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

歷史學

廣義的"歷史學"是對"史"進行同時合訓而產生的"史有二義"的統一體。包括:完全獨立于人們的意識之外的人類過往社會的客觀存在及其發展過程;歷史學家對這種客觀存在和過程及其規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狹義上的史學專指後者,是一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的屬于觀念形態的東西的統一體。因歷史學家們考察的角度和出發點的不同,而有"活動"說、"學問"或"學術"說、"知識體系"說、"科學"說、"藝術"說和"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說、"整合"說等等不同的界定。歷史學類專業主要包括中國史、世界史考古學一級學科,以及博物館學民族學文物學等二級學科。

  • 中文名
    歷史學
  • 外文名
    History
  • 學科簡稱
    史學
  • 學科性質
    基礎學科,人文社會學科

簡介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誕生之前,人們一般從廣義上來界定歷史學,即對史學的定義與對歷史的定義往往是同一的,很少有人對兩者進行嚴格的概念上的區分。英語中“歷史學”和“歷史”是同一個詞:History。根據第四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History第一義項即指“歷史學”——對過去事件的研究;第二義項才是“歷史”——過去的事件,尤指從整體意義上來認識的過去事件;第三義項實際上是從第一義項中引申出來的——對過去事件的系統敘述。可見,“歷史學”和“歷史”是其本義。在西方歷史學家對歷史學的定義或解說中,History具體所指為何,一般應視具體的文本語境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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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發展

中西方對史學的認識所經歷的過程基本相同。中國古代的“史學”概念亦從對“史”的認識發展而來,或者說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據瞿林東先生的研究,大體說來,中國古代“史”的含義經歷了史官、史書、史事、史學的發展過程。史學概念可能始出于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石勒稱王之年——公元319年(東晉太興二年)。在當時和其後一個半世紀間,人們並未對它的內涵作出明確的解說。但是,史學擺脫對經學的依附地位,並與傳統的經、律兩學鼎足而立,成為官學中一個完全獨立的部門,這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上還是極具重要意義的。後來它有了編纂學、文獻學的內容;至清代乾嘉時期,人們又賦予了史學以歷史敘述技巧和歷史認識方法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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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之爭

今人對史學的定義或解說,可謂各家紛紜,莫衷一是。

“活動”說。瞿林東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綱》一書中說:“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的認識、記載與撰述的綜合活動,這便是史學。”[6]瞿先生的定義,與他這本書的內容是相適應的。因為史學在中國古代,主要是以附屬于政治活動的一種文化積累活動的形式存在的,史官和史館製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史學雖然在東晉十六國時期開始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中國古代史學發展過程中雖然亦不乏私人撰史行為,但兼具文化活動和政治活動而主要作為政治活動的一種表現形式的“綜合活動”特徵,並沒有改變。“學問”說。吳澤先生在其主編的《史學概論》一書“緒論”中,給史學確定的定義是:“史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的學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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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說。這種說法的由來比較復雜。歷史學究竟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門藝術,或是兩者兼而有之,在西方史學史上,這一爭論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紀古羅馬帝國。第一個對這個問題進行辨析的,是當時的修辭學家、諷刺散文作家希臘裔羅馬人盧基阿努斯(Loucianos,約120—180年左右。一說約125—192年。舊譯琉善,現又據英譯Lucian而譯盧奇安)。盧基阿努斯以傳統對話體寫過約80篇雜論,內容涉及文學藝術、哲學、修辭學、宗教等命題,其中有一篇史學評論專論《論撰史》,“可以定位為西方史學史上第一篇史學理論專論”[8]。盧基阿努斯從歷史學的任務或目的、本質、價值、認識方法,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結構,史料收集與處理,歷史著作的表現形式,判斷歷史著作優劣的一般標準等等方面,提出了史學本體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揭示了史學與文學藝術(如頌辭、詩歌、戲劇等表現形式)相比而具有的真實性本質特征,認為歷史學雖然外加有欣賞的成分,也需要借助適當的文學藝術的表述技巧,需要“華而實”的“風格之美”、“真實美”和“條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等表現形式,但是,這些都不是構成歷史學的本質的東西;歷史學按其特徵、本質和目的來講,是一門實用之學,而非一門有如詩歌那樣的欣賞之學。盧基阿努斯《論撰史》所表述的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本要點如次,文中“歷史”是“史有二義”中的“歷史學”之義:

“歷史家的首要任務是如實敘述。”

“歷史必須努力盡它的本分,那就是寫出真實。”

“歷史隻有一個任務或目的,那就是實用,而實用隻有一個根源,那就是真實。歷史中可欣賞的成分無疑是外加的東西,不是歷史的本質。”

“如果在通向真實的道路上存在無法克服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家應始終註意的不是現在的聽眾(古代史作是要當眾朗讀給聽眾聽的——作者註),而是今後將讀到他的史著的人。”

“歷史則惟恐混淆是非,歪曲真相。歷史有如氣管,據醫生說,氣管不能容忍一點點食物進去的。”

“歷史如果是誇誇其談,就連欣賞的價值也沒有了。”

“歷史家的氣質不能不有一點詩人的風度,歷史正如詩歌一樣,是需要運用一些高昂脫俗的調子的。”

“歷史是可以歌頌的,但是歌頌要安于本分,要用得恰當,不要使讀者討厭。”

“歷史家在歌頌的時候務必著眼于後世的讀者。”

“如果歷史家認為加上一些修飾是絕對必要的話,他應該隻求風格本身之美;隻有這種美是華而實,可惜今日的史家往往忽略了這種真實美,卻舍本求末,魚目混珠,販賣無中生有的浮詞。”

“歷史家的能事也是如此:他的藝術在于給復雜錯綜的現實事件賦以條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然後以盡可能流暢的筆調把這些事件記載下來。如果聽眾或讀者覺得有如親歷其境,目擊其事,而且稱贊作者的技巧,那麽歷史家的雕像就算達到完美的境界,他的勞動就不是白花了。”“我們既然認為歷史精神的目的在于坦率誠實,從而歷史風格也應該相應地力求平易流暢,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奧奇僻的詞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隱語。我們希望俗人能了解,文士能欣賞。詞藻應該雅而不濫,毫無雕琢的痕跡,才不使人有濃羹烈酒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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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給讀者這樣的印象,以為你舞文弄墨,誇誇其談,而不顧歷史的發展。”(這裏的“歷史”,指的是歷史客觀存在。——作者註)

“歷史家務使自己的頭腦有如一面明鏡,清光如洗,纖塵不染,照見人臉,絲毫不爽;這樣,他才能如實反映出生活的現實,既不會歪曲真相,又不會使之失色。”

歷史家“蒐集材料不應粗心大意,而必須慘淡經營,反復調查;如果有可能,歷史家應該親臨其境,目睹其事;不然的話,他也應該採用不偏不頗的報告,選擇那些不會因偏見而誇大或貶抑的口證。”

“我的模範的歷史家是這樣的人:他無所畏懼,清廉正直,獨立自主,坦白誠實,是非分明,不為一己的愛憎所左右,不因憐惜或敬佩而筆下留情;他是大公無私的判官,對誰都不懷恨,但是對誰都不徇私;他是放眼世界的作家,目中無帝皇將相,絕不考慮他們的喜怒,而如實記載他們的事跡。”“他可能懷有個人仇怨,可是他更加重視國家的利益,視真理重于私仇宿恨;他可能有所喜愛的人物,可是,他不會饒恕他們的過失。” 歷史家“必須是一個有獨立精神的人,無所畏懼,不仰賴他人,否則他就會優柔寡斷,易受不正當的影響”;“必須隻對真理馨香頂禮,絕不膜拜其他神靈;一切神靈都不在他眼內,他的唯一原則與堅定信仰是:絕不考慮今日的聽眾,而隻想到未來的讀者。”

“我的理想歷史家必須具備兩種才能:一是政治眼光,一是表現才能。前者是天賦的才能,不可學得;後者是後天的修養,隻要熟讀典籍勤學苦練,便可以學到。”

“歌頌者的唯一任務是頌揚與取悅他的對象,隻要能夠達到目的,即使言過其實,也在所不計”。“詩享有無限的自由權,詩隻遵守一條法律——詩人的想像。”

因此,在盧基阿努斯看來,“不能區別詩與史,確實是史學之大患”。[9]盧基阿努斯關于“詩與史”、“實用的歷史”與“欣賞的歷史”之間異同關系的辨析,開啓了後世歷史學家關于歷史學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門藝術的論爭之門。近代西方無論是客觀主義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學是一門“如實直書”的實證科學,“歷史學是科學,不多也不少”,還是相對主義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學是一門藝術,“歷史學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等等表述形式不盡相同的史學本體認識,就其關于治史原則、史學本質的認識,以及討論的題域、思考的路徑而言,其實均未超出盧基阿努斯所達到的認識水準和劃定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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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界,史學理論工作者們接過了盧基阿努斯的問題。堅持歷史學是一門科學的歷史學家,一方面沿著盧基阿努斯開闢的認識路徑,從歷史學與文學的區別中把真實性確定為歷史學的本質特徵之一;另一方面,沿著馬克思和恩格斯開闢的辯證的、歷史的和唯物的認識路徑,從歷史本體論和史學本體論的高度,深刻闡述了歷史學研究對象的客觀實在性,從而為歷史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一些持相對主義甚至折衷主義史學觀的歷史學家,同樣延續了盧基阿努斯的認識路徑,所不同的隻是把已經被盧氏排除在外的“無疑是外加的東西”又偷運到歷史學本質特徵的內容之中,使之成為內涵于歷史學本質的東西,然後以此為據,重彈了實質上是“一半……一半”的老調。何兆武先生的歷史學是一門“既是科學又非科學的超科學”人文學科之說,可以看做是“一半……一半”說的當代中國版。

20世紀80年代末,何兆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歷史研究中的假問題”命題,認為“要使歷史科學現代化”,“歷史學界應該對過去一切似是而非的假問題進行重新批判並做出一番澄清”[10]。此論在中國歷史學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第一個被他當做“假問題”來澄清的,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或停滯性、或長期停滯性問題。進入90年代,他的這種澄清工作很快就溯源到了歷史學本體論和歷史本體論的範疇領域,把“歷史學是科學嗎?”作為一個準“假問題”——何先生沒有直接認定它是一個“假問題”,而隻是認為它是“唯科學觀點”的一種表現,故我們用準“假問題”來稱之——來清理。從他發表的一些文章中,如《對歷史學的若幹反思》、《歷史學兩重性片論》、《歷史兩重性片論》、《歷史學家、歷史學和歷史》[11],以及被他收入自己的“學術文化隨筆”集中的《〈歷史與歷史學〉自序》,等等,不難發現他的歷史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是“超科學”之說:“人們對歷史的研究和認識則構成為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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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歷史的體驗(歷史學)……”

“歷史學本身就包含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歷史學Ⅰ)是對史實或史料的知識或認定,第二個層次(歷史學Ⅱ)是對第一個層次(歷史學Ⅰ)的理解或詮釋。”

“歷史學Ⅰ所給定的資料可以為有一個‘實’,即一個大家一致(或可以達成一致)的看法……歷史學Ⅱ本質上是一種思維構造過程……”

“歷史學Ⅱ也包含有兩個部分,即理性思維和體驗能力,二者綜合就成為歷史理性。理性思維是使它認同于科學的東西;體驗能力是使它認同于藝術,從而有別于科學的東西……因此,歷史學既是科學,同時又不是科學;它既需要有科學性,又需要有科學性之外的某些東西……即我們對認識歷史所需要的那種心靈體驗的敏感性,那實質上有似于藝術的敏感性。”

“歷史學之成為歷史學,其關鍵乃在于歷史學Ⅱ,而不在于歷史學Ⅰ。歷史學Ⅰ是科學,歷史學Ⅱ是哲學。”

“科學地對待歷史學,就必須承認歷史學中的非科學成分。”否則,“歷史學就連所謂‘科學的’歷史學都談不上,更遑論‘人文的’(它是科學與非科學兼而有之,所以是超科學的,但不是反科學的)歷史學了”。

“歷史學不能單純考慮物質方面,也不能單純考慮精神方面,而是要把二者綜合為一個整體;思想史則是其中最本質、最核心的部分”;“思想史的對象則是一切人文動機(人們的思想、理論、見解、願望等等)如何參與並形成了歷史的整體”;“思想史所論述的是人們的想法和看法,包括最廣泛意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貫穿著人的全部物質的和精神的活動的是人的思想的整體,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思想史”;“人類的思想文化不妨劃分為兩類,一類是積累的,一類是非積累的……歷史中……屬于人文範圍的成分,大抵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涉及知識性的和技術性的,一類是涉及非知識性和非技術性的。前一類是可以積累的,後一類則否”;“思想和現實構成為一個整體,這就是所謂的歷史及其內涵。”“歷史學並不是一門實證的科學,你無法進行可控的實驗來證實它或者證偽它……就物質層次的歷史而言,事物的發展有其必然的規律;但就人文層次的歷史而言,則其發展並沒有物質事物發展那種意義上的必然規律……現代化的歷史學正在要求人們放棄前一個時期近代化史學思想所要求于人們的對所謂歷史規律也像對自然科學規律那樣的無限崇拜和無限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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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先生“對歷史學的若幹反思”所獲得的關于“歷史學兩重性片論”,要點即如上述。他的“歷史學Ⅰ”、“歷史學Ⅱ”兩分法提出後,有的青年史學理論工作者從中獲得了靈感,進而又區分出了所謂的“歷史學Ⅲ”。可見,兩分法對于歷史學的“精細化”是做出了貢獻的:它開出了一條史學本體論研究中的結構主義或者說層次化研究之路。至于歷史學概念本身是否能夠做出如此精細化的涇渭分明的層次區分,則尚無人去深究。

綜觀何先生的有關論述,不妨概括為:歷史學是以思想史為其中最本質、最核心的部分,由人們對歷史的研究、認識和體驗所構成,一門兼具科學、哲學、藝術而又非科學、非哲學、非藝術,不是實證的人文學科。

這種史學解說,實際上是新盧基阿努斯之辨,不同于盧氏的是,何先生把盧氏的“實用的歷史”和“欣賞的歷史”用折衷主義的手法捏合在了一起,使歷史學改性成了一個兩性人。或者說,通過變性手術,歷史學從20世紀末的科學時代又返回到了它的素樸的不定性的童真時代。

按照何兆武先生的相關論述,歷史學的這種既是又非的兩重性,根源于歷史的兩重性。所謂“歷史具有其兩重性的論點,即作為自然人,人的歷史是服從自然和必然的規律的,但作為自由和自律的人,他又是自己歷史的主人,是由他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取向的”[12]。這樣,通常人們所理解的歷史定義的一般內涵——人類社會的客觀進程,——就被大大化約為人的歷史,不僅“類”沒有了,而且“社會”的內涵也被抽掉了。無論是所謂歷史的兩重性,還是所謂歷史學的兩重性,其實都根源于個體屬性意義上的“人”的兩重性。在解說歷史學是什麽時,何先生又過于強調已經被他完全個體化了的“人”的“自由和自律”性;在探討歷史學的特徵時,則把人文學科所具有的一般特徵等同于歷史學的特徵。“原來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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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說。1902年,英國實證主義歷史學家、劍橋歷史學派重要代表人物柏裏(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又譯柏雷、布瑞)繼阿克頓爵士(Sir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1834—1902)任劍橋大學近代史講座欽定教授,在就職演說《歷史科學》中,以如下一句話語作為結束:“歷史學是一門科學,不多也不少。”[13]這是歷史學家們探討歷史學是什麽的問題時引證得較多的一句名言。在當代中國歷史學界,“科學”說目前大致有三種代表性意見:一般“科學”說;“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說;“整合學”說。

一般“科學”說是最普遍的對史學的定義的確定。例如,1999年出版的新版《辭海》“史學”條:“亦稱‘歷史學’。社會科學的一個部門。研究和闡述人類社會發展的具體過程及其規律性的科學。”[14]又如,吳著《史學概論》一書“前言”中確定的史學的定義:“史學是一門反思的科學,是對各種具體歷史研究及其內在規律的探索的科學。”[15]

“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說。李振宏先生在《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一書中闢專章,從“歷史學是科學的根據”、“歷史科學的特徵和任務”,以及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等方面,探討科學的歷史學是什麽及其與一般歷史學的根本區別問題。根據他的論述,歷史學可區分為兩種:一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產生之前的一般歷史學,它還不成其為科學,充其量不過是描述和研究人類過往社會客觀存在及其過程的一種專門的知識體系;一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它是迄今為止唯一科學的歷史學。確切地說,科學的歷史學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供的一般規律指導下,通過[對]世界各民族、國家的無數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它們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一門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和真實性等顯著且重要特征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16]

與以往大多數歷史學家不同的是,李振宏先生從研究的對象、任務和特徵三個方面,正確地區分了歷史科學與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一般社會科學、文學等學科之間的不同,從而為歷史科學確定了客觀實在的特殊研究對象,規定出了其所應承擔的特殊任務。大多數歷史學家給出的關于史學或歷史科學的定義,總是混淆歷史科學與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研究的對象和任務。例如,後于李著出版的、比較全面系統地反映新時期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成果的《史學理論大辭典》“歷史科學”條目。該辭條吸收了李著“歷史學是科學的依據”、“歷史科學的特徵和任務”兩章中的有關歷史科學概念的內涵。但是,與此同時,它依然把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研究對象——“人類社會發展史”,——完全等同于、且當做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唯一的研究對象。李著中的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供的一般規律指導下,通過[對]世界各民族、國家的無數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它們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在表述方式上略事變動後,被當做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主要任務之一;本應屬于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研究任務,——“揭示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經過各種階級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指明歷史前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方向,為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科學的理論和歷史根據”,等等,——也被統統歸入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主要任務之中。[17]這個辭條的內容,其實是以《辭海》中“歷史科學”辭條的內容為基礎、糅合了李著中的有關內容的“混血兒”。科學的歷史學在承擔自己特殊的任務和進行特殊性範疇研究的同時,完全越俎代庖地包攬、包辦了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全部任務和研究對象。歷史科學何堪其重負?“整合學”說。新時期史學界關于究竟什麽是歷史學問題的討論中,一種最新的、且頗具特色的定義,是蔣大椿先生確定的。在《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一文中,有鑒于“通常人們認為歷史學就是歷史論著,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這些歷史論著中所表達出來的歷史知識”這種對史學的直觀的“卻是有欠全面和深刻的”認識現狀,他從“廣義理解的”角度,為歷史學確定了一個全新的、“全面和深刻的”、明晰的定義:“歷史學乃是作為研究主體的歷史學家通過一定的思維認識方式、手段與歷史客體發生互動作用的歷史研究這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即歷史知識。”[18]在這一表述中,蔣先生沒有涉及“歷史存在”概念,但從蔣先生的全文來看,他是從“歷史存在”的意義上來使用作為進入歷史學家認識對象範疇的歷史存在的“歷史客體”這個概念的。因此,根據他在文章中的相關闡述,我們就可以得出:“歷史學家”和“歷史存在”,是構成作為精神生產實踐的歷史研究活動的兩個前提性要素;“歷史思維認識方式”、“歷史認識手段”、“歷史客體”、“歷史研究精神生產實踐”(“歷史研究活動”)和“歷史知識”,是構成歷史學的五大基本要素。蔣先生確定的史學的定義,的確比現有的關于史學的定義都要全面。蔣先生把它稱為“新馬克思主義史學”,並根據它在歷史認識方式上的整合性及其對象領域上的綜合性特征,在性質上把它規定為“一門以科學性為基礎的內在地融合了實證性、抽象性、價值性、藝術性的整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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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解說

我們可以給歷史學——中國特色的歷史學——的定義作如下確定和簡要說明:

歷史學是一門整合型的社會科學,是歷史研究主體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供的一般規律指導下,運用一定的思維認識方式和手段,在與歷史客體發生互動作用的過程中,通過對歷史客體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其特殊規律和特點的一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歷史知識。

在這一史學定義中:“整合型的社會科學”的含義是,歷史學是一門以科學性和真實性為基礎,內在地或是以“外加的”方式融合了特殊性、綜合性(或整體性)、實證性、抽象性(或哲學性)、價值性、藝術性的整合型社會科學,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哲學、其他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歷史研究主體”即歷史學家,而不是一般民眾或其他社群;“馬克思主義哲學”,具體來說,是歷史唯物主義,主要是指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強調的”、“特別堅持的”辯證的、歷史的、唯物的觀察事物的思想方法,而不是它的具體歷史結論[23];“歷史客體”,是指首先作為一種歷史客觀實在而存在(“自在之物”)、然後才進入歷史學家認識視野而轉化成為認識客體而存在(“為我之物”)的世界各民族、國家的無數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以及由它們所構成的世界各民族、國家的客觀歷史事實和過程,是歷史學的對象領域,因而它不是哲學研究對象之一的一般人類社會的客觀歷史過程;“特殊規律和特點”,是指世界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而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點。歷史學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政治性的記事活動、附屬于政治而以文化積累為主的綜合活動、學問或學術、知識體系、哲學、科學等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發展環節,在認識方式上經歷了價值的、考實的、藝術的、科學的、哲學的等等不同形式的認識方式。歷史學發展到了今天,雖然它必然地要包含先前出現過的一切表現形式或發展環節,並把它們當做自己的不可或缺的構成因素或部分;就個別的或特殊的史學現象而言,今天的歷史學亦可以其先前曾經擁有過的某種表現形式而存在。可是,在一般意義上,今天的歷史學絕不可以歸結為其中的任何一種形式或環節,或者依據其中的某一種表現形式或發展環節來確定歷史學的一般定義。今天的歷史學,隻能是一門整合型的社會科學。如果否認這一點,那麽在認識論、方法論和哲學傾向上,就要麽表現為歷史觀念的缺失,要麽表現為對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庸俗化和作為這種庸俗化的必然歸宿的相對主義、懷疑論或折衷主義。列寧在闡述“唯物主義辯證法無疑地包含著相對主義,可是它並不歸結為相對主義”的原理時說:“辯證法,正如黑格爾早已說明的那樣,包含著相對主義、否定、懷疑論的因素,可是它並不歸結為相對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無疑地包含著相對主義,可是它並不歸結為相對主義,這就是說,它不是在否定客觀真理的意義上,而是在我們的知識向客觀真理接近的界限受歷史條件製約的意義上,承認我們一切知識的相對性。”[24]列寧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與相對主義之間的關系原理,對于我們今天確定歷史學的定義、分析現有關于歷史學的定義的價值、理解“歷史學是一門整合型的社會科學”,乃至考察其他觀念形態的事物,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方法論指導意義。

傳統觀點

學兼天人,會通古今

學兼天人:歷史上的史學家大都是通才

會通古今:重視通史著述

以古為鏡,經世致用

以古為鏡:歷代統治者重視借鏡歷史經驗

經世致用:以回答和解決社會上存在的重大問題為目的

求實直書,書法不隱

據實直書,不隱惡,不溢美,將歷史事實真實的記錄下來,是史學家必須具備的品質

為使史官能夠據實直書,中國古代還形成了君主不觀當代國史的製度

德識為先,才學並茂

史德:高尚的品德,尊重客觀歷史,不以主觀好惡影響到對歷史的反應

史識:史家明是非、別善惡、觀成敗的能力

史才:史家撰寫史著的表達能力

史學:史家掌握淵博的歷史知識和豐富的資料

高校學科

擁有歷史學國家一級重點學科的高校:北京大學南開大學

擁有歷史學國家二級重點學科的高校(不含已擁有歷史學國家一級重點學科的高校):

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北京師範大學
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吉林大學
歷史地理學復旦大學陝西師範大學
歷史文獻學四川大學
專門史清華大學北京協和醫學院廈門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西北大學
中國古代史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陝西師範大學
中國近現代史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湖南師範大學,中山大學
世界史首都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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