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又稱晚清自救運動、自強運動。該運動是19世紀60~90年代洋務派所進行的一場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以維護封建統治的"自強"、"求富"運動。

洋務運動進行30多年雖然沒有使中國富強起來,但洋務運動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企業,在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根本的指導思想是"自強"、"求富"。其分類思想就是" 師夷製夷" 、"中體西用" 八個字。前四個字"師夷製夷" 表明洋務運動與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關系,即學習西方的長技用以抵製西方的侵略闢道路。

  • 中文名稱
    洋務運動
  • 外文名稱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 地方代表
    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
  • 指導思想
    師夷長技,中體西用
  • 結果
    甲午戰爭失敗宣告洋務運動破產
  • 背景
    清朝統治面臨內憂外患的嚴峻情勢
  • 目的
    利用西方先進技術,維護清朝統治
  • 旗號
    前期:自強,後期:求富
  • 領導階級派別
    封建地主階級洋務派
  • 時間
    1861年-1895年
  • 代表企業
    安慶內軍械所,江南製造總局
  • 中央代表
    愛新覺羅奕欣,文祥
  • 影響
    刺激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
  • 性質
    失敗的封建統治者的自救運動

運動簡介

洋務運動舊稱“同光新政”。1860年後,在中外聯合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過程中,清朝封建集團中逐漸形成了一批具有買辦性和近代性的官僚軍閥。他們在與外國資本主義列強打交道的過程中,不但認為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調解和妥協,“借洋助剿”,鎮壓國內人民的反抗,而且還可以採用一些資本主義生產技術,以達到維護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的目的。這部分人就是當時清政府內當權的洋務派,他們從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所從事的洋務,史稱洋務運動。所謂“洋務”,是指諸如外事交涉、訂條約、派遣留學生、購買洋槍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練軍隊(北洋,福建,南洋艦隊)、學習外洋科學、使用機器、開礦辦廠等對外關系與外洋往來的事物有關的一切事情。

洋務運動

歷史背景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朝內外交困。統治集團內部一些較為開明的官員主張利用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強兵富國,擺脫困境,維護清朝統治。

1860年12月曾國藩上奏折說,目前借外國力量助剿、運糧,可減少暫時的憂慮;將來學習外國技藝,造炮製船,還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對上述看法加以發揮,主張購外國船炮,訪求能人巧匠,先演習,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成為官民通行之物,那時可以剿發(指太平軍)、捻(捻軍),勤遠略,這是救時第一要 務。1862年李鴻章到上海後,得到外國侵略者幫助訓練洋炮隊、設洋炮局。他認為,清軍作戰往往數倍于外敵,仍不能勝,原因在于武器不行,槍炮寙(yǔ)濫,如能使火器與西洋相埒,則“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今起重視,最後可達自主 (《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兩人學造外國船炮,決定派員前往學習,在奏折中說,治國要做到自強,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製器為先,“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

各持己見

洋務派

一些人認為,隻要在封建製度中加進一些西洋先進技術,可以鎮壓人民,可以自主自強,封建統治便可長治久安,並認為籌辦洋務,必定能得到列強的支持。  

為了挽救清政府的統治危機,封建統治階級中的部分成員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主張引進、仿造西方的武器裝備和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創設近代企業。如曾國藩的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的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上海),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張之洞的漢陽鐵廠湖北織布局等。這些官員被稱為“洋務派”。

守舊派

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高唱“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主張“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幹櫓”,抵御外侮。洋務派反對守舊派,認為守舊派“陳甚高,持論甚正”,然而“以禮義為幹櫓,以忠信為甲胄,無益于自強實際。二三十年來,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製敵之要,徒以空言塞責,以致釀成庚申之變”。洋務派與頑固派互相攻擊,鬥爭十分激烈。總理衙門是推動洋務運動的中央機構。但洋務派勢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實權的總督和巡撫。慈禧明白,在內外交困的情勢下,要保持清朝的統治地位,必須依靠擁有實力並得到外國侵略者賞識的洋務派。所以她暫採取了支持洋務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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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過程

主持和提倡辦洋務的洋務派,是在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過程中,在外國侵略者扶植下發展起來的清朝統治集團中的一個派別。起初人數不多,但他們的勢力與日俱增。在朝廷裏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臣奕祈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實權的大官僚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國藩為首的湘系集團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以及後起的張之洞集團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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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

愛新覺羅·奕訢

愛新覺羅·奕訢(1833-1898年),愛新覺羅氏。道光帝第六子,鹹豐帝異母弟,1851年(鹹豐元年)封為恭親王。1860年9月,鹹豐帝于英法聯軍攻陷通州八裏橋後逃往熱河,令奕訢留守北京,“督辦和局”。10月24日、25日,奕訢先後與英、法代表交換《天津條約》批準書,並訂立《北京條約》。1861年1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奕訢、桂良、文祥受命為總署大臣。8月,鹹豐帝在熱河病死。11月,奕訢與慈禧勾結,利用領有重兵駐扎北京一帶的勝保,發動政變,摘掉了當權的以肅順為核心的贊襄政務八大臣。從此,慈禧垂簾聽政,奕訢為議政王,掌管軍機處及總理衙門。奕訢力主“借洋兵助剿”,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支持地方實力派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舉辦近代軍事工業,開展洋務活動,成為清廷中樞主持洋務的首腦人物。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罷去議政王職務。1884年中法戰爭中,被免去一切職務。1894年,重新起用為總理衙門大臣,後又受命督辦軍務。1898年戊戌變法之初病死。

曾國藩

曾國藩(1811—1872年),湖南湘鄉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838年中進士,1839年任侍郎。他崇尚程朱理學。1853年,鹹豐帝任命他為幫辦團練大臣,在湖南督辦地主武裝團練。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裝,兵勇及其將領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稱為“湘軍”或“湘勇”。湘軍以地域的、封建的關系為紐帶來鞏固內部;以程朱理學作為思想武裝;以戰利品和官爵鼓舞士氣;將領大多數選自所謂“宿儒”、“生員”等地主知識分子。1854年2月,湘軍練成水陸兩軍約一萬七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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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營潰散以後,清政府升任曾國藩為兩江總督,節製浙、蘇、皖、贛四省軍務。曾國藩對鎮壓太平天國軍提倡“捕人要多,殺人要快”。曾國藩被太平天國軍稱為“曾剃頭”。他舉辦洋務,建立新式軍火工業,製造武器,武裝湘軍。1864年,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成功。曾國藩為首的湘系成為地方上勢力最大的實力派。1870年,他在直隸總督任內查辦天津教案,被認為媚外賣國,屠殺人民,激起公憤。1872年初,病逝于南京。

李鴻章

李鴻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務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進士。1853年,在籍辦團練,協助鎮壓太平軍,屢遭失敗,投靠曾國藩當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軍編製,組織淮軍。1862年4月,李鴻章和他的淮軍調赴上海。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鴻章代理江蘇巡撫。在上海,李鴻章僱用外國侵略軍頭目訓練淮軍,招募外國工匠製造近代化的軍火,加強了淮軍的軍事力量。1862年,淮軍配合“常勝軍”在江浙地區鎮壓太平軍。1865年,清政府派李鴻章任兩江總督。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去鎮壓捻軍。鎮壓捻軍起義以後,淮軍勢力越來越大,大批淮軍盤踞在長江中遊,另一部分淮軍駐扎在直隸、山東等地。李鴻章的勢力遍及了長江和黃河一帶。1870年,在曾國藩推薦下,李鴻章代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掌管軍事、經濟、外交等大權,成為滿清統治階級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從70年代開始,他陸續開辦軍火工廠和籌建北洋海軍,同時,又開辦一些民用工業,如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天津電報局、津榆鐵路、上海織布局等。對于外國侵略,在大環境下,他不得已妥協退讓,被認為投降賣國。從19世紀70年代起到他臨死前,清政府同外國侵略者簽訂的一系列喪權賣國條約,大多是委托他參與或親手簽訂的。如中英《煙台條約》《中法新約》《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等。在90年代,他被認為先後兩次收受沙俄以總計350萬盧布的巨額賄賂,與沙俄簽訂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中俄密約》和《旅大租地條約》。阻礙了民族復興的發展。但現今也需要客觀的從多方面評價其人。從某些方面來說他可以算是慈禧太後的替罪羊。據聞在簽訂馬關條約後他曾發誓此生不再踏上日本國土,即使後來路遇日本,日本官員請他入陸休憩小許也被他拒絕。但不管如何,滿清政府的覆滅是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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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務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陰人。1860年為曾國藩推薦,統領部分湘軍,曾自募約五千人,組成“楚軍”,左系湘軍形成。1862年初,經曾國藩舉薦,升任浙江巡撫,與法國組織“常捷軍”,陷寧波、紹興等地。1866年以閩浙總督身份創辦福州船政局。次年調任陝甘總督,“身雖西去,心猶東註”。督陝甘期間,曾辦蘭州製造局,因西北盛產羊毛,又辦蘭州織呢局。1875年任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次年率軍入疆,進攻阿古柏反動政權。1878年收復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議設立新疆行省,開發新疆。1881年升軍機大臣,調兩江總督。1884年中法戰爭中是主戰派,督福建軍務。次年因病退職死。他創辦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後裁撤洋員,與李鴻章的江南製造總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辦洋務的思想特點。

張之洞

張之洞(1837—1909年)字孝達,號香濤,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成進士,先後任湖北學政,四川學政,翰林院侍講學士等職,1882年任山西巡撫。中法戰爭爆發,張之洞力主與法決戰,清廷授以兩廣總督之職,張捐銀三千兩獎給抗法將領劉永福,並奏請起用前廣西提督馮子材督師。馮子材在鎮南關、諒山大敗法軍,張之洞名聲大增。1898年,張之洞撰寫《勸學篇》,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是對洋務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綱領的總結和概括,也是對洋務派興辦洋務事業的指導思想比較完整的表述。他于1889年任湖廣總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織布局,漢陽煉鐵廠,漢陽兵工廠等,成為與李鴻章齊名的洋務要人。在維新運動中,張之洞加入“強學會”,當獲知慈禧太後反對變法時,張之洞便退出“強學會”。並下令禁查上海《強學報》壓製湖南維新運動。義和團運動興起後,張之洞力主痛剿。清庭發布宣戰諭旨後,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等人同英國等訂立所謂“東南互保” 的章程。1908年,張之洞受命督辦粵漢鐵路和湖北境內的川漢鐵路,次年10月病死。謚號“文襄”,其文稿輯為《張文襄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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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內容

洋務運動的內容很龐雜,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強”為名,興辦軍事工業並圍繞軍事工業開辦其他企業,建立新式武器裝備的陸海軍,是其主要內容。從60年代開始開辦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安慶內軍械所等近代軍事工業。其中,江南製造局是中國第一個較大的官辦軍事工廠,1865年由李鴻章在上海創辦,全廠約2000餘人,主要製造槍炮、彈葯、水雷等軍用品,同時還製造輪船,1867年後開始製造船艦。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創辦的規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廠,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創辦,全廠約1700餘人,以製造大小戰艦為主。安慶內軍械所是清政府最早開辦的近代兵工廠,1861年12月由曾國藩在安慶建立,廠子規模不大,主要製造子彈、火葯、炮彈等武器。除創辦上述一類工廠外,還派遣留學生學習技術。但是,洋務派興辦軍事工業的過程中,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資金、原料、燃料和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困難。

洋務運動

于是,洋務派在“求富”的口號下,從70年代起採取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方式,開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天津電報局、唐山胥各庄鐵路、上海機器織布局、蘭州織呢局等民用企業。與此同時,洋務派還開始籌劃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軍。在洋務派控製了海軍衙門以後,又進一步擴建北洋艦隊,修建旅順船塢和威海衛軍港。

重要項目

安慶內軍械所

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創設的製造近代武器的軍事工業,也是洋務派創辦的仿製西式武器的第一個軍事工業。主要製造子彈、火葯、炸炮等。“內”,表示這個軍械所屬于安慶軍內的設定。1864年,清軍攻陷南京後,該廠由安慶遷到南京,改名為金陵機械製造局。

江南製造總局

又稱江南製造局,1865年由李鴻章在上海創辦。1867年,由虹口遷至高昌廟,經過不斷擴充成為清政府最大的軍事工業。該廠技術和機械設備主要依靠外國,除製造槍炮彈葯外,也製造機器和修造輪船。1905年造船部分獨立,稱“江南船塢”,兵工廠部分人稱製造局。後分別改稱“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廠”。它是洋務派開辦的最大的近代工業,它用自煉鋼材仿製的毛瑟槍,趕上19世紀後期德國新毛瑟槍的水準,它研製的無煙火葯達到世界先進水準。但是,江南製造總局是官辦的,經費由清政府調撥,生產不計成本,不考慮經濟效益,缺乏發展的動力。它採用封建衙門式的管理,用管軍隊的方法約束工人,工人缺乏生產積極性,產品質量得不到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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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經營的設備最齊全的新式造船廠。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創辦。聘用外國人擔任技師。主要由鐵場、船場和學堂三部分組成,1884年馬尾海戰中遭到嚴重破壞。後雖經恢復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後,改稱海軍造船所。

漢陽鐵廠

1889年春,兩廣總督張之洞籌劃在廣州建立煉鐵廠,同年他調任湖廣總督,籌辦的煉鐵廠也隨遷漢陽,1890年在大別山下動工興建,1893年漢陽鐵廠基本完工,共有六個大廠,四個小廠,煉鐵爐兩座。1894年投產,開始均為官辦,從籌辦起至1895年,共用經費五百八十餘萬兩。中日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因無力籌措經費,于1896年改為“官督商辦”。辛亥革命前夕,漢陽鐵廠工人約三千人,每年出鋼七萬噸。抗日戰爭時期,漢陽鐵廠部分設備被國民黨政府遷往重慶成立大渡口鋼鐵廠。解放後收歸人民所有。

輪船招商局

簡稱“招商局”。中國最早設立的輪船航運企業。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鴻章招商籌辦。1873年1月成立。總局設上海,分局設煙台、漢口、天津福州廣州、香港以及橫濱、神戶、呂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緒十一年)改為官督商辦。1909年(宣統元年)歸郵傳部管轄。1912年改為商辦,更名商辦招商局輪船公司,後又改稱商辦招商輪船有限公司。1932年國民黨政府收歸國營,更名國營招商局,歸屬交通部。抗日戰爭期間,總局先遷香港,後移重慶。戰後遷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萬餘噸。1948年成立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稱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香港仍沿舊稱。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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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館

我國歷史上很早就有人從事翻譯工作,但正式設立外語學校卻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設立的同文館。在清政府與外國訂立《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時,竟連一個懂得外文的中國人都找不到,任憑侵略者的蒙騙。

1861年奕奏請設立外語學校,培養外語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準成立“京師同文館”。學員學習漢文外,主要學習外文。聘有外籍教師英國人包爾騰,法國人司默靈、畢利幹,俄人柏林,美國人丁韙良、傅蘭雅、海靈敦等先後任教。丁韙良從1869年任總教習,總管教務達30年。總稅務司赫德兼任監察官,實際控製了經費和人事大權。 同文館完全按正規學校來辦,陸續開設英文館、俄文館、德文館和東文(日文)館。隻招收13、14歲以下八旗子弟,後又招收15—25歲的滿漢學員,也招收不限年齡的滿漢學員。學習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為兩種: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學、測地等科的學生學製8年;一是年齡稍大、僅借中文譯本學習天文、化學、測地等科的學生,學製5年。1867年時增設算學、化學、萬國公法、醫學生理、天文物理、外國史地等。學生最多時達120人。畢業生大多任清政府譯員、外交官員和其他洋務機構官員。設有印刷所,翻譯印《萬國公法》及數理化和文史等方面書籍。1902年同文館並入京師大學堂。

失敗原因

洋務運動在當時的中國,其失敗命運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觸動腐朽的封建專製的前提下,洋務派嘗試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的某些長處來維護封建專製統治,這種手段和基礎的矛盾,使洋務運動註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時,洋務運動處處受到頑固派的阻撓和破壞,從而加大了洋務運動開展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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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洋務派本身的階級局限性,決定了他們既是近代工業的創辦者和經營者,也是其摧殘者和破壞者,其封建衙門和官僚式的體製,必定導致洋務企業的失敗。

第三,洋務運動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務派在主持外交活動中,堅持“外須和戎”,對外妥協投降,他們所創辦的近代企業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卻不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位。

甲午戰爭,洋務派標榜的“自強”、“求富”目標未能實現,洋務運動基本失敗。

第四,當時的大多數中國人對洋務知之甚少,思想還處于被愚昧迷信和封建禮教束縛的階段。

歷史評價

宗旨:

洋務派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希望利用先進的技術維護封建統治,改革不觸動封建製度。 後來的甲午中日戰爭證明,洋務運動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但是,它引進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近代科學生產技術,培養了一批科技人員和技術工人,在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也起到了一些抵製作用。

洋務派興辦近代工業初時是把“平中國” 和“敵外國”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國內階級矛盾,後者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同外國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統治者處在“內憂” 與“外患”頻仍之時,洋務派隻有依靠西方列強,共同鎮壓人民,才能維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所以洋務運動實踐的結果必然否定了“敵外國”。如果說洋務運動是一場改革,那麽它隻能是沿著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這一點在所有列強都願意支持辦洋務的事實上得到證明。李鴻章說淮軍遇到“內地賊匪”,自信能取勝,遇到外國進攻,“勝負即不可知”。洋務大員丁日昌說,他的船炮“可以靖內匪,不能御外侮”。洋務運動進行了30年,並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卻在“自強”“求富” 的口號下,養肥了第一代軍閥集團。

觀點

洋務派主觀上並不希望中國出現資本主義,甚至在其創辦民用工業之時,一再表示不允許私人創辦同類企業,對資本主義的產生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但由于洋務派在中國封建製度下,引進了同封建生產關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產力——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必然在客觀上加速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瓦解,從而刺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這是不以洋務派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洋務派辦民用工業,為了解決資金問題,採取“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方式,吸收私人資本。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資本主義因素。從70年代開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資于近代民用工業,終于使中國有了一點先進的生產能力,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也就促進了資產階級的出現和無產階級隊伍的擴大。

其他

此外,洋務派同頑固派的論爭及其對頑固派的不徹底的批判,多少動搖了恪守祖訓的傳統及綱常名教的絕對權威地位,對于學習西方,開了好的風氣。又由于洋務派組織翻譯了不少外國科技書籍,派遣不同年齡和資歷的留學生,因而培養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紹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對于促進民主思想的傳播,也起到開一代風氣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礎上,19世紀七、八十年代,從洋務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國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

意義

最後,洋務民用工業的興辦,部分地抵製了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如 1872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使“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盡佔”,三年多時間,外輪損失一千三百多萬兩,美國旗昌行因不堪賠累,被招商局歸井。湖北官織布局開織後,江漢關進口洋布每年減少十萬多匹。中國資本能挫敗洋商,這在當時曾被視為“創見之事”。

洋務運動

是一次失敗的封建統治者的自救運動,它沒能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但是洋務運動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科技人才,還有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企業。洋務運動為中國近代企業積累了生產經驗,培養了技術力量,在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為中國的近代化開闢了道路。 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洋務運動為民族自強做了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

作用

洋務派經營的近代工業企業,是以不改變封建生產關系為前提的。所辦企業,具有很強的對外依賴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壟斷性。因此,洋務派要在中國興辦近代工業企業和籌辦海防,都不得不在工業技術、資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國主義的左右和牽製。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國主義對中國政治、軍事和經濟的控製,洋務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買辦化。這樣的企業不僅無法避免自身遭到破產的命運,而且嚴重地阻礙和壓製了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

過程

辦“洋務”30年間,中國被迫開闢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個增加到1894年的34個,外國的進口額,也由1864年的5100餘萬兩,激增為1894年的1億6千餘萬兩。進口貨物中,80年代前鴉片佔首位,80年代後棉織品躍居第一,鴉片退居第二,但絕對數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貨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絲,80年代後棉花和大豆逐步成長。中國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資本主義的漩渦,成為它們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廉價原料產地。因此,洋務運動的過程,就是中外反動派進一步結合,中國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過程,也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

結果

雖然中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工業,是在洋務運動同一個過程中艱難地成長起來的,這主要是受中國近代經濟規律製約的結果,對洋務派來說是事與願違的。但是,洋務運動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隨著近代工業的興建,引進了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近代生產技術,一批近代產業工人在中國社會出現了,在洋務派創辦的新式學堂裏,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學知識分子和工程技術人員。同時,企業的利潤,還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資于近代工業,客觀上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起了刺激作用。雖然洋務運動沒有使中國富強起來,但它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化工業企業,客觀上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歷程

研究探索

洋務派與頑固派

晚清統治集團原本都是頑固派,洋務派是從頑固派陣營中分化出來的,兩派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採用的手段和方法則迥然不同。洋務派主張向西方學習,引進西方科學技術,頑固派則堅持中國的封建傳統,反對西學。

兩派最激烈的論爭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圍繞著同文館培養洋務人才,應否招收正途出身學員問題的論爭;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圍繞著設廠製造船炮機器和籌備海防的論爭;第三次是1883年(光緒八年)開始的圍繞著建築鐵路問題的論爭。在兩派論爭過程中,頑固派對洋務運動的各項措施,竭盡攻擊之能事。他們抬出了“禮義廉恥”、“天道人心”和“用夏變夷”等封建教條,全面地反對學習“西學”,說什麽“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攻擊洋務派提倡“西學”,是“捐棄禮義廉恥的大本大原”,是“敗壞人心”,是“用夷變夏”;甚至攻擊侈談洋務者是“禍國殃民”,是“洪水猛獸”。他們指責洋務派自造船炮是“虛耗國帑”和“便于浮冒”;特別反對推行耕織機器,認為“夫四民之中,農居大半,男耕女織,各職其業,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機器漸行,則失業者眾,胥天下為遊民,其害不能言矣”。他們反對洋務派開採礦藏,修築鐵路,籌設銀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認為“古來聖君賢相講富強之道者,率皆重農抑商,不務盡山澤之利,蓋所稱為極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給人足,足以備預不虞而已”。認為這些措施會“便利外國侵略”,“妨礙小民生計”。甚至認為開礦修路,會“震動地脈”,“破壞風水”,要求“永遠禁止”。

他們對經辦近代工礦的洋務派,不斷進行人身攻擊,指責周馥、盛宣懷、楊宗濂、馬建忠輩,“其人皆屢被譏彈,而時號通曉洋務,專能依據洋書,條陳新法,陽為創設,陰便私圖”;“皆唯利是圖,通外洋以蠹中國”。特別對其中從商人買辦出身的人員,更是十分輕蔑。如攻擊丁日昌“曾以諸生充洋行僱員”,“矯飾傾險,心術不正,實為小人之尤”。攻擊唐廷樞等是“洋行廝役,專一憑借官勢,網利漁財”;是“病國奸商,害民巨蠹”。至于洋務派官僚在經濟活動中所暴露出來的一些貪污腐敗弱點,更成為頑固派進行攻擊的炮彈和把柄。

頑固派對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上述攻擊,顯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經濟的頑固保守立場上,無疑是錯誤的和違反時代進步潮流的。而洋務派則滿足于農民革命已被鎮壓下去和對外維持和局的現狀,自詡為“同光中興”的功臣,確信所從事的“求強”“求富”活動獲得了成功。他們囿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架構,不願也不敢全面學習西方。

改良派和維新派

從洋務派轉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韜、鄭觀應、薛福成、馬建忠等人,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便批評洋務運動隻引進西方近代生產技術而不引進西方政治體製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學習君主立憲製的主張;並對洋務企業官督商辦方式不滿,提倡商辦。但他們批評的方式比較委婉。

維新派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則旗幟鮮明大張旗鼓地批評洋務運動。康有為批評洋務派的變法是“積習難忘,仍是補漏縫缺之謀,非再立堂構之規,風雨既至,終必傾墜”;“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大變則強,小變仍亡”;“今天下之言變者,曰鐵路,曰礦務,曰學堂,曰商務,非不然也,然若是者,變事而已,非變法也”。梁啓超對洋務運動的批評更加形象化,他說:“中國之改革,三十年于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歲老屋,瓦墁毀壞,梁棟崩析,將就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雖不同,要之風雨一至,則屋必傾圮而人必同歸死亡一也。夫酣嬉鼾臥者,則滿洲黨人是也,補苴彌縫者,則李鴻章、張之洞之流是也。諺所謂室漏而補之,愈補則愈漏,衣敝而結之,愈結則愈破,其勢固非別構新廈,別出新製,烏乎可哉?”梁啓超對洋務派官督商辦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針見血:“李鴻章所辦商務,無一成效可睹者,無他,官督商辦一語累之而已。”嚴復在《闢韓》一文中,更擊中了洋務派維持封建專製君權的要害,指出:“君臣之倫,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在《與外交部主事論教育》一文中,嚴復又形象化地批駁了洋務派的“中體西用”思想,他說:“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這一批評一針見血,從而動搖了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根據。維新派對洋務運動的上述批評,痛切時弊,擊中要害。在這一基礎上提出的“救亡圖存”“變法維新”的政治主張,風靡全國,相形見絀的洋務運動,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

孫中山與洋務運動

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當他于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鴻章書》時,年方28歲,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變。他在上書中,對洋務運動贊賞與批評同時並舉,最後並賦予殷切期望。他贊賞洋務派敢于沖破“成例”的束縛和“群議”的阻撓,倡導洋務運動,“勵精圖治”、“勤求政理”,“育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闢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先後輝映”;“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由于自己看到“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駸駸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因而“逖聽歡呼,聞風鼓舞”。在這裏,孫中山所說的,應該不是一般的阿諛奉迎之詞,而是反映了當時一個愛國青年對洋務新政的看法。他批評洋務運動“仿效西法”,雖取得顯著成就,但終因“舍本圖末”,“徒襲人之皮毛,而未顧己之命脈”,所以“猶不能與歐洲頡頏”。他明確提出:“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于此者,徒維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綱領,意在拓展洋務領域,推進洋務運動,並非反對洋務運動,否定洋務派實行的新政,而是認為“今年以來,一切新政次第施行,雖所謂四大之綱不能齊舉,然而為之以漸,其發軔于斯乎”?對洋務運動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

史學界研究

章鳴九、徐泰來在《歷史研究》1982年第4期發表的《洋務運動研究的回顧》一文中(以下簡稱章徐文)已做了全面而詳盡的論述,我隻打算在章徐文的基礎上做以下幾點補充。

趙爾巽:

第一,趙爾巽等編撰的《清史稿》,站在清政府封建統治的立場上,對洋務運動和洋務派主要人物的評價很高。例如《曾國藩傳》對曾的結論是:“國藩事功本于學問,善以禮運。公誠之心,尤足格眾。其治軍行政,務求蹈實。凡規畫天下事,久無不驗,世皆稱之,至謂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何其盛歟!……嗚呼!中興以來,一人而已。”再例如《李鴻章傳》,稱“鴻章持國事,力排眾議。在畿疆三十年,晏然無事。獨究討外國政學、法製、兵備、財用、工商、藝業。聞歐美出一新器,必百方營購以備不虞。嘗設廣方言館、機器製造局、輪船招商局,開磁州、開平鐵礦,漠河金礦;廣建鐵路、電線及織布局、醫學堂;購鐵甲兵艦;築大沽、旅順、威海船塢台壘;遴武弁送德國學水陸軍械技藝;籌通商日本,派員往駐;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凡所營造,皆前此所未有也。對左宗棠的評價也很高,結論中說:“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過人。廉不言貧,勤不言勞。待將士以誠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徠撫綏,眾至如歸。論者謂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則以王道行之,信哉!”

瞿秋白

第二,中共創始人之一的瞿秋白,在20年代頭幾年,即對近代中國早期的社會變動和洋務運動的本質發表了不少精闢的論述。瞿曾多次指出,近代中國經濟關系的變動,是在“中國的經濟和外國資本主義相接觸”的基礎上發生的。帝國主義“既要投資投貨于中國,就不得不破毀中國宗法社會之束縛”,因為經濟上已有變動,遂發生新的生產關系,同時國內外亦發生新的經濟力量”,外貨傾銷使國內“漸漸形成‘商業資本’,商人漸能組織生產,出現資本主義式的工場和工廠;侵略使農民破產,造成閒空的無產階級後備隊”。這樣外國資本就在客觀上促成了中國資本主義與勞動力的結合,從而“不得不建立相當的資產階級的關系”。這說明,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不是社會經濟內部矛盾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產物。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引起中國社會的急遽變動,決定了“中國資產階級發展之途徑有特異之點——它從一開始就分成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這樣兩部分”。瞿認為官僚資本的發展是受外鑠,它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兩個買辦化的過程。一是中國大商人的買辦化;二是大地主階級變成官僚買辦階級,這就是洋務派的產生。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鴻章,他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起,先後建立了一批新式企業,這些企業在生產技術上依靠外國技師,在經營管理上採取腐朽的官僚製度,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來維持封建統治。外國侵略勢力與中國封建統治者的結合成為官僚資本主義的最初形式。這是中共黨人對洋務運動較早定下的否定基調。

章徐文

第三,章徐文中對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的反動立場所作的批評,我完全同意。但該書對洋務運動的評價值得註意。該書肯定奕、文祥倡導洋務新政之功,並惋惜洋務運動晚了20年,他說:“恭親王把握政權以後,天下大勢為之一變……奕與文祥在元首逃難、京都將要失守的時候,接受大命……他們就毅然決然承認外人的要求,與英法簽訂了《北京條約》,條約簽訂以後,英法退軍,中國並沒喪失一寸土地……條款雖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駐使和長江通商。歷史上的意義不外從此中國與西洋的關系更加密切了。這種關系固可以為禍,亦可以為福,看我們振作與否。奕與文祥決不轉回頭看,留戀那一去不復返的閉關時代。他們大著膽子向前進,到國際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們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這種新精神不能出現于鴉片戰爭以後,而出現于二十年後的鹹末同初。一寸光陰一寸金,個人如此,民族更如此。”接著對洋務運動做出以下評價:“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做事極不容易。同治年間起始的自強運動,雖未達到目的,然而能有相當的成績,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當時沒有恭親王及文祥在京內主持,沒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動,那末,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以後的中國還要麻木不仁,好像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一樣。”

這一評價,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失為符合歷史實際的持平之論。該書最後對洋務運動未能救國的原因也做了比較深刻的剖析。應該承認,蔣氏這本書立場雖然反動,但對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研究水準比起梁啓超來已有所提高。

蕭一山

第四,蕭一山在他所著的《清代通史》中,用了較大篇幅論述洋務運動和洋務派人物。他首先表示完全贊同蔣廷黻對于洋務新政晚來20年的感慨。他對同光中興的總評價是:“顧此時列強與中國相見者,若英法俄美德奧之屬,不僅兵力商務凌踔我國,其宗教文明,又足掀神州學術之基礎,使吳亙古未有之變局……而應付此變局者,雖以奕、文祥在內,曾、左、李等在外,勉強維持,漸有起色,然固無如專權縱欲之女主何也。換言之,即奕、曾、李輩對國際有認識,對政治有興革,亦不免受製于宮廷驕矜之寡婦,不得大行其志。而此寡婦者,乃上承祖宗家法、旗門規矩,旁受宦寺及親屬之包圍,其才其智,對駕馭群臣則有餘,對政治建設則不足。且以當時環境,位固守舊者佔絕大多數,權位至親若醇王,德高望重如倭仁,皆頭腦冬烘,不諳大計,又何攸責怪于未受教育之婦人以斡旋氣運耶?是則所謂中興之業者,察其意義,不過在削平十餘年之太平捻回之亂,使內部趨于安定而已。而軍事政治社會不惟不能改良,反日趨于窳敗。以故同治中興不能比跡于開國,而中興亦無顯著之殊勛,此其效蓋可睹矣。”在這裏,蕭一山已接觸到洋務運動之所以失敗的根源了。他對曾國藩的評價是:“國藩相清之動機,一曰保天下,二曰保人民,三曰保中國。”這種評價完全是頌揚。對李鴻章的評價是:“梁氏以不學無術責李,而原其生于數十年前之中國,未能盡行其志,誠為確論……其權術機警之才,堅忍之性,皆頗足以有焉,在當時之環境中,舍李外更無他人可代也……但以受舊思想之感染,仍不免自信自大,與外人交涉,常帶傲慢輕侮之色,視外人如市儈小兒……故李鴻章入外人之彀中而不自知,尤以受俄國人之誑騙與訂中俄密約,結果中國一無所獲,而受害又不僅密約之條款。總之,爭小節而遺大體,清末外交失敗之總因,鴻章固未能例外也。”在這裏,對李鴻章已是有褒有貶了。

施復亮

第五,施復亮在他的《中國現代經濟史》一書中,對洋務運動持基本否定態度。他對洋務派創辦的近代軍用工業的評價是:“以上所述,都是軍用工業時期重要企業,大部分是軍用工業。這些軍用工業,都是由官僚所創辦,由官僚來經營的,所有機器和技師,完全仰給于外國,又不註意養成本國的技術人才。加以那些擔負經營責任的官僚,絲毫不懂得軍用工業的精神,而認為是一種美差肥缺,隻知道盡量搜刮以飽私囊。因此,雖有此種軍用工業,而對軍事仍無什麽補益。後來的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的敗北,義和團事變八國聯軍底入京,充分暴露了此種軍用工業的失敗。到了辛亥革命以後,國內統一破壞,這些兵工廠,反成為各地軍閥爭奪的目標,而為助長內亂的一個禍源了。”他對洋務派創辦的民用工業的評價是:“這些官辦及官督商辦的商品工業和礦業,與軍用工業一樣,差不多完全歸于失敗。以官僚和紳士為總辦的官辦工業,自己既無經營能力,完全聽信外國工程師經營。那些外國工程師,一點誠意也沒有,竭力排斥華人幹部參與工廠經營,並助長外國資本的流入,因而種下中國企業界的普遍禍根。”他對洋務企業的總評價是:“中國近代企業的創始者,既然是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大官僚,所以中國的新式企業,也還與官僚結有不解之姻緣。中國近代企業的遲遲發達,這亦是一個原因。”

呂振羽

第六,章徐文的第二節,提到呂振羽1940年發表的《創造民族新文化與文化遺產的繼承問題》一文,對洋務運動作了如下分析:“洋務運動在本質上並非革命運動,而是封建階級的一種自救運動……洋務運動在‘西學為用’方面,在學習和設立資本主義性質的事業方面,客觀上是進步的,而在‘中學為體’,在維護封建統治方面,則是保守的、反動的。但由此而開展了‘學校與科舉之爭、新學與舊學之爭’。”“洋務運動是失敗了,但它替戊戌運動開闢了道路。”我個人認為:呂先生在40年代初對洋務運動的這一評價,是中肯、全面而正確的,是基本符合歷史實際的,對今天進一步深入研究洋務運動來說,也是富有指導意義的。

範文瀾

第七,章徐文第三節,對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和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兩本書中全面否定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觀點做了較為詳盡的論述。我想在這裏補充一些背景材料。當抗日戰爭進入第六個年頭的1943年3月,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強調“中國國民道德的教條,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中國立國的綱維為禮義廉恥”;儼然以“八德四維”這一中國道統的繼承者自居。而這一所謂“八德四維”的道統,實際上是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翻版。更有甚者此書中一再指責共產黨“割據地方,反對革命,組織武力,破壞抗戰,妨礙統一”,誣蔑共產黨是“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是“反革命”。實際上,是蔣在進一步強化專製獨裁統治,在這本書出版的同時,蔣介石進行大規模反共內戰的陰謀已露端倪。這種情況不能不引起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警惕。于是中共在思想輿論戰線上進行了必要的準備。上述範、胡兩本書,正是上述政治背景下的產物。1944年範文瀾發表的《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這篇名著,罵的是曾國藩,針對的卻是蔣介石。1981年初,當時主持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出版工作的原《大公報》記者徐盈同志,讀到黃逸峰和我合寫的《要恰當地評價洋務運動的積極作用》一文(《歷史研究》1980年第6期)以後來信說:“在40年代,我(在重慶)寫過一組關于洋務派為帝、封服務的小文,同胡繩有過討論……我當時是指洋務派與四大家族是一脈相承的。”徐盈同志這裏所說的問題,是關于評價洋務運動很珍貴的史料,有助于我們對當時的背景的理解。

新中國史學界研究

50年代否定論

新中國開國以後,在50年代,前述範文瀾、胡繩兩本書中全面否定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觀點,理所當然地佔有了統治地位。1954年8月,《中國近代史》又出了第9版,範老在說明中又特別強調指出:“《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時寫的。曾國藩是反動派的開山祖師,而他的偽善喬裝卻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他的繼承者人民公敵蔣介石把他推崇成‘聖人’,以為麻醉青年、欺騙民眾的偶像。為了當時一些人的混亂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國藩這個漢奸劊子手本來面目的必要。這篇文章便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寫出的。現在仍把它附在書後”。1956年12月,牟安世的《洋務運動》問世。該書在導言中即開宗明義地指出:“所謂洋務運動(或稱‘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統治者在漢族地主官僚和外國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賣中國人民利益的辦法,換取外洋槍炮船隻來武裝自己,血腥地鎮壓中國人民起義,借以儲存封建政權的殘骸為目的的運動。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反動的、賣國的、並以軍事為中心的運動。”這就進一步給洋務運動宣判了死刑。這一時期,雖已有不少論著對洋務運動的經濟活動給予相當重視,但均不佔主要地位。值得註意的是,當時陸續出版了不少有關洋務活動的歷史資料,為後來開展深入討論準備了條件。

60年代論爭

這場論爭,是由我在《文匯報》理論版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和21日,連續發表的《試論洋務運動對早期民族資本的促進作用》、《試論洋務運動的經濟活動和外國侵略資本的矛盾》、《試論洋務運動中洋務、頑固兩派論爭的性質》三篇文章所引起的。這三篇文章,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長而分成三篇發表的。我在1957年才從機關調到上海經濟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當時正在主持編寫《江南造船廠廠史》,並負責執筆撰寫江南製造局的一章,由此我開始接觸到洋務運動和洋務派問題。由于對洋務運動素無研究,所以我在從事這項工作的初期隻能依據範文瀾、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觀點,竭力貶低江南製造局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後來,我認真翻閱了1959年由中國史學會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在史實面前,我開始對全面否定論有所懷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寫出文章初稿,並在經濟所內會議上提出討論。當時有不少同事勸我不宜輕易發表,避免自找麻煩。那時候黨中央正在籌備召開七千人擴大會議,政治空氣較為寬松,《文匯報》理論版負責人鄭心永,為了活躍學術空氣,前來征稿,我便把文章初稿加以修改後交給他發表了。

個人看法

當時對洋務運動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後來一直堅持的兩點論,即它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動與消極的一面,又存在進步與積極的一面,應同時兼顧,不可偏廢。我之所以選擇以上三個題目,片面突出它的進步與積極一面,目的是為了便于打破全面否定論一邊倒的沉悶局面,以利于展開深入討論而已。平心而論,這種兩點論,並不是什麽“發明創造”,如前所述,早在40年代呂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的序例中,也同樣提到:“為期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對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歷史,也產生過一定的作用”;我的文章隻是加以強調和突出罷了。文章發表後,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國史學界的一場大論爭,在全國各報刊陸續發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50篇,多數不同意我的意見,支持者隻是少數人,可見全面否定論的影響之大。這一討論開始還是正常的學術爭鳴,後來由于黨中央毛主席在北戴河會議和北京會議上,一再強調了階級和階級鬥爭,政治空氣緊張起來,一些文章便無限上綱上線,變成了圍攻和批判,迫使我隻得沉默不言,這一場論爭,隻好不了了之。但盡管如此,這場論爭還是對全面否定論產生了很大沖擊,為下一階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務運動提供了基礎。關于這場論爭,在前述章徐文第四節中也做了詳盡而恰當的述評,我是贊同的。到了十年動亂期間,在“四人幫”的“影射史學”的惡劣影響下,我和黃逸峰被扣上“美化洋務派”的帽子而受到種種折磨,那就已經不是學術範圍的事情了。

新時期新論爭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精神,不僅為全國四化建設開闢了新的歷史時期,而且為洋務運動研究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使這一研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論爭、新局面和新成果。

先說新論爭。這次新論爭,是60年代論爭在新時期的必然繼續和發展。事有湊巧,這次新論爭的導火線,又是黃逸峰和我合寫的《重評洋務運動》(《歷史研究》1979年第2期)點燃起來的。1978年下半年,《歷史研究》編輯部向黃逸峰和我約寫重評洋務運動的文章。交稿後,他們不太滿意我們的兩點論,建議將反動消極的一面刪掉或壓縮,以便突出進步積極的一面。我們不同意改動,他們便組織徐泰來寫《也評洋務運動》,和我們的文章同期發表,同我們商榷。緊接著我們又在《歷史研究》1980年第6期發表《要恰當地評價洋務運動的積極作用——答徐泰來同志》。于是便展開了這場新論爭。新論爭的陣容是:徐泰來和他的老師李時岳、以及胡濱等為一方,認為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的進步運動,和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並列,批評了我們提出的洋務運動反動消極的一面——五個罪惡產物和三大惡果等等。黃逸峰和我等為另一方,主張洋務運動同時存在進步與反動的兩面,而反動的一面則是主要的,不同意稱作進步運動。就這樣,我在新論爭中的位置,從60年代反對全面否定論的“激進派”,一變而成為反對全面肯定論的“保守派”,這是多少帶上一點戲劇性的變化。在這場新論爭中,比起60年代,學風上有很大進步,真正出現了百家爭鳴暢所欲言的可喜局面。這是一種有益于學術發展的良好學風。

學術研討會

次說新局面。這主要指的是連續召開七屆全國性的洋務運動學術研討會的盛況。首屆洋務運動學術研討會,是1980年12月由吉林大學歷史系和該校學報編輯部發起,在長春舉行,會議主題是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到會學者近50人,主持人李時岳,會後出版了《洋務運動討論專集》,收錄論文24篇。第二屆會議是1982年冬天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舉行,主持人夏東元,到會學者100餘人,提交論文70餘篇,會議主題仍是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和作用,討論氣氛之熱烈,超過首屆會議。第三屆會議于1985年8月在蘭州舉行,主持人杜經國,會議主題是洋務企業的性質和作用,到會學者近90人,提交論文60餘篇。第四屆會議是1987年12月在汕頭大學舉行的,由調到汕頭大學擔任副校長的李時岳和調到汕頭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的杜經國共同主持,到會學者近80人,提交論文50餘篇,會議主題是評論洋務派人物。第五屆會議于1989年10月在山東東營市舉行,由山東大學孔令仁主持,到會學者130餘人,提交論文90餘篇,會議主題是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化進程,會後出版了論文集。這是五屆會議中比較盛大的一次會議。第六屆會議于1992年5月在宜昌水利學院舉行,由武漢市社會科學院皮明庥主持,會議主題是洋務運動與早期城市發展,到會學者10餘人,提交論文80餘篇。

歷史教案

基礎知識了解洋務運動的根本目的在于維護清王朝的統治,所以在客觀上邁出了中國近代化的重要步伐,但是又具有明顯的保守性

掌握洋務運動的時間、代表人物、口號、主要內容(企業類別或階段劃分)

能力訓練過程方法綜合理解本單元標題“近代化”就是中國人民向西方學習,尋求新出路的過程。其主要內容有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等

討論分析文的基礎上討論分析洋務運動的積極作用及其局限性

情感、態度價 值 觀辯證態度從歷史發展趨勢觀察,洋務運動包含一些成功的因素,使中國邁出了近代化第一步;但它作為封建統治者的自救運動,卻明顯地失敗了

思想意識我們批判清政府禍國殃民的行徑,對于它的“自救”本能要有清醒的認識;同時我們也要正確認識洋務運動在客觀上所起的進步作用,懂得隻有承認落後、願意學習先進文化,才有擺脫落後的可能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洋務運動的概況

教學難點 對洋務運動的評價

教學過程

導入新課

組織學生回顧前面學過的線索,討論回答問題:

1、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辛醜條約》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哪些危害?(北京再次被外國軍隊佔領,戰爭和條約給中國人民增加了新的沉重負擔,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從此,清政府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中國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

2、北京兩次被外國軍隊侵佔的情況有哪些不同?

聯軍名稱侵略國佔領年代清朝帝、後

英法聯軍英、法1860年鹹豐、慈禧

八國聯軍英、法、俄、美等1900年光緒、慈禧

組織學生閱讀“導言框”,了解洋務運動期間製造的軍艦性能,教師指出:英法聯軍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燒了圓明園後,清政府一些官員主張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強兵富國,擺脫困境,維護清朝的統治,形成了所謂“洋務派”。他們所從事的與老外打交道的過程被稱作洋務運動。平遠號軍艦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製造出來的

小結、過渡:這是一場封建統治者的自救運動,它在中國歷史上起了什麽作用呢?請看新課。

組織學生學習和探究新課

一、“自強”與“求富”

指導學生閱讀課本25——27頁本目的內容,並根據《中國歷史填充圖冊》第10頁的練習題,由學生自己先在課本上做讀書標記,然後與組內同學互相補充訂正,接著當堂進行“接龍”活動。(第一個學生由教師指定,其餘由答對的學生選擇自己準備考察的對手,答錯者不積分,答對者積分並有權提問一個同學。出題者可看教材,“接龍”者不能看書,其他人不許插嘴提示。)

1、列舉洋務派在中央和地方的主要代表。(中央代表是恭親王奕訢,地方代表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

2、洋務派先後提出什麽口號?(先“自強”——軍事上,後“求富”——經濟上)

3、洋務運動主要內容是什麽?(前期舉辦近代軍事工業,後期還興辦近代民用工業、籌建海軍、興辦新式學堂等)

4、據圖填表,認識洋務運動興辦的近代工業(分為軍事和民用兩種,要求工業名稱與人名、地名“對號入座”)

地名安慶上海上海武昌漢陽福州

工業名內軍械所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湖北織布局鐵廠船政局

人名曾國藩曾國藩、李鴻章李鴻章張之洞張之洞左宗棠

類別軍事軍事民用民用民用軍事

二、洋務運動的評價

學生閱讀21——28頁課文(包括小字)、插圖、“自由閱讀卡”等,思考回答:

1、從洋務派的目的來看,洋務運動具有什麽樣性質?(是失敗的封建統治者的自救運動)

2、從封建統治者的目的來看,洋務運動是失敗了。但是它卻在客觀上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工業。它為中國近代企業積累了經驗,培養了技術力量,刺激並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為中國的近代化開闢了道路。)

3、最近有的影視劇對李鴻章進行了莫名其妙的美化,把他塑造成“愛國者”了!但是,把課本27頁“文獻資料·李鴻章的自白”與民間“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說法相對照,能說李鴻章是愛國的嗎?(允許學生爭論,發表各自觀點,隻要“自圓其說”就給分)

(1)背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內外交困。

(2)代表人:統治集團中一些較為開明的官員主張利用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強兵富國,擺脫困境,維護清朝統治,他們被稱為“洋務派”。中央以奕忻為代表,地方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為代表。

(3)時間:他們從19世紀60——90年代,掀起一場“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洋務運動。

2、內容

(1)前期以自強為口號,創辦軍事工業,如:1861年, 曾國藩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 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製造總局,是洋務派開辦的最大的近代軍事工業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創辦福州船政局,開辦船政學堂。

(2)後期以求富為口號,創辦民用工業,如:李鴻章創辦的輪船招商局;張之洞創辦的湖北織布官局和漢陽鐵廠。

(3)為實現“自強”的目的,積極籌建海軍,如: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軍。

(4)開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等,如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是洋務派創辦的第一所新式學堂。

3、評價洋務運動

(1)性質:洋務運動是一次失敗的封建統治者的自救運動。

(2)目的: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而不是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

(3)作用:①沒有使中國富強起來,但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企業。②為中國近代企業積累了生產經驗,培養了技術人才。③客觀地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中國的近代化開闢了道路。

中國的現代化

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的最早啓動:

首先,洋務派面對新的情勢,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最早的現代化思想。19世紀中葉,現代化浪潮已從歐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國的隔絕狀態,將不同的國家和民族連為一體,人類歷史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而在中國,清王朝遇到了開國以來最大的統治危機:太平天國運動如火如荼,蓬勃發展;英、法聯合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憑借洋槍洋炮打敗了“天朝”軍隊。日趨衰落的清王朝猶如一座將傾的大廈,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政治統治的危機,促使統治集團發生了分化,出現了新的組合――洋務派。他們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提出了應變的思想,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然而應當指出,洋務派主張“中體西用”,“實已是一革命性的態度”③。從實踐上看,這一思想不再像經世派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主張那樣停留在書本上和口頭上,而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有效的影響,它具有沖破傳統思想的禁錮,開闊人們視野,引導人們追求新知的積極作用。即以當時設立的學堂而論,盡管每所學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學生幾乎都強調“以義理為體,以格致為用”,但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實際上是以西學為主的。有的隻是規定“仍兼講中學”:有的隻是說“漢文經學,原當始終不已”,並不列為正式課程;有的隻是要求學生在“閒暇”時閱讀一些史鑒之類的書。當發現某些學生偏重中學、荒廢西學時,還認為是背離了設立學堂的宗旨而著力加以整飭④。毫無疑問,“中體西用”思想是中國最早的現代化理論⑤,它使中國人邁出了由“傳統人”向“現代人”轉變的腳步。

其次,洋務運動從西方引進先進技術和機器生產,實現了中國從手工業製造轉入機器生產的起步。美國比較現代化學者布萊克指出,在人類歷史中,有三次偉大的革命性轉變,第一次革命性轉變發生在100萬年前,原始生命經過億萬年的進化以後,出現了人類;第二次革命性轉變是人類從原始狀態進入文明社會;而第三次革命性轉變則是近幾個世紀正在經歷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國家從農業文明或遊牧文明逐漸過渡到工業文明⑥。社會學者、歷史學者一般把人類歷史上的第三次大轉變理解為現代化⑦。從這個意義上說,洋務運動就成了中國現代化運動的起點。

1861年初,清政府宣布設立總理衙門和北洋與南洋兩位通商大臣,是洋務運動的先聲,然後以派員採購外洋船炮並自行仿造為開路,隨之在各地建立起一批機器局、船政局、槍炮廠等軍事工業。70年代洋務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洋務派在繼續興辦軍事工業的同時,又著手興辦民用工業。

洋務企業盡管受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的種種限製,機械化的程度還很低,各企業內部仍大量使用手工勞動,但它們畢竟引進了西方先進的機器和工藝,在生產技術方面發生了空前的大變革,使中國破天荒出現了現代工業文明的曙光。再則,無論是軍事工業還是民用工業,其主導產業為鋼鐵、礦產、鐵路和棉紡織業,即當時所謂“機器礦路”。這是符合工業發展本身的規律的。

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屬于社會生產力。在洋務派創辦的軍事企業中,已較普遍地採用了僱傭勞動,大部分工人都是自由出賣勞動力的僱傭勞動者,他們的工資大體上是按照技術高低而決定的。例如:在江南製造總局,“華匠學徒,按日點工給價”;“內地工匠、小工則人無定數,視工務之緩急為衡;價有等差,較技藝之優劣為準”⑩。這顯然存在著資本主義剝削關系。而洋務派創辦的民用工業,在性質上與軍事工業相比則有很大的不同,它們不僅大量僱傭工人,而且以私人投資為主,所生產的產品計價出售,有明確的利潤目的,進行的是商品生產。企業中很明顯地存在著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總之,洋務運動使中國邁出了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第一步,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從此真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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