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編撰于大明永樂年間,內閣首輔解縉總編的一部中國古典集大成的曠世大典,初名《文獻大成》,是中國百科全書式的文獻集,全書22,937卷(目錄佔60卷),11095冊,約3.7億字,這一古代文化寶庫匯集了古今圖書七八千種。但《永樂大典》除了正本尚未確定是否存在長陵外,永樂副本卻慘遭浩劫,大多亡于戰火,今存不到800卷。《永樂大典》作為世界上著名的百科全書,顯示了古代漢族文化的光輝成就,是一部集大成的曠世大典。《不列顛百科全書》在"百科全書"條目中稱我國明代類書《永樂大典》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

  • 書名
    永樂大典
  • 出版時間
    2010
  • 裝幀
    平裝
  • 開本
    16

基本簡介

​《永樂大典》是中國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也是迄今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是一部類書,它編纂于明朝永樂年間,歷時六年(1403- 1408年)編修完成。它儲存了14世紀以前中國歷史地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獻,與法國狄德羅編纂的百科全書和英國的《大英百科全書》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稱世界文化遺產的珍品,也是中國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總計有22,877卷、目錄60卷,分裝成10,095冊,全書字數約3億7千萬字。《永樂大典》的規模遠遠超過了前代編纂的所有類書,即使是清代編纂的規模最大的類書《古今圖書集成》也隻有1萬卷、1億6千萬字,不到《永樂大典》的一半。《永樂大典》的規模更是西方同時代的典籍所望塵莫及的。

據粗略統計,《永樂大典》採擇和儲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種之多,數量是前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的五、六倍,就是清代編纂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收書也不過3,000多種。

體例介紹

這是一冊完整的《永樂大典》,它高50.3釐米,寬30釐米,用明代營造尺來量,應該是高一尺五寸六分,寬九寸三分。開本宏大,很有皇家的威儀和氣魄。

每冊《大典》約有50葉(頁)左右,主要都是二卷一冊的,也有一卷一冊或三卷一冊的。書葉採用雪白、厚實的樹皮紙,翻開書發出淡淡書香,十分講究和美觀。

永樂大典的[書衣]

古籍的書衣就是現代書籍的封面,因為像人穿的衣服一樣包裹在書的外面,就有了“書衣”這個形象的稱呼。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的書衣用多層宣紙硬裱,最外面有一層黃絹連腦包過,格外庄重。這種很像現代書籍的裝幀形式叫做“包背裝”,是元朝和明朝前期書籍裝幀普遍採用的方式。包背裝書籍應該是立著插在書架上,不像後來的線裝書是躺在架子上的。可以想象,一萬多冊開本宏闊的《永樂大典》擺在架上,如同一個小型圖書館,真可以說是煌煌巨製了。

書衣正面的左上方黏有一個長方形的書簽,框內題“永樂大典”四字,字下方還有雙行小字,說明這冊書的卷數。

書衣正面的右上方還黏有一個框,裏面用墨筆題寫這一冊所屬的韻目,又低一字註明這一冊是該韻目的第幾冊。如果手裏有一部當時通用的《洪武正韻》的話,按圖索驥,,就能十分方便地從一萬多冊《大典》中檢索到自己需要的內容。

翻開《永樂大典》

翻開《永樂大典》書衣,就是卷端,也就是正文的第一葉(頁)。可以看到,整部《大典》都是用朱、墨筆寫成的。朱筆主要用來繪製邊欄界行,書寫引用書籍的著者和書名;墨筆用來書寫題名、卷數、韻目、書籍正文並繪製圖畫;圈點則是用內空外圓的蘆、竹、骨或玉製筆管蘸上朱砂印泥戳上的。整體看起來端庄美觀,朱墨燦然。

細看《永樂大典》的行格

若不說,你恐怕不會知道,《永樂大典》每一葉朱色的邊欄界行都是用手繪製、而不是印刷出來的。 《大典》的邊欄四周都繪成雙邊,“朱絲欄”把每半葉隔成八行,版心間上、下各有一條粗粗的“象鼻”,中間還有一個“魚尾”,“魚尾”上方記載書名和卷數,下方記載葉數。行格的筆畫粗細均勻,畫得一絲不苟。

如果仔細看看,還會發現朱絲欄線上、下都有針眼,根據這個針眼,你就能猜出為什麽欄線能畫得間距相等了吧。

秀美挺拔的書法

《永樂大典》的3億7千萬字,都是書手們用明代官用的楷書:館閣體一筆一畫抄寫出來的。《大典》中所繪山川器物也全用白描手法,精麗工致。這3億多字在編纂時應該至少抄過一遍,兩千多人連編帶抄用了5年時間;定稿後清抄,隻用了不到兩年時間就完成了。平均每天要抄50萬字之多。 清抄的書手中有許多是各地有名的書法家。由于現存的《永樂大典》是嘉靖年間重錄的,永樂年間原本的書法不得而知。嘉靖年間負責重錄工作的徐階見到永樂本後,曾經贊嘆說,舊本繕寫得太好了,現在很難再找到這樣的書手了。從嘉靖重錄本看,《大典》的書法較為瘦長,類似歐書,看起來流暢挺撥,相比較,清代的館閣體則顯得更圓潤一些。當然,《大典》的書法也有匠氣較濃的,不能一概而論,也不能過于挑剔。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的編排

一部《大英百科全書》,它的辭條是用英文26個字母的順序來編排的,那麽在中國古代,如何把規模宏大的《永樂大典》組織成一個整體,讓人很快能檢索到要找的內容呢?《永樂大典》的編纂者們採用了“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在這幅《永樂大典》圖版中,卷端第一行下方“四霽”就是韻目的順序和名稱,第二行的“寄”字就是屬于霽韻的一個韻字。別看隻有三個字,作用可是很大的呢!

《永樂大典》的內容和組織

我們現在的專家學者要編纂一部百科全書,往往要先確定條目,再根據大量的資料逐條撰寫。像《大英百科全書》和《中國大百科全書》都是這樣。《永樂大典》的編纂者們也要根據文獻中的語詞來確定條目,不過他們並不撰寫什麽文字,而是把各種典籍中凡出現過這個條目的一段記載,甚至整部書籍全都抄錄下來,還要點明採自什麽文章、書籍,是何人撰寫的,讓人明晰出處,可以查考。這種做法,有點類似孔子所說的“述而不作”。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記載內容通行的規則是用一行的大字墨書辭目,用雙行小字朱筆記載作者和書名,墨筆記載書中的篇名和內容,就像這幅圖版看到的樣子。

韻字下面也有文章:《永樂大典》裁選的典籍或文章一般都列在辭目下面。但根據具體情況,有些也列在標目字的下面。比如圖版中的標目字“昭”的下面,就把《左傳》中關于魯昭公一節的記載全部列在下面,而且一列就是好幾卷。

古音古字匯于書中:《永樂大典》在檢索字的下面首先要註明該字在《洪武正韻》中的音韻和最早的出處、訓釋,還要標明篆、隸、行、草、楷等各種書體和異體字。內容十分豐富。你看這個標目字“冀”字下面就列舉了“冀”各式各樣的寫法,真像書法字典一樣。

《永樂大典》的圖畫

我們現在從《永樂大典》的殘本上,還可以看到其中的插圖,這些圖畫全部採用白描手法,描繪的山川、名物、人物、城郭等形態逼真,十分精致,是古代書籍插圖中的精品。

《永樂大典》完整的時候,插圖的式樣和種類一定非常多,如果單獨編一本《永樂大典》插圖集的話,那簡直就是古代文明的一次大展示。清代大學者紀曉嵐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中曾經說到他編纂《四庫全書》時,有一次翻到《永樂大典》上宋代兵器“神臂弓”的圖畫,很是驚訝。按照《永樂大典》上的記載,“神臂弓”可以立在地上,扣動扳機,箭飛出去可以穿透300步以外的鐵甲,宋朝的軍隊用“神臂弓”來對付金兵很有效果。宋軍對這一利器的使用有嚴格的軍法要求,絕對不能遺失或被金兵得去。“神臂弓”在元世祖的時候失傳了。紀曉嵐也因為滿清統治者的對漢人起義的恐懼,不敢將《永樂大典》中的相關記載輯出來,結果“神臂弓”最終隨著《永樂大典》而消亡了。我們今天在電影裏有時還能看到與“神臂弓”類似的弩機的仿製品,看了真讓人心膽俱喪。

《永樂大典》的責任製度

翻到《永樂大典》的最後一葉(頁),能夠看到空白頁上的幾行細密小字,這是歷代官書中普遍採用的一種格式,記載抄寫者、圈點者和校驗者的職名。這種做法,我們從現存最早的唐人寫經上也能見到。

永樂年間清抄《永樂大典》時有嚴格的責任製度,早進晚出,不允許僱人代寫。官府每天供應硯台、水罐、筆墨、飯食,冬天還供應木炭等。某頁如有抄寫差錯,發紙另寫,不論抄多少遍,隻算一頁。消極怠工者,按罪論處。嘉靖間重錄《大典》,用的也是這個方法,每人每天抄三頁。傳到今天的《永樂大典》,一點塗改、挖補、增加的痕跡都沒有,說明了當時責任製度的嚴格。在這一幅《永樂大典》最後一葉的圖版上,我們看到總校官、分校官、繕寫者和圈點者的姓名,職責非常明確。

編撰作者

說到《永樂大典》,不能不提到主持編纂這部典籍的兩個大功臣:解縉姚廣孝

永樂大典

解縉生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正是明太祖朱元璋剛剛推翻元朝統治,建立明王朝的時候。明成祖朱棣很賞識他的才華,任用他主持過《太祖實錄》和《列女傳》的編纂。不過最讓他名垂青史的,還是他主持編纂《永樂大典》的經歷。

姚廣孝生于元元統三年(1335年),蘇州長洲人,比解縉年長34歲。姚廣孝14歲就出家當了和尚,法名道衍。姚廣孝被明成祖朱棣請出來主持纂修《永樂大典》一則是因為解縉編纂的《文獻大成》(《永樂大典》前身)還是遵循儒家正統,沒有兼收佛道之書;另一則是朱棣聽說建文帝隱姓埋名在佛寺中,要通過姚廣孝主持《永樂大典》編纂的機會,拉攏佛道信徒,以找到建文帝,根絕後患。

解縉等人在明成祖的全力支援下,果然不負囑托,成功編纂出《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前後編纂過兩次,第一次編纂開始于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由解縉、胡廣、胡儼、楊士奇等人負責,召集了147人,于次年完成了編纂工作。

永樂三年(1405年),明成祖再命姚廣孝、解縉等人重纂,這次因為採選的書籍眾多,參與的朝臣文士、宿學老儒達到2,16萬人。

《永樂大典》完成後,明廷又在各地征召了大批繕書人進行描欄、清抄、繪圖和圈點工作,人員數量現在已經無法統計了。

參與編修《永樂大典》人員的生活條件優裕,他們居住在離皇家藏書處文淵閣不遠的崇裏坊等地,由光祿寺早晚供給酒餚、茗果,還發給膏火費,官員參與編修的可以免朝,待遇十分優握。當時有人就以“天下文藝之英,濟濟乎鹹集于京師”來形容《永樂大典》編纂的盛況。

發展歷史

中國古代浩瀚的文化典籍流傳到今天的隻有百分之一、二,其他因為自然或人為的破壞,最終在歷史長河中湮滅了。古代典籍是承載古代文明和文化的“鄭和寶船”,它的形態、語言和內容是一個時代歷史的真實寫照,能激起人們探秘尋寶的強烈沖動。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就是這樣的一個“寶船”,它曾經如此龐大和華麗,把中國14世紀以前的文化統統裝入它的倉中。可如今,人們隻能通過露在水面上的一小段桅桿來猜測這艘沉沒寶船的一切了。歷史上的《永樂大典》帶給人們太多的驚奇和贊嘆,它的毀滅也帶來了同樣強烈的悲傷和遺憾,留給後世許多有待探尋的謎。現在,許多人不知道《永樂大典》是一部什麽書,還有許多對《永樂大典》耳熟能詳的人恐怕一生也無緣見到《永樂大典》的原貌。

史書命運

《永樂大典》的聚散離合

《永樂大典》究竟是怎樣編纂的?怎樣流傳的?怎樣被人偷盜、搶劫和焚毀的?在國內外學術界中,至今人們都在爭論1900年到底是誰燒掉了《永樂大典》,是八國聯軍還是義和團?事實上,600年來《永樂大典》的聚散離合告訴我們,要對《永樂大典》的毀滅負責任的有君王、官員、知識分子、無知百姓,也有拿著文明造就的槍炮在火光中搶掠、毀壞這些“戰利品”的外國侵略者。一個民族的強大固然重要,但一個民族究竟應該怎樣對待祖先珍貴的精神財富和文明成果?國民的貭素更為重要。

《永樂大典》在永樂年間纂修完成後,隻抄錄了一部,叫做“永樂正本”;到嘉靖朝,怕《大典》有損,又重錄了一部,稱為“嘉靖副本”。因為兩部《大典》都深藏在皇宮中,沒有刊印,流傳稀少,在朝代更迭、內憂外患中被偷盜、搶掠、焚燒,“正本”消失了,“副本”也隻剩下400餘冊。《永樂大典》從編纂到毀滅的600年間,留下了許多傳奇故事和千古之謎。

明成祖纂修《永樂大典》

要了解《永樂大典》是如何纂修的,先要說說當時的情勢和明成祖朱棣其人。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後,確立了大一統的國家,把首都設在南京,分封自己的兒子到各地做藩王,以便把守疆土。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被封為燕王,把守北平(今北京)一帶。由于靠近邊塞,朱棣手中掌握著重兵,成為一方軍政首腦。明太祖死後,其孫建文帝即位,因懼怕各地掌管大權的藩王叔叔們,故與齊泰、黃子澄等親信大臣們商議削藩。這激起了藩王們的不滿。燕王朱棣就趁機舉兵,以“靖難”(平定變亂)為名攻陷南京,趕走建文帝,奪取了帝位,改年號為“永樂”。

博大的理想和胸懷

朱棣篡奪帝位,被方孝孺等士大夫們視為“大逆不道”。于是想到了要繼承太祖編修一部大型類書的未靖之業。這樣,一方面透過把士人集中起來,可以消弭朝野間的抗拒力量,達到籠絡士人的目的;另一方面還可以炫耀文治,確立自己的正統地位。于是就在即位的是年(1403年)七月,下令編纂《永樂大典》。 明成祖朱棣對解縉、胡廣等大臣們說:“天下古今事物都分散記載在各種典籍之中,卷帙浩大,不易檢索。朕想廣泛採集各書中所載事物,用韻來統攝,以便考索,這樣檢索事物,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了。過去的《韻府群玉》和《回溪史韻》等書,雖然也是用韻來統攝的,但採書不廣,記載簡略。希望你們按照我的意思,把有文字以來歷代的經史子集百家之書,還有天文、地志、陰陽、醫算、僧道、技藝的資料都收集起來,匯在一書之中,不要嫌浩繁了。”

解縉等人遵旨編書,很快在第二年完成了編纂任務。但編纂者的頭腦中還是有儒家正統觀念的框子,採選的書偏重儒家經典、百家文集、史書傳記等,雖然稱為《文獻大成》,採錄的典籍還是不夠豐富,讓明成祖很不滿意。

永樂三年(1405年),明成祖又任命了為他奪取帝位、立下汗馬功勞的僧人姚廣孝編修,召集了十數倍于原來解縉的編纂班子。這個班子中除朝廷官員、宿儒名士外,還征召了許多僧人道士參加。為保證大書的編纂,明成祖開放了皇家藏書處文淵閣,還不惜代價到民間征書。指示隻要是皇家沒有的書籍,統統買下,不要計較花費,這樣收集到的書籍除經史子集外,還包括佛藏、道經、戲曲、小說、工藝、醫葯、志乘、雜史等,真是汗牛充棟,被編入者達七、八千種之多。永樂五年,《大典》定稿,明成祖很滿意,認為是古今未有的巨著奧典,並正式定名為《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的編纂成功,可以說是明成祖博大胸懷的產物。《永樂大典》的編纂與明成祖後來所做的北征瓦剌、六下西洋及削藩設閣等事跡,不單使中國先進的科技和文化名揚天下,也讓明成祖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有作為的皇帝之一。

明世宗重錄《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纂成後,被放置在南京文淵閣的東閣。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移都北京,挑選了一部分藏書帶到新都,《永樂大典》在正統年間正式被放置在文樓中。

在明朝皇帝中,明世宗(嘉靖皇帝)最喜愛《永樂大典》,平時在案頭上常備幾冊《大典》以供隨時翻閱。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宮中發生大火,三大殿都被燒毀。火勢蔓延,很快便危及文樓中的《大典》。明世宗連夜下了三道金牌,令人把《大典》及時搶救出來。為防止今後再遭受類似禍患,明世宗萌生了重錄《大典》的想法,並同大臣徐階反復商議此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世宗任命高拱、瞿景淳、張居正等人負責重錄《永樂大典》的工作。吏部和禮部主持了“糊名考試”,選撥出109位善書人。內府調撥了畫匠、砑光匠、紙匠等。惜薪司、光祿寺和翰林院也分別負責木炭、酒飯和“月米”的供應。重錄工作正式開始了。

重錄之初,大臣徐階認為抄錄上萬冊《大典》,工程浩大,不必拘泥原來的式樣和書法。後來他翻檢《大典》,發現如果版式一變,上面的大小字和圖形都要發生變化,不如照原樣摹寫方便,最後決定重錄全仿永樂正本,不加任何改變。

重錄《永樂大典》的繕寫者被規定每人每日抄寫三葉(頁),這樣重錄工作整整花了6年時間,到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四月才最後完成。抄好的副本被放置在新增的皇史宬。

《永樂大典》正本的命運

嘉靖間重錄《永樂大典》後,有關《大典》的記載就很少見了,特別是永樂正本的下落更是人雲亦雲、變得撲朔迷離。有人認為《大典》正本毀于戰亂或火災,早已蕩然無存。有人卻認定《大典》應該是被殉葬了,現在還有重現于世的希望,要不然怎麽會突然間杳無音訊的呢?以歷史記載詳實而著稱的中國,怎麽會連這樣大的一部重要典籍的下落都沒有記載呢?實在匪夷所思!正本究竟遭受了何等命運?如何亡佚的?至今還是歷史上的一大懸案。

毀于明末說

根據史書記載,永樂年間曾經考慮過將新編就的《永樂大典》付梓,但因工費浩繁而罷。嘉靖副本重錄30年後,又有南京國子祭酒陸可教曾上書建議刊刻《大典》,因為同樣的原因未被採納。更有太史令李維楨批評《大典》“冗濫可厭,殊不足觀”,說明在明萬歷年間,《永樂大典》仍然存世。可到了明末,學者談遷和顧炎武卻認為《大典》在萬歷末年間就毀于大火了。熟悉明末宮闈舊事的宦官劉若愚寫的《酌中志》也說:“舊《永樂大典》二部,今又見貯于何處也?”真是一點線索也沒有。所以《四庫全書總目》就下了個結論,說“明祚既傾,南京原本和皇史宬副本並毀”,還說嘉靖錄副時,實際上是抄了正、副二本,錄副後,永樂原本歸還南京去了,一並毀于明末戰亂。這些說法看來並沒有明確的歷史依據。

毀于嘉慶乾清宮大火說

清康熙間,學者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 中發現了《永樂大典》副本,已有殘缺。雍正間,這部副本被運到翰林院儲存了起來。學者全祖望猜測永樂正本應該還在乾清宮中,希望能用正本來配補遺失的副本。清末的繆荃孫也執相同看法,並且明確說,正本是在嘉慶年間乾清宮大火中被焚毀了。可是乾隆間編纂《天祿琳琅書目》時並沒有記載正本的存在。而且乾隆皇帝在編纂《四庫全書》時,還尋找過丟失的副本,負責輯佚《永樂大典》的館臣們也沒有見過正本。所以正本毀于乾清宮大火的說法應該是靠不住的。

殉葬說

20世紀60年代,位于北京十三陵的明神宗(萬歷皇帝)的陵墓定陵的大門被緩緩開啟。定陵的挖掘是當時考古界和史學界的一件大事,報刊一時紛紛報道。但定陵的挖掘還有著一層不為人所知的背景,就是以郭沫若為首的一些史學家論證《永樂大典》的正本被殉葬在定陵中,結果當然讓人有些失望。可是《永樂大典》殉葬說卻被很多學者所採納,他們從最喜愛《永樂大典》的明世宗的下葬時間和《永樂大典》錄副的進度來比較,以及從《永樂大典》正本突然失蹤的情況來判斷,猜測《永樂大典》的正本極有可能是殉葬在明世宗的陵墓──永陵中去了。殉葬說並不意味著我們尚可以找到完整無損的《永樂大典》正本,可是這部資料價值極高而又歷經磨難的類書的命運又一次牽動了人們的神經,而被廣泛地關註和報道。《永樂大典》的命運已經成為人們心中永遠解不開的結。

《永樂大典》副本的命運

《永樂大典》正本已經杳無音信了,僥幸逃過明末戰亂的《大典》副本也有兩千多卷的殘缺。在整個清王朝,《永樂大典》被學者和統治者們重新重視和使用,也經歷了被偷盜、焚燒和劫掠的悲慘命運,最終于1900年八國聯軍進佔北京時被毀滅了。剩下的約400冊零本被8個國家和地區的30個機構收藏。即使是這樣,《永樂大典》這部奇書在今天仍然以其巨大的資料和文物價值而受到學者們的青睞。

尋找失去的永樂大典

“大典猶看永樂傳,搜羅頗見費心堅。兼及釋道欠精覆,久閱滄桑惜弗全。”這首七言絕句出自乾隆皇帝之手,詩中贊賞永樂皇帝編纂《永樂大典》的良苦用心,對《永樂大典》收集佛、道典籍進行了批評,感嘆歷盡滄桑的《大典》流傳下來已經不完整了。短短四句話,昭示了乾隆皇帝對《永樂大典》的認識。乾隆朝對《永樂大典》的挖掘和利用也都由這四句話看出端倪。

經過明代的戰亂,《永樂大典》副本已經有所散失了。在皇史宬 發現《大典》的徐幹學說過,《大典》“鼎革時亦有佚失”。可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開四庫全書館時,《永樂大典》的缺失還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視。當時因要從《大典》中輯佚失傳的典籍,進行了一次清查,發現《大典》缺失了2,422卷。乾隆皇帝深為嘆息,下令在全國尋找丟失的《大典》,特別要在書賈坊林間“留心體訪”。有人猜測,最早發現《大典》的徐幹學、高士奇、王鴻緒等人經常利用此書,可能把一部分帶回浙江老家去了。乾隆皇帝就給兩江總督高晉、浙江巡撫三寶下了密令,要他們去徐、高等人家中宣示,《大典》是官物,即使當年拿回家,也是無意收藏,隻要交出,概不追究。可是徐、高後人堅持說沒有見過《大典》,最後隻得無功而返。這時卻發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有個四庫全書館的纂修官黃壽齡私自把六冊《大典》帶回家中閱讀,被人盜去。事發之後,乾隆皇帝聞訊十分惱火,嚴令緝捕、找回《大典》。最後盜人喪膽,趁夜悄悄將《大典》放到御河橋邊,終被追回。而黃壽齡也被處罰俸3年。

清朝官員的盜竊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館設立了“校勘《永樂大典》散篇辦書處”,輯校《永樂大典》中的古書,共得經、史、子、集四部書385種,4,946卷。取得的成績固然很大,但也有很多古籍未能輯出。事後,館臣們認為“菁華已盡,糟粕可捐”,草草收場。道光後,《永樂大典》被棄置在翰林院,無人過問。一些官員趁機大行偷盜之事。根據清末繆荃孫的記載,當時翰林院的官員早晨進翰林院辦公時隨身攜帶一件棉袍,打成包袱的樣子背在肩上;下午離開翰林院時把棉袍穿在身上,包一冊《永樂大典》出來,看守人員毫無覺察。像文廷式這樣的學者也通過這樣的手法偷盜《永樂大典》,數量達到100多冊。《永樂大典》流出宮後,有的被洋人高價收購,更加劇了它的流散。光緒元年重修翰林院衙門時,清點《永樂大典》,隻剩5,000多冊。20年後再清點,竟然隻存800冊。一部大書,幾乎被偷光了。

外國侵略者的掠奪

1900年6月,《永樂大典》副本最後的劫難到了──當時八國聯軍進攻北京,與圍攻英國使館的義和團發生沖突。英國使館毗鄰翰林院,在沖突中成為戰場。據英國人威爾的《庚子使館被圍記》記載,沖突中有人將火把拋進翰林院中,翰林院頓時著起大火,排積成行、一望無盡的藏書遭受空前浩劫。貯存《永樂大典》的敬一亭也被燒毀。“龍式池及井中,均書函狼籍,為人所拋棄。有綢面華麗之書,皆手訂者;又有善書人所書之字,皆被人隨意搬移。”《永樂大典》的大部分在這次浩劫中被焚,剩下的有的被修了工事,有的被墊了馬槽。譯學館的劉可毅一人就在洋人的馬槽下揀到數十冊《永樂大典》。《永樂大典》副本被毀殆盡。

英國人從這次焚毀《永樂大典》的事件中得益最多。使館有個叫翟裏斯的官員從翰林院的廢墟中揀來一些《永樂大典》,其中的卷13345還被當做戰利品贈送給他的父親。威爾記載,英國使館中研究中國文學者見到如此寶貴之書,是平時絕對見不到的,都想揀選,“在火光中覓一路,抱之而奔”。從此,《永樂大典》流散到民間和國外,成為各藏書單位爭相收藏的物件。

在收藏《永樂大典》的外國當中,日本的收藏是最多的。日本的東洋文庫號稱世界五大亞洲學研究中心之一,它的許多藏書都來源于中國。東洋文庫是接收英國人莫利遜的藏書起家的,在莫利遜文庫中就有他在庚子事變中得來的5冊《永樂大典》。東洋文庫還委托北京等地書坊代購《永樂大典》。1943年,大連滿鐵圖書館的松岡洋右與東洋文庫一起,從湖州劉承乾嘉業堂處購得49冊《永樂大典》,這些《永樂大典》一直放在滿鐵圖書館,直到1945年大連被蘇聯紅軍佔領後,被當作戰利品運往蘇聯。 

此外,美國、德國、越南、韓國等國家的圖書館也收藏了小量的《永樂大典》。近年來,《永樂大典》零本在國外,特別是在英國還不斷有所發現,這些零本遠涉重洋出現在異邦,雖然歷經坎坷,但有幸儲存下來了。

《永樂大典》的重聚

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是清學部所轄京師圖書館,民國間改稱國立北平圖書館,1949年後稱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誕生之初就擔負起國家圖書館職責,儲存並收集《永樂大典》等珍貴文獻。經過90年的努力採集、國家調撥和各界捐贈,目前收藏的《永樂大典》原本達到221冊,現存《大典》的膠卷也基本收集齊全。國內的《大典》除上海圖書館和四川大學圖書館各有一冊外,其他都集中存放在國家圖書館的善本書庫中。

近代的收集

京師圖書館籌建之初,經學部提議將翰林院殘存的《永樂大典》移交京師圖書館庋藏。1912年,民國政府成立,在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周樹人建議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請國務院,將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殘本64冊送歸教育部,其中60冊交由京師圖書館儲藏,這是國家圖書館入藏的第一批《永樂大典》。京師圖書館更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後,對《永樂大典》的收集更是不遺餘力。副館長袁同禮和考訂組組長趙萬裏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34年,館藏《大典》已達93冊。

運美和運台的經過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華北局勢動蕩不安。為防不測,國民政府下令古物南遷。1933年5月,教育部電令北平圖書館將宋元精本、《永樂大典》、明代實錄等古籍南遷,以防不虞。接電後,北平圖書館即將《永樂大典》等善本典籍運往上海,存放在公共租界倉庫。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淪陷,局勢進一步惡化,存放上海圖籍的安全遭到威脅。代理館長袁同禮和上海辦事處錢存訓通過駐美國使館與美國聯系,決定將這批善本再做挑選之後運往美國暫存。選取的3,000種書中有60冊《永樂大典》。于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前運抵美國,由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1965年這批善本轉運台灣,目前暫存台北故宮博物院。放在上海的另外25冊《永樂大典》後來運回了北平(今北京)。

名家的贈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1年,當時與中國友好的蘇聯把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收藏的11冊《大典》贈還中國政府。文化部接受後即撥交北京圖書館收藏,並和北圖聯合舉辦了一次展覽,宣傳《大典》的價值及其慘遭劫掠的遭遇。展覽極大地激發了各界民眾的愛國熱情。一些愛國人士和藏書單位紛紛向國家捐獻了自己收藏的《永樂大典》。

1951年8月20日,著名藏書家周叔弢 率先將家藏的一冊《永樂大典》無償捐獻給國家並致信北圖:“珠還合浦,化私為公,此亦中國人民應盡之天責也。”隨後趙元方也將家藏的一冊《永樂大典》捐贈出來。更令人感動的是在張元濟的倡議下,商務印書館董事會一致通過將商務印書館所屬東方圖書館所藏21冊《永樂大典》贈送北圖。此後,北京大學、廣東文管會,以及張季薌、金梁、徐伯郊、陳李藹如等紛紛捐獻了自己收藏的共11冊《永樂大典》。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國家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總理對文物收藏極為關註,特批專款從香港藏書家陳清華手中購回一批珍貴古籍,其中就有4冊《永樂大典》。

外國的歸還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之初就和當時同屬于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交涉歸還《永樂大典》的事宜,得到了蘇聯政府的支援。1951年,蘇聯把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收藏的11冊《大典》贈還中國政府。文化部接受後即撥交北京圖書館收藏。這在當時是一件大事,因為這些《永樂大典》過去是被當作戰利品從大連的滿鐵圖書館運到蘇聯去的。如今蘇聯政府無償歸還這些珍貴文物,對百年來飽受外國侵略和戰爭蹂躪的中國人民來說是一件非常振奮的事,也為國家間的平等交往樹立了典範。中國和蘇聯的各大報紙對此事進行了大量報道。

繼這次贈還《永樂大典》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藏書機構也紛紛贈還藏書;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贈還3冊,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贈還52冊,蘇聯科學院也通過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移贈1冊。這樣67冊遠離故國的《永樂大典》終于回到了祖國懷抱。

山東農民的捐贈

《永樂大典》在收集過程中還有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山東掖縣農民孫洪林在偶然看一幅掛歷上印的珍貴古籍圖片時,發現過去自己家中有一冊與《永樂大典》很相似的書,因為不知道是書名,家中就用它來夾鞋樣和剪紙,而且剪掉了書中天頭地腳沒有字的部分。由于有從祖上因襲的敬惜字紙的傳統,有字的地方都儲存下來了。孫洪林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掖縣文化館,並要求北京圖書館派人來鑒定。經過專家鑒定,這冊書無疑就是《永樂大典》的“門”字韻。孫家將這部幸運的《永樂大典》捐贈給國家。北圖在收到此書後即由專業修復人員做了復原。這冊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終于與其他《大典》聚合了。

《永樂大典》的影印和出版

《永樂大典》殘本約400冊散落在8個國家和地區的30個單位。從二十世紀初,就不斷被藏書家所摹寫、復製。像傅增湘、嘉業堂這些收藏過《永樂大典》的藏書家和藏書樓都曾經仿真復製過《永樂大典》。也有的圖書館將復製的《永樂大典》用來交換中國儲存的《永樂大典》膠卷,可以說是費盡了心機。

1959年,北京圖書館將歷年收集到的《永樂大典》原本和膠卷提供予中華書局,與中華書局自己收集到的《永樂大典》復製品一起進行影印出版。經過多次補充出版,目前正式出版的《永樂大典》已達797卷,佔現存總數的99%。台灣和日本也出版了影印的《永樂大典》。2002年,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辦的“《永樂大典》600年國際研討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正式推出了原大仿真影印的《永樂大典》,並計畫在幾年內將世界現存的《永樂大典》全部影印完成。

價值連城、輯佚寶庫

《永樂大典》所載之書以宋元時期的著作為多,到明代編輯《文淵閣書目》時,這些著述已經是十不存三、四了。到了清代,隻有十之一、二還在流傳。加上《永樂大典》收錄的典籍除比較正規的儒家典籍、史傳百家、歷代文集等,還收錄了大量的方輿志乘、小說戲曲、醫學方技、佛道典籍等,所以歷代學者都把《永樂大典》看作輯佚之淵藪,他們在其中爬梳整理,把分散在各卷中的典籍匯總起來,使許多佚書得以重現人世。

清代學者輯錄宋、元文人的詩歌文集和宋、元兩朝的史料最為豐富。近現代以來,戲曲、地方志、科技書籍和醫學著作開始被人們重視和輯錄。近年來,《大典》中的佛教、道教資料也逐漸為人們所認識。下面就讓我們了解一下歷代輯佚的過程和成果。

《永樂大典》輯佚的先河

全祖望和李紱都是清代的大學者。雍正間開三禮館,全、李二人供職翰林院,得以接觸《永樂大典》。他們在《永樂大典》中看到許多世上未見之書,驚呼為“宇宙之鴻寶”。兩人一商量,覺得應該先把想見而不可得的書籍輯錄出來。全祖望寫了《抄永樂大典記》,認為最需要輯錄的有五類書,就是經、史、志乘、氏族、藝文。從此,兩人每天看20卷,把想輯錄的書名簽出,再由另外四人抄寫。就這樣每天爬梳,整理出王安石《周官新義》、高氏《春秋義宗》等十多種書籍。可是卷帙浩繁的《永樂大典》兩個人怎麽能看過一遍呢?長期的輯佚工作讓兩人感到身心疲憊。第二年全祖望罷官回鄉,輯佚工作隻好作罷。但全、李二人的輯佚成果卻引起了學者們的普遍關註,為以後《四庫全書》館臣系統輯佚《永樂大典》奠定了基礎。

四庫全書館的輯佚

清代乾隆皇帝很想比肩中原皇帝,想做一番大事。康熙、雍正朝曾纂修過一部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乾隆皇帝對這種類書的體例很不以為然,他說,類書雖然能夠兼收並錄,極方策大觀,但“因類取裁”的方法使得人們無法看到書籍的全貌,溯其源流,征其來處。他要做前人未做之事,修纂一部大型叢書──《四庫全書》,以補類書的缺失。還把藏《四庫全書》的閣名用淵、源、津、溯來命名,凸顯他的這部書才真正能夠“溯其源流”。這時,安徽學政朱筠和四庫總裁于敏中都建議乾隆皇帝輯佚《永樂大典》中的大量散佚古籍,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視。在開四庫全書館之初,他連頒兩道聖旨,下令輯佚、匯訂《永樂大典》中的古書善本。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館設立了“校勘《永樂大典》散篇辦書處”,參加輯佚的有當時著名學者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等共39人。其中,周永年在宋、元人詩文集上用力最勤。邵晉涵輯《舊五代史》、《九國志》,戴震輯《算經》,也各有所成。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輯出經、史、子、集四部書共385種、4,946卷。著名的有後來被列入二十四史的《舊五代史》、記載南宋初年史實的重要著作《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查考唐人世系的《元和姓纂》、目錄學名著《直齋書錄解題》和西晉杜預的《春秋釋例》等。至于宋元人的詩文集更達到了175種,許多失傳的重要典籍都通過這次輯佚恢復了原貌。

但乾隆皇帝與永樂皇帝不同,沒有兼收並蓄的胸懷,加之滿清定鼎中原剛剛百年,對宋、明人指斥謾罵北方少數民族的言辭十分忌諱。所以在輯佚中堅持儒家正統觀念,認為“菁華已盡,糟粕可棄”,凡佛道、戲曲、小說等概不輯錄,對于牽涉違礙的言辭也毫不留情面,一概刪去。有些科技方面的著作,如鄧御夫的《農歷》200卷詳細程度超過《齊民要術》,還有些軍事方面的發明為怕洋人學去,也都丟掉,不加採錄。甚至已經輯佚出的散片如《兼金合璧》、《晉史揮塵》等,或簽出的典籍《元一統志》等重要的方志類書籍,都棄置不顧,所以,這次系統輯佚古書工作留下了永遠不可彌補的遺憾。

據文津閣藏本,所謂的《四庫全書》共收錄古籍3503種、79337卷、裝訂成三萬六千餘冊。但是,凡是被滿清統治者認為不符合他們觀點的著作,均不能抄入《四庫全書》,均被刪減掉了,可惜,這類著作共有6793種、93551卷,比收入《四庫全書》的著作多出將近一倍。因此常常被人詬病為明為修書實為毀書,為了控製民間反對異族統治的言論,而實行毀書達到以愚黔首的目的。

四庫全書館後的輯佚

四庫館對《永樂大典》進行系統輯佚後,嘉慶間纂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統志》時都曾用過《大典》中的史料。不過貢獻最大的是徐松的輯佚工作,他輯佚的《宋會要》500卷、《宋中興禮書》、《續中興禮書》、《元河南志》等都是超過100卷的大書。以後文廷式輯錄過《元高麗記事》、《宋狀元及第圖》等,繆荃孫輯錄過《明瀘州志》、《明永樂順天府志》,董康輯錄過《憲台通記》,不過規模都要小多了。

近現代的輯佚

近現代因為《永樂大典》的散失,能夠利用的隻有區區400冊,但仍然取得了較好的成績。特別是民國間國立北平圖書館的趙萬裏在1928年到國立北平圖書館工作後,就開始了對《永樂大典》的輯錄工作,輯錄了《陳了翁年譜》,還以多年功力,從各種載籍中搜求逸佚,編纂成《校輯宋金元人詞》73卷,其中採用《永樂大典》佚文頗多。趙萬裏和陳恩惠等人,在日據時期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堅持輯錄工作,他們發現《四庫全書》中的若幹種《永樂大典》輯本與現存《永樂大典》原本文字有出入,根據當時陳恩惠建議,把《永樂大典》輯佚工作列入工作計畫中。陳恩惠具體負責核對《四庫全書》。由趙萬裏將佚文確定後,僱請兩位抄寫人員進行抄寫,輯佚工作進行了6年,輯出史部、子部、集部,特別是方志、文集等總數達213種。其中的《元一統志》、《析津志輯校》、《薛仁貴征遼事略》等後來都經過再輯得以出版。這時期的輯佚還有郭沫若的《大德南海志》、錢南揚的《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註》、欒貴明的《四庫輯本別集拾遺》等。

《元一統志》

元代地理總志《元一統志》原書近800卷,記載元代地理疆域沿革、山川、湖澤、物產、土貢等,是研究元史的重要資料。趙萬裏從1944年開始,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元一統志》佚文,又從元至正刻本殘帙輯出傳錄的《元一統志》2冊,從常熟瞿氏藏抄本輯出傳錄的《元一統志》2冊,從吳縣袁廷檮 家抄本《元一統志》輯出殘帙1冊。由于其他原因,《元一統志》的輯佚工作停滯了20年。1965年,趙萬裏輯出明《寰宇通志》、《明一統志》等書所引用《元一統志》資料,經反覆校勘,合為一體,該輯本終于在196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析津志》

《析津志》是元末熊夢祥所撰、記述元大都的書,為現存最早記述北京地方史地的專著,其中可以得見元大都和金中都的官署、水道、仿巷、廟宇、風俗等。現時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輯《析津志》是在趙萬裏等先生輯佚的基礎上,由善本部集體匯集整理,最後完成的。《析津志輯佚》的版本有四個來源:一是《永樂大典》原本;二是《日下舊聞考》所載;三是徐維則鑄學齋所藏抄本,即所謂《憲台通記》中所載;四是北大圖書館所藏繆荃孫從《永樂大典》輯《順天府志》殘卷和來自孫殿起的本館所藏明初輯抄《永樂大典》的《順天府志》殘卷。可以說是百年來許多人共同努力的結果。《析津志輯佚》一書後經首都博物館趙其昌校訂,1983年9月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註》

錢南揚《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註》輯錄《小孫屠》、《張協狀元》、《宦門子弟錯立身》三出戲曲。

戲曲在《大典》,“戲”字韻下為戲文(南詞),“劇”字韻下為雜劇,十之六七沒有傳本。《四庫》館臣以戲曲鄙俗,未加輯錄。《大典》收錄“戲文”有33種、“雜劇”90種,較古的宋元南戲除《荊釵記》、《白兔記》、《拜月記》、《殺狗記》、《琵琶記》諸本外,明初尚存《破窯》、《躍鯉》、《金印》、《牧羊》等記,而《小孫屠》一本以北曲諸牌與南曲“風入松”合套,開南北合套風氣之先。其他如《張協狀元》、《宦門子弟錯立身》等保持了許多失傳古劇的資料,都十分生動。《大典》所存南戲殘本,是南戲研究的重要資料。趙萬裏之外,譚正璧也較早關註過《大典》中的戲文,著有《永樂大典所收宋元戲文三十三種考》(話本與古劇),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了錢南揚《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註》一書,引起了學術界的研究熱潮,胡竹安、郝樸寧、趙日和等在對南戲體製的研究、三種戲文校補、沈等方面也做出了成績。

收藏單位

1. 中國國家圖書館(222冊)

2. 上海圖書館(1冊)

3. 四川大學圖書館(1冊)

4. 台灣中央圖書館

5. 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

6. 日本國會圖書館

7. 日本東洋文庫(34冊)

8.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9. 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

10.日本天理圖書館(3冊)

11.日本靜嘉堂文庫(9冊)

12.日本斯道文庫

13.日本大阪府立圖書館(1冊)

14.日本武田長兵衛

15.日本石黑傳六(1冊)

16.日本小川廣己

17.英國博物館(10冊)

18.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12冊)

19.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語言學校(3冊)

20.英國劍橋大學(2冊)

21.英國馬登(9冊)

22.德國漢堡大學圖書館(2冊)

23.德國科隆基莫圖書館

24.柏林人種博物館(4冊)

25.美國國會圖書館(40冊)

26.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

27.美國康奈爾大學(5冊)

28.美國波士頓圖書館

29.越南河內法國遠東學院(4冊)

30.韓國舊京李王職文庫(1冊)    

何為類書

類書,就是將一類或多類文獻資料輯錄出來,按照一定的方法,如類、韻、字等進行編排,以方便檢索和查詢的工具書,類似西方的百科全書。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類書是魏文帝時編纂的《皇覽》;以後歷代都有纂輯。歷史上較為著名的類書有唐代的《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宋代的《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明代的《永樂大典》,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等。其中以《永樂大典》規模最宏大,輯錄書籍數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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