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辜會談

汪辜會談

汪辜會談,是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與海基會會長辜震普之間的會談。其中,第一次會談于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雙方簽訂了一系列事務性交流協定,1994年8月3日,海協負責人首次赴台落實汪辜會談協定成果;第二次會談于1998年年在上海舉行。“汪辜會談”建立起兩岸製度化的事務性協商與政治對話機製,並解決了兩岸交流中的一些實際問題。

  • 中文名稱
    汪辜會談
  • 時    間
    1993年4月27日
  • 類    型
    會談
  • 黨    派
    共產黨、國民黨

基本簡介

1993年4月,在海協會和海基會的積極倡議推動下,經過海峽兩岸的共同努力,辜振甫受權與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汪道涵會長在新加坡舉行會談,史稱汪辜會談。此後,經過諸多波折,雙方又在1998年進行了第二次會談,但由于台灣當局的分裂問題,第三次汪辜會談遂始終未能實現。

汪道涵與辜振甫(左)汪道涵與辜振甫(左)

汪辜會談是海峽兩岸授權的民間機構最高負責人之間的首次會晤,也是海峽兩岸高層人士在長期隔斷之後的首次正式接觸,是兩岸走向和解的歷史性突破,是兩岸關系發展進程中的“重要裏程碑”。盡管汪辜會談隻局限于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和功能性的範圍,但其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及對兩岸關系的影響已引起台灣島內的高度重視和國際社會的普遍關註。

歷史背景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海峽兩岸政策的調整,兩岸的各種交流與交往進入持續調整發展的階段。同時兩岸間的民事糾紛、漁事糾紛以及走私、偷渡等問題也越來越多,且層面日益擴大,為兩岸關系的發展增添了許多困難和麻煩,亟待解決。

1990年,台灣當局推動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是台灣當局授權與大陸聯系、協商、“處理涉台公權力的兩岸事務的唯一機構”。

為便于與海基會、商談,1991年12月16日,海峽兩岸關系協會(簡稱“海協”)成立。該會是一個社會團體法人性質的民間團體,以促進海峽兩岸交往、發展兩岸關系、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為宗旨。

雖然海基會和海協會成立後,從1992年3月至1993年4月,雙方就上述問題進行過多次商談,但由于接觸層次較低,海基會所獲授權不足及政治的影響等原因,進展一直不大,因而有必要由兩會高層次負責人直接坐下來進行商談,以早日解決這些問題。

會談過程

第一次會談

1、準備

早在1992年1月8日,海協會成立不到一月,即邀請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等負責人來訪,海基會回復“將于雙方便利之時專程回拜訪”。

1992年8月4日,海協汪道涵會長致辜振甫董事長的邀請,提出就“當前經濟發展及雙方會務諸問題,交流意見,洽商方案,共利兩岸”。

汪道涵(左)與辜振甫握手汪道涵(左)與辜振甫握手

1993年3月25日至27日,兩會舉行工作性商談,為“汪辜會談”預備性磋商準備相關事宜,並且就“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兩項協定草案達成共識。

4月8日至11日,兩會負責人在北京進行“汪辜會談”的預備性磋商,就會談的時間、地點、人員、議題及有關問題達成8項共識,其中確定“汪辜會談”的性質是“民間性的、經濟性的、事務性的、功能性的會談”。會談期間,兩會負責人還草簽了《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定》、《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協定》。

2、正式會談

1993年4月27日上午,第一次“汪辜會談”正式開始。在會談中,海協積極主張進行兩岸經濟合作,提出現階段應把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放在兩岸關系的首要位置上,政治上的歧見不應當妨礙經濟合作;提出直接“三通”應當擺上議事日程;並且提出勞務、浦東與三峽建設、能源與資源開發、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和共同籌開民間性經濟交流會議等具體建議。

3、會談成果

會議達成《汪辜會談共同協定》、《兩會聯系與會談製度協定》。29日上午,汪道涵與辜振甫簽署了這兩項協定和《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定》、《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協定》。

由于台灣方面的堅持,上述商談都是圍繞三項事務性商談進行的。但是海基會在商談中,不遺餘力地企圖通過事務性商談達到製造所謂“兩岸分裂分治”、“兩岸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目的。海基會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要求,均遭到海協的明確反對而沒有達到目的。由于台灣當局的阻撓,使得上述三項問題經過1年5個月、先後九次商談與會談,仍得不到解決。

第二次會談

1、發起

1993年4月“汪辜會談”規定的商談議題由于台灣方面的阻撓而無法落實的情況,海協決定倡議舉行第二次“汪辜會談”。

1994年2月,汪道涵向辜振甫發出在北京舉行第二次“汪辜會談”的邀請,希望通過會談促進兩岸經貿、科技合作和其他領域的交流,並進行政策性對話,提高兩會商談的水準。

2、波折

1995年5月海協負責人赴台,與海基會進行第二次“汪辜會談”的第一次預備性磋商。由于李登輝去美從事製造“兩個中國”的活動,6月,兩會商談不得不停止。

1998年10月14日,“汪辜會談”在和平廳舉行1998年10月14日,“汪辜會談”在和平廳舉行

1996年9月,海協負責人在美國訪問時公開表示,如果兩岸的政治氣氛合適,海協願意得到授權,與海基會為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式性安排進行商談。1997年9月,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再次鄭重呼吁台灣當局“及早與我們進行政治談判”。

1998年1月26日,錢其琛強調,首先就政治談判的程式性商談作出安排,“通過程式性商談,就政治談判的議題、代表名義、方式等問題達成雙方可以接受的協定”;並指出“海協與台灣的海其替應當擴大交流和接觸,為實現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式性商談尋求共識、創造條件。”但是祖國大陸方面的上述呼吁一直未得到台灣方面明確、積極的回應。[3]

3、正式會談

1998年10月,辜振甫率團訪問大陸,這次會晤開啓了兩岸政治對話,雙方達成了包括兩岸繼續進行政治對話、恢復協商及汪道涵會長應邀訪問台灣等“四項共識”。

第三次會談流產

1999年李登輝發表“特殊兩國論”,致使兩岸關系一度趨于緊張,第三次汪辜會談未能如期在1999年舉行。

2000年民主進步黨在台灣執政後,兩岸關系持續緊張,第三次汪辜會談遂始終未能實現。

汪辜會談的主角——辜振甫與汪道涵于2005年先後去世。

重要人物

辜振甫

辜振甫,生于1917年1月6日,字公亮,台灣彰化鹿港人,祖籍福建省惠安縣,台灣知名企業家。辜振甫政商關系微妙,被喻為早年鹿港紅頂商人,早年曾因台灣獨立的立場坐過牢。曾任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總統府資政等要職,亦為和信集團首腦。

辜振甫辜振甫

2005年1月3日凌晨,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因晚期癌症不治,在台北病逝。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汪道涵電唁緬懷“汪辜會談,兩度執手;九二共識,一生然諾。”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在唁電中評價他:“信守九二共識,為發展兩岸關系、推動協商進程傾心劬力。”

汪道涵

汪道涵(1915年3月27日-2005年12月24日),原名汪導淮,安徽嘉山縣人,同盟會元老汪雨相之子。[4]

簽署檔案

《汪辜會談共同協定(1993年)》

雙方確定今年(1993年)內就“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人員之遣返及相關問題”、“有關共同打擊海上走私、搶劫等犯罪活動問題”、“協商兩岸海上漁事糾紛之處理”、“兩岸智慧產權(智慧財產權)保護”及“兩岸有關法院之間的聯系與協助(兩岸司法機關之相互協助)”(暫定)等議題進行事務性協商。並就經濟交流、能源資源開發、文教科技的交流達成共識。

《兩會聯系與會談製度協定》

協定規定:就海協會長與海基會董事長、視實際需要,經雙方同意後,就兩會會務進行會談,地點及相關問題另行商定;海協常務副會長與海基會副董事長或兩會秘書長,原則上每半年一次,在兩岸輪流和商定之第三地,就兩會會務進行會談;兩會副秘書長、處長、主任級人員,就主管之業務,每季度在兩岸擇地會商。同時就事務協商、專業小組、緊急聯系、入出境往來便利等達成協定。

《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定》

就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事宜達成的協定。

《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定》

是就兩岸掛號函件查詢及補償事宜達成的協定,協定規定了掛號函件通過第三地轉運辦理的具體操作內容。

兩岸影響

“汪辜會談”是兩岸落實“九二共識”的重要成果,是海峽兩岸關系邁出的“歷史性的重要一步”。21世紀以來,盡管兩岸政治關系漸行漸遠,但“汪辜會談”及其成果對推動兩岸事務性商談、兩岸經貿合作和各項交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汪辜會談”建立起兩岸製度化的事務性協商與政治對話機製

會議達成《汪辜會談共同協定》、《兩會聯系與會談製度協定》、《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定》和《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定》等四項協定,為兩岸關系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1)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建立起製度化的協商機製,兩岸關系穩定發展;

(2)為兩岸經濟、貿易、文化及人員往來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和氣氛。

2、“汪辜會談”促進兩岸交流快速發展

兩岸間接貿易快速成長,經濟合作規模和領域不斷擴大,互補互利局面正在形成。1993年,兩岸貿易額達143.95億美元,比1992年成長94.26%。2002年,兩岸貿易額更高達446億美元,創歷史新高。按外經貿部公布的統計數位,1993-2002年兩岸貿易額累計達2350億美元,是1978-1992年兩岸貿易額的8倍多。兩岸互為重要貿易伙伴,大陸市場正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大陸(包括香港)已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自1993-2002年,台灣累計自大陸貿易順差1500多億美元,約為1993年以前的8倍。

與此同時,兩岸各項交流不斷深入,人員往來層次不斷提高:

(1)交流領域不斷拓寬,並逐漸向深層次、專化化發展,學術交流和科技產業交流逐漸增多。

(2)人員往來規模迅速擴大。1993-2002年底,兩岸人員往來累計近2300萬人次(其中台灣同胞來祖國大陸約2230萬,大陸同胞赴台超過70萬),是1987-1992年兩岸人員往來總和的5倍多。

(3)高層往來增多。民進黨上台以來,國民黨副主席吳伯雄、蕭萬長分別于2000年、2001年率團訪問大陸,成為國民黨到台灣後赴大陸訪問的最高層級人士。兩岸交流和人員往來對兩岸同胞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增進了解和互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兩岸“直航”取得局部性突破,“通郵”取得實質性進展

長期以來,台當局把“三通”視為謀求“兩岸對等政治實體”、“國與國三通”的政治籌碼,以“台灣安全”、“官方談判”、“國際航線”等諸多借口,拒不開放“三通”。但隨著“汪辜會談”以來兩岸經濟關系與各項交流的迅猛發展,全面“三通”、尤其是兩岸“直航”成為兩岸關系和島內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在兩岸同胞、工商界的強烈呼吁下,尤其是在祖國大陸的積極推動下,兩岸“直航”逐步取得進展。

(1)1997年4月,福州、廈門與高雄間啓動“試點直航”,結束了海峽兩岸48年來商船不通航的歷史。

(2)台“交通部”于2001年8月6日批準高雄辦理與大陸之間的“海空聯運作業”,使兩岸直航又邁出了“關鍵性的一小步”。

(3)台當局從2001年1月2日起,分階段開放金門、馬祖與福建沿海的貨物和人員直接往來。2002年6月,台當局又有限度開放台灣貨物和人員通過金馬單向中轉大陸,並有限度開放澎湖“小三通”。

(4)大陸控股的澳門航空公司和港龍航空公司先後自1995年12月、1996年8月開始,分別經澳門、香港機場時不需要換班機,隻要變更航班號,就可以“一機到底”模式飛行兩岸。

(5)2003年“春節包機”是自1949年以來第一批飛航大陸的台灣民航客機,戳穿了台當局所謂“兩岸直航不利台灣安全”的謊言,在島內引起熱烈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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