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

東漢

東漢(25年-220年)是中國古代的一個朝代,與西漢合稱兩漢。西漢與東漢之間有一個新朝,後被東漢所取代。東漢亦是漢朝的一部分,與西漢不同的是,東漢乃建都雒陽,而西漢則建都西邊的長安。不過,跟西漢相同,東漢同樣是當時世界上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前期的光武中興和明章之治,亦是中國史上的盛世之一。
  • 中文名稱
    東漢
  • 國家領袖
    劉秀,劉協
  • 外文名稱
    The Han Dynasty
  • 人口數量
    5600多萬(156年)
  • 簡稱
  • 所屬洲
    亞洲
  • 主要民族
    漢族
  • 首都
    洛陽
  • 主要宗教
    道教,佛教
  • 主要城市
    西安、許昌、南陽、邯鄲
  • 國土面積
    600萬平方公裏
  • 貨幣
    漢五銖
  • 時區
    東八區
  • 政治體製
    君主專製政體
  • 建立時間
    公元25年
  • 滅亡時間
    公元220年

基本概述

​東漢王朝始建立于公元25年(建武元年),在名義上存在到公元220年(獻帝元康元年)。

公元25年,劉秀在綠林軍的協助下,以武力擊敗了篡位的王莽,奪得帝位。劉秀身為西漢皇族,故仍定國號為漢,但建都洛陽,年號建武,是為漢光武帝。 建武二年,光武帝下令全面改革王莽所實施的舊政策,整飭吏治,設尚書六人分掌國家大事,以進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許可權;廢除“官奴”;清查土地,使人民生活逐步穩定下來。 到公元一世紀中葉,經過光武帝、明帝(58—76年在位)、章帝(76—89年在位)三代的治理,東漢王朝已經逐漸恢復了往日漢朝的強盛,這一時期被後人稱之為“光武中興”。

東漢地圖東漢地圖

公元89年,漢章帝薨,由年僅十歲的和帝劉肇即位,年號永元。因和帝年幼,統治權利完全落于章帝皇後竇氏與其兄竇憲之手。竇氏的專權引起了上下官吏的不滿,和帝于公元92年與宦官鄭眾等人合力誅滅竇氏, 鄭眾因功封侯。自此,宦官越來越甚地參與東漢的政治統治,加之自和帝劉肇以來歷代漢帝都寵信宦官,及至桓帝(公元132—167年在位)、靈帝(公元168—189年在位)年間,宦官的權利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形成東漢王朝後期的宦官與外戚專權的格局。

公元189年,靈帝駕崩,何太後臨朝。當時皇宮內宦官專權,涼州董卓率兵入洛陽,廢皇子劉辯,殺何太後,立劉協為帝,是為漢獻帝。事實上獻帝即位後並無任何權利,董卓獨攬大權,殘暴專橫,使得各地官吏紛紛舉兵反抗,逐步形成了諸強割據的局面,統一的王朝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後,獻帝又為曹操控製;公元220年,曹操次子曹丕逼迫獻帝讓位,東漢王朝宣布滅亡,繼之而來的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長期分裂的時期——三國時期。

東漢王朝在統治上沿用了許多西漢的方針與政策,而且在一些方面做了調整與改革,使之更加適于當時的社會狀況。在東漢前期,政權進一步加強與地方勢力的融和,使國家趨于穩定,在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都超過了西漢的水準。公元105年,蔡倫在前人的基礎上改造了紙張的製造技術,使我國的文字記錄方式脫離了使用竹簡的時代,同時造紙術也作為我們熟悉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而流傳至今。東漢對後世的另外一項貢獻是製陶業的發展,它使中國徹底脫離了青銅時代的材料束縛,把一些以前為豪門貴族專有的用品帶入了尋常百姓家。

自然科學方面,以張衡為代表的東漢學術界,有著很高的成就;張衡則以高超的工藝製造了“渾天儀”、“地動儀”等科學儀器,製造這些儀器的原理至盡仍被廣泛使用。另外,東漢末年的名醫華佗是有記載以來第一位利用麻醉技術對病人進行手術治療的外科醫生,他創造的“五禽戲”是我國第一套體操性質的健身活動。到東漢時期,書法、繪畫已不單純作為文字圖形符號使用,它們的藝術地位逐漸顯露出來,雖然今日東漢流傳下來的藝術品數量不多,但從其中依然能窺得漢文化的風貌。

東漢王朝前後歷十二帝,共一百九十五年。

恢復集權

建立東漢

劉秀稱帝

在王莽統治末年,西漢宗室後裔劉縯、劉秀兄弟參加了綠林起義。劉縯被劉玄殺死後,劉秀極力克製自己,避免了和劉玄的正面沖突。公元23年十月,劉玄派劉秀到黃河以北招集農民軍。劉秀到河北後,在地方官僚、豪強的支持下,消滅了當地的各支起義軍。同時收編了部分農民軍,壯大了自己的勢力,隊伍達幾十萬人。劉秀在河北站穩腳跟後,一面派鄧禹率軍西向關中,伺機向起義軍進攻;一面派馮異等監視更始政權的關東重鎮洛陽。公元25年六月,劉秀在鄗(河北柏鄉縣)稱帝,不久移都洛陽。

劉秀稱帝後,繼續對農民起義軍進行鎮壓。他派遣鄧禹、馮異率大軍入關,向赤眉軍進攻。又在豫西設定重兵防線,利用赤眉軍東歸的時機,把赤眉軍鎮壓下去。在河南、荊州地區,劉秀分派遣岑彭等人,圍剿了這一帶的起義軍及更始政權餘部。劉秀還派吳漢等率軍鎮壓了河北的檀鄉、五校、青犢等農民軍。隨後,劉秀派兵先後消滅了各地的割據者,到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才最終完成了對全國的統一。

中央集權

防範功臣

劉秀建國後,鑒于西漢時期權臣當政、外戚篡權以及地方權重等歷史教訓,極力加強皇權,強化中央集權製度。

東漢的創始人光武帝劉秀東漢的創始人光武帝劉秀

劉秀著意防範功臣、宗室諸王及外戚專權。劉秀在位時,大多數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讓他們享受優握待遇,而不參與政治。當時功臣能夠參議大政的僅鄧禹、李通、賈復三人而已。這幾個人亦深知劉秀心跡,“並剽(消除)甲兵,敦儒學”,以避猜忌。 劉秀對大臣更為警惕。建武時任大司徒者多遭打擊,如伏湛因事罷官,韓歆因剛直去位,又被逼自殺,歐陽歙、戴涉皆因罪下獄而死,史稱“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劉秀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為了提高皇帝的專製權力。

劉秀對宗室諸王及外戚的控製更嚴。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劉秀重申西漢時代的阿附藩王法,嚴禁諸王交通賓客,結黨營私。公元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漢明帝即位後,更是屢興大獄,株連極廣。

穩定社會

擴大尚書台的權力

劉秀通過擴大尚書台的權力,來削弱三公的權威。尚書台原系掌管皇帝秘書事務,負責發放公文的機構,官職資淺任輕,尚書令、尚書僅為千石、六百石的中下級官吏,尚書郎則多由令史久任者補之,為士大夫所輕視。尚書一職官卑品低,易于驅使,西漢後期已被重用。劉秀為進一步控製大權,又擴大了尚書台的組織,加強其職權。

于是,尚書台置尚書令、尚書僕射各一人,下設尚書六人,分管六曹事務。其中三公曹主管考課諸州郡事務;吏曹主管選舉、祭祀;民曹主管修繕功作、鹽池園苑事務;二千石曹主管訴訟;客曹主管少數民族及對外事務;中都官曹主管治安。此後一切政務不再經三公管理,所謂“雖置三公,事歸台閣(尚書台)”。(《後漢書·仲長統傳》)從此,尚書台成了皇帝發號施令的執行機構,所有權力集中于皇帝一身。

政權機構與軍事

漢以來,地方政權機構為郡縣二級製。劉秀把西漢時監察地方政情的刺史,固定為州一級的地方長官。刺史處理地方政務,不通過三公,可直接上奏皇帝,使地方郡縣也直接置于皇帝的控製之下。

東漢壁畫東漢壁畫

在軍事製度上,劉秀也作了重大改革。東漢建立不久,就廢除了執掌地方兵權的郡國都尉,以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及樓船士等,實際上取消了地方軍隊。在和平時期,少量維持地方治安的郡縣兵,由太守令長兼管,在某些沿邊地區則復設都尉或屬國都尉別領。總的來說,東漢時期地方軍隊的力量比較弱小。

劉秀還逐步擴大中央軍隊,來加強中央的力量。東漢軍製繼承西漢,中央軍以南北軍為核心。南軍由衛尉統率,掌宮城警衛,北軍由北軍中侯統領,掌京師衛戍。如有重大軍事行動,南北軍也可出征。另外,在重要的沿邊地區,設定邊防軍,也屬于中央軍隊的一部分,主要由烏桓校尉、度遼將軍、匈奴中郎將、護羌校尉等統率。這樣,不僅使中央集中掌握了鎮壓人民的武裝力量,而且也加強了對地方的控製。 總之,通過以上措施,東漢中央有效地集中了權力,維護了國家的統一,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

察舉和征闢

察舉和征闢是東漢選拔官吏的製度。所謂察舉,是地方州郡以“賢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薦上去,經過考核,任以官職。所謂征闢,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當官。

在名義上,被察舉和征闢的人,必須有“高才重名”,為鄉黨輿論所推崇。因之,為了爭取被察舉和征闢,當時的士大夫頗註意修飾自己的品行,以激揚聲名,抬高身價。有的人更是矯情造作,沽名釣譽,以便博取高官厚祿。在察舉和征闢時,賄賂請托,特權橫行,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選舉乖實”的狀況,甚至連最高統治者也不得不承認。漢明帝剛即位就說:“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托,殘吏放手。”(《後漢書·明帝紀》)就是在這種腐朽的選舉製度下,豪強地主盤根錯節地控製著各級政權部門,封建的等級關系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為官”的豪門閥閱、“儒學世家”開始形成。如鄧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將軍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長官48人,其餘官職不可勝數。弘農楊氏四世為三公,汝南袁氏則四世五公。這些世家大族,以後就發展成為門閥士族。

疆域

廣大領土

新朝末年,疆域萎縮。東北復原真番、臨屯二郡。西南地區由七郡變成五郡,並且放棄海南島上的珠崖、儋耳二郡。東漢光武帝劉秀光武中興後情勢得到改觀,版圖基本恢復。東漢末期,中原戰亂不斷。曹操放棄定襄、雲中、北地等六郡。由于 漢獻帝時各方勢力相互征討,中央無暇顧及地方,所以河套、陝北、晉西北、河北北部地方先後放棄。

東漢初年疆域東漢初年疆域

高句麗與林邑兩國蠶食東北及南方土地。隻有西南地區擴展至大盈江一帶,其中益州郡、牂牁郡、永昌郡,與西南滇王(前278年—115年)、夜郎王(直至前27年)、哀牢王(直至76年)及鉤町王共同並存。

東漢末年群雄割據情況東漢末年群雄割據情況

公元194年(漢獻帝興平元年),李傕控製下的漢獻帝分涼州和三輔地區置雍州。轄郡九。治所長安,在今陝西西安西北偏西。轄境相當于今陝西中部、甘肅東南部、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及青海黃河以南的一部分。

社會經濟

生產發展

水利發展

灌溉工具、水利事業獲得改進和發展。在各地發現的東漢墓葬裏,經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組合的模型,有從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還在出口處安置閘門。漢靈帝時,宦官畢嵐總結勞動人民的實踐經驗,創作翻車和渴烏,使灌溉水準大大提高。

東漢時期,不僅修復和擴建了許多已堙廢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如汝南地區的鴻隙陂,西漢時堙廢。東漢初,鄧晨任汝南太守,加以修復,可以灌溉幾千頃良田。後來又不斷加以擴建。漢和帝時,太守何敞又在那裏修治渠道,開墾良田三萬多頃。又如下邳徐縣北的蒲陽陂、廬江的芍陂、會稽的鏡湖等,都是當時著名的灌溉工程。

東漢東漢

東漢前期,各地還開鑿了許多灌溉渠道,三輔、河內、山陽、河東、上黨、太原、趙、魏及河西、江南地區,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區還開闢了很多稻田。 黃河的治理,更是當時一項巨大的水利工程。公元1世紀初,黃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區決堤,河道南移,改從千乘(山東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濫成災,淹沒了幾十個縣。漢明帝時,在著名水利專家王景、王吳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儀渠,並從滎陽至千乘海口千餘裏間修渠築堤,從而使河、汴分流。黃河受兩堤約束,水勢足以沖刷沙土,通流入海。經過廣大人民的辛勤勞動,終于戰勝了黃河水患。此後八百年間,黃河沒有改道,水災也減少了。

生產工具改進

生產工具的改進有顯著的成就。東漢時,出現了短轅一牛挽犁,它操作靈活,便于在小塊農田上耕作。這種短轅一牛挽犁的出現,是跟犁鏵的改進結合在一起的。東漢時,已經大量使用全鐵製犁鏵,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漸縮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鐵製的耕作工具也逐漸增多。在四川樂山崖墓石刻畫像中見到的曲柄鋤,是便于鏟除雜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綿陽發現的鐵製鉤鐮,全長35釐米,是專用于收割的小型農具,操作起來很方便。

據記載,漢獻帝末年,雍州刺史張既曾令隴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見水碓在當時已經普遍採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帶動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腳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要高得多。考古發掘還不斷有陶風車、陶磨盤模型出土,都說明農產品加工工具有了顯著進步。

牛耕技術

牛耕技術在東漢時受到了普遍的重視。當時,一些地方官吏註意推廣牛耕技術,鐵犁牛耕技術已從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帶推廣。陝西綏德縣東漢畫像石上的牛耕圖,和米脂縣東漢牛耕圖,證明陝北高原的牛耕技術和中原地區已沒有什麽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當地推廣牛耕,田畝年年增闢。在西漢後期發明的精耕細作的區種法,到東漢時期得到了迅速推廣。

東漢牛耕技術東漢牛耕技術

在崔實的<四民月令>中,記述了地主田庄內精耕細作經營農業的一些情況。這種田庄的農業經營,十分註意時令節氣,重視殺草施肥,根據不同土壤的性質,種植不同的作物,採用不同的種植密度。並能及時翻土曬田,雙季輪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由于農田水利工程的興建,農耕工具的改進,農業耕作技術的提高以及精耕細作方法的推廣,大大提高了社會生產力,使東漢時期的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和帝永興元年(公元105年)的墾田數位達到732萬多頃,人口達到5325萬多人。這個數位略低于西漢,但如果把東漢豪強地主隱瞞的田畝和人口包括在內,實際的墾田面積和人口數位肯定要超過西漢。

冶鐵技術的改進

由于東漢鐵製農具的普及,鋼鐵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從而推動了冶鐵技術的改進。東漢初,南陽冶鐵工人發明了鼓風爐(即水排),利用水力轉動機械,使鼓風皮囊張縮,不斷給高爐加氧。水力鼓風爐的發明,是冶煉技術史上的一大進步。在鐵器鑄造方面,東漢時已熟練地掌握了層疊鑄造這一先進技術。在河南溫縣發現的一座烘範窯,出土了五百多套鑄造車馬器零件的疊鑄泥範。把若幹個泥範疊合起來,裝配成套,一次就能鑄造幾個或幾十個鑄件。同時,疊鑄技術有重大改進,由原來的雙孔澆鑄,改為單孔澆鑄。疊鑄技術的改進,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節省了原料。考古發掘資料證明,東漢時鐵製用具已普遍套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鐵釘、鐵鍋、鐵刀、鐵剪、鐵燈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證據。

冶鐵技術冶鐵技術

東漢時期,在冶鐵手工業中已經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鞏縣的冶鐵遺址中曾發現混雜了泥土、草莖製成的煤餅,說明煤已被用來煉鐵。巴蜀地區還利用天然煤氣煮鹽。在紡織業方面,東漢初年已能用織花機織成色彩繽紛、花紋復雜的織錦。當時,蜀錦已馳名全國,襄邑(河南睢縣)和齊(山東臨淄)的絲織業特別發達。考古材料還證明,在邊疆地區,絲織業也有很大的發展。新疆不少地方漢墓出土的紅色杯紋羅,織造勻細,花紋規整,反映絲織工藝水準相當高。在同一地區出土了組織細密的織花毛織品,顏色鮮麗,顯示出當時西北高度發展的毛紡織工藝技術。

造紙業與漆器業

東漢時期,造紙業取得了極大的成就。西漢時,造紙工藝還處在探索階段。《後漢書》記載,漢和帝時,尚方令蔡倫總結勞動人民的經驗,發明了用樹皮、麻頭、破布、舊漁網等作原料造紙的技術。新的造紙工藝,主要是在紙漿的化學處理和漂白等關鍵工藝上有了重大突破。蔡倫的發明,使造紙原料多樣化,還能化舊利廢,取材方便,提高了紙的質量,便于普遍推廣。蔡倫的功績是不朽的,當時天下都稱之為“蔡侯紙”。從此,紙張迅速代替了過去的竹簡、木牘和縑帛,大大便利了科學文化的傳播和推廣。公元8世紀時,中國造紙術傳入西亞,以後又傳入歐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廣。紙的發明使用,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

東漢時期蔡倫發明造紙術東漢時期蔡倫發明造紙術

其它如漆器業、陶瓷業等手工業部門,在東漢時也都有進一步的發展。當時的漆器以蜀郡、廣漢出產最為有名,兩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絕倫的手工藝品。當時,瓷器燒製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從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後來的青瓷。

經濟先進區域

鐵工具的普遍推廣和牛耕技術的提高,大大增強了人們向自然界鬥爭的能力,特別是它使江南河網沼澤地區的大規模開發成為可能。加上當時各種社會原因,東漢時期的經濟區域開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東漢以前,中國經濟的先進區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別是包括關中在內的黃河中下遊地區。當時的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到了東漢後期,這種情況開始有了較大的變化。黃河流域的某些地區人口減少,出現了衰落的跡象。而南方出現了新的經濟發展地區,人口在急劇上升。如西漢時,長安附近的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一帶,地處關中地區,人口特別稠密,共有240多萬。到東漢時,關中戰亂頻仍,殘破不堪,人口銳減至50餘萬。兗州也由780多萬減至400萬左右。相反,南方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成長。揚州人口從320多萬增到430多萬;荊州人口從350多萬增到620多萬;益州人口也從470多萬增到720多萬。

隨著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區的開發速度加快。如太湖和錢塘江流域,西漢時統由會稽郡管轄,東漢時分為吳、會稽二郡,這正是經濟發展的直接結果。其他如鄱陽湖、洞庭湖周圍地區及成都平原一帶,都在不斷發展,成為新的經濟發達區域。不過,東漢時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黃河中下遊一帶。因之,黃河流域仍是當時的經濟、政治中心。

庄園經濟

田庄式的生產經營

東漢時期,豪強地主都佔有大量土地,通常又採取田庄式的生產經營方式。在當時的田庄中,有農、林、牧、漁各業,還從事某些手工業的生產,或進行一定的商業和高利貸活動,具有極強的自給自足性質。例如劉秀母舅樊宏在湖陽經營的田庄,其中有數裏面積的樊陂,田地達三百餘頃。在這個田庄中,廬舍樓閣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可見其規模很大,具有多種經營的特點。另外,樊宏還“好貨殖”,從事商業和高利貸活動。(《後漢書·樊宏傳》)在四川發現的畫像磚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同樣情景。

崔實所寫的《四民月令》,對地主田庄的經營情況反映得很詳盡。所謂:田庄裏種植著小麥、大麥、春麥、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糧食作物,胡麻、牡麻、藍靛等經濟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製作各種醬、酒、醋及飴糖等食物;又種植葯用植物,以配葯品。在這種大田庄裏,還種植各種林木以及果樹,飼養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產方面,自己養蠶,紡織各種麻布和絲織物,製作衣、鞋,製造農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糧食及農副產品的買賣。可見,在地主田庄裏,各類生活資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給自足。

剝削勞動者

東漢時,豪強地主大都利用宗族血緣關系作為剝削勞動者的手段,使地主和農奴的關系罩上了一層溫情的面紗。當時,豪強地主常常聚族而居,特別是在西漢末年戰亂中,他們往往糾集宗族,建築塢堡以自守。東漢以後,隨著封建隸屬關系的強化,豪強地主的貧困宗族,大多成為田庄裏的勞動者。在庄園裏,勞動者主要有宗族、賓客、徒附和奴隸,他們對豪強地主有極強的依附性。其中庄園主的貧困宗族、賓客地位略高,徒附是典型的農奴,奴隸則最為卑賤。

豪強田庄裏的勞動者所受的剝削都很沉重,地租剝削大概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除實物地租外,他們還得無償地為田庄主服勞役。不但如此,豪強地主還把他們編製起來,組成私人武裝,平時看家護院、巡警守衛,戰時則跟隨主人打仗。這種豪強地主的私兵,史稱“部曲”。由于剝削的沉重,宗族、賓客、徒附的生活都極其痛苦,“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崔實《政論》) 為了消弭農民的反抗,豪強地主也有意識地利用宗親關系,分化農民。據《四民月令》記載,每年春耕前後,庄園主就“賑贍窮乏,務施九族,自親者始”。秋收前後,又“存問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對同宗貧困而死者,則糾合宗人,合族收葬。冬月臘日,還要“請召宗族、婚姻、賓旅、講好和禮”,“休農息役”。于是,在封建庄園內部往往形成相對緩和的關系。所以,在東漢時期,封建田庄還能較好地組織生產。正因為如此,每當遇到戰亂之際,常常出現豪強地主率領大群宗族賓客、徒附義從,或擇地避亂,或築塢自守,甚至合族開上戰場,舉宗進行叛亂的現象。在農民起義的年代裏,豪強地主的庄園武裝也成為鎮壓農民軍的力量。

封建製度

自耕農

東漢時期,封建政府雖在形式上實行嗆篋薄賦的政策,但事實上農民受到多方面的盤剝。地主、官吏欺凌人民,轉嫁負擔,花樣百出。如漢明帝時,政府下令推廣區種法以增加產量。結果,有些地方通過多報農民耕地,把租稅負擔強加在農民頭上。又如東漢初,禁止農民從事商業活動以妨礙農時,地方官吏及豪強地主遂據此對農民進行種種限製,規定有田者不得捕魚,以便他們營私牟利。此外還在各種借口下任意征發,轉輸遠戍等等,更使農民喘不過氣來。總之,農民的賦稅徭役負擔非常沉重,加上豪強地主的欺壓,使農民生活極其艱難,常常落得“飢餓流離”的結局。

封建國家所有製

封建國家所有製經濟是東漢時代另一種重要的經濟形式。封建國家不僅掌握著大量土地及山林川澤,並且還直接經營許多生產事業。特別是手工業方面的經營,更多地集中在封建國家手裏。

在東漢的政府機構中,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僕所掌管的生產事業最多,也最重要。大司農除了經管國家賦稅收入外,還主管屯田等事務。東漢時期的屯田,以軍屯為主,在沿邊地區,還有募民屯田及放免刑徒屯田。大司農所屬的平準署和導官署,還分別進行各種絲麻紡織品的染色加工及糧食加工。東漢時,鹽鐵生產由郡國經營管理。少府實際上是皇帝的大管家,它除了管理山林川澤的各種稅收外,也直接組織皇室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各類奢侈品的生產。少府在各地著名的手工業中心,都設有工官組織生產,其規模都相當龐大。將作大匠直接主持宮室、都邑、園苑、陵墓等土木工程的營造。太僕則主造各種兵器器械,並管理各處牧苑。

在東漢國家經營的生產事業中,還較多地使用奴隸。同時,還有大量罰作苦役的罪犯、服徭役的農民和少數傭工人。大規模的土木工程,則更多依靠征發徭役來完成。

人口統計

受秦連續十幾年的殘暴統治及秦末八年楚漢戰爭的影響,社會經濟崩潰,人口耗損巨大。戰爭期間人口已經下降到秦朝末期水準,並繼續大幅度下降。因此,西漢之初大約之後有1300萬人口。西漢建立以來,統治者吸取秦朝覆滅的教訓,宣布取消秦總總暴政,減輕人民賦稅徭役,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故社會經濟得到恢復,人口也有較快成長。到文帝末年(公元前157)已是“民近戰國”,達2500萬人口。景帝末年(公元前141)人口已超3000萬。從元狩六年(前129年)起,期間因為征伐匈奴單于國和自然災害頻繁,並且賦稅徭役加重,到漢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全國人口隻有3200萬。漢武帝之後,繼任者吸取了教訓,繼而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至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的戶口調查,戶口達到12,233,620戶,人口已經達到59,594,978人。

民族關系

匈奴關系

南匈奴

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貴族之間爆發了爭立單于的鬥爭,互相猜忌,出現裂痕。加上蒙古草原上連年旱蝗,“人畜飢疫,死耗太半”,匈奴遂分裂為南北兩部。劉秀接受了南匈奴的歸附,令其入居雲中,東漢政府每年供給南匈奴一定數量的糧食、牛馬及絲帛等物資。南單于則遣侍子入朝,分置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西河等緣邊八郡,協助東漢防御北匈奴的侵擾。

北匈奴南匈奴歸附東漢王朝後,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勢力大大削弱,在南北交戰中,數次被南匈奴擊敗。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東漢王朝大舉反擊,竇固等分兵四路,深入北匈奴腹地,取得很大的軍事勝利,往北追至蒲類海(新疆巴裏坤湖),並留屯于伊吾盧城(新疆哈密)。到漢章帝時,北匈奴日益衰弱,先後有數十萬口入塞投降。 公元89年(永元元年),竇憲、耿秉等率領漢軍會合南匈奴大舉北進,與北單于交戰,連戰皆捷,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在以後的二年內,北匈奴不斷失敗,向西遷移。以後,北匈奴的一部分越過中亞、西亞遷往歐洲

烏桓關系

公元46年,匈奴內部發生分裂,烏桓各部乘機擺脫了匈奴的控製。南匈奴歸附東漢後,烏桓也向東漢政府表示臣服。劉秀封郝旦等大小酋長八十餘人為侯王君長,使其居住于幽、並二州緣邊十郡境內,招募烏桓族人內附,在上谷郡寧縣(河北宣化縣西北)設護烏桓校尉,監領烏桓各部。東漢王朝歲給烏桓人衣食,利用他們善于騎射的特點,讓他們助守邊防。烏桓各部世代為東漢守邊,實際上成了一支世襲的僱傭軍隊,直到魏晉時期,烏桓鐵騎仍名聞天下。

鮮卑關系

南匈奴和烏桓相繼歸附東漢後,鮮卑各部也遣使通好。公元54年(建武三十年),鮮卑接受了東漢中央的封號,也受護烏桓校尉監護。東漢還收買鮮卑部落大人,使之專門對付北匈奴。

東漢中期,北匈奴殘部西遷,鮮卑族乘機佔領了匈奴故地,與散居在原地的十餘萬落匈奴人融合在一起,勢力迅速強盛起來。從此以後,鮮卑族擺脫了對東漢王朝的依附,並成為東漢中後期在北方的一支威脅力量。

羌族關系

東漢初,劉秀在削平隴西割據勢力後,復置護羌校尉,管理羌族諸部落,並陸續遷羌族于隴西、天水、扶風諸郡(甘肅東部、陝西西部一帶)。公元58年,竇固等攻破青海境內未臣服的燒當諸部後,又把他們遷徙至關中一帶。為了隔斷徙居內地的羌族諸部與青海境內未臣服羌族的聯系,防止他們聯合反抗,東漢政府在今青海西寧、樂都一帶建立屯田區,長期駐軍屯墾。從漢安帝時起,羌族人民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起義,前後延續五六十年。羌族人民的鬥爭和各地的農民起義相呼應,給予東漢王朝以致命的打擊。由于長期的殘酷戰爭,使整個西北地區殘破不堪,社會生產遭到巨大的破壞。

蠻族關系

在西漢末年的社會大變動中,大量漢人流入湖南地區,與蠻族人民錯居雜處。東漢建立後,當地郡縣為了重新控製這些流亡人口,也與蠻族人民發生了沖突。公元47年(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蠻首先起來反抗,攻擊當地郡縣。劉秀派萬餘軍隊前往鎮壓,結果全軍覆沒。第二年,李嵩、馬成督軍進剿,仍然不能獲勝。第三年又派伏波將軍馬援帶領四萬多人前往鎮壓。漢軍死耗大半,馬援也因疫疾死亡。最後,起義者才被鎮壓下去。東漢中葉後,由于加重了對蠻族的控製和搜刮,結果引起了各地蠻族大起義。蠻族人民連綿不斷的反抗鬥爭,一直延續到東漢王朝覆滅為止。

日韓關系

在東漢末年,朝鮮半島北部先後興起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國家,三韓的發展水準雖略有不同,但都處在由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階段。他們在東漢的強烈影響下,並沒有向奴隸社會發展,而是模仿漢朝的剝削方式和政治製度,從而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日本島上居住著倭人,東漢時倭人分為一百多個小國。早在西漢時,倭人就通過朝鮮半島與漢朝有了交往。東漢時雙方關系更為密切,公元57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派遣使臣與漢通好,劉秀遂以“漢委奴國王”金印相贈。這顆金印已在日本九州志賀島崎村出土,成為中日友好的歷史見證。

越南關系

東漢時,越南北部設定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東漢初,錫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種技術,設立學校,傳播先進文化,對改變當地落後狀態起了很大促進作用。但後來蘇充任交趾太守,對越人加重剝削,引起越人的強烈不滿。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交趾征側、征貳起兵反抗,得到九真、日南等地人的回響,很快攻佔六十多座城池。征側、征貳自立為王,這就是越南歷史上著名的二征王。二征王不久就被伏波將軍馬援鎮壓。東漢在鎮壓二征之後,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改革,如穿渠溉田,發展農業生產,廢除殘暴的“越律”十餘條等。東漢先進的經濟、文化給越南以深刻的影響。

亞歐關系

自張騫出使西域之後,通過絲綢之路,漢朝與中亞、歐洲建立了經常的貿易關系。公元97年(永元九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國(羅馬),一直到達條支海(波斯灣)。甘英這次出使,雖然沒有直接開闢與大秦通商的道路,但也反映出東漢要與歐洲建立關系的願望。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大秦商人來到中國,以大秦王安敦的名義,贈送漢桓帝一些禮物。此後漢與羅馬的貿易關系更為頻繁。 東漢時期,印度、緬甸等國與中國的關系也更為密切。據記載:公元94年(永元六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來訪,雙方互贈禮物。公元97年,緬甸北部的撣國王雍由調派遣使者向漢王朝贈送珍寶。東漢政府則以金印回贈。公元120年(永寧元年),雍由調再次遣使來漢,並“獻樂及幻人”,緬甸的音樂雜技,在當時深受歡迎。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漢與印度的聯系就日趨密切。特別是漢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經以後,印度的僧侶大量來到中國,譯佛經,傳佛學,對中國的文化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

黨錮之禍

竇氏專權

東漢時期,劉秀之後的皇帝除明帝、章帝外,幾乎都在幼年繼位。因而每一代開始時,總是由皇太後臨朝稱製。這些年輕的皇太後,要掌握封建國家的專製權力,隻能依靠兩種人,一種是她的父兄,即外戚;另一種是她身邊的奴才,即宦官。而皇帝長大以後,有時也會與外戚、宦官發生利害沖突,甚至相互殘殺。但是,一般說來它們是三位一體的,外戚與宦官,是專製主義皇權的左右手,是寄生在皇權肌體上的一對毒瘤。

章帝死後,和帝即位,年僅十歲,竇太後臨朝,其兄弟竇憲、竇景等並居機要,掌握實權。當時,竇氏一門富貴,其子弟親戚,飛黃騰達,所受賞賜,使東漢政府“倉帑為虛”。竇氏兄弟都驕縱不法,甚至其奴僕也“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掠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仇”。(《後漢書·竇憲傳》)在擊破匈奴後,竇憲任大將軍,權勢更盛。

宦官崛起

竇氏權勢的膨脹,和日益長大的皇帝終于發生了矛盾。公元92年(永元四年),漢和帝在宦官鄭眾等人的幫助下,誅滅了竇氏勢力,鄭眾因功封侯,參與政事,宦官勢力開始成長起來。

和帝死,鄧太後為了把持大權,廢和帝長子,改立僅百日的殤帝。殤帝死,她又立十三歲的安帝。鄧太後之兄也開始輔政。不過,鄧太後吸取了以往的教訓,一方面註意壓抑家人,另一方面更多地依靠宦官掌握專製權力。于是,宦官的權利繼續膨脹。鄧太後死後,因為爭權奪利,安帝乳母王聖、宦官李閏等,誣告鄧氏兄弟及宦官圖謀廢立,驅除了鄧氏勢力。安帝親政後,閻皇後兄弟閻顯等及帝舅耿寶並為卿校,典掌禁兵;宦官李閏、江京、樊豐等並掌機要,形成了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政權的局面。

安帝統治時期,政治敗壞。外戚宦官更相勾結,胡作非為。安帝死後,閻顯又依恃其妹皇太後的聲勢掌握大權。不久,另一派宦官孫程等十九人,又消滅了閻氏勢力,迎立被廢的皇太子劉保,是為順帝。在外戚宦官的互相爭鬥中,皇帝已完全成了傀儡

梁氏暴政

從公元135年(陽嘉四年)到公元159年(延熹二年)的二十多年裏,大將軍梁商、梁冀父子相繼掌握政權,外戚勢力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順帝死後,梁太後臨朝,梁冀的權力越來越重,年幼的質帝說了他一句“跋扈將軍”,就被毒死。太尉李固等主張建立長君,以安定帝位,觸犯了他的忌諱,都被誣陷下獄死。梁冀與宦官曹騰合謀,立尚未成年而又昏庸無能的桓帝,從而獨攬大權。當時,百官升遷任免,都要先到他家謝恩,才能到尚書台辦手續;地方郡縣每年進獻的貢品,要先把上等的送給梁冀,然後才把次一等的獻給皇帝。專橫暴虐,達到了極點。

梁冀一家窮奢極侈,為非作歹,大肆搜刮財富。其殘忍貪暴,引起了公憤。梁冀的兩個妹妹──皇太後和皇後死後,他失去了靠山。在一群宦官的策劃下,桓帝消滅了梁氏勢力,自公卿大臣至故吏賓客,因牽連而死、免者,有好幾百人,一時“朝廷為空”。沒收梁冀的家財,拍賣後值錢30多億,等于當時東漢王朝半年的租稅收入。

黨派鬥爭

宦官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人,因討滅梁冀之功,同日封侯,世稱“五侯”。單超任車騎將軍,位等三公。宦官的淫威,使得“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單超早死,四侯專橫,他們作威作福,殘害人民。中常侍侯覽,大肆聚斂,貪贓以巨萬計,前後奪取民田一百多頃,住宅381所,自己模仿皇宮修建大規模的住宅16區,都有樓閣、池塘、園囿。當時,宦官的兄弟姻戚,宰州臨郡,到處為非作歹,殘害民眾,民不堪命,東漢統治異常黑暗。

桓帝死,竇太後臨朝,立12歲的劉宏為帝(靈帝),其父竇武任大將軍輔政。在宦官勢力猖獗的情形下,竇武與官僚陳蕃等密議,圖謀驅除宦官勢力,但竇太後不肯。不久,機密泄露。宦官曹節等發動政變,幽太後于南宮,殺死竇武、陳蕃,獨霸朝政。當時,靈帝常說:“張常侍(張讓)是我公,趙常侍(趙忠)是我母。”宦官成了皇帝的衣食父母,他們更為所欲為,肆無忌憚了。

反對擅權

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統治,使東漢王朝面臨崩潰的邊緣。在此深重的社會危機面前,統治階級中有一部分人,開始對東漢政權的前途感到憂慮。他們反對外戚宦官專權,要求改革政治,修補樊籬,維系東漢王朝搖搖欲墜的統治。

反對外戚宦官擅權的營壘,以一部分開明的官僚為主體,還有一些太學生和郡國生徒。他們反對外戚宦官,除了為挽救東漢政權危機的共同出發點外,一個直接的原因是外戚宦官專權堵塞了他們的政治出路。外戚的黨羽,宦官的爪牙,控製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機構,選舉不實的情況更加嚴重。這就不能不引起社會輿論的抨擊。時諺說:“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樸子外篇》卷一五《審舉》)選舉製度混亂,太學生和郡國生徒不能按正常途徑進入政治舞台,引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他們議論政治,品評人物,對外戚宦官進行猛烈的攻擊。

階層鬥爭

官僚、學生與外戚宦官的鬥爭,大體上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順帝以前,第二階段為桓靈時期。

在第一階段,反對外戚宦官的鬥爭,一般隻是個別或少數人的行動,還沒有形成一股勢力。早在和帝初年,竇憲兄弟專權,驕縱不法,激起了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的反對,他們採取措施,打擊竇氏的黨羽爪牙。和帝死後,司空周章因反對鄧太後廢嫡立庶,反對外戚、宦官專權,企圖發動政變,事泄後自殺。安帝末年,宦官與外戚閻顯、耿寶相勾結,虛耗國庫,竭民資財。太尉楊震等人反復上書,抗議外戚宦官濁亂朝政。結果楊震被罷官,憤而自殺。公元133年(陽嘉二年),李固對策,要求“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禁絕宦官子弟“為吏察孝廉”。

公元142年(漢安元年),東漢政府派遣杜喬等八人分行州縣,監察刺史二千石臧否,侍御史張綱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公開宣言:“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並劾奏梁冀兄弟專權納賄,結黨營私。張綱的行動,震動了整個洛陽。 桓、靈以後,朝政完全為外戚宦官勢力所把持,連皇帝的廢立都操縱在他們手裏。政治更加敗壞,人民的苦難也越發深重,面對這種黑暗的現實,有更多的官僚和地主知識分子聯合起來投入反對外戚宦官腐朽勢力的鬥爭,但遭到鎮壓,造成了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這是鬥爭的第二階段。

第一次黨錮

桓帝在位時,前期是梁冀專製,後期則五侯橫暴,官僚和太學生與外戚、宦官的鬥爭,從一開始就非常激烈。順帝死後,圍繞立帝問題,進行了多次較量,最後梁冀殺了反對派首領李固、杜喬,擁立桓帝。梁冀失敗後,桓帝又被宦官所挾製,這就進一步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太學生的憤怒。李固、杜喬等人的鬥爭,得到了社會上的普遍同情,一時,李杜之名聲滿天下。桓帝後期,宦官集團獨霸政權。在這種背景下,涌現出一大批以清高自守、敢于抨擊宦官勢力的反對派人物。在反對宦官集團的鬥爭中,李膺成為著名領袖。

李膺出身于衣冠望族,他任河南尹時,因打擊宦黨而被下獄,不久復為司隸校尉。宦官張讓弟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罪躲在張讓家中。李膺派人到張讓家中搜出處死。許多宦官害怕李膺,不敢走出宮門。李膺敢于打擊當權的宦官,名聲越來越大。他與太尉陳蕃、南陽太守王暢都受到士大夫的敬重。以李膺、陳蕃等為首的反宦官鬥爭引起了宦官集團的嫉恨。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派人誣告李膺與太學生朋比為奸,桓帝遂詔令全國,逮捕“黨人”,收執李膺、陳實等二百餘人。第二年,把黨人赦歸田裏,禁錮終身,不得做官。這就是第一次黨錮。

第二次黨錮

桓帝死,靈帝繼位,太後父竇武為大將軍輔政。竇武嫉惡宦官專寵,遂與陳蕃合作,起用被禁錮的“黨人”,打算消滅宦官勢力。但因事機泄漏,宦官曹節等發動政變,竇武兵敗自殺,陳蕃等遇害。公元169年(建寧二年),宦官侯覽使人誣告張儉結黨謀反,曹節又乘機奏捕“黨人”。李膺、杜密、虞放、範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牽連,以至于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人民民眾同情和支持被宦官集團迫害的所謂黨人,某些黨人逃亡時,許多人“破家相容”。這說明反對宦官專權,客觀上反映了人民民眾的利益和願望。

公元172年(熹平元年),竇太後死,有人在洛陽朱雀闕上書寫反對宦官專權的文字,宦官集團又一次四出搜捕“黨人”及太學諸生千餘人。公元176年,又下詔規定,凡是“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內的親屬,都一律免官禁錮。這就是第二次“黨錮”。這次黨錮繼續了十幾年,直到黃巾大起義後,東漢政府才宣布赦免“黨人”。

摧垮政權

階級矛盾

統治腐朽

東漢中期以後,各種社會矛盾開始大量積聚起來。隨著豪強地主勢力壯大,封建大土地所有製不斷發展,土地兼並激烈進行,使大批農民失掉土地,淪為農奴,或流離失所。由于外戚宦官專權,政治黑暗,官吏貪殘,橫征暴斂,敲詐勒索,人民負擔沉重,苦難日深。加上因多次鎮壓羌族人民的起義,造成了“兵役連年,死亡流離”的惡果,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

到了桓帝、靈帝統治時期,統治階級更加腐朽。桓帝、靈帝後宮彩女都有數千人,衣食之資日費數百金。封建國家財政枯竭,經常減百官俸祿,借王侯租稅,以應付軍國急需;桓帝還公開地賣官鬻爵,大肆聚斂。到了靈帝時期,更變本加厲,拼命搜刮。他公布賣官的價格,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甚至不同的對象也可以有不同的議價。既然可以用錢買官,貪污就成了合法行為,官吏一到任,就盡量搜刮。政府為了多賣官,就經常調換官吏,甚至一個地方官,一個月內就調換幾個人。為了刮錢,靈帝還規定,郡國向大司農、少府上交各種租稅貢獻時,都要先抽一分交入宮中,謂之“導行錢”。又在西園造萬金堂,調發司農金帛充積其中,作為他的私藏。他還把錢暫存在小黃門、中常侍那裏,各有數千萬。

破壞生產力

東漢王朝的腐朽統治,以及統治者對人民敲骨吸髓的壓榨,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加上水旱蝗災連年不斷,人民更無法生活。公元153年(永興元年),全國有三分之一的郡縣遭受水災、蝗災,有幾十萬戶傾家蕩產,流浪在外,冀州出現了人相食的慘劇。到靈帝時,“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人民在毫無生活出路的時候,隻有起來反坑,爭取生存。

東漢後期的七八十年間,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動蕩不安,小規模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連綿不斷。這些起義雖然都被鎮壓下去,但是人民並沒有屈服。當時有一首民謠說:“發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小民從來不可輕。”(崔寔《政論》)它生動地表現了農民誓死反抗東漢統治者的決心。

黃巾起義

原始道教

原始道教的傳播在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農民大起義一觸即發的時候,原始道教中的兩個著名教派正在民間流行,這就是太平道和五鬥米道。早在西漢成帝時,甘忠可造了一部《天官歷包元太平經》,主張“易姓受命”,後被判處死刑。東漢順帝時,琅邪人于吉又造了一部《太平清領書》。後來這部書落在張角手裏,張角就根據這部書傳道,故稱太平道。張角宣稱太平道是黃帝老子所創,所以太平道又叫“黃老道”。《太平經》說:“人無貴賤,皆天所生。”主張人人平等。這一思想反映了農民反對地主壓迫、剝削的願望。

五鬥米道的教義與太平道相似,創始人是沛人張陵。順帝時張陵作道書,並向民眾傳道。受道的人都要出五鬥米,故稱五鬥米道。東漢末年,五鬥米道活動的地區主要在雍、益二州,根據地在漢中。張陵死後,其子張衡傳其道,張衡死,其子張魯又繼之。

太平道和五鬥米道在民間的傳播,特別是它們樸素的平等觀念和反對地主階級剝削的思想,深受農民民眾的擁護,成了農民民眾進行鬥爭的武器。

黃巾大起義

黃巾起義領袖張角,巨鹿(河北平鄉)人,是太平道的教主,自稱“大賢良師”。他利用“符水”給人治病,吸收了很多弟子,派他們到各地去傳教,十幾年間,徒眾發展到三十多萬人,活動地區擴大到青、徐、幽、冀、荊、揚、兗、豫等八州。為了把人們更好地組織起來,他把徒眾分為三十六方,大方有一萬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有渠帥領導,統一歸張角指揮。經過長期的醞釀之後,張角決定于公元184年(中平元年),即甲子年的三月五日在全國同時起義,並提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後漢書·皇甫嵩傳》)的口號。

黃巾起義黃巾起義

由于有人告密,張角下令提前起義,三十六方同時起義,“旬日之間,天下回響”。起義農民頭裹黃巾,因此被稱為黃巾軍。黃巾軍在各地殺官吏,燒官府,摧毀豪強地主的田庄,沒收他們的土地和財物,開倉賑濟貧民。張角自稱“天公將軍”,他的弟弟張寶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

起義以後,黃巾軍的主力集中在冀州潁川南陽三個地區,進攻的矛頭指向洛陽。東漢統治者非常驚慌,急忙派何進為大將軍,調集大軍防守洛陽周圍。同時,派皇甫嵩、朱儁率主力鎮壓對洛陽威脅最大的潁川黃巾軍;盧植、董卓等率軍鎮壓冀州黃巾軍。東漢政府還下令解除黨錮,動員力量來對付農民起義,各地豪強地主也紛紛起兵。

在東漢王朝有組織的鎮壓下,潁川黃巾起義軍不斷失利。正在決戰的關鍵時刻,張角不幸病逝。黃巾軍在張梁領導下和皇甫嵩展開了血戰,張梁陣亡,農民軍慘敗。十一月,在下曲陽(河北晉縣西)的戰鬥中,起義軍又失利,張寶戰死。冀州的主力黃巾軍失敗了。與此同時,宛城陷落,南陽黃巾軍也被鎮壓下去。

河北等地的起義

公元185年(中平二年),河北、河南、山西一帶的廣大農民又舉起了起義的旗幟。起義軍的名號繁多,起義勢力大的二三萬人,小的六七千人,總計達百萬人。他們在鬥爭中逐漸聯合起來,統稱“黑山軍”。黑山軍堅持了長期的鬥爭,後被袁紹、曹操等軍閥消滅。

帝王世襲

廟號
謚號名諱在位年份年號年號始終在位時長(按年號算)

世祖

光武皇帝

劉秀

25年—57年

建武

25年—56年

33年

建武中元

56年—57年

顯宗

孝明皇帝

劉庄

57年—75年

永平

58年—75年

18年

肅宗

孝章皇帝

劉炟

75年—88年

建初

76年—84年

13年

元和

84年—87年

章和

87年—88年

穆宗

孝和皇帝

劉肇

88年—105年

永元

89年—105年

17年

元興

105年


孝殤皇帝

劉隆

105年—106年

延平

106年

1年

孝德皇帝

劉慶

0年

漢安帝追尊為“孝德皇”

恭宗

孝安皇帝

劉祜

106年—125年

永初

107年—113年

19

元初

114年—119年

永寧

120年—121年

建光

121年—122年

延光

122年—125年


北鄉侯

劉懿

125年

0年

一般不認為是東漢皇帝之一

敬宗

孝順皇帝

劉保

125年—144年

永建

126年—132年

19年

陽嘉

132年—135年

永和

136年—141年

漢安

142年—144年

建康

144年


孝沖皇帝

劉炳

144年—145年

永嘉

145年

1年

孝質皇帝

劉纘

145年—146年

本初

146年

1年

孝穆皇帝

劉開

0年

追尊為孝穆皇


孝崇皇帝

劉翼

0年

追尊為孝崇皇

威宗

孝桓皇帝

劉志

146年—167年

建和

147年—149年

21年

和平

150年

元嘉

151年—152年

永興

153年—154年

永壽

155年—158年

延熹

158年—167年

永康

167年


孝元皇帝

劉淑

0年

漢靈帝追尊


孝仁皇帝

劉萇

0年

漢靈帝追尊


孝靈皇帝

劉宏

168年—189年

建寧

168年—172年

21年

熹平

172年—178年

光和

178年—184年

中平

184年—189年


弘農懷王

劉辯

189年

光熹

189年

1年

昭寧

189年


孝獻皇帝

劉協

189年—220年

永漢

189年—189年

31年

中平

189年—189年

初平

190年—193年

興平

194年—195年

建安

196年—220年

延康

220年

注解

  1. 漢順帝之前本來是閻太後(漢安帝皇後)擁立的(前)少帝劉懿,劉懿做了半年皇帝即死亡,順帝趁機即位。現在史書和學者都沒有把劉懿歸于漢朝皇帝一類,有的則稱為北鄉侯
  2. 獻帝以前是(後)少帝劉辯,當了四個月皇帝,而且還有許多時間都在避難之中。現在史書和學者都沒有把劉辯歸于漢朝皇帝一類。但董卓毒殺少帝劉辯以後,改謚為弘農懷王,故,世稱(後)少帝為”弘農王“。
  3. 蜀漢昭烈皇帝所上謚為“孝愍皇帝”,但上謚時劉協並未去世。
  4. 建安中,詔除顯宗以下諸帝廟號。
  5. 永漢元年(189)十二月,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復稱中平六年。
  6. 劉慶、開、翼、淑、萇之帝謚,為漢安、桓、靈三帝追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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