內閣成員中過半數為皇族或滿人，時人譏之為“皇族內閣”。該內閣在辛亥革命後倒台，由袁世凱組成的新內閣所取代。

執行機關

      六部（吏、戶、禮、兵、刑、工）為清朝最高執行機關，各部長官稱尚書，副長官稱侍郎，以前尚書均由滿人擔任，順治元年（1644年）規定尚書及侍郎滿、漢各一。在六部之外和六部並立的中央行政機構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國子監、欽天監、翰林院、太醫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內務府、都察院。清朝官員等級分“九品十八級”，每等有正從之別，不在十八級以內的叫做未入流，在級別上附于從九品。

刑律

順治四年（1647年）《大清律例》編修完成。《大清律》基本上承襲《明律》的內容。後經康熙、雍正兩朝屢次增刪，並于雍正五年公布。但清朝最經常起作用的是例，而不是律。胡林翼說：“《大清律》易遵，而例難盡悉。”胥吏都諳熟例案，常可執例以壓製長官。《大清律》還表現出民族歧視和壓迫的特色。滿、漢人在法律上不平等。清廷對各少數民族地區還有各種特訂的法律，如蒙古族有“蒙古律”，維吾爾族有“回律”，藏族有“番律”等等，以加強對各少數民族人民的統治。

文字獄

清代文字獄是清代統治者加強思想、文化控製的反動措施之一。也是世界歷史為止罕見，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恐怖製度。清代統治者為防止和鎮壓知識分子的反抗，從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羅織罪名，構成冤獄。文字獄自古就有但是除清朝外都並未對社會構成嚴重威脅。清代文字獄貫穿整個清代250年左右。頂峰時期自順治開始，中經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歷時140餘年。少數民族掌權的清朝，對漢人控製極嚴。文人學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滿，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譏訕清朝的內容，即興大獄，常常廣事株連。清代的文字獄保守估計200餘起。除了極少數事出有因外，絕大多數是捕風捉影，純屬冤殺。

清朝文字獄的興起旨在震懾反清勢力，維護清政府封建統治，其特征是：罪狀由權力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起，證據也由權力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成。一個單字或一個句子一旦被認為誹謗元首或諷刺政府，即構成刑責。清朝歷史中，順治、康熙時期的“文字獄”還隻是個別現象，到雍正時則成為一種普遍的“製度”。在文字獄浪潮中表現得最為瘋狂的人物則是乾隆皇帝，共發生一百三十餘案。文字獄導致明末可以和春秋時代相比的晚明思潮在清代終結。知識分子不敢發表獨立見解而是鑽進故紙堆去考究古書，這就是所謂的乾嘉學派。　

清朝皇帝為打壓漢人反清復明運動與防止散播不利皇帝的訊息，屢興文字獄以控製士大夫的思想。文字獄之案件常是無中生有，小人造謠所為。較大規模的文字獄甚至可以牽連成千上萬人受害。柳詒徵稱：“前代文人受禍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稍一不慎，禍且不測。”。順治四年（1647年），發生第一起文字獄“函可案”。一位法號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書”《變記》而被逮捕，後來流放到瀋陽。順治末年又發生庄廷鑨明史案，並驚動朝廷中的輔政大臣鰲拜等人。清朝諸例文字獄中，有名的有康熙時期的南山案、雍正時期的查嗣庭試題案和呂留良案等。

具體事件

• 康熙一朝的大案有庄廷鑨《明書》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浙江湖州富商庄廷，購得朱國禎《明書》之《列朝諸臣傳》稿本。庄廷鑨刊行時，請人增添明末天啓、崇禎兩朝史事，其中多有指斥滿洲的文句。康熙二年（1663）被人告發。是時，庄廷鑨已死，仍被開棺戮屍。庄氏家屬及為書作序、校閱、刻字、印刷、買書、賣書者，並地方官吏，被處死者達72人，充軍邊地者數百人，妻女均發邊為奴。
• 康熙十五年（1711）的《南山集》案又稱戴名世案，戴名世作《南山集》（因居桐城南山，故名），採用了相城方孝標《滇黔記聞》中的材料，敘述明末清初的抗清事實，對南明諸王寄以同情，並書南明桂王永歷年號。事發，戴名世被斬，300多人受牽連。
• 查嗣庭案亦系較大冤案。查氏為隆科多黨人，官至禮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出任江西主考。選用《易經》、《詩經》上的“正”、“止”二字（俗傳“維民所止”）命題，被人告作要去“雍正”之頭。查嗣庭病死獄中，仍被戮屍梟首（《清世宗實錄》卷48）。
• “明月清風”是前人口頭禪，入清帝之耳，則被認為是對清朝的諷刺。乾隆四十三年（1778）又興徐述夔獄。徐述夔死後留下刻板《一柱樓詩》及《傳》各一本。當時清朝搜查“禁書”甚嚴，將這兩本書繳出。江蘇藩司陶易、幕僚陸琰承辦此案，未能查出“悖逆”之處，後來被人檢出“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一句加以告發，被定為“大逆”之罪，將徐述夔家族及列名校對人活者處死，已死者戮屍梟首，連陶易及陸琰等人也均身首異處，以懲“大員負恩玩法”之罪。文字獄嚴重禁錮了思想，堵塞了言路，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這是封建專製主義日趨腐朽、沒落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的反映。

危害

清代文字獄 清代文字獄泛濫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清王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從漢族傳統觀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陸沉”，“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在以儒家文化為正宗的漢族知識分子中間有著相當激烈的民族敵愾情緒。

（1）給思想文化、士人風氣帶來惡劣影響。龔自珍的名言“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隻為稻粱謀”，大意是“言談中聽到文字獄就嚇得立即躲遠，文人著書就為生計，不敢發表自己的見解。”這是對清代文字獄後果的真實寫照。讀書作文動輒得禍，文人學士隻好泯滅思想，丟掉氣節，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誦孔孟程朱的教誨以求科舉入仕；或者遠離敏感的學術領域，遠離現實，把全部精力用于訓詁、考據的故紙堆中，史稱乾嘉之學。

（2）文字獄敗壞了官場風氣。清朝官員大多數是科舉入仕。作為文人，他們有可能成為文字獄的犧牲品；作為官僚，他們又是文字獄的製造者或幫凶。他們一方面不願意自觸文網，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願因為貫徹皇上諭旨不力，不能嚴究文字之責而獲罪。于是他們隻有向著謹小慎微、沒有節操的方向發展。

(3)造成了社會恐怖，摧殘了人才。許多知識分子不敢過問政治，從而禁錮思想，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4）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為邀功之路。

弊政

圈地令

緊急圈地有三次。

第一次，1644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頒布圈地令，將凡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及明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死于戰亂留下的荒田分給諸王、勛臣、兵丁。

第二次，1645年九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圈地範圍擴大到河間、灤州、遵化。直隸的順德府、山東濟南府、德州、臨清、江蘇的徐州、山西的潞安府、平陽府、蒲州因駐扎八旗兵，這些地方的無主荒田也分給他們。

第三次，1647年正月第三次圈地，範圍在順天、保定、河間、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這三次圈地運動被圈的土地達16萬餘頃。

剃發令

1644年夏，多爾袞頒布剃發令。所謂剃發，是指男子必須依滿洲習俗剃發：前部頭發剃盡，頂發四周邊緣剃去寸許，不遵令者當“逆命之寇”。

投充法

1645年春，多爾袞頒布投充法。投充法規定：

第一、允許八旗官民招收貧民役使；

第二、被投充的人是奴僕，主人可以買賣他們。

逃人法

清兵入關後，八旗官兵將所俘的漢人和投充者當奴僕。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隸逃亡。1645年春，多爾袞頒布逃人法，下令：

第一、對逃跑的奴僕嚴厲懲罰，將逃人鞭一百之後歸還原主；

第二、凡窩藏逃跑奴僕的人，本人處死，財產沒收；

第三、還要罪及鄰居和地方官員。

禁關令

清兵入關後，多爾袞就在1644年下令嚴令禁止漢人進入滿洲“龍興之地”墾殖。這就是禁關令。

清初滿洲人傾族入關後東北人口更加稀少，滿清統治者視東北為“祖宗肇跡興王之所”，借口保護“參山珠河之利”，長期對東北實行封禁政策。

與“禁關令”相關的辭彙除了“禁關令”外，還有兩個：“柳條邊”和“闖關東”。

“柳條邊”：為了嚴格執行“禁關令”，從順治年間開始，清朝政府不惜代價于滿洲境內分段修築了一千多公裏名為“柳條邊”的籬笆牆——滿洲長城，也稱柳條邊牆、柳牆、柳城、條子邊，至康熙中期完成。從山海關經開原、新賓至鳳城南的柳條邊為“老邊”；自開原東北至至今吉林市北的為“新邊”。邊牆以東的滿洲嚴禁越界墾殖，邊牆以西則作為滿清的同盟者蒙古貴族的駐牧地。

“闖關東”：有“禁關令”就有“闖關東”。直到歷史已經進入到了19世紀，黃河下遊廣大地區連年遭災，成千上萬的農民破產，滿清政府卻禁關令依舊。于是，破產農民不顧禁令，冒著被懲罰的危險，源源不斷地“闖”入東北，這就是“闖關東”的來歷。

屠城

在清朝軍隊對于中原地區的征服過程中，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百姓如不順從清王朝，敢于抵抗的，破城之後，大殺百姓。有名的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外還有江陰之屠、昆山之屠、嘉興之屠、常熟之屠、蘇州之屠、海寧之屠、廣州之屠、贛州之屠、湘潭之屠、大同之屠、四川之屠等等。

軍事

八旗製度

八旗製度是努爾哈赤在女真牛錄製的基礎上創立的一種兵民合一的製度。政治權力集中于王公貴族，重大決策由貴族共同討論決定，是為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後皇太極于天聰五年（公元1631年）仿明朝製度設立六部，嘗試逐漸削弱滿洲貴族權力。皇帝嘗試實行中央集權的努力主要集中于清朝前期。

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順治帝對八旗製度進行改革，由自己親自掌握正黃、鑲黃、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變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時加強上三旗的實力，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有所削弱。

經濟上由于把關外落後的奴隸製帶入中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惡政，強抓人作奴隸，以供八旗子弟白白吃餉，他們常年寄生蟲般的生活造成了清朝武力的退步（乾隆視察八旗軍發現他們馳馬墜地，箭箭虛發）也使得清朝越來越依靠漢族軍兵。

漢軍綠營和團練鄉勇

清前期清軍主要分為八旗和綠營二種。八旗又分為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旗設都統（固山額真），由中央八樸詡統衙門掌握，地方督撫無權征調。綠營兵，主要是清軍入關後收編的明朝降軍和各省改編的隊伍，用綠色軍旗，故稱綠旗兵或綠營兵。兵種有馬兵、步兵和水師。在各省者，由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等所統轄。清朝中葉以後，又有漢族地主自募自練的團練鄉勇。後因太平天國運動興起，由于八旗長期由政府供養，遊手好閒，不習武事，逐漸喪失了戰鬥力，在鎮壓太平軍時屢敗，于是南北各地地主團練武裝迅速發展，曾國藩的湘軍便應運而生了。還有象李鴻章組織的淮軍，左宗棠組織的楚軍等，這些地主團練武裝後改編為練軍與防軍。光緒中葉後，因甲午戰爭慘敗，防﹑練軍均又改為次要的巡防隊，由袁世凱編練新軍，作為主要國防力量。

清末新軍和海軍

清末新政時，袁世凱在華北組建新增陸軍（即北洋軍），張之洞在南方組建自強軍。到清帝國滅亡前夕，其陸軍可以號稱100萬，但大概隻有60萬戰鬥人員，其中隻有17.5萬人是現代化的正規軍。並非所有新軍均效忠清廷，部分是暗中支持革命軍的。

1651年順治帝令沿江沿海各省循明製，各設水師，此為清朝水師之始。內河防務以長江為主體，沿岸各設水師。洋務運動時期清朝才有新增海軍的動作。為建立船艦自製能力，1866年清廷在福州馬尾成立總理船政事務衙門，以沈葆禎為船政大臣。同年，李鴻章要求其江南製造局建造炮艦。1868年8月，第一艘中國製造的蒸汽軍艦，“恬吉”號下水。隨後的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分別摧毀南洋艦隊與北洋艦隊，這也標志自強運動的失敗。

大屠殺

滿清大屠殺也可以稱為清軍入關屠城、或者滿清入關暴政、清初屠城事件。實際上由于受到文字獄的影響，滿清大屠殺這一詞在任何史料文獻內都找不到。然而清室統一中國之戰爭，屠城燒殺數見不鮮，其殘暴不亞于元兵入侵華夏。雖然經過了滿清文字獄的摧殘，但這些大規模屠殺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實記錄，廣州大屠殺有西方傳教士目擊紀錄，大同之屠，甚至在第一歷史檔案館都可以找到資料。

清朝

清兵轉戰燒殺37載，方才初步平定中國。滿清統治者的大屠殺，使得中國很多地區“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魯迅評價說：“清軍入關屠盡明朝漢人的骨氣廉恥。”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盡，留下的是大抵順服的“奴才”。滿清的大屠殺死亡人數之多是中國歷次改朝換代之最。其實東方落後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滅亡。滿清入關大屠殺死亡人數之多是中國歷次改朝換代之最，極端保守估計清朝入主中原過程中人口損失5000萬。

多爾袞曾發布“屠城令”，並帶領大軍參與血洗江南、嶺南地區等等，甚至勾結荷蘭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廈門）。當時清軍幾乎將四川人殺絕，後來不得不“湖廣填四川”來進行大移民。不光殺漢人，對其他民族也實施大屠殺，西北的回族和西南的苗族也被清軍屠殺過。

即使說清初也存在同樣的人口瞞報現象，估計滿清入關後，人口的減少，極端保守的估計最少也有五千萬人。如果再考慮人口出生的因素，在滿清入關後，中國人口損失的總數，很可能是一個大大超過五千萬人民喪生，最多可能超過一億。

滿清大屠殺是野蠻民族對先進文明的殘酷破壞，其令人發指的野蠻行徑必將受到全人類的唾棄。清軍在中國各地進行了血腥的鎮壓，導致中國人口銳減，絕大部分有氣節的漢人都被屠殺殆盡(使中國人口從明朝後期的兩億多減至順治十七年的1900萬，凈減十分之九以上！)，留下了少許亡命天涯的忠義之士和委屈求全的少部分百姓，還有賣祖求榮漢奸，從此中國步入了半奴隸半封建製的深淵，奴性從此深深地刻在在了華夏子孫的臉上。給中國人民造成極大痛苦，亦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和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嚴重摧殘了明朝中後期以經方興未艾的資本主義萌芽。

戰爭

征服與鎮壓

其他

1690年—1757年，清平定準噶爾叛亂之戰

1758年－1759年，清平天山南路之戰（大小和卓叛亂）

1820年—1827年，清平張格爾叛亂（大小和卓遺留問題）

1862年—1873年，陝甘回變

雲南、陝西、甘肅、新疆等地的穆斯林也多次發生民變或起事，如陝甘回變。這些基本上以西部少數民族為主，許多都持續了十幾年。與清初江南抵抗不同，此時清廷保護漢族民眾免于受害獲普遍支持。

經濟

清朝人口大增，乾隆時期已達三億，相對使糧食作物的產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朝採取開墾荒地、移民邊區及推廣新作物以提高生產量。由于國內與國外的貿易提升，經濟農業也相對發達。手工業方面改工匠的徭役製為代稅役製。產業以紡織和瓷器業為重，棉織業超越絲織業，瓷器以琺琅畫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鎮為瓷器製造業中心。清朝商業發達，分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中國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清朝曾實施海禁政策，直到佔領台灣後，沿海貿易才稍為活絡，貨幣方面採銀銅雙本位製。康熙晚期為防止民變，推行禁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工商業的發展。

清朝的人口數也是歷代封建王朝最高，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紀後期，已達到三億左右，清末時達到四億以上。清初為緩和階級矛盾，實行獎勵墾荒、減免捐稅的政策，內地和邊疆的社會經濟都有所發展。至十八世紀中葉，清朝的封建經。于是中央集權專製體製更加嚴密，國力強大，秩序穩定。清朝初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惡政，極大破壞了中原地區的經濟；重農抑商，製約資本主義的發展。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裏，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耕地先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耕地面積的擴大。1661年（順治十八年），全國耕地面積為526萬頃；乾隆31年，達到741萬頃，才接近明末。耕地面積增加了40％以上，人口迅速地成長到3.6億。清政府提倡各省因地製宜，採用多種種植方法，使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高產作物甘薯的種植，由福建、浙江等省推廣到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經濟作物桑、茶、棉花、甘蔗、煙草，種植面積擴大了，當時已經成為商品。

清朝時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馬鈴薯的推廣。玉米、番薯、馬鈴薯等多種農作物 從明代就自美洲經南洋輸入。明末徐光啓的著作《農政全書》詳細記述了番薯的種植、貯藏、加工法。講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莖分種、扦插、窖藏幹藏等技術，是最早系統介紹番薯種植法的著作。此後清人陳世元撰《金薯傳習錄》，記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齊民四術》中記述了翻蔓技術，番薯種植技術逐漸完善。 但是番薯等高產作物也有其弱點：營養低且單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價值少。作為一時的救急尚可，長期為主食必然導致人營養不良，“面如菜色”，身體貭素大幅下降，也必然影響人的正常智力發育。

農業

清代的土地仍可分為官田和民田兩大類。清朝入關後，1644年順治帝頒布圈地令。有主與無主地被滿人圈佔，統稱“官庄”。大量農民不得不棄家逃亡，或者淪為新主人的奴僕。圈地主要執行三次，以北京附近的順天、保定、永平、河間四府最為突出，直到1685年康熙帝宣布廢止而終。至于全國其他原明朝皇室或地主的土地，清廷稱其為“更名田”，分配給無地農民使用，或是被新地主霸佔。據統計，這種土地的總數不下二十多萬頃。清代也擁有不少屯田，屯區多在新疆等邊疆地帶。清帝推行令民墾荒的政策。使得華北、華中地區先後著令準墾，一些邊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台灣等省于清朝中葉先後實行開墾政策，而東北地區直到清朝後期才準許大量漢人前往開墾。

清代在農業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在全國範圍出現高復種指數並且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變化，從清以前的一年一熟製，發展成了二年三熟製，一年二熟製，一年三熟製。耕作製的發展遍及黃河中下遊、長江中下遊和閩廣地區，是一種全國範圍的變化。清代亦是歷史畝產量最高的一個歷史時期：“據研究，秦漢時我國的畝產量為264市斤／市畝，唐代是334市斤／市畝，清以前畝產量最高是明代，為346市斤／市畝，清代的畝產量達到了374市斤／市畝，分別比漢代增加了41.6％，比唐代增代11.9％，比明的畝產量高了8％”。清代也是中國傳統農學的大發展時期，期間所編著的農書數量為之前所有朝代總和的2.09倍。[參 193]

水利設施

清初，在康熙時期進行的多項水利興修。明末清初，黃河、淮河下遊堵塞，京杭大運河也受阻塞。康熙帝時大力修治黃河，任靳輔為河道總督，採用疏導和築堤的辦法將黃、淮故道逐漸修復，使這一帶的農業生產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裏減少水患的威脅。1713年康熙帝成功修浚位于北京的永定河，使舊河兩岸的“斥鹵”變為膏腴良田。另外，雍正時修築江浙海塘也是保護農田的水利工程。清朝的耕地面積于康熙時期逐漸提升。江南、湖廣與四川等地的土地比中原地肥沃許多，湖廣更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譽稱。

糧食作物

由于清朝人口成長超過可耕地發展速度，如何維持龐大人口有賴佔城稻與一些新的糧食作物。佔城稻在中國有一段長期的發展時間，到明清時期發展成五十日到三十日即可收獲的品種，使得二次收獲，甚至三次收獲變成可能。此外早熟稻耐旱，可在高原或山坡地種植。從宋朝初期到清朝道光年間，稻米產量以及耕種面積都增加一倍。一些從美洲引進的糧食作物也開發許多原先不擅種植的地形，以提高糧食生產面積。例如比較幹旱的高原有賴玉米與甘薯，更加崎嶇的山地則依靠馬鈴薯。到嘉慶年間，這些高原都種滿新一代的糧食作物。而河川沿岸的沙地則大量種植花生，約18世紀到19世紀才由南方推廣到北方。

康熙帝曾將雙季稻的栽培，推廣到江北部分地區。乾隆時期，清政府提倡改革耕作方法，大力推廣多熟種植。廣東部分地區收獲早稻以後，又插晚稻；收獲晚稻以後，再種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獲以後不能續種晚稻，就種蕎麥，一年兩熟。由于南方多熟種植的推廣，每年可增產糧食60多億公斤。清朝時候，專門從事蔬菜生產的農民增多了。北京郊區的菜農，利用“火室”、“地窖”等設備，在冬季栽培韭黃、黃瓜等新鮮蔬菜，拿到市場上出賣。

清朝糧食產量遠超以往的歷史時期，康熙二十四年，全國共有耕地六億畝，到乾隆帝去世，全國耕地約為10.5億畝，全國糧食產量則迅速增至2040億斤。當時隨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中國的巴羅估計，中國的糧食收獲率高于英國，麥子的收獲率為15：1，而當時的歐洲，糧食收獲率居首位的英國也僅僅為10：1。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認為：“中國農業于18世紀達到其發展的最高水準。由于該國的農業技術、作物品種的多樣化和單位面積的產量，其農業看來是近代農業科學出現以前歷史上最科學和最發達者。”。

賑災政策

清政府在各省設有常平倉，儲藏谷物以應付緊急需要，其幅度遠遠超過前朝。同時在全國設有災害監測網，任何地方遇上災害，政府便會利用附近常平倉的糧食來賑濟災民，以致清朝在鴉片戰爭之前從沒出現過嚴重飢荒。康熙年間的外國傳教士亦對清朝的治災手法有所贊揚。

乾隆帝多次蠲除國家賦稅錢糧，賑災救濟費用，在乾隆二十年之前達到2,500萬兩以上。乾隆十一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共四次普免全國總計1.2億兩的賦稅錢糧，次數高于康熙年間的一次。

經濟作物

清朝的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也逐漸擴大，促進商品經濟的活躍。棉花在清朝已是十分重要的經濟作物，其產地遍及全國，其中江蘇、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東等地都是著名的產棉區，甚至連農業發展較晚的奉天，也成了外輸地區之一。乾隆年間，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礎上，種植更加盛行,原來不種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區，栽培棉花的佔十之八九。產棉量以河北保定一帶，長江中下遊的松江、太倉與通州一帶，以及上海等地最大。煙草原產地是美洲，明中葉以後開始傳入中國，最早的種植地區是福建。種煙草獲利很高，重要產地以陝南漢中、城固，山東兗州，湖南衡陽等地為主。煙葉的種植也已推廣到全國各地。在“江南、山東、直隸，上腴之地，無不種煙。湖南的衡煙、陝西的蒲城煙、北京的油絲煙、山西的青煙、雲南的蘭花煙、甘肅酒泉的水煙（又名西尖），均負盛名。清朝前期，甘蔗種植遍及東南沿海各省。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頃連成一片，遠遠望去像蘆葦一樣，台灣更是“蔗田萬頃碧萋萋”。甘蔗產地以華中、華南為主，江南、四川與台灣等地的製糖業非常發達。蠶桑業以江蘇浙江的蘇州、湖州、嘉興、杭州和廣東的廣州最為發達，已成為當地農民的重要生產活動。清代經濟作物的發展，為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手工業

清朝的手工業在康熙中期以後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至乾隆年間，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江

南的棉織業、景德鎮的瓷器都達到歷史高峰。手工業分成官營與民營，由于工匠實行以銀代役，所以順治二年就下令廢除工匠製度，官營缺乏必要的工匠而逐漸衰落。民間手工業興盛，例如雲南民間煉銅場十分發達。蘇杭一帶民間絲織中已有不少具有專門技術的人，站在一定的地方等待僱用。

清朝景德鎮的瓷器商號

製瓷業與紡織業

瓷器製作技術改進，產量也大幅提升。例如江西景德鎮瓷窯所燒造的御瓷產量在雍正六年（1782年）時，一年之中生產十數萬件御器。玻璃製造有較大的進步，清宮玻璃廠能生產透明玻璃和多達十五種以上的單色不透明玻璃，造型也豐腴美觀。絲織技巧也有了新的提高，出產的重要提花品種有妝花紗、妝花緞、妝花絹等。廣東的“女兒葛”是廣東增城的少女用一種葛藤的絲織成，質量極優。當時的棉織業以松江最為發達，技術最好，而染色、踹布業則以蕪湖、蘇州為最先進。

勞僱關系

清朝勞動者與僱主之間的關系，主要是通過買與賣來體現的。不僅全部勞動成果全歸僱主，而且在人身上也很少自由[參 205]。在這些行業中，勞動者的工資是“按件而計”的；而且按照工匠技術的高低和工作的繁簡論定工價。勞動者所得的工資，已經是根據勞動的熟練程度來規定。勞動者也比過去有較多的自由。例如蘇州絲織業作坊中的勞者，“倡眾歇作”，要求增加工價，可以“另投別戶”，追尋較好的待遇。

商業

大清寶鈔

清代城市工商業者的地位相對改善，明代以來匠人對國家人身依附的“匠籍”製度隨之瓦解。國家對民營瓷窯、紡織工場及採礦等進一步放寬限製。大小城市各類作坊林立，蘇杭的絲織，松江的棉紡織，景德鎮的製瓷，佛山的鑄鐵等業名揚天下。在明清時期的農業和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商業也很發達，商品貨幣經濟空前活躍。由于農業中商品性生產擴大，農產品越來越多地變為商品，出現許多專門化的經濟作物地區，為手工業生產提供原料，或者直接供應消費者。例如養蠶地區為調劑桑葉的供需，出現專賣桑葉的“青桑行”和“葉市”。一些經濟作物如蔗糖行銷國內外，茶葉于十八世紀輸出激增。糧食作物除大量供給城市居民食用外，還有不小的部分用于釀酒、油和豆製品加工等。這些產品自然都是為供應市場而生產的。

商業城市

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商品流通範圍的擴大，促使一些新的工商業市鎮的興起和發展，例如漢口鎮和朱仙鎮就是位處交通樞鈕點而興起，而佛山鎮和景德鎮專司生產如絲綢、瓷器等高價值產品的城鎮。至嘉慶年間，這四鎮並稱為“四大名鎮”。其他興起的尚有于江涇、震澤鎮等等。許多重要城市如北京、蘇州、江寧（今南京）等地，也更趨發達。例如北京的居民已不下百萬，一切生活所需，都從商業渠道取得，不能一日無貿易。當時尚流行“天下四聚”的說法：“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北京），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

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為商業繁榮奠定了基礎，揚州、蘇州、南京、杭州、廣州、佛山、漢口、北京，成為全國八大商業城市。中小城市星羅棋布。

人口

明末清初，因為流寇擾亂、清兵入塞、入關戰爭與三藩之亂的關系造成人民生命與財產的損失。而飢饉、瘟疫使得中國人口又一次的急速下降。史學家葛劍雄認為明清之際人口的跌幅估計可達40%，從崇禎元年（1628年）以來平均每年下降19%，至順治末年達到谷底。另一種說法則認為，人口隱匿數量遠大于人口損失數量，而真正人口損失最大的時期就是入關戰爭的戰亂時期，以及各種的滅絕性屠殺如清軍屠川。康熙二十年（1681年）後，清廷平定三藩之亂並佔領台灣，經過康雍乾獲得長期的休養生息，人口得以迅速增加。清初人口數量未明確，史學家姜濤估算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後，人口成長到1億；趙文林推估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超過1億。到乾隆時期，全國人口正式突破2億，到鴉片戰爭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猛增到4億。清朝人口的成長一反中國人口過去的波浪式成長型態，呈現斜線上升。19世紀時，清朝因為太平天國的起事、捻亂與回亂等戰亂損失不少人口；光緒年間又發生不少天災，光緒三年山西、陝西發生旱災，因飢荒與暴亂而死的人達一千萬以上。最後加上海外移民風氣日盛，因此到清朝滅亡時，中國人口維持在4億3千萬多人，與道光年間的人口數差不多。

大屠殺

滿清大屠殺也可以稱為清軍入關屠城、或者滿清入關暴政、清初屠城事件。實際上由于受到文字獄的影響，滿清大屠殺這一詞在任何史料文獻內都找不到。然而清室統一中國之戰爭，屠城燒殺數見不鮮，其殘暴不亞于元兵入侵華夏。雖然經過了滿清文字獄的摧殘，但這些大規模屠殺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實記錄，廣州大屠殺有西方傳教士目擊紀錄，大同之屠，甚至在第一歷史檔案館都可以找到資料。

清朝

清兵轉戰燒殺37載，方才初步平定中國。滿清統治者的大屠殺，使得中國很多地區“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魯迅評價說：“清軍入關屠盡明朝漢人的骨氣廉恥。”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盡，留下的是大抵順服的“奴才”。滿清的大屠殺死亡人數之多是中國歷次改朝換代之最。其實東方落後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滅亡。滿清入關大屠殺死亡人數之多是中國歷次改朝換代之最，極端保守估計清朝入主中原過程中人口損失5000萬。

多爾袞曾發布“屠城令”，並帶領大軍參與血洗江南、嶺南地區等等，甚至勾結荷蘭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廈門）。當時清軍幾乎將四川人殺絕，後來不得不“湖廣填四川”來進行大移民。不光殺漢人，對其他民族也實施大屠殺，西北的回族和西南的苗族也被清軍屠殺過。

即使說清初也存在同樣的人口瞞報現象，估計滿清入關後，人口的減少，極端保守的估計最少也有五千萬人。如果再考慮人口出生的因素，在滿清入關後，中國人口損失的總數，很可能是一個大大超過五千萬人民喪生，最多可能超過一億。

滿清大屠殺是野蠻民族對先進文明的殘酷破壞，其令人發指的野蠻行徑必將受到全人類的唾棄。清軍在中國各地進行了血腥的鎮壓，導致中國人口銳減，絕大部分有氣節的漢人都被屠殺殆盡(使中國人口從明朝後期的兩億多減至順治十七年的1900萬，凈減十分之九以上！)，留下了少許亡命天涯的忠義之士和委屈求全的少部分百姓，還有賣祖求榮漢奸，從此中國步入了半奴隸半封建製的深淵，奴性從此深深地刻在在了華夏子孫的臉上。給中國人民造成極大痛苦，亦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和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嚴重摧殘了明朝中後期以經方興未艾的資本主義萌芽。

移民潮與華僑

由于中國長年的戰亂與屠殺，產生許多真空地區，而後又因為人口大量提升，使部分省份人口過剩，這些都帶動移民潮。例如明末領有四川的流寇張獻忠，他于1646年兵敗退出成都時，在四川進行空前的燒殺破壞：40萬人的成都隻剩下20戶居民，人口從至少三百萬一度銳減到隻有八萬人[參 179]。後來清廷推動以湖廣、陝西等各省人口填補四川地區，史稱第二次湖廣填四川。移民四川的趨勢歷經一個世紀，四川無疑是最大的一個吸收過剩人口的地區。清廷為保護其發祥地東北地區，于奉天（今遼寧省）設立柳條邊以禁止漢人向北移民。然而華北地區的貧民仍然為了生計偷偷移民。鹹豐光緒年間，清廷考量俄國與日本有意染指東北，逐漸開放移民東北，並且在日俄戰爭後完全開放移民。福建與廣東各省因為山多人狹，又靠海，許多人口移民海外。台灣早在荷西統治時期、明鄭時期就獲得閩南、粵東的移民，約有十餘萬人。清初因為防止如朱一貴事件等動亂發生，曾嚴格限製移民台灣。同治末年發生牡丹社事件，日軍一度侵台，這使得清廷積極開放移民台灣。到台灣割日前夕，已經有三百數十萬的移民人口[參 179]。早在十五、六世紀，閩粵人民就時常移民泰國、馬來西亞與印尼等東南亞地區，這些海外華人還建立蘭芳共和國。鴉片戰爭之後更多華人移民海外，主要以東南亞地區、美國西部、加勒比海群島為主[參 66]。清朝滅亡時，海外已有七百萬的華僑。

十九世紀華人移民全球路線圖

永不加賦與攤丁入地

康熙後期，經過長時期的休養生息，社會已日趨安定，但人丁與地畝的載冊數增加遲緩。一方面由于土地與人口的清查不夠徹底，再者也由于地主以多報少之故，貧民迫于賦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統計並不確實。康熙帝為確實掌握人口數，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詔“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冊人丁數作為全國征收丁銀的固定總額，以後新增者為“盛世滋生人丁”，從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增稅。但除補不易，弊端又無法避免。所以採取攤丁入地政策，廢除人頭稅（丁稅），並入土地稅內。這使得無產者沒有納稅負擔，而地主的負擔增加，對于清朝人口的持續增加、減緩土地兼並、以及促進工商業的發展有一定的作用。

普查

乾隆六年（1741年），戶部有感于人口的成長，有必要對人口登記製度加以檢討，並徹底改變戶口統計與管理製度，以掌握人口真實情形。然而卻遭到廷臣蘇霖渤等人們的反對，他們認為實施人口普查對維護統治沒有實質意義，各省戶口殷繁，“若每歳清查，誠多紛擾”。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湖北東部發生災害，由于賑濟的人數超過地方登載的戶口總數，經過清查發現，有些縣份在每年上報人口數都含混交代。乾隆帝大怒，要各省督撫全面展開人口清查。隔年，保甲嚴格執行人口普查製度，共增加43,534,131人，此後全國各省人口數較以往更接近實際人口數。人口查報也成為保甲的一項重要職責。無論在乾隆四十年（1776年）前後，人口統計都限于各省。而且京師順天府、八旗、黑龍江、新疆、蒙古、西藏、台灣、雲貴川廣地區居住的少數民族等並未列入戶口統計中，不管何時見于官方記載的人口均低于實際人口數。葛劍雄以為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的戶口統計數基本上是較可靠的。

文化

人格和氣節方面，中國的文化從來都是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來都是教育人們威武不屈貧賤不移；從來都是要人以禮義仁智信廉恥來自律；從來不乏鐵骨錚錚之人。而滿清卻盛產奴才。奴才從來都是卑躬屈膝的，哪來的人格和氣節？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兩百六十年啊，中國竟無一個真正的人，奴性被破天荒得發揚光大深入骨髓。

清朝這個專製殘暴和扭曲都達到頂峰的朝代，骨氣和思想，早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中國傳統的為官直言敢諫，為史秉筆直書的觀念徹底被摧毀。後來又被東西方列強欺負和蹂躪，國人的自卑和媚外也順便產生了。被征服和奴役的太久，都進了潛意識，形成了習慣。直至現在，還有那麽多賤骨頭，自己不行，卻認為祖先和文化有問題。漠視那燦爛的文化和輝煌的文明。

儒學

“劉師培說“清代之學，迥與明殊。明儒之學，用以應世，清儒之學，用以保身”“章太炎也說“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權譎”清朝統治者是通過把程朱理學欽定為官方學說，以達到壟斷對程朱理學的解釋，來閹割程朱理學，並進而閹割士人精神的目的，而呂留良恰恰是還原程朱理學的精神內涵，這是從根本上擊中滿清統治者的要害，從思想基礎上威脅滿清統治的合法性，也就難怪滿清統治者對其恨之入骨，視若虎狼了。真誠信奉程朱理學者受到殺戮迫害，而那些把程朱理學歪曲成為替滿清服務工具的奴才卻受到滿清統治者的竭力褒揚。

清朝吸取了教訓，通過種種努力，把道統收到皇帝手中。實現道統和治統統一的王朝，歷史上，隻有滿清一個。

首先：皇帝大力提倡程朱理學。這個不新鮮，隻是程度加重了很多和太多。讀書人熟讀八股，隻為科考得中，兩耳不聞窗外事。富國強兵的技術和思想卻鮮有涉及，極大地禁錮了讀書人的思想。讀書人的智慧和良心都沒了，國家怎麽能好？清朝後期無能愚昧的種子，又播種了一些。(明朝雖然也提倡程朱理學，但影響有限。)

其次：侮辱和痛貶名儒的人格，使他們顏面掃地，根本沒資格以名儒自居。更別指望他們像明朝官員那樣和皇帝爭高下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召集翰林官員作文。題目：理學真偽論。自己做考官，翰林官員當考生。羞辱這幫以才學自居的文人，包括自己的老師熊賜履和一些已經過世的名儒。罵這些人是假道學，同時以皇帝的威嚴痛斥當世名儒。告訴人們：真正懂道學的是皇帝，真理在皇帝手中！大臣失去道統，就失去了製衡皇權的王牌。治統與道統的統一，使得清王朝成為歷史上最為專製的王朝（很多人以為：其他朝代也是這樣的，因而大罵自己的祖先。把清朝的做為擴大到5000年的歷史，是不對的喔）。清朝的文武百官，自稱奴才，口稱主子，開口閉口皇上聖明，就這樣出來了。沒人敢和皇上爭高下了，皇上能不聖明？奴才也順便出來了。奴才需要的是聽話，不是才幹。

近代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是我們失去了儒道精神，而不是宣揚儒道造成的。這種失去，是滿清造成的。為了維護統治，滿清費盡心思地破壞中華固有的文化、思想和科技。並且將愚昧和麻木植入我們的民族。手段高明得難以想象。以至于，幾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固執的認為落後來自于文化，而不是滿清。孔子也成了滿清的替罪羊。悲哉。

文字

古人對漢字的簡化，一直持續到明朝末年。但隨著滿清的統治，漢字正字法出現了復古的趨勢。清朝把八股文的格式、語氣、用詞的規定都詳細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同時，也對用字作了極為嚴格的規定，明確宣布，隻許用“正體”字，不用“俗體”字，違者嚴辦。1874年，龍啓瑞奉諭作《字字舉隅》一書，一個字一個字的辯正科舉考試用字，堪稱清朝字型復古的典型。而乾隆為《四庫全書》欽作的《辯正通俗文字》中更公開說：“俗者，承襲鄙俚……斷不可從也！” 滿清在文字上的復古政策，隻是把印刷字型視為“正體字”，視手寫字型稱為“俗體字”。給文化普及造成了很大的障礙。民國初年的著名學者錢玄同先生曾嚴厲斥責滿清的文字復古政策：“……這樣是正體，那樣是俗體，狺狺不休！其實他們全是不認識古字的！”

語言

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末年，義大利的傳教士利馬竇記錄了當時的北京話，當時的北京話有大量入聲字，沒有zh、ch、sh等翹舌音，這說明當時的北京話不是如今的北京話或者國語。

滿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將保持"國語騎射"作為維護統治的一項基本國策,要求滿人說滿語寫滿文,並在北京城內設立學校,意在推廣滿語滿文,但由于滿語是一種北方民族的語言，滿人草原、叢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滿族短暫的歷史文化局限了滿語的成熟水準，至入關時滿語仍舊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它的發音和文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辭彙量更是少。滿人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卻不得不面對要使用語言的生活政治現實。

北京城裏的很多東西，小到一種普通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等,大到宏偉建築和旖旎風景,用滿語都無法表達。滿語也難以滿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滿人和漢人之間是這樣，在滿人跟滿人之間也同樣無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東西表達清楚，至于象漢人的建築工程用語、藝術語言、醫學及其它科技用語等高級語言使用則更加無法表達，當時的情勢是滿語在北京面臨無法交流的危機。

此時，面臨著如何統治漢人這個大難題的八旗貴族，又遇到了一個比漢人的抵抗更為頭痛的問題--語言危機。征服可以使用屠刀，統治就不能隻用屠刀了，為了鞏固統治滿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滿人迫切的需要一種能夠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語言，想在短時間內改良豐富滿語顯然不現實。

至此，學講漢語成了滿人唯一的選擇，于是八旗貴族們開始他們邯鄲學步的模仿歷程。小至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達，大至為了統治中國的政治需要，滿人都迫切需要一種能很好地表達自己周圍生活的語言。因此，套用北京漢人的語言（包括辭彙和語音）成了唯一的選擇，滿清這種虛心學習,絕對不是他們所鼓吹的推崇漢文化，實在是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無奈之舉，是一種"工作需要"，完全屬于不得已而為之。

國語是從北京內城繞過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國滲透而形成滿清的“國語”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話並不是真正的“國語”－－國語，雖然“外城北京話”一直受“內城北京話”的影響並不斷演變，但是，正如北京的內城貴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兩個互不相容的兩個社群一樣，“外城北京話”和“內城北京話”是跟階級差別一致的互不相同的兩種語言。所謂的“北京話”一直是兩種：“外城話”和“內城話”，而各地方所稱謂的“北京話”實際是指“內城話（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實際是對中國其他方言沒有影響的小語種。

聖諭廣訓

雍正年間，頒布“聖諭”，成立“正音書院”，把《聖諭廣訓》作為教材，教授官話,凡是走讀書、考試、當官之路的讀書人都要懂得官話。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話”條載:“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兩省的鄉試要求考生必須掌握官話,有時學政還要親自面試學生官話,甚至一度規定,不會講說官話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實際收效甚微，據清末探花商衍鎏說:“初時甚為認真,無如地方官悉視為不急之務,日久皆就頹廢,至嘉慶、道光時,福建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製,廣東則更無聞矣。”(見同治繼修《南海縣志》)甚至到辛亥革命後，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前兩廣優級師範學堂)還鬧出這樣的笑話:“外省教習以不諳方言,教授不便解職去,自是本校各科教習,悉鄉先生矣。”于是福建、廣東兩地語言得以保留。

康熙字典

滿清統治者對文化思想控製異常嚴厲，康熙、乾隆之時代，我漢人猶有仇視滿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名為此三書（《佩文韻府》也，《淵鑒類函》也，《康熙字典》也），以借此銷磨我漢人革命復仇之銳志焉。一般學者多被迫從事與現實無關的古書整理和考證工作，所以，漢語語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這些學者也大都比較保守，所以在編輯用于正音的漢語字典和漢語韻書時盡量保留古漢語成分。《康熙字典》就保留了入聲系統和分尖團音。

文學

清初的作品大都表現了強烈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感情，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戰鬥性；清中葉以後，由于統治者高壓與籠絡相結合的政策，使作品喪失了反清和反封建的意識，而流于復古主義和形式主義。清代小說在明代小說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蒲松齡的文言小說《聊齋志異》代表了清代文言小說的最高成就，也是我國文言小說創作的高峰。它集志怪、傳奇之大成，思想敏銳，內涵深厚，具有獨特的創造性。清代的長篇小說則產生了英雄傳奇和歷史演義《水滸後傳》、《說岳全傳》等，譏諷現實的《儒林外史》、《鏡花緣》，世情小說《醒世姻緣傳》、《歧路燈》和《紅樓夢》。清朝的詩歌在中國歷史上影響不大。早期，納蘭性德的《飲水詞》為後人稱頌。乾隆皇帝酷愛作詩，他的《御製詩五集》共41863首，但很少有佳作。 被成為“詩界革命”的詩歌改良運動產生于戊戌變法前後，其代表有黃遵憲的詩，其餘如譚嗣同、唐才常、黃遵憲、蔣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

藝術

書法與陶藝

書法方面，晚明的帖學在清初仍然發達，姜英、張照、劉墉、王文治、梁同書與翁方綱等人在刻尊傳統的時候，力圖表現出新面貌，或以淡墨書寫，或改變章法結構等。但由于帖學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而逐漸頹勢。隨著金石考證學的發展，清朝書法多從碑體入手，成為清朝書壇的主流。有名的有翁方綱、劉墉、何紹基與趙之謙。到康有為大力張揚碑學，碑學作為一種與帖學相抗衡的書學系統而存在。清代的陶藝發展出繁復的不透明釉上彩陶器以及素色陶器兩種風格迥異的風格。

戲曲

清代戲曲在元、明戲曲的基礎上又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康熙年間洪異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是兩部傑出的歷史悲劇，它們寄托了國家民族的興亡之感，是清朝戲曲創作的最高成就。國劇被稱為中國的“國粹”，起源于明朝的昆曲和京腔，形成于乾隆、嘉慶年間。國劇之名始見于清光緒二年（1876年）的《申報》，歷史上曾有皮黃、二黃、黃腔、京調、京戲、平劇、國劇等稱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進京後與北國劇壇的昆曲、漢劇、弋陽、亂彈等劇種經過五、六十年的融匯，衍變而成，是中國最大戲曲劇種。其劇目之豐富、表演藝術家之多、劇團之多、觀眾之多、影響之深均為全國之冠。國劇是綜合性表演藝術。集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為一體、通過程式的表演手段敘演故事，刻劃人物，表達“喜、怒、哀、樂、驚、恐、悲”思想感情。角色可分為：生（男人）、旦（女人）、凈（男人）、醜（男、女皆有）四大行當。人物有忠奸之分，美醜之分、善惡之分。形象鮮明、栩栩如生}}。

建築與園林

清朝建築比前世變化不多，除了規模宏偉之外，作為中國建築特色之一的鬥拱日趨虛飾纖麗，幾乎失去原來用途。北京紫禁城有許多大型色彩豐富的磚石建築。歷代帝陵無寢，自明太祖開始方有明孝陵。清朝分別建有位于遼寧沈陽的盛京三陵、河北遵化的清東陵與河北易縣的清西陵。清代園林藝術以圓明園為代表，融合江南名園佳景與歐洲義大利樓房花園，被外國傳教士譽為“萬園之園”。清朝提倡藏傳佛教，分別于奉天、北京與五台山興建大喇嘛廟。康熙帝也于熱河承德興建仿西藏布達拉宮的承德避暑山庄，供遊獵避暑的住所。

繪畫

清代的畫壇由文人畫佔主導地位，山水畫科和水墨寫意畫法盛行，更多畫家追求筆墨情趣，在藝術形式上翻新出奇，並涌現出諸多不同風格的流派。清初朱耷、石濤的山水花鳥畫，中期的“揚州八怪”，清末任伯年，吳昌碩的仕女花鳥畫及楊柳青、桃花塢和民間年畫均對後人有很大影響。清朝畫壇由文人畫佔主導地位，山水畫科和水墨寫意畫法盛行，更多畫家追求筆墨情趣。清代山水畫家有名的有“正統派”的四王（王時敏、王翚、王鑒和王原祁）、吳歷與惲壽平，合稱“清初六大家”。其中惲壽平創造不用墨線勾勒的沒骨花卉畫法，承自北宋徐崇嗣之沒骨法，又加入創意，蔚為清代花卉畫宗師，頗為後人所效仿，形成以惲壽平、鄒一桂為首的常州畫派。然而正統派的繪畫與元明兩朝相比，其水準水準一般，大致上總不脫臨摹的陋習。不過清初繪畫仍有翻新出奇、流于怪異之處，比如清初四僧的“遺民派”畫家（八大山人、石濤、漸江與髡殘）以及“金陵八家”的龔賢、樊圻、高岑、鄒結、吳宏、葉欣、胡慥和謝遜等人；雍乾之際以金農、鄭板橋為首的揚州八怪。清朝的宮廷畫院以義大利的郎世寧、最著名。受到西洋畫的影響，清宮廷中的畫家如焦秉貞、冷枚等人受西洋畫影響。清末時期，任伯年、吳昌碩、居廉的仕女花鳥畫及楊柳青、桃花塢和民間年畫如《蓮生貴子》、《魚躍龍門》等對後人也有很大影響。

借修書毀書改書

魯迅先生說：”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于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

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全書》館，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乾隆三十九年命各省查繳'詆毀本朝'之書，盡行銷毀。乾隆四十年令四庫館臣對所收書籍'務須詳慎決擇，使群言悉歸雅正'。不僅不利于滿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部還多，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乾隆心想：秦始皇算什麽，敢跟我比？）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明清之際，黃道周、張煌言、袁繼鹹、錢肅樂、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等人的著作，都成為禁書。歷史學家吳晗說：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中華的歷史和智慧都在古書裏）文字獄之徹底可見一斑。唯一幸免于難的就是漢字。滿清較之前代的外族統治者，更加陰險卑劣惡毒。魯迅說：對我最初的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而是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的頭，這才種定了的，到我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天工開物》《物理小識》《武備志》《明將軍傳》等非常有用的，記錄中國明朝科學成就的書籍也被清朝列為禁書。吳三桂的《反滿檄文》，《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在中華本土消失了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滿清就是這樣閹割了中華的光輝科技和燦爛文化，使中國回到了歐洲中世紀黑暗蒙昧的境地。思想沒了，文化沒了，科技沒了，後來錢也沒了。發展了幾千年，又被打到原始社會，怎能不愚昧不落後？難怪日本嘲笑：中國發展5000年不如日本發展50年。中華文明被毀滅的同時，清王朝也失去了強盛和進步的基石。清朝的皇帝據說個個勤政，卻落了個喪權辱國的結局，也就不難理解了。這恐怕是滿清前期的統治者始料未及的。沒過多少年，整個清王朝就成了，鴉片戰爭中，人們看到的，愚昧、麻木、扭曲和奴性疊加起來的德性了。直到現在，也沒好到哪裏去。

《四庫全書》名義上是為了綜合古今典籍，實際上是對中華文化的一次徹底的清洗。乾隆統治的六十多年，是中國文化最黑暗的年代。現在清朝宮廷戲頗多，都是贊美和稱頌之詞。每每看到這裏，心裏就泛起悲涼。多少人因此對歷史造成錯覺，其影響和後果，唉……

欲滅其國，先去其史。滿清對中華文化進行的徹底而細致的清洗與篡改，為的就是不讓明朝的真實記錄留傳下來。一些可以醜化明朝的東西卻被全面渲染，以妖魔化明朝。這就是大家誤解明朝的原因。假作真時真亦假。幾百年後的今天，人們仍然相信，這個朝代是前朝不可企及的盛世，皇帝也是不可多得的聖君。滿清篡改捏造歷史的本領，實在是前無古人。汗一個……抗戰期間，日本在我國東北推行奴化教育和滿清如出一轍。日本人說過：征服中國不必在乎手段殘酷。因為征服中國後，東條英機就不再是屠殺者，而是中國的成吉思汗和努爾哈赤。看來日本人確實深入的研究過中國的歷史，再汗一個……

科技

清朝科技雖有成就，但是從清初漸漸落伍。也沒有讓科技知識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起什麽作用，大多是坐而論道、禁中清談。

醫學

乾隆時官修的《醫宗金鑒》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經驗良方，並對《金匱要略》、《傷寒論》等書作了許多考訂，是一部介紹中醫臨床經驗的重要著作。清代名醫王清任在醫學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醫林改錯》一書。他強調解剖學知識對醫病的重要性，並對古籍中有關髒腑的記載提出了疑問。他通過對屍體內髒的解剖研究，繪製成《親見改正髒腑圖》二十五種，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錯誤，為祖國解剖學的發展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地理

康熙時，曾組織人力對全國進行大地測量，經過三十餘年的籌劃、測繪工作，製成了《皇輿全覽圖》。這部地圖“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的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 。最後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根據測繪的新資料，製成了《乾隆內府皇輿全圖》。在這份地圖裏第一次詳細地繪出了中國的新疆地區。

《皇輿全覽圖》，該圖有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及朝鮮半島

農學

清代的農書約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兩朝為繁盛。有《欽定授時通考》《廣群芳譜》《補農書》等著作。

其中大型綜合性農書《欽定授時通考》，是乾隆二年（1737），由乾隆帝弘歷召集一班文人編纂的。全書規模比《農政全書》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書，各省大都有復刻，流傳很廣，國際上也頗有聲名。

鐵路

清朝末年，中國的交通事業有所發展。詹天佑是個中國第一位傑出的鐵路工程師，他主持修建的京張鐵路工程之艱巨是當時世界鐵路史上罕見的。詹天佑克服了一道道難關，創造性地設計出“人”字形軌道，減緩了坡度，降低了造價，比原計畫提前兩年完工。京張鐵路是中國人利用自己的技術力量修成的。

民族問題

首崇滿洲

作為統治族群和八旗軍隊中的主要組成部分，滿洲人尤其被歷代皇帝視為國家根本、朝廷柱石。滿洲將士為清朝定鼎中原、以及之後平三藩、滅回部等戰役中立下汗馬功勞。故終清一代，“首崇滿洲”（又稱“滿洲根本”）是清朝的既定國策。

清朝時期，滿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領域主要享有一下幾類特權：

教育：清廷為宗室子弟特設宗學；覺羅子弟有覺羅學；普通八旗子弟有鹹安宮官學等八旗官學；內務府子弟有景山官學等；

科考：除科舉之外，另有筆帖式供滿洲子弟進入仕途；

補缺：清朝高級文武官職一向有滿（旗）漢缺之分。滿洲人可任漢缺，反之除個別情況外，理論上是不可能的；

律法：清代滿漢（旗民）不同刑。例如正身旗人犯充軍、流刑罪者有免發遣以枷號代替的特權。此外，旗人司法權也獨立于民人之外。如駐防旗人觸法不歸當地督撫管製，而由該地區駐防將軍、都統負責。京旗子弟由步軍都統衙門處理、宗室則由宗人府全權裁決。

生活待遇：清廷分撥滿洲子弟以旗地，免賦稅。旗地受國家保護，不得私自買賣。除了旗地之外，清廷還負責分配房屋以供居住。此外，滿洲子弟未成年者有養育兵政策，按月可得一定薪資。

隔離居住：清廷在全國各處八旗駐防地均設定“滿城”供兵丁居住，漢人不得隨意出入滿城。東北滿洲故地無滿城之分則設定柳條邊，防止漢人進入“龍興之地”。

清朝初期和中期，推行民族牢獄式的統治。在經濟上把關外落後的奴隸製帶入中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惡政，強抓人作奴隸，以供八旗子弟白白吃餉，他們常年寄生蟲般的生活造成了清朝武力的退步（乾隆視察八旗軍發現他們馳馬墜地，箭箭虛發）也使得清朝越來越依靠漢族軍兵。過份安逸的生活終使滿洲人的風俗從騎射民族的勤儉樸實變為奢華糜廢，以至于可用于國事之人越來越少。隨著國力日衰，清政府對滿洲人的生計問題已然鞭長莫及。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遜位，民國建立，“首崇滿洲”之國策也隨之壽終正寢。

蒙古政策

清政府對內蒙古地區實行特殊管理。一方面以聯姻來籠絡蒙古各部首領，以宗室女外嫁各部首領及其子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實行分而治之的“扎薩克製”，亦即盟旗製度。

按照這種製度，原蒙古各部稱為盟，是內蒙古地區最基本的行政單位，旗設旗長，即“札薩克”，為世襲之職位。旗下設佐、什，受旗長管製。若幹相鄰的旗為一盟，盟有盟長，由中央直接任命，多選旗長中勢力大、威望高、與中央關系親密者任之。盟為監察區，不屬行政單位。當時主要有哲裏木、昭烏達、錫林郭勒等盟。各盟旗直接對中央負責，受中央理藩院的管理。另外，在內蒙古地區設熱河都統、察哈爾都統和綏遠副將軍，率軍駐防要地，以加強軍事控製。但各都統、將軍不幹涉行政事務。

清王朝統一了蒙古各部後，對蒙古的統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為朔方邊患的勢力，又要籠絡其奴隸主們統治蒙古族人民，使蒙古成為清政府統治全國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和清帝國北部疆域不設防的屏障。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廣喇嘛教，有效的收服了人心，維護了蒙古地區安定局面。

漢族政策

漢族人口佔絕對優勢，滿清極為重視處理漢族問題。通過大屠殺消滅了敢于反抗的忠義之士，讓恐懼使剩下來的人誠心接受統治。通過大興文字獄消滅先進知識分子，毀書改書準備從文化上徹底征服漢族人。這些已經在以上已經介紹過了，下面介紹除此之外的兩項政策。

漢臣與漢軍八旗

滿清為奪取和鞏固對全中國的統治，除起用範文程、洪承疇等漢族民間精英外，在入關過程中先後招降了前明軍將領吳三桂、李成棟、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統領的漢族軍隊。後因其叛亂而由康熙剪除其中三個主要的藩王，被稱為平三藩。帶兵收復台灣的施琅也是漢族前明軍官。

洪承疇

清政府為了長久統治中國，大力尊崇儒學，按歷代漢族王朝傳統開設科舉，從中選拔士人以贏得漢族知識分子的支持，預防反抗。清廷任用的漢族官員林則徐曾從英國人手裏收繳鴉片近2萬箱約237萬餘斤。于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在虎門海灘上當眾銷毀。晚清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漢族重臣在平叛太平天國及洋務運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甲午戰爭後清廷實行新式練軍，亦以漢族官兵為主。其中如袁世凱、留學普魯士學習軍事的段祺瑞、馮國璋、 留學日本的王士珍，及黎元洪均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起到關鍵作用，並成為後來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

清太宗皇太極即汗位後改變努爾哈赤對漢人的政策，釋放掠奪來的漢人奴隸，編庄別居，將加入漢軍八旗的明朝官員或後金提拔的漢人官員來管理。1633年皇太極下令從所屬的滿洲八旗的漢人壯丁中每十名抽出一名，組成一旗漢軍，這是皇太極組成漢軍的開始，並成為漢八旗的前身。

隨著軍隊的發展，崇德二年（1637年），即皇太極稱帝改後金為大清的第二年，又分漢軍旗為兩旗。又過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把漢軍擴為八旗。至此，漢軍八旗正式出現，成為清朝三軍之一。所使用的旗幟和滿洲、蒙古相一致，即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由于漢軍編成八旗，所有旗下成員都是旗人，也稱漢軍旗人。漢八旗中的原漢人後代與滿人同樣享受世襲待遇，亦有很多世襲佐領之職。漢軍旗人在司法上和滿洲旗人一樣，與民人同罪不同罰。乾隆年間，由于財政原因，漢軍八旗曾大量出旗為民，僅剩在後金時期便跟隨滿洲統治者漢軍勛舊之後。到宣統末年，漢軍旗人共有21596人，約佔旗人總數的6%。

剃發易服

清朝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衣冠服飾。《孝經》有言：“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漢人成年之後就不可剃發，男女都把頭發綰成發髻盤在頭頂。滿族的發型與漢人迥異，該族男子把前顱頭發剃光，後腦頭發編成一條長辮垂下。漢人的服裝漢服以交領、右衽、無扣等為主要特色，滿裝的主要特點是立領、對襟、盤扣等。

清朝由居于中國東北的滿族人建立。在入關之前，滿族統治者在關外已然推行“剃發易服”政策。對被征服的漢人一律強令改變發式、更換服裝，投降的明朝將士也必須剃發易服，作為臣服的標志。

清軍于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入關時曾頒發“剃發令”，因引起漢人的不滿和反抗，于是公開廢除此令。1645年清兵進軍江南後，漢臣孫之獬受到其他漢大臣的排擠，惱羞成怒之下向攝政王多爾袞提出重新頒發“剃發令”。于是，多爾袞下令再次頒發“剃發令”，規定清軍所到之處，無論官民，限十日內盡行剃頭，削發垂辮，不從者斬。其執行口號是：“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漢族人民為保護世代相承的文物衣冠進行了此起彼伏的鬥爭。清朝統治者對此進行了暴力鎮壓，例如1645年發生的嘉定三屠事件即與“剃發易服”有關。此起彼伏的鬥爭歷經幾十年，最終結果是滿族封建統治者取得勝利，漢族大部分生者都剃發結辮，改穿滿族衣冠；堅持不願改換衣冠者要麽被殺，要麽逃到海外，要麽遁入空門，帶發修行。

清朝滿族統治者推行“剃發易服”的原因：一般認為，滿族統治者希望通過剃發易服來打擊、摧垮廣大漢族人民尤其是上層人士的民族精神，保持滿族的統治地位，保持滿族不被漢族同化。後來的歷史表明，滿族統治者的這一措施基本達到了預期效果。漢人逐漸淡忘本民族服飾，習慣了滿族的發式和服裝。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國，號召民眾剪去辮子時，仍然有許多人不願意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辮子後被官府殺頭，可見“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剃發易服”政策對漢族影響極深。

旗袍

“剃發易服”是清初主要的社會矛盾之一。針對當時各地漢人的抗爭此起彼伏的情況，當時的陳名夏曾說過：“免剃頭復衣冠，天下即可太平”。然而不久他就因為說了這句話而被滿門抄斬。

在今天滿族服飾經過改良成為旗袍、馬褂，被很多人認為是漢族傳統服飾，很多漢人忘記了漢服，這一點令人感到痛心，漢族現在成為沒有民族服飾的民族。有些漢族人看到漢服卻認為是和服、韓服。可見“易服”依然深深影響著今天，由此也引發了人們開展漢服復興運動。

小心提防

面對泱泱中華時，心理弱勢是不言而喻的。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他們就從漢人的文化和民族自信下手，打掉漢人自信和能幹的基石。漢人變得愚昧和奴性，才便于他們統治。這就是滿清極力醜化扭曲漢人政權及歷史的目的，也是文字獄的目的。漢人習慣了當奴才，他們才能放心做主子。國人的愚昧和奴性，就是這樣被滿清種植的。而滿清後期的屢戰屢敗，除了落後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滿清不願勝。鴉片戰爭中，滿清政府重用琦善，誣陷林則徐，以及後來的中法之戰"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已經把滿清的意圖顯示的清清楚楚了。三元裏抗英，更是說明了英國根本沒有想象中的強大。滿清貴族說過"漢人一強，滿人必亡。"即使國難當前，滿清首先提防的還是漢人，而不是友邦。于是，"寧與友邦，不與家奴"的事，也就不難理解了。

西藏政策

清朝對西藏管轄的三大有力舉措是冊封製度、駐藏大臣和金瓶掣簽製度。

冊封製度

清朝初年，五世達賴來京朝賀，順治帝隆重接待並正式賜予他“達賴喇嘛”的封號；後來，康熙帝又冊封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的封號，並賜以冊印；從此，“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稱號正式固定下來，以後歷世達賴和班禪都必須經過中央政府冊封成為定製。

設駐藏大臣

1727年，清政府在西藏設駐藏大臣，辦理西藏事務；駐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與達賴和班禪共同管理西藏；駐藏大臣的設定，標志著中央政府對西藏管轄的加強。

金瓶掣簽製度

加強了清朝中央政府對達賴、班禪轉世的監督和任授權力。此乃清王朝改革西藏行政管理體製，確立系統治藏法規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這一製度一直延續至今。

乾隆年間。清政府陸續頒布《西藏善後章程》和《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確定了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共同處理政務的平等地位，鞏固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治。

清政府振興西藏經濟的措施有改革烏拉、租賦、錢法、貿易製度;活躍民族貿易;創報、興學、發展農牧工礦業和加強交通、郵電事業的開發等。

西南土司

土司製度是在唐宋時期羈縻州縣製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其實質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認各少數民族的世襲首領地位，給予其官職頭銜，以進行間接統治，朝廷中央的敕詔實際上並沒有能夠得到真正的貫徹。但有些土官以世襲故，恣肆虐殺百姓，為患邊境，“漢民被其摧殘，夷人受其荼毒。”。

清康雍乾盛世時期，國力強盛，中央政府已經有足夠的力量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爾泰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即由中央政府選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務，“改流之法，計擒為上策，兵剿為下策，令其投獻為上策，敕令投獻為下策。”，“製苗之法，固應恩威並用”。

外交

外交機關

清朝在近代以前並沒有正式的外交機構，因當時清廷一向以天朝上國自居，不願承認與四周國家的平等關系。清朝的外交按照對象的不同，分由禮部、理藩院、內務府與公行製度負擔外交事務。六部的禮部負責對日本、朝鮮、琉球與東南亞各國外交或朝貢事務，以維系朝貢體製。理藩院負責交涉東亞內陸如內外蒙古、準噶爾、西藏、俄羅斯帝國等事務，主要防止邊患形成。其編製與六部基本相同，官員大多由滿族、蒙古族人擔任，漢人隻能擔任堂主事、校正官等少數官職。內務府除管理本身內廷事務，也管理歐洲來華傳教士、宗教使節團的事務以及國外貿易的傳運征收特別稅。公行製度負責西洋各國如葡萄牙、荷蘭、英國等貿易關系（在清朝來看仍為朝貢），限製于廣州一地，又稱廣州製度。

鴉片戰爭開啓了中國近代史，清朝對外關系轉向被歧視。由于缺乏正式外交機構，為西方國家不滿，在《天津條約》就有要求外國公使進駐北京，這使得中國正式開始面對新的外交情勢。186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專門負責對外關系；然而，其地位逐漸被1870年成立的北洋通商大臣所取代。直到1901年的清末新政，將總理衙門改製為外務部後，才得以統一負責對外事務。

藩屬國

清朝的藩屬國方面，早在皇太極與康熙時期就有琉球國。到乾隆時期擴充到東南亞地區的安南（即越南）、南掌（今寮國）、暹羅（今泰國）、緬甸以及南洋群島的蘭芳共和國（高棉被安南與暹羅瓜分，呂宋與蘇祿于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群島後相繼消失）；西南喜馬拉雅山有廓爾喀（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不丹等國；中亞地區有哈薩克汗國、布魯特汗國、浩罕汗國、布哈拉汗國、愛烏罕（今阿富汗）、巴達克山、乾竺特與拉達克等國。

海禁與海外貿易

清朝建立伊始，清政府為禁止和截斷東南沿海的反清勢力與據守台灣的鄭成功部的聯系，以鞏固新朝的統治，曾五次頒布禁海令，並三次頒布“遷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貿易。1683年清軍攻佔台灣後，康熙接受東南沿海的官員請求，停止清初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開海禁是有限製的，其中最大的限製就是不許與西方貿易。康熙曾口諭大臣們：“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鴉片戰爭前美國和英國兩個航海大國的船舶總噸位的總和一度遜于清朝，當時中國沿海商船總數約在9,000至將近10,000艘之間，約有150萬噸。加上其他種類的船舶，全國總有大小江海船舶20多萬艘，總計400多萬噸。而在1814年，英國全國有大小21,500多艘船，共240萬噸；美國在1809年全國有船舶135萬噸。

西風東漸

18世紀，歐洲各國普遍流行中國風尚，當時歐洲人對中國普遍持正面和向往的態度，例如被譽為“法蘭西思想之父”的法國啓蒙時代思想家伏爾泰就曾高度贊揚當時在位的乾隆帝及中國的政治和文化。不過與此同時亦存在不同的聲音，1792年外交失敗的英使馬戛爾尼回程路上寫的紀事中就包含批判性的看法。馬戛爾尼吃驚地發現，歐洲的技術奇跡並沒有給接待他的中國官員留下任何印象，他和隨行人員展示架在炮架上的加農炮時，陪同的官員表現出一幅不屑的樣子，稱這些東西在中國不稀罕。

英使馬戛爾尼晉見乾隆帝圖

有學者指出在乾隆以後，清朝開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一開始是四口通商，到後來隻有廣州開放對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壟斷其進出貿易。當時西洋的科技發展蓬勃，漸漸地超越奧斯曼帝國為首的伊斯蘭世界和以清朝為首的東方世界。

英使馬戛爾尼曾向清朝提出六項要求，當中包括：

1. 要求英國貨船能到浙江、天津等地收泊；
2. 要求在北京設立商行；
3. 要求在珠舟山佔一島嶼，以便英國人居住和收存貨物；
4. 要求在廣州城劃一地方居住英國人，或者居住澳門之人出入自便；
5. 要求準許英商從廣東內河航行澳門，貨物不納稅或少納稅；
6. 要求確定關稅條例。

乾隆帝隨之復書批駁英國使臣的要求，信中有妄自尊大的一面。清廷為了防止澳門被霸佔的情況重演而限製英國隻能在廣州一口通商，其他國家仍然可到四口通商，並無任何限製。廣州海關以外的江、浙、閩三個海關依然對外開放。

簽訂條約

自19世紀以來，經歷一系列失敗之後，清廷在列強的威迫下，前後被迫簽定許多不平等條約。據統計，中國近代簽定的不平等條約共有343個，其中四十多個條約影響較大。清朝在西方國家的威逼下通過開放租界口岸，允許外國人來華經商等割地手段來達到和解。致此中國開始向近代過渡，清廷在被迫開啟國門的同時也喪失中國大量領土的管轄權。甲午戰爭後，列強鑒于清朝失去自衛能力，紛紛瓜分中國，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由于受到西方乃至日本的侵略以致割地賠款，中國人的國際形象和地位也驟然下降。但與此同時也激發自強運動等改革措施使西方的科技、文化以及民主憲政思想傳入中國，並為隨後的辛亥革命提供發展機。

國旗與國歌

清朝與中國歷史上的其它朝代一樣，本來並無法定的國旗與國歌。近代以後，隨著西方國家用武力開啟清朝國門，清朝逐漸引入西方國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國旗與國歌。晚清重臣李鴻章在同西方國家談判、簽約、通商、互派外交人員等外交活動中，看到西方列國庄嚴懸掛國旗，而中國卻無旗可掛，深感有失“天朝威儀”。于是上奏慈禧太後，提出在外交場合中需要有代表中國的旗幟，請求頒製國旗。1888年（光緒十四年），清政府認定“黃底藍龍戲紅珠圖”（即俗稱的“黃龍旗”）為大清國旗。這是中國歷史上正式確立的第一面國旗。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清朝曾先後使用《普天樂》、《李中堂樂》、《頌龍旗》作為其半官方國歌或代國歌。1911年，清政府將《鞏金甌》定為正式國歌。不過由于辛亥革命的爆發，《鞏金甌》後來沒有流行開來。

黃龍旗

國籍法

古代中國隻有完善的“戶籍”製度而無明確的“國籍”規定，是以“戶籍”管理製度實現“國籍”管理功能。為了能夠在保護海外華人、華僑方面能夠採取法律依據，加強海外華人及華僑對大一統中國的認同，清政府于1909年3月28日頒布了針對荷蘭國籍法的“出生地主義”，採用血統主義原則的《大清國籍條例》，也就是中國第一部國籍法，條例中的《固有籍》部分規定：

• 第一條凡左列人等不論是否生于中國地方均屬中國國籍：生而父為中國人者
• 生于父死後而父死時為中國人者
• 母為中國人而父無可考或無國籍者。
• 第二條若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而生于中國地方者亦屬中國國籍。其生地並無可考而在中國地方發現之棄童同。

由于受到西方影響，清政府以“血統主義”而不以“居住地主義”的原則來確立國籍法，清政府“獨採折衷主義中註重血脈系之辦法”，其“血脈”亦包括中國各個民族如滿、漢、回、蒙等民族。

歷代帝王

（1）溥儀初葬八寶山革命公墓，後在家屬要求下移葬華龍陵園。　

歷史評價

清朝（前身後金）從1616年清太祖開創，努爾哈赤1644年入關，1683年滅台西南鄭氏政權，歷時67年徹底征服中華。在這期間滿清製造的大屠殺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和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加劇了滿族與漢族眾多南方少數民族的矛盾。清初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惡政，極大破壞了中原地區的經濟。後來為緩和矛盾，實行獎勵墾荒、減免捐稅的政策，內地和邊疆的社會經濟都有一定恢復。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馬鈴薯的推廣，使清末人口時達到四億以上。清朝開疆拓土，鼎盛時領土達1300多萬平方公裏。中央集權專製體製更加嚴密，國力強大，秩序穩定，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紀後期，已達到三億左右。康熙年間，佔領了台灣，並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界；乾隆中葉，平定準噶爾、回部，征服西域（乾隆帝改稱新疆）；之後採取的一系列政策，發展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和交通，鞏固了統統治，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清朝極其重農抑商，嚴重製約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製造了數量驚人的文字獄，加強對文人思想控製，導致思想上“萬馬齊喑”；在編撰古籍時又大肆銷毀古籍，康乾時期編纂了《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等，嚴重閹割中國歷史文化遺產，鞏固了滿人統治，削弱了漢人民族意識。剃發易服，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漢族的文化傳統；給旗人寄養的特權，使其迅速腐化。統治者輕視科技和閉關鎖國，，導致中國的科技極大落後西方，同時也使明朝的一些科技失傳。1840年後列強的入侵，使清廷與侵略者分別締結了大量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中國的主權受到嚴重損害，雙重殖民地社會，人民負擔更為沉重，處于水深火熱之中。

滿清統治下的中國人民

近代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是我們失去了儒道精神，而不是宣揚儒道造成的。這種失去，是滿清造成的。為了維護統治，滿清費盡心思地破壞中華固有的文化、思想和科技。並且將愚昧和麻木植入我們的民族。手段高明得難以想象。以至于，幾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固執的認為落後來自于文化，而不是滿清。孔子也成了滿清的替罪羊。悲哉。清朝這個專製殘暴和扭曲都達到頂峰的朝代，骨氣和思想，早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中國傳統的為官直言敢諫，為史秉筆直書的觀念徹底被摧毀。後來又被東西方列強欺負和蹂躪，國人的自卑和媚外也順便產生了。被征服和奴役的太久，都進了潛意識，形成了習慣。直至現在，還有那麽多不知好歹的家伙，自己不行，卻認為祖先和文化有問題。漠視那燦爛的文化和輝煌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