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安修

浦安修

浦安修(1918年-1991年5月2日),上海嘉定人,生于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彭德懷原夫人。青年時就讀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曾參與“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1936年參加婦女救國會,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10月10日在延安與彭德懷結婚,1979—1987年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1988年3月任全國政協常委,1957年任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副書記。1991年5月2日在北京逝世。

  • 中文名
    浦安修
  • 外文名
  • 國籍
    中國
  • 出生地
    北平(現北京)
  • 出生日期
    1918年
  • 逝世日期
    1991年5月2日
  • 畢業院校
    北平師範大學

人物簡介

青年時就讀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曾參與“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1936年參加婦女救國會,從事抗日活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4月任陝北公學黨總支婦女幹事和中共中央組織部訓練班秘書。同年10月10日在延安與彭德懷結婚,彭私下昵稱其為“大學生”。

浦安修(左)浦安修(左)

1957年任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副書記。1959年7月,廬山會議之後,彭德懷受到錯誤批判,被指為成立“軍事俱樂部”,她受到株連,被免去職務。1962年浦安修受到政治壓力,提出與彭德懷離婚。文化大革命中,浦安修被列為全校批鬥的重點對象,遭受迫害。1967年8月31日,浦安修投昆明湖自殺未遂。1974年9月,彭德懷病危,希望能見妻子一面。浦安修知道後頓時淚流滿面,但終究沒去見他最後一面。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與彭德懷獲得平反,恢復了學校黨委副書記的職務。日後整理成《彭德懷自述》一書。1991年5月2日在北京逝世。

生平經歷

青年時代

她就參加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1936年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婦女救國會,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同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時期,她受黨的派遣,奔赴山西抗日前線,參加組織民眾武裝訓練以及部隊政治工作。1938年4月去延安,任陝北公學黨總支婦女幹事和中共中央組織部訓練班秘書。1938年11月,再赴山西抗日前線,為保衛和鞏固抗日根據地做出了貢獻。1943年秋,她回到延安,任中央婦女委員會研究員。

解放戰爭時期

她先後參加了陝甘寧邊區隴東土改工作團和晉西北土改工作團。其後,到西北野戰軍司令部工作。

解放後

全國解放後,她服從組織分配,先後擔任西北局國營企業黨委副書記,紡織工業部技術司副司長、輕工業部勞動工資司司長。1957年她調至北京師範大學,先後擔任政治教育系系主任兼黨總支書記、學校黨委副書記。

作為彭德懷同志的夫人,彭德懷同志受到錯誤批判後,她受到株連,被免去黨委副書記職務,在黨內政治生活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浦安修被列為全校批鬥的重點對象,遭受迫害。但她顧全大局,襟懷坦蕩,忍辱負重,經受了嚴峻的考驗。

改革開放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她獲得徹底平反,恢復了學校黨委副書記的職務。黨中央為彭德懷同志平反以後,她積極協助組織為受彭德懷同志株連的冤案平反,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她參與彭德懷同志史料的收集工作,到老根據地訪問老黨員、老幹部、老房東,在她的主持下,將彭德懷同志在受審查和“文革”時期寫的生平簡歷和材料,整理成《彭德懷自述》一書,真實生動地再現了彭德懷同志光輝的一生,為向青年一代進行傳統教育,提供了珍貴史料。她還把彭德懷同志平反後補發的部分工資和《彭德懷自述》稿費、分別捐給彭德懷同志家鄉和左權縣、武鄉縣的學校建設校舍、購買圖書,把自己的稿費捐給中國小幼兒教師基金會。

情感歷程

彭德懷與浦安修的悲劇婚姻(節選)

為了革命,為了真理,彭德懷元帥犧牲了一切,包括他的婚姻和家庭。

他與前妻劉坤模感情甚好,但因為歷史的誤會,不得不分手;他摯愛妻子浦安修,但是在廬山會議之後,身為知識分子的妻子,卻無力承受政治高壓,向他提出了離婚。問世間情為何物,鐵血大丈夫滿腹委屈向誰傾訴?

廬山驚變

浦安修

彭德懷和浦安修是二十多年的患難夫妻,從來都是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如今卻因為廬山會議的問題,出現了感情上的裂痕;彭德懷為民請命,犯顏直諫,使他犧牲了自己的一切,其中包括他與妻子的愛情。這還要從廬山會議說起。

浦安修和彭德懷結婚後,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從來不幹預丈夫的工作。戰爭年代,兩個人聚少離多,朝鮮戰爭結束後,他們才有了個家。彭德懷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國的國防建設事業,從來沒有和妻子一起外出過。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正好浦安修有了幾天假期,她聽說有的中央領導家屬乘送檔案的專機上廬山,就心動了。她從來沒有機會遊覽名山大川,“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匡廬實在對她有太大吸引力了。浦安修破例給彭德懷掛電話,不料話筒裏傳來丈夫沉重的聲音:“你不要來了!”“還是別來了……”

浦安修興致頗高,堅持要去,最後,彭德懷說了句:“噢,那你來吧。”電話就掛斷了。

一上廬山,如臨仙境,浦安修神採飛揚,跟著沉默不語的景希珍跨進了彭德懷住的176號別墅。彭德懷不在,屋子裏空曠又安靜。她環視一周,款款地走到辦公桌旁坐下來,玻璃板桌面上空空蕩蕩,一塵不染,隻有桌子正中間端放著一份紅頭檔案。

那份檔案好像是有人故意擺在那裏的,專等浦安修來看。顯眼的檔案上似乎有她熟悉的文字,她情不自禁地挪挪身子去看那排粗黑體標題,真是太殘酷了,體質文弱的浦安修好像遭受了一次電刑,她分明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討論稿)。

或許是命運的安排,浦安修在一個最不該來的時候,看到了一份最不該看到的檔案。

晴天霹靂!浦安修眼前一黑,暈了過去。很快她清醒過來,一把抓住那份燙手的檔案,低頭細讀,邊看邊哭。

廬山上狂風大作,亂雲飛渡。那邊,彭德懷正在被康生陳伯達柯慶施等人圍攻,舌戰群“左派”;這邊,浦安修自投羅網,膽戰心驚,飲泣吞聲。夫妻倆還沒有見面,兩顆心就同時在受煎熬。

彭德懷很晚才回來,他默默地看著浦安修,妻子的雙眼已哭得紅腫。他隻淡淡地說了句:“你都看到了吧。”

兩天來,浦安修躲在屋裏,以淚洗面,正在接受批判的丈夫沒有時間向她多解釋,隻是表白道:“我這個人毛病很大,但我沒有反黨,沒有反毛主席,更沒有組織什麽俱樂部。”

感情裂痕

浦安修惶惑不安地跟彭德懷回到北京。在永福堂,彭德懷有了時間,就把給毛主席寫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浦安修隻是哭泣,她不相信丈夫會反黨,可那是黨說的呀,毛主席說的呀,能錯嗎?她少不了要埋怨彭德懷:“你是國防部長,為什麽要管經濟上的事?”

浦安修

彭德懷耐心地向她解釋:“我是政治局委員,看到大躍進出了那麽多的問題,我能不管嗎?”

當時,彭德懷正承受軍委擴大會議的萬炮齊轟,猛烈批鬥,他的心情極度苦悶焦躁,雖然泰山壓頂,但他那剛烈性格決定了他寧死也不折腰屈節的態度。他對妻子那種大難臨頭,惶惶不可終日的萎靡樣子很不滿意,不免把話說得重些:“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幹嗎那麽緊張,天塌不下來!”

舉家搬到吳家花園以後,浦安修上班太遠,就住到北師大宿舍,隔一兩周回家一次。此時,北師大黨委對浦安修施加了沉重的政治壓力,要她揭發批判彭德懷,和彭德懷切割。身為校黨委副書記的浦安修滿臉愁雲地回到家裏,她試著“追查”丈夫的重點問題:“說你組織‘軍事俱樂部’,這是怎麽回事?”

彭德懷不聽還好,一聽這個問題,就激憤地拍著桌子說:“什麽‘軍事俱樂部’?根本沒有這回事!軍委擴大會議上逼我交代,我怎麽能交代出來?我寧願毀滅自己,也不能幹有損解放軍的事,決不能隨便瞎編。”

浦安修認為丈夫的厄運緣起于那封信,她幾次問彭德懷:“你為什麽要寫那封信呢?不寫不行嗎?”

彭德懷沉默一陣才說:“一個共產黨員不能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這不是寫不寫的問題,是對不對的問題。共產黨員不說真話,黨中央怎麽了解真實情況?多少次,老貧農拉著我的手,要我把問題帶給毛主席。我隻有反映實際情況的義務,沒有隱瞞事實真相的權利。阿諛奉承是可恥的,無益于黨和人民的事業,而且極端有害于黨和人民的事業。”

彭德懷長嘆一聲,剛毅的面容透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他反問浦安修:“安修啊,我不過就是寫了那麽一封信,給毛主席作參考,你說,為什麽成了這麽大的問題?”

彭德懷真誠地望著浦安修,期待妻子的回答。浦安修轉過臉去,抹掉涌出來的眼淚,心想:你問我,我去問誰呢?

彭德懷望著窗外,濃眉蹙起,凝思半晌,自言自語道:“我寫了這麽封信就出了這麽大的問題,今後黨內要多事嘍!我們的黨啊,以後又會怎麽樣呢?”

極度的緊張使浦安修的心理發生微妙的變化,她不僅愛哭,也愛抱怨和嘮叨。她經常重復著相同的問題:“你是管軍事的,為什麽要去管經濟上的事情呢?”“你驕傲自滿,就你對,難道別的中央領導都錯了嗎?你要向毛主席檢討認錯!”

彭德懷開始是默然置之,時間一長,實在不耐煩聽她的抽泣和埋怨。有時他大聲反問:“我是共產黨員,為什麽看到黨受損失不去說話?”

有時彭德懷也生氣了:“你懂得什麽!就知道怕事!”

二十多年的患難夫妻,從來都是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如今竟出現了感情上的裂痕,周末的見面常常是話不投機,不歡而別。

從1961年開始,浦安修很少回吳家花園。

夫妻“分梨”

這年暮秋,彭德懷獲準去湖南農村調查,浦安修也不來見彭德懷,隻通過侄女彭梅魁帶信。

浦安修

彭德懷曾苦澀地對侄女說:“唉,你伯母怕成了這個樣子呀……”。

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政治攻勢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線崩潰了,她決心與彭德懷離婚。彭德懷為了不再連累妻子,導演了一場令人肝腸寸斷的“夫妻分梨”。​

七千人大會之後,浦安修陷入新一輪的矛盾和恐懼之中。“裏通外國”成了彭德懷第一大罪,巨大的陰影投在他們夫妻之間。北師大又對浦安修加溫加壓,在“徹底交代,放下包袱”、“無事不可對黨言”、“忠于毛主席要落實到行動上”這些標準化的政治攻勢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線面臨隨時崩潰的可能。

回到吳家花園,浦安修好像中了邪,兩眼直瞪瞪地盯著彭德懷,追問“裏通外國”是怎麽一回事?

正趕上彭德懷怒火中燒,從來沒有對妻子發過脾氣的好丈夫也咆哮起來:“你不要再問了,這個‘裏通外國’,莫須有的‘裏通外國’喲,殺了我的頭也沒有!為什麽要給我加上這個醜惡的罪名?為什麽?”

素來溫文爾雅的浦安修也失去常態,她朝丈夫大聲喊道:“你究竟和赫魯曉夫說了些什麽?你說呀……”

“我連一句外國話也不會,我能和他說什麽?別人不了解我,你還不了解嗎?我們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難道你是和一隻大老虎睡在一起嗎?”

這是少有的周末團聚啊,戰爭年代那種苦中有甜,溫馨甘美的氛圍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爭吵和哭泣。浦安修一臉淚痕,低頭緊走,到北京大學西門上32路公共汽車;彭德懷默默地跟在後面送她,看到妻子上的車開走了,他才回轉身,低頭背手,怏怏而歸,跨進那扇警衛森嚴的大門。

再次見面,彭德懷先安慰妻子:“都是我連累了你,請你原諒。你很單純,對黨內的事情不清楚,還是不知道為好。”

然而,浦安修心中的迷惑、凄涼和痛苦好像瘋狂生長的腫瘤,學校傳達中央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檔案,不許她這個老革命去聽;不久,又取消她聽所有中央檔案的資格。這說明她已失去黨的信任。人們都躲著她,用警惕的目光睨視她。浦安修知道自己變成了魯迅筆下祥林嫂式的人,是個令人晦氣的不祥物。

彭德懷夙興夜寐,趕寫他的“八萬言書”。浦安修回家時,彭德懷請她看看,這一回浦安修沒有說什麽,默默讀過後,幫助改了些錯別字。她也從心裏盼望這封長信能幫助中央澄清問題,為彭德懷洗刷罪名。有一天,她忽然忘情地說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講的問題,和彭德懷的意見也差不多嘛。”這一下可壞了,她被學校批判了多次也過不了關。

八屆十中全會前後,浦安修很少回家,被黨和學校拋棄的她,在孤獨中作出最後的抉擇:要黨還是要丈夫?要毛主席還是要彭德懷?青年時代就忠誠于共產黨的浦安修,在無限崇拜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紅色天地間,她沒有保持中立的立錐之地。

彭梅魁被伯母的信召到北師大。浦安修靜靜地坐在那裏,等彭梅魁落座,喘息稍定,她馬上開門見山地說:“我要和你伯伯離婚。”

聲音清晰,沒有帶哭腔,一句話就戛然而止。

彭梅魁好像被大黃蜂蜇了一口,她穩住神,看看對面端坐的伯母,知道她是下了決心的,這對她來說可真不容易。可她想過伯伯的感情了嗎?二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啊,伯伯正在危難之中,她這一擊會讓伯伯雪上加霜,伯伯能承受得了嗎?

“伯母,你聽我說,”彭梅魁強作笑顏,“你還是不要離婚為好,你想,離了有什麽用呢?他們照樣會說你以前是彭德懷的老婆……”

浦安修打斷彭梅魁的話,揚了揚手裏的信封說:“我給劉仁書記的信都寫好了。你走吧,你走吧!”

彭德懷聽完侄女的敘述,緊閉著嘴唇,一聲不吭。他終于慢慢地垂下花白的頭顱,兩滴混濁的淚珠奪眶而出,順著眼角邊密密的皺紋淌了下來。

沉默好久,彭德懷才開口:“我有預感,浦安修早有準備。我前些天到她的臥室翻書,發現她的書櫃差不多空了,凡是經她手買的書,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樣地拿走了,平常回來是為了搬書的。她的用品也沒了,錢也拿走了一半。唉,她的致命弱點就是明哲保身,但求無過,膽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會振作起來了,太脆弱了。”

彭梅魁不甘心地說:“伯伯,我明天晚上下班後再去勸勸伯母,她可能是一時糊塗,想明白了能回頭的。”

彭德懷說:“也好,我給她寫封信,你順便帶給她。”

彭梅魁把伯伯的信默讀了一下,大意是:你決心分離,我不反對,但相處二十四年,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也算是生死與共,一旦離別,竟無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揀送給你,請查收。

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早早去見浦安修,她苦心婆口地勸說,還是慎重考慮,別離了,伯伯很難過啊。

浦安修不接受勸說,對彭德懷的信也不滿,她有點煩躁,不客氣地攆彭梅魁:“你走吧,你走吧!”

幾天以後,彭梅魁去看伯伯,兩個人分析浦安修鬧離婚的原因,彭梅魁說:“伯母怕受牽連,我每次去她那裏,她都哭著說‘株連九族’,‘還不如在抗美援朝時死了’……”

彭德懷知道破鏡難圓,覆水難收,他說:“事已至此,梅魁,你再幫我跑一次,約她到我這裏來一下,把問題說清楚了再走,不能一聲不吭地走了呀。”

那是1962年10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天下午,秋高氣爽,碧空如洗。浦安修按約來到吳家花園,她和彭德懷關起門談了好久。彭德懷安排了一餐不錯的晚飯。飯後,彭德懷拿來一個黃澄澄的鴨梨,小心翼翼地削了皮,再把梨子一切兩半,放在盤子裏。他看了看坐在飯桌對面的浦安修,她已吃完飯,似乎在想什麽心事。

彭德懷的聲音親切、溫和、輕柔,宛若是一對情人間的貼心話:“安修,你要離婚,咱們今天就分梨,這個梨,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好嗎?”

彭德懷拿起一半梨,三口兩口就吃掉了。浦安修沒有說話,拿起另一半梨,一口一口地慢慢吃了。

在場的彭梅魁看得好心酸,天底下還有這樣溫情脈脈、高雅文明的離婚儀式,伯伯真是個有情有義的偉丈夫,他為了不再連累妻子,導演了這場令人肝腸寸斷的“夫妻分梨”。

浦安修把她過去的學習和整風筆記整理好,又坐了一會兒,小聲說:“我對你沒有幫助,我們在一起也處不好,今後有機會每年來看你一兩次吧。”

浦安修要回學校了,彭德懷送她到北京大學西門32路車站前。夕陽下,一輛破舊的公共汽車搖搖晃晃地開過來,彭德懷緊緊握住浦安修的手,說聲“再見”。他的目光一直跟著浦安修的身影上了車。他傷感地發現,那個身影背著他,沒有回過頭看他一眼。

在鄉間的土路上,彭德懷踽踽獨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兩條腿十分的沉重……

浦安修的離婚報告由北師大黨委轉北京市委,市委書記劉仁又轉呈中共中央。楊尚昆聞訊嘆道:“切割並不一定要離婚嘛!”

報告送給周恩來,周恩來說:“彭德懷同志同意嗎?離不離應由他們自己定。離婚是法院的事,黨組織不要管。”

報告又轉給鄧小平,鄧小平看也不看,擺擺手說:“我從來不管這種家務事!”于是,這份離婚報告就此擱淺,以後再無下文。

“文革”相見

“文革”中,江青決心整點新花樣來折磨彭德懷。彭德懷在批鬥會上看到浦安修被蹂躪,發瘋似的呼喊:“你們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無辜的!你們放開她吧!”

“文革”中,對彭德懷的殘酷批鬥給江青一伙帶來渾身通透的快感,她覺得還要弄出點新花樣才夠味兒,對了,浦安修不是在北師大嗎?她樂得合不攏嘴,和戚本禹精心研究了一番後,再傳來北師大的造反女首領譚厚蘭面授妙計。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五大三粗的紅衛兵從“牛棚”裏押解到校內一棟教學樓前,她目光凄惶茫然,抬頭望著眼前亂哄哄的人群。驟然間,她看到一個老人被押在一輛三輪車上,盡管那人衣貌全非,她卻一眼就認出是分別兩年的彭德懷。彭德懷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視,竟是咫尺天涯,兩人都痛苦地低下頭。

當晚7點半,彭德懷和浦安修被幾個彪形大漢反扭著雙臂,以文革標準的“噴氣式”押進會場。陪鬥的還有張聞天王若飛的夫人李培之等老幹部。

在批鬥台上相逢的老夫妻都想多看對方一眼,然而,“噴氣式”使他們抬不起頭來,浦安修隻覺得眼前一片昏暗。隻是在那些粗大胳膊松懈的片刻,浦安修才看到彭德懷不屈的頭顱。那是曾經被湖南軍閥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頭,那是曾經被國民黨反動派以萬金重賞購買而買不去的頭,那是在槍林彈雨中千百次沖殺而仍然高昂的頭,如今竟以“革命的名義”被強按到地面。浦安修五內如焚,聽不清批判者羅織的她和彭德懷“狼狽為奸”的“罪狀”是什麽,突然,她熱血上涌,慘叫一聲,昏倒在地上。隨即,幾個紅衛兵上來拳打腳踢,硬是把她腳不沾地地架了起來。

彭德懷看到浦安修被蹂躪得失去形體,心如刀絞,發瘋似的呼喊:“你們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無辜的!你們放開她吧!”

彭德懷的呼喊聲淹沒在“打倒彭德懷”的震耳欲聾的口號聲裏,跟著背後飛來一腳,把他踹倒在地,幾個人按住他,強迫他跪下“低頭認罪”。彭德懷掙扎著堅決不跪,他兩眼通紅,嘴唇咬出了血,殷紅的血滴在胸前的大牌子上……

這一幕“史無前例”、亙古未見的悲劇,成為彭德懷和浦安修二十多年夫妻的最後一面。

最後時刻

1974年7月21日,彭德懷已經病危。

有一天,特偵組的人問:“彭梅魁,你們家還有什麽人來看彭德懷嗎?”

彭梅魁搖搖頭。

“不是有浦安修嗎?”那人顯然自視甚高,“彭去三線,浦安修不是到車站送行了嗎?”

彭梅魁糾正說:“他們離婚了。她也沒有去送行過。”

既然特偵組有那個意思,當天晚上,彭梅魁還是跑了一次北師大,把特偵組的原話轉告了浦安修,讓她有個思想準備。

很久以後,彭梅魁才聽說,9月份伯伯病危的時候,特偵組真的去過北師大,工宣隊奉命來問浦安修:“彭德懷病重住院,你是否去看他,由你自己決定。”這句話讓浦安修心生疑慮,她又害怕了:為什麽要我自己決定呢?什麽意思呢?工宣隊是不是又要考驗我的立場問題?什麽事情都要依靠“組織”拿主意,一日無“組織”就惶惶然的浦安修,想了又想,最後囁嚅地說:“我還是不去吧。”

浦安修還沒有意識到,她這個決定為自己鑄成終身的悔恨。

11月29日中午,彭德懷滿懷冤屈地離開了人世。

猶豫了好半天,彭梅魁還是到北師大找到浦安修,告訴她伯伯的死訊,問她是否去看看伯伯的遺體。

浦安修沉默了一陣,面無表情地搖搖頭。

晚年懺悔

“四人幫”垮台以後,浦安修開始反思自己和彭德懷晚年的關系,她越想越深感內疚和羞愧。一天她去看望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大姐,劉英說:“彭老總臨終時你應該去看看他,不去是不對的,夫妻一場,這點感情要有。你看我和聞天同志,要死要活都在一起,絕不分開。”

浦安修流下悔恨的淚水,在劉英大姐面前她感到無地自容。 

她想了解彭德懷自謫居吳家花園到“文革”下獄以後的情況,就去找彭梅魁,讓侄女寫材料。後來聽說彭梅魁手中有一批彭德懷的手稿,她想要來看看。彭梅魁以沉默回絕了她,浦安修知道彭家的晚輩對她意見不小,回去痛哭了一場。

彭家的晚輩雖然對浦安修有意見,但念在她和伯伯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而且1959年以後,她一直遭受著種種精神折磨,“文革”中她備受摧殘,卻沒有在高壓下揭發過伯伯一個字,最後大家還是諒解了這位不幸的伯母。

浦安修與彭德懷的離婚是在特殊年代裏的人生悲劇,本來就沒有任何正式法律手續,黨中央自然會同意浦安修要求恢復彭德懷夫人身份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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