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愷

楊伯愷

楊伯愷,原名楊洵,字道融,一八九四年出生于四川省營山市駱市鄉。少年在本鄉和順慶(今南充)聯中讀書。繼又去北京考入法文專修班。重慶“三·三一”慘案後,改名楊伯愷,由黨組織安排他在湖北第二中學教書。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回國,在重慶參加創辦中法大學,任訓育主任。同年又任中共重慶地委教育委員會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任中共上海滬東文化支部書記。抗戰後回川,從事統戰工作。後任《華西日報》主筆。1944年參加民盟,任中央委員兼四川省支部宣傳部長。1946年任《民眾時報》總經理兼主筆。1947年6月被捕。解放前夕,1949年12月在就義.

  • 中文名稱
    楊伯愷
  • 別名
    原名楊洵
  • 國籍
    中國
  • 民族
  • 出生地
    四川省營山市駱市鄉
  • 出生日期
    1892年
  • 逝世日期
    1949年12月
  • 主要成就
    創辦中法大學

人生經歷

一九一六年,楊伯愷與好友石瓊同往上海求學,一九一九年三月,楊洵作為第一批勤工儉學生,從上海乘日輪因蟠丸號前往法國。時值歐戰剛剛結束,法國出現經濟不景氣,工作難找,他隻得在裏昂當普工,幹粗活。不久,被解僱,才到三德澗和石瓊、趙世炎等進入製造火車頭的史乃德工廠。楊洵十分勤奮,工作之餘,總是手不釋卷,刻苦學習。一年之後,他和石瓊、傅昌矩、李仲元等來到威鐵工廠做工。

楊伯愷

一九二一年初,法國經濟危機加劇,工廠大量倒閉,工人失業,法郎貶值,生活費用暴漲,勤工儉學學生過著挨餓的日子。這時楊洵和王良翰、毛顯球、石瓊、趙世炎、羅成鎔等二十二人,聯名寫了一封信給巴黎華法教育會學生事務部的執事先生,提出切實解決留法勤工儉學生所面臨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問題。當時楊洵和趙世炎等是分散在相距不遠的幾個地方工作學習,平時交往極密,是一批相知很深的朋友。當他們的合理要求得不到執事先生們的認真看待時,便決定召開學生大會,選出趙世炎、蔡和森王若飛等十人為發言人,于二月二十八日到中國駐法公使館請願,釀成一次爭取吃飯權和學習權的學生運動。

一九二二年五月,趙世炎從法國北方返回巴黎,為籌建中國少年共產黨奔忙,六月三日在巴黎西部開成立大會,翌年二月更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原“少共”中夠黨員條件的,即轉為正式黨員。楊洵就在這個時候作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書記,與趙世炎、石瓊、李富春等同志在一起,在法積極進行黨的活動。

革命經歷

1.一九二五年三月,楊洵離法回到上海後,時值“五卅運動”爆發,他立即行動起來,到處向民眾作反帝愛國演說,晚上熬夜寫宣傳稿,交給在黨中央工作的石瓊拿到當時中央的機關報<熱血日報>上發表,如《是毒計也是蠢想》、《是叛徒不是強盜》等文章,揭露了帝國主義侵華罪行,鼓舞廣大愛國民眾的鬥志。

楊伯愷楊伯愷

2.返川參加主辦中法學校和中共重慶地方組織領導工作:由于革命情勢的迅速發展,急需一批馬列主義水準較高的新幹部,因此黨中央命吳玉章楊闇公等在重慶辦中法學校,還特地調派新從法國歸來的楊洵,專門負責這所幹部學校的教育工作。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中法學校(大學部分為中法大學)正式開學了。吳玉章任校長,童庸生任教務主任,楊洵任訓育主任,張克勤任事務主任,楊闇公、冉鈞、周貢植等做兼職教員。由于吳玉章經常不在校,實際是楊洵全力代行校務。他對學生的教育特別強調:“在行動上,一切策略都要與革命理論適合。”在民眾運動中,必須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以“提高學生民眾的覺悟力,吸收更多的新同志、新戰士。”否則,他認為就是一種隻憑意氣用事的盲動。繼後,楊洵被選為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委員。

3.回家鄉建立黨的基層組織和農民協會開展農運: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楊洵給黨中央寫報告說:“營山現在尚無支部,年假回家定要組織,因有可靠青年及成人多人可以立即介紹。”幾天後,他離校返鄉,立即著手籌建中共營山縣支部。二月九日夜,又寫報告給黨中央,定于二月十一日開成立會;並請中央對于新加入的三位同志予以批準。他還特地向中央表示:“新加入三人,我必使其在最短期中,對于主義及組織有相當的了解,且使其為全縣工作努力。”楊洵在營山家鄉期間,還與陳同生、郭金階等一起,為解決本鄉失學兒童入學問題,在駱市興辦了一所鰲山模範學校;還辦起一個旨在掃盲的農民夜校,自編教材,推動農民的反封建鬥爭。與此同時,他們大力籌組農會,很快就在駱市建立起農民協會,開展減租減息鬥爭。不久楊洵回校後,農會工作由其老父楊光普領導,經過一年的努力,駱市、黃渡、小蓬等鄉的農會會員已經發展到一千多人。楊洵又重返家鄉與陳同生、郭金階等,積極推進農運。不久,營山全縣即建立起區農會二十二個,鄉農會四十八個,會員發展到五千餘人。至一九三三年紅四方面軍解放營山時,楊光普帶頭與原農會中許多積極分子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

4.消除分歧增強團結:早些時候,楊闇公、童庸生去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返川路經上海時,會見了陳延年穆青、石瓊等同志,他們十分關切重慶中共黨組織領導間的分歧問題,希望楊洵回川後很好地加以解決。一九二六年四月,在重慶開展了一次由楊闇公主持,有冉鈞、童庸生、楊洵、劉成輝、程秉淵(程子健)等參加的,富有布爾什維克黨優良傳統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從而消除了童庸生和楊洵兩人之間,一個因處事急躁、態度生硬;一個因性情孤傲、疑心較多所引起的不和,進一步增強了領導班子的戰鬥團結。

“三·三一”慘案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軍攻下南京,英、美、日、法、意等帝國主義,借口僑民和領事館“侵害”,命令停泊在下關江面的軍艦炮轟南京城,打死打傷軍民兩千餘人。訊息傳到重慶,楊闇公等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領導,會同國民黨(左派)負責人商定,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槍壩召開市民大會,抗議帝國主義者屠殺南京市民的暴行。屆時楊洵和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楊闇公、冉鈞等領導同志都提前到會。大會剛一開始,突然幾響槍聲,混在民眾中的暴徒掏出手槍、鐵棍、鋼刀大打出手,當場打死二百餘人,重傷三百餘人,輕傷六七百人,逮捕三百餘人。混亂中,楊洵頭部被打傷後僥幸逃脫,他和陳宣三一道轉移武漢,在血花劇社為北伐軍同志宣講重慶“三·三一”慘案實況,聽者無不發指。從這時起,楊洵改名為楊伯愷,由黨組織安排他在湖北第二中學教書。不久,去上海,執教于招商公學。

創作生涯

上海泰東書局、世界書局和招商公學的共產黨員組成的文化支部(受中共滬東區委領導),由楊伯愷作支書,因為他對當時黨在活動中某些“左”的作法,如每逢節日就要搞“飛行集會”等,多次提出不同意見,以致在一九二九年春被頭腦“左”的發昏的領導人割斷了黨組織關系。但是,楊伯愷沒有放棄革命,一如既往,與黨內同志保持親密關系,如當時在黨的軍委工作的劉子華,仍時時到他家隱蔽。一九三三年夏,共產黨員任白戈被捕,楊伯愷花了大洋一千元把他營救出獄。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楊伯愷在滬著手籌辦辛墾書店,計畫出版一些有益的進步書刊。同年底,因受聘于成都大學任教而回到成都。翌年十月,川西發生廣漢起義,反動派揚言與楊伯愷有關,要抓他就地處決,于是他重返上海,帶著由川軍將領陳離資助辦書店的兩萬元錢和十來個青年學生,在海寧路三德裏四十五號開起了辛墾書店,由他任經理,編輯工作由任白戈、沙汀、危淑元等擔任。

楊伯愷除了經營書店,還花了不少精力翻譯出版十八世紀的多部西歐哲學名著,如:該世紀思想革命家中,最有權威最光榮的物質論者和無神論者荷爾巴赫的《自然之體系》;法蘭西物質論哲學諸大家中,對認識論有獨特貢獻的恭第納克的<認識起源論>;法蘭西物質論哲學最主要的代表赫爾維修的《精神論》;在哲學史上,最初揭示一切現象的相對法則與辯證法則的哲學家赫拉克裏特的<哲學思想集>;物質論哲學思潮主角之一德尼斯·第德諾的《哲學原理》;以及《哲學道德集》、《學說與格言》、《財產之起源與進化》、《思想起源論》等等。此外,他還編輯出版了刊物——《二十世紀》.

抗日反帝

1.奉黨派遣作抗日川軍統戰工作:抗戰軍興,楊伯愷攜眷從上海到南京,在八路軍駐京辦事處會見了葉劍英同志,聽取回川工作的意見。然後乘輪至武漢,讓妻兒先行返川,自己和陳同生接受黨派給的任務,去山西作抗日川軍的統戰工作。一九三七年初冬,他們在山西洪洞訪問了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營同鄉人鄧錫侯將軍。當由軍中另一同鄉朋友張雪岩安排同鄧見面時,楊伯愷談共產黨對時局的主張,使鄧深為感佩。隨即又和陳同生一路,往見當時正在洪洞地區布置防務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轉達了鄧錫侯願意捐棄前嫌,與八路軍攜手抗戰的誠意。

2.在蓉教學宣講愛國培養革命師生:一九三七年底,楊伯愷返川到成都後,常常與黨內或民盟的老同志羅世文、車躍先、張曙時、張秀熟、李筱亭、王幹青、田一平和川軍師長、愛國將領彭煥章等聚會,談論時局,研究工作,在文教界和川軍上層中搞統一戰線工作。這時,他應成都協進中學校長、川軍進步將領陳離的聘請,擔任該校教務主任。平時,對學生曉以民族大義,灌輸抗日愛國思想,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指導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並有機會就介紹一些師生去延安抗大學習。當時,國民黨反動派視協進中學為陝北公學第二,對楊伯愷非常嫉恨,不斷給以訛詐威脅。一九四零年三月,成都發生"搶米"事件,國民黨特務機關借此造謠,說是共產黨利用春荒,煽起飢民暴動。一時間,黑雲壓城,敵特四出捕人,羅世文、車躍先等被捕。楊伯愷不得不辭去協中職務,避居外西土橋。那時,日機不斷肆虐,物價飛漲,為糊口計,他和好友江子能以飼養雞兔補貼生活,結果得不償失,隻好重操粉筆生涯,執教于疏散來蓉的朝陽大學,不僅溫飽問題得以勉強解決,而且又有機會向青年學生宣講共產黨的主張、愛國主義和革命理論了。楊伯愷困居土橋時,老朋友彭煥章經常前往看望他。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楊曾為彭煥章等川軍七將領起草過倒王(纘緒)通電,實際上是反對蔣介石在川軍中收買爪牙、把持川政的勾當。通過這個活動,使黨在四川軍政上層的統戰工作,得以開出一個新的側面。

創辦報業

主筆<華西日報>創辦<民眾時報>吶喊人民民主,彭煥章在任《華西日報》董事長後,一九四二年起,特意聘請楊伯愷作主筆,專為該報撰寫社論,楊利用這個崗位,緊密配合《新華日報》的宣傳方針辦報。周恩來同志特為此報派黎澍,陳白塵前來協助;《新華日報》社社長潘梓年也親自到《華西日報》,研究兩報言論統一口徑的問題。

楊伯愷對工作認真負責,經常寫稿至深夜,嚴冬酷暑如一日,從未稍事松懈。抗戰後期,國內主張民主呼聲高漲,要求蔣介石結束法西斯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成立多黨派的民主聯合政府。他在《民主洪流為何不能遏止》一文中強調:“民主為和平所必需,永久和平的高尚理想,需要民主政治普及于全世界才能實現;”特別指出:“民主為絕大多數人民自由幸福生活所必需,要經濟上有保障的民主。”最後舉出許多已經解放的國家,“都先後採用各民主政黨的聯合政府,向民主政治邁進,因此中國當然不能例外。”他還在《怎樣實現民主》一文中說:“不能不承認,隻有召集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再由這個政府籌備召開國民大會,產生民選政府,才能順利地消弭一切政治糾紛,而達到實現民主的目的。”

楊伯愷強烈指責國民黨反動派摧殘人民民主自由和文化事業。為此他撰寫一篇《請尊重言論出版自由》的社論,抨擊國民黨當局弄得“正氣漸滅,黑暗猖狂,民氣消沉,文化萎縮,國家民族的一線生機岌岌可危。”他在《華西日報》的幾年中,不斷揮動筆槍,為民主而拼搏,先後寫出:《民主的理論性與現實性》、《實現民主的實際工作》、《民主與民權》、《掃除團結的障礙》……等論文數百篇。抗戰勝利那年,民盟成員張志和前往延安,毛澤東同志向張關切地問到楊伯愷,要張講講楊的近況。張從毛主席書房的報紙中揀出楊為《華西日報》撰寫的社論,毛澤東同志看後非常高興,稱贊他寫得不錯。然而這些說理錚錚的文章,使反動派大為惱火,他們隻好大耍無賴,常常開天窗,削篇幅,撕報紙、砸印刷機,毆打工人職員;尤其對撰寫社論的楊伯愷,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一九四五年夏,國民黨地方當局下令改組《華西日報》,他才被迫離開該報社。

一九四六年春,楊伯愷開始籌辦《民眾時報》,經多方奔走,于五月一日創刊出報。這家由劉文輝出資、張瀾任社長,楊伯愷任總經理兼主筆的民間報紙,作為人民民眾的喉舌,打破了成都地區沉悶的空氣。在短短時期內,基本訂戶即達五千餘份,可惜出版不到三個月,竟又被當局勒令停刊。盡管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不斷遭到反動當局的摧殘壓製,但楊伯愷毫不氣餒,又先後辦起《青年園地》和《時代文摘》兩個刊物,繼續為廣大讀者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糧。

革命思想

遠在楊伯愷夫婦避居外西土橋時,鄧穎超同志曾特地到楊家看望,代表周恩來同志傳達黨的工作指示。一九四四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時,楊伯愷為了進一步搞好黨的統戰工作,以適應當前民主運動蓬勃發展的新情勢,積極協助張瀾先生在成都建立民盟四川省支部;並以個人名義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民盟中央委員兼四川支部宣傳部長。他在民盟中卓著成效的活動,又被國民黨反動派記上一筆新的黑賬。一九四五年初,張友漁同志受命到成都工作,根據黨的布置,把楊伯愷、張志和、田一平編成一個小組,從事對地方實力派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的統戰工作。張友漁對楊伯愷這段時間的工作非常滿意,還受楊夫婦的委托,將他們的大女兒楊潔送到延安參加革命。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周恩來同志在重慶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了以吳玉章為書記、王維舟為副書記的的中共四川省委員會。這時,楊伯愷得到省委指示,參加由漆魯魚、李相符、田一平等組成的文化工作小組,負責成都地區文化界的統戰工作。為此,他常與成都各民主黨派、各大學教授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如潘大逵、彭迪先、謝文炳、陳翔鶴、熊子駿、劉堃南、王幹青等密切聯系,不時舉行座談,商討時局和有關統戰、文化宣傳工作。

一九四六年五月,重慶《新華日報》總館調羅石生來成都分館負責。當時國內政治情勢險惡,成都市社會情況復雜,為了工作的順利展開,吳玉章親筆寫信給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望助一臂之力。這封信由楊伯愷委托張雪岩轉交給鄧,羅石生和鄧見面洽談時,得到鄧的支持。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國民黨反動派強行封閉《新華日報》,成都警備司令部受命準備將成都分館人員,先行武裝押送西安胡宗南部再轉送延安。如此做法顯然是別有用心的。為此,楊伯愷又通過張雪岩等,向鄧錫侯講清利害關系以及由此可能引致的嚴重後果責任。于是鄧才命令警備司令嚴嘯虎,該派一班士兵送分館人員到重慶總館。

英勇就義

一九四七年夏,國民黨最高當局為了穩定其統治區日益動蕩的陣腳,竟密令各地黨政軍警憲特機關于六月二日凌晨,在整個國統區大中小城市中,抓捕手無寸鐵的革命人士。在成都,也是先由各敵特機關開具黑名單,報經省府主席批準執行。在“六·二”暴行的前兩天,已有風聲傳出,中共地下黨員周列三特意告訴楊伯愷,問他怎麽辦?他斬釘截鐵地說:“我打定主意就是這樣,決不離開崗位。”充分表現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威武不屈的大無畏氣概。當時,軍統蓉站,中統川調局,憲兵二團,警備部稽查處,省會警察局及省特委會都提出了要逮捕楊伯愷的黑名單,六月二日凌晨,即由成都警備部稽查處行動組執行逮捕。楊伯愷被捕後,羈押在成都將軍衙門四川省特委會看守所,迭經敵特頭子呂尚功、彭興道和軍法官陳仲琳等輪番審訊,迫令他交出民盟的秘密組織及其奉行的主義。楊伯愷冷笑說:“你們應該弄清楚,民盟從來沒有秘密組織,它是公開的、正大光明的政團;它的方針政策是民主和平、團結建國。這不但過去對,現在對,將來也是對的。”

楊伯愷楊伯愷

經多方營救,得到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的許諾可以保釋。但省特委會秘書長徐中齊,以楊伯愷系最高當局指名逮捕的政治要犯,不便開釋為借口,不肯放人。延至李宗仁上台代理總統,在中共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強烈呼聲中,重慶行轅不得不準予保釋楊伯愷。但省特委會軍法官許致和等,卻趁機逼誘楊伯愷寫悔過書,他們假惺惺地說:“楊先生,不要生氣,你的事情,我們絕對幫忙;不過,暫時要委屈你一下,隻要你隨便辦個手續,就出去了。”楊伯愷立即嚴辭拒絕說:“我絕不寫一個字,就是馬上提去槍斃我也不寫。死怕什麽,人生自古誰無死?但要死得有價值。”愚蠢的敵人仍不識相,還死皮涎臉地問:“你到底想不想出去?”楊伯愷憤怒已極,當場掀翻軍法官的公桌,凜凜然對敵特宣布:“放不放由你,我決不請求。”一九四八年四月蔣介石新委任的反共老手、省府主席王陵基聽到敵特報告後,惱羞成怒,下令對楊伯愷不準再提保釋二字;並且蠻橫無理地嚎叫:“他平時罵我都罵得,我多關他一下都關不得嗎?”楊伯愷對敵人從不妥協,絕不假以半點顏色。可是他對獄中難友卻異常親切體貼,經常把家裏送來的肉、蛋、奶粉和糖果等營養食品,分給大家共享,對有病的同志更加特別照顧。有位當年在獄中還是個青年的王覺群,至今回憶起這些往事,仍然十分感動地說:“老楊通過上層關系,每月送進來的菜,他都要把大部分送給各室的難友,自己留下來的隻有很少一點點。他見我身體不好,有幾次,還把自己留下的一點點也讓給我吃了。”

楊伯愷總是利用各種機會對獄中難友特別是青年同志,宣講馬列主義和黨的方針政策。他常常說:“我們幹革命入了獄,這是我們的光榮。敵人要我們悔過,而我們沒有過,所以無過可悔。”一位剛從華西大學哲史系畢業,為追求進步而被投入黑牢的年輕女學生毛英才,每當敵特誘逼她寫悔過書時,她就想起楊老的教誨,對軍法官許致和理直氣壯地說:“是的,我是大學畢業生,會寫文章,唯獨不會寫悔過書,因為我無過可悔。”

楊伯愷還十分註意對監獄看守兵做瓦解爭取工作。他和于淵、許壽真、王幹青、晏子良、王伯高、皇子萬、王俠夫、曾鳴飛、谷時遜等戰友一起,教育爭取了好幾個憲兵棄暗投明,經常托他們傳書帶信,溝通獄內外的聯系;還叫他們經常帶一些報紙進來,讓大家知道人民解放軍的勝利訊息。楊伯愷通過對報載訊息的分析,向難友們悄悄傳話說:“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黑暗快到盡頭,苦難即將結束。”

楊伯愷的人品學問和大無畏的革命氣概,贏得了全獄難友的極大尊敬,稱他為鐵骨錚錚的老英雄,從不妥協的老戰士,克敵製勝的“精神堡壘”!

1949年12月7日深夜,國民黨反動派將楊伯愷和31名共產黨員、進步人士秘密殺害于成都十二橋。楊伯愷遇難後的遺體,1950年1月3日,成都軍管會將楊伯愷烈士遺體遷葬在文化公園。新中國成立後,中共營山縣委、縣政府為了緬懷先烈,激勵後人,特在縣城近郊建立楊伯愷衣冠墓和駱市革命陵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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