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顯

法顯

法顯(334年-420年),東晉司州平陽郡武陽(今山西臨汾地區)人,一說是並州上黨郡襄垣(今山西襄垣)人。

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國第一位到海外取經求法的大師,傑出的旅行家和翻譯家

早在399年, 法顯等從長安出發,經西域天竺,遊歷20多個國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經典,前後歷時14年,于義熙九年歸國。

法顯、玄奘將佛教文化引入中國,對中國歷史、文化產生很大影響。

  • 中文名稱
    法顯
  • 外文名稱
    Faxian
  • 國籍
    東晉
  • 民族
  • 出生地
    平陽武陽(今長治襄垣)
  • 出生日期
    337年
  • 逝世日期
    422年
  • 職業
    東晉高僧,旅行家,翻譯家
  • 信仰
    佛教
  • 主要成就
    天竺求法
  • 代表作品
    《法顯傳》(又名《佛國記》)

基本信息

姓名: 法顯

外文名: Faxian

國籍: 東晉

法顯

民族: 漢

出生地: 平陽武陽(今長治襄垣)

出生日期: 337年

逝世日期: 422年

職業: 東晉高僧,旅行家,翻譯家

宗教信仰: 佛教

主要成就: 天竺求法

代表作品: 《法顯傳》(又名《佛國記》)

個人簡介

法顯(334年—420年),東晉司州平陽郡武陽(今山西臨汾地區)人,一說是並州上黨郡襄垣(今山西襄垣)人。法顯3歲出家。于東晉隆安三年(399年)從長安(今西安市)出發,經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今新疆焉耆附近),向西南穿過今塔克拉瑪幹大沙漠抵于闐(今新疆和田),南越蔥嶺,取道今印度河流域,經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再返巴基斯坦境內,後東入恆河流域,達天竺(今印度)境,又橫穿尼泊爾南部,至東天竺,在摩竭提國(即摩揭陀)首都巴達弗邑(今巴特那)留住3年,學梵書佛律。與他同行的僧人或死或留天竺,法顯乃取海路單身回國。他由東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加爾各答西南之德姆盧克)乘商船到師子國(今斯裏蘭卡),留2年,續得經本,再乘商船東歸,中途經耶婆提(今蘇門答臘島或爪哇島),換船北航。在今山東半島南部的嶗山附近登入,轉取陸路,于義熙九年(413年)到達建康(今南京)。義熙十年(414年),他寫出歷時15年遠赴天竺的旅行經過,兩年後增補為流傳至今的《法顯傳》。現存較早的版本是宋代藏本。  

《法顯傳》又稱《佛國記》、《佛遊天竺記》、《歷遊天竺記傳》等。書中記述的地域甚廣闊,對所經中亞、印度、南洋約30國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產、風俗乃至社會、經濟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國和印度間陸、海交通的最早記述,中國古代關于中亞、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記,在中國和南亞地理學史和航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法顯

法顯是中國經陸路到達印度並由海上回國,而留下記載的第一人,他還參加翻譯從天竺取回的佛經《摩訶僧祗律》、《大般泥洹經》等。

生平經歷

幼年出家

法顯本姓龔,他有三個哥哥,都在童年夭亡,他的父母擔心他也夭折,在他才三歲的時候,就把他度為沙彌(即送他到佛寺當了小和尚)。十歲時,父親去世。他的叔父考慮到他的母親寡居難以生活,便要他還俗。法顯這時對佛教的信仰已非常虔誠,他對叔父說:“我本來不是因為有父親而出家的,正是要遠塵離俗才入了道。”他的叔父也沒有勉強他。不久,他的母親也去世了,他回去辦理完喪事仍即還寺。法顯性情純厚。有一次,他與同伴數十人在田中割稻,遇到一些窮人來搶奪他們的糧食。諸沙彌嚇得爭相逃奔,隻有法顯一個人站著未動。他對那些搶糧食的人說:“你們如果需要糧食,就隨意拿吧!隻是你們現在這樣貧窮,正因為過去不布施所致。如果搶奪他人糧食,恐怕來世會更窮。貧僧真為你們擔憂啊!”說完,他從容還寺,而那些搶糧的人竟被他說服,棄糧而去。這件事使寺中僧眾數百人莫不嘆服。二十歲時,法顯受了大戒(和尚進入成年後,為防止身心過失而履行的一種儀式)。從此,他對佛教信仰之心更加堅貞,行為更加嚴謹,時有“志行明敏,儀軌整肅”之稱譽。

《祐錄》原文:釋法顯,本姓龔,平陽武陽人也。法顯三兄並齠齔而亡,其父懼禍及之,三歲便度為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信宿便差,不復肯歸。母欲見之不能得,為立小屋于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既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于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谷。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君欲須谷,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為君憂,故相語耳。”言訖即還。賊棄谷而去。眾僧數百人莫不嘆服。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潔,儀軌整肅。

這裏有幾個問題要加以解釋。首先是他的籍貫。《祐錄》、《高僧傳》、《古今譯經圖紀》、《開元錄》等書都說他是平陽武陽人。《歷代三寶記》、《大唐內典錄》則隻說是“平陽沙門”。按當時隻有平陽縣,而無武陽縣,後者的說法是正確的。平陽縣城故址在今山西省臨汾縣西南。(參閱章巽《法顯傳校註》頁2)

第二是他的生年。《祐錄》沒有說,其他書亦然。我們隻能根據目前能掌握的資料加以推斷。法顯生年大概是公元342 年,壬寅,晉鹹康八年。(參閱章巽同上書,頁1—2)

第三關于“三歲便度為沙彌”的問題。小孩子常生病送入空門以求長壽的事情,屢見于中國載籍。法顯時代竟已經如此。可見此時佛教已經深入人心了。

第四關于法顯和同學刈稻的問題。在印度,佛教並不提倡僧人勞動。直到今天,斯裏蘭卡、緬甸、泰國等小乘國家的僧侶仍然靠乞食度日。在中國法顯時代,寺院經濟早已形成,寺院多有田地,除了靠僱工耕種外,由寺院的執事次第安排僧及信徒二眾來出坡勞動。《道安傳》中也有勞動的記載。

立志奉佛

《祐錄》原文:常慨經律舛缺,誓志尋求。《高僧傳》完全抄《祐錄》原文。這裏雖然經律並提,然而重點在律。《古今譯經圖紀》也抄錄了《祐錄》原文,《開元釋教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亦然。《歷代三寶記》、《大唐內典錄》有另外一個提法:“求晉所無眾經律論”。這提法太空泛,沒有說到點子上。法顯自己的話當然最有權威性。《法顯傳》第一句話就是:“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這裏隻提律藏,沒有提經論。他在印度巴連弗邑,又寫道:“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可見他是念念不忘戒律的。這完全符合當時的潮流。同法顯差不多同時的弗若多羅專精律部,來華後受到歡迎。在《梁高僧傳》卷二《弗若多羅傳》中就有這樣的話:“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 參閱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頁580—582)法顯之所以萬裏投荒,其目的就是要尋求印度佛教戒律,以濟中國佛教之窮。

法顯

《祐錄》原文: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晉隆安三年相當于公元399 年,後秦弘始元年。《法顯傳》作“弘始元年歲在己亥”。今傳世各本《法顯傳》皆作“弘始二年”,乃弘始元年之誤。《高僧傳》卷三、《歷代三寶記》卷七、《大唐內典錄》卷三、《古今譯經圖紀》卷二、《開元釋教錄》卷三,皆作“東晉隆安三年”,是正確的。此時道安已經死去十餘年,羅什到長安二年。

西天取經

《祐錄》原文:西度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準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蔥嶺。嶺冬夏種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人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梯,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仍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雲:“吾其死矣,卿可時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號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至北天竺。同《法顯傳》比較起來,這裏的記述簡略多了。上面列舉的有關法顯生平的九種書中,其他七種都可以歸入簡略一類,有的同《祐錄》差不多,有的比它還要簡略,都不及《法顯傳》之詳審。根據《法顯傳》補充法顯在西域的活動。

法顯離開長安,度隴,到了乾歸國。乾歸國指的是西秦乞伏乾歸的都城金城,在今甘肅蘭州市西。他在這裏“夏坐”。所謂“夏坐”指的是印度佛教和尚每年雨季在寺廟裏安居三個月。這是法顯離開長安後第一次夏坐,時間是399 年。夏坐完畢,他又前進至耨檀國,是南涼的都城,可能即今青海西寧市。從這裏度養棲山至張掖鎮。又在這裏夏坐,這是400 年的夏坐。從這裏走到敦煌,太守李暠供給度沙河。《祐錄》講的也就是這個沙河,指的是自敦煌西至鄯善國間的大沙漠。過了沙河,來到了鄯善國,即古樓蘭國,在今新疆若羌縣。住此一月日,復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國,即《漢書·西域傳》之焉耆國,今新疆焉耆。在這裏住二月餘日,蒙苻公孫供給,得以前進。又經過一段沙漠,“所經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到了于闐,相當于今天新疆和闐縣。這裏“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眾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法顯在這裏停三月日,看了行像。既過四月行像,法顯等進向子合國,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國,相當于今新疆葉城縣。留此十五日,南行四日,入蔥嶺山,在于麾國安居。于麾國可能在今葉爾羌河中上遊一帶。這是法顯的第三次夏坐(安居),時間是401 年。安居後,行二十五日,到竭義國。竭義國窮在何處,為研究《法顯傳》的一大難題。(請參閱章巽前引書21—22 頁)日本學者足立喜六:《法顯傳考證》認為竭義國即疏勒國。法顯等在這裏看到了五年大會。他們看了佛唾壺。此國當蔥嶺之中。“自蔥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留、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這裏有竹子和甘蔗,值得註意。法顯等從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蔥嶺。

在印度

到了北天竺,法顯第一個到的國家是陀歷,相當于今克什米爾西北部的達麗爾(Darel)。這裏和尚都是小乘。有一個木雕的彌勒像,同佛教傳入中亞和中國有聯系。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三也記載了這一件事。度河到了烏萇國,故址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脫河流域。這裏的和尚信奉小乘,有佛的足跡。法顯在這裏夏坐,是公元402 年。

夏坐後,南下,到了宿呵多國,相當于今斯瓦脫河兩岸地區。這裏有如來佛割肉貿鴿處,信徒起塔紀念。

從此東下,走了五天,到了犍陀衛國,其故地在今斯瓦脫河註入喀布爾河附近地帶。國人多小乘學。有佛以眼施人的遺跡。是古代阿育王子法益統治之處。

自此東行七日,到了竺剎屍羅國,相當于今巴基斯坦北部拉瓦爾品第西北的沙漢台裏地區。佛為菩薩時,在這裏以頭施人,投身飼虎,這兩處都起了大塔。從犍陀衛國南行四日,到了弗樓沙國,故址在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公元一二世紀的貴霜王迦膩邑迦曾統治此地。這裏有大塔,有佛缽。

法顯

西行十六由延,到了那竭國界醯羅城。由延,印度長度名。根據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二的說法,是“聖王一日單行”。但是並不固定,有四十裏、三十裏、十六裏等說。醯羅城,今賈拉拉巴德城南之醯達村。這裏有如來佛頂骨精舍。這個精舍名聲廣被,《洛陽伽藍記》、《大唐西域記》卷二等都有記載。從此北行一由延,來到那揭國城,故址在今賈拉拉巴德城西。這裏有菩薩以五莖花供養定光佛處。城中還有佛齒塔。城東北有佛錫杖精舍。城南有佛留影處。

法顯等在這裏住了冬天三個月,然後南度小雪山,慧景病死。這件事《祐錄》有記載。但是有一件事頗值得註意。《祐錄》認為從此進入北天竺;但是《法顯傳》卻認為,到了陀歷國,已進入北天竺。

過嶺以後,南到羅夷國。有三千和尚,大小乘都有。法顯在這裏夏坐,這是他西行後第五年,公元403 年。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國,今巴基斯坦北部之邦努(Bannu)。這裏有三千小乘僧。從此東行三日,復渡新頭河,到了毗荼,今旁遮普。佛法興盛,大小乘都有。從此東南行,經過了很多寺院,進入了中天竺。先到摩頭羅國,即今印度北方邦之馬土臘。遙捕那河流經此處,即今之朱木拿河。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可有三千僧。

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到了僧伽拖國,即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四之劫比他。至于相當于今天什麽地方,學者間意見有分歧,總之是在今北方邦西部。此地佛教遺跡頗多,有佛上忉利天為母親說法處。下來時,地上化出三道寶階,後來又沒于地,餘有七級現,阿育王于其上起精舍。佛在天上受天食,身作天香,于此處沐浴,浴室猶在。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塔。此處有僧尼千人,雜大小乘學。這裏有一個白耳龍。《祐錄》也記載了這一件事,稱之為迦施國,但是次序有些混亂。寺北五十由延有火境寺。別有佛塔,鬼神常來灑掃,不須人工。有一僧伽藍,可六七百僧。法顯住龍精舍夏坐,這是他西行第六年的夏坐,時為公元404 年。

夏坐完畢,東南行七由延,到了罽饒夷城,即《大唐西域記》卷五之羯若鞠闍國曲女城,今之北方邦卡瑙季城。有二僧伽藍,盡小乘學。從此東南行十由延,到了沙祇大國,即今北方邦中部之阿約底。有佛嚼楊枝長出來的大樹。

從此北行八由延,到了拘薩羅國舍衛城,今北方邦北部臘普提河南岸之沙海脫—馬海脫。這裏佛教遺跡很多:有大愛道故精舍、須達長者井壁、鴦掘魔得道、般泥洹、燒身處。出城南門千二百步,有須達精舍,即所謂祇洹精舍。這裏有牛頭栴檀佛像。精舍西北四裏有榛,名曰得眼。精舍東北六七裏,有毗舍佉母精舍。祇洹精舍大院落有二門,一東向,一北向,這裏就是須達長者布金滿園買地之處。出東門,北行七十步,有外道女偽裝懷孕謗佛處,又有調達生入地獄處。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隻能世尊精舍影映外道寺,而外道寺則決不能影映精舍。繞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藍,除一處外,都住有和尚。在中國有九十六種外道,各有徒眾。《法顯傳》在這裏有幾句話:“調達亦有眾在,供養過去三佛,唯不供養釋迦文佛。”佛滅度後一千多年,似乎已經被他打倒在地的對手調達(提婆達多)居然還有徒眾,不能不說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城西五十裏,有一邑,名都維,有迦葉如來遺跡。東南行十二由延,到那毗伽邑,有拘樓秦佛遺跡。從此北行,不到一由延,有拘那舍牟尼佛遺跡。從此東行,不到一由延,到了迦維羅衛城,即《大唐西域記》卷六之劫比羅伐窣堵國,在今尼泊爾境內,與印度北方邦毗鄰。這裏是釋迦牟尼誕生之地,古跡特多。佛傳中少年所發生的許多事情都在這裏留有痕跡。城東五十裏有王園論民, 佛就在這裏降生。論民在今尼泊爾境內臘明地(Rummindei)。法顯到的時候,此城已空荒頹敗,白象、獅子橫行。從佛生處東行五由延,到了藍莫國,今尼泊爾達馬裏附近。這裏有藍莫塔,荒蕪已久,原來沒有僧人,群象以鼻取水灑地,折花供養。後來有道人還作沙彌,至今仍以沙彌為寺主。從此東行三由延,有太子遣還車匿塔。再東行四由延,有炭塔。

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即《大唐西域記》卷六之拘廣那揭羅國。此城故址何在,學者意見分歧。很可能即在今尼泊爾南境小臘普提河和幹達克河合流處之南。(參閱章巽前引書,89—91 頁)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是世尊般涅盤處。因而在佛教史上成為著名勝地。從此東南行十二由延,到了諸犁車欲逐佛般泥洹處。自此東行五由延,到毗舍離國,即《大唐西域記》卷七之吠舍釐國,都城故址在今比哈爾邦北部木札法普爾地區之比沙爾。這裏如來佛遺跡也特別多。有佛住處、阿難半身塔、庵婆羅女為佛起的塔,有庵婆羅園,有放弓仗塔,有毗舍離結集或七百結集的塔。從此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有阿難般涅盤塔。

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即《大唐西域記》卷八、卷九之摩揭陀國,今比哈爾邦之巴特那。這裏有一個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沃私婆迷,為國王所敬奉。據《祐錄》卷十五《智猛傳》智猛在法顯後不久也來到華氏城,即巴連弗邑,在這裏遇到一個“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宗,從他家裏得到《泥洹》胡本一部,又尋得《摩訶僧祇律》一部及餘經。羅沃私婆迷與羅閱宗是一個人。巴連弗邑是該國最大的城,人民富盛,每年行像,傾城參與。這裏原是阿育王都城,他的遺跡很多。從此東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從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羅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有塔。從此西行一由延,至王舍新城。即《大唐西域記》卷九之易羅闍姞利呬城,故址在今印度東北部比哈爾邦西南的臘季吉爾。出城南四裏,入谷到了沙王舊城。這裏有不少佛教遺跡。再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裏,到耆闍崛山,這就是有名的靈鷲峰。下面就接上了《祐錄》。以上是根據《法顯傳》對《祐錄》的補充。補充得這樣多,可見《祐錄》記載不夠全面。《祐錄》還有一個特點:一進北天竺,就講王舍城,緊接著又是耆闍崛山,法顯在這裏見到了如來大弟子大迦葉。但是在《法顯傳》中,這件事不是發生在耆闍崛山,而是在雞足山。從此南行三裏,到一山,名雞足,大迦葉今在此山中住。

法顯又回到巴連弗邑。順恆水西下十由延,到了曠野精舍。復順恆水西行十二由延,到了迦屍國波羅城,即《大唐西域記》卷七之婆羅斯,今印度北方邦之瓦拉納西,《祐錄》稱之為迦施國。這裏佛教遺跡也很多。有名的仙人鹿野苑精舍,是佛初轉法輪的地方,就在這裏。此外還有彌勒受記處,翳羅缽龍精舍,《祐錄》中的白耳龍就是這一條龍。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到拘晱彌國,即《大唐西域記》卷五之賞彌,今北方邦南部阿拉哈巴德西南之柯散(Kosm)。《祐錄》中的“後至中天竺”,疑有誤,法顯所有的上述活動都在中天竺,用不著“後至”了。從此南行二百由延,有達嚫國,即平常所謂南薩羅國,相當今印度中都馬哈納迪河及哥達瓦裏河上遊一帶地區。這裏有伽葉佛僧伽藍。但是,此國道路艱難,法顯沒有能親身去,隻是聽在地人說到,故記入《法顯傳》中。法顯又回到巴連弗邑,親自抄寫戒律。因為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不得不躬親抄寫了。他在這裏住了三年,按時間推算應該是法顯西行後的第七年——第九年,即義熙元年——三年(405年—407年)。順恆水東下十八由延,有瞻波大國,今比哈爾邦東部巴格耳普爾略西不遠處。從此東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國,是海口,即《大唐西域記》卷十之耽摩傈底國,其首都故址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西南之坦姆拉克(Tamluk)。法顯在這裏住了兩年,寫經及畫像。此當為義熙四年及五年(408年、409年)。法顯在印度的活動到此結束。

師子國,《大唐西域記》卷十一稱之為僧迦羅國,一意譯,一音譯,

即今之斯裏蘭卡。據說這裏原來沒有人,後來商人貪圖這裏的寶石,于是遂成大國。這裏有紀念佛來此化惡龍的大塔。有無畏山僧伽藍,法顯見故國白扇而流淚就在這座寺院裏。有前王從印度中國取來的貝多樹,有聲名遠揚的佛牙。在無畏精舍東四十裏,有跋提精舍,有二千和尚。城南七裏有摩訶毗訶羅精舍,和尚三千人。這裏的國王篤信佛法,因此佛教非常興盛。法顯在這裏聽到天竺道人誦經,內容講的是佛缽。他想寫這一部經,但是道人說,隻是口誦,因此沒有能寫成。法顯在這裏住了兩年,當為義熙六年及七年(410年、411年)。

歷史評價

地位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到了法顯時代,達到了一個關鍵時刻,一個轉捩點,從過去的基本上是送進來的階段向拿進來的階段轉變。

晉末宋初的西行求法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興起來的。根據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統計,西行求法活動自朱士行而後,以晉末宋初為最盛。這時期最知名的求法者有以下一些人:康法朗和其他四人,見《高僧傳》卷四;于法蘭,見同上書、卷;竺佛念,見《高僧傳》卷一;慧常、進行、慧辯、見道安;《合光贊放光隨略解》;慧叡,見《高僧傳》卷七;支法領、法凈,見《高僧傳》卷六《慧遠傳》;法顯、智嚴、智羽、智遠、寶雲、慧簡、僧紹、僧景、慧景、道整、慧應、慧嵬、慧達,見《法顯傳》、《祐錄》卷十五《法顯傳》、《智嚴傳》、《寶雲傳》;曇學、威德等八人,見《祐錄》卷九;僧純、曇充、道曼,見《祐錄》卷十一;智猛與曇纂、竺道嵩等十五人,見《高僧傳》卷三;法勇、僧猛、曇朗等二十五人,見《高僧傳》卷三;沮渠京聲;道泰;法盛共師友二十九人,見《名僧傳抄》;僧表,見同上書;法維;道普。

法顯

在所有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法顯無疑是最突出的一個。這裏所謂“突出”,歸納起來約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顯旅行所到之地最多、最遠。

在法顯以前,在漢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比如張騫和甘英,這是眾所周知的。他們到的地方很遠,很遠;但是法顯到的地方,他們卻沒有到過。這一點《高僧傳》、《法顯傳》和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三都指出:“皆漢時張騫、甘父所不至也。”(見50,337c 和55,507c)這對于中國人民對外開闊視野、認識外國,當然會有極大的幫助。其重要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二)法顯真正到了印度。

既然西行尋求正法,其最終目的地當然是正法所在的印度。然而,奇怪的是,在法顯之前,真正到了印度的中國求法僧人幾乎沒有。湯用彤先生說:“故海陸並遵,廣遊西土,留學天竺,攜經而反者,恐以法顯為第一人。”(《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380 頁)這件事情本身意義就很重要。法顯以後,到了印度的中國求法僧人逐漸多起來了。

(三)法顯攜歸翻譯的戒律起了作用。

法顯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尋求戒律。他經過了千辛萬苦,確實尋到了,其中最重要是《摩訶僧祇律》四十卷。歸國後,他同佛陀跋陀羅共同譯出。湯用彤先生認為這是法顯求法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這對于中國當時的僧伽來說,宛如及時的春雨,對佛教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四)法顯對大乘教義發展和頓悟學說的興起起了作用。

世界宗教的發展是有共同規律的。這個規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來表述:用越來越少的努力(勞動)得到越來越大的宗教滿足。人類中有不少人是有宗教需要的。這並不完全來自階級壓迫,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人並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個事實。

這個規律適用于所有的世界性的宗教。專就印度佛教而論,由小乘向大乘的過渡就是這個規律的具體表現。在中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頓悟學說的興起,其背後也是這個規律。小乘講漸悟,講個人努力,也並不答應每個人都能成佛,換一個術語來說,就是每個人不都有佛性。想成佛,完全依靠個人努力。如果每個人都努力去成佛,生產力必然受到破壞,社會就不能存在。這是絕對不行的。大乘在中國提倡頓悟成佛,講虔誠信仰,隻需虔心供養,口宣佛號,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等輕松愜意!這樣既然滿足宗教需要,又不影響生產力的發展。佛教憑借了這種適應性,終于得到了發展。

影響

法顯的功績主要在于取經和翻譯。他攜歸和翻譯的經歷代經錄都有著錄,請參閱《祐錄》卷二以及其他經錄,這裏不再臚列。但是他寫的《法顯傳》對于世界的影響卻遠遠超過了他的翻譯對于中國的影響。《法顯傳》在歷代著錄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稱,比如《佛遊天竺記》、《釋法顯行傳》、《歷遊天竺記》、《佛國記》、《歷遊天竺記傳》、《釋法顯遊天竺記》、《佛遊天竺本記》、《釋法明遊天竺記》、《法明遊天竺記》、《歷遊天竺記傳》、《法顯記》等等,名稱固繁,版本亦多(請參閱章巽前引書,頁13—24)。《法顯傳》在國際上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它的外文譯本之多上。根據章巽的統計(見同上書,頁30),共有英譯本三,譯者為Samuel Beal(1869)、James Legge(1886)和H.A.Giles(1923);日譯本三,譯者為足立喜六:《考證法顯傳》(1935)、《法顯傳——中亞、印度、南海紀行研究》(1940)和長澤和俊(1970)。既然有了這樣多的譯本,那就必然有相應多的影響。

專門談一談《法顯傳》對印度的影響。眾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這一點馬克思曾指出過。因此,研究印度古代歷史,必須乞靈于外國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國古代典籍最為重要,而在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遊記更為突出。僧人遊記數量極多,而繁簡不同,時代先後不同。《法顯傳》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認為與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義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學者,包括印度學者在內,都視之為瑰寶。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學家曾寫信說:“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歷史是不可能的。”

著述

《法顯傳》又稱《佛國記》、《佛遊天竺記》、《歷遊天竺記傳》等。書中

法顯《佛國記》長卷

記述的地域甚廣闊,對所經中亞、印度、南洋約30國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產、風俗乃至社會、經濟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國和印度間陸、海交通的最早記述,中國古代關于中亞、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記,在中國和南亞地理學史和航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法顯是中國經陸路到達印度並由海上回國,而留下記載的第一人,他還參加翻譯從天竺取回的佛經《摩訶僧祗律》、《大般泥洹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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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經

東晉隆安三年( 399年),六十五歲的法顯已在佛教界

法顯

度過了六十二個春秋。六十多年的閱歷,使法顯深切地感到,佛經的翻譯趕不上佛教大發展的需要。特別是由于戒律經典缺乏,使廣大佛教徒無法可循,以致上層僧侶窮奢極欲,無惡不作。為了維護佛教“真理”,矯正時弊,年近古稀的法顯毅然決定西赴天竺(古代印度),尋求戒律。

這年春天,法顯同慧景、道整、慧應、慧嵬四人一起,從長安起身,向西進發,開始了漫長而艱苦卓絕的旅行。次年,他們到了張掖(今甘肅張掖),遇到了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五人,組成了十個人的“巡禮團”,後來,又增加了一個慧達,總共十一個人。“巡禮團”西進至敦煌(今甘肅敦煌),得到太守李浩的資助,西出陽關渡“沙河”(即白龍堆大沙漠)。法顯等五人隨使者先行,智嚴、寶雲等人在後。白龍堆沙漠氣候非常幹燥,時有熱風流沙,旅行者到此,往往被流沙埋沒而喪命。法顯後來在他的《佛國記》中描寫這裏的情景說:“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勇往直前,走了十七個晝夜,一千五百裏路程,終于渡過了“沙河”。

經過鄯善國

接著,他們又經過鄯善國(今新疆若羌)到了蔦夷國(今新疆焉耆)。他們在蔦夷國住了兩個多月,寶雲等人也趕到了。當時,由于蔦夷國信奉的是小乘教(印度佛教分

東晉法顯西行路線示意圖

小乘、大乘兩大派),法顯一行屬于大乘教,所以他們在蔦夷國受到了冷遇,連食宿都無著落。不得已,智嚴、慧簡、慧嵬三人返回高昌(新疆吐魯番)籌措行資。僧紹隨著西域僧人去了罽賓(在今克什米爾)。

法顯等七人得到了前秦皇族苻公孫的資助,又開始向西南進發,穿越塔克拉瑪大沙漠。塔克拉瑪大沙漠又名塔裏木沙漠(塔裏木,在維吾爾語中,是“進去出不來”的意思),這裏異常幹旱,晝夜溫差極大,氣候變化無常。行人至此,艱辛無比。正如法顯所述:“行路中無居民,沙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法顯一行走了一個月零五天,總算平安地走出了這個“進去出不來”的大沙漠,到達了于闐國(今新疆和田)。于闐是當時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他們在這裏觀看了佛教“行像”儀式,住了三個月。接著繼續前進,經過子合國,翻過蔥嶺,渡過新頭河到了那竭國。法顯和慧應、寶雲、僧景等人則經宿呵多國、犍陀衛國而到了弗樓沙國(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慧景到那竭國後病了,道整陪他暫住。慧達一個人去到弗樓沙國,與法顯他們會面。弗樓沙國是北天竺的佛教中心,慧達、寶雲和僧景在這裏了參訪了佛跡以後便返回了中國,慧應在這裏的佛缽寺病逝。

法顯獨自去了那竭國,與慧景、道整會合,三人一起南度小雪山(即阿富汗的蘇納曼山。梵語中是對“大雪山”即喜馬拉雅山而言)。此山也是冬夏積雪,三人爬到山的北陰,突然遇到寒風驟起,慧景受不住寒流的襲擊被凍死了,法顯撫摸著慧景的屍體,無限感慨地哭著說:“取經的願望未實現,你卻早死了,命也奈何!”然後與道整奮然前行,翻過小雪山,到達羅夷國。又經跋那國,再渡新頭河,到達毗荼國。接著走過了摩頭羅國,渡過了蒲那河,進入中天竺境。法顯和道整用了四年多時間,周遊中天竺,巡禮佛教故跡。

晉元興三年

晉元興三年( 404年),他們來到了佛教的發祥地—拘薩羅國舍衛城的祗洹精舍

法顯

。傳說釋迦牟尼生前在這裏居住和說法時間最長,這裏的僧人對法顯不遠萬裏來此求法,深表欽佩。《佛國記》載:“彼眾僧嘆曰:奇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未見 漢道人來到此地也。”這一年,法顯還參訪了釋迦牟尼的誕生地—迦維羅衛城。

晉義熙元年

晉義熙元年( 405年),法顯走到了佛教極其興盛的達摩竭提國巴連弗邑。他在這裏學習梵書梵語,抄寫經律,收集了《摩訶僧祗律》、《薩婆多部鈔律》、《雜阿毗曇心》、《方等般泥洹經》、《綖經》、《摩訶僧祗阿毗曇》等六部佛教經典,一共住了三年。道整在巴連弗邑十分仰慕人家有沙門法則和眾僧威儀,追嘆故鄉僧律殘缺,發誓留住這裏不回國了。而法顯一心想著將戒律傳回祖國,便一個人繼續旅行。他周遊了南天竺和東天竺,又在恆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國(印度泰姆魯克)寫經畫(佛)像,住了兩年。

東晉義熙五年

東晉義熙五年( 409年)年底,法顯離開多摩梨,搭乘商舶,縱渡孟加拉灣,到達了獅子國(今斯裏蘭卡)。他在獅子國住在王城的無畏山精舍,求得了《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以及《雜藏》等四部經典。至此,法顯身入異城已經十二年了。他經常思念遙遠的祖國,又想著一開始的“巡禮團”,或留或亡,今日孤身一人,形影相吊,心裏無限悲傷。有一次,他在無畏山精舍看到商人以一把中國的白絹團扇供佛,觸物傷情,不覺潸然淚下。

東歸 東晉義熙七年( 411年)八月,法顯完成了取經求法的任務,坐上商人的大舶,循海東歸。舶行不久,即遇暴風,船破水入。幸遇一島,補好漏處又前行。就這樣,在危難中漂泊了一百多天,到達了耶婆提國(今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一說爪哇島)。法顯在這裏住了五個月,又轉乘另一條商船向廣州進發。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風,船失方向,隨風飄流。正在船上糧水將盡之時,忽然到了岸邊。法顯上岸詢問獵人,方知這裏是青州長廣郡(山東即墨)的勞山。青州長廣郡太守李嶷聽到法顯從海外取經歸來的訊息,立即親自趕到海邊迎接。時為東晉義熙八年( 412年)七月十四日。法顯65歲出遊,前後共走了三十餘國,歷經十三年,回到祖國時已經七十八歲了。在這十三年中,法顯跋山涉水,經歷了人們難以想象的艱辛。正如他後來所說的:“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

法顯在山東半島登入後,旋即經彭城、京口(江蘇鎮江),到了建康(今南京)。他在建康道場寺住了五年後,又來到荊州(湖北江陵)辛寺,元熙二年( 420年),終老于此,卒時八十六歲,一作八十二歲。他在臨終前的七年多時間裏,一直緊張艱苦地進行著翻譯經典的工作,共譯出了經典六部六十三卷,計一萬多言。他翻譯的《摩訶僧祗律》,也叫大眾律,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對後來的中國佛教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抓緊譯經的同時,法顯還將自己西行取經的見聞寫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國記》。《佛國記》全文九千五百多字,別名有《法顯行傳》、《法顯傳》、《歷遊天竺紀傳》、《佛遊天竺記》等。它在世界學術史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不僅是一部傳記文學的傑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歷史文獻,是研究當時西域和印度歷史的極為重要的史料。法顯去印度時,正是印度史上的黃金時代-----芨多王朝(320年-480年)有名的超日王在位的時代,關于芨多王朝古史缺乏系統的文獻記載,超日王時的歷史,隻有依靠《佛國記》來補充。中國西域地區的鄯善、于闐、龜茲等古國,湮滅已久,傳記無存,《佛國記》中所記載的這些地區的情形,可以彌補史書的不足。《佛國記》還詳盡地記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跡和僧侶生活,因而後來被佛教徒們作為佛學典籍著錄引用。此外,《佛國記》也是中國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中國與印度、波斯等國的海上貿易,早在東漢時期已經開始,而史書上卻沒有關于海風和航船的具體記述。《佛國記》對信風和航船的詳細描述和系統記載,成為中國最早的記錄。

法顯以年過花甲的高齡,完成了穿行亞洲大陸又經南洋海路歸國的遠途陸海旅行的驚人壯舉,他留下的傑作《佛國記》,不僅在佛教界受到稱譽,而且也得到了中外學者的高度評價。唐代名僧義凈說:“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法)顯法師則他闢荒途,(玄)奘法師乃中開正路。”近代學者梁啓超說:“法顯橫雪山而入天竺,齎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為第一。”斯裏蘭卡史學家尼古拉斯·沙勒說:“人們知道訪問過印度尼西亞的中國人的第一個名字是法顯。”他還把《佛國記》中關于耶婆提的描述稱為“中國關于印度尼西亞第一次比較詳細的記載”。日本學者足立喜六把《佛國記》譽為西域探險家及印度佛跡調查者的指南。印度學者恩·克·辛哈等人也稱贊說:“中國的旅行家,如法顯和玄奘,給我們留下有關印度的寶貴記載。”

取經回國

說到“西天取經”,人們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唐僧。其實早在玄奘之前兩百多年,就有人已經完成了一次取經大業,此人就是高僧法顯。

其實法顯並非西行第一人。中國西行遊歷第一人是公元260年西征的朱士行,他因讀《道行經》,覺得尚未盡善,遂往于闐,求得梵書正本九十章,遣弟子送歸,經竺叔蘭、無羅叉譯出,即今本《放光般若經》。最後士行終老于闐,所以法顯成為西行取經回國第一人。

在中國,“第一”與“第二”之間的地位歷來懸殊,但之所以法顯名聲大不如玄奘,我們不得不承認書生並非百無一用———是吳承恩讓玄奘家喻戶曉,法顯則沒有好運氣能成為某位作家筆下的主角。

論業績和經歷的豐富程度,法顯的歷史地位都不應該在玄奘之下,不過唐僧手下有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鮮花需要綠葉襯托,法顯沒有這樣的綠葉。文學包裝往往能延長歷史人物的知名度壽命,小說加史書的組合才能讓一個曾經的名人永垂不朽。

歷史背景

佛教傳入中國,到了東晉法顯時代,已經約有三百年的歷史了。流傳的內容主要有兩大體系,一是以支讖、支謙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學;一是以安世高為代表的小乘禪學。小乘和大乘都傳進來了。從時間先後來看,傳法最盛的時代大體上有三個:支謙、竺法護時,所譯多般若方等;道安時,所譯多有部經論;鳩摩羅什時,大乘之學極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國文化了。 一個外來的宗教,傳入一個文化傳統迥異的國家,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沖撞,佛教不能例外。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試探、偽裝、適應,逐漸為中國人所接受,最後達到了融合的階段。到了東晉,應該說這個階段已經達到了。

從政治情勢來看,此時中華大地已經分為南北兩區。西晉亡于建興四年(316年),次年晉元帝即位,是東晉的開始。北方的統治者都是少數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後趙、前秦、後秦、北涼,崇佛更為突出。在南方,則是所謂“衣冠南渡”,北方的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為了躲避異族壓迫,紛紛南逃。這些人,包括一些國王在內,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總之,南北兩方都對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說是在中國已經牢牢地立定了腳跟。從佛教內部來看,也有幾點值得特別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據唐法琳《辯正論》的記載,東晉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

法顯曾經居住兩年的山洞

這個數位是否可靠,不得而知。(參閱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第574—580 頁)其次,僧伽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僧尼數目與日俱增。再次,名僧輩出,出了一些很有影響的高僧。最後,從印度和西域來的和尚也多了起來。還有一點必須在這裏提一下:許多高僧的活動範圍和影響,並不限于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區,跨越政治分界。佛教雖然已經有了堅牢的基礎,但是究其實際卻是送進來的成份多,而取進來的成份少。中國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頗亦有人。但是他們多半隻到了西域而止。在法顯前真正親臨天竺者,實如鳳毛麟角。在這樣的情況下,到了晉末宋初,就掀起了一個西行求法的運動。中國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尋經典,或旨在從天竺高僧受學,或欲睹聖跡,作亡身之誓,或想尋求名師來華。(參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二章)

在搜尋經典中,一般說來,也不是漫無邊際地亂搜一氣,而是有目的、有重點的。最突出的重點就是搜求印度本土的佛教戒律。隻要了解當時中國佛教發展的階段,就會認為,這樣做有其必然性。上面已經說到,僧尼人數日增,僧伽已經形成,這就產生了一個寺院管理問題。人數少了,隻需約法三章,就能使僧伽生活正常運行。人數一多,就需要比較詳備的條例。舉道安作一個例子。梁慧皎《高僧傳》卷五《道安傳》說:師徒數百,齋講不倦……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眾數千,大弘法化。(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可見道安門下和尚之多。《道安傳》接著說: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製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

可見道安也感到為僧尼立法的必要性。但是他立的法還是非常簡略的。同印度那些律比較起來,簡直有點小巫見大巫了。

評價

地位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到了法顯時代,達到了一個關鍵時刻,一個轉捩點,從過去的基本上是送進來的階段向拿進來的階段轉變。

晉末宋初的西行求法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興起來的。根據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統計,西行求法活動自朱士行而後,以晉末宋初為最盛。這時期最知名的求法者有以下一些人:康法朗和其他四人,見《高僧傳》卷四;于法蘭,見同上書、卷;竺佛念,見《高僧傳》卷一;慧常、進行、慧辯、見道安;《合光贊放光隨略解》;慧叡,見《高僧傳》卷七;支法領、法凈,見《高僧傳》卷六《慧遠傳》;法顯、智嚴、智羽、智遠、寶雲、慧簡、僧紹、僧景、慧景、道整、慧應、慧嵬、慧達,見《法顯傳》、《祐錄》卷十五《法顯傳》、《智嚴傳》、《寶雲傳》;曇學、威德等八人,見《祐錄》卷九;僧純、曇充、道曼,見《祐錄》卷十一;智猛與曇纂、竺道嵩等十五人,見《高僧傳》卷三;法勇

《法顯》劇照

僧猛、曇朗等二十五人,見《高僧傳》卷三;沮渠京聲;道泰;法盛共師友二十九人,見《名僧傳抄》;僧表,見同上書;法維;道普。

在所有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法顯無疑是最突出的一個。這裏所謂“突出”,歸納起來約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顯旅行所到之地最多、最遠。

在法顯以前,在漢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比如張騫和甘英,這是眾所周知的。他們到的地方很遠,很遠;但是法顯到的地方,他們卻沒有到過。這一點《高僧傳》、《法顯傳》和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三都指出:“皆漢時張騫、甘父所不至也。”(見50,337c 和55,507c)這對于中國人民對外開闊視野、認識外國,當然會有極大的幫助。其重要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二)法顯真正到了印度。

既然西行尋求正法,其最終目的地當然是正法所在的印度。然而,奇怪的是,在法顯之前,真正到了印度的中國求法僧人幾乎沒有。湯用彤先生說:“故海陸並遵,廣遊西土,留學天竺,攜經而反者,恐以法顯為第一人。”(《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380 頁)這件事情本身意義就很重要。法顯以後,到了印度的中國求法僧人逐漸多起來了。

(三)法顯攜歸翻譯的戒律起了作用。

法顯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尋求戒律。他經過了千辛萬苦,確實尋到了,其中最重要是《摩訶僧祇律》四十卷。歸國後,他同佛陀跋陀羅共同譯出。湯用彤先生認為這是法顯求法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這對于中國當時的僧伽來說,宛如及時的春雨,對佛教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四)法顯對大乘教義發展和頓悟學說的興起起了作用。

世界宗教的發展是有共同規律的。這個規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來表述:用越來越少的努力(勞動)得到越來越大的宗教滿足。人類中有不少人是有宗教需要的。這並不完全來自階級壓迫,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人並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個事實。

這個規律適用于所有的世界性的宗教。專就印度佛教而論,由小乘向大乘的過渡就是這個規律的具體表現。在中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頓悟學說的興起,其背後也是這個規律。小乘講漸悟,講個人努力,也並不答應每個人都能成佛,換一個術語來說,就是每個人不都有佛性。想成佛,完全依靠個人努力。如果每個人都努力去成佛,生產力必然受到破壞,社會就不能存在。這是絕對不行的。大乘在中國提倡頓悟成佛,講虔誠信仰,隻需虔心供養,口宣佛號,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等輕松愜意!這樣既然滿

足宗教需要,又不影響生產力的發展。佛教憑借了這種適應性,終于得到了發展。

影響

法顯的功績主要在于取經和翻譯。他攜歸和翻譯的經歷代經錄都有著錄,請參閱《祐錄》卷二以及其他經錄,這裏不再臚列。但是他寫的《法顯傳》對于世界的影響卻遠遠超過了他的翻譯對于中國的影響。《法顯傳》在歷代著錄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稱,比如《佛遊天竺記》、《釋法顯行傳》、《歷遊天竺記》、《佛國記》、《歷遊天竺記傳》、《釋法顯遊天竺記》、《佛遊天竺本記》、《釋法明遊天竺記》、《法明遊天竺記》、《歷遊天竺記傳》、《法顯記》等等,名稱固繁,版本亦多(請參閱章巽前引書,頁13—24)。《法顯傳》在國際上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它的外文譯本之多上。根據章巽的統計(見同上書,頁30),共有英譯本三,譯者為Samuel Beal(1869)、James Legge(1886)和H.A.Giles(1923);日譯本,譯者為足立喜六:《考證法顯傳》(1935)、《法顯傳——中亞、印度、南海紀行研究》(1940)和長澤和俊(1970)。既然有了這樣多的譯本,那就必然有相應多的影響。

專門談一談《法顯傳》對印度的影響。眾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這一點馬克思曾指出過。因此,研究印度古代歷史,必須乞靈于外國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國古代典籍最為重要,而在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遊記更為突出。僧人遊記數量極多,而繁簡不同,時代先後不同。《法顯傳》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認為與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義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學者,包括印度學者在內,都視之為瑰寶。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學家曾寫信說:“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歷史是不可能的。”

後世紀念

紀念館

法顯紀念館于2007年10月奠基,位于法顯大師的故鄉山西臨汾。歷時兩年修建,在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順利完工。紀念館佔地490平方米,建築面積168平方米,總投資200萬元。在此次落成典禮上,紀念館展示了法顯紀念銅像、取經線路沙盤圖、法顯求法漆雕連環畫以及國內外各個時期、各種版本的《佛國記》等。

紀錄片

總導演:金鐵木

導 演:鄧斐

執行製片人:金城 司路路

攝影指導:王琥

視效指導:徐晉非 王思宇

剪輯:郭 沛

解說:李 易

獨 白:齊克建

公元337年,中國北方的後趙王朝立國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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