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國領袖

毛澤東

毛澤東(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潤之(原作詠芝,後改潤芝),筆名子任。湖南湘潭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軍事理論的貢獻以及對共產黨的理論貢獻被稱為毛澤東思想。被人們尊稱為“毛主席”。毛澤東被視為現代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時代》雜志也將他評為20世紀最具影響100人之一。

生平經歷

毛澤東(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潤之(原作詠之,後改潤之),筆名子任。湖南湘潭人。詩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1949至1976年,毛澤東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軍事理論的貢獻以及對共產黨的理論貢獻被稱為毛澤東思想。因毛澤東擔任過的主要職務幾乎全部稱為主席,所以也被人們尊稱為“毛主席”。毛澤東被視為現代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時代》雜志也將他評為20世紀最具影響100人之一。

出生普通家庭

1893年12月26日(清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澤東出生于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他的父親毛貽昌是富裕農民,他的母親文七妹則是普通農村婦女。

生平

求學時代 的毛澤東求學時代 的毛澤東

在縣城裏讀書的比毛澤東大9歲的表哥文運昌,借給了他一本鄭觀應1894年創作的《盛世危言》。書中詳細介紹了西方的現代工業技術、政治軍事先進。毛澤東一口氣通讀了十幾遍,他才意識自己國家正處在民族危難之中,需要新的人才,決心為國奮起。

三十年後,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在延安時的採訪時,他回憶當時場景,還能清晰的背誦出書上開頭的句子:“嗚呼!中國其將亡矣”。毛澤東說:“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1910年,毛澤東16歲時請親戚說動父親允許他去“洋學堂”湘鄉縣立東山國小堂上學,在那裏他熟讀梁啓超刊登于日本報紙上的喚醒中國青年人文章,接觸了改造社會的思想。

1911年,毛澤東考入長沙的湘鄉駐省中學。毛澤東在革命黨報紙上讀到黃花崗起義的新聞後,在學校張貼文章支持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並帶頭剪掉辮子。武昌起義爆發後,長沙革命黨起義回響,毛澤東投入革命軍,成為湖南新軍的一名士兵。

1912年2月清帝退位,毛澤東認為其參軍目的已實現,退伍回長沙繼續求學。3月,毛澤東考取湖南公立高等商業學校,但一個月後因為英文跟不上教學而退學。隨即毛以第一名考入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學校,半年後毛覺得課程少而規則繁瑣,退學在省立圖書館自學西方政治和科學的經典著作。但毛貽昌不同意毛澤東的自修,並拒絕繼續提供費用。1913年春,毛澤東考入不收學費的湖南省立第四師範,1914年2月,隨該校並入省立第一師範,1918年6月畢業 。在讀期間,毛澤東深受其老師楊昌濟的器重。1918年4月,毛澤東與蔡和森、蕭子升、向警予、羅學瓚、陳章甫等人建立新民學會。

1918年8月15日,毛澤東和蕭子升等二十四名青年離開長沙,于8月19日到達北京,隨即會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從事赴法勤工儉學的準備工作。10月,經楊昌濟介紹認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圖書館當助理員。李大釗的言行使毛澤東開始具體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此外,毛澤東還首次見到了陳獨秀,對他本人影響非常大。

1919年春,毛澤東南下上海為出國勤工儉學同學送行。4月6日,回到長沙。7月,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在長沙創刊,但8月中旬便被張敬堯查封。9月13日,毛澤東在當時聯省自治活動中在長沙《大公報》發表文章,主張湖南自治,呼吁“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1919年12月,參加湖南驅張請願團,再次到達北京。1920年之前,毛澤東崇尚“呼聲革命”、“無血革命”,並主張“主張一點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會”。與同時期的其他青年人相似,此時毛澤東的思想是一個自由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及新村主義的集合,他崇尚過康有為、梁啓超,華盛頓、克魯泡特金及過武者小路,但並不崇尚馬克思。在1919年7月的《湘江評論》及其發刊詞中,他比較了馬克思和克魯泡特金的主張,認為“馬克思的主張太過激烈”,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拼命的搗蛋”;而克魯泡特金是“溫和的,並不想急于見效,且從平民的了解入手”。毛澤東認為中國應當學克魯泡特金的辦法,即“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有效果的 炸彈革命 、 有血革命 ”。

中共建黨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

1923年6月,毛澤東以湘區代表身分出席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以“黨內合作”的形式進行國共合作。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根據湖南工人運動的經驗,表示贊成工農和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並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被選為中央局成員,其中毛為中央局秘書,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共領導核心。

1927年 的毛澤東1927年 的毛澤東

9月,中共中央派毛澤東回湖南指導中共湘區黨委夏曦等建立湖南的國民黨組織。三個月後,毛澤東接中共中央通知前往上海。

1924年1月毛來到廣州,代表湖南的國民黨組織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2月,毛被派往上海繼續幫助國民黨做組織工作,他在中共黨內的職務是組織部長,同時擔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組織部秘書。毛是中共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中心人物,當時國民黨在上海的負責人之一葉楚傖正在策劃“處置共產分子”,“用盡辦法把毛趕走”,毛在與葉的鬥爭中處于下風。毛澤東一面與國民黨內的反共勢力(毛稱之為“國民黨右派”)周旋,一面維護國共合作,他起草並與陳獨秀聯合簽署了一系列檔案,他寫道:“(對右派的言行)都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但仍強調“須盡我們的力量忍耐與之合作”。因此在中共黨內,他被張國燾和李立三嘲諷為做“國民黨的工作”、是“胡漢民的秘書”。12月,重病的毛澤東請假回到湖南養病,缺席了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並在中央局委員的選舉中落選。9月,毛到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10月,代理汪精衛的國民黨宣傳部部長職務。12月,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再次當選中央候補執行委員。5月,國民黨通過了《整理黨務案》,毛澤東因此不再擔任國民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主要工作從革命宣傳轉向農民運動。1927年3月,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在武昌同鄧演達等創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

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

在四·一二事件和七·一五事件發生後,1927年8月7日,毛澤東出席了中共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在會議中,毛提出了“槍桿子裏出政權”的觀點。會議決定派遣毛澤東到民眾基礎較好的湖南組織秋收起義。9月,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被派到湖南,和中共湖南省委一起在湘贛邊界發動了秋收起義。9月29日,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時,提出“支部建在連上”、“黨指揮槍”的原則,稱“三灣改編”。三灣改編確定了“黨指揮槍”的原則。10月,毛澤東率部抵達井岡山。

中年毛澤東中年毛澤東

1928年4月,與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受挫餘部在寧岡礱市會師,合並為紅四軍。5月,毛澤東與永新縣革命委員會主席賀敏學的妹妹賀子珍結婚(與楊開慧並未離婚,楊開慧于1930年被國民黨將領何鍵逮捕並槍殺)。1929年11月下旬,毛澤東把部隊集中到紅色江西的中心。這時中共中央進行肅反運動,宣布彭德懷軍裏發現了AB團組織,並對一部分中共黨員採取逮捕和處決措施。其中有人暗中使離間計嘗試分裂毛澤東和彭德懷,被彭識破。12月,在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再次當選前委書記,古田會議明確了紅軍建設的根本原則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1930年1月5日,毛澤東針對林彪“紅旗還可以打多久”的疑問給他寫了復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題目為《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主張。6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紅四軍、紅十二軍和紅六軍(7月改稱紅三軍)在福建汀州(即長汀)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路軍,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委。

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毛澤東與朱德等領導紅軍反擊國民政府三次大規模軍事圍剿,並取得勝利。1931年11月1日到5日,江西瑞金葉坪,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組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項英主持會議並批判毛澤東,並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毛澤東被免去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位。1931年,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要在中國革命成熟的地區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當時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全國最有影響,所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決定,在井岡山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在瑞金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被稱呼為“毛主席”。

長征時期

王明領導集團進入中共“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後,將毛澤東排斥于中共和紅軍的領導之外,並執行與前四次反圍剿不同的戰略和政策,最終在中華民國國軍對其進行的第五次圍剿中失敗。1934年10月10日晚,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從瑞金出發,率領紅軍主力及後方機關八萬六千餘人向湘西進軍,開始了後來被中國共產黨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稱為“長征”(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稱之為“流竄”)的戰略轉移,毛澤東率中央政府隨軍行動。在1934年12月11日的通道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放棄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畫,主張向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方向前進。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強渡烏江,7日佔領了遵義。1935年1月15日—1月17日,遵義會議召開,毛澤東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軍事三人團成員(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組成,進入中共最高層。1936年12月7日,統一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保全縣組成,毛澤東任軍委主席。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中央舉行七屆一中全會,毛澤東正式出任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書記處主席。1945年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國民黨代表張治中、美國大使赫爾利的陪同下從延安抵重慶與蔣介石談判,10月10日達成《雙十協定》。但次年(1946年)6月即因國共雙方談判破裂,此後雙方除了邊打邊談外另互相指責對方撕毀雙十協定,國民黨武裝國民革命軍進攻湖北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

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黨中央領導機關在陝北吳堡縣川口東渡黃河,經晉綏解放區前往晉察冀解放區。以後于4、5月相繼到達西柏坡。1948年底至1949年初,在毛澤東領導下,解放軍在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中戰勝國民黨軍隊,取得內戰決定性勝利。1949年2月24日,毛澤東、周恩來在西柏坡與受李宗仁派遣、以私人資格來訪的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等,達成關于國共和平談判的非正式協定八點,主要內容為“談判以中共1月14日聲明及所提八點為基礎”。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戰役發起時發生紫石英號事件,4月22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了新華社社論《抗議英艦暴行》。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宣告:“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主持製定具有憲法意義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之後,同全體委員登上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在典禮上,毛澤東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對中國東北丹東等地實施了空襲行動。1950年10月7日,美軍大舉越過三八線,10月19日攻佔平壤並迅速推進至中朝邊境飲馬鴨綠江畔。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以彭德懷為志願軍總司令派遣解放軍第十三兵團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名義參加朝鮮戰爭。1950年11月25日,志願軍入朝參戰,抗美援朝戰爭起于中朝邊境止于三八線,歷時三年,前後共78萬志願軍入朝參戰,志願軍殲滅聯合國軍109萬,包括毛澤東長子毛岸英在內14.7萬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陣亡,22萬志願軍負傷。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當選為首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主持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肅清反革命反動派、反右

1956年春,毛澤東做《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宣傳他關于處理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中的十大關系和矛盾的想法,被認為體現了開放的思想。5月,毛澤東正式提出在藝術方面“百花齊放”、在學術方面“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300-303。下半年,中國經濟出現了供應緊張,社會矛盾也開始抬頭,全國先後約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對政府的批評意見也開始變多。一些中共幹部用類似處理敵我矛盾的辦法處理罷工、罷課,造成矛盾激化。毛澤東非常重視這些問題,他將之解釋為社會主義改造解決了舊的矛盾後必然會浮現的新矛盾,認為問題的根源是官僚主義。在9月的“中共八大”期間,毛澤東開始醞釀再次對中國共產黨整風,他批評許多中共黨員存在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提出必須用黨內思想教育的方法克服這些嚴重的缺點:308-310。他在11月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並肯定了民眾反抗官僚主義的行為。這次會議決定在1957年開展一次新的黨內整風,毛澤東說,黨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都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解決,不能採用武力。

毛澤東做《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毛澤東做《論十大關系》的報告

經過多次小範圍通氣吹風之後,1957年2月毛澤東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向黨內外講話,宣傳他關于如何在思想領域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張,到會的各方面人士1800多人反響熱烈。這個講話經過補充,寫成《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下發,在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當中引起強烈反響,事實上拉開了中共整風的序幕。然而,與黨外人士對毛澤東的熱烈回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共黨內的抵觸情緒,《人民日報》等中共機關報對毛澤東的講話一聲不響,讓毛澤東尤其不滿。

毛澤東決定提前發動全黨整風,4月30日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311,第二天中共中央發表《整風指示》,整風運動正式開始:311-312。為消除黨外人士的顧慮,中共重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在這種政策影響下,經歷胡風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後的知識分子開始逐漸向中共提出批評意見。然而,運動情勢在5月中旬發生了逆轉。15日,毛澤東開始撰寫《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在黨內高層傳閱,表示中共應暫時讓右派任意鳴放,準備後發製人,這是毛澤東準備反右的信號:316。22日,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座談會,民盟中央副主席羅隆基在會上發言,建議共產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一個委員會,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即“成立平反委員會”。民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主席章伯鈞建議實行“兩院製”,被指為要搞“政治設計院”。6月1日,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召集的座談會上,光明日報社總編輯儲安平稱“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系的不好,是一個全面性的現象。”而且與中央也有很大關系。並且稱在百花政策後“大家對小和尚(基層和一般黨員)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中共高層)沒有人提意見。”批評政府已經成為一黨天下,最後總結“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次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醒目標題顯著位置全文刊登,其中出現的激烈言論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警覺和強烈反應:315-316。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執筆的社論《這是為什麽?》。隨後,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正式反右的指示,決定將原本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的整風運動轉為“反右運動”的對敵鬥爭:317。毛澤東將他在5月初請黨外人士放開批評的決定解釋為“引蛇出洞”的“陽謀”。毛澤東最初認定全國有“右派”四千人,但“反右運動”在鄧小平和彭真的實際執行下嚴重擴大化,把包括在“雙百”中提意見者在內的五十五萬知識分子(包括黨員和非黨員)打成了“右派”。

毛澤東

人民公社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標志著“大躍進”的正式開始。此後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時間內,工業產值暴增,鋼鐵、煤炭等工業產品產量激增,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成長,並伴隨著大規模的群體掃盲。但是由于片面追求工業增產,使得浮誇風、高指標、亂指揮蠻幹盛行,為大躍進最終失敗埋下伏筆。由于大躍進後期國家工農業生產失衡,許多人發現問題,中共召開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彭德懷在廬山向毛澤東上書,原本主張“糾左”的毛澤東轉而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會議後,“反右傾運動”再次展開,彭德懷被解除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國防部長職務,毛澤東安排林彪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58年7月31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訪問中國,在北京小住三日。8月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畔身著泳衣迎接身著西服革履的赫魯曉夫,雙方會晤後中蘇雙方同時發表《毛澤東和赫魯曉夫會談公報》。此後,因毛澤東和赫魯曉夫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產生分歧,中蘇關系惡化,蘇聯停止援助中國。毛澤東認為蘇聯嘗試通過和中國合作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來全面控製中國,蘇聯已經由社會主義國家變成帝國主義國家。8月20日,毛親自下令實施金門炮戰,炮轟已遷徙駐扎在金門縣的國民黨守軍。

1962年發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到1964年發展成為“四清運動”,並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3年3月,首都各大報紙發表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學習雷鋒好榜樣”成為當時中國大陸道德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文化大革命

1965年11月,毛澤東和林彪一起打倒了羅瑞卿。12月,姚文元發表文章批判《海瑞罷官》。該文章受到毛澤東的鼓勵,但遭到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抵製。

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

1966年,彭真等人為此事起草了《二月提綱》,將辯論局限在學術角度,不進行政治批判。未經毛澤東同意,彭真將此提綱下發全黨。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嚴厲批判了二月提綱,將彭羅陸楊打倒。5月16日,遠在杭州的毛澤東遙控康生等人在北京召集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掀起了文革序幕。入夏後,北京學生開始組織運動,劉少奇組成了工作組,壓製學生。8月,毛澤東返回北京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嚴厲批判劉少奇,並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隨後舉行了新一輪常委選舉,林彪成為黨內第二號人物,劉少奇降為第八位。在周恩來的倡議下,林彪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傳人”身份出現在媒體上。8月起,毛澤東數次接見紅衛兵。北京及全國各地陷入混亂狀態。12月,北京出現公開標語,打倒劉少奇。1967年1月,毛澤東最後一次接見劉少奇。同月,經毛澤東同意,陶鑄被打倒。8月,文革小組主要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被毛澤東打倒。1967年下半年,毛澤東發動了全國範圍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在毛澤東主持下,會議決定將劉少奇開除出黨。1969年發生了在珍寶島的中蘇邊境沖突。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毛澤東全票當選中央委員,九屆一中全會再度全票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1970年8月,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全會批判張春橋,毛澤東寫下了《我的一點意見》,以“反潮流”的精神將會議逆轉,批判陳伯達。此次會議是毛澤東和林彪關系的轉捩點。隨後,毛澤東發起了批陳整風運動,矛頭直指軍委辦事組和葉群。1971年8月,毛澤東秘密南巡,沿途不斷打招呼,宣傳第十次路線鬥爭,為林彪倒台作輿論準備。訊息輾轉到達林彪處,林立果“小艦隊”企圖暗殺毛澤東未遂。9月12日毛澤東突然返京,林彪等人連夜乘飛機出走,即林彪事件。林彪事件後,毛澤東身體急劇衰退。1972年1月,毛澤東發生休克。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澤東與到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會晤。1973年,中共十大召開,毛澤東啓用王洪文為傳人,不久對他失望。隨後,毛澤東重用鄧小平。1974年,毛澤東發起了批林批孔運動,將林彪與孔子放在一起批判。同年毛澤東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第一個統一中國,統一文字,不搞國中有國,而用集權製。”11月,毛澤東在長沙批評王洪文,決定鄧小平等人進入國務院。

1974年,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中南海遊泳池1974年,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中南海遊泳池

1975年,毛澤東發起了批判宋江運動,11月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後,1976年4月,北京民眾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對姚文元攻擊周恩來的事件表示抗議,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出現大量紀念周恩來的花圈、詩抄。病榻中的毛澤東認為是鄧小平發動,將其定性為四五反革命事件,並復原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從而事實上確立了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

不幸去世

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身體狀況急劇衰退,在1972年初曾發生嚴重休克。此後又發生白內障,雙目失明,直至1975年手術後恢復一半。

毛澤東遺體毛澤東遺體

1976年9月9日凌晨0時10分時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全國政協名譽主席的毛澤東在北京病逝,享年83歲。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同日下午4時以“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的形式公布這個訊息。毛澤東是繼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後,第三位于同年去世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9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最高規格的“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大會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致悼詞,全國各地同時舉辦相關的追悼活動。

毛澤東

1976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永久保留毛澤東遺體,並在天安門廣場中央建立毛主席紀念堂,在紀念堂竣工前,遺體暫時保留在人民大會堂。 毛澤東的遺體經過防腐處理後,于1977年9月轉移至紀念堂,對外開放。改革開放後,鄧小平重申不會改動毛澤東遺體,目前毛澤東的遺體仍舊儲存。

總結人生

自我定論:一生幹的兩件事

趕走蔣介石和日本人

1976年6月初,毛澤東突然心肌梗塞,差一點去“見馬克思”。經過醫生護士全力搶救,這才脫離險境。大抵自知餘日不多,而且擔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發作,趁神志尚清楚,毛澤東在1976年6月15日,召見了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臨終囑咐式的談話。毛澤東講話已很吃力,口齒不清,但思維尚不錯。

蔣介石蔣介石

毛澤東說了這麽一番深沉的話:“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抗告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我沒有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

發動文化大革命

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註:《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

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同志這番話,充分表現出他的復雜心態。他把“文化大革命”列為自己一生當中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對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情的觀點至死不變。毛澤東對自己的一生作了總結,對“交班”作了交代。他自己也明白,對于“文革”,“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但是,他把發動“文革”,視為一生幹了的兩件事中的一件,因此他絕不允許否定“文革”。也正因為這樣,站在他床前聆聽這番囑托的,除了華國鋒、王海容之外,便是他認為的“文革”派人物——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了。 

尼克松回憶錄的記載

毛澤東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周恩來去世時,毛澤東便嘆道,“我也走不動了!”他無法去出席周恩來的追悼會。1976年2月下旬,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和夫人訪華。毛澤東在病中會見了這位開啟中美關系大門的老朋友。

尼克松在回憶錄中寫道:1976年我再度到中國訪問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已嚴重惡化了。他的話語聽起來像是一些單音組成的嘟噥聲。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樣敏捷、深邃。我說的話他全能聽懂,但當他想回答時,就說不出話來了,他以為翻譯聽不懂他的話,就不耐煩的抓起筆記本,寫出他的論點。看到他的這種情況,我感到十分難受。無論別人怎樣看待他,誰也不能否認他已經戰鬥到最後一息了。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襲,毛澤東的行動當時已很困難。他不再是體魄健壯的人了。這位八十二歲(引者註:應為八十三歲)的、步履蹣跚的農民,現在變成了一個拖著步子的老人。毛澤東像晚年的丘吉爾那樣,仍舊非常自尊。我們談話結束時,他的秘書們把他從椅子上扶起來,讓他和我一起朝大門走去。但是,當電視鏡頭聚光燈對著我們,要錄下我和他最後握手的鏡頭時,毛澤東推開他的助手,獨自站在門口和我們告別。

天安門事件時,毛澤東隻能吃力地、斷斷續續地講話,用顫抖的手,寫下幾個難以辨認的字。

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愈見衰老。1976年6月初,毛澤東突然心肌梗塞,差一點去“見馬克思”。經過醫生護士全力搶救,這才脫離險境。

毛澤東在1976年6月15日,召見了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臨終囑咐式的談話。二十多天後,7月6日,朱德去世。毛澤東嘆道:“‘朱毛’‘朱毛’,不能分離。現在朱去見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毛澤東一腔深情,用極其微弱的聲音,吟誦起南北朝文學家瘐信的《枯樹賦》:

昔年種柳,依依漢南;

今看搖落,凄愴江潭。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他,已是一棵枯樹,“凄愴江潭”了!

中國,蒙受了十年“文革”災難的中國,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時四十二分,又蒙受了新的災難——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也受波及。人們在急匆匆之中,把毛澤東從屋裏抬出。

人物家庭

父輩

毛澤東父親名毛貽昌,字毛順生。幼年毛澤東受其母親文素勤(文七妹)影響很大。毛澤東雖為家中老大,但是其母之前有兩次的胎兒夭折經歷,故毛澤東幼年時,其母帶毛澤東在後山拜滴水洞山石為幹親,並按當地習俗取小名為“石三伢子”。

毛澤東兄弟與母親毛澤東兄弟與母親

妻子

毛澤東先後有四位妻子。

羅一秀

羅一秀:1907年由父母包辦結婚,但毛澤東本人不接受這樁婚事,也沒有與羅氏同居。毛貽昌除了把羅一秀列入族譜以外,對毛澤東的反抗並無辦法。1910年春,羅氏因痢疾而病逝。

1936年,毛澤東曾對斯諾提起:“我16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娶了一個20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活過——而且後來也一直沒有。我不認為她是我的妻子,當時也幾乎沒有想到過她……”

毛澤東雖不承認這門婚事,但對羅氏卻是記著的。解放後,羅氏胞兄羅石泉寫信給毛澤東,要求來京,毛澤東欣然同意。當時許多親屬想去北京,毛澤東都沒有答應,但對羅石泉卻破例,這或許反映了他的某種歉疚之情。

楊開慧

楊開慧:1920年結婚。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後,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部下于1930年10月將毛澤東妻子楊開慧逮捕,後將其槍殺。

楊開慧楊開慧

1957年,毛澤東在給故人柳直荀的遺孀李淑一回信時,寫下了《蝶戀花·答李淑一》,其中第一句就是“我失驕楊君失柳”。對女子的稱呼本套用“嬌”字,章士釗問“驕楊”當何解釋?毛澤東說:“女子為革命而喪其元(頭),焉得不驕?”又有一次,毛岸青、邵華夫婦請毛澤東寫這首詞的時候,他又把“驕楊”寫作“楊花”,並說:“稱‘楊花’也很貼切。”

賀子珍

賀子珍:1928年6月結婚。1937年10月,因毛澤東與史沫特萊交往過密,賀子珍負氣出走蘇聯。生有3子3女:長女乳名“金花”生于1929年,沒過半個月被送給當地楊姓鄉人撫養,改名楊月花;四子毛岸紅乳名“毛毛”生于1932年,長征開始後交給毛澤覃,後下落不明;五子生于1933年,先天不足夭折;次女生于1935年長征途中,送給當地鄉人撫養,下落不明;三女李敏生于1936年;六子俄文名“阿廖娃”,1938年生于蘇聯莫斯科,十個月時夭折。

賀子珍賀子珍

1959年,毛澤東登上廬山。他與賀子珍的老友曾志談話後,決定和已經分別22年的妻子見上一面。這次會面後,賀子珍對廬山格外眷戀,又先後三次上山休養。毛澤東永遠忘不了賀子珍。他和身邊工作人員也曾談到他和賀子珍的關系,說自己有責任,賀子珍也有責任。他還說,感情方面的事情,有時候也是很無奈的,也很復雜。有時候莫名其妙就發生了,發生以後怎麽對待?要理智一些,忍耐一些。

江青

江青:1938年秋結婚,文革時期中央文革小組及四人幫的首領。1976年秋毛澤東逝世後在懷仁堂事變中被華國鋒和葉劍英等人逮捕,1981年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後改為無期徒刑,1991年5月13日保外就醫期間自殺。生四女李訥,隨母姓。

江青與毛澤東江青與毛澤東

江青能吸引毛澤東的目光,一方面是由于她的主動追求,另一方面也因為在當時的延安,她的確比較出眾。頭發烏黑,眼睛大而有神,京戲唱得很好,在當時文化生活相對貧乏的環境中很受歡迎。她喜歡打扮,也會打扮。她還會織毛衣、剪裁衣服,並做得漂亮而合體。因此,她的著裝很講究,總是顯出嬌好的身段。江青的字寫得也很好,特別是楷書更為出色。也許,江青的出現,讓毛澤東感到清新的同時,也讓他因賀子珍出走而受傷的心得到了慰藉。

子女

楊開慧所生

楊開慧/長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1950年在朝鮮戰爭中遇美軍飛機轟炸陣亡

楊開慧/次子毛岸青:生于1923年,2007年逝世。

楊開慧/三子毛岸龍:生于1927年,1931年在上海病死。

賀子珍所生

賀子珍/長女乳名“金花”生于1929年,沒過半個月被送給當地楊姓鄉人撫養,改名楊月花

賀子珍/四子毛岸紅:生于1932年,長征開始後交給毛澤覃,後下落不明

賀子珍/五子:生于1933年,先天不足夭折

賀子珍/次女生于1935年長征途中,送給當地鄉人撫養,下落不明

賀子珍/三女李敏:生于1936年(為何毛澤東的女兒姓李? 毛澤東在陝北指揮全國戰爭期間為了統一指揮,成立一個司令部,,周恩來提議:“為了保密,每個人都應該起個代號。”

毛澤東表示贊成說:“我們一定得勝,我就叫李德勝,‘離得勝’的諧音。”周恩來接著說:“革命事業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毛澤東給任弼時的名字是史林,因為他是支隊司令,定一是政委就叫鄭位。就這樣,毛澤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德勝。

賀子珍/六子俄文名“阿廖娃”:1938年生于蘇聯莫斯科,十個月時夭折。

江青所生

江青(原名李雲鶴)/四女李訥。(隨母姓,也有資料稱姓李的原因同李敏一樣,都是隨“李德勝”的化名)。

孫子

毛新宇毛岸青之子,生于北京,中國軍事研究人員。

曾孫

兒子:毛東東(2003年-):毛新宇之子

女兒:毛甜懿(2008年-):毛新宇之女

其他親人

毛澤東的親屬中,因為革命、戰爭而犧牲或意外逝世的有13名:大弟毛澤民、小弟毛澤覃、堂妹毛澤建,妻子楊開慧、長子毛岸英、侄兒毛楚雄,毛澤覃之妻趙先桂、毛澤覃繼娶賀怡、毛澤建丈夫陳芬,表侄王德恆、內侄女楊展、楊開慧堂兄楊開明、楊開慧表弟向鈞。

偉人丟下的下一代

“我們幹革命是為了造福下一代,而當時為了革命,又不得不丟下下一代。”這是一個不幸的父親。他與楊開慧、賀子珍、江青3任妻子共育有10個子女,有的不幸夭折,有的下落不明。解放之後,身邊的子女隻有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訥4人。

獲悉長子毛岸英犧牲,毛澤東伸手拿煙,幾次都沒能將煙從煙盒裏抽出來。

他那些在戰爭年代失去的子女包括:

1.長子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在長沙,1950年11月25日在朝鮮戰爭中犧牲;

2.三子毛岸龍,1927年4月4日出生在武漢,1931年在上海失蹤;

3.長女毛小敏,又名毛金花,1929年3月賀子珍在福建長汀生下的一個孩子,因隊伍要走,沒過半個月就被送給當地老鄉撫養。一年後毛澤民去尋找時,聽到的訊息是女嬰死了。(解放後輾轉有了訊息,稱毛小敏在福建龍岩,但毛澤東和賀子珍生前均未同她再見過,未能證實);

4.賀子珍所生第二個孩子,男孩,1930年生下來就死了。接生者是紅軍中傳奇的“基督醫生”傅連璋;

5.毛岸紅,1932年11月出生,小名毛毛,長征開始後毛澤東把他交給留下來堅持遊擊活動的毛澤覃和賀怡,蘇區淪陷之後,毛澤覃把他秘密轉移到瑞金一個警衛員的家裏。以後毛澤覃不幸犧牲,毛毛從此下落不明;

6.毛妹,1935年紅軍二渡赤水河,賀子珍在行軍途中生下一個女嬰,寄養在當地老鄉家中。解放後,賀子珍曾設法查訪,但沒有下落;

7.客死異國的廖瓦,1938年在莫斯科出生,10個月的時候感冒,轉為肺炎,不幸夭折,連中文名字都沒有取。

人物評價

直至今日,毛澤東在中國及世界各國仍是一個評價不一的人物。

毛澤東是世界現代史上最重要,同時也是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中共現在認為毛澤東當然是偉大領袖,但是在其政治生涯後期也就是他的晚年犯了嚴重錯誤,鄧小平說毛澤東是“七分功三分過”。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國人民的愛戴。民運、自由主義者和反共主義者認為他是用共產主義改造中國社會的狂人,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大獨裁者,更造成了(舊)中國(儒道)文化傳統和(官僚-地主-傭農)社會結構的斷裂,毛澤東思想的支持者認為他是偉大的共產主義者,領導中國實現了民族獨立和國家的基本統一,結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在執政期間新中國成立初期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完善的工業和國防科研體系,擺脫了任人宰割的局面,是開始了中國快速現代化的進程的偉大領袖。。

《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的指導思想,被列入各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他開創的人民戰爭理論是解放軍的指導作戰理論。

尼克松

美國前總統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在其著作《領導者》中說:“無論人們對毛有怎樣的看法,誰也否認不了他是一位戰鬥到最後一息的戰士。”,在吊唁致電中說:“毛澤東是一代偉大的革命領導人中的一位出類拔萃的人。他不僅是一個完全獻身的、註重實際的共產黨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歷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詩人。”

毛澤東會見尼克松毛澤東會見尼克松

福特

美國前總統傑拉爾德·魯道夫·福特在吊唁毛澤東的致電中說:“在任何時代成為歷史偉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基辛格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毛澤東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見證。沒有任何外在的裝飾物可以解釋毛澤東所煥發的力量感。我的孩子們談到流行唱片藝術家身上的一種‘顫流’,我得承認自己對此完全感覺不到。但是毛澤東卻的確發出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他身上發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毛澤東的確能讓人體會到力量、權力和意志的共鳴。”

毛澤東會見基辛格毛澤東會見基辛格

歷史學家

美國歷史學家邁克爾·H·哈特:“毛澤東的排列略高于喬治·華盛頓,因為毛給國家帶來的變化,比華盛頓使國內發生的變化更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崙、亞歷山大大帝等人要高不少,因為他對將來的影響可能比這些人要大得多。”

學者

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盡管曾經在存在著所有這些失敗和挫折,但是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這一結論是不可避免的。曾經長期被輕蔑為‘亞洲病夫’的中國,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卻以世界上6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中國的國民收入在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間增加了4倍,即從1952年的600億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億元,而工業在增加的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例最大。人均國民收入指數(以不變價格計算)從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20年間(這是毛澤東的後繼者們評價不高的一個時期),而且連大躍進的經濟災難也估計在內,中國的國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間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佔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佔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佔28%了。 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在毛澤東身後的時代裏,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為一種風尚,深恐提及後者便會被視為對前者的辯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並不就等于是為歷史作非分的辯護。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80年代將找不到要改革的對象。”

蘇聯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毛澤東的有些話講得過于簡單化,有些又講得太復雜了!”

法國

法國前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現代社會變化很快,很多國家元首都被人忘記了,隻有少數人仍被人所知。例如法國的戴高樂將軍,法國人卻知道他,敬重他、那麽在中國,毛澤東也是一樣。另外,現代社會的國家領導人並不體現一種哲學思想。他們隻是解決一些問題,諸如經濟、社會、軍事等等。法國人卻認為毛澤東體現了一種哲學思想,並且努力地把它付諸行動。這正是我們對政治的認識。我們在1789年進行的大革命,正是為了一種哲學思想。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毛澤東思想也正是使中國走向一種哲學,即給予中國人民最大的權力和最高的地位。”

日本

日本第94任內閣總理大臣菅直人2010年6月12日在東京新宿站前發表街頭演說,其中一段提到:“曾經有毛澤東這樣的政治家,他在中國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持,在外交領域,他使中國在世界上的存在感變得非常卓著。曾經有一段時期,毛澤東毫不畏懼與美國對峙並一路走來。可見,執政黨在自己的國內獲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國民以天下為己任,在某些場合為了保家衛國、為了國家的未來,不惜付出些許代價,一個國家有了這樣的力量,外交才會有根本的力量。國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

尚比亞

尚比亞前總統肯尼思·卡翁達:“如果要說到某一個人,他解放了一個非常大的國家,當時有五億多人,這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至于你問我對他有什麽印象,我說他既是一個偉人,又是一個普通人。 他的三個世界劃分的分析是正確的。發達國家自然不同于開發中國家,為什麽我們如此珍視你們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珍視毛主席、他的親密戰友周恩來和其他的同事給予我們的幫助,因為中國也是個開發中國家,並且依然是,但卻給了我們那麽多幫助。因為中國的領導毛澤東知道我國需要幫助,在我們困難的時刻,給予我們極大的援助,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有極大的財富,他們什麽也沒有,他們把所擁有的奉獻出來與我們分享。”

鄧小平

毛澤東是世界現代史上重要,同時也是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

中國共產黨現在認為毛澤東當然是偉大領袖,但是在其政治生涯後期也就是他的晚年犯了嚴重錯誤,鄧小平說毛澤東是“七分功三分過”。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國人民的愛戴。

鄧小平與毛澤東鄧小平與毛澤東

在接受義大利記者法拉奇的採訪時,鄧小平表示“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問題的性質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應該說,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後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面,包括哲學、政治、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後期,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你知道,我們黨在延安時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為毛澤東思想,把它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正是因為我們遵循毛澤東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偉大勝利。當然,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創造,包括老一輩革命家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展。主要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勝利,他不夠謹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當部分違背了他原來的思想,違背了他原來十分好的正確主張,包括他的工作作風。這時,他接觸實際少了。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製、民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製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製度。這不僅是毛澤東同志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長製或家長作風發展起來了,頌揚個人的東西多了,整個政治生活不那麽健康,以至最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

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後期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確的部分。毛澤東思想不僅過去引導我們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和將來還應該是中國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所以,我們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遠掛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而且還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

名字軼事

毛澤東的名字是按毛氏祖先早就排定的譜牒而取的。《毛氏族譜》定下的子孫名字族牒為:“立顯榮朝士,文方運際祥,祖恩貽澤遠,世代永承昌”。比如毛澤東的祖父毛恩普,就是“恩”字輩,父親毛貽昌,即是“貽”字輩,毛澤東和兄弟毛澤民、毛澤覃等都是“澤”字輩,毛澤東的下一代即“遠”字輩,比如毛遠新。

毛澤東一生中,除正名“毛澤東”外,還曾先後用過二十六個名字(包括化名)。

第一個名字是石三伢子,即毛澤東的小名。1898年,毛澤東5歲時,為了祈求長命富貴,素信佛教的母親文氏領著他來到韶山觀音石前焚香跪拜,認了“石幹娘”。因毛澤東在家排行第三,故此父母家人以及鄉人,都叫他為石三,或石三伢子。

第二個名字是“毛潤之”。這是他早年常用的名字。1910年毛澤東入湘鄉東山高等國小堂讀書時,他在堂長李元甫交給的一份表上填:毛潤之,韶山人,17歲。毛澤東一師同學張昆弟1917年9月16日的日記中曾寫道:“今日星期天,約蔡和森、毛潤之、彭則厚作一兩小時之旅行……”毛澤東在早期的書信和聽課的《講堂錄》中,有時也使用“毛潤之”或“潤之”的名字。毛澤東曾以“潤之”為名發表過《浙江農民的痛苦及其反抗運動》,原載《向導》第179期。

“潤之”典出《周易·系辭》:“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說掛》亦有“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毛還曾以“子任”為筆名。

第三個名字是“子任”。1910年秋,毛澤東在湘鄉東山高等國小讀書時,因其仰慕梁啓超(號任公),便以“子任”為筆名。

第四個名字是“毛學任”。第五個名字是“學潤”。第六個名字是“潤芝”。第七個名字“永滋”。第八個名字“詠滋”。第九個名字“詠芝”。第十個名字是“允滋”、 第十一個名字是“泳芝”。這幾個名字的來歷都與楊懷中(即楊昌濟)有關。劉繼興考證,毛澤東1945年重慶談判時,曾與當時任《新民報》副刊編輯的作家張恨水談起:1915年下學期,已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求學的毛澤東,其思想深受楊懷中老師的影響。楊是理學家,崇拜胡林翼。一次毛澤東寫信給楊先生,署名“毛學任”。楊問“這是何意?”毛答:“學梁任公。”楊隨即拿出一部《胡文忠公全集》送給毛,要他學習胡林翼(字潤芝)。毛反復閱讀此書後,改字為“學潤”。楊說:“司馬長卿崇拜藺相如,改名相如。你既尊敬胡林翼,就改字潤芝好了。”于是毛澤東又改字潤之或寫成“潤芝”,有時還寫作“永滋”、“詠滋”、“詠芝”、“允滋”、“泳芝”。(據《韶山毛氏四修族譜》(1941年本)卷十五載:“毛澤東,字詠芝,行三”)。

第十二個名字是“二十八畫生”。在長沙讀書時,毛澤東發表過征友啓事,落款為“二十八畫生”,這是毛澤東三字的演化,繁體“毛澤東”三字為二十八畫。

第十三個名字是“毛奇”。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求學時,毛澤東還有個“毛奇”的外號。這個名字本是德意志建國時一位賦有文韜武略的著名將軍(德文為MOLKT ,音譯為毛奇),同學們給他取了這個意涵雙關的外號,表明學生時代的毛澤東志向非凡,才華超群,深受學友們的愛戴與推崇。當時毛澤東也常對同學說:“丈夫安為天下奇(宋代王延瑰送王邦衡詩句),即讀奇書,交奇友,著奇文,創奇跡,作個奇男子。”他還用“毛奇”這個名字寫過一些文章。

第十四個名字是“毛石山”。是毛澤東1922年在湖南從事革命活動時所用的化名。他在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等的信中說:“此信托人帶漢寄上,因檢查極厲害,來信請寫毛石山,莫寫毛澤東。”(《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4頁)同年,他以此為名還在《前鋒雜志》上發表過《省憲下之湖南》一文。

第十五個名字是“楊引之”。1927年7月至10月,毛澤東離開紅四軍領導崗位,到福建西部農村養病,曾化名“楊引之”,“引之”的諧音即“隱之”,這個名字寄托著他對久別遠方的愛妻楊開慧的思念之情。

第十六個名字是“鍾英”。1932年9月6日,毛澤東向團中央執行委員匯報工作的報告手跡,落款署名為“鍾英”。

第十七個名字是“楊子任”。在延安時,毛澤東給分別了10年、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老同學易禮容寫信,還特地使用了“楊子任”的名字,用此名字不僅是為了故人免得因與他這個共產黨的領導人物的關系而遭迫害,也表達了以拯救民族為己任的共勉,同時也表達了他和已故妻子楊開慧對他們共同尊敬的師長楊昌濟先生無限懷念的深情。

第十八個名字是“李得勝”。1947年3月,國民黨反動派向陝北、山東等地發起重點進攻。為了誘敵深入,在運動中尋找殲敵良機,黨中央決定將中共機關撤出延安。毛澤東說:“我們不可能固守一城一池,今天放棄延安,就意味著將來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全中國。在胡宗南的強大攻勢下,現在守延安則失延安,暫時離開延安則得延安。”這時,毛澤東化名“李得勝”。(同時,周恩來化名胡畢成,任弼時化名史林)。“李得勝”的諧音即“離得勝”,意為現在離開延安,則今後得到延安,革命即將取得勝利。(歷史)

第十九個名字是“事任”。1946年,53歲的毛澤東曾用化名“事任”。當時抗日戰爭結束,國共鑒定停戰協定,毛澤東看到了和平、民主的希望,他在停戰令中說,“全中國人民在戰勝日本侵略者之後,為建立國內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獲得重要之結果。中國和平民主新階段,即將從此開始。”然而,國民黨政府很快暴露了假停戰、真內戰面目,毛澤東不再對國民黨報任何希望,打破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中國成為毛澤東的最大人生追求和事業的全部,“事任”一名的含義就在于此。

第二十個名字是“馬任”。“馬任”顯然與馬克思有關,這一名字顯示了他要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為己任,建立一個和平、自由、民主的新中國。

第二十一個名字是“自任”。這一名字表明了毛澤東自我加壓、負重拼搏的人生理想。

第二十二個名字是“周石林”。湖南省毛體書法研究會陳煥文會長曾在一次演講中指出:“關于毛澤東名、字、號,據資料,除“毛澤東”外,毛澤東曾用過二十八畫生,詠芝、子任,毛永滋,毛石山,李德勝,潤之,周石林等。”

第二十三個名字是“澗西”。第二十四個名字是“毛萬山”。第二十五個名字是“趙東”。第二十六個名字是“國彬”。毛澤東曾使用過的這幾個名字都記載于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的《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中。

主要作品

《毛澤東選集》:毛澤東的主要著作集。

《毛澤東文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1993年起陸續出版。

《毛澤東文集》編入《毛澤東選集》以外的毛澤東重要文稿。

《毛澤東詩詞》:毛澤東創作的舊體詩詞作品。

重要貢獻

一、毛澤東引導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製度。

二、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開闢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開始了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紀元。

三、開創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開始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艱辛而曲折的探索。

四、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對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執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

五、奠定了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為開創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

大事年表

1893-1910年

1893年

12月26日,誕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一個農民家庭。

1902年-1909年  

在家鄉韶山六所私塾讀書,接受中國傳統的啓蒙教育。

1910年

秋,考入湖南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國小堂讀書。此期間受康有為梁啓超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

1911-1920年

1911年  

春,到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期間,讀到同盟會辦的《民立報》,受其影響,撰文表示擁護孫中山及同盟會的綱領。

10月,回響辛亥革命,投筆從戎,在湖南新軍當列兵。半年後退出。

1913年

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預科讀書。

1914年

秋,編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大學部第八班。在校期間,受楊昌濟等進步教師的影響,成為《新青年》雜志的熱心讀者,崇拜陳獨秀、胡適

1918年

4月14日,同蕭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發起成立新民學會。

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

8月,為組織湖南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間,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得到李大釗等人幫助,開始接受俄國十月革命的思想影響。

1919年  

4月6日,從上海回到長沙。

5月,回響五四運動,發起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領導湖南學生反帝愛國運動。

7月14日,主編的湖南學生聯合會會刊《湘江評論》在長沙創刊。7月至8月,連續撰寫並發表《民眾的大聯合》長文。

10月5日,母親文氏病逝,聞迅從長沙趕回韶山。8日,在母親靈前寫成《祭母文》。

12月,為領導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運動,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間,讀到《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書籍。

1920年  

5、6月間,在上海會見陳獨秀,同他討論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等問題。

8月初,同易禮容等在長沙發起成立文化書社,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新文化。

8月至9月,參加籌備成立俄羅斯研究會。

11月25日,致信羅章龍,提出新民學會,“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11月,同何叔衡等組織長沙共產主義小組。

12月1日,致信給蔡和森、蕭子升和其他在法會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長沙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楊開慧結婚。

1921-1930年

1921年

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釗、熊瑾玎等十餘人在長沙潮宗街文化書社召開新民學會會員新年大會。在會上提出新民學會應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共同目的,贊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國。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8月,回長沙,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與何叔衡創辦湖南自修大學。

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書記。

1922年  

5月,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成立,任書記。

9月至12月,組織領導粵漢鐵路工人、安源路礦工人、長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罷工運動,推動湖南工人運動迅速走向高潮。

1923年  

4月,離開長沙到達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6月,在廣州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委員、並擔任中央局秘書。

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決定並受國民黨本部總務部副部長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長沙,籌建湖南國民黨組織。

1924年

1月,在廣州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2月,到上海,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組織部秘書等職。

12月,回湖南養病。

1925年

2月,回到韶山,一面養病,一面開展農民運動。

青年毛澤東青年毛澤東

9月,到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工作。

10月,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

12月1日,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

12月5日,主編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刊物《政治周報》創刊。

1926年  

1月,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當選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3月18日,在廣州國民黨政治講習班紀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會上發表講演,題為《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

3月,蔣介石在廣州製造中山艦事件,同周恩來等力主反擊。

5月至9月,主辦國民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所長。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不久到武漢,創辦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

12月,在長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和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

1927年

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農民運動。

3月,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武漢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

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寧漢合流,大革命失敗。

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同宋慶齡等二十二名國民黨中央委員聯名發表《中央委員宣言》,譴責蔣介石、汪精衛背叛國民革命。

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提出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思想,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到湖南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在去江西銅鼓蕭家祠第三團團部途經瀏陽張家坊時,被團防局的清鄉隊抓住,押送途中機智脫險。

9月,秋收起義受挫後,率起義部隊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

10月,到達江西寧岡縣茅坪,開始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11月,遭到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錯誤指責,被復原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

1928年

4月,率部在江西寧岡縣礱市同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軍餘部和湘南起義農軍會師。

5月,擔任兩支部隊合編成的工農革命軍(後改稱中國紅軍)第四軍黨代表、軍委書記。

7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10月,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決議案,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11月25日,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報告,總結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

12月,主持製定井岡山《土地法》。

1929年

1月,同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至1930年春贛南、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初步形成。

4月,主持製定興國《土地法》。

6月,出席在龍岩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關于紅軍的任務、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等問題的正確意見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擔任的前委書記職務被改選他人擔任。會後,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休養並指導地方工作。

7月,指導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

9月,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的行動策略和建設一支堅強的人民革命軍隊的正確主張。

12月,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會上作政治報告,並起草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

1930年

1月,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闡述關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

5月,在江西尋烏作調查;同時撰寫《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8月,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和中共總前敵委員會書記。

9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揮紅一方面軍粉碎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

1931-1940年

1931年

1月7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未出席會議)。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扶持下進入中央政治局。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揮紅一方面軍粉碎國民黨軍第二次“圍剿”。

7月至9月,粉碎國民黨軍第三次“圍剿”。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蘇區黨組織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上受到排擠,被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

1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

1932年

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東華山古廟休養。

3月,紅軍攻打贛州失利後,停止休養,趕赴前線指揮。

4月15日,發表《對日戰爭宣言》。

5月9日,同項英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反對國民黨出賣淞滬協定通電》。

6月,同朱德指揮紅一、紅五軍團從閩西回師贛南。

10月,在江西寧都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受到“左”傾錯誤領導的打擊。會後,被復原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前往福建長汀養病。

1933年  

1月下旬,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毛澤東

2月上旬,中共臨時中央全面推行 “進攻路線”,清除毛澤東積極防御路線在中央根據地的影響,開展了所謂反“羅明路線”的鬥爭。

5月30日,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國民黨出賣平津宣言》。

6月1日,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于查田運動的訓令》。

8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央蘇區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作《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

10月,寫《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成為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

11月,先後在興國縣長岡鄉和上杭縣才溪鄉調查,寫出《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

1934年  

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工作報告。繼續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6月19日,同項英等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為國民黨出賣華北宣言》。

7月15日,同項英等發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

10月18日,傍晚,帶領警衛班離開于都城,踏上長征的路途。

11月底,湘江之戰中紅軍遭受慘重損失。30日,隨軍委第一野戰縱隊渡過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上,力主紅軍放棄原定向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畫,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被採納。

1935年  

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實際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

3月,同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3月至5月,同周恩來等指揮紅一方面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6月15日,同項英等發表《為反對日本並吞華北和蔣介石賣國宣》。

6月,率紅一方面軍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西部會合。不久,即同張國燾的逃跑主義、分裂主義進行鬥爭。

10月19日,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到達陝西保全吳起鎮。紅軍勝利完成長征。

12月,出席在陝北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

12月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闡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1936年  

1月25日,同周恩來、彭德懷等二十位紅軍將領聯名發出《為紅軍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提出關于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具體辦法,建議互派代表共同協商。

2月至5月,同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渡黃河東征。

3月,向南京當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五點意見。

6月1日,同朱德發布關于救國救民的主張二十條。

6月12日,同朱德發布宣言,對“兩廣事變”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國的八項綱領。

7月至10月,在陝北保全多次會見美國記者斯諾,回答他提出的有關中國革命和工農紅軍等多方面的問題,並介紹了自己的經歷。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于國共兩黨關系和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

8月25日,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吁一致抗日。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2月中旬,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實行“兵諫”,扣留蔣介石。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分析當時錯綜復雜的政治情勢,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並派周恩來等往西安參加談判,促成事變和平解決。

12月,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進駐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討論和通過《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提出五項國策、四項保證。這個檔案實際成為國共合作談判的綱領。

3月,會見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回答她對中日戰爭與西安事變提出的一些問題。

4月至7月,在抗日軍政大學講授辯證法唯物論,其中的兩節後來整理成《實踐論》和《矛盾論》。

5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民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

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日戰爭開始。

7月23日,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提出堅決抗戰,反對妥協退讓的方針、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陝北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闡明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的戰略方針,任新組成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來聯名發布關于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隨後,指導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

11月12日,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情勢和任務》的報告,全面闡述了對統一戰線和國共關系的意見。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並發言,針對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重申和堅持了洛川會議確定的方針政策。

1938年

春,作出八路軍從華北山地進入到平原地區開展遊擊戰爭的決策。

5月,發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論持久戰》講演。全面分析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和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批駁速勝論和亡國論,闡述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的總方針。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說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長篇發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結論。會議批準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

1939年

2月2日,在延安黨政軍生產動員大會上講話,號召自己動手,克服經濟困難。

2月5日,在中共中央黨校作《反對投降主義》的講話。

4月下旬,寫《五四運動》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大會上作《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

7月至8月,多次作報告,譴責國民黨頑固派製造反共磨擦,呼吁繼續團結抗戰。

9月16日,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談話,重申對國民黨頑固派製造反共磨擦採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

10月4日,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闡明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克敵製勝的三大法寶。

12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

12月21日,為八路軍政治部、衛生部編印的《諾爾曼·白求恩紀念冊》寫《紀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與人合作撰寫《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12月至次年3月,領導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

1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系統論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綱領。

3月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實行“三三製”。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總結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經驗,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東南局和新四軍的指示,強調必須放手擴大軍隊,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指出要採取鬥爭的方針,“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分析國際情勢及對中國抗戰的影響,指出:既要警惕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突然事變,又要力爭時局好轉。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復電何應欽、白崇禧《皓電》的電報(《佳電》),明確駁斥《皓電》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無理指責。

12月,同從前線回來到中央黨校學習的同志談話,強調幹部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性。

1941-1950年

1941年  

1月上旬,皖南事變發生。

1月20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並對新華社記者發表關于皖南事變的談話,嚴正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

5月1日,審閱改寫的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發布,規定邊區政權建設貫徹“三三製”原則。

5月8日,起草《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的黨內指示,提出“以打對打,以拉對拉”和爭取中間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幹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提出反對主觀主義,闡明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

8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高級學習組的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組長的中央學習組。

秋冬,先後主持編輯《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黨的歷史文獻集。

1942年

2月1日,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飭黨的作風》的報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集的幹部會議上作《反對黨八股》的講話。

5月,在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發表講話並作結論。

9月7日,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社論,論述精兵簡政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提交《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長篇書面報告,論述“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工作總方針。

1943年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推定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的幹部大會上作《關于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

6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領導方法的決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應調查研究,厘清是非,教育民眾,反對“逼,供,信”。

7月12日,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質問國民黨》的社論,揭露國民黨頑固派企圖進攻陝甘寧邊區的陰謀。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一期間召開的會議,批評王明在十年內戰時期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會上多次發言並作小結。

12月,為中央黨校大禮堂落成題詞“實事求是”。

1944年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後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和中央黨校第一部作關于學習和時局的講演。

5月15日,通過在西安同國民黨代表談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為談判具體內容的意見書。意見書就關于全國政治和兩黨懸案問題,提出二十條意見。

5月21日,在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上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討論通過。

6月至8月,多次會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成員和駐延安美軍觀察組成員,闡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和國共關系等問題。

9月8日,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發表《為人民服務》的講話。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決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為中心建立根據地”。

11月,和周恩來等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多次會談國共關系,並達成五條協定草案。這個協定草案被蔣介石拒絕。

1945年

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最後一次會議,會議基本通過經毛澤東多次作重要修改的《關于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致開幕詞(《兩個中國之命運》)和閉幕詞(《愚公移山》),向大會提交《論聯合政府》書面政治報告。大會確定以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

6月19日,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7月,同國民參政員褚輔成、黃炎培等六人就國共關系進行會談。談到通過民主“新路”,跳出政黨、團體興亡“周期律”問題。

8月9日,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

8月13日,發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提出對國民黨實行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爭取國內的和平與民主。

8月28日,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簽署投降書。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10月10日,《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簡稱《雙十協定》)在重慶簽署。11日,回到延安。

10月17日,在延安幹部會上作關于重慶談判的報告,指出中國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2月28日,起草《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

1946年

4月,撰寫《關于目前國際情勢的幾點估計》。

6月26日,國民黨軍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

7月4日,作出南線野戰軍“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的戰略決策。

7月20日,起草《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黨內指示。

8月6日,會見美國記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

9月16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

10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總結三個月戰爭的經驗。

11月18日,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戰爭”的名稱。 

1947年

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撤離延安,開始歷時一年的陝北轉戰。

3月至8月,領導西北野戰軍先後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沙家店戰役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對陝北解放區的重點進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提出對蔣介石的鬥爭用五年時間(從1946年7月算起)解決的構想。在此前後,部署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渡過黃河,轉入戰略進攻。

10月,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

11月,將1933年起草的《怎樣劃分階級》和《關于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重新印發給全黨,以指導解放區土改運動正確發展。

12月25日至28日,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即十二月會議),向會議提交《目前情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和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經濟綱領。

1948年

1月1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決定草案。

3月23日,結束陝北轉戰,東渡黃河,前往華北解放區。

4月1日,在山西興縣蔡家崖晉綏幹部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闡明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和土地改革總路線。

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縣城南庄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提出把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發展生產、加強紀律性等幾點意見。

5月1日,致信李濟深、沈鈞儒,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宜先行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

5月27日,到達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

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于戰爭、建國、財經等問題的重要報告。

9月至次年1月,組織指揮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略決戰,將國民黨軍主力聚殲在長江以北。

12月30日,為新華社寫一九四九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1949年

3月,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奪取全國勝利以及關于新中國建設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

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進駐北平。

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的情況下,和朱德聯名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4月23日,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作詩《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6月15日至19日,出席新政協籌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並在開幕式上講話。

6月30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

7月4日,復電程潛,對程提出的反蔣反桂及和平解決湖南問題之方針,給予贊許,並對有關事宜作出安排。

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致開幕詞,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會議通過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經他多次審閱修改的《共同綱領》。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主持開國大典。

12月5日,頒發《關于一九五零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

12月16日,抵達莫斯科,首次訪問蘇聯。1950年2月14日,中蘇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12月至翌年初,對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具體部署。

1950年

6月6日至9日,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交《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書面報告,並作《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

6月28日,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

10月8日,發布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命令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援助朝鮮人民,並任命彭德懷為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隨後親自指導了第一次至第三次戰役。

10月以後,發動和領導了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1-1960年

1951年

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畫經濟建設”的思想。

5月20日,寫作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以《人民日報》社論形式發表。

5月24日,設宴慶賀《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簽訂。至此,中國大陸全境解放。

9月,主持製定《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

10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發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別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發行。

12月,發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

1952年  

1月,主持全國政協常委會,通過《關于開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

1月2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開展“五反” 運動的指示(“五反”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經濟情報)。

4月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

8月9日,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

9月,開始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

1953年  

1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任主席。

毛澤東毛澤東

3月2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反對大漢族主義思想的指示。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對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作出比較完整的表述。

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正式簽字。

9月7日,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談話,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必經之路。

10月15日、11月4日,兩次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指出,各級農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極為重要的事。

1954年

1月,開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3月23日,主持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

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國人大第一屆第一次全體會議,致開幕詞《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9月28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任主席。

10月16日,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關同志寫《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

10月19日,在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談話中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推廣到所有國家關系中去。

1955年

1月15日,批示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

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致開幕詞並作結論,號召幹部要鑽研社會主義工業化問題,成為這方面的內行。

5月1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肅反工作方針。

6月9日,為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題詞: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

9月至12月,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了兩篇序言和104篇按語。

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開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

10月29日,邀集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座談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

12月16日,修改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養知識分子,註意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

1956年  

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講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準而奮鬥。

1月25日,主持最高國務會議正式討論通過《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即四十條)。

2月至3月,先後聽取34個中央工作部門的匯報,對經濟建設問題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

4月初,審改《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

4月27日,簽名死後實行火葬。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8月22日,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七中全會,提出兩個工作重點,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在建設。

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致開幕詞。在八大期間,再次強調了加強經濟建設的重要性。

9月28日,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11月15日,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我們的經濟建設有退有進,主要的還是進。

12月,審改《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957年  

2月27日,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提出兩類矛盾學說。

3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宣布開始在黨內進行整風。

4月30日,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

毛澤東

5月15日,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隨後發動反右派鬥爭,發生嚴重擴大化的錯誤。

9月20日至10月9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在會上對八大決議中關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論述提出抗告,認為應該回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提法。

11月,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活動,出席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會議。期間,提出15年內中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要趕超英國。

1958年  

1月,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南寧會議,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在會上批評“反冒進”。

3月,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成都會議。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製定的各項經濟指標大幅度提高。

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會議改變八大一次會議的有關結論,認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仍然是國內主要矛盾。會議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7月31日至8月3日,同來訪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會談,拒絕了蘇方提出的侵犯中國主權的關于建立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的建議。

8月6日,視察河南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說到“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

7月至8月,親自部署炮擊金門。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

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會議期間,給縣以上四級黨委寫信,要求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

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繼續糾正“左”傾錯誤。

毛澤東毛澤東

4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由劉少奇繼任的決議。

6月25日至28日,回故鄉韶山。

7月2日至8月16日,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政治局擴大會議原擬進一步糾正“左”的錯誤,但在後期和接著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錯誤地發起了對彭德懷等的批判。

8月24日,建議分期分批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等。9月17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通過了《關于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

12月10日至翌年2月9日,組織有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參加的讀書小組,先後在杭州、上海和廣州,學習討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並發表了許多談話。

1960年

3月,在廣州審定《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九月出版發行。

3月30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

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寫《十年總結》一文,重新強調實事求是原則,提出要認真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規律。

7月5日至8月10日,主持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研究國際問題和國內經濟調整問題。

11月15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瞎指揮風。)

1961-1970年

1961年

1月14日至18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九中全會,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次會議正式批準了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會後組織和領導三個調查組,深入浙江、湖南、廣東農村調查研究。

5月21日至6月12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修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其中規定,取消供給製;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工業、糧食、財貿、教育等問題。會議強調切實地執行調整經濟的八字方針。

9月29日,提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將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

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主持召開中共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作關于民主集中製問題的重要講話。

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後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批判所謂“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作關于階級、情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進一步發展了關于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錯誤論點。

1963年

2月11日至28日,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確定在農村普遍進行“四清”運動和城市開展“五反”運動。

3月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

5月,在杭州主持製定《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作為指導農村“四清”的綱領性檔案。

12月16日,聽取聶榮臻關于科學技術十年規劃的匯報,指出: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

12月,作出關于文藝工作的第一個批示。

1964年  

2月13日,召集教育工作座談會,提出改革教育體製的構想。

5月,在聽取關于第三個五年計畫的匯報時,提出兩個拳頭(農業、國防)一個屁股(基礎工業)的思想;還提出把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

6月15日和16日,觀看北京、濟南部隊軍事訓練匯報表演。

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召開的小型會議上,作關于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傳人的講話。

6月,再次對文藝工作作批示,文藝界進而擴大到意識形態其他領域,錯誤地開展了過火的政治批判。

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核子彈爆炸成功。

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製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部分地糾正“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但錯誤地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5年

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岡山。

7月27日,會見從海外歸來的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和夫人。

11月初,批準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

3月12日,致信劉少奇,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

3月底,錯誤地指責由彭真主持製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

5月7日,作出“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各行各業要以本業為主,“兼學別樣”,“教育要革命”等。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毛澤東主持製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對當時黨和國家政治情勢作了嚴重錯誤的估計。

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會議期間,印發了毛澤東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這次會議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

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後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院校師生和紅衛兵。

1967年  

1月,對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後奪權之風遍及全國。

1月23日,批示《發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民眾的決定》。

2月11日和16日,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不滿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是為“大鬧懷仁堂”。毛澤東在聽取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匯報後,表示很不滿意。

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7月至9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號召“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指出“正確地對待幹部”。

8月底,批準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1968年1月,又對戚本禹實行隔離審查。

1968年

1月16日,對江青等人送來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啓事”等材料作出重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使他們誣陷周恩來的圖謀未能得逞。

10月13日至31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通過誣陷劉少奇並開除他的黨籍的錯誤決定。

12月22日,“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人民日報》發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由此開始。

1969年

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批準“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並把林彪定為“傳人”寫入黨章。

4月28日,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1970年  

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

5月20日,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

8月23日至9月6日,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寫《我的一點意見》,揭露挫敗林彪、陳伯達企圖搶班奪權的陰謀。

12月18日,會見美國友人斯諾,表示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松來華訪問。

1971-1976年

1971年

8月至9月,在南方巡視期間,同當地黨政軍負責人多次談話,揭露林彪的陰謀。途中機警地幾次變更行動計畫,于9月12日回到北京,粉碎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

9月13日,同周恩來等果斷地處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來請示要不要攔截林彪座機時,毛澤東表示:“由他去吧”。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驅逐出去。

11月14日,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同志,為所謂“二月逆流”平反。

1972年

1月10日,參加陳毅的追悼會。

2月21日,會見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松;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決定實現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

9月27日,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29日,中日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1973年

3月,提議恢復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8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使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重新進入中央委員會,但同時江青集團的勢力也得到加強。

8月30日,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

12月,提出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還提出要給賀龍、羅瑞卿、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平反。

1974年  

1月18日,批準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運動由此開始。

2月22日,會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談話中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

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搞幫派活動,第一次提出“四人幫”問題。

9月29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為賀龍平反。

10月4日,提議由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職務。

11月12日,對江青來信作批示,批評她的“組閣”野心,明確指出“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

1975年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重申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選出以朱德為委員長的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任命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組成人員。會後,周恩來病重,國務院工作實際由鄧小平主持。

2月,在毛澤東支持下,鄧小平開始領導對鐵路、教育等方面的調整整飭工作。

5月3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談話,強調要搞馬列主義,要團結,要光明正大,再次批評“四人幫”。

7月14日,對文藝問題發表談話,指出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

11月下旬,審閱批準《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錯誤地發動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

1月8日,周恩來在北京逝世。

1月21日、28日,先後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萬民眾連續幾天自發到天安門廣場,獻花圈、詩詞,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毛澤東錯誤地批準了否定“天安門事件”的報告。

4月7日,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于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于復原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9月9日,在北京逝世。

120年誕辰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紀念日。上午9時,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來到毛主席紀念堂,向毛澤東同志坐像三鞠躬。隨後,習近平等瞻仰了毛澤東同志遺容,共同緬懷毛澤東同志的豐功偉績。

毛主席紀念堂毛主席紀念堂

同時,全國各地開展紀念毛澤東活動,幾乎所有的主流媒體都製作了專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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