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 -基礎含義

民族精神

基礎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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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是反映在長期的歷史進程和積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識、民族文化、民族習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價值觀念和價值追求等共同特質,是指民族傳統文化中維系、協調、指導、推動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精粹思想,是一個民族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體現,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發展的核心和靈魂。

  • 中文名稱
    民族精神
  • 外文名稱
    The national spirit
  • 性    質
    一種愛國精神
  • 對    象
    中華民族

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在歷史長期發展當中,所孕育而成的精神樣態。它是種族、血統、生活習俗、歷史文化、哲學思想等等所熏陶、融匯而成的文化慧命,也可說是一個民族的內在心態和存養。民族精神表現在一個民族的節操、氣度、風範和日常行誼上。尤其表現在一個民族處于逆境中,所呈現出的鎮定自若、奮發有為、自強不息、不屈不撓的志節和心情上。民族精神也是一個民族的生命魂;是一個民族的獨特人格的彰顯;是一個民族的慧根。同一民族之間,必須其有相同的文化意識、生活習俗、道德規範、憂患心態,與哲學思想;否則必形成民族間的分歧。因此,民族精神乃是一個民族的命脈所系,是民族同心、同德的關鍵,更是民族綿延、發展的重要樞紐。禮運大同篇、易經的時中觀、大中以正的思想,春秋的夷夏之辨和王道精神,先秦儒家的仁道、忠恕、博厚的思想,道家的博大真人、寥天一的開礦胸次,墨家的刻苦耐勞、實踐篤行,以及文天祥的正氣歌,張載的西銘,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慧命,也是構成我中華民族精神的資產。茲引國際君友會王愛君之「民族精神」。

基本特征

民族性特征

民族性是指體現在特定民族文化類型中、並作為其基本核心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貭素的特征,是對于特定民族的文化特征的最高層次的抽象。4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的自我意識,是民族成員對于本民族和本體文化的自我認同、自我歸屬感,是一個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帶有本民族特點、體現本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

思維方式的集中反映。一種民族精神與其他民族精神相比較而顯示出不可替代的獨特的規定性,體現著不同民族的精神特征的不可通約性,因為不同的民族各自具有不同的自然環境、生存方式,在此基礎上所進行的獨具特色的文化創造,構成了民族性的歷史基礎。沒有民族的存在,就沒有民族精神的存在。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中指出“還必須註意到結合成一個民族的人們在精神形態上的特點。各個民族之所以不同,不僅在于他們的生活條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現在民族文化特點上的精神形態不同。”’人們常說的美國民族精神、英國民族精神、法國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等都表現出了民族精神的民族性差異。

時代性特征

時代性是指民族精神在其歷史性的演化中所體現出的時間性特征,也就是其與時俱進的根本性質。任何民族精神都存在于特定的時間條件下,與一定的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緊緊相聯。文化和精神,歸根到底都是一定社會歷史生活條件的反映,民族精神作為一個民族發展進步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動力,總是與該民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歷史任務相聯系。為了保證歷史任務的勝利完成,該民族就要主動地、積極地、適時地對自身地民族精神進行揚棄、更新和轉化,使其反映新的歷史特點,把握新的時代規律,實現其與新的時代精神的結合,成為一種新的民族精神。事實上,民族精神是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時代精神”的積淀和累積。

歷史傳承性特征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發展歷程中一脈相承的精神特征或思想意識,是在民族的延續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不斷豐富、日趨成熟的精神,它總是與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血脈相連,是民族文化傳統不斷積淀和升華的產物。任何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都與該民族的傳統文化有著水乳交融的聯系。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並不是隨心所欲地進行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從事創造,文化精神的創造也是如此。任何特定的民族精神,“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2不同時代的民族精神都是對上一時代的民族精神的某種繼承。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社會形態下民族精神所具有的共同性的一面,則是繼承性的依據。例如,近代的中華民族精神是對古代的中華民族精神的某種繼承,當代的中華民族精神又是對近代、現代民族精神的繼承。

自覺能動性特征

自覺能動性是指民族精神能被民族主體自我意識、自我反思和自我覺悟,從而進行自我否定和自我揚棄。“民族精神的自我否定和更新取決于民族精神的自覺。如果說,精神的本質特徵是自由(自由指它能‘自我規定’),那麽,民族精神的真髓就在于它的自我規定,而對于這種自我規定的覺醒和意識就是民族精神的自覺。”3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變的,要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不斷進行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民族精神的自覺性表明,被民族成員普遍知道或認可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還不一定就是民族精神,必須既被認同又被信守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才是民族精神。我們的中華民族精神是經過從春秋戰國開始的歷代知識分子特別是哲學家整理、提煉、加工過的自覺的民族精神,歷代的哲學家經過不斷努力,“把民族精神由一種樸素意識和共同心理而提升到理論形態,從而使民族精神深化和強化,由自發走向自覺。”’

開放性特征

開放性是指不同的民族精神之間具有相互交流、相互引進、相互吸收、相互促進的根本性質。民族精神雖主要是以本民族成員的實踐為主要源泉,但也l吸收外國民族精神中適合本民族所處時代、所處社會物質環境,有利于民族生存和發展的觀念、原則、思想、理論。當然,這一過程是泥沙俱下的,隨著文化開放進來的文化垃圾可能和廣義民族精神中的消極、落後因素結合。優秀民族精神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對域外同族外籍後裔和其他血統的民族成員都有吸引力、感召力,它是世界文化寶庫的組成部分。民族精神的開放性使文化交流成為可能,不同文化間既有沖突,又有融合,沖突表現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相對獨立性、地域性,融合表明不同文化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吸取營養,體現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開放性。當人類歷史由野蠻進入文明以後,特別是“世界歷史”的形成,打破了民族與國家的閉關自守狀態,物質生產和交流成為世界性,于是各民族的文化精神開始相互引進、相互吸收、相互促進。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要想繼續處于封閉的狀態,則是不可能的。

歷史相關

西方思想家對民族精神概念的解釋和使用

民族精神是一個現代話語,由西方學者最早提出這一概念。我國有學者認為18世紀法國啓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是最早論述民族精神的學者。他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說:“人類受多種事物的支配,就是:氣候、宗教、法律、施政準則、先例、風俗習慣。結果就在這裏形成了一種一般的精神。”這裏的“一般的精神”指的是一個民族的一般的精神,即“民族精神”。3英國思想史學家以賽亞·伯林說:“民族精神這個詞是赫爾德發明的,把德國哲學家和詩人赫爾德稱為‘民族主義、歷史主義和民族精神之父’。”4因為赫爾德在其1774年出版的《另一種歷史哲學》一書中,從一般的人類精神引申到了“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所以是他最先表達了這一概念。他認為,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各自發展的權利,人類大花園中所有花卉都能和諧地生長,各種文化都能相互激勵,他同時宣稱“每一種文明都有自己獨特的精神—它的民族精神。

這種精神創造一切,理解一切。”’黑格爾繼承了赫爾德關于民族精神的概念,從其理性統治世界及世界歷史的基本理念出發,闡發了“民族精神”概念。他認為,’(世界精神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和任何其他階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則。在歷史當中,這種原則便是‘精神’的特徵—一種特別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便是在這種特徵的限度內,具體地表現出來,表示它的意識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個的現實。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體、民族的倫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風俗、甚至民族的科學、藝術和機械的技術,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標記。”“黑格爾是對民族精神這一概念使用和解釋最多的人,他把民族精神歸入他所強調的“絕對精神”體系中,雖然它是唯心主義哲學的產物,但是僅僅分析其上述結論,也有其可取之處。

恩格斯指出:“像對民族的精神發展有過如此巨大影響的黑格爾哲學這樣的偉大創作,是不能用幹脆置之不理的辦法來消除的。必須從它的本來意義上‘揚棄’它,就是說,要批判地消滅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過這個形式獲得的新內容。”,民族精神具有表象上的廣泛性,它深深的體現在一個民族的思想觀念和行為實踐的各個方面。

近代西方學術界在這一時期提出“民族精神”概念及“民族精神”問題,有其深刻的學術背景和社會歷史背景。在學術背景方面,18世紀是法國思想界精英在啓蒙運動中大放異彩的歷史時期。他們以“科學”、“理性”和“人性”沖破神學的束縛,以“推理的歷史”重構“人類精神”,“人類精神的歷史”在這一時期成為時尚的學術用語。啓蒙思想家們對于人類精神的追求實際是對人類理性和自由精神的探索,它由此也導致一種“精神科學”的破土而出,而納入這個精神科學領域的不僅有歷史學,還有哲學、法學、語言學和文學等,一時間出現的歷史哲學、文化史學成為這種精神科學的典型分支。在社會歷史背景方面,“民族精神”概念的提出與18世紀後期歐洲民族主義理念的形成有著明顯的因果聯系,是民族主義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理論成果。整體來看,西方思想家們有的是從舊唯物主義的立場,有的是從唯心主義的立場來解釋和使用民族精神這一概念的,他們對民族精神的解釋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獨到性,也帶有缺陷和不足。但是,他們的解釋對于我們理解民族精神這一概念仍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他們分析民族文化精神的思路和視角對于認識和理解民族精神問題具有很大的啓示意義。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民族精神的使用與理解

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全文檢索,筆者查閱到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民族精神問題的引用或論述共有八處。馬克思對于“民族精神”概念的運用除一處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引用黑格爾關于“民族精神”的論述內容外,其餘全部是對“民族精神”概念的直接使用。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對民族精神進行專門的研究和討論,也沒有對民族精神下一個確切的定義。但他們在觀察和分析世界範圍內各民族國家的問題時對不同民族在精神領域的現象並沒用忽視。馬克思恩格斯還曾多次在論述民族問題時對“民族特徵”、“民族性格”、“國民精神”、“民族意識”等與民族精神相關、相近的問題進行過生動描述與精闢論述,把關于民族精神的思想滲透在民族問題及相關的一系列的分析中,在整體上構建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精神的基本思想,其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性格的特征。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是這個民族之所以是這個民族而不是另外一個民族的根本特質和內在的規定性,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格。馬克思恩格斯覺察到不同民族在民族性格特征方面的差異。恩格斯說:“我畢竟是一個德國人,我不能摒棄德國人從亞當那裏繼承下來的天性。”2恩格斯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一文中指出:“英國人的民族特徵在本質上和德國人、法國人的民族特徵都不相同。”’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恩格斯評價了愛爾蘭人的民族性格,認為他們按其整個民族性格來說是和拉丁民族、法國人、特別是和義大利人相似的。“在愛爾蘭人身L,感情和熱情無疑地是佔優勢的,理性必須服從它們。”

第二,民族精神是民族自覺和民族解放的必要精神條件。馬克思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創刊號發表的《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不僅對猶太人的解放問題,對政治解放和人類的解放的關系問題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還從一個新的視角,強調了猶太人解放過程中所需要的一種精神,闡述了民族精神在民族解放中的作用。他指出:“一個剛剛開始解放自己,粉碎自己各種成員之間的一切障礙、建立政治共同體的民族,怎能鄭重宣布和他人以及和這個共同體隔絕的自私人的權利(1791年‘憲法’)。後來,當隻有偉大的英勇的自我犧牲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這種自我犧牲精神的時候,當市民社會的一切利益必然要被犧牲掉、利己主義應當作為一種罪行受到懲罰的時候,居然再一次宣布了這種權利(1793年‘人權宣言’)。”3這裏的“自我犧牲精神”就是指民族精神。

第三,民族精神具有世界性的內容。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理論認為,產業革命使“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生產是如此,精神生產也是如此。”4在相互聯系和交往的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民族和國家的民族精神具有借鏡性和互補性,民族精神有民族性的一面,同時也有世界性的內容。“無產階級不能贊同任何鞏固民族主義的做法,相反的,·它贊同一切幫助消除民族差別、打破民族壁壘的東西,贊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間的日益緊密和促使各民族溶合的東西。”5

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後,列寧和斯大林多次使用了諸如民族意識、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等不同的表達語匯,他們在論述愛國主義問題時也蘊涵著提倡民族精神的涵義。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毛澤東明確使用過民族精神的提法。他在1938年《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提出要“以民族精神教育後代”“,1939年分別在《研究淪陷區》和《目前情勢和黨的任務》中兩次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為達其侵略目的,妄圖“消滅中國人的民族精神”7。鄧小平沒用直接使用過民族精神的提法,但他在領導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進程中多次論及愛國主義精神,號召增強中華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發揚革命精神。在鄧小平之後,江澤民曾多次提出倡導和弘揚民族精神,胡錦濤對此也非常重視。

學術界對民族精神概念的界定

對于“民族精神”概念的界定,學界至今尚存在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局面。綜觀學術界有關“民族精神”概念的界定,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l、從內涵來看

第一、認為應從進步的、積極的、正面的角度來界定“民族精神”。真正的民族精神是指那些反映人民民眾利益和社會發展方向的精粹思想、進步觀念和優秀文化,而不包括民族文化中落後、消極的因素,隻有從這一點出發才能通過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達到提高民族意識和民族貭素的目的,這是關于“民族精神”的狹義論。如哲學家張岱年就是這種觀點的典型代表,他認為構成民族精神應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有廣泛的影響,即為民族的多數人民所信奉;二是能激勵人們前進,有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持此類觀點的學者為數眾多,如肖君和的“民族優秀文化心理貭素”2說、溫克勤的“民族思想文化和民族傳統道德精粹”說等。

第二、認為民族精神是一個中性概念,既包括積極、優秀、進步、精粹的一面,又包括消極、保守、落後和庸俗的一面,是一個充滿優劣長短的多面體,要求研究者應該全面客觀地揭示一個民族的精神的整體面貌。前者指的是“民族的脊梁”、“民族的精神支柱”,後者則近于“國民劣根性”以及以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中所力圖展示給我們的內涵。這是“民族精神”的廣義論。由此,他們認為很難將“民族精神”劃入純粹的精華或糟粕之列,主張在對待民族精神的問題上,運用一分為二的方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中山大學哲學系李宗桂教授認為:“那種判定民族精神實質上就是優秀文化傳統的觀點,是可以進一步探討的,這種概括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缺陷,即在客觀上容易導致否定文化傳統中(或者說民族精神中)消極以至陰暗的一面。”4而由丁少峰和劉居安所著的《民族先進精神論》中,僅僅要求倡揚民族的先進精神,認為“民族精神決不等于先進精神,先進精神才是民族精神中最積極也是最耀眼的成分,是一個時期民族精神的靈魂。”

第三、認為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研究者應當實事求是、多角度的把民族精神看成是既有精華又有糟粕的立體精神形態,但從宣傳、教育的角度來看,則應當以倡導民族精神正面的東西為價值導向。如方立天教授提出:“不論是從廣義還是從狹義立論民族精神都是可行的,如果從振奮、弘揚和提升民族精神的視角出發,那麽從狹義立論民族精神,可能比較有助于自覺地引導民族成員的生活實踐,振奮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精神貭素。”’即她研究與宣傳教育適當地加以區分,也就是說在民族精神的研究研究過程中,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首先應當堅持一種科學的態度,把“民族精神”這一研究對象作為一種曾經存在、現在依然不同程度地發揮作用的客觀事實,認識到它所包含的精華與糟粕並存的歷史二重性,同時出于培育和宣傳的目的,研究者可以通過研究的結果,剝離民族精神中那些消極的帶有劣根性的成分,而弘揚其中積極向上、超越層面的東西。

2、從概念研究的理路來看

第一、表象歸納理路。主要關註從現象上觀察而歸納出的共同性質,手段上主要使用的是現象歸類方式。雖然由于民族精神的歷史流動性、內容變易性,給民族精神的研究帶來一定程度的困難,但是研究者在研究中能夠通過對自身的民族精神現象加以描述,並借此鳥瞰一個時代體現出的民族精神本質。這種表象歸納法因其方法論上的合理性,在上個世紀初,那些以理性來自覺反思民族精神的研究者,多以它作為方法基調,向人們漸次昭示了民族精神的豐富內涵和表現形式。張岱年把中華民族基本精神歸納為:“剛健有為”和“自強不息”就是這種方法論的典範

第二、本質主義理路。首要關註的是一切民族精神現象的共同本質,關照民族精神現象的共同性、全局性、整體性。這一方法已經成為當前民族精神研究的主要方法。以牟宗三為代表的大部分的學者採用了這一方式去概括民族精神,他們反對在診釋民族精神時採取描還現象的進路,強調從超越的層面著手,既排除了用一種或多種現象的羅列來解釋民族精神的方法,也排除了用一種或多種文化現象來凸現民族精神的作用的思路,而強調哲學地概括、整體地把握民族精神。肖君和在《華魂.中華民族精神》中的界定:“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體精神,是整個民族文化的靈魂和升華。它集中表現了一個民族在一定的客觀自然環境和社會歷史條件下建構自己生活的獨特方式,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棘特徵格和風貌。

第三、詞義解析的微觀理路。即在對“民族精神”的構成要素“民族”和“精神”分別進行解析,以及同相鄰概念,如“民族”同“種族”,“精神”同“心理”、“意識”等進行比較的基礎上推論出概念。如方立天在《民族精神的界定與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一文中非常詳細地解析了“精”、“精神”的含義,認為精神具有兩層含義:人類的意識、思維活動和一般心意歷程、心理狀態,是人類的認識、情感和意志的整體;一切意識文化現象的內在的深層的東西,是人的知、情、意的核心,並在接受了後者內涵的基礎上概括出“民族精神”五個方面的含義。’

第四、文化—心理結構理路。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模式》一書中論述道:“人們那些看似散亂無章的行為,事實上無論怎樣孤立的行動彼此之間都會有某種內在聯系,這種內在聯系就是人們生活其中的文化模式。這是對于文化結構的另一種理解,它傾向于把文化看成一個有機的系統結構。”2從這一理路出發的學者首先從分析文化結構入手,把文化的結構大致劃分為三類:物質文化:行為與製度文化;觀念文化。同時,又將觀念文化劃分為兩個層次:表層的、自在的觀念文化形態和深層的、自覺的觀念文化形態,而把民族精神歸屬為文化結構中的觀念文化中的深層次的部分。其次從意識的、心理的層面入手,民族精神一方面表現在民眾不自覺的心理傾向中,即所謂“集體無意識”,它具有在每一處以及在所有的個人中或多或少都相同的內容和行為的習慣。即在構成一個民族的所有成員中都是同一的,從而構成了一個超越個人本質的、共同的精神實體。至此,它又可以被視為“民族共同心理貭素”;另一方面,民族精神又蘊藏在自覺形態的理論中,並且集中體現在一個民族的哲學思想中,是一個民族世界觀、價值觀以及思維方式的集中表達。上述任一種界定民族精神概念的理路都難以窮盡其本質,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隻有綜合諸種方法,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獲得較為全面科學的民族精神概念。

本文對民族精神概念的解說

民族精神是一個內容豐富,層次多樣的概念,要想準確表述其深刻的內涵,必須使用正確的方法論,科學的方法是對民族精神概念進行界定的有力支撐,筆者認為應該堅持以下的方法:

第一,在應然層面來對民族精神進行界定。在界定特定民族精神時,一般有兩個層面:一是在實然層面,一是在應然層面。所謂“在實然層面”,就是從事實或經驗材料出發,對某一特定民族精神進行客觀描述,通過描述告訴人們這個特定民族的精神究竟是什麽樣的,有哪些內涵。所謂“在應然層面”,則是從某種理想的狀態出發,來談論某一特定民族應當具有什麽樣的精神,或者應當在其精神方面作出哪些或批判、淘汰,或補充、更新之類的改進。對民族精神的界定,應該在應然層面,因其是價值論斷而不是事實論斷,不需要進行實證,也不至于出現事實性錯誤,同時也不存在遮蔽和誤導的問題,有利于特定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完善。

第二,從動態的視角來界定民族精神。一定的民族精神決不是一定的民族某個時期、個別思想家的創造物,而是這個民族的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經過不斷的思考、過濾、提煉、化育而逐漸積累起來的,它是在歷史進程中構建而成的。按照唯物史觀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民族精神肯定會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的變化而變化,當其恰當的反映了民族的實踐時,其積極因素佔據主導地位,而當社會現實被歪曲反映時,就會產生形成某種消極的因素。民族精神它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與時俱進的。

第三,從系統視角來界定民族精神。對民族精神的界定應該堅持“寧可失之寬,不可失之窄”的原則,民族精神決不僅是思想文化問題,也決不僅是精神氣質和心理品質問題,而是一個民族的精神狀態的綜合反映。黑格爾指出:“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體、民族的倫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風俗、甚至民族的科學、藝術和機械的技術,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標記。”’方立天認為:“中華民族精神的理論形態集中在中國哲學著作中,並表現為千千萬萬人民的人格理想、心理貭素和行為方式。中國哲學最精粹的指導思想,就是中華民族精神。”2因此,“一個民族精神的這種豐富的精神是一個有機的結構。”3根據上述界定方法,可以從時間、空間、形態、性質幾個方面予以概括。在民族精神的概念中,應強調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1、民族精神形成與存在的長期性;2、民族精神存在與發展的過程性;3、民族精神的表現狀況和方式;4、民族精神的價值性。本文把民族精神歸納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在改造自然與社會的過程中所創造一種具有社會主導意義的特殊精神現象,它積淀、升華于漫長的民族發展歷程之中,孕育、凝結于豐富的民族文化母體之中,為民族成員廣泛認同和接受,維系和推動著民族生存與發展。民族精神既是民族成員廣泛認同的思想品格、道德規範、價值取向等的提煉升華,也是民族成員行為方式、思維方式、情感方式、審美方式等的集中體現。

我國相關

2002年11月8日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中闡釋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中不斷結合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要求,豐富著這個民族精神。面對世界範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

而其核心——愛國主義,則是千百年來形成的對于自己祖國摯愛的深厚情感。它表現為對祖國和家鄉的熱愛和深切的眷戀,對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的強烈期盼,對祖國繁榮昌盛的堅定信念,對祖國主權和尊嚴的堅決捍衛,對賣國求榮的無比鄙視,對愛國志士的無比崇敬等。

中華民族具有愛國主義傳統,為了民族的獨立、解放、發展和強大,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前赴後繼,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奮鬥,留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英雄事跡。屈原、文天祥、鄭成功、鄧世昌、楊靖宇等,是其中傑出代表。

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深深根植于延綿數千年的優秀文化傳統之中,始終是維系中華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紐帶,支撐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精神支柱,推動中華民族走向繁榮、強大的精神動力,是中華民族之魂。千百年來,民族精神薪火相傳,越燃越旺。井岡山精神、紅軍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紅岩精神、西柏坡精神是革命戰爭時期中華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現。在當代和平時期,中華民族精神又有了嶄新的表現。在研製“兩彈一星”的過程中,形成了“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于攀登”的“兩彈一星”精神;在與洪水的搏鬥中,形成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不怕困難、頑強拼搏,堅韌不拔、敢于勝利”的偉大的抗洪精神;我國航天工作者在長期的奮鬥中鑄就了“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的載人航天精神。我國人民在可歌可泣的抗擊地震過程中凝成的“抗震救災”精神。青年學生是祖國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承擔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所以,青少年必須培養和弘揚民族精神!

同時,作為一個曾經飽受侮辱、國恥的中華民族共和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忘國恥,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民族精神應該是當代青年首當其沖的作為武裝自己、保衛國家的人生觀、世界觀的一個部分!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根,民族精神是民族的魂。面對世界範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面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崇高歷史使命,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都有責任、有義務弘揚和發展民族精神。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自立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製意識,求知意識、科學精神、服務精神、開拓創新精神等大大加強。這些精神貭素既使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更加豐富,又使中華民族精神在保持優秀傳統的同時更具有現代氣息和時代風貌。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培育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是要結合時代和社會發展要求,不斷為之增添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內容。

青少年是民族的希望和未來,讓我們一起努力,成為民族精神的傳播者、弘揚者和建設者,共同譜寫民族精神新篇章。

長城相關

長城以其"上下兩千年,縱橫十萬裏"久遠廣闊的時空跨度,被贊譽為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偉壯觀的人工建築奇跡。長城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深遠巨大的影響,也積淀和凝聚了極為豐富深刻的思想內涵,鮮明地體現出構築者的思想感情、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熔鑄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

人們往往從長城厚重紛繁的歷史底蘊中抽取含義不盡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比喻和象征,各種比喻或象征之間的反差非常之大。如果是在一般情況下拿長城作為某種比喻或象征,從長城斑駁多彩的內涵中擷取一二自無不可;但如果是以長城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就應在嚴肅考察長城歷史作用的前提下,選擇其最本質的特征、最能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內涵加以考辨、闡釋和弘揚勤奮智慧與堅韌剛毅。

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構築長城的直接目的是用于抵御北方遊牧民族南下,軍事效應是評價長城首先要辨明的前提。在冷兵器時代,長城防御體系的軍事作用應該說是卓有成效的。秦時,"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裏,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新書·過秦》)漢武帝時,"建塞徼、起亭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漢書·匈奴傳》)明代因火炮套用于戰爭,攻城之矛愈益鋒利,但守城之盾也相應強化。明長城重點設防地段多用磚石砌築,極其堅固,明守軍也廣泛配置火器。因此,明清時代,長城的防御作用仍可發揮。

當然,對修建長城效益的評價,也不能脫離對其相應所付出代價的估量。構築長城無疑要付出艱巨的勞動和巨大的犧牲,但其中在相當一部分地段則是依山勢關隘而建。北魏修建六鎮千裏長城,"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資治通鑒》卷136)而在許多朝代,例如明代,主要是調動軍隊施工,一般民眾的負擔尚未達到無法承受的地步,因此秦以後就再沒有因修築長城而激起民變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個朝代,隻要有得力的朝臣邊將主持,就可充分發揮長城的御邊作用,其巨大的社會效益難以估量。以明代為例,嘉靖年間俺答部屢屢入寇,邊民"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止邊方之臣重苦莫支,而帑儲竭于供億,士馬罷于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明穆宗實錄》卷59),邊防失修造成的損失遠比構築長城的投入巨大得多。而隆慶萬歷年間增設城防、有效抵御入侵並進而促成漢蒙和議後,僅從直接經濟開支來看,即每年"所省征調不啻百萬"(《萬歷武功錄·俺答列傳》)。 古長城沿線大體上與農牧區自然分界線相吻合,長城便是這種生態環境差異和農牧民族沖突的產物。中原王朝既然無法徹底清除飄忽不定的對手,又要時刻防備突如其來的偷襲,廣築長城在中國古代較長的歷史時期便不失為一種明智有效的對策。至于長城構築中的設計施工,從位置走向的確定到障、堡、敵台、煙墩(烽火台)等整個防御體系的配置,以至城牆形製結構、選材用料,都巧妙利用地形地物,因地製宜,其構思的精巧合理令人嘆為觀止。而在極為艱巨復雜的施工過程中體現出的刻苦勤奮、堅韌不拔的精神更為世人贊嘆。英人斯坦因在窮荒險峻的西部長城遺址面前曾發出如下感慨:"在這裏,漢武帝時那些軍事工程專家遇到可怕的天然險阻所表現的堅韌精神以及組織力量又得到顯著的證明。"(《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第135頁)

這一切充分顯示長城不愧是中華民族堅韌剛毅和勤奮智慧的精神象征。 向心凝聚與愛國主義 中國是由50多個民族凝聚成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較好解決了農牧民族之間的碰撞交融問題。基于生產、生活的需要,互相聯系交往是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地區人民的共同願望,長年攻伐征戰則給雙方帶來巨大災難。但歷史地看,隻有憑靠長城的堅強護衛,才能遏製遊牧民族軍事上的侵擾,才有可能實現長期和平有序的交往。以漢代為例,漢文帝時,"遣將吏,發卒以治塞",匈奴始稍收斂;景帝時,"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初,"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書·匈奴傳》);宣帝時,則有賴于"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裏,乘塞列隧……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以至"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漢書·趙充國傳》)。在漠北匈奴墓中出土的鐵製農具也表明中原先進生產技術、生產方式對遊牧民族產生了深遠影響。匈奴"樂關市,嗜漢財物",往往"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後漢書·南匈奴傳》)。在從中原獲得大量生活、生產必需品的同時,也推動了匈奴畜牧經濟的發展。這種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區受益匪淺。漢初牲畜奇缺,將相或乘牛車,但到武帝時,長城以南"濱塞之郡"已是"馬牛放縱,畜積布野"(《鹽鐵論》),大批畜力投入農耕、交通運輸,極大地提高了中原地區的社會生產力。明代隆慶和議之後,長城沿線同樣出現"六十年來塞上物阜民安,商賈輻湊,無異于中原"的興旺景象(《無夢園集》卷2)。據萬歷《宣府鎮志》記載,張家口一帶居然"南京的羅緞鋪、蘇杭綢緞鋪、潞州綢鋪、澤州帕鋪、臨清的布帛鋪、絨線鋪、雜貨鋪,各行交易,鋪沿長四、五裏許"。蒙古族非但"孳牧漸多",而且逐漸改變單一畜牧經濟結構,"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種子有麥有谷有豆有黍",瓜、瓠、茄、芥、蔥、韭之類,"種種俱備"(《寶顏堂秘籍·夷俗記》)。經蒙漢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豐州還屹立起一座歸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墾田萬頃,連村數百,"城郭宮室布滿豐州川"(《明穆宗實錄》卷23)。隆萬年間之所以呈現漢蒙互市"華夷兼利"的局面,顯然與張居正推行邊防新政密不可分。張居正深諳長城邊防與和平交往之間的內在聯系,就在達成"隆慶和議"之後,他仍再三強調"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加損乎!"並特命宣大總督王崇古"教督諸臣,比常倍加防守",把"城堡及時修並,邊境之險漸次可復"列為"所當修備"的"四要"之首(《答王鑒川計貢市利害》)。《明史·方逢時傳》所載"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便真實體現了長城邊防與屯田實邊、交通網道、互市貿易之間環環相扣內在關聯的辯證關系。農牧民族在長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進感情,消除隔閡,在思想文化、生活習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漢族"邊人大都五分類夷"(戚繼光:《陳邊情及守操戰車》);而蒙古族漸習華風,竟至"每于佛前懺悔,求再生當居中華"《兩朝平攘錄》卷1)。

中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展,既表現為政治上明確歸屬、實現統一,軍事上疆城穩定、邊防鞏固;也體現于經濟上內地與邊疆相需相靠、連為一體,民族關系上和平交往、融洽相處,包括在價值取向和習俗心理上相容認同。隻有出現"邊人大都五分類夷"和"求再生當居中華"這種趨同融合,以及像明代那樣塞外畜牧經濟與江南商品經濟千絲萬縷般聯結在一起,才最終使遼闊的北部疆域成為祖國牢不可分的組成部分。正是在這些方面,長城防線發揮了聯結、凝聚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紐帶作用。

事實上,中國古代並非隻是漢族中原王朝修建長城,北魏、東魏、北齊、北周、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進入農耕地區後,也都相繼構築長城。長城是中華各族共同建造的歷史豐碑。歷史上匈奴、烏桓、鮮卑、氐、羌、突厥、柔然、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中,有相當一部分沿著這條既是軍事防線又是經濟、文化匯聚線的長城地帶融入漢族之中。長城蘊涵的巨大向心凝聚力,是使中華民族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文明得以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構成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元素。

縱觀中國古代北部邊疆地區開拓發展的歷史,大多與以長城為核心的邊防建設密切相關。構築與護衛長城防線、基本上以長城為軸心或以之為後盾向外輻射擴展的屯田實邊與闢置郡縣舉措,刺激了邊地經濟的發展。秦漢數以百萬乃至千萬計的屯墾軍民運用中原的先進生產工具、技術和組織經營方式,累世艱苦開拓,初步建立起鄂爾多斯(時稱新秦)、河西、遼陽三大新經濟區。西漢時,新秦業已"人民熾盛,牛馬布野"(《漢書·匈奴傳》。明代軍屯、民屯之外,還行"開中"法鼓勵商屯,遂使"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張文忠公全集·行實》),九邊如大同"其繁華富庶,不下江南"(《五雜俎》卷4)。北疆交通網路最初也是直接由于構築長城防務的軍事需要而建立起來的。暢達無阻的交通網道是運輸糧草、調集兵馬,使長城防線貫通一氣的動脈。構築長城和屯田實邊、開闢交通以及互市貿易相輔相成,從而發揮了傳播先進文明、開發邊疆、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線作用。 長城本身不過是"有備則製人,無備則製于人"(《鹽鐵論·險固》)的戰略防御設施,與封閉、保守、退縮之間並無必然聯系。"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的趙武靈王正是以"變俗胡服,習騎射"而著稱于世的政治家(《史記·匈奴列傳》),而標榜"眾志成城"、斥長城無用的清朝恰恰又深深地陷入閉關鎖國的泥潭。事實上,當中原王朝轉入戰略進攻態勢時,烽燧亭障隨著前鋒兵馬的挺進而向前延伸,在步步為營不斷鞏固前沿陣地的同時,又提供交通供給之便,為新的拓展進擊奠定堅實的基地。漢武帝時曾派李廣利征討大宛,首戰即因後援不繼,"不患戰而患飢"(《漢書·李廣利傳》),招致慘敗。這之後才"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于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漢書·西域傳》)秦皇漢武,包括明初,無不是在主動出擊、軍事上取得壓倒優勢時修建長城的。這說明,修築長城既是一種積極防御,又是積蓄力量、繼續進取的謀略。

毋庸諱言,長城本身不能決定戰爭的勝負;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治家、軍事家手中,長城的效應也不盡相同。但對于古代高明的政治家來說,長城從來不是限製文明空間的環。如《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提及"中國最初進入中亞,急遽創造同繼續保護這條通道"時所述,"看一看這種前進政策功成圓滿所經過的那一段可怕的地面,不禁令我們感到中國人勢在必行的展長長城以及後來漢朝猛進的政策,在人力方面所受的痛苦和犧牲,一定是很偉大的了。"開闢與西方交流的通道,"以通西北國"(《史記·大宛列傳》),顯然是西漢在西域構築障塞亭燧的戰略構想。所謂"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台、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漢書·西域傳》)。在這裏,長城絕非是阻斷與其他民族、國家交往的障礙;相反,正是"曠哉絕域,往往亭障"確保了絲綢之路暢通和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的頻繁交流。修築長城所表現出的這種開拓、探索精神,對人類文明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積極影響。

歷史已證明,中華民族運用萬裏長城這道軍事防衛線和經濟、文化匯聚線,巧妙地控製、調節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系,把農耕文明和畜牧經濟緊密地聯結在一起,有效地促進了民族融合、邊疆開發和國家統一。長城沿線諸如榆林紅石峽"華夷天嶄,蒙漢一家"的巨幅石刻、各民族和中外文化薈萃交融異彩紛呈的甘肅敦煌石窟及大同雲崗石窟、被定為中國郵政標志的嘉峪關魏晉墓室《驛使》圖、作為中國旅遊標志的武威銅奔馬,其間所折射的文化意蘊堪稱是長城精神的真實寫照。兩千多年來長城在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產生的積極效應構成中華民族心理認同的客觀依據,而這種底蘊、內涵又與長城極為雄偉博大的景觀所激發出的豪情壯志竟是這樣完美和諧地融為一體,上下兩千年,縱橫十萬裏,最終積淀熔鑄成勤奮智慧、堅韌剛毅、開放交流、開拓進取和充滿向心凝聚力、維護統一、熱愛祖國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今天,長城的軍事防御價值已不復存在,兄弟民族之間早已千年幹戈化玉帛,但作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碰撞中融合的歷史見證,作為凝聚中華民族的歷史豐碑,長城將萬古長存!作為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長城所象征的中華民族精神也必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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