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

梅汝璈

梅汝璈(1904-1973),字亞軒,江西南昌人。1946年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了舉世聞名的東京審判,對第一批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梅汝璈1904年出生在南昌青雲譜朱姑橋梅村。1916年至1924年之間在清華學校學習,1924年考取公費赴美留學項目,入讀斯坦福大學,1926年獲得文學士學位,進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學習,1928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1929年歸國後曾任教多所大學,曾任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部長王世傑的助手;1946年,並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任中國代表法官,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之審判日本對亞太地區引發大規模戰爭和傷害所應負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案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73年在北京逝世,終年68歲。

  • 中文名
    梅汝璈
  • 別名
    字亞軒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江西省南昌市郊區朱姑橋梅村
  • 出生日期
    1904年11月7日
  • 逝世日期
    1973年4月23日
  • 職業
    法學家,律師
  • 畢業院校
  • 其他成就
    參與了舉世聞名的“東京審判”, 對日本甲級戰犯定罪量刑作出貢獻, 為中國外交和法製建設作出貢獻
  • 其他作品
    《關于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

人物簡介

梅汝璈(1904—1973),江西南昌人;中國法學家及律師,曾代表中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之審判日本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字亞軒 ,出生江西省南昌,祖籍湖北省黃梅縣孔壠鎮梅列村 。1904年生,1924年畢業于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後,赴美國留學,先在斯坦福大學文學院學習,後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專攻法學,以優異成績榮獲法學博士學位,這年他才24歲。

1928年,梅汝璈學成回國,先後在武漢大學、山西大學、中政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當法學教授,並長期擔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之職,對于各項法規的製定與推行,多有勝人一籌的貢獻。

梅汝璈梅汝璈

抗日戰爭勝利時,他代理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先生因為是我國法學界權威,翌年被任命為我國參加“遠東軍事法庭”的首席審判官。

1948年底,南京政府任命梅汝璈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法務部長,並電催他回國履新,他托詞遲遲不到任。

1949年6月,梅汝璈開始了棄暗投明的行程,從日本南去香港;一到港島,即與中共駐港機構取得了聯系,隨之通過新聞界公開了投向光明的心聲。

1949年12月初,他在中共駐港機構的安排下,喬裝打扮乘船北上,安抵新中國的首都北京;第二天,就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成立典禮。

從1950年起,他先後擔任外交部顧問、外交學會常務理事、法學會理事、全國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等職。

1957年“反右運動”時,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在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嚴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時搜出那件他曾在東京審判時穿過的法袍,如獲至寶,以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動歷史問題的確切證據,並嘗試將其燒毀。但梅汝璈對此有理有節地應對抗爭,並進行了巧妙的周旋,從而儲存下了這件歷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飽受摧殘之後,懷著對親友的眷戀,對“文革”的不滿和厭惡,對未能寫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這本巨著的遺憾,在北京與世長辭,默默地離開了人間,終年69歲。

1973年,這位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叱吒風雲的中國法官、海內外炎黃子孫都應記住的偉大的歷史人物——梅汝璈在北京默默離開人世。

生平經歷

梅汝璈先生,湖北黃梅人,于1904年11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區朱姑橋梅村(今南蓮路南昌鐵路南貨場附近),原籍湖北省黃梅縣孔壠鎮梅列村;字亞軒,自幼聰穎好學,少年時代的梅汝璈在江西省立模範國小讀書。

因父親梅曉春家教極嚴,梅汝璈每日必須早早起床到外面拾豬糞牛糞,作為農田的肥料。每日出門拾糞時,他總要帶本英語書,一邊拾糞一邊苦讀,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

12歲那年,梅汝璈國小畢業,旋即以優異成績考取清華留學預備班(清華大學前身)學習。在此期間,梅汝璈在《清華周刊》發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華學生之新覺悟》、第295期的《闢妄說》和第308期的《學生政治之危機及吾人今後應取之態度》等,表達出其年輕時代的憂國憂民之心。

1924年清華畢業後,梅汝璈赴美國留學。1926年畢業于美國斯坦福大學,獲得文科學士學位,並被選入懷·白塔·卡帕榮譽學會;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並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在此期間,梅汝璈曾與冀朝鼎(1903—1963)等同學組織了中山主義研究會,以回響國內發生的北伐革命行動。1929年春,他在遊歷了英、法、德、蘇等國後回到中國。

梅汝璈梅汝璈

回國以後,考慮到山西大學歷史悠久,而且與清華大學同樣有“庚子賠款”的淵源,有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融會貫通的特點,加上梅汝璈的同學冀朝鼎的父親、時任山西省教育廳廳長的民國時期著名法學家、山西大學法學院的創始人冀貢泉(1882—1967)的邀請,到山西大學法學院出任教授。任教期間,梅汝璈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還經常以清華人“恥不如人”的精神勉勵學生。他諄諄告誡同學們:“清華大學和山西大學的建立都與外國人利用中國的‘庚子賠款’有關,其用意是培養崇外的人。因此我們必須‘明恥’,恥中國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國家,恥我們的大學現在還不如西方的大學,我們要奮發圖強以雪恥。”

由于山西的土皇帝閻錫山(1883—1960)“閉關鎖省”,不知“明恥”且“夜郎自大”,因此,四年後即1933年,梅汝璈又應聘到張伯苓(1876—1951)擔任校長的南開大學任教。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後,南開遷往昆明與北大、清華合並成立“西南聯大”。梅汝璈途經重慶,應當時擔任教育部次長、在中央政治學校兼職的清華校友顧毓琇的邀聘,擔任中央政治學校的法律系教授。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梅汝璈回到上海,出任復旦大學法律系的教授。在此期間,他還在武漢大學法學院擔任教授職務。在以上各校中,梅汝璈主要講授英美法、政治學、民法概論、刑法概論、國際私法等課程。教書之外,他還擔任過當時內政部參事兼行政訴願委員會委員、立法院委員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外交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專門委員、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譯部主任及《時事類編》半月刊主編等職。

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梅汝璈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了舉世聞名的東京審判,對第一批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審判結束後,由于美國的操縱,法庭以“罪證不足,免予起訴”為借口,先後分兩批將剩下的42名日本甲級戰犯全部釋放。這樣,1948年12月以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實際上已無事可做,各國法官隻得紛紛返國。

雖然在東京審判的兩年半時間裏,梅汝璈作為法官享受著豐厚的待遇,但他常常從報上看到國內“內戰”的壞訊息,因此,對國民黨政府非常失望。

在這種情況下,當1948年12月國民黨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為行政院委員兼法務部長時,他在東京公開聲明拒絕回國赴任。更使他感到怨憤的是,蔣介石反動政府仰賴美國鼻息,非但不向同盟總部提出引渡日本戰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竟然把在中國創造並推行窮凶極惡的“三光政策”的日本戰犯岡村寧次(1884—1966)宣告無罪釋放了。

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繼解放後,梅汝璈由東京設法抵達香港,與中共駐港代表、清華校友喬冠華(1913—1983)取得了聯系,秘密由港赴京。到達北京的第三天,梅汝璈便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成立大會,周恩來在會上介紹:“今天參加這個會的,還有剛從香港回來的梅汝璈先生,他為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為國家爭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梅汝璈的心頭激起層層熱浪……1950年,梅汝璈擔任外交部顧問。1954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此後,歷任第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以及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法學會理事等職,為中國的外交事業和法製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57年“反右運動”時,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

在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嚴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時搜出那件他曾在東京審判時穿過的法袍,如獲至寶,以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動歷史問題”的確切證據,並嘗試將其燒毀。但梅汝璈對此有理有節地應對抗爭,並進行了巧妙的周旋,從而儲存下了這件歷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飽受摧殘之後,懷著對親友的眷戀,對“文革”的不滿和厭惡,對未能寫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這本巨著的遺憾,在北京與世長辭,默默地離開了人間,終年69歲。

1976年底,他的家人遵照他的遵囑將厚達尺餘的東京審判判決書中文原稿和他在東京大審判時穿過的法袍,無償捐獻給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希望能作為歷史的見證警示後人永遠不要忘記過去的那段歲月。 

1988年,其子梅小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梅汝璈遺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讓更多的人了解東京審判的歷史原貌。

東京審判

義接“尚方寶劍”矢志嚴懲戰犯1946年,梅汝璈被派往東京,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抵達東京後,住在東京帝國飯店,盟軍最高統帥部的中國聯絡官給梅汝璈接風洗塵,特舉辦了宴會。聯絡官和正在東京考察的前中央大學校長、時任上海市教育局長的顧毓,特意買了一把裝飾華貴的寶劍贈予梅汝璈。梅汝璈深深鞠躬,雙手接過寶劍,說:“‘紅粉送佳人,寶劍贈壯士’。可惜我非壯士,受之有愧。”顧毓答:“你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和千百萬死難同胞,到這侵略國的首都來懲罰元凶禍首。天下之壯烈事,以此為最。君不為壯士誰為壯士”梅汝璈激動地邊拔出劍來邊說“戲文中常有‘尚方寶劍,先斬後奏’。如今系法製時代,必須先審後斬,否則,我真要先斬他幾個,方雪我心頭之恨。這些戰犯擾亂了世界,殘害了中國,同時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這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中華民族素來主張寬恕以待人,但為防止將來再有戰爭狂人出現,對這些戰犯必予嚴懲。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萬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遠東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國人之托,決意勉力依法行事,斷不使戰爭元凶逃脫法網”

這番話贏得了在場人士的一片掌聲。

據理力爭座次為國贏得尊嚴

開庭前,各國法官首先關註的是法庭上座位的排列順序,這不僅僅是法官個人的尊卑問題,更是體現該法官所在國在審判中的地位。中間的座位是庭長———澳大利亞法官韋伯的,庭長之外還有美、中、英、蘇、加、法、新、荷、印、菲的10國法官。庭長右邊的第一把交椅似乎已無可非議地屬美國法官,庭長左邊的第二把交椅屬于誰尚在激烈的討論中。梅汝璈深知當時中國國力不強,很難獲得應有的位置。所以,經過縝密考慮後他發言:“若論個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們代表各自國家,我還需請示本國政府。”又說:“我認為,法庭座次應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審判日本戰犯,中國受日本侵略最烈,而抗戰時間最久、付出犧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戰歷史的中國理應排在第二。再者,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今日的審判,按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座,實屬順理成章。”

梅汝璈參與東京審判梅汝璈參與東京審判

沒想到開庭前一天預演時,庭長韋伯突然宣布入場順序為美、英、中、蘇……梅汝璈立即對這一不合理的安排提出強烈抗議,他憤然脫下象征著權力的黑色絲質法袍,拒絕“彩排”。他說:“今日預演已有許多記者和電影攝影師在場,一旦明日見報便是既成事實,既然我的建議在同仁中並無很多抗告,我請求立即對我的建議進行表決。否則,我隻有不參加預演,回國向政府辭職。”,由于梅汝璈誓不妥協地據理力爭,庭長當即召集法官們表決。

這次預演延後了半個多小時進行,但入場順序和法官座次已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簽字順序安排。梅汝璈為自己的國家爭得了應有的位置,為中華民族贏得了尊嚴。

若不嚴懲戰犯惟有蹈海而死

這次審判于1946年5月3日開庭,歷時兩年半,其案情龐大、復雜及證人、證據之多,實屬罕見。梅汝璈極力爭取到由中國法官負責起草判決書中有關中國的部分。他與助手們全力以赴,在長達三百頁的初稿上傾註了大量心血。“我像書蟲一樣,整日在堆積如山的數萬頁法庭記錄中鑽來鑽去。”他這樣風趣地形容自己。

由于蔣介石政府此時隻忙于對付共產黨,無心派員去蒐集日軍侵華暴行的罪證,這給梅汝璈的工作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他不得不利用盟軍提供的材料進行工作。在精心研究、分析了盟軍截獲的密電和密檔等大量證據後,他的心情更加不能平靜。在一次法官會上,他慷慨陳詞:“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證據,可以看出,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比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單純用毒氣屠殺更加慘絕人寰。砍頭、劈腦、切腹、挖心、水溺、火燒、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刺穿陰戶或肛門等等。對此種人類文明史上罕見之暴行,我建議,在判決書中應該單設一章予以說明。”由于梅汝璈的努力,將日本戰犯矢口否認的南京大屠殺寫進了判決書。

在最後的量刑問題上,各國法官的意見發生了根本分歧。來自已廢除死刑且未遭到日軍過多侵略踐踏國家的法官們不贊成用死刑。庭長韋伯就主張將戰犯流放到荒島上,印度法官則建議慈悲為懷,無罪開釋全部日本戰犯。美國法官僅僅堅持對發動太平洋戰爭和虐待美軍俘虜的戰犯處以死刑……法官們雖然還未做最後投票表決,但通過爭辯已不難看出,力主死刑的人佔少數。梅汝璈與助手們議定土肥原賢二和松井石根兩戰犯,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若不能嚴懲,決無顏再見江東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謝國人。

為申張正義、完成使命,梅汝璈費盡了口舌,急白了頭發。他與各國法官們進行了多次磋商,經過了無數次爭論,終于使得一部分法官同意了他的觀點,達成了共識。最後投票表決時6票對5票,以一票微弱優勢,把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坂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7名首犯送上了絞刑架。

身陷“文革”厄運凜然衛護法袍在東京審判的這兩年裏,梅汝璈作為戰勝國的法官,雖然享受著豐厚的待遇,但是他內心很是不安,這是由于他經常從報上看到國內“飢餓”、“內戰”的壞訊息,他對國民黨政府是徹底失望了。1948年12月國民黨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為政務院委員兼法務部長,他拒絕到任。1949年6月,他由東京抵香港,設法與中共駐港代表、同是清華校友的喬冠華取得聯系,隱瞞身份,秘密回到北京。

到了北京第三天,梅汝璈便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成立大會。周恩來在會上介紹:“今天參加這個會的,還有剛從香港回來的梅汝璈先生。他為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為國家增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

六十年代,梅汝璈開始撰寫極具史學價值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文革”中,他和千百萬人一樣,遭到厄運。“造反派”到他家抄家,搜出了那件他曾在東京大審判時穿過的法袍。如獲至寶,馬上質問;“你儲存著這東西,是不是盼著國民黨回來變天”梅汝璈氣憤地答:“國民黨給我那麽大的官我都沒做,我是一個被國民黨通緝的要犯。說句笑話,真要是復闢了,我的人頭落地恐怕還在各位青年之先呢”“造反派”自覺無理,又要燒掉法袍。梅汝璈一臉正氣地說:“你們知道這是什麽嗎不知道就讓我來告訴你們。這是咱們中國人歷史上第一次審判外國人時穿的衣物,是民族尊嚴的見證……”在這義正辭嚴面前,“造反派”終于失去焚燒法袍的勇氣。

作品介紹

梅汝璈的主要著作有:《現代法學》(上海新月書店1932年)以及《最近法律學》、《法律哲學概論》,用英語撰寫的著作《中國人民走向憲治》、《中國戰時立法》,等等。

梅汝璈

論文主要有:《訓政與約法》(1930年)、《盎格羅·薩克遜法製之研究》(1931年)、《陪審製》(1931年)、《中國舊製下之法治》(1932年)、《中國與法治》(1932年)、《現代法學的趨勢》(1932年)、《對于刑法修正案初稿之意見》(1933年)、《憲法初稿中“憲法保障”篇之批評》(1933年)、《英國民事訴訟之新秩序》(1933年)、《拿破崙法典及其影響》(1933年)、《刑法修正案初稿》(1934年)、《刑法修正案中八大要點評述》(1935年)、《憲法的施行問題》(1935年)等。

此外尚有東京審判結束時發表的《告日本人民書》(1948年12月2日載于《朝日新聞》),1962年為揭露日本右翼勢力復活軍國主義陰謀而寫的《關于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中華書局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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