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

汪精衛

汪兆銘(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筆名精衛,因此歷史上多以“汪精衛”稱呼。曾謀刺清攝政王載灃,袁世凱統治時期到法國留學。回國後于1919年在孫中山領導下,駐上海創辦《建設》雜志。1921年孫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汪任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次年任總參議。于抗日戰爭期間投靠日本,淪為漢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 因“骨髓腫”病死。其夫人為陳璧君。1945年8月16日,汪精衛政權宣布解散。

  • 中文名
    汪兆銘
  • 別名
    汪精衛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廣東佛山(市)三水(區),今廣東省佛山市三水區河口鎮
  • 出生日期
    1883年5月4日
  • 逝世日期
    1944年11月10日
  • 信仰
    佛教
  • 職業
    政治家
  • 畢業院校
    日本法政大學
  • 祖籍
    浙江紹興
  • 戶籍所在地
    廣東省番禺縣(今廣州市番禺區)豪賢街
  • 妻子
  • 身高
    178

​生平經歷

1883年5月4日出生于一位汪姓客商家,1903年官費赴日本留學。1905年參與組建同盟會。一度主編《民報》。

1905年~1906年資產階級革命派與改良派論戰期間,發表一系列文章,宣傳革命主張,抨擊清政府和改良派,產生了積極影響。1907年隨孫中山赴南洋。

1910年3月,謀殺清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被判處終身監禁。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汪精衛出獄並結識袁世凱。與楊度組織“國事共濟會”,呼吁停戰議和。12月,充當南方議和參贊,參與南北和談,主張孫中山讓權,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統治時期到法國留學。回國後于1919年在孫中山領導下,駐上海創辦《建設》雜志。

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汪任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次年任總參議。 

1922年~1923年,孫中山籌備改組中國國民黨,汪精衛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汪精衛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

1925年3月孫病危,汪精衛代為起草遺囑。孫中山病逝後,廣東政府于1925年7月改組,汪精衛被舉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後 ,汪精衛也于7月15日在武漢發動七一五政變,殘殺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

1928年11月,陳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組派,汪精衛被舉為首領。

1930年汪聯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共同反蔣。失敗後,潛逃香港。

1931年,汪精衛糾合各派反蔣勢力,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各黨派共同抗日。蔣介石、汪精衛再次合作。

1935年汪被刺受重傷。1936年西安事變後,準備乘機取代蔣介石出掌政權。蔣介石回南京後,汪精衛出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汪精衛被舉為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黨、政權勢均在蔣介石之下。1938年12月潛逃越南,發表“艷電”,公開投降日本。

1939年5月,汪精衛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賣國交易。回國後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布“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12月,與日本特務機關簽訂《日華新關系調整綱要》,以出賣國家的領土主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其成立偽政權的支持。

1940年3月,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長兼國府主席。

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去世。

少年歲月

汪精衛的父親汪省齋是個不得志的讀書人,年輕時即到廣東當幕僚。薪俸不高,對外卻要保持著仕宦人家的體面,生活清苦。汪精衛十三、四歲,父母相繼見背,隻得跟同父異母的長兄汪兆鏞生活,“衣食之費,都仰給于長兄”。幼年失恃,本是很憂傷的事,而“長兄為父,嫂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這種憂傷。從後來汪精衛的回憶,我們可以看出他心靈的憂傷。

“我的母親提起來,真傷心。我覺得她的一生,隻是沉浸在‘憂勞’兩個字裏。家計的艱難,以及在家族內所受的閒氣,如今還一幕一幕的時時涌現在我的眼前”。(註:見《汪精衛自述》,轉引自聞少華《汪精衛傳》,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年,汪請溫幼菊畫了《秋庭晨課圖》,他並為此作以下題圖:

“右圖兆銘兒時依母之狀也。其時兆銘九歲,平旦必習字于中庭,母必臨視之,日以為常……父以家貧,雖老猶為客于陸豐……有時見母寂,坐有淚痕,心雖戚然不寧,初不解慈母念遠遠心至苦也。母雞鳴起,上侍老父,下撫諸弱小,操持家事,米鹽瑣屑,罔不綜核,往往宵分不寐……時見母微嘆有聲,搜篋得衣,質錢市果饌;及親友至,則亟語款洽,似無所憂……劬勞太甚,不獲終其天年,悲夫!”

汪精衛通“四書五經”,得中秀才,說話時極註意用溫情脈脈的面紗掩蓋心中的怨憂,可上述兩段話還是透露出父母故後的無限憂傷的心情。極度懷念母親的語句,似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母親死後的不如意和艱苦。

一般地說,頑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長兄長嫂的面前總覺得拘束,不那麽親密無間,兄嫂也隻能容納馴良恭順的弟妹。汪精衛的長兄汪兆鏞遊幕粵北樂昌,是個道學先生,“望弟成龍”的思想很濃厚,對弟弟的管教極嚴,不稍假詞色,使汪精衛有動輒得咎之感。(註:見黃美真等《汪偽十漢奸》,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頁。)

汪精衛生活在這種拘束的家庭環境中,歡樂的氣氛極少。這種境遇非一日兩日,而是年長月遠,對汪精衛的性格起著鑄造的作用。如此,汪精衛從幼年起就養成了懦弱自卑、優柔寡斷的個性特點。

文化氛圍

汪家雖說不富裕或可謂清貧,卻是書香門弟。祖父汪漫亭是舉人,當過遂昌訓導;其父汪省齋一生當幕僚;其長兄兆鏞中舉人,當過樂昌師爺。這樣的家庭,儒學的文化氣息是比較濃厚的。汪精衛幼年隨父母讀書,接受傳統的封建教育,“在樂昌縣從章梅軒學習文史經世之學”。他們一家沿著封建時代讀書人的老路向上攀登。

1902年3月汪精衛參加廣州府試得第一名秀才;同科還有二兄兆@①和一個侄兒,名列二、三名。一家兩代三秀才,可謂“玉峰雙秀,珠樹三花”。(註:見聞少華《汪精衛傳》,第5頁。)追求功名,且有所得,當然儒家的文化氣息十分濃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誠。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堅強的因素;也有“溫良恭儉讓”、“寬”、“恕”等因素。而從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徑來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響。

教館經歷

汪精衛的一段教館經歷對其一生影響很大。

中秀才之後,二兄病死,汪精衛家庭困窘難熬,隻好到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家當“子曰先生”。在大官僚家裏當塾師,對東家必須小心謹慎,循規蹈矩;對學員必須擺出正統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樣子。教館的生涯是很為難的,真是“課少父母嫌懶惰,功多弟子結冤仇”,這樣的生活,磨練得人的性格馴順懦弱。

上述諸方面條件鑄就了汪精衛的懦弱自卑、優柔寡斷的個性特點。 另一方面則是汪精衛天資高,自幼聰明穎悟,五歲入私塾,八歲“已養成好讀書的習慣”,“一生國學根基,得庭訓之益為多”,學習應製文字,先生謂“其文氣磅礴縱橫,許為旋轉乾坤之偉器”(註:見聞少華《汪精衛傳》,第5頁。),一開始就功名利達,中了秀才,1904年考上留日官費生,1905年參加建立同盟會活動,走上職業革命的道路,有機會走上社會上層。可是,幼年時家庭與經歷留下的個性印記在一生中總是隱隱作痛。

謀刺載灃

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領導的武裝起義多次失敗,革命遭受重重困難。同時革命派內部陶成章、章炳麟也與孫中山產生了矛盾分裂。

孫中山是個堅韌不拔的革命家,面對困難,指揮若定。1910年2月在美國洛杉磯召開長堤會議,孫中山做出決定,暫時中止不成熟的起義活動,改為厚蓄實力。(註:見王俯民《孫中山詳傳》,廣播電視出版社版,第470頁。)對陶、章則揭穿其謬誤。

汪精衛沒有正確看待情勢,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緒,在革命困難時,易走向極端,企圖通過暗殺來回擊遠距離革命家的侮辱,回擊對同盟會革命之心懷疑,就有了謀刺載灃的行動。

汪精衛因謀刺不成被捕,本當按律判處死刑,後來卻被判處終身監禁。武昌起義後,清廷被迫釋放政治犯,汪也獲釋。其在獄中寫有詩一首:“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但因晚節不保,已無人記誦。

汪精衛死裏逃生,幸獲自由,出獄後原來的個性特點卻更加強了。

一是人的生命畢竟隻有一次而已,絕處逢生,難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復失,滋長戀生怕死的情緒,一想到被捕,就出現“莫向燕台回首望,荊榛零落市寒煙”的心境。

二是對清室難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說:救我命的是肅親王,我每當回憶這個時候的事,總想到清朝末期的偉大政治家。(註:轉引自聞少華《汪精衛傳》,第26頁。)

三是他仍是一個革命者,擁護孫中山的初衷並沒有改變。

于是,他陷入左右為難的處境,出現低沉消極的情緒,詩中出現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語句,產生了妥協心理。

1911年11月,汪精衛與楊度組織“國事共進會”,不再跟清廷鬥爭,轉向調和;接著組織“進德會”,自命清高,不講政治。1912年8月即赴法,表示厭倦國內的革命活動。“二次革命”期間,汪回國主張調停雙方,向袁委曲求全,放棄革命職責。“二次革命”過後,他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發展,進入他自己所謂的“小休時期”,幾度浮遊歐美,“從事文學工作,一時詩作譯作極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鬥爭、放情山水的詩作。

國內政治風雲變幻,孫中山正在與袁世凱作殊死鬥爭,汪在法國未曾與聞,晃若隔世。其消極消沉,由此可見。直至1917年孫第一次護法,汪才回國歸隊,旋又赴法;1920年10月奉孫召,再回國參加孫領導的第二次護法,才打破消極局面,重新加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洪流。

總之,謀刺事件後,汪的懦弱自卑、優柔寡斷性格有所發展,成為他在以後革命過程中的後製力。

加入同盟會

1905年7月謁見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與起草同盟會章程。8月被推為同盟會評議部評議長。後以“精衛”的筆名先後在《民報》上發表《民族的國民》、《論革命之趨勢》、《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等一系列文章,宣傳三民主義思想,痛斥康有為、梁啓超等的保皇謬論,受到孫的好評。

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夕,按孫囑咐代起草臨時大總統府就職宣言。後留在孫身邊工作,力勸孫讓位袁,並參加北上迎袁專使團。汪精衛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 陳璧君舉辦了結婚儀式後,8月攜陳璧君一起赴法留學,中間幾度返國,皆超然于政治之外。

1913年“二次革命”開始後被孫中山急召回國。革命失敗後亡命法國。

汪精衛

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建中華革命黨,由此孫中山和黃興分手。這一事件不僅是悲劇性的,而且是具有轉捩點意義的,可惜汪精衛沒有意識到。

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後回國參加“三次革命”。1915年《小說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衛署名季新的文章,題目是《紅樓夢新評》,汪精衛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紅樓夢》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們讀《紅樓夢》大抵是用一種王國維先生所謂“考據眼”去讀,著重在考證小說中的人物是誰,很少有人從“家庭革命”這個角度去解讀它,這篇文章的出現可說是空谷足音,從此紅學中關于《紅樓夢》的解讀就有了一個“家庭感化說”。

1917年回國後參加護法運動。1919年在上海參與創辦《建設》雜志。

1921年任廣東革命政府高等顧問、教育會會長等職。次年任國民黨本部參議,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上被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後出任中央宣傳部長。11月隨孫北上入京,任秘書。

1925年2月孫病危時受命記錄孫的遺囑。孫逝世後以擁護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孫的信徒面目出現。6月26日,由汪精衛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後國民黨採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製。會議還決定復原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衛是有功績的。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他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寫了《民族的國民》等多篇文章駁倒梁啓超的保皇謬論,為革命大張輿論。二是在南洋各地發展組織和籌款。三是謀刺攝政王載灃,給滿清朝廷震懾不小。四是1920年歸隊後,做了很多組織和宣傳工作,參加中國國民黨“一大”籌備工作,1925年隨孫中山北上,並成為中山“遺囑”起草人。

汪精衛汪精衛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衛在後來的政治活動中表現出了很嚴重的妥協性。這是他的致命弱點。

中山先生逝世後,廖、胡、汪都成為領袖人物。廖因左派關系,得不到國民黨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帥,躍為國民政府主席,似乎順理成章;可是他對平定“劉楊叛亂”不力,得不到許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罵人,黨內惡感頗多,支持率也低。汪精衛在“一大”後支持“三大政策”,為人謙卑圓滑,長于調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敵對,所以被推為廣東國民政府的主席。這不是靠政治實力,是機遇造成的,是情勢使然。其中隱含著脆弱的因素。

1926年3月,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反共,蔣無視汪的國民政府主席和軍委主席的地位,先斬後奏,給汪難堪。汪意識到:“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委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了嗎?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濟深扣留蔣介石,但指揮不動。事後自覺威信受損。五月,以“遷地就醫”為名秘密離穗。後來自嘲“責己不責人,所以引咎辭職”。這是一次政治上無能妥協的表現。

在後來的政治鬥爭中,由于性格軟弱、實力缺乏,汪精衛一遇不利,動輒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廣州,共產黨利用時機發動“廣州起義”,汪遭到國民黨各派指責,于是宣布引退,悄然出國。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長名義發表通電,壓張學良進兵熱河,張不聽命。汪與張矛盾加劇,10月請病假赴德就醫。

漢奸歲月

“九·一八”事變之後,汪找到了與蔣合作的機會。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長履新之日,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肇事挑釁,給汪一個下馬威。

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同仇敵愾。民心可用,士氣高漲。

而汪精衛一開始便被恐日情緒所圍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壓倒,隻看到日本的強,卻看不到中國的大和得道多助的優勢,他認為:“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註:見《汪精衛傳》,第120頁。)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蔣、汪的同意下,國民政府跟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汪精衛

1935年5-6月間,他批準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把華北主權拱手相讓,社會輿論嘩然,連他的子女都反對他兼任外長,以免“獨負賣國責任”。汪精衛聽了傷感萬分,流著淚說:“現在聰明人,誰肯當外交部長!”(註:見《汪偽十漢奸》,第54頁。)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汪精衛起先不敢公開宣傳投降論調。他在7月29日的《最後關頭》演講中裝出腔調,談得很豪壯。其實,他的內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裏卻暗示抗戰必敗。他說抗戰是“跳火坑”,潛台詞是“救國已無希望,隻好跳火坑”而已。(註: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頁。)

到了8月3日,汪就抑製不住言和的情緒。他說:張悌說“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吳亡,而惟一死自盡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後,未死的人都要為奴為隸,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辦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還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並且求于吃虧之後,有所抵償。”(註: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頁。)雖然該語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語穿插其間,而“求和”、“投降”的心態則是十分明顯的。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衛千方百計尋找“和”的機會。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調停中日關系,正中汪的下懷,兩人“款款而談”,他認定“和平有望”,對抗日毫無熱情。

汪精衛

1938年12月,在漢口國防最高會議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會議通過接受日方所提條件的決議,煽動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戰條件上簽字。(註:見《汪精衛傳》,第134頁。)

1938年10月,他在接見海通社和路透社記者時都表示“未關閉停戰之門”,他置轟轟烈烈的抗戰于不顧,醉心主和。(註: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頁。)

後來汪精衛回顧說:“我對于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裏不知說過多少次,到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註:見《汪精衛傳》,第146頁。)

恐日主和,在汪精衛的意念裏,絕非一日兩日,而是懦弱自卑的個性造成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佛海策劃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今井武夫、犬養健訂下“重光堂協約”,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認可汪精衛領導和平運動”的密約向汪精衛、陳璧君表功時,汪便如獲至寶,心安理得地認為,與其抗戰而亡,不如求和苟存。從此,他向媚敵賣國的深淵滑下去了。

汪精衛優柔寡斷,被手下“親日派”分子擺布,為最終實現奪取國民黨內最高權力的個人意願,實現其“對日和平”的“政治主張”,加速了媚敵降日的步伐。

汪精衛周圍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陳璧君和周佛海。

陳璧君不滿意汪久居蔣介石之下受蔣的悶氣,對汪“反蔣奪權”之欲推波助瀾,極力鼓動之,欲另開生面,獨立經營,卻昧于大義。陳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認為“東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國的地方”,“奉天本來是滿清帶來的嫁妝,他們現在不過是把自己的嫁妝帶回去就是了”。(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191頁。)為了讓汪獨立掌權,恬不知恥地表示放棄東北領土主權。

汪精衛汪精衛

1938年10月梅思平攜密件回重慶呈汪。汪在家為梅設筵,當送梅出客廳時陳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敵的決心,說:“梅先生明天要走,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衛連聲說:“決定了,決定了!”(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273頁。)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脫離重慶另組政府的條件帶到重慶,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館連日“會商多次,不能達到最後的決定,陳璧君乃堅決主張就走”。(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326頁。)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滿足于國民黨宣傳部長及侍從室副主任之職,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鍾內在餘筆下產生”,因此積極策劃降日,開創“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繼而又催梅思平參與,(註:見《汪偽十漢奸》,第226頁。)最後周、梅請汪出馬,再經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會議承認汪為談判對手。周是整個降日運動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兩個月中,周對汪做了大量的動員工作,當汪猶豫時,周即勸駕:“您兼外交部長的時候,與日本人打交道,還可以稱順利吧!”周在心裏卻怪“汪之性格,鹹認為無一定主張”、“無擔當,無果斷”。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點,“斷定雖有反覆,結果必仍如原計畫”。(註:見《周佛海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動身,周已扛著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猶豫、妥協及動搖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聖,反復勸誘,推波助瀾,汪精衛的“降船”就這樣啓程了。

有人說:“汪先生沒有璧君不能成事,沒有璧君亦不能敗事”(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461頁。)。某種意義上來說,汪淪為漢奸,也是壞在陳璧君和周佛海手裏。

懦弱自卑的性格導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壓倒,未能辯證看待抗戰,看不到中華民族的勝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優柔寡斷的性格,易被別人所左右,被人推向賣國求榮的道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出走,12月29日發表艷電回響近衛第三次聲明,在賣國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淵,最後身敗名裂。其中汪氏個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

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最艱苦時期,1938年底日本近衛內閣兩次發表“近衛聲明”,公開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誘降。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公然發表叛國艷電,表示回響“近衛聲明”,走上了可恥的賣國道路。

電文中,汪精衛提出了自己對抗戰的理解:“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于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發出旨在滅亡中國的第三次“近衛聲明”,蔣介石對此怒斥,“骨子裏實在是暗藏著機械利刃”,“這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畫內容的總暴露”。

汪精衛卻在電文中對此辯護:“第一為善鄰友好”,“第二為共同防共”,“第三為經濟提攜”。汪精衛最後說,“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于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拋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時,汪精衛就發表了《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講話,他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于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

另據記載,某次汪精衛曾問馮玉祥,大家都呼“抗戰到底”,這個“底”在何處?馮說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衛這個秀才聽來,“這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無知”。

而汪精衛之羽翼周佛海對中日之戰也有“妙論”:“中國沒有一件能與日本比擬,如果戰爭擴大並延長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難,可是日本感覺到癢的時候,中國已痛不可忍了”!

汪精衛汪精衛

在汪精衛以及身邊的“急和派”們看來,“抗戰必敗,抗戰必亡”。他們看到了中日之間硬力量的差距,卻對中國和中國人民蘊藏的巨大潛能和堅忍韌性無從認識。

汪日勾結之後,西方國家紛紛發表聲明,維護“九國公約”;美國國會不久後通過對華貸款;英法等國更于歐戰爆發前抽調兵力增強遠東防務。抗戰曙光可謂初現。

周恩來曾評價蔣介石,可能不是一個好的戰術家,但稱得上一個好的戰略家。這樣的戰略家眼光,卻為汪精衛所沒有。

在早年刺殺攝政王之前,革命黨內部曾認為刺殺意義較小而風險太大,汪精衛為此撰《釜薪論》,認為革命猶如燒飯,需釜和薪。釜者,不懼水火忍受長期磨練;薪者卻一時轟烈瞬間輝煌。汪精衛自稱沒有持之以恆的精神,願意為薪。

陳立夫曾對此評論說,汪精衛最缺少的就是鍥而不舍的韌勁,“書生難成大事”;而汪精衛的死忠派陳公博也有過評價,“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則留不合則去”,“一個國民有他自己應付的責任,責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戰正是考驗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韌性。汪精衛卻在勝利前的黑夜悲觀絕望,喪失了應有的判斷力和良知,走向了無法回頭的叛國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從上海飛赴日本談判。談判一開始,日本陸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衛,“我以為,要在中國建立新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須爭取到重慶方面的要人和軍隊的多數。您對此一定有相當的把握,如果能聽到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實為榮幸”。

汪精衛降日投敵,建立傀儡政權。

1939年1月1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臨時會議一致決議,開除汪精衛的國民黨黨籍和一切公職。3月,汪兆銘和他身邊的人在河內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將汪營救,5月8日汪抵上海。

1940年3月30日在金陵組建日本扶持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汪精衛政權,取消華北的王克敏和長江下遊的梁鴻志政權。汪任行政院長兼國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

1943年汪精衛曾經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名義,參與由日本主導的大東亞會議。年底,汪精衛的健康惡化,1944年3月赴日治療。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今名古屋大學)醫院。11月23日遵其遺願,歸葬國民黨總理孫文之側,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然而,根據很多歷史學家的研究,其實汪精衛最終還是死于戴笠之手。首先是根據前軍統人員池步洲的回憶,汪精衛並非死于日本,也並非因病不治而死,而是被國民黨軍統局的特工奉命毒殺,死于上海虹橋醫院病室內。

原來,1944年,汪精衛舊傷加重,隻好飛往日本治療傷病,經日本名醫小黑親自動手術,安全地取出了那顆在身體裏待了近十年的子彈。此後汪精衛不顧身體虛弱,就急忙乘飛機返回上海,住在虹橋醫院。戴笠得知訊息後,立即派人潛入虹橋醫院,買通醫生、護士,每次給汪精衛送葯的時候,秘密摻進適量無色無味的慢性毒葯。到了同年11月,汪精衛終于毒發死去。

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輯出版的《抗戰風雲錄》中,也刊出這樣的文章:戴笠買通虹橋醫院某護士,每日在汪精衛吃的葯中摻入一點玻璃粉,最終將其毒死在虹橋醫院。1983年9月16日,香港《廣角鏡》第一、二、三期刊載的霍實子著的《太平洋戰爭時期幾樁史實的大揭露》一文中,也認為汪精衛不是病死日本,而是被國民黨毒死在上海虹橋醫院。

被刺經歷

與溥儀的恩怨情仇

1935年這一年,汪精衛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年屆52歲,已是暮年。《時代》封面選用了汪精衛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臉上雖透出幹練,但神情略顯疲憊。曾以風度翩翩而著稱的汪精衛,傳奇的風採不復存在。汪精衛隻不過是歷史漩渦中的“鯨須”。

汪精衛與1934年成為《時代》封面人物的溥儀有一種特殊聯系。1910年,參加孫中山同盟會的汪精衛來到北京,圖謀刺殺溥儀的父親、清王朝攝政王載灃,以表現革命者勇氣,喚醒民眾。當年,27歲的汪精衛英姿勃發,雖然因暗殺失利而身陷大獄,卻因此天下聞名。“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汪精衛在獄中的這一曲引吭高歌,其浩然正氣令很多人為之欽佩,為之仰望。這一年是宣統二年,皇帝溥儀剛剛4歲,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過“汪精衛”或“汪兆銘”(編者註:汪精衛的本名)。

青年 汪精衛青年 汪精衛

然而,1940年,在日本的扶植下,汪精衛在南京宣布成立另一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就任政府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行政院院長,擁有自己的行政系統、軍隊、外交等,一方面與移都重慶的國民政府及老對手蔣介石分庭抗禮,另一方面與東北的“大滿洲帝國”遙相呼應。之後,汪精衛甚至還親自到長春訪問,在日本軍隊的刀光劍影中與溥儀握手言歡。

“既生蔣,何生汪”

1935年時,任何人,包括汪精衛本人,都還不可能預想到他後來的變化。

這一年,政治地位僅次于蔣介石的汪精衛,站在歷史漩渦之中。自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變以來,是汪精衛而非蔣介石在前台負責處理中日外交關系——是戰?是和?如何戰?如何和?

汪精衛與蔣介石算得上是政壇冤家對頭。1927年之前,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資歷與名望,以及與孫中山的個人關系,都超過蔣介石。1925年孫中山病危時,正是由汪精衛代筆起草了著名的《總理遺囑》,這更增加了汪精衛的政治資本。後來,盡管蔣介石借北伐戰爭擴大自己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威望,一躍而成為國民黨的第一巨頭,令汪精衛不得不屈居其後。但從1927年起,汪精衛仍一直是蔣介石在黨內的最大競爭對手,曾兩次與其他反蔣力量聯手迫使蔣宣布下野。幾年來,他們在刀光劍影中一路走來,忽而聯手,忽而分裂,忽而刀刃相見,忽而彈冠同慶。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們才開始有了一段相對穩定的合作期。或許,屈居第二一直是籠罩在汪精衛心中的陰影,不過,即便有“既生蔣,何生汪”的感嘆,在嚴峻的現實面前,他當然也隻能暫時擱置于一旁。

汪精衛汪精衛

關于蔣介石、汪精衛兩人之間的歷史恩怨與合作,遠非三言兩語可以講述清楚。與他們兩人都很熟悉但更偏愛汪精衛的陳公博的一番話,倒是寫得有趣,不妨作為參考:汪蔣之無法合作,實在有種種原因,第一,他們兩個人的個性本來就不同,一個愛說話,一個愛緘默;一個感應很快,一個城府很深。兩個人雖然共負大責,而蔣先生對于一切機密都不願竭誠討論。國家大事本來應該和衷共濟的,什麽才是“和衷”,基本條件當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裏“和”起,“濟”又由哪裏“共”起?第二,他們兩位先生表面雖然客客氣氣,而暗中還在爭領袖。在汪先生方面,他以為在黨國,有歷史,有地位,有勛勞,除了孫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不過他老先生是謙抑為懷的,他不願當正式的領袖,同時他也不願他人做正式的領袖。蔣先生則不然了,他出身是軍人,對于名位很是看重的,他不但要做實際的領袖,還要做名義的領袖,一天沒有達到其登大寶的願望,他就不甘心。他們的性情和脾氣根本相異如此,“合作”兩個字真是無從提起(《苦笑錄》,第210頁)。

有意思的是,《時代》在描述汪精衛的政治經歷時,他被比喻為鯨魚的胡須——容易彎曲,也能予以反擊。“上周,急欲了解南京政府意圖的中國人,可以從研究汪頗像鯨魚的須子一般的經歷中得出結論。他總是容易彎曲,但也總會予以反擊。”于是,“鯨須汪”成了他的代稱。

被暗殺的暗殺者

《時代》選擇汪精衛為封面人物時,註意到了他對日態度的前後變化:正是這位汪先生在1932年說過:“哪怕日本可能派來100萬軍隊,他們也會發現不可能征服中國……中日之間沒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談判!”而現在卻是他本人來與日本使節直接談判,他在1935年說的話則是:“我們將盡量與日本一起緩和遠東的經濟緊張局面。”(《時代》,1935年3月18日)

《時代》說得不錯。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介石被迫下野,汪精衛主政,他一改蔣介石、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政策,以積極主張抗戰而著稱。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與日本侵略軍展開浴血奮戰的十九路軍,即親汪精衛的粵系部隊主力。1932年8月6日,汪精衛請求辭去行政院院長一職,同時又致電張學良,指責其“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8月8日,汪精衛再度請辭,並指責張學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繳稅收,又不許中央過問兵額,卻屢屢來電催餉。然而,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敗和主政挫折之後,曾經主張積極抗戰的汪精衛,完全改變了立場,成了堅決的“主和派”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擠壓下,他的“鯨須”完全彎曲了,似乎再也無法舒展開來施以還擊。主和——這可能是汪精衛與蔣介石當時在外交上採取的比較一致的立場,但他先後態度的明顯轉變,他所處的在第一線負責外交的位置,使他在某種程度上更容易招致國民黨內主戰派和情緒激昂的中國民眾的抨擊與討伐。

汪精衛汪精衛

當1935年來臨時,主和的汪精衛似乎看到了實現與日本休戰的希望。剛剛過去的1934年,雖然日本的挑釁依然不斷,但沒有發生大的戰事,日本侵略的腳步也一下子停了下來。顯然,汪精衛嘗試在1935年以向日本妥協、和談來創造新的歷史。于是,在《時代》于3月18日選擇汪精衛作為封面人物時,中日關系是否緩和、如何進展,成為最重要的新聞背景。

站在外交前台的汪精衛的“鯨須”,徹底彎曲了。彎曲了的“鯨須汪”成了眾矢之的。1935年7月,國民政府監察院對汪精衛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彈劾。汪精衛于8月8日提出辭職,但被蔣介石挽留。繼續主政的汪精衛,卻再也無法避免萬民聲討的命運。

他被刺殺的一天終于到了。

“暗殺的原因”——這是1935年3月《時代》講述汪精衛1910年嘗試行刺攝政王載灃故事時所用的小標題。然而,剛被他們選為封面人物、被他們描述得盡善盡美的“鯨須汪”,8個月後,就因為他的對日妥協政策而被人刺殺——時間:1935年11月1日;地點:南京總統府大禮堂。

不過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汪精衛和蔣介石被認為是賣國主謀,激進的愛國者們把兩人列為暗殺的對象。1935年11月1日至6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後中央委員合影照相時,大禮堂裏的秩序比較混亂。于是,多疑的蔣介石臨時決定不參加合影,返回會議廳休息室。汪精衛見蔣介石遲遲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蔣說:“今天秩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場。”汪精衛說:“各中委已佇立良久,專候蔣先生,如我再不參加,將不能收場,怎麽能行,我一定要去。”攝影剛完,愛國軍人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向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發三槍,一彈射進左眼外角下顴骨,一彈從後貫通左臂,一彈從後背射進第六、七胸脊柱骨旁(《真實的汪精衛》)。

汪精衛 胡漢民汪精衛 胡漢民

行刺者成了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漢奸。歷史名聲前後如此懸殊,在20世紀的中國,有哪位能超過他?歷史的不可知性與無情變化,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在汪精衛身上呈現著。

孫鳳鳴1935年的刺殺行動,雖未使汪精衛當即喪命,但那顆未取出的子彈,最終還是導致了汪的死亡。前往日本就醫的汪精衛,1944年11月10日在名古屋不治身亡。而中國的抗日戰爭,則在不到一年後取得勝利。

“鯨須汪”61年的人生,就這樣結束了。

政變原因

汪精衛從革命者轉變為漢奸的原因主要有幾條:

(一)汪精衛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戰初期,中國在日本凌厲的軍事打擊下大片淪陷國土,人民被大量屠殺,軍隊更是被成建製的殲滅或擊潰。必須承認,當時的日本在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戰爭準備等幾乎所有領域都比中國強很多。

日本自認為強大很不把中國放在眼裏,公然發出了“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叫囂。同時在國際上,“不堪一擊,很快屈服”也是列強對于中國抗戰前途的共識。

汪精衛出逃之前對抗戰是持悲觀態度。他認為“抗戰必敗,抗戰必亡”。他根本沒認識中國人民蘊藏的巨大潛能。

(二)汪精衛認識不到日本侵華的性質和目的

汪出逃河內後,曾發出過全國通電(即艷電)。在通電中汪精衛認為:“日本對于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

至于日本到底對中國有無野心,到底是不是我們的兄弟之邦(至少在當時),大家都有了解,就不詳述了。

汪精衛汪精衛

(三)日本的誘降

日本出于對中國的野心,幾乎中國所有政治勢力都被日本下過功夫。

當時中國的政治勢力主要是這麽幾家:國民黨也就是當權派,領袖人物就是汪蔣等;滿清的遺老遺少,立偽滿的皇帝是日本情報機關的偉大勝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遺老們,主要對象是吳佩孚唐紹儀,但最後他們吳佩孚拒絕後就莫名其妙的死亡,唐紹儀是在答應與日本合作後被愛國青年刺殺。華北偽政權的王克敏,南京偽維新政權的梁鴻志也是北洋餘孽,但他們跟汪精衛比,也就是“小字輩”。最後他們還是被緊密團結在以汪主席為核心的偽民國政府裏了;地方實力派:閻錫山,龍雲,張發奎,陳濟棠等。工作雖做了不少,但最後他們的抗戰決心和抗戰貢獻都很大;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裏投降的有,抗戰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誘降了汪精衛。

七七事變後關東軍系統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陸相。當時板垣手下有兩員大將,一個是影佐禎昭;一個就是今井武夫。這兩人對中國政治人物的誘降主張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禎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衛的路線;今井武夫卻想直接和蔣介石談和。他認為:從清朝開始,中日之間所有戰爭或爭端最後的解決方式都是中國的“委曲求全”,現在日本對中國的打擊在歷史上是最大,中國面臨的危機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經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國全民抗戰的領袖蔣介石也來個扭轉乾坤……當汪精衛在南京和日本“共商國是”的時候,“桐工作”正在香港進行。蔣認為要利用日本的心理,不妨跟日本工作工作,一來打擊汪精衛在南京的“和平”運動,二來對日本軍部的戰略有個了解。了解日本軍隊的意圖就等于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圖。因為日本“二二六”事變後,政府的內閣陸相一定由日軍現役人員擔任。不管是誰來組閣,隻要你的政策不合軍隊的意,那麽就不給你推薦陸相人選,內閣五相缺了一個,您還怎麽組閣?所以當時日本軍隊對政壇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

汪精衛汪精衛

日本的和平運動不可能真是打算“從中國撤軍”;“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日中經濟互相提攜”。這對于中國是天大好事,對日本反是不好的。真這麽好的話,日本政府應該直接走外交途徑,開個什麽會然後來個公報:日本放棄一切在華特權。真這樣的話,中國人民起碼到現在都會對日本感恩戴德。難道為中國好要搞出個9.18事變,為中國好要搞出滿洲國,南京大屠殺中被殘酷殺害的30萬同胞全是因為不明白日本的好心吧?日軍來中國到底是幹什麽來了?這些小孩子都能明白的道理,汪精衛為什麽不明白。如果真的不明白,算是先總理瞎眼了,算是汪精衛傻到與虎謀皮。但正常分析,這樣政治上幼稚的傻瓜怎麽能曾是孫中山的得力助手又怎麽能是黨國高級領導人之一呢?恐怕是別有隱情吧!

汪精衛中了鬼子“圈套”後,日本是一點面子都不給汪留。你汪主席以民國正統自居,偏要你在青天白日旗下面加個黃條(上書“和平反共救國”)。你汪主席以先總理忠實信徒為自豪,偏偏不讓你提什麽“三民主義”。汪主席追求“民族的獨立與自決”,偏偏日本在各級偽政府內部派一大堆“顧問”。

1939年初,汪精衛和他身邊的人在河內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將汪營救至上海。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組建日本扶持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汪精衛政權,取消華北的王克敏和長江下遊的梁鴻志的傀儡政權。汪任傀儡政府的行政院長兼國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

1943年汪精衛曾經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名義,參與由日本主導的大東亞會議。年底,汪精衛的健康惡化,

1944年3月赴日治療;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今名古屋大學)醫院;11月23日遵其遺願歸葬國民黨總理孫文之側,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主要著作

《菊》

菊以隱逸稱,殆未得其似,志潔而行芳,靈均差可擬。

汪精衛

生也不逢時,落葉滿天地。枝弱不勝花,凜凜中有恃。

繁霜作鍛練,侵曉色逾美。忍寒向西風,略見平生志。

一花經九秋,未肯便憔悴;殘英在枝頭,抱香終王墜。

寒梅初破萼,已值堅冰志;相逢應一笑,異代有同契。

《被逮口佔》

銜石成痴絕,滄波萬裏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詫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餘在北京獄中聞展堂死事,為詩哭之,才成三首,復聞展堂未死,遂輟作》

馬革平生志,君今幸已酬。卻憐二人血,不作一時流。

汪精衛

忽忽餘生恨,茫茫死後憂。難禁十年事,潮上寸心頭。

落落初相見,無言意已移。弦韋常互佩,膠漆不曾離。

杜鑱朝攜處,韓檠夜對時。歲寒樂相共,情意勝連枝。

日日中原事,傷心不忍聞。賦懷徒落落,過眼總紛紛。

蝙蝠悲名士,蜉蝣嘆合群。故園記同眺,愁絕萬重雲。

《自嘲》

心宇將滅萬事休,天涯無處不怨尤。縱有先輩嘗炎涼,諒無後人續春秋

《北宮丸上作》

臥聽鍾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舵樓欹仄風仍惡,燈塔微茫半月陰。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嘆,檢點生平未盡心。

《見人析車輪為薪,為作此歌》  

年年顛蹶南山路,不向崎嶇嘆勞苦。隻今困頓塵埃間,倔強依然耐刀斧。

輪兮輪兮生非徂徠新甫之良材,莫辭一旦為寒灰。 君看擲向紅爐中,火光如血搖熊熊。待得蒸騰薦新稻,要使蒼生同一飽。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餘在北京獄中,偶聞獄卒道一二,未能詳也,詩以寄感》

欲將詩思亂閒愁,卻惹茫茫感不收。九死形骸慚放浪,十年師友負綢繆。

汪精衛汪精衛

殘燈難續寒更夢,歸雁空隨欲斷眸。最是月明鄰笛起,伶俜吟影淡于秋。

珠江難覓一雙魚,永夜愁人慘不舒。南浦離懷雖易遣,楓林噩夢漫全虛。

鵑魂若化知何處,馬革能酬愧不如。凄絕昨宵燈影裏,故人顏色漸模糊。

《挫骨揚灰辭》

我今挫其骨,又復揚其灰。一生被爾誤,一恨何如茲!對鏡照端倪,原來皮相暫存之。眼中生萬象,受思判雲泥。足下世間路,骨生血肉肌。 春來榮萬物,秋去枯于斯。此物原來非不朽,亦隨形態轉輪司。春秋榮枯異,生死換他衣。是衣敝矣皆可棄,萌新敝舊實相欺。衣中著豎子,豎子被爾誤成痴!衣中著道義,所欲隨心子仲尼!堪笑此衣吾假耳,卻不知此物本可相剝離!我來之時赤裸裸,今亦不願掛一絲。著衣已久矣!每不能合于寒暑變相移。吾二自然矣!隻緣貪戀此囊皮。此皮無甚好,我意已覺知。奪此世間器,還他清凈枝。是以揚灰挫其骨,是以滅跡毀其屍。    

家庭成員

汪兆銘與陳璧君夫婦育有6名子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他5名為:​

汪精衛

長子汪文晉,1913年生于法國。

長女汪文惺,1915年生于法國,現住紐約。

次女汪文彬,1920年出生,在印尼當修女。

三女汪文恂,1922年生于廣州,2002年病故于香港

次子汪文悌,1928年出生,1946年以漢奸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月,緩刑五年。

死因墓地

汪精衛雖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說法。一說10年前汪精衛被鐵血鋤奸團成員刺殺受傷,子彈深陷體內,無法取出,鉛毒逐漸擴散,終至葯石罔效。日本作家上阪冬子訪問汪氏子女後寫的書支持病死之說。一說是其妻陳璧君相信中醫,貼了中葯膏葯,卻促使鉛毒擴散全身,才造成汪精衛病死。另一說則是汪精衛遭日本軍下毒謀殺,但被汪精衛長女汪文惺、女婿何文傑斷然否認。何文傑表示汪精衛患的是“多發性脊骨瘤腫”。

中國戰勝後,1946年1月21日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奉命將汪墳炸毀,開啟棺木時,見汪精衛的屍體上覆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由于使用過防腐劑,屍體尚未腐爛,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禮服,頭戴禮帽。1994年墓地原址建造了一個汪精衛跪像,1997年拆除。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紹興市市區挖出一個汪精衛跪像,上刻有“汪逆精衛”四字。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在全國人民的一片呼聲中,南京人民對汪精衛的墳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滿,紛紛要求鏟除。蔣介石在輿論的壓力下,派何應欽扒掉此墓。其棺木和屍體被運往清涼山火葬場徹底焚化。

而當他身處異地,臨死前曾說過:“我要回去中國......”

歷史評價

汪精衛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時滿腔熱血,以推翻腐敗的滿清為己志,行刺攝政王載灃。

孫中山逝世後,西山會議派嘗試在國民黨內除去共產黨的勢力,後來蔣中正武力清黨,欲徹底鏟除共產黨人,汪精衛卻堅持孫中山的聯俄容共和平路線,造成了寧漢分裂。而當共產黨人開始武裝反抗之際,汪精衛亦即當機立斷進行掃蕩。由這些作為,有一些人認為顯示汪精衛有某種「尚和平,顧大局」的思想哲學;亦有人認為,這顯示了汪精衛的善變性。

辛亥革命的英雄,變成了遺臭萬年的漢奸,變化如此之大。有人為他辯護,說他是寧可委屈自己,也要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見是年青時的滿腔熱血,不能保證以後他不會為個人權力而犧牲整個國家利益。

正面評價

汪精衛的正面評價主要來自于林思雲,他的《真實的汪精衛》一書,替汪精衛做了身後的平反,首先,文中高度贊揚汪的人格,認為他有嚴肅的生活作風,在國民黨任高層時“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官中,都是鮮有人能夠做到的”。其次,汪的行動都比較能貫徹孫中山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議中央軍事委員會不設主席,由7人集體領導;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眾議貫徹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再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汪屬于第一批抗日的主戰派,欲邊作戰邊爭取與日本談判的籌碼,惜苦無軍權;後以雜牌軍力戰不果,于1933年簽訂塘沽協定。這種屈服的原因並不如蔣介石在抗戰前一般為了確保既得利益,事實上汪的權力隻有聲望而沒有軍事基礎,他背上污名對他的政治仕途非常不利。

汪精衛汪精衛

後來,汪在被行刺受重傷後,仍然繼續宣傳和平救國的理念,期間也與日本的主和派接觸並談判講和條件。在一片對日抗爭聲中,林認為“這條主和的路比主張抗戰的路,艱難得多。”此點在汪兆銘離開重慶時給蔣中正的留書中“今後兄為其易,而弟為其難。”一語可見端倪。但本書爭論很大,書中認為在汪統治的日佔區,人民生活能較穩定,而且認為因為汪代表國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沒有再大舉進攻重慶和延安,這都是他的貢獻,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蔣介石站在美國一方,那麽戰後無論同盟國勝利還是軸心國勝利,中國都是戰勝國,那就避免了戰敗國割地賠款的損失,儲存了中國文化的延續,起碼中國還能苟延殘喘。

汪兆銘政權承認了滿洲國,但也以和平交涉的方式逐步取消一些各國在中國的租界,例如1943年3月與日本簽約收回蘇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國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國租界,十月宣布廢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條約》等。

在汪兆銘死後,汪的妻子陳璧君在法庭上為汪的行為辯護:“日寇侵略,領導無力護民,國土淪喪,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鐵蹄下,這是蔣中正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有那一吋國土是汪先生賣去日寇的?重慶統治下的地區,汪先生從未向一將一兵招降。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險,忍辱負重,在敵前為國民生存謀福祉,每天生活在敵人槍口下,這有什麽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與日本人往還。收回淪陷區,如今完璧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抗日名將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說說一句公道話,汪兆銘當了漢奸,卻沒有做積極破壞抗戰的勾當。他投敵後,向與其淵源最深的將領,也未嘗作片紙隻字招降,如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和第五戰區內第十一集團軍司令黃琪翔。大義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製。

負面評價

汪精衛及其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在華的侵略活動起了積極的配合作用。在軍事上,大量策反了國軍(近百萬),尤其是雜牌軍,組織「偽軍」,多次進行清鄉,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難(在林思雲先生的觀點中“日佔區百姓渡過了沒有日軍侵犯騷擾的安穩的一年。”

日佔區的民眾是“安穩的”,那麽其他地區的人民由于汪精衛政府對日本的物資支持恐怕就不得安生了。),汪精衛自兼清鄉委員會主任,打擊其統治區的地下抗日武裝(主要中共遊擊隊),使得日軍可以抽身進行其他戰役。

在經濟上,南京國民政府協助日軍對淪陷區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強迫實施儲藏物資的全面登記,並對棉紗棉布進行強製性收買,以供日軍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精衛在學校推廣與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發動「新國民運動」,從思想上削弱民眾的反日情緒。另外,汪精衛承認滿洲國、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數中國人認為是出賣中國的領土的不可饒恕的嚴重罪行,現在看來就是分裂國家罪。

陳寅恪評價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汪精衛 東條英機汪精衛 東條英機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

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枰勝屬誰。

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

1944年12月17日吳宓到成都存仁醫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療的陳寅恪先生,“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衛詩,命宓錄之,以示公權”。“ 公權”系指史家蕭公權,陳寅恪和吳宓的詩友。《吳宓日記》在記錄此詩時,在詩行間有註,“阜昌”後註:“劉豫為齊帝年號。”“集選中州未肯遺”後註:“元遺山選《中州集》,列入齊曹王劉豫詩。按豫曾為進士。”有了吳宓日記的出版,我們才能明白知道,陳寅恪先生的“阜昌”詩是挽汪精衛的。

從“阜昌”詩中可以看出:陳寅恪先生把汪精衛和南宋偽齊政權的傀儡皇帝劉豫是相提並論的。作為一個精神和情感世界豐富而又深邃的詩人,陳寅恪先生對汪精衛的態度又不是簡單的譴責,這裏面還有惋惜之情,憐才之意。汪精衛的哥哥汪兆鏞罵了汪精衛一輩子,被當時重慶的一些國民黨大員十分贊頌。在這一點上,倒是陳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緒更具史家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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