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法學院

東吳大學法學院

東吳大學(英語:Soochow University),是一所1900年由美國基督教監理會建立于中國蘇州的私立大學,但該校董事會卻設在上海,最早稱為"東吳大學堂",英文稱為"中國中央大學"(Central University in China)。1901年6月24日,在美國田納西州以"Central University in China"名稱註冊。

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國在教授中國法之外惟一系統地講授英美法的學院,解放前中國最著名的法學院之一,為亞洲第一所比較法學院,培育比較法學及國際法人才貢獻至鉅。 從1930年代到19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的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

  • 中文名稱
    東吳大學法學院
  • 外文名稱
    Soochow University
  • 所屬地區
    上海
  • 創辦時間
    私立大學

學校簡介

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國在教授中國法之外惟一系統地講授英美法的學院,解放前中國最著名的法學院之一,為亞洲第一所比較法學院,培育比較法學及國際法人才貢獻至鉅。

從1930年代到19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的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

該校校史上最值得誇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東京審判採用的是英美法程式,由于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急了,最後,蔣介石點名從東吳大學要人,其結果是---中國赴遠東軍事法庭的法官、檢察官、顧問等人,幾乎全部來自該校。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負責審理28名甲級日本戰犯的《東京大審判》,開庭計817次,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將28名甲級戰犯繩之以法,法庭上中方人員泰半出身東吳大學法學院,包括:向哲浚(檢察官)、倪征燠(首席顧問)、桂裕鄂森(檢察官顧問)、裘邵恆(首任檢察官秘書)、高文彬(翻譯、檢察官秘書)、方福樞、楊壽林(法官秘書)、劉繼盛、鄭魯達(翻譯)。

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台。東吳大學在台校友倡議復校,1951年籌組董事會,于台北市漢口街借屋設東吳補習學校,設法政、商業、會計及英文四科。1954年台灣當局"教育部"以東吳補習學校辦學績效卓著,核準先行成立台灣東吳大學恢復法學院,設法律、政治、經濟、會計四系並附設外國語文學系,為台灣地區第一所私立大學。1957年購得士林外雙溪土地七甲加上士林鎮公所贈與之土地共十五甲,此時石超庸校友接任院長,積極推動建校事宜。

學校歷史

歷史

在法學教育史研究界,歷來就有"北朝陽、南東吳"的說法。"北朝陽"是指北京的"朝陽大學",它是民國元年(1912年)由汪子健先生倡導、北京法學會同仁集資創辦的國內第一所專門研究和教授法律的大學。"南東吳"則是指上海的東吳大學法學院。東吳大學法學院是由美國人創辦的一所以研究英美法為主、兼及國內法的比較法學院。上海的東吳大學 法學院是蘇州東吳大學的一個分部。蘇州東吳大學是由美國基督教差會監理公會開辦的教會大學,1900年11月在美國田納西州取得執照,核準開辦"文學、醫學和神學系,以及可能被認為適宜的其他系科",校名為"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的中文名)。東吳大學建有3所預備學校:蘇州的第一中學、上海的第二中學、湖州的第三中學。上海第二中學在1914年聘請了美國人蘭金(C.W.Rankin)當校長。

蘭金的貢獻

蘭金先生是一名在上海租界開業的律師,他希望除了在中學工作外,還可以為東吳大學做些其他有益的事情。時值辛亥革命取得勝利,清王朝被推翻不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果需要一系列法律規範來鞏固,憲法要編寫,各類法律條文要起草,新增的政府需要設立各級法院並配備法官、檢察官,還要有大批的律師為社會各界提供法律服務。由于當時的中國法律人才奇缺,盡快培養中國的法律人才是當務之急。誰來擔當培養這些人才的工作呢?蘭金先生憑借他的職業敏感抓住了這個機遇,他想,他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和在上海法律界的朋友們的法律知識,為新生的民國政府培養法律人才作出貢獻。當時,在上海有許多與領事法庭、特別是和英國最高法院以及美國在華法院有關系的律師和法官,更不要說中西結合的"會審公廨"的法官和律師了,在上海還有一些在國外獲得法律學位的歸國留學生。為什麽不利用第二中學的教室辦個夜校,聘請那些從法庭下班後的司法人員,為那些完成了白天學業後的學生們進行法律知識的培訓呢?蘭金先生為此征詢了美國法庭的羅炳吉(Charles S.Lobingier)大法官的意見,羅炳吉熱心地支持這個計畫,並答應做兼職講師。其他的一些律師也隨之答應充當兼職講師。其中,在1922年至1949年期間,美國在華法院首席檢察官陸賚德(George Sellett)博士就曾長期在東吳大學法學院當兼職講師。1915年9月3日,"中華比較法律學院"(即東吳大學法學院)正式成立,蘭金先生任教務長。一開始,學生人數不到10人,而講師卻有十多人。1918年6月,首批7名學生被授予法學士學位。1924年以前,東吳大學法學院一直利用位于上海昆山路20號的東吳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教室上課。1924年,東吳大學法學院搬到了昆山路11A號,從此,法學院才有了自己的教室、辦公室、餐廳和宿舍。蘭金先生與東吳大學的契約1920年到期,此後由美國人劉伯穆(W.W.Blume)先生接任東吳大學法學院教務長。1927年4月,劉伯穆先生辭職,由吳經熊博士接替教務長的職位。

錄取資格

據劉伯穆後來回憶,法學院于1915年創立時,要求在新生資格審查期間,所有被錄取的法學院學生必須是正規中學畢業後並在被認可的學院或大學裏修滿兩年課程的學生。並且,所有申請者都要有運用英語的能力,審查期末還要求申請者具有運用官話(即北方話)的能力。這種做法是效仿美國的法學院的經驗,但不久,美國法學院的入學條件提高了。所以在1924年到1925年的學校招生布告中提出了新的要求:"所有計畫進入法學院、特別是希望到國外繼續研究深造的學生,都必須要在入學前完成文學士課程(或至少三年課程),這是參照于美國著名法學院目前的入學要求。"一個準備就讀法律的學生首先要在東吳大學文理學院修完3年課程,然後再到法學院專攻法律課程,他花6年時間才可以取得文學士和法學士雙學位。這種捆綁式的法學教育是美國著名的法學院校採用的辦學方式,這樣做也大大提高了東吳大學法學院的教學質量。

教學方式

東吳大學法學院辦學之初,常規的法律課程是每天3小時,從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點30分到7點30分上課。將課程設在傍晚時分是為了便于兼職的法官和律師來上課。同時,學生也可以利用白天的時間來做一些兼職工作以資助自己。招生布告中說:"辦學的目標就是使他們完全掌握世界主要法律製度的基本原理。辦學的重要目的是培養一代能為中國新的、更好的法律製度作出貢獻的人才。"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民法、英美法、中國法三個系統的法律製度課程一並開設。在學習三個法律系統的基礎課程的同時,學生可以作比較。對于學校的學習計畫,哈佛大學的M.O.哈德遜教授在學校的一次發言中說:"對國內法的教學建立在對英美法及民法進行比較的基礎上,你們學校是我所知的惟一的真正名副其實的比較法學校。"在1920年至1927年這段時間,隻有與中國法有關的幾門課程是用漢語教學的,而其他大多數課程都是用英語教學。廣泛的英語訓練使得學生以後能在英國和美國順利完成他們的研究學業。學校在1921年組織了一個實習法庭(模擬法庭),法庭在周六晚上開庭,由學生充當律師、陪審員和證人,從外面請來的律師、法官和本校的一些教師充當法官。輪流演示3套法律程式--中國法庭(用漢語)、混合法庭(中、英互譯)以及英、美法庭(用英語)。東吳大學法學院的教學方式也比較特別,開始是採用"教科書式"的教學方式。1923年以後,引進了美國法律院校普遍採用的"案例教學法"。大概因為英美法屬案例法,熟悉大量的經典案例是培養成功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的必備條件。同時,"案例教學法"一反條文式的、死記硬背的、枯燥乏味的教學方法,使法學教育顯得生動活潑,樂于為學生接受。

教會

1920年時法學院隻有一位專職教師,即教務長,其他教師都是由當地的法官和律師兼職的。採用兼職教師的辦法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兼職教師解決了當時師資緊缺的矛盾,但兼職人員業務上的壓力常常使他們根本無暇來上課,不停地調課打亂了學校正常的教學計畫。為此,建立專職教師隊伍的工作成為學校的當務之急,早期在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到國外深造回國的校友就成為首批人選。1922年,一份以中英文兩種文字印刷的法學刊物《法學雜志》以季刊的形式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出版。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教務長劉伯穆先生這樣寫道:"法學雜志的方針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重含義:第一,將國外法律原理介紹到中國,並使外國了解中國的法律原理;第二,推進中外法律原理的比較研究;第三,在中國廣泛傳播這些法律原理知識,為中國法律改革作準備。"一位中國學者在1936年寫道:"中華比較法學院在它20年的歷程中共有95位畢業生到國外大學去深造。近來一則報道表明有72名畢業生現在在學院和大學從事教學工作;40名在中學當行政管理人員和教師;1名畢業生成為一所公立法律學校的校長,3名成為私立法律學校的校長;有31名當了法官;41名在政府部門工作;有7名成為立法院編纂委員會成員;2名在教會工作。上海工部局中的9名律師中,有7名是比較法學院的畢業生。"由于人們所熟知的原因,20世紀50年代初,教會大學絕跡于中國大陸。東吳大學的命運也是一樣。教會大學在中國大陸絕跡已經50多年了,在我們討論教會大學的種種弊端之時,也應該客觀地分析這種新式高等教育對中國的貢獻。教會大學曾經是中國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驅。章開沅在《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叢書》的序言中說:"中國教會大學誠然是與西方殖民主義相伴而來,並且其初始階段又主要是為基督教的傳播服務。但到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民族主義浪潮的猛烈沖擊下,中國教會大學不能不作相應的調適,經過本土化、人間化、學術化的艱苦歷程,逐漸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曾在金陵大學任教的芳威廉博士(William B.Fenn)在《教會大學在變革的中國》一文中這樣說:"教會大學的貢獻,是培養了一大批有良好訓練且在社會各層面有很大影響的男性和女性,而這正是國家最需要他們的時候。""中國教會大學的重要貢獻還在于增進國家之間的相互了解與友誼。通過學校提供的語言、知識、價值和外國教職員,引進了西方好的東西。同時,也通過他們,中國的知識被翻譯和示範而介紹到西方。他們擔任精神的和文化的使節,協助向東方解釋西方,向西方解釋東方,雖然受到帝國主義的牽連和外洋性格的妨礙,作為西方文化的介紹者,他們參與了中國文化、社會和政府的偉大革命。"在我們回顧東吳大學法學院的歷史的時候,覺得芳威廉博士的評價是妥當的。

相關詞條

其它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