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施

柯慶施

柯慶施(1902年7月24日——1965年4月19日),安徽歙縣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在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1928年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書記;1929年後任紅五軍第五縱隊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河北省委軍委書記;抗日戰爭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邊區民政處處長、財經辦事處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長;新中國成立後任南京市市長、江蘇省委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南京軍區政治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1965年4月9日在成都逝世;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八屆五中全會增選)。

  • 國籍
    中國
  • 民族
  • 出生地
    安徽歙縣
  • 出生日期
    1902年
  • 逝世日期
    1965年4月9日
  • 中文名
    柯慶施
  • 信仰
    共產主義
  • 其他成就
    主政上海, 發動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為“文革”做出了理論和組織準備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柯慶施(1902年—1965年),1902年生于安徽歙縣南鄉水竹坑,1922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早年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學(現安徽省休寧中學)讀中學,因從事學生運動被開除,後轉學至南京;曾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和青年團工作。

柯慶施柯慶施

1923年被派到安慶,1924年春調到上海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同年冬赴蘇聯海參崴做華工工作。

1926年春回國,任國民黨安徽省黨部秘書長,發展中國共產黨及共青團組織;1928年起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書記;1929年秋被中共中央派到鄂東南從事兵運工作;同年12月起任紅五軍第五縱隊政治部主任、秘書長;1930年6月起任紅三軍團八軍政治部主任;1931年夏起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線委員會書記,同年10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軍委書記;1934年春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軍委書記,同年冬改任中共河北省委軍委書記;1935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部長、軍事工作負責人。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等職。

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10月起任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民政處處長、復員委員會副主任、財經辦事處副主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市長;1949年5月起任南京市副市長。

柯慶施

主政上海

柯慶施于1954年秋由江蘇省委調上海,接替陳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後整整10年。

多少年來,直至“文革”末期的1975年,上海的《學習與批判》還發專文紀念柯慶施“逝世十周年”,稱之為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

1956年10月上海市政府為魯迅遷墓,柯慶施與許廣平宋慶齡茅盾等為魯迅扶靈。

柯慶施是一位老資格的共產黨人,早在1922年即加入中國共產黨,他還是中國共產黨內為數不多的見到過列寧的高級幹部,30年代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要職。

建國後,柯慶施先後就任南京市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1954年2月,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已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因被定為與高崗結成的“反黨結盟”而垮台;同年9月,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並內定為外交部長的人選。這樣在一兩年間,華東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繼空缺,柯慶施成為事實上的第一把手。

說到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鼓吹,人們總以為林彪康生為始作俑者,然而拔頭籌的卻是柯慶施。

柯慶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臨的是兩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國黨代會期間發生的“潘楊事件”,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和公安局局長楊帆被誣為“內奸”;另一件是緊接著發生的“胡風事件”。這兩件事均系毛澤東的決斷所致。這兩件大事對上海影響很大。

柯慶施刻意挽留奉調《人民日報》的張春橋,使之成為自己的類似政治顧問一類的角色;柯慶施極善揣摩領袖的心態,長于從領袖的言論中領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風氣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闡發,這又有賴于擅長舞文弄墨的張春橋。

被毛澤東賞識

毛澤東在1957年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對1956年的反冒進已有微詞,並明確批評“八大”決議中關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在這年11月他又提出15年趕上或超過英國的構想。在這年年底召開的中共上海市一屆二次會議上,柯慶施作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備受毛澤東青睞。

人民日報》在1958年1月25日將長達3萬字的該報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轉載,並加長篇按語。

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措辭嚴厲地批周恩來陳雲力主的反冒進。他取出柯慶施的報告當眾將周恩來的軍:“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除了檢討,周恩來別無選擇,用與會者李銳的話說,柯慶施成了南寧會議的“頭號標兵”,65歲的毛澤東在講話中屢稱年僅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

在5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在幾次大會講話中,屢屢稱贊“柯老”,而周恩來和陳雲則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進當眾檢討。在大會結束後舉行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柯慶施和譚震林李井泉成為政治局委員。

當外界盛傳毛澤東一度想用柯慶施取周恩來而代之的時候,心細如發的周恩來在給中央書記處的檢討文字中,婉轉地提到擔任總理職務是否合適的問題,但以周恩來的才幹和威望,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明確表示,沒有必要改變周恩來的總理職務,柯慶施自此也明白了自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這位封疆大吏認準了一條:緊跟毛澤東就是“勝利”。這一條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再次得到驗證。

從1958年11月開始,毛澤東逐漸察覺到大躍進人民公社所產生的諸多問題,著手有限度地糾“左”。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初衷,也還是適度糾“左”。因而他上廬山時所準備的全是關于糾“左”的材料。7月16日,毛澤東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題,將彭致他個人的信批轉與會者。柯慶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領袖的脈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華東組會上,張聞天系統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

柯慶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斷責難張的發言。果不其然,23日,毛澤東召開全體大會,對彭德懷等人嚴厲指責,發出“反右傾”的號令。因為反對蘇共的“現代修正主義”,毛澤東從大躍進的挫折中轉向對階級鬥爭的密切關註,特別強調的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柯慶施的關註熱點也隨之從經濟領域轉向思想文化領域。

柯慶施同志宴請訪華的蒙哥馬利柯慶施同志宴請訪華的蒙哥馬利

1963年1月初,柯慶施在經過精心準備之後,借上海文藝界元旦聯歡會的機會,告誡與會的作家、詩人、劇作家、音樂家、美術家:解放13年來的巨大變化是從未有過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豐富的生活裏,文藝工作者應該創作更多更好的反映偉大時代的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繪畫和其他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柯慶施強調:隻有寫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

從上世紀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澤東的“文藝哨兵”自居,開始染指文藝界。無奈她在北京確實吃不開,不用說彭真不把她當作一個人物,周揚等人也不願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則如魚得水。柯慶施已經從毛澤東註意力的轉移中,領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讓自己的心腹張春橋成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視上海為“基地”。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來、賀龍和柯慶施陪同,毛澤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觀看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這是一個重要的跡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個月之後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大首次會議上,柯慶施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在16位副總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員的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之前。

逝世前後

196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訃告:柯慶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療無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時30分在成都逝世,終年63歲。

當時新華社連日報道了為柯老舉行的隆重追悼儀式;11日中午,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柯慶施追悼大會,國家主席劉少奇主祭;訃告中稱他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系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一級的規格。

這一切都說明,柯的死一切正常。

誰知一年多之後,西南的紅衛兵造反小將拋出“重磅炸彈”,揭指是“賀龍和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狼狽為奸,勾結起來,共同謀害了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弄得舉國上下一片嘩然。

據《書報文摘》刊文,柯慶施是應賀龍和李井泉之邀去成都的。4月5日賀、李宴請柯慶施後,當夜12時柯就出了事,三天之後猝死。

這一切似乎為柯慶施被“謀殺致死”的說法蒙上了一層難辨真假的迷霧。

“柯慶施謀殺特偵組”是張春橋親自點將由“三結合”班子組成的,頭頭是個軍人。

這個所謂的“三結合”特偵組卻隻有一個專門技術人員。 特偵組一班人從上海悄然抵達成都。此時一切都已時過境遷,柯慶施的屍體早已成了灰燼,當時的現場、死者接觸過的物件都已蕩然無存,有關當事人也被當時已在全國傳得神乎其神的“謀殺”說嚇得似驚弓之鳥

因此,特偵組的調查隻能從外圍入手,查明柯慶施之死的前因後果和搶救治療的大致過程。特偵組經過調查,訪問了一些當時出席宴會的人,也見過賀龍夫人薛明,並對柯慶施整個搶救治療過程的方案細細審視甄別,認定此中一切準確無誤,絕無一絲技術性差錯,也沒發現絲毫疑點。

經過反復調查,特偵組認為柯慶施猝死的經過是這樣的:1964年,醫生發現柯慶施患肺癌,由上海華東醫院切除了致癌肺葉。此後,柯的身體已很虛弱,但這一切都是當時的“絕密”。

1965年春,應正在成都療養的賀龍元帥和西南局書記李井泉之邀,柯慶施于3月13日到成都。

4月5日是清明節。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領導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設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賀龍和柯慶施都是宴請的主賓。

這種宴請通常都是主賓雙方和夫人共桌。臨開席不知誰提議:今天的晚宴男女賓分桌,大家一醉方休。此提議一出最受男賓歡迎,于是立即安排夫人們另開一桌,柯慶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賓席。為此柯慶施高興異常。原來柯夫人知柯慶施有病,宜吃清淡飲食,忌油膩、煙酒。遵醫囑,她平日裏對柯慶施的飲食生活管束甚嚴。這晚柯慶施偶得“解放”。又逢老友,真有點“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圍,大家盡興而飲,一醉方休。宴會從下午6時開席,至晚9時許才盡興而散。

柯慶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檔案,臨睡還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欲極好。幾小時後,大約午夜12時多,柯慶施腹痛,柯的保健醫生胡允平當即趕到作了常規處理,一直到凌晨2時,病情不見緩解。胡允平立即給上海專管高幹治療的華東醫院掛長途電話,向薛邦祺院長匯報了柯慶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慶施的病情繼續加重,連秘書也慌了神,便直接給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打電話,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幹醫護人員到成都診治。這時,雖然柯慶施身邊圍滿了四川方面許多優秀的醫生,但柯慶施自己和家屬卻更信任上海的醫生。 中午時分,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領著上海一流的醫護組趕往成都,立即投入會診、搶救。

可是雖經幾天的努力,依然無效,柯慶施于4月9日下午6時30分死亡。 如果柯慶施真有取代周恩來之心,大概也會發出“既生亮,何生瑜”之嘆了。

倘若假以時日,柯慶施必將受到毛澤東更大的信任,隻是天不遂人願,自1964年春發現肺癌並手術切除後,柯慶施便在病假療養中,延至次年4月9日終于不治。

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中共黨史上早有定論的革命家幾乎無一幸免,李大釗瞿秋白王若飛等老一輩革命家不是被誣為“叛徒”,就是被斥為“機會主義分子”,但是有一個例外,就是被稱為毛澤東的“好學生”的柯慶施——“文革”中江青曾于1967年兩次贊揚已經去世的柯慶施。

人物評價

蓋棺未定

柯慶施在人們的心目中,似是一個蓋棺而未論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說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雖沒有什麽十分重大的貢獻,但勤勤懇懇奉獻了一生;另有人說,不,他搞極“左”,專門整人,還勾結“四人幫”,如果不早病逝,肯定會是“五人幫”了。對人的評價,往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作為歷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觀存在,不是任由評者可以隨意抹紅或抹黑的。

柯慶施是中共一位老黨員,1922 年入黨,據說是中共領導人中唯一和列寧握過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蘇聯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柯的仕途並不順利,延安整風時被康生誣陷,妻子跳井自盡。建國後,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市長,江蘇省委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1958 年5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其時,可謂權傾一時,威震一方。由于柯個子長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時人們叫柯慶施為“大個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後,柯地位升遷很快,加上他一臉嚴肅,不苟言笑,走路蹣跚,背又有點駝,人們又改稱他為“柯老”,連毛澤東在中央開會時也對他戲稱“柯老”,從此“柯老”就成了對他的尊稱,其實那時他隻有五十多歲。

我于1957 年因“嚴重思想右傾”,被撤掉《勞動報》社長兼總編輯職務,調去籌備創刊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雜志,並擔任評論員。1963 年任市委副秘書長。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間,除每半個月為《解放》雜志寫一篇評論員文稿外,大部分時間為市委領導柯慶施、陳丕顯等幹活,曾為他們起草講話、工作報告、理論文章約六十餘篇,並五次隨從他們一起去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又多次跟柯慶施到基層單位調查研究,與他們有比較多的接觸。我不了解柯慶施的全部歷史和全部活動,也不想涉及對柯慶施的全面評價問題,本文隻是就我和柯慶施在1958 年到1965 年間的接觸中,如實講述一些具體事實,供讀者了解柯慶施的若幹情況。我所記憶的事實並不連貫,確切日期也難記清,但這些事都是我親身經歷的。

緊跟毛澤東

柯慶施到上海後,很快得到毛澤東的賞識,主要是1957 年底到1958 年初上海市黨代表大會的報告。這份報告,由上海起草班子寫成後,送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審閱,毛要胡喬木、田家英作了較多修改,浙江陳冰和上海張春橋也一起參加,最後由毛澤東親自定稿。報告的題目是《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它是依據毛澤東所作的《論十大關系》的講話精神起草的。報告提出,上海雖然面對台灣海峽,要加強戰備,但要利用和平時機,發展生產,發揮老工業基地的作用,報告概括為“充分利用,合理發展”的八字方針,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這一方針。特別是報告提出要“鼓足幹勁,乘風破浪”,更切合毛澤東當時醞釀要全國大躍進的心思。毛澤東對柯慶施說:“你們這個報告寫得好,乘長風破萬裏浪,搞革命,搞建設,就要有這種精神狀態。”毛澤東還把上海一個地區的黨代會報告批給新華社,要全國報紙轉載,這在當時是從未有過的,實際上毛澤東是想把這個報告作為動員全國大躍進的一個輿論準備。而上海黨代會報告的報告人是柯慶施,柯慶施從此聲名大振。這個“八字”方針對上海建設工作確有重大轉折的積極意義,也使柯慶施進一步緊跟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

在此以前的反右派運動,柯慶施對毛澤東的“領導意圖”也是心領神會的。他和陳丕顯一起,一面成天召開各界座談會,按毛澤東的布置,“硬著頭皮聽”各界人士的鳴放意見,一面在內部排隊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1957 年3 月20 日,我聽了毛澤東在上海友誼電影院向全市黨員幹部的講話,至今記憶猶新。毛澤東在會上大講特講“不要怕”,“讓人鳴放,天塌不下來”,還在主席台上大聲對柯慶施說:“你們放得不夠”,“隻有三十分,頂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點頭。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進網裏,毛澤東表揚上海執行中央指示“很堅決”。當時上海不僅把文化界一大批知名人士打成右派,還把一些敢提不同意見的老同志,如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薛尚實以及一批地下黨老同志周克等都打成右派。在市委書記處討論到巴金時,柯慶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說他不僅是老牌無政府主義者,而且他在《解放日報》寫的雜文( 按:指《有啥吃啥》) 有發泄對黨對社會主義不滿的情緒,陳丕顯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則堅決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說巴金在廣大青年中影響很大,抗美援朝表現很好,不應該把他劃進去,柯後來才作罷。柯慶施這時表現出來的是,凡是毛澤東講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著腳也要緊跟。

“ 大躍進”的號角一吹晌,柯慶施“左”的思想也膨脹起來。上海本有大中小鋼鐵廠,其產量在全國佔有不小的比重。柯為回響毛澤東全民大煉鋼鐵的號召,在市區也要搞小高爐煉鋼。那時我在《解放》雜志,是市委機關黨委的一個支部。柯慶施要市委機關幹部起模範帶頭作用,在機關大樓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爐,機關幹部每天分三班勞動。沒有鐵如何煉鋼?柯說城裏到處有鐵門,不是現成的鐵料嗎? 每戶人家廢銅爛鐵也不少呀,于是大家紛紛把鐵鍋上交,鐵門、鐵窗也強行拆下來煉鋼,出現了高樓大廈旁冒黑煙,小弄堂煉廢鋼的怪現象。

這期間,毛澤東到上海鋼廠和機械廠視察,提出“趕美超英”的口號。柯慶施也緊跟著到工廠作動員。由于上海是工業大城市,西方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後,許多原材料進口不了,發展生產遭到嚴重困難。在毛澤東發憤圖強、自力更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號召下,廣大職工發揮了極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通過大協作,自力更生地造出萬噸水壓機,用小的動力機加工製造出百噸、幾百噸大型機械設備,工人說這是“螞蟻啃骨頭”、“猴子騎大象”的加工方法,的確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毛澤東參觀後,大為欣賞,馬上提出要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全民性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不講條件,用政治掛帥代替實際需要,把廣大工人的積極性引向歧途,造成大刮浮誇風,廠廠、人人大搞車子化、超音波化,勞民傷財,搞了大大小小許多設備,在生產上派不了用場。這樣做的後果,把科學技術簡單化了,把人的主觀能動性無限製誇大了,正確的東西反而變成謬誤。柯慶施是安徽歙縣人,讀過簡易師範,又在北京和東北一些大城市做過地下工作,有一些見識,但對于搞工業、辦經濟卻不在行。在“大躍進”那個年代,他以為政治掛帥可以代替一切,推動一切,用搞運動的辦法來指揮生產,造成許多不應有的損失。這種“左”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中央領導人的錯誤思想和路線指導下,也不能都歸咎于地方領導人。

大搞一言堂

由于柯慶施是市委第一書記,在當時黨政體製下,第一書記有最後決定權,往往一錘定音,一個人說了算,造成黨內生活很不正常。在市委裏有兩名中央委員,一是柯,一是中央候補委員陳丕顯。柯為了顯示“第一書記”的重要性,經常以批評別人來突出自己的正確。陳丕顯分工抓農業和基本建設,在上海建設衛星城鎮的規劃中,閔行區是大工業區,有製造電站成套設備的大廠,貨運繁忙,在上海與閔行之間需要建造一條一級公路,佔用了一些農田,這本來是必需的,無可非議的。不料,柯在視察後大發雷霆,借此大做文章,批評說,你們要不要吃飯了,佔用了農田,天上會掉下糧食嗎? 馬路造得如此之寬,是典型的大少爺作風。他在市委會上反復批評,還召開全市幹部大會,要市委一位副秘書長代表作公開檢討,實際上是整陳丕顯。現在看來,隨著經濟的發展,這條公路造得很好,不是造寬了,而是造窄了。

在1962 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按:即七千人大會),為了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參加會議的各省市代表團,在討論劉少奇報告時,都相繼開會,由主要領導人帶頭檢討,可柯慶施知道毛澤東不滿意劉少奇的報告,他遲遲不表態,也不肯檢討。陳丕顯隻好寫了一個檢討稿,送給柯看。這份檢討是陳在會議期間要我起草的。討論時,柯看到講話稿中有一句話“我發揚民主不夠”,十分惱火,故意當著陳丕顯的面,狠狠地批評我:“你們這樣寫是什麽意思,你們是要發揚無產階級民主還是什麽民主?”可能在陳丕顯的心中,有借這句話揭柯的瘡疤的意思,但這樣講是符合實際的。柯為這一句話,指桑罵槐,訓了我們半個多小時,真是霸氣十足。其實這個所謂的檢討,什麽也未檢討出來,連“發揚民主不夠”這句話也成了犯忌的話了。

有一次,我為柯慶施起草一篇機械工業部在上海召開全國現場會上的講話,會議是毛澤東親自指示要開的,並指定柯在會上代表中央講話。講話稿我改了幾遍,柯認為滿意,可是,在最後一次討論稿子時,他突然發火了,而且火氣很旺,說:“馬達,你看過主席批示的電報嗎? 你知道開這個會是誰講話嗎? 你說,你說……”我頓時感到莫名其妙,也不知所措,他一口氣批了二十來分鍾,我坐立不安,渾身冒汗,等我冷靜下來,把講話稿拿過來再看一看,喔,我明白了,原來講話稿開頭,隻寫了他是市委第一書記,未寫政治局委員,因為柯是代表中共中央講話的,由于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改正一下就是了。這時我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這也是身不由己,為名所累啊。

從許許多多事實來看,柯慶施完全是按毛澤東那套“左”的思想體系去思想和行動的,有些方面在全國起著帶頭羊的作用。柯慶施搞一言堂,愛整人,推行“左”的錯誤路線,在上海幹部中是有議論的。不過,在中央內部體製的過分集中和缺乏監督,黨內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況下,這種現象必然會產生,而且也難以自行糾正。這種“左”的錯誤,盡管給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危害,但這種錯誤不是發生在一個人身上,或者隻表現在若幹事情上,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其他一些領導幹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因而對這種錯誤的清算,不能隻追究個人的品質和責任,而要從指導思想和路線方針政策上糾正錯誤及其影響,從改革體製和製度上去解決。

要全面評價一個人確實是不容易的,一個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質,像一副多棱鏡,不是那麽簡單就可以看清楚的。接觸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隻是點點滴滴而已。有人說“上海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而柯慶施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說“柯慶施在1965 年就勾結‘四人幫’”,我認為這種種說法,既缺乏事實根據,也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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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眼中的柯慶施

文:柯六六

來源:中外書摘

毛主席與爸爸

媽媽常對我說:“你爸爸的嘴太嚴。”

爸爸說話一貫謹慎,在家裏從不談論工作,從不議論上級、同事與部下。毛主席到上海的事,他也從不告訴家人。

友誼電影院位于中蘇友好大廈北側。我和媽媽在冷氣開放的劇場的右側邊就座,神奇華麗的頂燈在進行燈光表演,忽明忽暗、忽紅忽藍、絢麗多姿。顯然,是在等待重要的客人。忽然,後面的觀眾站了起來,接著全場觀眾們都起立熱烈地鼓掌。

我看清與爸爸並肩步入劇場的、身材同樣高大魁梧的那位重要客人是毛主席。這是在我記憶中的首次見到毛主席。從小就會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全場觀眾激動的氣氛,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燈光轉暗,戲要開演了。秦叔叔走來說,爸爸要找我過去。我走到毛主席的座位前,在他身旁就座的爸爸見我激動地說不出話來,便微笑地說:“給毛伯伯行禮。”

我輕聲說:“毛伯伯好!”並向他行禮。

毛主席慈祥地向我微笑,親切地握住了我的手問:“你叫什麽名字?幾歲了?”

那晚演出的是什麽戲,一無所知。事隔十幾年後,遇到市委招待處的一位職工,他又向我提起那晚的事,說大家當時誰也不在看戲,一心隻想多看看毛主席,所以連我去向毛主席問候那一小會兒功夫的事也看在眼裏。

1957年,毛澤東在柯慶施陪同視察1957年,毛澤東在柯慶施陪同視察

敬愛的周恩來伯伯

我初次見到周恩來伯伯是在八、九歲時。那天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的友誼電影院演出淮劇,我坐在周伯伯身邊觀看演出。

他和藹地問我:“你能聽懂揚州話嗎?”

我告訴周伯伯,我從小就能聽懂,因為家裏的保姆就是揚州人。

周伯伯告訴我,他的家鄉在江蘇淮安,位于長江以北,淮劇是家鄉戲,他從小就喜歡看。

由于是冬季,也由于緊張,我的手冰涼。周伯伯關切的握住我的手,問我是不是覺得冷?

周伯伯把我的手握在他溫暖的手心中。

劇場休息之後,周伯伯又回到我的身邊。我替他把座椅翻下,請他就坐。

周伯伯對個小女孩鄭重地說“謝謝!”

我從此學會這句禮貌用語,對所有幫助過我的人,不論長幼尊卑都不忘記說這句周伯伯教我的話。

一次,爸爸在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媽媽帶我和小妹隨行。過春節時,鄧媽媽請我們女士們去中南海的家中吃飯。北京飯店中南海很近,乘車不一會兒就到了。車子駛進中南海,在一座院落的門外停下來。這就是建于清朝宣統年間的西花廳。西花廳是座老式的四台院,鄧媽媽站在門前正在等候我們。周伯伯家的客廳不大,木結構的窗前擺著一套沙發,立式燈的燈罩上掛著一長串彩色的紙鶴。鄧媽媽告訴初次見到紙鶴的我:“這是日本友人送給周伯伯的。日本有用紙鶴祝福的民俗。”

周伯伯回家了,他說不能陪我們吃飯,一會兒還要宴請外賓。他坐在沙發上稍事休息,我把剛用糖紙折成的小扇子、跳舞的小娃娃、長頸鹿等拿給他看。周伯伯小心翼翼地接過來,將這些小東西在茶幾上擺成一排,然後邊看邊微笑地點點頭:“不錯,物盡其用,把原本要丟掉的東西做成了工藝品。”

柯慶施與許廣平、宋慶齡等為魯迅遷墓柯慶施與許廣平、宋慶齡等為魯迅遷墓

鄧媽媽的家宴是四菜一湯,我最愛吃的是玉米面做的小窩頭。飯後鄧媽媽帶我們參觀周伯伯的辦公室。書櫃裏的兩張黑白老照片使我駐足。一張是鄧媽媽摟著毛澤東主席的女兒李訥的合影,兩位都是一臉甜美的微笑。一張是周伯伯與鄧媽媽早年的合影,照片中的他們很年輕很英俊,在草地上相擁而左,幸福的神情令人羨慕,令人感動。鄧媽媽見我久久地註視這張洋溢著美妙青春氣息的照片,笑著說:“這長照片太解放了!”

鄧媽媽送我一本莫斯科風光攝影集,說:“聽說你喜歡攝影。“”我那時正拜上海的攝影師徐大剛為師,學習沖洗放大照片。鄧媽媽待人周到又細心!

媽媽從來不參加爸爸的外事活動。有些外賓不禁詢問:“柯市長有沒有夫人?”不出頭露面,是媽媽一貫的作風。直到1963年1月,周伯伯親自做媽媽的工作,要求她以上海市長夫人的身份,參加對錫蘭總理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克夫人的國賓接待工作。從此,媽媽開始陪同爸爸接待來滬的外賓,大多是黨賓,一般不公開報道這些外賓的來訪,如印尼***代表團。媽媽對她參加外事話動,隻有一個要求:不要在報紙上刊登她的名字。這個要求得到周伯伯的批準。

60年代初,爸爸的身體不大好以後,媽媽有時陪同他去外地開會或視察工作。因我是家中長女,雖然年少,螞媽還是把管理家庭財務的事情交給了我。我也就學著媽媽的樣子當起家來。比如,每晚跟炊事員叔叔商量明天買些什麽菜,每周結算伙食賬等等。爸爸媽媽出差回來,發現媽媽交給我過日子的錢不僅沒有超支,還有節餘。周伯伯到上海聽說之後,高興地表揚我年紀不大就學會當家過日子了。

爸爸很敬重周伯伯。

1963年5月12口,爸爸正在杭州參加毛主席召集的會議,周伯伯要來上海聽取有關方面對萬噸貨輪“躍進號”在外海沉沒的調查匯報。那天有濃霧,飛行條件很差。爸爸聞訊立刻動身,命令司機郝俊,一定要在總理的飛機落地之前趕到上海龍華機場,他要守候專機平安落地。

郝俊回憶:“首長向來不喜歡開快車,但是那天我的車速很快。開到後來,連警衛車都被我甩在了後面,不見蹤影。當車子開到上海龍華機場門前時,總理的專機正從我們的頭頂上方飛過。那天,我開創了從杭州到上海最短時間的行駛記錄。”

爸爸常年抱病工作,1964年3月底住進上海華東醫院,醫生確診他患肺癌,需要手術。

日理萬機的周伯伯親自坐鎮上海,對爸爸的治療工作做出了縝密的安排。他到華東醫院一樓西病房看望爸爸,轉達黨批準進行手術治療的決定;他指示中央衛生部組織國內最優外科專家、麻醉師、外科護理人員,匯集上海華東醫院參與治療工作;他多次參加醫生們的會診,討論製定最佳的手術方案及萬一發生意外情況的應對措施,爭取萬無一失。

長期在周伯伯身邊工作的衛士長成元功回憶:“1964總理為了柯老動手術的事,在上海參加過多次醫生會診會,研究了好長時間。我站在門外聽著,到現在還記得他們說癌細胞分幾種形態,柯老肺部的癌變屬于比較好治的一種。總理在上海開會,聽匯報,親自安排給柯老動手術的工作……對柯老的手術方案,總理研究得很細很細。”

上海市公安局警衛處的李建民回憶:“1964年4月17日上午10時,周恩來總理由長沙飛抵上海。當時柯老因病住院,總理為了柯老的病而專程來滬。總理一下飛機,就一直在談有關柯老的病情,在車上談,下了車也談。總理去醫院看望柯老,參加了醫生們的會診,當天下午3時10分飛回北京向主席匯報。1964年4月19日下午3時10分,周總理再次由北京抵上海。”下面是李建民于1964年4月21日寫的日記:

周總理在1964年4月19日深夜零點,讓成元功把我叫去,親手給我一封信讓我送交給錢信忠部長,限20日晨6時正送到。當時錢部長住在衡山賓館,我于20日晨5時前,將信交到錢部長手中並轉達總理的話,問錢部長:“還有什麽要求?”錢部長說,“一切按總理的指示辦,已經安排好,我現在馬上去醫院”,讓我回去轉告總理,請總理放心。我回來後向總理作了匯報,總理很高興 。(註:信中詢問為柯使用的麻醉葯的安全性。)

4月20晨9點,總理到達華東醫院,在一樓東部等候柯老開刀的情況報告。3個小時的手術很順利。戴輝副院長和護士朱英將手術中開出的東西拿到一樓東部來,給總理看過。下午1時45分,總理到文化廣場對華東工作會議作了指示。晚上又去華東醫院看望手術後的柯老,從醫院出來,再去柯老的家中看望柯老夫人于文蘭同志。

目睹周伯伯認真負責、周到細致的工作作風,和他對同志至深的情意,醫療小組成員無不為之深深感動,深受教育,永遠難忘。

周伯伯在爸爸手術後第一天才離開上海;他在飛機上說,要把柯老的病治得特別好!他天天都打電話來詢問爸爸的病情。

5月19 日,爸爸住院期間,周伯伯因外事工作又來到上海,去醫院探望爸爸。我當時和媽媽一起在醫院裏陪爸爸。當周伯伯和陳毅伯伯出現在病房門口時,爸爸十分高興,要從躺椅上起身迎接,周伯伯忙上前緊握住他的手,不讓他起身。

周伯伯微笑地說:“柯老,看來你恢復得不錯。”

他詳細向媽媽詢問爸爸的身體情況之後又對爸爸說:“我臨來時,小超大姐要我問你好。”

1964年7月12日.周伯伯在訪問緬甸後回國的途中,在空中臨時決定,飛機不到北京而是轉飛上海落地,帶著幾箱熱帶水果,前來看望已出院療養的爸爸。

在周伯伯細致周到的安排下,1964年7月15日,爸爸在衛生部長錢信忠的陪同下離開上海赴北戴河海濱療養。

1964年9 、10月間,爸爸住在北京,周伯伯曾多次前往爸爸住的釣魚台國賓館、萬壽路六所去看望爸爸,與他商討有關核子彈爆炸等工作。10月6日晚,周伯伯到萬壽路六所一號樓爸爸的住處,親自接他一同去人民大會堂,觀看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

爸爸對周伯伯崇高無私的品德和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十分敬仰;爸爸說:“周總理嚴于律己,以身作則的精神是我們的楷模。”

以柯代周——無中生有

周伯伯對爸爸的關懷,表達了他對革命同志火熱的感情。這無比珍貴的同志間友情不是任何人都能夠體會、理解與獲得的。這種友情也不是什麽人能夠隨意詆毀的,這種深厚真摯如同親人般的友情,隻能在共同經歷過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與工作之中,建立起來。周伯伯十分關心上海的工作,給予中共上海市委以巨大的支持與幫助。

1956年至1973年擔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秘書的周家鼎回憶:“柯老對中央工作的支持是全力以赴的,他的水準是很高的,眼光很開闊,對中央的意圖領會得很透。那時,講綜合國力主要是在上海。在上海研製火箭、飛彈,我知道上海在發展我國的國防工業和尖端技術等等工作,是全力以赴的。

總理很關心上海,經常去上海。柯老到北京開會時,就到總理這兒來 我跟柯老接觸,覺得他老人家很風趣,很樂觀,愛講笑話。

“50年代中期,中央一些同志在製定經濟發展政策上有些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周總理和陳雲同志根據國力主張建設發展的速度要放慢,毛主席則主張要快一些。柯老根據上海當時工業發展的實際情況,提出要快一些。這在當時,是對製定社會主義建設政策上的兩種看法,不能說是誰反對誰。

“1965年4月,柯老在四川成都生病,得的是胰腺炎。這種病很危險,總理很著急,毛主席和中央都很關心,總理立刻把北京的專家派去給柯老治病,由保健局長黃樹則帶隊。柯老去世,中央感到損失很大。”

1958年4月20日,周伯伯在河南省直屬機關黨員幹部會議上說: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就是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可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搞多點、好點、省一點;一種是搞慢一點、差一點,就看你的條件和方針。

原任爸爸的政治秘書的蔣文傑回憶:“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柯老原來的發言稿是在上海起草的,準備批判經濟建設裏的‘少慢差費’,柯老一到北京之後,就決定不要在上海寫好的稿子,從江蘇代表團找了俞銘璜,另外起草發言稿《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過,反冒進的問題不要再提了。但是八大二次會議開始後,討伐反冒進的勢頭越來越大。在小組討論時,有人說反冒進的錯誤主要來自中央。還有人把反冒進同‘右派猖狂進攻’聯系起來,要求加以清算。

“政治溫度升高後,人們都在等待柯慶施的發言,有人估計柯會出一記重拳。在這個會議上,周恩來等檢討了在經濟工作上的反冒進,還有10多個省專講反右,柯慶施沒有講,他堅持不談經濟,因為講到經濟,就回避不了反冒進。既不講反右,又不講經濟,還能講什麽呢?柯想了很久很久結論是講文化。中央辦公廳常有電話來,催送柯老的發言稿去付印。人們意料不到的是,柯老在發言中談的是勞動人民如何做文化主人的問題。柯老的發言避開了反冒進的問題,不接觸反冒進的問題,就不會碰到周總理。柯老從來不反周總理。在政治風浪的面前,你們要看到柯老非常冷靜的一面。柯老就是這樣一位在政治高溫中保持冷靜的人。”

有一種說法:在1958年1月毛澤東召開的南寧會議上,大有以柯代周當總理之勢。

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汪東興回憶:“我沒有聽說過要柯老代替周總理當國務院總理的說法。”

參加南寧會議的李銳(原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99年12月8日在北京說(由王元元轉述):“在南寧會議上,未看到有關‘以柯代周當總理’的文字記錄;在會外,未聽到有關的說法。”

周伯伯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提出是否合適再任國務院總理的問題。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等出席。

鄧小平總書記將他擬的會議記錄報送毛主席:“會議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南寧會議上, 毛主席稱贊爸爸在1957年12月20日召開的中共上海一屆二次黨代會上,代表中共上海市委所作的總結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毛主席說:“上海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工業總產值佔全國五分之一。資本主義從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力才能產生這樣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報告的是上海面臨的問題和今後的工作。

爸爸在報告中說:“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同志作了《世界情勢和整風任務》的政治報告,使我們對情勢、對全局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我們做各種工作都要看一看全局。”“懂得了全局,才能心中有數,不致迷失方向。”

爸爸提出,上海今後的工作是大力發展工業生產:“有計畫有步驟地對上海工業實行技術上、組織上的政造,一方面要把原有企業的優點(因陋就簡,協作靈活等)保持下來,一方面又要逐步採用新技術,合理調整組織,使上海成為化學工業、精密機械、儀表、電訊器材、小型鋼材、船舶修造、輕紡工業高級產品、各種文化用品和文化精製品等現代化工業基地。”“加強對基本建設的領導,調動一切力量,爭取按時完成和提早投入生產。必須根據勤儉建國的方針,反對浪費.保證工程質量。”

關于上海市委製定的“充分利用,合理發展”八字方針,爸爸說:“一方面反對忽視上海這個工業基地的作用,不註意利用這個基地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反對不顧全國的統籌安排和當地的具體條件,盲日大發展的思想。事實證明,這個方針,給上海的工作帶來了朝氣,推動了各個方面的工作蓬勃地開展起來。”他引用毛主席的話:“任何人不可以無根據地胡思亂想,不可以超越客觀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計畫自己的行動,不要勉強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

為了加速上海社會主義建設,他再次強調:“要調動一切力量,組織生產建設高潮和學習文化技術的高潮。”他要求幹部擠出時間加強學習:“振作精神,下苦功,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政治,學習科學文化,學習業務。”“擴大眼界,開拓胸襟。”

他提出,要改革現有的管理製度和工作方法:“要從組織上保證幹部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隨著建設事業的大踏步躍進,應該下放的權力,必須堅決下放,以便廣大幹部得以大膽、主動地進行工作。某些現在看來應該修改或廢除的管理製度,必須堅決改變。”“今後除了按照中央指示繼續從工人、農民中的優秀分子中選拔幹部外,同樣應當從經過生產鍛煉的、同勞動民眾有密切聯系的知識分子中選拔幹部。”

關于反右,他說:“某些單位經過實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後,如果確實沒有發現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進行反右鬥爭。”

關于整飭黨的作風,他說:“民眾的批評,千條萬條,總起來說是要我們改掉我們在工作上、組織上、作風上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壞現象。”“我們的黨,一不怕帝國主義,二不怕國內外反動勢力,三不怕向自然作戰中的艱難困苦,就是怕脫離民眾。”

他要求領導幹部們:“遇事多同民眾商量,多動腦筋,多動手,親自下去檢查總結工作。”“不要把什麽事都交給秘書代勞,不要隻靠第三手、第四手不可靠的材料過日子。”“市委認為,應當首先規定每個領導幹部,包括市委領導同志,每年應有4個月深入基層,聯系民眾,聯系實際,直接幫助下級,取得經驗。”“必須建立一個經常同基層聯系的製度,經常了解他們的情況,研究他們的工作。在他們有困難的時候,幫助他們想辦法去解決。” “最重要的是,使我們的幹部經過參加體力勞動鍛煉,具有完全的勞動觀點和民眾觀點,造成一支對勞動人民無限忠誠的能夠經受風險的幹部。”

在地方的黨的代表大會上作總結報告,不是一件個人行為。這個報告經過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的集體討論。送給胡喬木、田家英同志看過。胡喬木就階級矛盾問題,加進一大段內容。他們看過後送給毛豐席。毛主席修改之後,要《人民日報》加編者按,于1958年1月25日全文轉載。據王力回憶:“柯慶施報告的第一部分說:‘在階級矛盾消滅以後,正確和錯誤、革新和守舊、先進和落後、積極和消極這類矛盾,仍將不斷地在各種不同的條件和各種不同的情況下出現。而人類社會也就將在不斷地克服這類矛盾的過程中不斷前進,’毛澤東在這一段活後面加。寫了‘矛盾永遠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動力’一句。”

以爸爸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以高起點製定上海工業的發展規劃:“能夠生產高級、精密、尖端產品的一個強大的綜合性的工業基地.”在全體海人民和各級幹部的共同努力下,隻用了短短10年的時問,上海就完成了從以輕紡工業為主的工業城市到門類齊全、綜合配套的工業基地和科學基地的歷史性跨越,工業產值翻了一番。

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上海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快速發展是滿意的,對中共上海市委在爸爸的領導下的工作是肯定的。

1965年1月4日,爸爸在全國三屆一次人代會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1965年4月9日,爸爸在成都視察三線工作,因病不幸去世。

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北京為爸爸舉行追悼會。媽媽率4個子女,護送爸爸的骨灰乘專機到達北京。

周伯伯非常關心媽媽的身體。首都各界人士及外國駐華使節5萬多人前去靈堂吊唁,負責爸爸悼念儀式的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一次都沒有安排媽媽去守靈,隻安排我和大妹妹兩個年齡大一些的孩子,前往設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大殿的爸爸的靈堂守靈。

鄧媽媽向我們轉達周伯伯的話:“黨中央、國務院為柯老舉行了我黨有史以來最為隆重的追悼儀式。”

2001年1月28日,原上海市工業生產委員會副主任顧訓方回憶:“柯老去世後,一次周總理到上海來,在參觀上海工業展覽會時,他對我們懷念地說:‘現在,缺少像柯老這樣一位能夠把華東的工作統抓起來的人。’ 周總理還囑咐我們:柯老是患胰腺炎去世的,你們上海要研究醫治胰腺炎的課題。”

我們4個孩子是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關懷與幫助下成長的。爸爸去世後,組織上每月發給4個孩子生活費,直到後來媽媽寫信給黨中央,說孩子們都已長大成人,主動要求取消了這筆生活贊。

1966年初,周伯伯來上海,專程到康平路家中看望媽媽和我們。他關心媽媽的身體;他記得我們4個孩子的名字。一個一個地詢問學習與生活情況。周伯伯如同我們慈愛的父輩。

1976年1月8日,敬愛的周伯伯與世長辭;我隨媽媽去向他作最後的告別,望著那熟悉、寧靜、瘦削的面龐.我淚如泉涌。

為國為民做出豐功偉績的周伯伯啊,您專門利人而毫無利己之念,您身穿舊衣家居舊房;您公務繁忙,時常無暇吃飯,連一夜的安穩覺都無暇獲得;身後將骨灰都回歸大自然。您一身浩然正氣.將個人的一切乃至生命都融入黨和人民的事業之中,您的高尚和您的寬廣博大是中華民族精神家園中極其珍貴而堅實的支柱,您在人民心中永存!

有很長一段時間,每當我看見《參考訊息》刊登的各國人民懷念周伯伯的文章,就止不住淚水。

工人新村的家

1959年春節前,爸爸從北京開會回來,他十分滿意地走進了我們的第六個家,上海南部近郊的東廟工人新村。東廟一村早已住滿工人住戶。我們住在東廟二村一幢三層樓房,一層住的是警衛員秦尚荷和司機郝俊兩家人,秘書陳文一家住在三層。我們家在二層,房間都不大,會客室裏擺不進沙發,但爸爸就是喜歡這樣的家。

時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黨委書記的史堅叔叔來看望爸爸,他問:“柯老,你為什麽要搬到工人新村來住?有人有意見的。”

爸爸說:“你不知道上海是什麽地方。黨員幹部的作風,不抓不行。”

東廟一村與二村之間,未築高牆,未設門房,工人們都知道鄰居是市委書記們。難得一個星期天,爸爸興致勃勃地走出家門,工人新村裏的沙土路尚未平整,新栽的小樹苗嫩生生的。他一手牽著一個孩子,在春光明媚的工人新村裏輕松漫步。工人們的家庭近在咫尺,一扇扇窗戶敞開,傳出孩子們的歡笑聲;收音機裏播放的滬劇,唱腔悠揚動聽。下班回家的工人與市委書記

相遇,互相致意,鄰裏之間暖融融的。爸爸有時帶全家人走出工人新村,馬路對面就是一片接一片的農田。到了5月,金黃色的油菜花一眼望不到邊,在陽光下閃耀著歡樂的光芒,傳送著豐收的訊息。

柯慶施柯慶施

孩子們也喜歡東廟工人新村的家:這裏的鄰居多,小伙伴也多,可以開心地在院子裏追跑打鬧;這裏沒有高牆的限製,沒有門衛的盤查;一出門就是公共汽車的終點站,上車就有座位。經常有孩子來找我們玩兒,家中總是熱熱鬧鬧的。

工人新村有家小商店,媽媽常常帶我們去買東西。這家商店真好,不像淮海路上的商店人擠人。三八婦女節的那天,我和五四商量要送媽媽禮物。沒錢買怎麽辦?隻好向媽媽“借”。女售貨員熱心地推薦那些印著可愛的小娃娃的兒童手絹,我說這是送給媽媽的,售貨員更加和藹可親。花了兩角五分錢,神秘地買下一條天藍色提花女式手絹。用一張花紙精心地將手絹包好,工整地寫下:“祝親愛的媽媽節日愉快!”將這份禮物興奮而隆重地獻給了媽媽。

我們的家庭溫馨、和睦、融洽。

媽媽總是無微不至地照顧著爸爸的生活。午休時,爸爸安心地睡著了,因為有媽媽替他掌握時間。快到上班時,媽媽就會輕輕地倒杯開水或走上幾步,用這些精心設計出來的些許動靜,把爸爸從疲乏的睡夢中慢慢喚醒。猛然地被吵醒,容易產生心慌。夏天的中午,媽媽就派我們用竹桿驅趕窗外樹枝上吵鬧不休的知了,讓爸爸能靜靜地休息一會兒。

爸爸常說:“家常便飯最可口。”為了讓爸爸吃到可口的飯菜,媽媽經常親自下廚房,她能將平平常常的豆腐、青菜做得有滋有味。有時爸爸工作到深夜,媽媽就為爸爸和他的同事們下碗熱呼呼的面條。

每年爸爸過生日,媽媽不顧自己有風濕性心髒病不能勞累,親自去廚房為爸爸做他最愛吃的北京風味打鹵面。先要做拉面,這是個細巧活,又是個力氣活,面要和的硬一些,要用力地揉面團,直到十分滋潤;要用力地反復在面板上抻拉面條,直到被拉的很長卻不斷。這種做法抻出的面條吃起來既筋道又滑爽。煮熟一塊有肥有瘦的豬肉,切成薄片加上冬菇、木耳、黃花菜用小火熬成濃湯。臨出鍋時再勾芡打入蛋花、淋入花椒油,香噴噴的鹵子就做好了。媽媽坐在爸爸的身邊,看著他用筷子挑起長長的面條,吃得津津有味,她笑了。

孩子們過生日也吃打鹵面。爸爸會微笑著對小壽星說:“你今天長尾巴了!”家鄉的習俗,孩子長一歲就叫“長尾巴”。

媽媽從不會忘記給全家每一個人過生日,唯獨記不起她自己的生日。有一次,爸爸乘車下班路過花店,忽然想起今天是媽媽的生日。他想買一束鮮花為她慶賀,一摸衣袋內分文皆無,隻有媽媽為他準備的手絹、香煙盒與火柴。爸爸從來就身無分文,連人民幣都認不全。爸爸一回到家就說起了這件事,我們一聽都樂了。但我想,媽媽一定收到了這束美麗芬芳的鮮花。那天晚上,家裏洋溢著節日的歡樂氣氛。

我第一次見到爸爸送給媽媽的禮物,是爸爸出差時,買的一條有著兩千年悠久歷史的四川蜀錦絲織被面,墨綠的底色襯托著銀色的團花,高雅大方。

康平路的家

爸爸在上海工作十年,經常搬家。除了工作等方面的原因之外,主要由于爸爸不喜歡獨門獨院的花園洋房,他認為國家尚處在一窮二白的經濟條件下,住這種房子脫離民眾,心中很不踏實。

住在工人新村雖然很合爸爸的心意,但作為市委辦公廳存在不便之處。我們又要搬家了。

1959年冬天,媽媽與上海市公安局黃赤波局長等同志一起尋找房屋,她選中康平路165號的愛棠公寓。我們在這裏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自從1960年初,我們家搬到康平路之後就再也沒有搬過家,直到1983年12月底,我們隨媽媽離開寒風刺骨的上海,搬到室內溫暖如春的北京定居。

愛棠公寓在1940年代,是法國工程技術人員的公寓。我們搬進來以後,這裏成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的集體宿舍和市委辦公廳。

爸爸非常滿意這個家:住房面積不大,上下班不用坐車,與同事們互為鄰居。

樸素無華、佔地不大的三層辦公樓在北院。走進辦公樓是處小巧的前廳,地面鋪著墨綠與紫紅色雙色相間的方形草墊。樓上的過道也鋪著同樣的草墊,走上去的感覺雖然遠不如羊毛地毯,但同樣可以消除腳步聲,保持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辦公機關的寧靜與庄重。

爸爸的辦公室在二樓東側,擺放一張辦公桌和一套沙發,牆上掛著中國地圖。辦公桌上立著一盞式樣平常的台燈,井井有條地擺放著檔案、老花鏡、茶杯和煙灰缸。爸爸習慣整潔、有條有理。

走進家門,有屋三間,面積基本相同,約十多平米。當中一間是餐廳,有一張圓餐桌、靠牆有一台蘇聯外賓送的黑白電視機和一架租借的立式鋼琴。爸爸和媽媽帶著四個年紀尚小的孩子,六口之家圍桌而坐不顯擁擠。

我們家樓下三間屋的另外兩間,最裏面是客廳。靠近大門的那間是“多功能廳”。說“廳”太誇張,“多功能”,就很確切。屋內窗前擺著一張雙人寫字台,是工作人員的值班室。爸爸的秘書、衛士、司機,隻要聽到爸爸的召喚,一律有力而利索地回答:“有!”始終保持著軍人的作風。

這間房又是爸爸的會客室。下班後,一些中央來的同志或本市的局長、部長們找爸爸談工作,分別坐在雙人寫字台的兩邊,爸爸與來客一人一杯茶、一支煙,面對面傾心交談。

這間房還是爸爸的休息室。晚上難得閒暇,爸爸坐在寫字台前玩幾把撲克牌。他的牌局有固定的人選,他與司機郝俊打對家,秘書陳文與警衛秦尚荷打對家。人手不夠時,固定的替補隊員是同院住的市委辦公廳的副主任蘇超或方揚。孩子們可以站在一旁觀戰,但是要嚴守觀牌不語的原則,更不能做小動作。爸爸最容不得的事情是不光明正大,背後做小動作,他稱之為:搞鬼!

值班室寫字台上有黑、紅兩部電話機,黨中央、華東六省和上海市都通過這兩部電話,同爸爸時刻保持聯系。

1960年代初,台灣經常派遣小股軍隊進犯華東沿海地區,造成傷亡,破壞當地人民的和平生活。陳文叔叔晚上在這裏接到了有關方面的電話匯報,立刻向爸爸報告。我聽到之後,一種危機感油然而生,也許這是原因之一,無憂無慮的少年時代結束得比較早。

有時,孩子們陪著爸爸在康平路大院裏走走。康平路的院子,被市委行政處管理科花園班的師傅們,打掃修整得既幹凈又美麗。從龍華苗圃調來的蔣思遠師傅心靈手巧,人又勤快,使得院子裏的草坪青蔥,花兒盛開,樹木枝繁葉茂。

辦公樓北側,有一塊綠絨絨的草坪,被孩子們稱作前花園。由于靠近辦公區,全院幾十名孩子們從不到這裏來喧嘩。

放學回家,一走進康平路的大門,若發現在通向辦公樓的道路兩旁擺放著一盆盆盛開的鮮花,辦公樓大門兩側也有美麗的盆花,我就知道爸爸要在小禮堂會見外賓或內賓。

在我們家的門外也有一塊草坪,孩子們習慣稱作後花園。後花園裏有棵高大的玉蘭樹,草坪四周圍種著常綠植物。花園裏的鮮花四季開放:春天盛開嫩黃色的迎春花,初夏盛開潔白噴香的梔子花,秋天盛開隨風送香的桂花,冬天盛開怡人清香的臘梅花。白天後花園裏靜悄悄,下午放學之後就成為孩子們的樂園。國小生們有的連書包都來不及送回家,就跑進草坪和小伙伴們追跑起來。後花園裏,甜美的歡笑聲直上雲霄。

爸爸常說:“作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我們一定要使自己心裏沒有什麽個人得失,沒有自己小天地的得失,隻有整個革命的利益,黨的利益,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他堅決反對黨員幹部脫離人民民眾,堅決反對以權謀私。他以身作則,從一點一滴做起,去外地、去基層視察工作,堅決不允許設宴招待他;下鄉蹲點,堅決不接受生活照顧;沒有人敢給他送禮;他召開家庭會議,減少按照規定為他配備的工作人員。幾年中,家裏沒有炊事員。直到他去世,家裏沒有公務員。國家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為了早日渡過難關,毛主席帶頭減少自己的工資,爸爸也減少自己的工資,直到他去世也沒有恢復。

媽媽完全理解和支持爸爸。媽媽的行政級別和工資水準,自從50年代初國家實行薪金製時給她定下行政級別後,始終沒有變動過。直到80年代初,國家製定幹部離休製她辦理離休手續。因為每到媽媽工作的上海市委辦公廳的幹部們要晉級加工資時,爸爸總會同媽媽商量:“你還是再把提級的機會讓給其他人,好嗎?”1980年,媽媽的心髒病情加重,心動過速,心率不齊,出現了“房顫”,住進上海市華東醫院北樓(原上海市公費醫院)內科普通病房。一間病房內住著近十位來自工廠農村的病人,與媽媽鄰床的是一位來自江西的女工。這位女工三十多歲,身患重病,她的丈夫日夜守候在病床前。媽媽見他一天三頓飯都不舍得買菜,隻吃幹饅頭,就把自己那份飯菜先給他盛出一半。

爸爸以前能喝點酒。1954年到上海後,他心髒不大好,就很少喝酒了。宴請外賓時,服務人員專門為他準備一瓶白開水,以水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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