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

李鴻章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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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稱李中堂,亦稱李合肥,本名章銅,字漸甫或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謚文忠。

作為淮軍、北洋水師的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領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曾經代表清政府簽訂了《越南條約》《馬關條約》《中法簡明條約》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慈禧太後視其為"再造玄黃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與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並稱為"中興四大名臣",與俾斯麥、格蘭特並稱為"十九世紀世界三大偉人"。

  • 中文名
    李鴻章
  • 別名
    李中堂、章桐、號少荃、儀叟
  • 國籍
    中國清朝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安徽合肥東鄉(今瑤海區)磨店
  • 出生日期
    1823年2月15日(癸未年)
  • 逝世日期
    1901年11月7日
  • 職業
    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
  • 代表作品
    《李文忠公全集》
  • 事跡
    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參與洋務運動
  • 歷史貢獻
    積極倡建近代海軍、建立北洋水師
  • 身後哀榮
    贈太傅、晉一等肅毅侯、謚文忠

人物簡介

李鴻章(1823年-1901年),世人多尊稱李中堂,亦稱李合肥,漢族人,本名章桐,字漸甫或子黻,號少荃(泉),被西方人稱呼為“東方的俾斯麥”。其先祖本姓許,從江西湖口遷至安徽省廬州府合肥縣。李鴻章的八世祖許迎溪將次子慎所過繼給姻親李心庄。李家到李鴻章高祖時,終于勤儉致富,有田二頃。父親李文安(1801年-1855年)經多年苦讀,終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與曾國藩同年考取同榜進士,使李氏家族成為當地名門望族。

李鴻章李鴻章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鴻章出生于合肥肥東縣東鄉(現屬合肥瑤海區)磨店鄉。李鴻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後來也官至總督;三弟李鶴章、四弟李蘊章、五弟李鳳章、六弟李昭慶(1835年-1873年),後來也都非富即貴。

至于李鴻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身後被慈禧太後稱贊為“再造玄黃”之人。清朝追贈其為太傅、晉一等肅毅侯、謚文忠,賜白銀五千兩治喪,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處,京師祠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清代漢族官員京師建祠僅此一人。

家庭成員

父親

李文安為道光十八年(1838年)三甲進士,榜名李文玕。任刑部主事,歷官員外郎、督捕司郎中,記名御史。李文安與曾國藩同年登科,並令其子李瀚章、李鴻章拜曾國藩為師。  

兄弟

大哥:李翰章。

李鴻章

其女:李經萱,嫁曾國藩女兒曾紀芬之子聶其煐。

三弟:李蘊章,追隨李瀚章,辦理軍餉,稅務釐金,後以殘廢之,身居家不出。

四弟:李鶴章,同治三年,捐贈黃馬褂,授甘肅甘涼道。

其子:

李經義:官至雲貴總督。

李經馥:娶曾氏系曾國藩次子曾紀澤之女。其子李國芝娶清末政治家、二品工部左侍郎、企業家盛宣懷孫女盛毓菊花。

五弟:李鳳章,李家首富。兒子李經翊,孫李國洵,曾孫女李家英。

六弟:李昭慶,累擢至記名鹽運使。

長子:李經榘,候選知州,候補知府,賞戴花翎,賞給一品封典,1895年誥授光祿大夫,娶郭氏系首任英國公使郭嵩燾之女。

次子:李經敘,上海製造局會辦,金陵製造局總辦,1897年隨駐美大臣至美,以二等參贊駐秘魯,代辦出使大臣事物。其子李國源娶皖系軍閥、北洋政府國務院總理、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長女段式萱。

後代

兒子

李經方:駐美參贊,駐日公使,出使英國大臣。娶劉氏姐妹,系四川總督劉秉璋之女。

李經述:詩人,三品參贊官。

李經邁:出事奧國欽差大臣。其子李國傑娶狀元張之萬即兩江總督張之洞侄女張氏。

李經溥

女兒

李經璹:嫁張佩綸系同治進士。孫女就是張愛玲

生平經歷

入仕之前

其父李文安在科舉入仕前,長期在家鄉以課館為業。李鴻章六歲就進入家館棣華書屋學習。他少年聰慧,先後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史,打下扎實的學問功底。

李鴻章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鴻章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時任京官的父親望子成龍,函催鴻章入北京,準備來年順天府的鄉試。鴻章謹遵父命,毅然北上,並作《入都》詩10 首,以抒發胸懷。其一雲: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于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裏外欲封侯。定將捷足隨途驥,哪有閒情逐水鷗?遙指蘆溝橋畔月,幾人從此到瀛洲?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國藩宅邸受曾補習教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歲的李鴻章考中進士,選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三年後翰林院散館,獲留館任翰林院編修之職。

結交恩師

赴京途中,曾寫下膾炙人口的《入都》詩十首,為世所傳誦。有“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裏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詩言志,有“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之宏願。入京後,他在時任刑部郎中的父親引領下,遍訪了呂賢基、王茂蔭、趙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們的器重和賞識;同時,由于科場順利,使他得以有廣泛的交遊和開闊的眼界,當時與他同榜的甲辰(舉人)、丁未(進士)兩科中,人才濟濟,不少人日後膺任樞臣疆寄,李鴻章與這些同年一直保持著密切而特殊的關系。就科舉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為蘇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為李鴻章太老師的翁心存(孫鏘鳴之師),在青年李鴻章任翰林院編修時,對其經世致用世界觀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啓迪;而以潘、翁為領袖的蘇南豪紳,對李鴻章後來組建淮軍迅速崛起于江蘇,也予以極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鴻章慶幸的是,他在初次會試落榜後的“乙丙之際”(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國藩門下,學習經世之學,奠定了一生事業和思想的基礎。

李鴻章

當時,曾國藩患肺病,僦居城南報國寺,與經學家劉傳瑩等談經論道。報國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的棲居所。面對內憂外患,強烈的參與意識使曾國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義理、辭章、考據三條傳統的治學標準外,旗幟鮮明地增加了“經濟”,亦即經世致用之學一條。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經史百家雜鈔》,所以曾國藩一再稱其“才可大用”,並把他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陳鼐、帥遠鐸等一起,稱為“丁未四君子”。太平軍起,曾、李各自回鄉辦理團練,曾氏又將自己編練湘軍的心得諄諄信告李鴻章,足見期望之殷。

湘軍幕僚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廣州塾師洪秀全為首的農民,在廣西桂平紫荊山麓金田村樹旗造反,建號太平天國,軍曰太平軍,經過兩年多的戰鬥,便從廣西一隅直入長江流域,定都南京,建立了一個與清朝抗衡之政權,並開始北伐西征。

當時清朝的達官貴人和主要支柱綠營兵腐朽不堪,于是鹹豐帝一面用高官厚祿和嚴刑峻法來製止文官武將和綠營兵的潰逃,驅使他們繼續為國效力;另一面努力爭取漢族士紳的支持,動員他們憑藉自己在本鄉在地的的政治、經濟和宗族勢力,“結寨團練”,“搜查土匪”,配合清軍鎮壓太平軍。

鹹豐三年(1853年),從武漢順江東下的太平軍佔領安慶,殺死巡撫蔣文慶。鹹豐帝詔諭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前往安徽,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呂賢基以李鴻章籍隸安徽,熟悉鄉情,奏請隨營幫辦一切,遂受命回籍辦團練。多次領兵與太平軍作戰。

鹹豐八年(1858年)冬,李鴻章入曾國藩幕府襄辦營務,負責起草文書。他生活散漫,晚睡懶起,曾國藩教訓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言訖拂袖而去,李鴻章“為之悚然”。其後安徽巡撫翁同書(同治帝、光緒帝之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採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並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但李鴻章也因此與翁同龢結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後翁同龢處處刁難北洋水師,乃至甲午一戰,一敗塗地。

鹹豐十年(1860年),李鴻章統帶淮揚水師。湘軍佔領安慶後,被曾國藩奏薦“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帶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編成淮勇五營,曾國藩以上海系“籌餉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國輪船抵達上海,自成一軍,稱為淮軍。旋經曾國藩推薦任江蘇巡撫。在掌握地方實權後,在江蘇大力擴軍,採用西方新式槍炮,儼然乃新式陸軍,使淮軍在2年內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後來的淮系軍閥集團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李鴻章到上海後,同外國僱傭軍(後組建為常勝軍)進攻太平軍。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鴻章率淮軍攻陷蘇州、常州等地,和湘軍一起基本剿滅太平天國。接著李鴻章又鎮壓了捻軍,因功加封為協辦大學士,且保住了即將崩潰的清王朝,因此被譽為“中興名臣”。

組建淮軍

鹹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後,清政府在整個長江下遊地區已失去最後一支經製軍主力。在太平軍猛烈攻勢下,江南豪紳地主,紛紛逃避到已經形同孤島的上海。為了免遭滅頂之災,在滬士紳買辦一面籌備“中外會防局”,依賴西方僱傭軍保護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錢鼎銘等為代表,前往安慶請曾國藩派援兵。錢鼎銘先動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紳盼曾國藩如久旱之望雲霓;繼而曉之以利,說上海每月可籌餉六十萬兩,這對時感缺餉的湘軍,不啻是一大誘惑;同時,錢鼎銘還利用其父親錢寶琛是曾國藩和李文安同年的關系,走李鴻章的門路要說動曾國藩。曾國藩最初屬意派曾國荃領兵東援,但曾國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願往。隨後,曾國藩又函請湘軍宿將陳士傑出山,但陳亦以“母老”力辭,曾國藩最後轉商于李鴻章,李欣然應命,于是開始了淮軍的招募與組建。

組建淮軍組建淮軍

兩淮地區,民風強悍,尤其是“兵、匪、發、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間紛紛結寨自保圖存。廬州地區的團練武裝,以合肥西鄉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潛山)的張(樹聲、樹珊)、周(盛波、盛傳)、劉(銘傳)三股勢力最大,百裏之內,互為聲援。鹹豐十一年(1861年)夏,西鄉團練頭目得知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安徽人李鴻章在幕中主持機要時,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張樹聲向李鴻章、曾國藩上了一道稟帖,洞陳安徽情勢,並表示了願意投效的決心。曾閱後大為賞識,親筆批示“獨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廬州團練的這些基礎和李鴻章在當地的各種關系,淮軍的組建、招募比較順利。

李鴻章首先通過張樹聲招募了合肥西鄉三山諸部團練。接著,又通過前來安慶拜訪的廬江進士劉秉璋與駐扎三河的廬江團練頭目潘鼎新、吳長慶建立聯系。潘、劉自幼同學,又同為李鴻章父親李文安的門生,吳長慶的亡父吳廷香也與李文安有舊交,自然一呼而應。同治元年(1862年)春節過後,淮軍最早的部隊樹(張樹聲)、銘(劉銘傳)、鼎(潘鼎新)、慶(吳長慶)四營(淮軍四字營或四大營)即陸續開赴安慶集訓。與此同時,李鴻章還命令三弟李鶴章回合肥故鄉招募舊部團練,回響投軍的有內親李勝、張紹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學懋,以及父親李文安的舊部吳毓蘭、吳毓芬等(這些東鄉團練與西鄉周盛波、周盛傳兄弟的“盛”字營,均屬第二批成軍的淮勇,後由陸路陸續開赴上海)。

首批四營淮軍抵達安慶後,曾國藩極為重視,親自召見各營將領加以考察,並親為訂立營製營規。曾國藩擔心新增的淮軍兵力太單薄,還從湘軍各部調兵借將,其中整營撥歸淮軍的有:

1、屬于湘軍系統的“春”字營(張遇春)和“濟”字營(李濟元);

2、太平軍降將程學啓“開”字兩營;

3、湖南新勇“林”字兩營(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後到的“熊”字營(陳飛熊)和“垣”字營(馬先槐);

4、曾國藩送給李鴻章作為“贈嫁之資”的親兵兩營(韓正國、周良才)。

其中,以桐城人程學啓部“開”字兩營作戰最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當時即在該部)。這樣,李鴻章初建的淮軍,就有了14個營頭的建製(每營正勇505人,長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國藩在李鴻章陪同下,檢閱已到達安慶集結的淮軍各營,淮軍正式宣告建軍。隨後,上海士紳花銀18萬兩,僱英國商船7艘,將淮軍分批由水陸運往上海。由于“濟”字營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滬的淮軍總計13營約9000人。

鎮壓天國

李鴻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隨首批淮軍抵,半月之後,被任命署理江蘇巡撫,十月十二日實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從此隆隆直上”,開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縱橫捭闔的四十年。

鎮壓天國鎮壓天國

李鴻章受任之初,情勢極為嚴峻。當時上海是全國最大的通商口岸,華洋雜處,是江南財富集中之地;淮軍抵達時,正值太平軍第二次大舉進攻,能否守住上海並徐圖發展,是擺在李鴻章面前的最大考驗。李鴻章牢記恩師的教誨“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而由上海官紳組建的“中外會防局”,一心指望外國僱傭軍抵御太平軍,對洋人百般獻媚,他們和外國軍隊對淮軍不以為然,“皆笑指為丐”。面對這種情況,李鴻章激勵將士說“軍貴能戰,待吾破敵懾之”。不久,淮軍果然于當年下半年獨立進行了虹橋、北新涇和四江口三次惡戰,李鴻章親臨前線指揮,成功守住了上海,頓時令中外人士對淮軍刮目相看。

初步站穩腳跟後,李鴻章開始從“察吏、整軍、籌餉、輯夷各事”入手,以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罷免了以吳 、楊坊為代表的一批媚外過甚的買辦官吏,改為起用郭嵩燾丁日昌等一批務實肯幹的洋務派官員,同時建立了不同于湘軍幕府,以務實幹練、通曉洋務為基準的淮軍幕府。在軍製上,他從實戰中領略到西洋軍械的威力,從而產生“虛心忍辱,學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軍到滬未及一年,“盡改(湘軍)舊製,更仿夷軍”,轉變成了裝備洋槍洋炮,並僱請外國教練訓練的新式軍隊,大大提高了戰鬥力;同時,李鴻章還採用一系列招降納叛,兼收並蓄的措施,擴充實力,不到半年內,淮軍就迅速擴軍至50個營頭,約2萬人,此後更進一步急劇膨脹,至攻打天京前夕,淮軍總兵力已達7萬餘人。在軍費上,李鴻章採用“關釐分途,以釐濟餉”的政策,以關稅支付常勝軍、中外合防局及鎮江防軍的軍需,而以釐金協濟淮軍,隨著軍事進展和湘淮軍力的壯大,釐卡也層層添設,從而確保了餉源。在對外關系上,李鴻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紳潘曾瑋當說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蘇州殺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勝軍鬧事事件,並最終巧妙地解散了常勝軍,初步顯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軍守將駱國忠投降。李鴻章乘機率淮軍發起收復甦、常的戰役。經過與前來平叛的太平軍反復激戰,淮軍最終攻克常熟、太倉、昆山等地。在初步掃清蘇州外圍後,李鴻章製訂了三路進軍計畫,中路程學啓統率,由昆山直趨蘇州;北路李鶴章、劉銘傳從常熟進攻江陰、無錫;南路則下攻吳江、平望,切斷浙江太平軍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學啓部兵臨蘇州城下,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軍自天京往援,與北路淮軍大戰于無錫大橋角,太平軍失利。是時,蘇州太平軍守將納王郜永寬等發生動搖,與程學啓部秘密接洽獻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寬等殺死守城主將慕王譚紹光,開城投降。但淮軍入城後,太平軍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願剃發解除武裝,而是索要官銜及編製。為此,李鴻章採納程學啓的建議,誘殺了八降將,並遣散餘眾。蘇州殺降,盡管引起戈登的不滿,一度鬧得不可開交,但就李鴻章來說,畢竟消除了“變生肘腋”的隱患,正如其在稟母親的書信中所稱“此事雖太過不仁,然攸關大局,不得不為”。曾國藩接報後,贊賞李鴻章“殊為眼明手辣”。

當時,湘軍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屢次詔催李鴻章率淮軍前往會攻。李鴻章從自己與曾氏兄弟的關系考慮,染指金陵必會被認為搶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蘇、常按兵不動,一面掉頭南下攻入浙江,結果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鴻章“越境掠功”,由此開始,二人做了一輩子對頭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鴻章聞知湘軍攻城地道將成,又因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劉士奇炮隊及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營會攻天京。十五日,曾國荃出示李鴻章發來的出兵咨札,激示眾將曰:“他人至矣,艱苦二年以與人耶?”,眾皆曰“願盡死力!”,第二天,湘軍終于攻克天京。事後,曾國藩曾執手向李鴻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賴子保全”。江蘇肅清,湘淮軍將帥均得加官進爵,李鴻章受封一等肅毅伯,賞戴雙眼花翎。

李鴻章與洋人李鴻章與洋人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統帥僧格林沁全軍覆沒于山東菏澤。清廷即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北上督師剿捻,以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負責調兵、籌餉等後勤事宜。由于湘軍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國藩北上率領的多為淮軍。起初僅“銘”、“盛”、“鼎”、“樹”四軍共2.7萬人,另帶湘軍劉松山部約8千人。後又命李鴻章的六弟李昭慶招練馬隊2千人,並增調淮軍楊鼎勛、劉秉璋、劉士奇、吳毓芬、王永勝等部共2.7萬人,加上劉銘傳新募的新營,總兵力6萬餘人。曾國藩一到前線,即採用劉銘傳、李鴻章等擬定的方針,決定“以有定之兵,製無定之寇”,在安徽臨淮、河南周口、江蘇徐州、山東濟寧四鎮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後來,曾國藩又在運河、黃海、沙河和賈魯河一帶分兵設防,實行“畫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當時捻軍正值勢旺,作戰快速多變,枯守堵御一時難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國藩也無法有效指揮淮軍。因此,歷時一年半,曾國藩督師無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接辦剿捻事務,令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

曾、李瓜代後。淮軍繼續擴軍,李昭慶所部一軍擴至19營,名武毅軍,並添調“魁”字2營、親兵1營、“鳳”字7營。此外,又借調唐仁廉馬隊3營。合計剿捻兵力達7萬人。李鴻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達徐州時,捻軍已一分為二,賴文光、任柱等率東捻軍仍留在中原作戰,張宗禹、邱遠才等則率捻軍入陝西。李鴻章首先決定傾全力對付東捻軍。他雖然仍堅持採用“以靜製動”的戰略方針,鎮壓人民起義使社會矛盾尖銳。

洋務運動

捻軍覆滅後,清廷開復李鴻章迭次降革處分,並賞加太子太保銜,授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 在湖廣總督任上,李鴻章一度奉命入川查辦四川總督吳棠被參案。他和吳棠是在皖辦團練時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對吳“聖眷頗隆”,因此曲意回護,以查無實據結案。回武昌後,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辦貴州軍務,鎮壓苗民起義。尚未成行,復以甘肅回民起義軍入陝,清廷因左宗棠遠在平涼不及兼顧,又改命援陝。但李鴻章實在不願與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後,因天津發生教案,列強軍艦麇集大沽口,奉密諭“酌帶各軍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帶相機駐扎”。匆匆趕赴直隸。

洋務運動洋務運動

後因成功調解天津教案,被任命為直隸總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學士。自此,李鴻章在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達25年,參與了清政府有關內政、外交、經濟、軍事等一系列重大舉措,成為清廷倚作畿疆門戶、恃若長城的股肱重臣。隨著李鴻章地位、權利的上升,他一手建立出的淮軍,陸續被清廷派防直隸、山東、江蘇、廣西、廣東、台灣各地,成為充當國防軍角色的常備軍;而以他為領袖,由淮軍將領、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組成的淮系集團,成為當時實力最強的一個洋務派集團,並在其帶領下,開始了中國早期的洋務——自強——近代化運動。

同治四年,李鴻章在署理兩江總督任上,鑒于原設三局設備不全,在曾國藩支持下,收購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記鐵廠,與韓殿甲、丁日昌的兩局合並,擴建為江南製造局。與此同時,蘇州機器局亦隨李鴻章遷往南京,擴建為金陵機器局。同治九年,調任直隸總督,接管原由崇厚創辦的天津機器局,並擴大生產規模。于是,中國近代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中,李鴻章一人就創辦了三個,已如他自己所言“練兵以製器為先”。爾後,在引進西方設備進行近代化生產的實際操作中,他又進一步得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認識的深化。

19世紀70年代出任直隸總督後,責任愈巨,視野愈闊,綜觀世界各國的發展,李鴻章

痛感中國之積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貧”,得出“富強相因”,“必先富而後能強”的認識,將洋務運動的重點轉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底,他首創中國近代最大的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為總辦,後以唐廷樞為總辦,徐潤、朱其昂、盛宣懷為會辦。由此奠定了“官督商辦”政策的基調。其後,在整個七八十年代,李鴻章先後創辦了河北磁州煤鐵礦、江西興國煤礦、湖北廣濟煤礦、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山東嶧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上海華盛紡織總廠等一系列民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各行各業。在經營方針上,也逐漸由官督商辦轉向官商合辦,從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中國近代化開始的標志

建設海軍

客觀上講,無論是日吞琉球,還是法佔越南,李鴻章都深切意識到,列強的威脅來自海上。因此,從七十年代起,他就開始提出“海防論”,積極倡議建立近代化的海軍。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鴻章在海防大籌議中上奏,系統提出以定購鐵甲艦、組建北、東、南三洋艦隊的構想,並輔以沿海陸防,形成了中國近代海防戰略。中法戰爭後,鑒于福建船政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清政府決定“大治水師”,于光緒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軍衙門,醇親王總理海軍事務,李鴻章為會辦。利用這個機會,北洋水師建設成軍。

北洋水師北洋水師

成軍後的北洋海軍,擁有艦艇25艘,官兵4千餘人,在當時是亞洲最強大的海上力量。與此同時,李鴻章加緊旅順、大沽、威海等海軍基地的建設,以加強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內耗眾生,戶部迭次以經費支絀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購炮,自此,北洋海軍的建設陷于停頓、倒退的困境。

洋務重臣

李鴻章軍功顯赫, 歷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終于在1870年繼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後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籌辦洋務,成為同治、光緒兩朝的地方重臣。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權,統領一方,有人甚至稱其“坐鎮北洋,遙執朝政”。 

還在與太平軍作戰的時候,李鴻章就顯露出他與大清國所有官員的不同之處: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國內的經濟活動有極大的興趣。最初的動機是他組建的淮軍需要銀兩購買武器。當淮軍在兩岸布滿太平軍營壘的水道上成功地進行了大穿越進至上海,從而一舉掃平了長江下遊的太平軍後,李鴻章利用上海富紳的銀兩引進洋人的機器設備,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近代軍工企業:上海洋槍三局。李鴻章算過一筆賬:一發英國的普通炮彈在市場上要賣到30兩銀子,1萬發銅帽子彈要賣到19兩銀子。

創辦近代企業需要的不僅僅是財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觀念的更新。李鴻章曾寫有一份描繪蒸汽動力運轉的奏折,無異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鏇木、打眼、絞鏍旋、鑄彈諸機器,皆綰于汽爐,中盛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達入氣筒,筒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拔動鐵輪,輪綰皮帶,系繞軸心,彼此連綴,輪轉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以發縱,不靠人力之運動。

在幾乎沒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大清國裏,頭上是頂戴花翎、腦後依然拖著辮子的李鴻章,能夠如此細致地觀察蒸汽機的運轉原理,這著實令人驚嘆。

大清中葉以後,由于京杭運河淤塞,朝廷南北貨物的調運部分改為海路,李鴻章抓住時機,督辦創立了“輪船招商局”。這是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公司,它承攬了朝廷“官物”運輸一半的運量,而其隨後展開的客運業竟擠垮了英美合辦的旗昌公司。

而當洋人要在中國開設電報業務的時候,大清國朝野上下無不驚慌失措,以為“電報之設,深入地下,橫沖直撞,四通八達,地脈既絕……”李鴻章也不允許洋人從香港鋪設來的海底電纜上岸。于是,時隔不久,由他支持鋪設的中國第一條電報電纜線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間開通了。李鴻章能夠完全不理會“地脈”,也能夠完全不理會洋人,因為他知道電報業蘊藏著極高的軍事和民用價值。之後,由大清國政府的銀子作為投資、以贏利為目的的電報公司成立。李鴻章稱此舉為“官督商辦”,因為在中國創辦擁有自主權的企業“事體重大,有裨國計民生,故需官為扶持並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製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等。有曾國藩和李鴻章共同創造的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不但促進了沒落王朝的工業化,而且為在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穩定的資金。 不過李鴻章始終沒有逃脫時代對思維的束縛,李鴻章所建企業皆為官督商辦體製,企業初建之時官府沒有實力獨立創辦,便與民資合作。待企業步入正軌,官府便想法設法排斥民資,形成官府獨霸企業。由于連年戰亂政府不斷從企業中抽離資金、強加冗員,長期的政策保護又使企業暮氣沉沉。這些重病纏身的企業隨著外國勢力的入侵和民資本的崛起難逃悲劇命運

晚年生涯

朝廷沒落

光緒十年(1884年),朝鮮爆發“甲申事變”,對朝鮮時存覬覦之心的日本,乘機出兵。1885年,李鴻章和伊藤博文訂立了《中日天津會議專條》,規定朝鮮若有重大事變,中日雙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為甲午戰爭爆發結下禍胎。

光緒二十年(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出兵幫助鎮壓,李鴻章過于聽信駐朝專員袁世凱的報告,認為日本“必無他意”,遂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軍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後立即向朝鮮派兵,在朝日軍增至8000餘人,事態趨于嚴重。李鴻章為設法避免戰爭,曾通過英、俄兩國出面斡旋,但為日本拒絕。無奈下,隻得增派軍隊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公歷7月25日),日本軍艦在豐島發動突然襲擊,擊沉中國運兵船“高升”號,甲午戰爭爆發。

八月十六日(公歷9月15日),駐朝陸軍在平壤與日軍激戰數晝夜後潰敗,總兵左寶貴戰死,統帥葉志超等逃回國內。八月十八日(公歷9月17日),北洋艦隊與日本海軍主力在黃海大東溝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執行李鴻章“保船製敵”的方針,但北洋海軍在彈葯不足,在此情況下與日本艦隊進行了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海上會戰,結果極大地影響了戰鬥力的發揮,也加重了損失的程度”。中國軍艦沉沒4艘,日本艦隊亦遭重創。此後,清軍在鴨綠江、九連城等戰場與日軍激烈交戰,但終未能擋住日軍的攻勢。最終,旅順、威海等重要海軍基地失守,北洋水師覆滅。

究其原因,北洋艦隊的覆滅與朝廷舊官員是分不開的,眾大臣將北洋艦隊視為李鴻章的私家軍,挑撥其與慈禧的關系,提醒慈禧心加戒備。同時掌管戶部的翁同龢念與李鴻章私人恩怨時常克扣軍費,導致北洋艦隊多數艦艇老化,在為慈禧準備的萬壽慶典的頤和園中,清朝庫銀首要用途就是修建頤和園,在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下,想要維護北洋艦隊的先進戰備是不可能的。另外,丁汝昌戰前提出在主要艦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艦速射炮的優勢,需銀六十萬兩。翁同龢鑒于與李鴻章有些私人恩怨未批。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中戰敗,李鴻章才上奏前籌海軍巨款分儲各處情況:“匯豐銀行存銀一百零七萬兩千九百兩;德華銀行存銀四十四萬兩;怡和洋行存銀五十五萬九千六百兩 ;開平礦務局領存五十二萬七千五百兩;總計二百六十萬兩。”

甲午戰爭甲午戰爭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鴻章受命,作為全權大臣赴日本議和。盡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鴻章割地賠款的全權,但他仍期望“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與日方代表反復辯論。在第三次談判後,李鴻章于回住處的路上遇刺,世界輿論嘩然,日方因此在和談條件上稍有收斂。三月十六日,李鴻章傷稍愈,雙方第四次談判,日方對中國賠款2億兩白銀(原本是3億兩),割讓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讓步,日方和談代表伊藤博文謂,李鴻章面前“但有允與不允兩句話而已”。事後日方繼以增兵再戰進行恫嚇。李鴻章等連發電報請示,光緒皇帝同意簽約,命令“即遵前旨與之定約”。

面對日方提出的苛刻條件,中方隻有“允”和“不允”兩種選擇,而絲毫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李公一直磨到點燈時分,口幹舌燥地要求再削減五千萬兩,實在達不目的了,又說減少二千萬兩也行,最後甚至滿眼含淚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這把老骨頭的面子上,多少減一點兒,算送給我回國的路費吧。可以說他是忠實地執行了清廷的電旨:“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為所動。老人家何等可憐!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國相要挾,李氏父子隻得無可奈何的在《馬關條約》上簽了字。(此段為《走向共和》電視中的故事,並非史實)

據說他在簽字前的最後關頭,曾經老淚縱橫地對使團的美國顧問科士達說:“萬一談判不成,隻有遷都陝西,和日本長期作戰,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國,中國可以抵抗到無盡期。日本最後必敗求和。”

也正是因為馬關簽約的強烈刺激,李鴻章發誓“終身不履日地”。兩年後他出使歐美各國回來,途經日本橫濱,再也不願登岸,當時需要換乘輪船,要用小船擺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麽也不肯上,最後沒有辦法,隻好在兩艘輪船之間架了一塊木板,75歲高齡老人,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決然地蹣跚著步子,慢慢騰騰地挪過去。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吳汝綸東遊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當年談判時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覺悲從中來,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寶。他大書“傷心之地”。

1895年3月24日,李鴻章在日本商討馬關條約簽定問題時,被刺客小山豐太郎開槍擊中左面,血染官服,當場昏倒。一時間,現場大亂,行人四處逃竄,行刺者趁亂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個店鋪裏。隨行的醫生馬上替李鴻章進行急救,幸子彈未擊中要害,李鴻章復原迅速。行刺事件發生後,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豐太郎,據此人供認,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團體“神刀館”的成員。他不希望中日停戰,更不願意看到中日議和,一心希望將戰爭進行下去,所以決定借刺殺李鴻章,挑起中日之間的進一步矛盾,將戰爭進行到底。

馬關條約簽訂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康有為等發動公車上書,掀起維新變法的高潮。李鴻章雖然也視馬關簽約為奇恥大辱,發誓終生不再履日地,並傾向變法。馬關條約導致國內民憤四起,而又不能指責清政府為慈禧傾盡國庫一心籌備萬壽慶典,故將矛頭指向了李鴻章,李鴻章就在這樣的情形下做了大清喪權辱國的替罪羊。甲午戰後,李鴻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投置閒散。

馬關條約簽訂馬關條約簽訂

甲午戰爭對遠東戰略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家、撤出朝鮮半島,並割讓台灣、澎湖及其附屬島嶼予日本,向日本開放多個中國內陸的港口城市,日本又獲2.3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其中三千萬兩為清朝換回遼東半島的費用),經濟迅速發展。而清軍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北洋水師的覆滅)標志著1850年代起洋務運動技術改革並未完全成功,大清帝國的國際地位自此一落千丈,再次成為列強鯨吞蠶食的對象。清朝國內的改革派對自身的弱點有了更深的認識,積極進行政治製度的改革,即1898年的戊戌變法。

戰敗一次不可能標志著歷時30多年,花費過億銀兩,覆蓋教育、課稅、軍事、科舉等等方面的大洋務運動完全失敗,而隻是未完全成功,或者說,暫未成功。這麽大的一場運動,大大超越改革開放的規模,所謂“功績”,其績可察于運動期間,因為屢屢有績;其功未必可得于幾十年內,因為國家太過龐大,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何況欲成泱泱華夏一國之功?!

這一次戰敗後,洋務運動各方各面的機器仍在運轉,未有停過。

因此甲午之戰,隻能說標志著日本怕我發展甚于它而伺機襲擊。就像懷揣嫉妒心的孩子眼見旁邊另一位即將把積木搭成城堡而一手掃過,積木無損,可繼而續之,搭建無礙。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4月30日)春,俄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李鴻章奉命作為頭等專使前往祝賀。在此之前,俄國會同法、德發起三國還遼成功,清廷上下視俄國為救星,包括李鴻章、翁同龢、張之洞在內的元老重臣均傾向聯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製夷”轉向“結強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鴻章在莫斯科簽訂了《中俄密約》,中俄結盟共同對付日本,並同意俄國修築西伯利亞鐵路經過中國的黑龍江、吉林直達海參崴。

李鴻章出任粵督期間,北方爆發了義和團運動,英、法等國組成八國聯軍進行幹涉,慈禧攜光緒逃至西安,北方局勢一片混亂。而東南地區的實力派疆臣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則在盛宣懷聯絡下,倡導東南互保,即不卷入清廷這次對外宣戰,以保東南半壁不陷入混亂中。李鴻章對此表示支持。

在此期間,經由革命黨人陳少白和李鴻章的幕僚劉學詢牽線,李鴻章一度有意與自日本前來策劃“兩廣獨立”的孫中山晤面,但由于雙方互存戒心而作罷。

無盡悲涼

1900年6月,八國聯軍入侵,大清國宣布與各國進入戰爭狀態。朝廷的電報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滅洋。朝廷下詔,將李鴻章由兩廣總督重新調任為大清國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紙任命是:“著李鴻章為全權大臣。”

1900年8月15日,大清國都城淪陷,政府和朝廷逃亡。9月29日,李鴻章到達天津。10月11日,李鴻章到達北京。由于心理壓力巨大,李鴻章病倒了,他在拜會英、德公使後回賢良寺的路上受了風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價”的聯軍沉不住氣了,他們唯恐朝廷再也沒人來收拾這個爛攤子,一個耗盡“中國財力兵力”的“議和大綱”終于出籠。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慶親王在“議和大綱”上簽字。國人聲討又起:“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

李鴻章開始咳血了。知道自己的時日不多,李鴻章想盡快地結束談判。可是,“議和大綱”簽字後,聯軍並沒有撤軍的跡象。各國的態度是:必須把賠款的數額定下來。此時的李鴻章已經沒有力氣與洋人爭來爭去了,他吐血已經吐到了“瀕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後時間裏,李鴻章已沒有精力面對面與洋人再論長短了。李鴻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揮著下級官員把損失降到最低點———從一開始提出的10億兩白銀降到4億5000萬兩,分39年還清,年息4釐;4億5000萬兩,是對4億5000萬中國人所定的數位,“人均一兩,以示侮辱”。李鴻章接受了這個侮辱。

1901年9月7日,李鴻章代表大清國與11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條約《辛醜條約》。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份檔案上,李鴻章將“李鴻章”三個字簽成了“肅”字的模樣,這三個字擠在一起,即虛弱無力,又辛酸悲苦。很明顯,李鴻章在此時想的是以自己在朝廷受封的身份“肅毅伯”來落下這個恥辱的款。李鴻章在簽字回來後大口大口地吐血。醫生診斷為:胃血管破裂。

辛醜條約 簽訂辛醜條約 簽訂

李鴻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巨,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

難以想象就要離世的李鴻章在寫下“必多一次吃虧”這幾個字時會是什麽心情。他畢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內圖富強”的願望此時說出來實在是一種前途渺茫下的傷心無奈。

1901年11月7日,這位大清重臣已處在油盡燈枯之際,他“久經患難,今當垂暮,復遭此變,憂鬱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頭逼迫他簽字的俄國公使走了之後,身邊的人大哭:“還有話要對中堂說,不能就這麽走了!”李鴻章的眼睛又睜開了,身邊的人對他說:“俄國人說了,中堂走了以後,絕不與中國為難!還有,兩宮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鴻章兩目炯炯不瞑,張著口似乎想說什麽。身邊的人再說:“未了之事,我輩可了,請公放心!”李鴻章“目乃瞑”,帶著無盡的遺憾,離開了人世,享年78歲。

訊息傳來,慈禧的眼淚當場就流了下來,感嘆說:“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 李鴻章原配夫人周氏,鹹豐十一年(1861年)病故。繼室趙小蓮,系太湖望族、進士趙昀之女。側室莫氏,侍妾冬梅。子三:嗣子經方;嫡子經述(趙氏所生)襲一等侯爵;庶子經邁(莫氏所生)。女三:分別適郭恩垕、任德和、張佩綸。

外交事件

面對清廷內部封建頑固派的重重阻撓,李鴻章曾雄辯地提出“處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他認為在追求自強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洋務總綱,也就是在列強環伺,外侮日甚的環境中,盡最大可能利用“以夷製夷”的外交手段,為中國的洋務——自強建設贏得盡可能多的和平時間。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負,處理過許多重大的對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辦理完天津教案後不久,李鴻章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這是一個雙方平等互惠的條約,但李鴻章從簽約過程日本人的姿態中,看出日本“日後必為中國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鴻章積極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楨作為欽差大臣率艦隊赴台灣巡閱,並調駐防徐州的淮軍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灣。此事最後雖以簽訂《中日台事條約》而暫時平息,但後來日本還是于光緒五年(1879年)乘隙吞並了琉球。

在與日本交涉的前後,李鴻章還分別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與秘魯簽訂了《中秘通商條約》;光緒二年(1876年)與英國簽訂了《中英煙台條約》。前者旨在保護華工;後者則是因“馬嘉理案”導致的中英間的嚴重交涉。李鴻章在英國公使威妥瑪以下旗宣戰的要挾下,巧妙地利用國際法挽回決裂之局。在他建議下,清政府派郭嵩燾赴英國道歉,郭氏遂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但條約也因增開了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個通商口岸,並允許英國人可以進入西藏,損害了中國主權。

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在越南境內初起,清廷命李鴻章統籌邊防戰事。李鴻章則認為“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他先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簽訂“李寶協定”,旋為法國政府反悔,繼與法駐日公使洽談未果;當戰爭進入膠著狀態時,慈禧改組軍機處,主和輿論漸起。李鴻章在光緒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與法國代表福祿諾簽訂了《李福協定》,五月,隨著法軍進攻諒山,協定又被撕毀,直至清軍在廣西和台灣戰場分別取得勝利後,李鴻章才最終與法國代表巴德諾簽訂了《中法會訂越南條約》,結束了戰爭。法國取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中越邊境對法國開放等特權。因此,時稱“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

1895年,李鴻章在日本馬關簽訂了《馬關條約》。

根據收集的資料,李鴻章一生簽訂了30 多個條約根據我所收集的資料,由李鴻章作為清政府代表與列強簽定的不平等條約有:1871 年8 月《中日修好條約》;1876 年9 月中英《煙台條約》;1884 年5 月中法《會議簡明條款》;1885 年4 月中日《天津條約》,同年《中法新約》;1895 月中日《馬關條約》,同年11 月,中日《遼南條約》;1896中德《膠澳租借條約》,同年中日《遼南條約》;1896 年3 月,中德《膠澳租借條約》,同年6 月《中俄密約》;1898 年6 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條約》;1901 年9 月八國聯軍《辛醜條約》等。

後世評價

李鴻章一生共簽下30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近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對這位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義和團叛亂挾持清廷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英國及美國對李鴻章最為著名的評價:不僅是中國在當代所孕育的最偉大的人物,而且綜合各方面的才能來說,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紀中最為獨特的人物。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做出了有價值的服務;以從政三十年的政治家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其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鴻章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說:“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勛業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沖,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梁啓超《李鴻章傳》對其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時,這樣說李鴻章:“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于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鄉)認為其“內悅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周恩來是一個,顧維鈞是半個。)

李鴻章對自己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人物軼事

李鴻章被稱作“東方俾斯麥”。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視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伊藤博文自傳》)。但同時,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簽訂的馬關條約為當時空前苛刻之條約,簽訂後連其他列強都無法忍受,逼迫日本做出重大修改,讓出遼東半島。

李鴻章李鴻章

李鴻章即使身處逆境,也仍然註意“養生之術”,保持在軍營中養成的生活習慣。每天 6、7 點鍾起床,少許吃些早點後,就開始批閱公文,辦理公務,公餘則隨意看書和練字。他常常翻閱《資治通鑒》和《庄子》,前者意在從歷代治亂興亡中取得借鏡,後者企圖從道家經典中追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主觀精神境界,以期安時處順,逍遙自得,從失勢的苦悶中解脫出來。他曾從曾國藩學習書法,推崇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妍美流便的書法,此間每天臨摹唐僧懷仁《集王書聖教序》碑帖,臨過之後,細看默思,力求神似。午間飯量頗大,無非山珍海味之類。飯後還要喝一碗稠粥,飲一杯清雞汁,過一會兒再飲一盅以人參、黃芩等葯物配製的鐵水,然後就脫去長衫,短衣負手,在廊下散步,除非遇到嚴寒冰雪,從不穿長衣。散步時從走廊的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數十次,並令一個僕人在一旁記數,當僕人大聲稟報“夠矣!”時,就掀簾而入,坐在皮椅上,再飲一盅鐵酒,閉目養神,一個僕人給他按摩兩腿,很久才慢慢睜開眼睛,對守候在一邊的幕僚和僕人說:“請諸君自便,予將就息矣,然且勿去。隨即上床午睡1、2 小時。當僕人通報“中堂已起”之後,幕僚連忙入室,同他說古道今。晚餐食量較少,飯後讓幕僚自便,“稍稍看書作信,隨即就寢”。這種生活規律,“凡歷數十百日,皆無一更變”。

李鴻章因嗜食鱸魚,時人送綽號“李鱸”。

李鴻章1896年遊歷美國,喜歡到當地的中餐館進膳。當地一些美國人打聽李鴻章選的餐點,中餐館店主難以回答,便說是“雜碎”,于是“李鴻章雜碎”名聲大嘈,風行北美乃至于拉丁美洲,至今仍是美國及拉美華人餐館一道經典的菜色。

李鴻章出訪歐美時,逢人就問薪資與年紀,隨員提醒他,洋人最忌諱如此,李仍毫不為意。

洋務要員容閎則估計李家所發的洋務財有4千萬兩。根據合肥李府管事的記載,李鴻章家族擁有的良田數目為257萬畝。

李鴻章一生背了個賣國賊的罵名。生前背黑鍋,死後被拖屍,大躍進時期李鴻章的墳被刨,李鴻章穿著黃馬褂的遺體本是儲存完好,結果被民眾掛在耕耘機後面遊街,直到屍骨散盡。

李氏故居

故居現狀

李鴻章不僅是一位中國近代史上爭議最大的歷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影響了近代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晚清軍政重臣。

李鴻章生于合肥,葬歸故裏。李鴻章故居位于今合肥淮河路徒步區中段。故居面南背北,兩扇高大厚實的朱漆大門和門前一對威武的石獅,面對著日夜川流不息的人群。故居自南向北依次為大門、過廳、中廳以及內眷所住的走馬樓。古色古香的故居具有明顯的江淮官宅特點。

李鴻章故居建于19世紀末。故居當年規模很大,許多人用“李府半條街”來形容李家住宅群的恢弘氣勢。歷經百年的風風雨雨,李府依然保留獨有的風貌,在十年動亂的時候,李鴻章故居遭到嚴重破壞。改革開放後,在文化部副部長英若誠的督導下,合肥市政府對李鴻章故居採取保護措施,根據歷史照片,在原地修復重建,成為現在大家看到的模樣,隻是現存規模已不到原來的十二分之一,但是,主要部分仍舊保留。

李鴻章故居李鴻章故居

從徒步區進入大門,行數步即到過廳。廳正中是座屏風,上方高懸一塊匾額,上書“鈞衡篤祜”四個字,鈞衡,比喻國家宰相一類重臣;篤是厚的意思;祜是大福。意思是李鴻章官顯福厚。這四個字是李鴻章七十大壽時光緒皇帝御筆所賜,以褒獎他對大清帝國的功績。過廳過去為來客稍候,待傭人通報後再入中廳與主人會面之處,現兼作展廳之用。廳內展示與李鴻章有關的各種圖片、資料和實物。展覽分“李鴻章的青少年時代、李鴻章與淮軍、李鴻章與洋務運動、李鴻章與外交以及毀譽參半的一生”等五個部分。

推開把前院與後宅嚴密隔開的屏門,即是典雅古樸的小姐樓。樓與前院中間有道牆,牆中間的門,便是過去人們常說的“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二門了。牆門把小姐樓與外界嚴密隔開。男子嚴禁進入二門半步。小姐樓又叫“走馬樓”,是李府女眷住的地方。小姐樓後一進的樓上擺放著古老的綉床、雕花的梳妝台、大理石面的圓凳,床、台、凳都是有著幾百年歷史的紅木家具。屋內一個漂亮的粉彩瓷礅,放在紅木梳妝台前,古色古香。

小姐樓造型獨特,為一封閉回廊式木樓,樓下正中的一方天井,上承天光,下接地氣,符合陰陽調合之風水學。樓上東首第一間據說是李鴻章幼女菊耦(著名作家張愛玲的祖母)所住,正中則是老夫人所居。原先的老宅有一個比現存面積大得多的後花園,但光陰荏苒,後花園早已湮沒,無法恢復,隻保留下這座美麗典雅的小姐樓供人觀瞻了。

身後哀榮

李鴻章有一首臨終詩:“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裏外吊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另付一遺疏:

奏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佔遺疏,仰求聖鑒事。竊臣體氣素健,向能耐勞,服官四十餘年,未嘗因病請假。前在馬關受傷,流血過久,遂成眩暈。去夏冒暑北上,復患泄瀉,元氣大傷。入都後又以事機不順,朝夕焦思,往往徹夜不眠,胃納日減,觸發舊疾時作時止。迭蒙聖慈垂詢,特賞假期,慰諭周詳,感激涕零。和約幸得竣事,俄約仍無定期,上貽宵旰之憂,是臣未終心事。每一念及,憂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喀血碗餘,數日之間,遂至沉篤,群醫束手,知難久延。謹口佔遺疏,煩臣子經述恭校寫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時局艱危,不敢自稱衰病。惟冀稍延餘息,重睹中興。齎志以終,歿身難瞑。現值京師初復,鑾輅未歸,和議新成,東事尚棘,根本至計,處處可虞。竊念多難興邦,殷憂啓聖。伏讀迭次諭旨,舉行新政,力圖自強。慶親王等皆臣久經共事之人,此次復同更患難,定能一心效力,翼贊訐謨。臣在九泉,庶無遺憾。至臣子孫,皆受國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讀書,勉圖報效。屬纊在即,瞻望無時,長辭聖明,無任依戀之至。謹叩謝天恩,乞皇太後、皇上聖鑒。謹奏。

兩宮“哭失聲”,慈禧太後稱贊他是“再造玄黃”之人。贈太傅,晉一等肅毅侯,謚文忠。賜白銀五千兩治喪。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處。京師祠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清代漢族官員京師建祠僅此一人。

北京李公祠:東城區西總布胡同27號

天津李公祠:河北區天緯路李公祠東箭道、西箭道。現為五十七中校址,主體建築已被拆毀,僅存附屬兩個小四合院。

保定李公祠:淮軍公所街

上海李公祠:華山路1626號復旦中學內

濟南李公祠:大明湖,1961年改為辛棄疾紀念祠

南京李公祠:白下區四條巷77號、五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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