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盛世

永樂盛世

1421年,明成祖正式將明朝的首都遷到了北京。明成祖朱棣即位後,採取了許多措施大力發展經濟,他統治期間社會安定、國家富強,由于成祖年號為“永樂”,後世稱這一時期為“永樂盛世”
  • 中文名稱
    永樂盛世
  • 創始人
    明成祖朱棣
  • 永樂時期疆域
    約1100萬平方公裏
  • 文化教育
    編纂《永樂大典》
  • 後世評價
    稱贊該時期“遠邁漢唐”

簡介

明成祖時期,完善了文官製度。明太祖時,由于廢除了丞相製度,皇帝直接領導六部,因此事無巨細都要皇帝親自處理,這樣皇帝非常累。明成祖時,在朝廷中逐漸形成了後來內閣製度的雛形,這種製度影響了明清兩朝。

此外,明成祖好大喜功,命人編纂了《永樂大典》。這是一本百科全書式的典籍。它包容樂先秦以來所有經典的書,可以說就是本百科全書。這樣的典籍客觀上也備份了那些古籍,使得很多書不至于失傳。

1421年,明成祖正式將明朝的首都遷到了北京。從那時起,北京就一直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了。

明成祖朱棣即位後,採取了許多措施大力發展經濟,他統治期間社會安定、國家富強,由于成祖年號為“永樂”,後世稱這一時期為“永樂盛世”。

過程

燕王朱棣經過四年的戰爭終于爬上了龍椅,做了大明的皇帝。雖然這位憑借政變上台的皇帝雙手沾滿了鮮血,但從其治國的政績來看,他仍然是一位值得肯定的皇帝。明成祖也是明朝歷史上少見的頗有作為的皇帝。

明成祖在11歲的時候就被朱元璋封為燕王,21歲就藩北京。明太祖希望自己的兒子能代替那些功臣宿將掌握兵權,以鞏固朱家的天下,于是他給了燕王很大的權利,也讓眾多猛將輔佐燕王。1390年的時候,燕王出兵蒙古,打敗了元朝殘餘勢力乃兒不花,這場大勝鞏固了朱棣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朱元璋嘉獎燕王,並讓他節製北部邊境的兵馬,大大增強了燕王的實力。到了洪武末期,燕王已經是北方最強大的一鎮諸侯了。

建文帝繼位後,下詔削藩。朱棣以“誅齊黃、清君側”起兵,最終打敗了建文帝,在南京做了皇帝。朱棣雖是藩王出身,但也深知藩王勢力太盛、尾大不掉給中央造成的威脅。于是,在做了皇帝後,明成祖也著手削藩,或遷徙、或貶廢,逐步解除了藩王的兵權。

朱棣做皇帝後,當時社會上還有很多人對他的“篡位”做法頗有微詞。于是,為了強化自己的正統性,朱棣宣稱自己是太祖皇後馬氏親生的。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朱棣就是太祖的嫡子了,再加上建文帝登基時,朱元璋的長子,次子,三子(都是嫡子)都已經死了,所以朱棣實際上就已經是嫡長子了,這樣朱棣的身份就正統多了。為了做到這樣的輿論宣傳效果,明成祖多次篡改史書,以至于現在人們都搞不清到底他的生母是誰了。民間說法五花八門:有的說明成祖生母是蒙古人——元順帝的妃子,有的說是高麗人……不過朝廷太常寺的記錄卻無意間暴露了真相。

太常寺是專門負責皇家祭祖的機構,《太常寺志》中曾提到過,說在祖廟裏,太祖朱元璋的牌位下邊,正中間是馬皇後的牌位,左邊(東邊)是一個淑妃的牌位,以及一大堆其他妃子的牌位,但是右邊(西邊)卻隻有一個碽妃的牌位,地位很特殊。于是有人分析,這個碽妃就是朱棣的生母。不過這個祖廟朱棣從來不讓人進去看,所以大家也不知道書中記載是否真實。一直到明朝滅亡後,福王在南京建立了南明政權,當時有兩個權臣覺得反正天下大亂了,也沒人管了,于是他們就鬥膽偷看了祖廟的牌位,一看,果然和書中記載一樣。于是,更加確信了明成祖生母就是碽妃。

明成祖在靖難之役中,得到了南京朝廷裏太監的通風報信,可是說太監是對社稷有功的。明成祖在位期間,很是重用太監。太監的勢力在永樂朝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明成祖在明太祖錦衣衛的基礎上設立了東廠。東廠是一個特務機構,由皇帝最信任的太監做首腦,專門給皇帝搜羅情報。這樣的情治單位比西方的什麽007、FBI、CIA要早500多年。不過,這也為後來明朝的宦官專權埋下了禍根。

明成祖派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溝通了當時的東西方世界,應該算是15世紀中國的改革開放了。從1405年到1433年,鄭和七次下西洋,促進了經濟交流,也宣揚了明朝的國威,同時也浪費了大量的money。

明成祖時期,完善了文官製度。明太祖時,由于廢除了丞相製度,皇帝直接領導六部,因此事無巨細都要皇帝親自處理,這樣皇帝非常累。明成祖時,在朝廷中逐漸形成了後來內閣製度的雛形。這種製度影響了明清兩朝,甚至還被歐洲國家借鏡。

此外,明成祖好大喜功,命人編纂了《永樂大典》。這是一本百科全書式的典籍。它包容樂先秦以來所有經典的書,可以說就是本百科全書。這樣的典籍客觀上也備份了那些古籍,使得很多書不至于失傳。不過《永樂大典》在成書後的600年裏卻屢遭損毀。明世宗嘉靖年間,北京皇宮內著了一場大火,三大殿都燒毀了,差點殃及《永樂大典》。事後,嘉靖皇帝讓人謄抄了一份《永樂大典》,于是這套經典之作總算有個一份copy版。後來,由于明末的戰亂《永樂大典》丟失一些;清代時,很多官員覬覦該書,找機會從宮裏往外偷,又丟失了一些;清末,列強入侵中國的時候又丟失、毀壞了一些。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雖然西方國家陸續向中國歸還了一些,中國也通過各種渠道尋回了一些,但現在,國內儲存的《永樂大典》一共也就60多冊了。從上萬冊到60多冊,《永樂大典》丟失了很多,但人們發現丟失的這些統統都是嘉靖皇帝命人copy的那套,歷史上從嘉靖後,就沒有提到過明成祖命人作的那套原版《永樂大典》哪裏去了。有人考證後認為:嘉靖皇帝特別鍾愛《永樂大典》,很可能把它帶進棺材了——今天北京明十三陵的永陵裏很可能就儲存有一套完整的《永樂大典》。

明成祖發跡于北方,總覺得南京不是自己的主場,在加上北方蒙古時時威脅中原,所以明成祖繼位之初,就開始計畫遷都。本著“天子守國門”的精神,1421年,明成祖正式將明朝的首都遷到了北京。從那時起,北京就一直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了。而今天的北京故宮也是從那時起開始建設的。

從永樂十年開始,明成祖總共五次御駕北征蒙古,而且隨著年齡的成長,北爭的頻率越來越快。五次親征漠北清除了蒙古勢力的威脅,明成祖本人也死于1424年的第五次北征中。這次北征時,明成祖身體已經很衰弱了,但仍堅持親征于人煙稀少的荒漠中。不過此次並沒有尋找到蒙古人的蹤影,隻得返回,行至途中病情加重,病逝于榆木川,死前召見英國公張輔囑咐後事,並命傳位于皇太子朱高熾

明成祖死後被葬北京昌平長陵,廟號太宗。後來到了嘉靖年間,因長陵的牌坊被雷電擊毀,大臣們說是先帝在天之靈不滿,嫌自己的稱號不夠尊貴,于是嘉靖皇帝將朱棣的廟號從“太宗”改成了“成祖”。明成祖執政的22年被稱為“永樂盛世”。

明王朝的強盛

永樂皇帝通常被人們稱為明王朝的第二位創立者。這個稱號暗指他恢復了祖先的製度,否定前一朝代的統治;它還暗示這位皇帝採取新的主動行動擴充了帝國的版圖。舊的製度和法令經過修改使得適合時代的需要,同時在一系列空前的帝國戰鬥中,明王朝的軍事力量遠逾中國本土以外。

永樂時代的特點反映了這位新皇帝的政治和軍事背景,也反映了他個人對于帝國製度的看法。他是作為職業軍人上的台,他對打仗有很大的興趣,無疑受他的追隨者的個人擁護。赫赫武功、北方邊境的安全和政治霸權——這些形成了他對帝王形象的憧憬。但是,他也受過完全的經典教育,並且繼承了一個足以很好地管理這個國家並支持他的範圍廣泛的軍事活動的文官政府。出于實際的以及意識形態的理由,他強化了文官政府和一個有效率的及穩定的官僚政製。如果不是這樣,他就不可能進行足以誇耀的軍事冒險。在他統治的時期,幾乎在軍、政兩方面的所有部門都進行了革新和改動。甚至帝國的都城也遷移到了新址。

文官政府的這些發展與皇帝的全神貫註于戰鬥和建立鞏固的政治霸權等方面的活動是並行不悖的,有時被這些活動所壓倒。他討伐蒙古人,並吞安南,和某些中亞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實現和日本及其他海上鄰國的貿易關系的正常化,以及去南洋和西洋進行偉大的探險——這一切都大大擴大了明國家的影響。

不可避免的是,皇帝所理想的帝國政府和軍事擴張這兩個互相糾纏在一起的憧憬會發生沖突。因此,永樂的統治充滿了互相矛盾的發展。另外,雖然永樂帝在生前兼收並蓄地容納了對立的理想和綱領,但是,他的這種處理也給後人留下了很多嚴重的問題。明朝各利益集團的這些互相沖突的想法給我們提供了理解永樂之治和估價它在明代歷史中的地位的線索。

政治的結構和政府的行政 軍事貴族

永樂帝即位以後,他需要很快地鞏固他的權力。他最初改組了軍事領導,用創立一個新的軍事貴族階層並大量封贈爵賞的辦法來支撐那些隨他反對建文朝廷的軍人們的忠誠。後來他也把這些特權同樣封賞給了那些在遠征蒙古和安南作戰中有功績的指揮官們。

1402年10月,即在皇帝追封在內戰中死去的他的幾位將軍之後,他開始創立這一新的軍事貴族階層。他封丘福(1409年死)和朱能為公(1406年死);封張武(1403年死)、陳珪(1420年死)和11位其他的人為侯;封徐祥(1404年死)、徐理(1408年死)和其他7人為伯。火真(火裏火真,1349—1409年)原為蒙古的許多降將之一,後來參加了明軍,他也被封為侯。除此之外,在南京陷落之時或陷落後不久即投向永樂帝的官吏中也有一人封公,三人封伯,這就是李景隆、茹瑺、王佐(1405年死)和陳瑄。1403年6月,又給其他九名品級較低的將軍封了侯爵與伯爵,以酬報他們在內戰中的勞績。

永樂帝在他的統治時期繼續對積有軍功的軍官封以同樣的貴族稱號。1408年8月,他封張輔將軍(1375—1449年)為公,又封柳升(1437年死)為侯,因為他們平定安南有功;另外,他在1409、1412、1419、1421和1422年又分別對在對蒙古作戰中有功的一些將軍們封了侯爵和伯爵。後者包括某些蒙古的將軍,如吳允誠(把都帖木兒,1417年死)在1412年封了侯爵;薛斌(脫懽台,1421年死)在1412年封了伯爵;以及薛貴(脫火赤,1440年死)在1422年封了伯爵。這些封賞表示,皇帝並不歧視他的蒙古族將領,認為他們也一樣應該根據功績得到獎賞。

皇帝就這樣建立了一個世襲的軍事貴族階層,讓他們成為他的軍事建製的基礎,同時成為他的征戰中的主要軍事領袖。這些貴族們並未得到特別高的俸祿:公爵每人2500至2200石祿米,侯爵每人1500至800石祿米,伯爵則為1000石;但是他們佔據著有特權的品級,這種社會地位的重要意義遠遠超過了他們所能得到的物質福利。他們享有皇帝的信任;他們作為皇帝的代表節製著最重要的部隊;他們沒有諸王子與之競爭,因為後者已被建文帝不費力地從軍政職務上撤換了下來;同時,他們還不受文官的限製。

乍看起來,這種大封軍事貴族之風很像洪武帝所推行的政策,但它們之間卻有重大的不同。洪武帝所封的貴族大多數是他原來的戰友們;他們享有很高的社會特權,自有一幫追隨者,因此他們擁有很大的自治權。他們終于被開國皇帝視為對王朝長治久安的嚴重威脅,從而被無情地加以清洗。永樂皇帝所加封的將軍們在1399年的社會地位本來很低,而他們之所以得受封賞是因為他們在內戰中給燕王出了力。為了防範他們抗命,皇帝不把正規軍交給他們指揮,而是讓他們節製原在建文朝廷中那些帶兵的將須們所帶的部隊,或者為了特殊任務讓他們帶領從全國各衛所抽調來準備搞軍事屯田的那些部隊。因此,這些將軍們不能輕而易舉地同他們所帶的部隊加強個人關系,還不得把自己樹立為能向皇權挑戰或破壞皇權的獨立的權勢者。

除了上面所說的以外,皇帝還經常御駕親征,跟他的下級軍官們一起戰鬥;這就加強了他和他的軍事貴族們之間的關系,提高了他們的士氣,並且促進了他們對他的個人忠誠。在1410年和1414年的頭兩次對蒙作戰中,他使用了1402年冊封的幾名將軍作為他的副手,而且終他之世他總是給那些在這種戰爭中有功的人以封贈。因此,這些軍事貴族和皇帝都親如一體,同時,由于他們依靠君王的恩寵,所以都表現得極忠誠,打仗極勇敢,他們中的有幾個人在討伐蒙古的戰鬥中還以身殉職。隻有一兩次對軍事貴族的指控,但這些指控都起因于他們行為上有過失而不是因為不尊重朝廷,並且沒有導致清洗擴大化的案件,象太祖當年的所為那樣。總而言之,軍事貴族大大地加強了皇帝的權威和權力;他們也大大地成長了軍方的特權,同時也大大地有助于在永樂帝時代在反對外國民族的戰鬥中取得各種各樣的勝利。

文官之治

在改組文官政府的時候,皇帝首先重建了在動亂的內戰中陷于混亂的帝國的官僚體製。他通過重建帝國的官僚政製取得了士大夫的支持,其中有些人曾在前朝服務,另外有許多人可能仍然心懷不滿,把他視為篡奪者。他在歷次戰役中作出的爭取他們支持的努力大大地牽扯了皇帝的註意力和精力。但是,這些努力給永樂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永樂帝認為他的首要任務是恢復他父親的製度,這些祖製已被建文帝放棄了。一方面他保留了洪武帝的基本行政結構,一方面他的改組又註入了革新的內容,以矯正從前時代安排上的失誤和適應變化中的需要。第一步是先組建新的內閣,使之作為皇帝和官員之間的聯系橋梁而在內廷發揮作用;這樣就彌補了1380年取消外廷的中書省之後所引起的結構上的缺點。內閣馬上變成了官僚政製的主宰,並且作為文官政府中的主要執行機構來進行工作。

永樂皇帝即位後不久就著手組織新的內閣:他任命七位學者到翰林院的高級崗位上來,然後讓他們擔當國家事務的主要顧問。開始時是在1402年8月和9月分別任命解縉(1369—1415年)和黃淮(1367—1449年)做翰林學士。不久又任命了胡儼(1361—1431年)、胡廣(1370—1481年)、楊榮(1371—1440年)、楊士奇(1365—1444年)和金幼孜(1368—1431年)。這些人都很年輕,又都來自中國南方和東南方,都是因他們優異的文學才能和行政經驗才入選的,盡管他們幾乎都在建文朝廷服務過。除了胡儼、解縉和楊士奇以外,其餘的人都在建文時代中了進士試。在洪武朝,這種翰林學士馬上會加大學士銜;現在在新皇帝統治之下要到晚些時候才能加這個銜。但是,雖然他們享有很大權力和勢力,他們的品級卻比較低,高不過正五品。他們全都任職于皇宮內的文淵閣(1421年以前是在南京,以後是在北京),所以他們能隨時待詔。這種辦法也和洪武時代的不同,在洪武帝時期這些大學士都在禁城內的四殿二閣供職。

這些步驟導致內閣起越來越大的作用;這些炙手可熱的翰林學士開始成為皇帝的主要顧問和作為皇帝與官僚政製之間的承上啓下的人。在洪武朝代,大學士主要是在內廷起草製誥;現在這些新翰林學士則能夠與皇帝進行個人接觸,決定國家事務,參與製定政策。他們常常和六部主管官員開聯席會議審議國事,但是他們逐漸地左右了外廷的六部,因為他們很容易接近皇帝。皇帝無論駐蹕在什麽地方,也都一般地要把大學士召到身邊:1402年年到1409年在南京時是如此,1409年到1417年在南京和北京兩地時是如此;以後定都北京時也是如此。

皇帝甚至在1410、1414、1422、1423和1424年幾次討伐蒙古的戰役中也隨身帶著幾位大學士。在這些情況下,皇帝讓太子朱高熾(1378—1425年)——即後來的洪熙皇帝——先是在南京、後來是在北京留守,看管政府,並且指派他的秘書班子的成員做太子的顧問。這種安排在他後來的統治年代中變得司空見慣了,因為皇帝這時經常離開京師,內閣就變成了一種政府的內閣。這種辦法使得太子和大學士更加密切了關系,它在永樂帝死後對穩定政府起了作用,因為這些人一如既往地繼續為皇帝服務。

皇帝在1402年挑選了那七名翰林學士之後再沒有選用新的大學士。除了胡儼在1404年另就國子監祭酒外,其餘的人都任此職許多年,其中有四個人一直到死。在永樂之治的初年,解縉是這些人中的首席學士;但是他在1411年被囚禁,並在四年之後死于獄中,因為他得罪了想取代朱高熾為太子的皇帝的次子朱高煦。解縉曾經竭力支持朱高熾為太子,而強烈反對另換朱高煦。

皇子爭嫡的鬥爭的卷入也使得黃淮和楊士奇失寵並于1414年被拘禁,因為他們也捍衛太子朱高熾,反對朱高煦的指責,即所謂朱高熾在皇帝離京遠征蒙古時在南京處理國事中未能恪盡職守。楊士奇馬上被釋放,但是黃淮一直被囚禁到1424年,在永樂帝去世後立即官復原職。在解縉于1411年倒台以後,胡廣變成了首輔;胡廣在1418年死後,楊榮接了他的位置。胡廣和楊榮——同金幼孜一起——有一兩次跟隨皇帝討伐過蒙古部族。楊士奇一直跟隨太子,終于在1424年上升為首輔,迄1444年他去世時都未離開過這個職位。①這個大學士集團終永樂之世一直在職,並一直獻身于皇帝的各項政策;他們是永樂帝重建文官政府中的柱石。

皇帝用專門知識的標準仔細地挑選六部首腦;和大學士的情況一樣,他也讓他們長期任職,讓行政官員酌情處理行政細節,比明太祖放手得多。這種辦法保證了文官政府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這些長期任職的尚書包括吏部尚書蹇義(1363—1435年),在1402至1421年任戶部尚書的夏元吉(1366—1430年),從1409年到1424年任禮部尚書的呂珍(1365—1426年),分別在1404至1415年和1409至1421年任兵部尚書的金忠(1335—1415年)和方賓(1421年死);分別在1405至1422年和1407至1416年任工部尚書的宋禮(1422年死)和吳中(1372—1422年)。

和新任命的大學士一樣,這些關鍵性的尚書都是少壯派,四十來歲。事實證明,他們全都是很優秀的尚書:在永樂帝整個統治時期任吏部尚書的蹇義是文官製度的設計師;一直到1421年被拘囚時為止同樣地擔任戶部尚書的夏元吉是一位理財能手;1422年去世之前一直任工部尚書的宋禮負責監督遷都至北京的工作。政治的連續性隻有一次嚴重地中斷過,那是1421年當夏元吉、吳中和方賓因反對第三次征討蒙古之議而使他們的宦途經受危險,因為他們主張減輕人民的財政負擔比出兵更重要,這便激怒了皇帝。方賓自殺了;夏元吉和吳中被囚禁,直到皇帝駕崩以後才官復原職。

不幸的任命隻發生在刑部和都察院。原任刑部尚書(1405—1408年)的呂珍在1409年改任禮部尚書,後又被劉觀(1385年進士)接替,劉觀一直幹到1415年。1403年被任命為都御史的陳瑛在1411年因濫用權力被處死。劉觀在1415年接手做左都御史,直至永樂帝賓天之時;他最後也被指責有貪污行為,可是他直到1428年才垮台。劉觀的刑部尚書的後任是吳中,他被認為是一個好尚書,但也在1421年因抗議皇帝第三次出兵討伐蒙古而被下獄;自此以後,刑部尚書一職一直虛懸以迄永樂帝之死。由此看來,六個部中有四個部(吏、戶、禮、工部)在整個永樂帝時期或其大部分時期是隻有一個尚書主持部務,其中某些尚書繼續在後來的君主下面任同樣的職務。整個15世紀中在主要尚書之中存在這樣異常穩定的情況,這與洪武時期權力被肢解和任期短暫的特點相比是剛好相反的。它保證了永樂帝時期和永樂帝以後的時期文官政府中行政上的連續性。

下級文官行政的穩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通過科舉考試貯積知識分子人才,並選拔他們充任各級政府的官吏。全帝國的考試在1404年和1406年已經恢復,但是,廷試由于皇帝出征蒙古而長期在外,因而拖了五年,直到1411年才恢復。1412年以後科舉均按期舉行,永樂朝共有1833人進士及第;比之從前時代,有更多的進士立即實授了官職。到了1424年,已經有足夠的進士去擔任直至縣一級的大部分負責的文官。在這些年中科舉幾乎變成了獲取高官的唯一途徑,而關于任命、升遷、貶黜和考績的規定逐漸嚴格起來。許多進士變成了能幹的行政官員,而且他們在永樂朝和以後朝代中在保持文官政府總的品質和穩定性上起著主要作用。

宦官與錦衣衛

皇帝在揭示了變節行為如何能夠顛覆皇上之後,便重新組織了他的監視網,以確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同時用它來監察弊政。為了獲取情報,他不僅依靠文官政製中的監察和司法官員,他也依賴自己的宦官和錦衣衛。

宦官們作為皇帝的私人僕役又直接聽命于皇帝,對皇帝公開表示絕對的忠誠,並且準備隨時執行交給他們的任何任務。皇帝給宦官們的信任大于對其他人的信任,因此讓他們廣泛地從事監視工作,這是不足為奇的。宦官們由于在建文朝時已經忠實地履行各種不同的特殊使命而顯示了他們的價值,而且正是在南京的宦官們泄漏機密,才使得建文朝廷打了敗仗。其結果是皇帝把曾為建文帝服役的許多宦官倚為心腹(其中有幾個人還是蒙古、中亞、女真或朝鮮人),並且經常使用他們。最著名的宦官有率領船隊遠航東南亞和印度洋的鄭和(1371—1433年?),還有李達、侯顯(活躍在1403—1427年)和亦失哈(1409—1451年),這三個人都曾奉旨出使到某些外國去。

另外還有許多不這麽知名的宦官也給皇帝執行了不同尋常的任務。這些宦官被派去刺探各種不同人物的情報,其中包括官員、皇族宗室成員以至平民百姓;作為給紫禁城內龐大的皇室負責採辦的官員,他們被任命為特派員,為皇宮的建築工程去獲取稀世珍寶和稀有材料;另外,他們也被派去進行征戰或執行外交使命。可是,他們因職在刺探文武官員的言行而臭名昭著,不得人心。宦官們在搞調查和執行判決時擁有絕對的權力;另外,雖然他們確實揭露了某些貪污和背叛分子,又往往偽造罪名,而且侵權妄為,從而常常造成悲劇性後果。1420年,在北京設了特殊的調查機構——東廠;這個機構交給宦官掌管,從來不受正規司法當局的轄製。它是一個聲名狼藉的治安保衛機關的牢獄,而且,關于東廠實行的非法監禁、嚴刑拷打和不明不白地致人于死地的傳說一直在公眾中流傳不息,直至明朝的滅亡。

為了加強帝位的安全程度,皇帝又重建錦衣衛來協助宦官搞調查工作。錦衣衛最初由洪武帝在1382年通過重建他的個人衛隊而創立,但是它的警察職能在1387年被撤消,因為那時發現了錦衣衛的某些軍官有越權和濫用權力的行為。為了在即位之初就恢復他的錦衣衛的那些功能,永樂帝征調了他信任的許多軍官做它的指揮使;這些人中有非漢人的指揮使——特別是已經贏得了他的信任的蒙古人和女真人。他授予這些指揮使以各種秘密調查之權,還授權讓他們拘捕和處罰一切被懷疑向他的權力進行挑戰的人。

錦衣衛的指揮使不僅調查文武百官和平民百姓,還要調查內廷和皇室的成員。比如,皇帝利用錦衣衛暗中監視他的異母弟寧王朱權(1378—1448年),甚至他還刺探他的長子朱高熾,即後來的洪熙帝。不但如此,錦衣衛的成員還常常濫用手中的權力並玩忽法律,收受賄賂和迫害無辜。最臭名遠揚的違法亂紀的指揮使名為紀綱(1416年死),他因在內戰中效命有功而受到皇帝的恩寵。他被委以最秘密的安全保衛工作,但是他濫用了這種信任,因貪黷和壓榨而使自己聲名狼藉。據說他還陰謀反對皇帝,所以他終于被捕並被處死。結果皇帝對他給予錦衣衛的廣泛權力警惕起來,也認識到了專門依賴錦衣衛搞調查工作的危險性。他于是更轉向被委派負責東廠的宦官們;他們在秘密工作中終于超過錦衣衛,有時甚至也直接調查錦衣衛本身。

在永樂帝時期,宦官和錦衣衛對皇帝的安全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隻有他們能被緊緊地控製住,他們才能為一位君主工作,象他們在剛強的永樂帝和他的父親手下工作時那樣。沒有這種製約,他們的廣泛而不受限製的權力使得他們在後世君主手下能輕易地濫用自己的權力而損害皇帝的利益,因此為禍于百官,瓦解他們的士氣。永樂帝在使用這些權力的手段時創造了明朝專製主義的一種最可鄙的形式。

帝位的合法性和正統意識形態 皇帝受命的合法性

皇帝一直關心鞏固他的權力,他同樣傾註全力來使他受命進行的統治合法化。他是在對建文皇帝進行暴力的造反以後才坐上皇帝寶座的。在那次戰役中,未來的永樂帝對他的侄兒提出了一系列指控來證明自己的行動是正義的。他即位以後就履行他“撥亂反正”的誓言,處死了許多“奸臣”,恢復了被建文帝所違異的祖宗製度。這些行為無疑地支持了永樂帝的要求取得合法性的權利,但是,他的反建文帝朝廷的許多說法是與歷史記載上的材料截然相反的。這些歷史材料暴露了他的指責是何等的虛偽,以致它們嚴重地破壞了他的合法身份,除非它們能和他早先的一些說法能調和起來。

在他做了皇帝的最初10年中,永樂帝和他的顧問們在編訂朝廷的實錄中搞了一系列歷史編纂學上的修改,以確保他受命的合法性。他們的勢力不僅導致了對政變的有偏見的相反的敘述,使之能對永樂帝有利;它們還把從洪武帝時代起的記錄大肆刪削和竄改,砍掉了和永樂帝的聲明相沖突的一切材料。《奉天靖難記》(約在1403年)、《天潢玉牒》(約在1403年)和《太祖實錄》(它第一次修訂于1402年,在成于1418年的現在僅存的版本中再次加以修訂)——這些著作都是旨在重寫建文朝歷史的這種努力的一部分成果。看來是永樂帝的主要顧問姚廣孝和他寵愛的翰林學士解縉兩人在編寫和完成頭兩部著作以及在修改太祖的《實錄》中出了大力。

在所編的用來支撐永樂帝的權利的合法性的著作中,第一部便是《奉天靖難記》。宮廷史學家們寫這本書時把未經證明的武斷之詞和謊言都寫進了事件的敘述中去,以醜詆建文皇帝。它們指責他是一個卑鄙墮落的君主;他使用了“奸臣”;他因廢除了他祖父的法律和製度而犯了背叛罪;以及他用撤消藩封的辦法來迫害各藩王。這部書謊稱永樂帝為馬皇後所生,因此他作為健在的最年長的嫡子應該在1392年被指定為太子,但因某些儒士顧問的幹預而未果。它還說,他不情願地對建文朝廷採取懲戒行動不是為了奪取皇位,隻不過在履行《祖訓錄》中的訓示而已。

最後,這些歷史學家們說他從來不想傷害建文皇帝,同時斷言他的侄子在南京陷落時在宮中是偶然被燒死的。它不說永樂帝是已死之侄的合法繼承人;相反地,這些歷史學家們卻說他是按照嫡長繼承的原則直接接洪武帝的班,建文朝卻是非法的虛君位時期。這個論點很重要,因為雖然建文帝已死,他的子嗣還健在,他的最年長的兒子應該有權繼位為皇帝。這些謊言和捏造對永樂皇帝自稱的合法權利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由于與這些謊言和捏造相矛盾的原始材料已被系統地銷毀,它們就成了記述事件的無可辯駁的材料了。

謊言和虛假情節也竄入了明太祖時代的記錄中。解縉大約在1402年所編的《天潢玉牒》把洪武帝描述為皇族的先祖,又說他是儒教傳統的聖君哲皇。可是,官方歷史學者不得不謊稱永樂帝是明太祖的元配馬皇後所生:這對證明他的合法繼承權來說是必須的。現存兩種不同的譜系版本卻對他的出身有極不相同的說法。

較早的一種本子說馬皇後隻生了兩個兒子:朱棣和朱橚;另一種本子說她生了五個兒子——朱標、朱樉、朱 、朱棣和朱橚。不論是哪一種本子都有證據表明,永樂帝是他父親的嫡妻所生。第一種本子似乎後來經過修改,因為它說馬皇後隻生了兩個兒子,其中沒有一個是在明太祖生前被封為太子的,可見它是彌天大謊。譜牒的改訂本後來散發給了皇族的成員。永樂帝的繼承權在一開始恐怕就受到懷疑,但是要公開表示這種懷疑,那就要命了。隨著人們對此事的淡忘,這些捏造也就作為支持他的合法性的證據而被人們接受了。

他們齊心協力竄改和偽造歷史記錄的高潮,出現在兩次對太祖朝的實錄的修訂上。實錄是記錄皇帝活動的權威材料,它要傳到後世,並且用為後來修王朝史的主要資料;因此它必須能夠證明日後永樂帝繼位的合法性的一切說法是對的。現存的實錄是在建文帝時代的1402年初編訂的,因此它自然而然地有與永樂帝的主張相矛盾的材料;這種材料必須移除。第一次修訂開始于1402年末,即緊接在永樂帝登極之後,而成于1403年7月。這些編訂者們曾在建文朝供職,工作時間又匆匆忙忙,因此這一版不得永樂帝之心而在後來銷毀了。1411年末,皇帝下令再改一次。它成于1418年6月,這就是流傳至今的明太祖的實錄的文本。

這次修訂大加刪汰、歪曲和偽造了實錄原文,把永樂帝既說成是王朝開創之君的愛子,又說成是一位合法的帝位繼承人。第一次修改的目的或許在于根除與這些說法相反的材料,而且要提供有利于永樂皇帝的歷史說法。最後的修訂本則對這種比較粗糙的說法做了修飾,對事件的敘述比較首尾一貫,使之能傳到後世。有幾位現代歷史學者詳細指出了那些宮廷史家怎樣改變了重要的史實,怎樣在第二次修改中竄入假材料。這些歪曲包括下面一些說法:即永樂帝是馬後所生;洪武帝原本想封燕王為太子;開國皇帝在1398年曾勸告燕王要他像古代的周公曾經輔佐周王那樣做建文帝的攝政;以及洪武帝在彌留之際曾想繞過他的孫子而屬意于燕王。明太祖還被形容為天縱之聖的領袖,有神奇的力量,命中註定要君臨天下;燕王也有這同樣的秉賦,聯系到他的非凡的軍事領導才能來說,更足以表明他是繼承他父親的最恰當的人選。另一方面,編造出來的一些情節說明,被廢黜的建文帝及其子嗣是皇室中最不受歡迎的成員,他們沒有得到洪武帝的信任。這種說法就把在逐鹿帝位的鬥爭中的勝利者失敗者做了最鮮明不過的對比。

正統意識形態的形成

和關心他的合法地位一樣,皇帝也很關心他有一個儒家君主的形象。他早年在翰林學士顧問手下所受的儒家經典教育也使他對這種身份很敏感。像元代那樣,他在1404年把程朱的儒家經典的註疏傳統規定為科舉的正統的標準程式,承認學者們早就給予這個學派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加強這一個正統學派一直是他傾全力關註的事情。皇帝為了確保他的聖君形象,他在1409年發布了一篇訓諭式短文,即《聖學心法》。這篇文章是皇帝自己寫的,翰林學士顧問們給了某些幫助,它把這種正統傳統界說為“正統的”宋儒首先加以闡明的“心學”,並且給他的臣民和後嗣定下了倫常日用的規範。此文在形式和風格上都借鏡了宋代的兩種性質相似的書:即範祖禹(1041—1098年)的《帝學》和真德秀(1178—1235年)的《大學衍義》。這兩種著作都收有為帝王講學作準備的材料,它們成了使帝王作聖君的指南。特別是後一種書被廣泛地認為是闡發“心學”的優秀作品,是理想政府的基礎;明太祖對它極為重視。

這兩種著作明確地表達了朱熹所定下的正統學說,在元代被視為為人君上的指南;現在正在致力于把這種意識形態定為帝王權力和文官政府的正統的基礎,所以它們很有用。

永樂帝在編寫他的這篇作品時,廣泛地引用了早期儒家經典中的文字和宋儒的哲學著作,其中有些話直接抄自範祖禹和真德秀。他仿照宋人的辦法,也對許多段落附上自己的評論以便進一步闡明“心學”。雖然它主要強調為君之道,但是他的教育也旨在使所有臣民受到教益。它的第一部分是討論一個君主應該以身作則的道德品質和原則:這就是言行一致的原則;克製私欲;敬天法祖;正心誠意。第二部分討論的是教育皇帝的問題,並且強調了上述的德行和通過學習、實踐和自我約束去培養這些德行的義務。皇帝要他的臣民們敬畏和順從上天,同時他也強調個人自覺的重要作用;這表明他雖然明白宣布要恢復祖宗的傳統,但他也不認為自己應受它們的限製。

皇帝在此文的第三部分中強調皇帝極端需要有智慧的進言、正確的教導和忠直不偏的勸告。雖然皇帝很重視大臣們無私的和誠實的諫諍,並且強調需要他們有正直的性格,但他又絕對清楚地指出了君主的無可質疑的權力和他為此目的而培養自己心理貭素的重要性。最後,他在關于為臣之道的這一部分中著重指出了忠誠的意義,並強調說:人臣若不能與君上一心一德,就不能為之服務——即他應該對君上全心全意,敞開胸懷而無所隱諱。永樂皇帝不堅持盲目的忠誠,強調君臣之間應該互相交換意見,以使每一件事都能得到自由的討論。

這篇著作生動地顯示了永樂帝為自己所樹立的聖君形象,顯示了他所構想的君臣之間盡可能有的魚水深情——這種深情是以具有共同的倫理認識和共同的目標為基礎,又是通過“心學”的體驗而獲致的。它不僅說明了皇帝關于為君之道的看法,也給他的臣民和後代指出了指導性的原則。這篇著作大大地提高了皇帝作為聖哲之君的形象,同時又闡明了淵源于宋儒學說的主要傳統——它被宣布為明王朝的正統學說——的帝王思想體系。

1414年末,皇帝命令一批翰林學士匯編朱熹和朱子學派其他宋代大師所寫關于《四書》《五經》的註疏,並且摘編他們關于人性問題的哲學論述。這些匯編著作在1415年10月完成並呈報朝廷,用《五經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為書名,在1417年4月予以頒行。這個做法正式承認它們是熟悉儒家學說的法定的捷徑。

編訂這些著作的背後有幾種原因。首先是需要有一種標準的《五經》、《四書》註疏本,以便在學校和科舉中使用。雖然朱熹對于經籍的注解長期以來被視為在這種課題上的定論,但他的注解有不同的版本,學生必須知道哪一種版本被規定在正式場合使用。就《四書》來說,朱熹認為《大學》是對儒家學說的基本的綜合;它變成了在帝國學校課程中使用的首要的課本。

可是,也還有其他同樣重要的理由來編訂這些著作,特別是編訂《性理大全》。皇帝認為,宋代哲學家做出了新貢獻,他傾向于把他們的著作本身也看作是經典著作。因此,他在給編訂者的指示中強調宋代大師們的“發明”,並且要求把他們的觀點融合進經書和註疏中去。皇帝用這種辦法含蓄地承認,正統傳統並不是固定在遙遠的古代而停步不前,它給後來的擴充、甚至于革新留下了活動的餘地。

他個人對這項計畫表現出強烈的興趣,認為《大全》已囊括了所有真正的學識,從而使他義不容辭地把這些真正的學識普及到平民百姓中去,正像古代聖哲之君過去做過的那樣。也可以這樣說,通過指導帝國的學生用集中精力來學習欽定精選的經書和新儒學學識的方法以準備科舉考試,他能夠運用一種巧妙的思想控製方式,以保證學生符合他的標準。這種辦法產生了壓製自由研討和限製有創造性的及廣泛的學術活動的後果,因為要在科場得意,這一切已經沒有必要了。

皇帝還支持匯編幾種經書和文獻的大部頭集子,這一方面使他獲得了作為經書遺產和學者精英階層的庇護人的美譽,一方面又為文官和宗室提供了指針和倫理標準。他的一個龐大無比的文獻計畫是要總括無遺地收進一切現存的經典文獻。1402年9月,皇帝任名翰林學士解縉和其他一些人負責這項工作;他們在1403年12月便完工了。皇帝給這部完成的總集命名為《文獻大成》,但是他並不滿意它所包攬的範圍,因此又下令大規模地予以修改。這項計畫于是交由姚廣孝和解縉承擔:有2169名學者從翰林院和國子監抽調出來擔任此書的編修。

這項工作全部完成于1407年12月,它被稱為《永樂大典》。它包括22277卷,僅目錄就達60卷。此書從未公開印行,僅在皇家圖書館儲存了幾部手稿,至今隻存留700卷。但是從這些剩下的卷數來看,就可以意識到它的範圍之廣泛、材料之豐富和用于蒐集與準備的時間與工夫。它包括的材料有下列各種門類,即經籍;歷史;典章製度;禮儀;法典;軍事;哲學;佛教;道教;天文;算學;地理;醫葯;動物;植物;文學;長篇和短篇小說以及戲劇。這部著作還收了整個元代的類書《經世大典》。這部巨著不是沒有它的政治實惠的;但是,這部類書匯編對于中國的文獻文化來說,其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經典著作久遠遺產的豐富材料現在被收集在一起,有易于查閱的分類,並且被傳給了後代;僅僅這一點就足以使17世紀編纂更加宏偉的《四庫全書》目錄學的編者們有可能在當時還大量存在的《永樂大典》中,挑選散見于書中各處的許多引文而恢復了已經遺失的幾百種著作;19世紀的紛紛擾擾對此書的最後消失是負有責任的。

由這些學術著作所培養起來的意識形態的一致性,使得皇帝儼然變成了一位聖君,一位人民的導師,一位學識的庇護人。它們也使一種經籍和文獻的集成廣為傳布,這個集成對于學術研究,對于闡述倫理和權威問題上的正統觀念,對于科舉考試,對于定出公共行為的官方法典來說,都是有用的。除了《永樂大典》外,其餘幾種小型匯編都曾在官員、帝國的學校和應科舉試的士子中散發;有幾種甚至送到了日本、朝鮮這樣的藩屬國家,從而在國外也促進了正統的儒家意識形態。總之,它們形成了士人階級的理智觀和文化觀,同時又為帝國政府奠定了意識形態的原理。

對外擴張的軍事戰役

永樂帝想成為歷史上一位偉大的君主,他傾心于用軍事征服來達到這個目的。他四面出擊:出擊北方、西北和東北的邊境地區;深入亞洲內陸;通過亞洲海路遠至波斯灣以西的各地。他想方設法到處擴張他帝國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經濟的影響。不是所有這些行動都需要軍事對抗或公開的侵略。皇帝也力求用外交使節和給予貿易特權來達到他的目的;這些貿易特權是在洪武帝建立的朝貢製度下給予外國的。然而當局勢許可時,皇帝也毫不遲疑地要動用武力。

北方邊境的局勢在他即位的初年是相對地平靜的。在中國北方和西方的大草原上,成吉思汗後人中的蒙古帝位覬覦者們主要已被非成吉思汗子孫的部落領袖們所取代。滿洲西北部的幾個蒙古部落已向明朝投降,現在並入了明帝國的軍事結構中,成為它的兀良哈衛,也稱為三衛;有些部落在內戰中跟隨皇帝一起打仗,並贏得了他的信任。它們一直很友好,並繼續它們的朝貢關系而未發生意外。其他蒙古人已歸順漢人統治,並已遷入華北;許多人服帝國的兵役或者做各種其他工作,對新的統治者繼續效忠。

這些發展促使皇帝把這些忠誠的蒙古部落也計算在北方邊境的一個1403年4月付諸實行的新的防御計畫之內。他把忠誠的兀良哈蒙古人再南遷到今天的熱河(從前寧王的藩封)的大寧附近,希望他們的存在會加強邊境的防御。為了減少軍事開支,他把洪武帝建于長城以北各衛所的防御部隊南移到北京正北的地區。與此同時,皇帝又把位于內蒙大寧的北京都指揮使司南撤到北京西南的保定。除了在滿洲女真人住地所建立的衛所部隊之外,沒有正規的中國衛再設立在長城沿線之北了。這些新措施在當時不能說沒有好處,但它們是以目光短淺的假設為基礎的,即假定蒙古各部落會永矢其忠誠。但是,防御方針上的這些改變給後來北方邊境上的防御帶來了有害無益的影響。②在西面,皇帝盡量與綠洲上的諸穆斯林國家和城鎮建立友誼;這些國家和城鎮位于從中國土耳其斯坦境內的哈密和吐魯番往西遠至撒馬兒罕和哈烈的商路上,撤馬兒罕和哈烈當時在帖木兒帝國的統治之下。明朝廷派出的使節給這些國家和城市的統治者們送上了禮物和封號,並邀請他們以朝貢國身份和中國做生意。許多這種國家都起而回響。1404年7月,哈密的統治者安克帖木兒受明朝廷的王的封號;1409年6月,瓦剌的三個酋長——遠在準噶爾的西部蒙古的主要集團——也學了樣。帖木兒帝國的強大君主帖木兒仍然是皇帝在極西部的唯一的敵手。從未喜歡過中國人的帖木兒曾經處死了洪武帝和永樂帝兩人派來的使臣。1404年12月,他對中國發動了全面的進襲。但是中國人很幸運,他在離最近的明朝前哨幾百英裏的路途中死去,因此避免了一場血腥的對抗。

蒙古人仍然是明帝國的最大威脅。在兀良哈諸衛的西方和北方,外蒙古的蒙古人一直拒絕承認明王朝的權力。在西方,衛拉特諸部落的領袖們雖然已接受了中國的封號,但經常既打明人,又打東部蒙古人。東部蒙古人也一般地敵視明朝的統治;他們常常侵犯明朝邊境,擄掠邊境地區的糧食和畜群。由雄心勃勃的酋長馬合木(1416年死)率領的瓦剌蒙古人也同樣受經濟的和政治的不穩定之苦;他們不僅和東部蒙古人世為仇敵,也經常進犯明朝邊境搶劫糧食和其他日用品。皇帝在這種艱難復雜的情況下于1410年到1424年之間發動了五次戰役來懲罰東部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諸部落,以穩定中國與兀良哈三衛的關系,並且防止出現有雄才大略的蒙古領袖重新控製整個蒙古民族。

蒙古之役

第一次蒙古之役的發動是實行報復,因為1409年東部蒙古的本雅失裏汗處決了中國人派出的一個使節,其後丘福所統領的大規模討伐又被打敗。在1409年9月臚朐河的戰鬥中,丘福和其他幾名高級將領都在蒙古知院阿魯台手下喪生。經過悉心的計畫之後,1410年3月,皇帝率領逾30萬的大軍從北京出發,通過宣府北向興和,直抵臚朐河。他及時抵達位于斡難河畔本雅失裏汗的大帳,按照中國人的記載他在6月15日把它摧毀。但是,本雅失裏汗並未喪生,而是向西逃去。7月份,明軍追趕本雅

失裏的知院阿魯台東至分隔蒙古和滿洲的興安嶺,並在一次大戰中打敗了他。但是,帝國的軍隊又一次沒有能完全地使他屈服。正在這個時候皇帝從大草原撤兵,于8月中旬回到了南京;他宣布取得了勝利。

1410年的戰役未能給北方邊境帶來安全。在西北的瓦剌蒙古人此時構成了新的威脅。1409年,被明朝冊封為王的強大的酋長馬哈木在他逃避中國軍隊時于1412年春刺殺了本雅失裏。他然後在蒙古的舊都哈爾和林立了一個傀儡君主,並且開始向東進軍去對付阿魯台,其明顯的目的是要統一蒙古民族。明朝廷嘗試在這兩個對手之間進行挑撥。阿魯台在1413年7月被封為和寧王,並被授予朝貢製度下的貿易特權。1413年末阿魯台告知明朝廷,馬哈木的軍隊已跨過臚朐河,這件事促使皇帝發動了第二次蒙古之役。

經過幾個月的準備之後,第二次蒙古之役在1414年4月開始。皇帝這一次又親統大軍,在西蒙古人向東蒙古遷移時力圖集中力量把他們殲滅。明軍深入到蒙古,與馬哈木的大帳交戰于土剌河上遊。在接下來的戰鬥中,明軍使用了大炮攻擊瓦剌人。雖然明軍遭受重大損失,他們仍迫使瓦剌人退卻,馬哈木率眾潰退,兵力銳減。這次戰役打了不足五個月,皇帝于8月份凱旋回到北京。他在班師途中想與東蒙古人的阿魯台會見一面,但阿魯台假裝生病,避而不見。可是,阿魯台繼續進貢了幾年。

馬哈木死于1416年,他的大帳隨之而來的解體暫時解除了西部很不服節製的瓦剌蒙古人的威脅。這就使得皇帝能夠轉移註意力來建設新都北京。這也促使阿魯台向西把他的影響擴展到瓦剌諸部,他開始就明朝接受他的使節和他的津貼的數額與明朝廷發生爭執。到了1421年阿魯台停止了進貢,他的徒眾們也時不時地越境進行零星的襲擊。皇帝的反應是準備再進行一次戰役;但是這一次他在朝廷內遇到戶部尚書夏元吉及其他高級官員以軍費為理由的頑強的反對。皇帝佔了上風:夏元吉被囚禁,他的副手方賓自殺。

1422年4月皇帝離開北京,親統大軍去討伐阿魯台。此時阿魯台已經佔領了張家口之北的興和要塞,並且降服了屏障明朝東北邊境的兀良哈三衛;他計畫在長城附近阻止住中國軍隊,使之不能靠近他的基地。皇帝卻是直趨多倫(在開平衛)附近的阿魯台的營地,同時派了2萬人馬進攻兀良哈三衛,終于在7月使之降服。等到明軍抵達多倫時,阿魯台攜人馬遠遁至外蒙古。皇帝不想窮追不舍,在9月末返回了北京。

1423年,皇帝發動了第四次反對阿魯台的戰役,以阻擋他們對北方邊境的迫在眼前的進攻。這是一次小規模的遠征行動,皇帝直到8月末才離開北京。明軍在通過了興和和萬全以後尚未能與阿魯台的人馬接觸。皇帝在10月份才知道阿魯台已被瓦剌人打敗,他的部隊也已潰散。所以他在12月返回北京,這次戰役是無功而還。

1424年,他發起了他的最後的第五次蒙古之役。皇帝對阿魯台的黨羽侵入開平並南下進迫大同作出反應,在北京和宣府集結了大軍。4月初,他在視察了軍隊之後便統率遠征部隊離京作最後一戰。在以後兩個月時間內,明軍通過土木進抵開平之北,但是又沒有能夠遇上阿魯台的大帳。有些將官請求給一個月糧■以便深入敵人領土,但永樂帝擔心他自己已經過份地深入敵境,就拒絕了這些建議,並撤回了他的軍隊。1424年8月12日,他病逝于多倫之北的榆木川,留下的蒙古問題和他登極初年一樣懸而未決。

在這些戰役中,皇帝既沒有摧毀蒙古人的諸帳部落,也沒有能夠限製他們對北方邊境的進犯,這就造成了一個政策上的大難題。永樂帝放棄了明太祖的戰略方針,他不再在長城塞外的設防衛所內部署兵力;這種部署兵力的方式在補給上會花費很大,同時把戍守部隊長期束縛在防守陣地上。結果,他把幾個關鍵性的前沿衛所撤到了長城以南,按保衛新京師的需要重新部署了兵力。

在撤退的衛中,有一個衛是在大同西北的東勝,它變成了明軍內線防御工事的象征。但是,當皇帝採取主動,並盡力搜尋敵人的時候,又當他執行一個分而戰勝之的政策以使蒙古領袖們自己互相殘殺的時候,他的這些計畫都要落空。他很難追蹤到蒙古那些飄忽不定的諸帳部落並與他們作戰,分而治之的政策在最後疏遠了蒙古人的各個派系。這些不起決定性作用的戰役也大大損耗了帝國的財力,傷害了軍隊的士氣。

他的政策在無意之間削弱了北方沿邊的安全。在永樂帝死後,除了1449年的一次慘敗之外,再也沒有組織討伐了。中國人喪失了對塞外地區的控製,隻有組織長城以內的防御線。這肯定是永樂帝咄咄逼人的邊境政策的最嚴重的負效果。在這些討伐中大量浪費的精力和物力,並沒有取得長遠的效益。

幹涉安南

不管永樂帝在蒙古的戰略方針構想得多麽不周到,北方邊境確實是引起關心的原因。但在極南方的問題上就不能這麽說了。安南是今天越南的北部,它本是一個受中國文化強烈影響的藩屬國家;但它自10世紀以來在政治上一直是獨立的,並且頑強地反對中國的政治幹涉。早期的中國統治者們充分註意到了安南的戰略重要意義,曾經想間接通過外交和文化壓力來迫使它就範。明太祖1395年的《祖訓錄》曾把安南以及佔城國和高棉一起都包括進不許中國人入侵的外國之列。永樂帝不顧這種祖訓,錯誤地認為安南的內部事件威脅著明帝國的安全,于是他想把安南並入帝國的版圖。這一決定造成了明代初年政治上和軍事上最大的災禍。

陳氏王朝在14世紀90年代失去了對安南的控製,有位有野心的朝臣黎季(約1335—1407年)逐漸獲得了權力。他侵佔廣西邊境上的思明縣城,並且向南侵入了佔城國的邊境,從而打破了現狀。黎季在1400年廢黜了陳氏君主,殺害了他的大部分家族成員,自封為王,並且改姓胡氏。1402年他遜位給他的兒子黎漢蒼(胡■),不過他仍在繼續進行統治。1403年5月,他派使臣到明廷請求冊封胡(黎)漢蒼,其理由是陳氏家族已經死絕,而他的兒子又是陳氏之甥。皇帝由于不知已經發生的事件,就及時地答應了他的請求。

後來在1404年10月,有個叫陳天平的安南難民來到南京,聲稱他是陳氏家族的一個王子。他一一縷述了黎季的背主變節和一切暴行,請求明朝廷恢復他的王位。皇帝沒有立即採取行動,直到1405年初來了一名安南使節證實了這位王子的指控。皇帝于是發布詔旨譴責篡奪者,並且要求恢復這個陳氏王子的王位。黎季懷疑這位王子要求復位的權利;但是他寧可不予辯駁,派使節到南京來認罪,並答應接納這位新王。1406年初,永樂帝派使節率領兵丁護送陳天平返回安南。4月4日正當這一隊人馬越境進入安南諒山的時候,他們遭到安南人的伏擊,大部分中國護送官兵和這位王位覬覦者被斬殺。當這件事的訊息傳到南京時,已經因安南人的侵犯佔城、廣西和雲南而發了脾氣的皇帝更加怒不可遏;他馬上計畫要痛懲安南和報復這次受辱之仇。

1406年5月11日,皇帝任命成國公朱能帶兵遠征,以申儆戒,而以兩員宿將張輔和雲南的主要指揮官沐晟(1368—1439年)為他的兩名副將軍。朱能在抵達安南之前在11月份猝死于軍中,所以由張輔和沐晟兩人共同負指揮之責。他們帶領21.5萬人馬,從廣西和雲南發動鉗形攻勢。這場戰鬥又快速,又成功。11月19日,中國軍隊攻下了安南的兩個都城以及紅河三角洲上的幾座其他重要城鎮。但是,黎氏領袖們遁入海上,並在南方各省重新舉兵。這場戰爭拖延達半年多之久,直到黎季和他的兒子在1407年6月16日被俘並送往了南京。

永樂帝因他輕易得來的勝利而喜形于色,但他現在做出了一個災難性的決定。根據張輔的建議,7月5日安南被並入明帝國的版圖,設立交趾布政司,這個地區的名稱一如唐代。給這個新布政司任命了都指揮使,張輔則逗留到第二年以監視它的平定工作。

安南的平定工作是一個難于處理的重大問題。中國行政結構的強行建立馬上引起了安南人的反感;他們開始到處反抗明軍。張輔的軍隊粉碎了這種地方性的反抗,在1408年他和他的主力部隊返回了中國。1408年9月,原陳氏官員陳 (1420年死)首先舉起了有組織的反叛的旗幟。他建立了大越王國,並攻佔了義安府城和其他幾個城鎮。曾經在征服安南中起過重要作用的沐晟,這時又受命帶領雲南軍隊來平定這場叛亂。可是,陳 的軍隊很熟悉當地的地形,又得到人民的支持;因此他一再打敗了沐晟的軍隊。1409年秋,張輔又被派回安南來挽救局勢。經過了一次周密計畫的進攻之後,1409年12月張輔打敗了陳 ,並捉到了他。張輔在1410年初被召回後隨駕出征北方邊境的阿魯台,留下沐晟再一次負責交趾的事務。

陳 的一個侄兒陳季擴現在登上了陳氏的王位,他一直未被抓住,因而變成了越南人抗戰的領袖。沐晟對他的進攻沒有什麽進展。明廷想安撫陳季擴和他的支持者,把他封為交趾右布政使;他拒不接受,戰事仍在繼續。1411年初,張輔再次被派往安南,隨帶2.4萬人。他連勝兩仗,奪回了于1408年失陷的義安府城。但是,叛軍回避打陣地戰,叛亂繼續拖延了三年,直到陳季擴在1414年3月30日最後被俘為止。張輔在1415年暫時被召回南京,但又不得不返回交趾以撲滅另外幾次叛亂。可是,這時的抵抗很輕微,到了1416年底他和他的大部分中國軍隊都被召回國。

安南的和平是短暫的。當李彬在1417年2月取代張輔的時候,局勢已經惡化了。安南人不滿情緒的加劇是由于被派到安南來為建造新都北京而蒐集材料的臭名昭著的宦官馬騏,增加了對安南的稅收和木材的要求。1417年末和1418年初發生了幾起暴亂。叛亂分子聚集在黎利(約1385—1433年)手下:此人是清化的一名糾糾武夫,曾經追隨過陳季擴,現時已自封為王。他在1419年和1420年都和明軍打仗,但兩次都失利。他于是用遊擊戰繼續抗爭,並且贏得了鄉村人民對他的忠誠,他在鄉村中被視為抵抗運動的象征。盡管投入了大量的作戰軍隊和行政支持,中國人發現不可能把叛亂運動鎮壓下去,安南戰爭一直消耗著朝廷的財力。在永樂末年中國人也仍然未能鎮伏叛亂。這種失敗引起了永樂帝諸繼位者的許多嚴重問題。1427年,朝廷承認其安南政策已經失敗,並且決計撤兵,放棄了22年以來在那裏建立交趾布政司的努力。

團受到隆重的接待,不過它在京城履行了納貢製度下應該履行的對中國皇帝致敬的一切正常儀式。在與帖木兒帝國統治者通信時不論皇帝作了什麽讓步,但在中國朝廷上,君臣關系的門面則是不能妥協的。使團留在北京幾乎達6個月。它受到皇帝的幾次接見,並參加了宣布北京為新明都的儀式。波斯使者之一吉亞斯丁·納加什對使團作了詳細的、即使偶爾也有謬誤的記載,它至今猶存。

陳誠未在場目賭這一盛典,因為在1420年7月,他又被派率一使團前往中亞。但人們對這最後一次出使西域的情況了解得很少。

因此,我們看到永樂帝大力培植了與中亞各國的關系,也許甚至大力促進了與它們的貿易。在他統治時期,朝廷接待了撒馬兒罕和哈烈的20個使團、32個中亞綠洲國家的使團、13個土魯番的使團和44個哈密的使團。這些使團都需要豐厚的禮物和貿易。它們給朝廷帶來了諸如貴金屬、玉、馬、駱駝、羊、獅和豹;它們得到的賞賜是精美的絲綢和其他織品、白銀以及紙鈔(它們可以此購買中國貨物)及其他貴重物品。①從雙方的通信中可以明顯地看出,維護商業關系是這些交流的最主要的動機。中國的政府和皇帝因急于促進貿易,願意對冒牌的“納貢使團”故作不知,甚至放棄了天朝大國的姿態。對中亞各國來說,它們願意通過納貢製度的各種形式前來北京,以便保持它們的貿易特權。

西藏

早在1207年,成吉思汗的使者已經到過西藏,蒙古人與西藏發展了一種關系,即西藏人接受蒙古的保護和承認其宗主權,同時給蒙古的統治者們提供精神指導。西藏的喇嘛在元朝的朝廷中一直很有影響。在忽必烈統治下,蒙古人與薩迦派教團的領袖們談判,並承認後者為西藏13省的帝師。他們的地位受到一個敵對教團止貢派的挑戰,後者得到了伊朗的伊爾罕蒙古人的支持。止貢派在1290年才被徹底擊敗。同時另一個西藏宗教教團噶瑪派在元朝宮廷繼續擁有強烈的宗教影響。元代諸帝嘗試把西藏置于一個集權的政府之下,但是實權仍掌握在提供世襲的教(族)長的寺院和貴族門第手中。

內部的權力鬥爭繼續進行。隨著蒙古力量的衰落,薩迦派的勢力也隨之變弱。主要的反對力量來自絳曲堅贊,此人原為薩迦派僧人,又是雅魯的地方領主。從1332年起經過許多征戰後,這個僧人逐漸控製了西藏。1351年元朝承認他為帝師以取代薩迦派的大教長。絳曲堅贊不僅僅是另一個宗教教長;他的目的是要重建唐代的前吐蕃王國,重新樹立西藏人的民族主義和消滅蒙古宗主權的一切痕跡。他和他的繼承者們(即帕木主巴諸王)嘗試維持一個君臨全西藏之王的思想,並且在15世紀80年代之前一直是西藏主要的世俗力量。

在明朝掌握政權時,西藏寺院教團之間的宗教對立常常導致公開的戰爭;宗教和政治權威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分裂。還不清楚南京對這種事態的了解程度。據說明代的開國皇帝急于想阻止唐代與吐蕃人發生的那種糾紛的再現。但他並不去與帕木主巴諸王建立聯系,而是與控製較近的康區和東南藏的噶瑪派大住持們接觸。皇帝派一使者前往,要元代時任官職的人來南京,以便重新授職,第一個使團于1372至1373年間的冬季抵達。當時教團的教長為黑帽教派的乳必多吉四世活佛(1340—1483年),他在1359至1363年曾在元朝朝廷。他從未應皇帝的邀請去南京,但派使者前往,直到他死前不久為止。

他的繼承者得銀協巴(中國人稱哈立麻,1384—1415年)以善行法術著稱于世,永樂帝在為燕王時已聞其名。新帝在1403年登基時,派了一個由以後多次被用作外交官的宦官侯顯和著名印度僧人班的達的弟子智光(他在南京已深受開國皇帝的禮遇)率領的使團去西藏。使團邀請得銀協巴去南京。得銀協巴在一開始派出一個納貢使團後,在1407年4月親自去明廷,受到隆重的接待。他應請求為皇帝死去的雙親舉行宗教儀式,據記載他施展了許多魔法,如使許多神祇顯形,製造鶴、獅、花雨、甘露的幻象等等,時間長達22天。他和他的隨行人員受到重賞,取得了響亮的官銜,並前往山西省重要的中國佛教中心,在那裏又舉行了儀式,然後返回西藏。他在以後至少與明朝廷交換了三次禮品。

他的繼承者通哇頓丹(1416—1453年)到15世紀40年代末一直派來使團。明朝朝廷顯然不知道得銀協巴之死,所以認為這些使團都是他派出的。1446年以後,與噶瑪派諸教長的關系破裂。根據西藏的史料,得銀協巴在他逗留南京期間曾勸說永樂帝不要嘗試重建對西藏的統治。沒有什麽證據能證明永樂帝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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