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代

江戶時代

江戶時代是德川幕府統治日本的年代,時間由1603年創立到1867年的大政奉還。是日本封建統治的最後一個時代。

  • 中文名稱
    日本江戶時代
  • 英文名稱
    Edo age of Japan
  • 所屬洲
    亞洲
  • 首都
    江戶(東京)
  • 主要城市
    江戶,京都,大阪,下關
  • 官方語言
    日語
  • 國家領袖
    德川家康,德川慶喜
  • 主要民族
    和族

簡介  

江戶時代是德川幕府統治日本的年代,時間由1603年創立到1867年的大政奉還。是日本封建統治的最後一個時代。

歷史綜述

     1603年,德川家康被任命為征夷大將軍,在江戶設幕府,至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時,幕府機構大體完備。幕府領地約佔全國土地1/4,其餘由大名(諸侯)領有,稱藩國。將軍是全國最高統治者,下設老中,決定政策,統轄政務,負責控製朝廷、大名與外交;大名是各藩國的統治者,下設家老、年寄等,直接統治人民,擁有領地的行政、司法和年貢征收權等。幕府設巡見使及被稱為目付的監察官監督各藩國,並採取大名參覲交代和大名改易等辦法控製大名,但各藩國仍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形成在德川將軍控製下的各藩國分割統治的政治體製。

德川家康德川家康

17世紀末,由于商品經濟發展,幕藩體製出現危機,表現為幕藩財政困難,農民起義頻繁。為應付危機,幕江戶城(7張)府在18 世紀中葉~19世紀40年代實行改革,但並未奏效。1854年日本開國後,民族危機又加劇了封建製危機。薩摩、長州等西南強藩,在改革派下級武士推動下,逐漸採取與幕府不同的政策,殖民興業,抵抗外敵。在幕末農民起義和薩長等西南強藩為中心的倒幕運動壓力下,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于1867 年末被迫宣布奉還大政。 1867 年12 月9日倒幕派發動王政復古政變,宣布廢除幕府製度。新成立的明治天皇政府經1868 ~1869年的戊辰 戰爭,徹 底打倒幕府勢力。至此,日本的封建幕府政治結束。

社會結構

綜述

江戶時代的禮儀性射箭在德川日本,全體居民都被嚴格的等級製度分為四個階層: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在德川時期之前,這些階層之間曾經有過一些流動,但是,德川將軍為了維護他們的勢力和特權,限製了這些流動。特別是,他們嘗試保護武士階層,使得農民階層不可能成為武士。1586年,豐臣秀吉頒布法令,農民必須在他們的土地上耕作。1587年,他頒布隻有武士才可以佩帶長劍,之後,佩帶長劍成了武士階層的象征。如同經濟狀況的變化那樣,在維護不同階層的嚴格界限上,將軍也不是那麽成功。

武士

武士就是戰士階層。最頂端的就是將軍本身。在他的下面,是大名(藩主),控製著大量土地的地主。大名手下是他們自己聚集的武士,可以在很多方面為他們服務。其中一些是指導教師,一些守衛他的城堡,還有一些組成了他的私人軍隊。另外,在江戶那種大城市裏,武士有各種各樣的職務——幕府中的官員,或者警官。最後,還有浪人,就是沒有主人的武士。他們不用報答主人,同樣也沒有穩定的生活來源。浪人可能會定居在特殊的地方,教授技能或進行其他的工作。不過許多浪人會在鄉下流浪並尋找有酬勞的工作。一些人也會像僱傭兵一樣受僱于出價高的大名。德川時期日本一共有3000萬人,其中大約200萬是武士。

農民

大米是粘合社會各階層的膠水,理所當然是由農民生產的。大米的量度標準是石。一石能供一個人吃一年。在這個時期,日本大米年產量估計是2500萬石。將軍負責分配整個國家的收成。他自己拿了20%,另外把絕大多數都分給了大名。據Charles J. Dunn所說,最強大的大名——日本北部的加賀藩能收到130萬石。在德川日本,超過270個大名能收到至少一萬石。那為農民留下了什麽?這取決于天氣。通常,農民上繳一半以上的大米收成。年成不好的時候,將軍和大名並沒有減少他們的需求,因此農民被迫要用更少的糧食生活。在這個時期,農村的飢荒並不罕見。這樣,雖然農民在社會中是握有特權的——地位僅在武士之下,但他們的生活通常十分艱難。種大米需要大量艱苦的體力勞動,而且到了今天,許多工作都要手工操作。在艱難的時候,農民會無視將軍的禁令搬遷到城市裏從事貿易。當他們父親的土地被長子繼承的時候,很多年輕的兒子也會去經商。

手工業者

很難把手工業者和商人明確的分開,是因為他們的經濟活動經常重疊。比如一個製衣匠可能會賣掉他的產品,他的事業也可以在其他的方向上發展,比如借貸。在德川社會,武士對某些技術有很高的要求,比如造劍,受到了很高的重視。所以,造劍者有很高的地位。在德川日本,常見的技術包括木工、石工、釀造工和塗漆工。

商人

商人,特別是在城市中的那些,變得很富裕,但是處于社會階層的底部。這是由于儒家的觀點:商人不像農民和手工業者那樣生產任何東西。相反,他們賺那些生產勞動力的的錢。但是,因為有錢賺,所以其他階層的,甚至是低級的武士,有時候也願意接受這個較低的地位。此外,如同德川時期發展的那樣,經濟逐漸的從封建向商業轉化,從整體上看,商人可以改善他們的社會地位。在德川日本,貿易通常是一個緩慢而繁重的事業。雖然道路系統規模巨大,而且受到了很好的維護,但將軍為了軍事防御,禁止用車輛進行貿易。這樣,大部分通過陸路的商品是放在馬或人的背上。

其他群體

其他幾個群體存在于這個階級體系之外,包括演員,僧侶和屠夫。在某些方面,既然它處于組成日本社會的嚴格的階級體系之外,它的成員就有一定的自由度。不過,這個體系有充分的生活保障和生計,所以生活在體系之外也有不利之處。屠夫是被驅逐者——強迫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團體中,並要避開日本社會的其他成員。他們的地位如此之低是因為他們的工作與死有關:他們處理動物的屍體,鞣獸皮並製革。屠夫面對著大量的宗教中不吉利的東西。日本人受到佛教徒的影響,一般都是食素者,禁止殺生。在神道教中,與死相接觸需要齋戒。在現代日本,仍然堅持區別屠夫。屠夫家庭的名單在社會中秘密的散播。保守的日本家庭為了防止兒子或女兒與一個屠夫世家結婚,都會參考這樣的名單。

經濟發展

江戶時代的早期玩偶江戶時代的經濟製度是一種封建的小農經濟。16世紀末,日本人口的80%以上為農民。基本的生產關系為各藩領主直接控製廣大農民,農民為領主耕種一塊世襲土地,並交納一定量的實物地租和貢米。這種被稱為“本百姓”的自耕農,是德川幕府時代幕藩體製的主要經濟基礎。

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賴農民的年貢。因此為保證大米等糧食的供應充足,幕府千方百計提高對土地產量的剝削,不斷地變換租稅收取製度,提高農民上稅的份額,對農民的搜刮幾乎到了使農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為防止農民從土地上流失,嚴禁土地的永世買賣。同時為了防止農村生產、生活的商業化,1650(慶安三)年,幕府向全國農民發布《慶安告諭》,禁種經濟作物,提倡節約。並通過改革幣製、強製捐獻、壟斷專賣等形式壓抑商品經濟的發展。

盡管如此,商品經濟還是在農村出現了,農村的生產力程度由于生產工具的改造以及栽培技術的提高而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一部分農民開始有了年貢之外的剩餘產品。這為商品經濟在農村的發展與城市的繁榮創造了條件。一部分富裕起來的富農、地主僱傭貧僱農進行土地的耕種,同時在農村開設手工作坊,進行商品的經營,牟取更大的利益。鄉村商人統包農民的農產品及手工產品,銷往外地。同時城市商人也把目光投向農村,他們向農村收購產品,牟取利潤。封建領主出于生活與財政的需要,也不得不鼓勵農民進行一些經濟作物的生產,農業生產日益商品化。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產生了農業特產區,如棉花生產集中在畿內和東海地區,養蠶集中于關東和東山地區,大豆盛產于本州東北地區。這樣的地區性特色農業為農產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契機。米、棉、油等農產品除了上交部分外,剩餘部分都作為商品出售。自然經濟逐漸受到沖擊。

農村經濟作物的生產,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從17世紀末開始,農村手工業成為手工業發展的顯著特點。農產品的商品化,使農村卷入商品經濟的漩渦。上交給幕藩的租貢和農民的剩餘品都向貨幣趨勢發展。17世紀後半期開始,為解決復雜的財政生活需要,各幕藩開始實行初期專賣製,並開始經營地方性特色手工業。一部分農民在商業活動中獨立出來,成為新興的階層。經過商人的活動與幕藩的經營,各地手工業也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和自己的特色。手工業的主要產地有:京都西陣、九州博多的絲織業,大阪附近的棉織業,越前、美濃的造紙業,灘、池田、伊丹的釀酒業等等。

由于各產業的發達與“參觀交代”製度的影響,交通的建設也如火如荼。形成了以江戶為中心的呈反射狀的交通要道。沿海岸到京都的東海道、經信濃到京都的中山道、通往甲州(今山梨縣)的甲州街道、去往奧州(今東北地區)的奧州街道與通往日光的日光街道被稱為當時的“五街道”。由于運送大米與物質的商船的增加,航運事業也逐漸發達起來。

隨著各產業的發達,城市的發展進一步繁榮。為削弱各地大名的反抗力量,1615年幕府下令摧毀除藩主居住地以外所有地方的城堡,保持“一國一城”。幕藩的領主將武士聚集到城堡周圍,並召集手工業者、商人也聚集到這裏,形成“城下町”,在“城下町”的基礎上慢慢發展了城市的規模。到17世紀末,全國上下已有城市300餘座。其中江戶、大坂、京都是全國最大的城市。以江戶為例,不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經濟文化的中心。據1693年的調查,江戶各階層的人口總數有100餘萬,超過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倫敦。大坂為當時商業的中心,有“天下的廚房”的美譽,江戶時代在這裏形成了全國市場的中心,活躍在城市的町人與進出大坂的商人使大坂成為當時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口也僅次于江戶。另一個繁華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紀初城內外人口達到36萬左右。

城市的興盛使商業更加繁榮。為保證商業的利益,批發商門組成同業公會,不斷地積蓄起財富,出現了大坂鴻池、江戶三井等大商人。

資本主義因素與生產關系的變化

德川中期以後商品經濟得到了極大發展,全國形成了以大坂、江戶、京都為中心的商品經濟圈。江戶是最大的全國消費市場。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商船滿載大米、酒類、鹽、手工製品在江戶港停泊。這些產品除了一部分為上交給幕府與藩主的租賦外,一半以上為進入江戶流通市場的商品。以大米為例,送到江戶的商品大米由米批發商賣給銷售商,經“舂米屋”加工後直接送往市場銷售,在嘉永(1848-1853)年間,僅江戶城就有這樣的“舂米屋”2700餘間。

在大坂,于1697(元祿十)年,開設了堂島大米市場,1730年,堂島米會所成立,下設“正米商內”與“帳合米商內”。“正米商內”負責米券的發放,“ 帳合米商內”則進行相當于期貨交易的證券買賣活動。每年有100萬石以上來自畿內、九州、四國甚至東北的大米集中在被稱為“藏屋敷”的倉庫中,米商用購買的“米切手”(米券)兌換大米運往大坂堂島米市場進行銷售。

除了大米之外,酒的市場也在形成。幕府為穩定米價,曾于1754年下令解除對造酒業的限製,兵庫縣灘地方、攝津的伊丹、池田都成為著名的酒產地,興盛的酒製造業還吸引周邊百姓參加勞動。另外,鹽的產地主要是瀨戶內海沿岸諸國。17世紀,這裏出產的鹽佔全國鹽市場的九成以上。

由于城鄉分工擴大,商品生產的流通、合作性日益加強。例如秋田的棉紡織業,其原料就來自藩外的大坂。這種生產方式打破了藩與藩的界限,使商品生產的市場日益擴大。

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把農民卷入了商品生產的環流。農村不僅僅是商品原料的提供地,同時也成為簡單加工業的工廠。商人會向農民統購一定的手工產品,支付有限的加工費;地主富農開設手工作坊,僱傭農民進行生產等等,都是這一變化的體現。

這樣,全國各地各地都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市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逐漸出現。

19世紀初,出現了由許多工人分工製造同一產品的手工業工場。在農村,地主富農開設釀酒、醬油等手工作坊,僱傭農民進行生產。也有的商人提供原材料和生產工具如棉紗、織機等,組織勞動力生產商品。而在城市,手工工場的數量和規模都達到了相當大的程度。江戶時代上層社會穿著的華貴衣物和市民們消費的布料大多出自京都西陣的手工業工場。工場除了平織機之外,還擁有可以織出復雜花紋的“高織機”。西陣的絲織工場在18世紀達到極大的規模。1730年6月京都西陣織造工場遭受大火,損失織機3012台,而這個數位隻是全部織機的一半,恢復後的工場,織機數量仍然達到2500餘台,可見當時西陣織造工場實力之強。除了釀酒、絲織,其他行業也相繼出現了手工工場。

商品經濟沖擊著封建領主經濟結構,促進了生產關系和農村的階級變化。首先,出現了一大批豪商,他們利用商品經營中獲取的利潤,投資于土地墾殖和河川治理,成為擁有商品、錢庄河大量土地的商人兼地主。他們把資本轉化為土地,再通過租佃關系剝削農民,轉過來又用地租投入商業活動;其次,農民中也發生了分化,大批小農失去土地,淪為租佃農。小農的破產,從根本上動搖了幕藩體製。正是這種生產和階級關系的變化,推動了推翻幕府,建立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新政府的活動。

海外貿易發展

日本江戶時代的太刀德川家康時,積極與越南、呂宋等地進行貿易,與中國和葡萄牙商人等等競爭,他確立持有朱印狀者才能準予貿易的朱印船製度,據說豐臣秀吉時代就有朱印狀,德川時代加以延續,狀上會附上詳細的航行目的地,以及幕府批準的準確日期,右上角則蓋有將軍的紅色官印。日本西南的外樣大名與有勢力的商人便在德川家光下令鎖國之前,航行著朱印船往來東南亞、台灣、馬尼拉之間。江戶幕府鎖國政策確立以後,限製朱印船海外貿易,1635年在尋求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停止朱印船航行,並廢止朱印狀製度。

教育發展

江戶時代的學校大玫分作下列五種:

幕府直轄學校:如昌平學門所,以武士為對象,帶有強製性

藩學:同樣以武士為對象,規模參照幕府學校,以教授儒學、漢詩、漢文、兵學及經濟為主,直至幕末時候約有二百餘所;著名者有會津藩日新館、米澤藩興讓館、熊本藩時習館及水戶藩弘道館

鄉學:幕府及藩主在鄉村興辦,以教育士庶子弟為主

私塾:約一千五百間,由著名學者建立,入學者多是慕名而來

寺子屋:提供類似現代的國小教育,學童年齡大都是六至十多歲,以訓練讀、寫及算盤為主

江戶時代的人們教育水準是在中古型態的國家中出奇地高的,當時的男性大部分皆識字,女子識字率也較高,一是因為私塾和寺子屋沒有特定收費,富人可繳交銀兩作學費,即使出身寒微,如一般農家也可交以少量農作土產作學費,學費的相較便宜令多數人皆有機會受教,其二隨著商業化,人流物流增加,生活技藝的提高也迫使人們必須識字以維持生計,故當日之日本社會的教育水準是頗高的。

文化發展

哲學思想

儒學發展到宋朝,經程頤、程顥及朱熹的發展,形成了儒學發展的新階段——宋學。宋學最初作為禪僧的學問被帶入日本,16世紀開始形成學派並逐漸影響到幕府政治。

朱熹的理論側重于倫理道德的“大義名分”思想,極符合剛剛建立起統治的江戶幕府的政治需要。因此朱子學逐漸受到統治階層的重視。

日本朱子學的代表人物當推藤原惺窩與林羅山。藤原惺窩由禪僧轉向儒學,繼而用朱子學的理論對佛教發動進攻,為朱子學在日本思想領域的地位作了開創性的努力。而真正使朱子學成為統治思想的是藤原惺窩的弟子林羅山。林羅山也脫胎于禪僧,同樣由批判佛教走向朱子學。同時他積極地參與政治,曾歷侍4代將軍,幫助幕府製定律令,起草檔案。在他的努力下,幕府將朱子學定為官方意識形態,並將其推廣到民間。幕府資助林羅山在各地開設專門講授朱子學的學堂,各地也出現了被指定教授朱子學的藩校。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時期,幕府建立了直屬幕府的昌平黌,大學頭的職位由林家世襲。

朱子學在以後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分裂成兩派。一派是山崎闇齋為代表的海南派,帶有濃重的國粹主義傾向;另一派是以貝原益軒為代表的關西派,強調朱子的“窮理”理論,具有唯物主義的傾向。

陽明學傳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室町時代的了庵桂悟。史料表明他與王陽明曾有過接觸。但他的思想上並未體現陽明學的系統理論。陽明學真正在日本興起,始于中江藤樹。中江原是朱子學的追隨者,隨著學問的深入,他逐漸感覺到朱子學過分拘泥于外在形式,有漂浮不實的感覺。在接觸陽明學後,深感“格物致知”理論的深刻,遂傾倒于陽明學。

中江藤樹之後,其弟子熊澤蕃三進一步發展了陽明學。熊澤蕃三通過與藩主、大名的接觸,將陽明學傳播到上層社會。但由于朱子學的強大壓力,陽明學未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展開。熊澤蕃三之後,日本陽明學一度沉寂。直到江戶後期,陽明學又出現復甦,它的鼓勵實踐的精神,鼓舞了一批日本社會的革命家。如大鹽中齋(大鹽平八郎),吉田松陰等,都是用陽明學作為武器對現實體製展開批判和鬥爭的。

陽明學還影響了一批後來明治維新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如高杉晉作、西鄉隆盛等。

朱子學在江戶時代被樹立“官學”地位的同時,也招致其他學派的懷疑和反對。在反對朱子學的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新的儒家學派。日本的古學派借用復古漢學的口號,從朱子學派中脫離出來。

古學派的創始人是山鹿素行。他提出朱子學與陽明學都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要恢復真正的儒學,必先追蹤孔孟經典,鑽研先秦儒學。山鹿素行于1665年撰寫了《聖教要錄》,批判朱子學和陽明學對儒學的曲解,遭到幕府的流放。

另一名古學派的代表人物是伊藤仁齋,他也站在反對朱子學的立場上,高喊復古口號,編撰《論語古義》7卷,主張以“人情”而非政治手段來樹立道德。伊藤建立的這一學派被稱為“古義學派”。

荻生徂徠也是古學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文學方面提倡“古文辭”,主張在本國文的基礎上,吸收和摹擬先秦隋唐詩文,反對宋代文風。同時,他將這一文學原則貫穿到自己的政治理論與道德觀上,大力推崇“先王之道”,反對朱子學。面對陷入重重困境的幕府統治,他提出幕府統治者應負起恢復古代良風美俗的責任,自上而下地改革“禮樂刑政”,為此必須研究古典文辭,學習“先王”製定的典章製度。

古學派代表人物的觀點雖略有不同,但他們都主張返回古典,並企圖從古典中尋找到對當時的現實生活有用的智慧,即回歸到“經世之學”與實用之學上來。

18世紀以後,在儒家學問的重重包圍中,出現了一支主張回歸日本古典,從本國文化中尋覓“大和精神”的“國學”潮流。它經過契沖、荷田春滿、賀茂真淵的努力,到本居宣長集大成,確立了國學派的地位。

契沖通過對《萬葉集》與古代假名的深入探討,總結出了國學的研究方法。主張應著眼于古典中的自然情感,從比考據對象更早的文獻進行精密的實證。伏見稻荷神社的神官荷田春滿繼承這一研究方法,立足于日本古典的研究,致力于將日本傳統神道從儒學、佛教中分離出來的活動。而賀茂真淵則吸收了契沖主情主義的文學論與荷田春滿的神道論,力求從古語古句中發現“古道”,並主張從儒學的合理主義出發尋求人的內心的解放。

國學在本居宣長時期集大成。本居宣長出身于棉花商人之家,青年時期深受契沖與賀茂真淵的影響,埋頭研究《古事記》、《源氏物語》、和歌等等。文學上,他主張摒棄儒學道德觀控製下的文學觀,重視人的自然情感的流露,提出著名的“物哀”概念。統治論方面,強調日本乃天照大神之子孫,隻要遵守神道,即使沒有佛教和儒學,日本也可保持天下太平,皇統無窮。關于政治改革,他主張恢復“古道”,以古人之治挽救今日之危機。

本居宣長之後的平田篤胤更是大力提倡復古神道和純粹國學,在幕末動蕩的社會背景下具有極大的煽動性。

國學者提出的理論大多有著尊皇、復古的國粹主義傾向,這也為幕末培養了一批尊王攘夷運動的活動家。

町人思想

町人思想的發展與成熟是以工商業者的經濟成長為背景的。就整個江戶時代而言,人們生活在等級製度的社會中,在四個等級身份中,“商”的地位是最低的。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元祿(1688-1704)時代,商人在經濟上的實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在田沼意次的年代,商品經濟超越了舊有的農村自然經濟,工商業者階級的實力終于超過武士階級,這與他們當時的地位顯然是不相稱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代表町人意志,努力為町人爭取社會地位的思想家、文學家出現,產生出別具一格的町人思想。

町人思想的首要任務是否定封建社會的尊卑觀念,否定等級身份製度。他們首先從全人類的角度,提出人皆為天地子孫,本沒有貴賤上下之分,主張“武士不為貴,商人亦不賤”。其次,對于商人的社會作用的肯定是町人思想的又一特征。心學的創始人石田梅岩就認為商人的行業有助于天下,它不為私利私欲,具有公益的性質,因而不應對商人的行業產生偏見,商人的利益也是正當的。學者西川如見在《町人囊》中指出,商人雖位居四民之末,但它具有滋潤萬物的作用,對貴族社會也是有用的。儒學者荻生徂徠也說:“商者互通有無,助于世人”。町人思想的另一表現是努力追求與武士階級的平等。提出商人對國家的貢獻猶如武士對君主的效忠,商人的營利猶如武士的受祿。這一思想還表現在文藝作品中對武士階層的輕視。商人出身的町人文學家井原西鶴在他的作品中就多處表示對武士階層的輕視與諷刺。

町人文化

江戶時期町人思想的成長為提高商人在社會上的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要求平等的思想傾向雖然招致幕府的打擊與壓製,但在其蒸蒸日上的經濟實力的支撐下,町人思想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尤其是在文學藝術方面,創造出了別具一格的町人文化。

俳諧來源于前代連歌之發句,在江戶時代經松永貞德的努力使之脫離連歌,成為迎合庶民口味的短小精悍的詩歌形式。俳諧的風格幽默滑稽,帶有諷刺的意味,因而得名。後來西山宗因將俳諧從和歌、連歌等古典傳統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取材、語言都追求自由的風格,表現城市新興階層町人的真實生活情感。元祿時期,武士出身的松尾芭蕉對俳諧進行改造,使之成為由17個音節組成的短句,並改革俳句的內容與風格,將俳諧從純粹的通俗消遣文學中升華,成為一種雅俗共賞的詩歌藝術形式。

芭蕉的俳句,經過正岡子規的努力推廣,形式被加以固定,成為世界上最短小的詩歌形式,在今天,俳句仍然被廣大人民所喜愛。它成為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

江戶時期在前代“御伽草子”和“假名草子”的基礎上出現了描寫當世人俗風情的新形式小說 “浮世草子”。“浮世”,指現實社會。浮世草子主要以町人生活與情感為描寫對象。17世紀中後期出身于商人家庭的井原西鶴是江戶時期浮世草子作家的傑出代表。

井原西鶴一直以町人的身份與立場關註著人世間的冷暖飢渴,創造出其著名的“好色”文學。《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是其中的代表。他利用俳諧的手法,通過對町人社會男女戀愛故事的描寫,肯定人的欲望與愛情,同時刻畫出等級社會中商人的心理與生活遭遇,被譽為日本社會現實主義的頂峰作家。

井原西鶴的代表作品還有《世間胸算用》、《日本永代藏》、《西鶴諸國話》等。在井原西鶴之後,一大批浮世草子的作家活躍于文壇。著名的作家與作品還有西澤一風的《風流御前義經記》、江島奇磧的《傾世色三味線》、《傾城禁短氣》;上田秋成的《諸道聽耳世間猿》等等。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井原西鶴世情小說的影響。

草雙子是以圖為主的小說體裁,類似于中國的連環畫。它用連續性的繪畫來描述一定的故事情節,配以假名解說。江戶時代,這種通俗易懂的小說形式得到文化教育程度較低的平民百姓的歡迎。

蘭學的發展

江戶幕府作為禁教政策的一環而採取的禁書製度極其嚴格。所謂禁書,就是隻用中文書寫印刷的宣傳基督教教義的書籍。這些書籍禁止傳入,禁止私藏,更不允許貿易。1692年幕府在長崎奉行之下設書物改役一職,專司調查境外傳來的書籍中是否含有基督教的內容,沒有的方可輸入。在整個江戶時代,禁書的書名並沒有公開,了解此事的僅限于負責檢查書籍的官吏及其他一小部分人。關于禁書的種類,以《御禁書目錄》(現藏于長崎縣立圖書館)記載最值得信賴,寬永禁書有32種(一說31種),1685年繼《寰有詮》被視為禁書後,又把《帝京景物略》、《西湖志》等15種列為禁書,其後種類又有所增加。禁書製度的實施,對當時的中日貿易產生了很大影響,但大量被視為不含“邪教”的書籍(其中不乏漢譯洋書)仍暢通無阻,輸入日本。特別是在德川吉宗解除除基督教書之外的洋書及漢譯洋書的輸入禁令後,許多與西方自然科學有關的洋書和漢譯書籍蜂擁而至,隨之學術研究群體也不斷壯大,從而大大豐富了當時的儒教實學和作為技術學和經驗科學的實學的內涵,為近世實學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西籍的傳入

解禁後先後傳入的書籍有《歷算全書》、《新寫譯本歷算全書》、《西洋新法歷書》、《靈台儀象志》、《圜容較義》、《同文算指》、《職方外記》、《交友論》、《三才發秘》、《堅誇瓜集》、《西湖志》、《天學初函》器物篇的《幾何原本》、《勾股義》等。由于希望文庫中增加一些載有實利性的荷蘭書籍,德川吉宗于1717年收入的《動物圖說》(荷語版)等。由于知道了西方醫葯書籍的附圖非常精密,名儒醫青木昆陽、侍臣野呂元丈奉將軍之命學習蘭學。

至德川吉宗時期徹底地結束了對“形而上”學問的窮追,改為提倡以形和物為基礎的客觀的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把註意力轉向經世濟民上來。實學成為幕府和諸藩殖產興業、加強封建製度的有力手段。以技術學和經驗科學為特色的實學都孕育著實用的、實證的、合理的、批判的性質,因此“蘭學”受到人們的重視。通過蘭學,日本人的視野也漸趨朝向西方,大規模地吸收先進的西方文化,開始了近代化的歷程。

藝術發展

日本江戶時代的藝術圖書人形凈瑠璃,人形即木偶,是一種木偶說唱藝術,凈瑠璃原是一種彈唱藝術,起先的樂器是快板與琵琶,室町時代後期從中國經由琉球傳入的三味線成為凈瑠璃的主要樂器。江戶時代元祿年間,一邊演奏凈瑠璃一邊操縱木偶的表演被廣大民眾所接受。當時人形凈瑠璃發展的中心是大坂與京都。民間藝人竹本義太夫創作出別具一格的人形凈瑠璃曲調,人稱“義太夫小調”。加上當時著名的戲曲作家近松門左衛門為竹本義太夫的劇團寫了大量膾炙人口的作品,如假想鄭成功率領日本武士抗清得勝故事的《國姓爺合戰》,描寫男女含冤殉情的《曾根崎心中》、《心中天網島》等,這些都大大引起庶民的興趣,著名人形凈瑠璃劇的劇情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

進入18世紀,歌舞伎的興盛給人形凈瑠璃帶來了挑戰,腳本的缺乏與對歌舞伎的盲目模仿使人形凈瑠璃走向衰敗。18世紀末,大坂的植村文樂軒接手經營人形凈瑠璃,將其改編為“文樂凈瑠璃”。從此,人形凈瑠璃以“文樂”之名一直流傳到今天。

歌舞伎被稱為日本的“國劇”,但它最初隻是一項民間的娛樂活動,而且發展過程較為曲折,在江戶時代曾屢遭禁止。

歌舞伎的始創者是17世紀初一位名叫“阿國”的女子。她在當時流行一時的“風流舞”的基礎上創造出節奏明快、具有市井風俗特色的舞蹈劇。女性在舞台上出現本是一件稀罕的事,更何況還要女扮男裝,甚至還要穿著西洋服飾登場;劇情內容活潑通俗,甚至有涉及風月場所的劇情,這一切都大大刺激了庶民的口味,歌舞伎一經推出,便受到庶民社會男女老少的狂熱歡迎,迅速在民間傳播開來。

這一態勢引起幕府的擔心,1629年,幕府下令女子不得參加歌舞伎的演出。然而男扮女裝的歌舞伎似乎更受歡迎,幕府不得不于1651年全面禁演歌舞伎。然而禁演引起的抗議迫使幕府最終向民意投降,二年後歌舞伎解禁。經過壓製的歌舞伎逐漸改變了其過于媚俗的特點,慢慢走向洗練、正規,並出現了例如市川團十郎、坂田藤十郎等著名的歌舞伎演員。18世紀中葉,歌舞伎大膽改革,借用人形凈瑠璃的劇本上演,再次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一直延續至今。

在德川時代,美術創作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浮世繪”。17世紀後期,隨著町人思想與文化的崛起,原本服務于宮廷貴族的狩野、土佐派繪畫作品逐漸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風格華麗、取材生動的“浮世繪”。浮世,是指既非過去又非未來的今生今世。“浮世繪”就是描寫歌舞伎、相撲、花街柳巷等今世浮華景象的繪畫。刺綉工人出身的畫師菱川師宣是浮世繪的始祖。菱川師宣先是為假名草子、艷情小說繪製插圖,後來這些插圖因受到熱烈的歡迎,而從文學讀本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欣賞繪畫。菱川將這些畫製成木版,套色印刷在民間廣泛出售,浮世繪因此在民間快速傳播流行。18世紀,鈴木春信發明“錦繪”,使浮世繪的色彩如織錦般華美豐富。喜多川歌麿的美人畫、東洲齋寫樂的歌舞伎演員畫都是當時人們喜愛的浮世繪畫。江戶時代末期,浮世繪的描繪對象由原來的美女、歌舞伎肖像轉而變為風景畫,葛飾北齋的《富岳三十六景》、安藤廣重的《東海道五十三次》都是其中的傑作。

”香道[1]“這門藝術在江戶時代被正式確立,香道使用的組香大多是江戶時代所製的。美麗的小道具以及精巧的盤物使的香道更為女性所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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