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 -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院長

李昌平

李昌平,男,漢族,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監利縣。先後就讀于湖北省機電學校,華中農業大學農經學院,中南財經大學,經濟學碩士。先後四次擔任鄉鎮黨委書記、縣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等職,2000年3月,致信朱鎔基總理,反映當地面臨的突出問題。此信引起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關註。10月,首次公開在國內媒體呼吁:給農民以同等國民待遇;12月當選《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後辭去職務,任《中國改革》、《改革內參》記者、編輯。2002年1月,其專著《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

曾就職于《中國改革》雜志社,任記者、編輯、副主編、執行主編;香港樂施會西南項目官員、中國部顧問兼朝鮮項目高級專員;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2011年建立中國鄉建院。現任中國鄉建院院長、中國體改研究會研究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兼職教授、珠海市政府農業顧問、珠海橫琴華夏鄉建融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 中文名稱
    李昌平
  • 出生地
    湖北省監利縣
  • 畢業院校
    華中農業大學,中南財經大學
  • 民    族
  • 國    籍
    中國
  • 代表作品
    《我向總理說實話》《我向百姓說實話》
  • 主要成就
    《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
  • 職    業
    記者,學者、研究員
  • 出生日期
    1963年4月

人物簡介

李昌平,湖北監利周河人。1963年生,經濟學碩士。有17年的鄉鎮基層工作經驗,現任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中國體改研究會研究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兼任香港樂施會中國部顧問,朝鮮項目高級專員,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曾被評為《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6年“中國最具行動能力三農人物”。曾先後就讀于湖北機電學校、華中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系、中南財經大學經濟學系,獲碩士學位。

李昌平李昌平

1983年1月參加工作,歷任湖北監利縣周河公社團委副書記,監利縣周河鄉書記,毛市鎮副鎮長、周溝鄉、柘木鄉、棋盤鄉黨委書記、監利縣縣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等職務。2000年3月,他慨然上書朱鎔基總理,反映湖北農村的突出問題,指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引起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關註。9月辭職南下廣東打工,並呼吁“給農民平等國民待遇”,被評為《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

2001年9月-2003年,就職于中國改革雜志社,任記者、編輯、副主編、執行主編,2003年10月就職于香港樂施會,任西南項目官員,2007年任香港樂施會中國部顧問、朝鮮項目高級專員。2006年7月,任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並被《南方都市報》等機構評為2006“中國最具行動能力三農人物”。

著有《我向總理說實話》、《我向百姓說實話》、《大氣候》、《再向總理說實話》等書。在國內發表文章百篇以上。有關于中國農民問題的專著在日本、越南出版。在美國、日本、越南學術雜志上有多篇論文發表。作為中國民間著名的“三農”問題研究者,曾在中央黨校、多家地方黨校和行政學院、中國數十所高校就“三農”問題發表演講。對越南農村改革和“三農”政策也有一定影響,曾經受到越南政治局常委潘演接見。

主要作品

1、未來五年三農基本走向和趨勢預測

2、明星村”的示範意義

3、農業稅和土地製度改革簡單不得

4、三農”不能按照自己的邏輯發展才會有“問題”

5、農村土地政策改革的核心問題

6、新農村建設中的財政依賴問題

7、大學生有出路,改良主義就有出路

8、90年代以來農村改革要商量

9、“奴工”事件釋放出了什麽信號

10、給農民國民待遇

11、需要充分討論的兩件農業大事

12、豬肉價格如何“巨觀調控”

13、閒話新農村建設

14、生豬定點屠宰製度是肉價暴漲的推手

15、誰相信農民吃肉比市民貴?

16、房市比傳銷還危險

17、90年代的三農政策基本錯誤

18、我支持經濟學家張維迎、茅于軾的主張

19、豬肉為何漲價?

20、中國農民正在失去國內國際兩個市場

21、理想與行動——演講實錄

22、對土地“以租代征”需建設性應對

22、三農問題,中國要避免做菲律賓第二

23、建議將服務和監管農民合作互助金融的職責歸還農業部

24、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應該收場了

25、“土地革命”緣何又起?

26、指望資本家救小農是靠不住的

27、中國有代價的糧食安全

28、農民願種糧總理才不慌

29、鄉村治權與農民上訪

30、糧價必有“八月革命”或“十月革命”

31、全球糧食危機對中國或許是大機會

32、美國《能源政策法案》是未來世界新格局的起點

33、讓農民得到漲價的好處

34、中國農民的自主性與中國的自主性

35、奧運會後,財政部長該關心母豬了

36、我想不出土地怎麽去私有化

37、不要神話林權改革

38、不準豬農殺豬與不準農民砍玉米

39、自主性——中國和中國農民

40、土地問題已經不是農民問題之核心

41、我國食品和農產品安全問題出路何在

42、中國農村將徹底走上菲律賓道路

43、土地私有化是知識分子有意編故事

44、越南的土地“私有化”實踐

45、反對農村土地私有化把土地還給村民集體

46、擴大農民地權及其製度建設

47、三農仍存大憂

48、新土改最需要放權給農民

49、話語體系與土地流轉製度

50、土地不是當前農村核心問題

51、“土地製度的核心是誰佔有地租和土地資本化收益”

52、假如給我2萬億

53、農民工應該去哪裏?

54、耕地“紅線”還應該抬高才是

55、改革以來中國抗災能力越來越弱

56、給我2000億也行

57、中國農民的出路與中國的道路

58、中國難題與張五常局限

59、關于農民的“被集體”、“自我集體”與土地村民集體所有製

60、豬肉價格為何暴漲暴跌?政府該做什麽

61、朝鮮是中國的兄弟

62、更重要的是還權于民

63、河南省衛生廳不隻是逼良為娼

64、《環保法》在湖南漵浦縣起何作用?

65、要像保護大熊貓一樣保護基層的“越級上書”者

66、“民工荒”是畸形製度造就的假象

67、沒有農民願意“越級”上訪

68、“農產品武器化”趨勢與中國策略

69、現在的資本下鄉恰恰是菲律賓道路

70、2004年對三農問題政策走向和發展趨勢的預測

71、沈浩留下的傷感、揣測和思考

72、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模式將是混合型經濟

73、大蒜暴漲與香蕉暴跌

74、假如農業生產也學房地產開發

75、農產品武器化趨勢下的種子殖民化及我的主張

76、未來的糧食危機的核心內因和外因

77、未來的糧食危機並非因為糧食不夠吃

78、土地流轉:過去、現在和將來

79、警惕把教育當成城市化的工具

80、面對民工“荒”,實在不必慌

81、房價這匹野馬這回終于上套了

82、對話李昌平:糧食武器悄然來襲

83、戶口製度替退休雙軌製度背了黑鍋

84、土地集體所有製、村社內置金融與農村發展和有效治理

85、種庄稼種廠子種房子

86、有這樣一個農民合作社

87、為富士康工人哭,為中國哭

88、農產品暴漲“蒜”誰狠?

89、種子·災後自救·糧食安全

90、“中國拐點”及其戰略意義

91、“逗你玩”、“蒜你狠”成因及其應對策略

92、“改革”話語應讓位于法治話語

93、借鏡30年經濟建設經驗,建設和諧社會

94、農業銀行如何有效服務三農

95、春節前後,很多農產品都會大幅漲價

96、復原縣市駐京辦:成群的蒼蠅變成了成堆的長尾巴蛆

97、全球化中國拐點中國道路與工人階級的使命

98、征地還是征稅

99、建設新農村:政府下海,農民上樓

100、堅決擁護政改,關鍵是怎麽改

101、新情勢下要有新的糧食安全觀

102、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各有各的規律

103、重慶戶籍改革是大進步,但需要完善

104、大國崛起與糧食外交

105、中日互掐,美國偷樂

106、北京市人大:趕走人民,留下代表

107、書記要民生,鄉長要民主

108、從農業稅到房地產稅

109、警惕國內農產品價格定價權國際化

110、溫總理應該馬上命令一部份人“向後——轉”

111、主張土地私有化的人,尤其要看這本書——《地權的邏輯》序

112、無能讓工會幹部的屁股“穩定”壓倒黨

113、強製大學生“農轉非”正確,大學生不願意也沒錯

114、戲說“縣委書記不拆遷,知識分子沒飯吃”

115、“物價上漲的根源是因為糧食價格上漲”?

116、勞模算個“屁”,普通勞動者“屁”都不算

117、致“重慶模式”研討會的書面發言

118、話說水利

119、糧食補貼不如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

120、“新生代農民工”不能還是“農民工”

121、“吃空享”也是中國特色

122、糧食安全與農業製度

123、劉老石,你不能走!

124、劉老石,我要你回來!

125、一封農民的來信

126、紀念農民韓進

127、給農民留幾粒真正的種子——致袁隆平老師的一封信公開信

128、僅僅靠周小川控製CPI 會出大事的

129、關于提高小麥收購價的緊急呼吁

130、大蒜價格還沒見底,地方政府應有所作為

131、農業“望天收”與農民組織

132、杜絕普遍性的違法征地、強征強遷現象關鍵靠製度創新

133、隻能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農”現代化道路

134、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

135、上好大學的農村孩子為何越來越少了

136、為什麽反體製一呼百應

137、“中國拐點”與開發中國家自主性

138、溫州老板跳樓和逃跑,是一個新時代開始的信號

139、鄉鎮治理研究的力作——《策略主義》序

140、逃跑、逃跑、逃跑!覺悟、覺悟、覺悟!

141、未來十年關于三農的十大預測

142、養老村模式的N種優勢

人物解析

李昌平因上書中央反映三農問題一舉成名。隨後下海謀生,如今定居北京的他繼續遊走在城市邊緣關註著三農問題。4月初的北京,乍暖還寒,在告別不久前的一場小雪後,甚至有了些冬日的景象。香港扶貧機構“樂施會”在北京的辦事處位于朝陽門附近一棟叫做“藍籌名座”的辦公樓裏,自2003年10月起,走出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的“中國最著名的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供職于這家國際機構已近6年,而從2000年3月上書時任總理朱鎔基直陳“三農”問題,隨後下海,又已是近10年時間。

李昌平李昌平

在這段顛沛流離、波折迭出,但又好像欲罷不能的歲月裏,他告別家人,告別鄉土,如同當年從村子裏考入大學時一樣,他希望去大城市實現理想。其間,他經歷了工作的流轉,婚姻的變故,自我定位的迷茫。他曾經彷徨,曾經無奈,也想到過抗爭,最後歸于“市場經濟”下的平和。

趁著當初“上書”時的餘溫,他的《我向總理說實話》、《我向百姓說實話》,陸續被書商拋向市面,有人說,他掙了不少錢,而他自己卻說,其實沒掙幾個錢,倒是書商賺了不少。近來,在出版社一再鼓動之下,5年沒有出書的李昌平再度推出第三本個人著作——《大氣候》。

在這本並非全部原創的集子裏,他改變了以往“說實話”的路線,從平實的農民形象搖身一變躍升為農民問題專家,提出了他所謂的“李昌平難題”。但他卻說,從未將自己劃歸學界,隻是把自己的實踐觀點寫出來,希望別人能夠看到,而這些研究,完全是興趣使然。

經歷了從幹部到商人、從商人到記者、從記者到學者以及公益組織顧問等諸多角色的轉換,李昌平認為自己隻是一個普通老百姓,並沒有想去改變什麽。藍籌名座E座2區802室,不大的屋子顯得有些空曠,記者如約到訪時,李昌平正面對筆電敲打著。這是一間廢棄不用的房間,放著幾張辦公桌,一雙黑色皮鞋整齊地放在一邊,牆角是一堆編織袋,旁邊是他的旅行包。

他就這樣孤零零地蜷縮在雜亂工位的一角,身著不薄的棉外套,好像仍覺得有些冷,見到記者,他穿著一雙棉拖鞋迎了過來,跑前跑後,遞送茶水,似乎這便是他的客廳。

這位曾經的基層幹部,如今已被一些人定義為“三農專家”、“李昌平教授”。李昌平卻說,他不是。他隻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並沒有想去改變什麽。

李昌平曾經大紅大紫過,甚至現在看來熱度依舊不減。當初的他,力促自己主政的鄉鎮按照自己構想的方案發展,但現實中,他發現了太多的問題和障礙。于是,他前思後想,寫了那封信。李昌平說,當時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信件上的批復是自己得以成名的關鍵,也是事情得到解決的直接原因。如果換成別人,也一樣會是如此結果。“其實就是天上掉餡餅,砸到了我的頭上。”

李昌平李昌平

然而,他隨後還是丟掉了體製內的鐵飯碗,開始了流浪的體製外生存。

2000年,李昌平隻身前往深圳,幾經輾轉後,加入藍田公司,按照藍田公司總裁瞿兆玉的意思,他改名為李盛安,希望忘記過去,重新開始。

而這段工作並沒有持續太久。2002年3月12日,李昌平突然接到瞿兆玉的電話,要他趕到北京。在北京,瞿兆玉告訴他,荊州有領導得知李昌平在給藍田打工的訊息後很不高興,而藍田的主戰場正好在荊州,希望李昌平能夠體諒公司的難處。5天後,李昌平離開了藍田。

這時的李昌平,陷入了對人生的深深思索之中。這一次,他沒有著急去找工作,而是回了曾經就讀的學校武漢華中農業大學和中南財經大學,希望從導師那裏得到點撥。導師何信生、劉烈龍教授讓他一人獨處獅子山上、南湖水邊,靜心後問問自己,到底想幹什麽,然後再做出選擇。經過認真權衡,李昌平決定在17年基層農村實踐的基礎上將三農研究深入下去,“李昌平不能死”。

不久後,李昌平在一次飯局上與《中國改革》雜志社總編輯溫鐵軍相識。當時,李昌平剛出版了新書《我向總理說實話》。飯局上,溫鐵軍問李昌平,願不願意到北京工作,李昌平說,願意。就這樣,李昌平進入了《中國改革》雜志社。

他說,這是從湖北到北京後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轉捩點。他感激溫鐵軍,感謝《中國改革》雜志當時給了他機會。在這三年的記者、編輯生涯裏,他學到了很多東西,熟悉了真正屬于學者的話語模式。

三年中,他與當時的同事陳敏(笑蜀)、焦興旺等人過從甚密,也算是比較高產的記者,尤其在農村報道領域,他發表了不少文章。他的第二本書《我向百姓說實話》,恰是在《中國改革》雜志社工作期間出版,“這本書出來後,我開始進入三農領域的研究。”

但當時的情況是,雜志社裏,老人和新人的製度不一,他一直沒有落實北京戶口,也沒有分到住房。

李昌平自我評價說,那三年,自己做得還可以。對于他選擇離開,溫鐵軍並沒有提出太多反對意見。“當時的同事,偏左的人也有,偏右的人也有,溫鐵軍比較能夠包容。”記者曾就此話題致電溫鐵軍,溫鐵軍說,一些事情過去好多年了,有些細節也記不清楚了,但他對李昌平的努力還是給予了肯定。

2003年,離開《中國改革》雜志,李昌平進入樂施會,開始了NGO的社區建設。

在這段時間裏,他嘗試著將家人也一同遷到北京工作,但前妻“適應不了北京的節奏,又回了那個小縣城”。最終,“我不可能回去,她也不可能出來”,在女兒考入大學的那一年,兩人最終離婚。“她文憑不高,在北京找一份工作很難”,而且,“她已經適應了湖北的生活”。

與前妻共同經歷了生活中的諸多動蕩和波折,李昌平對前妻飽含理解與愧疚。他說,現在的愛人非常支持自己的工作,對自己也十分理解,新的婚姻對于自己的事業也是一個激勵。

“我從來就沒打算成為一個學者,成為一個專家,成為一個教授。這些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重要,我隻是李昌平。”李昌平說,對“體製內”出來到“體製外”生活的人,尤其像他這樣從底層走出來的人,現實是很冷酷的。“為什麽那些當幹部的人不願意離開體製?確實是有一點困難。”

李昌平李昌平

自離開體製後,李昌平發表了諸多政論文章,尤其就中國農村治理以及農村土地製度、農村金融、新農村建設等有過多次論述,而且正因上書中央的舉措引得媒體關註,不少大學、地方黨校、培訓機構、學術論壇近年來紛紛邀請他做專題演講。然而,在他表達觀點、獲得一些報償的同時,更招來了質疑與批評之聲。

有人說,李昌平早已脫離農村,他闡述的觀點已經不符合現實情況。也有人說,李昌平的論述,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更有人認為,李昌平分明是在利用名聲聚斂錢財,而他的學術功底根本不值一提。

對此,李昌平說,對于嚴肅的學術商榷,他會認真回應,而對于一些無謂的評價與猜測,他不想理睬。當然,自己發表的文章中,確實有一些存在瑕疵,欠缺深入研究,對于這些,他一直在努力改進不足。

盡管存在不足,但李昌平認為,他在研究上具備有別于一般學者的長處。比如,跑的地方多,足跡遍布國內各地,還經常去印度、越南、朝鮮、日本考察,有時間也會做一些實驗。

李昌平坦承,不論是去廣東打工,還是到北京工作,後來去樂施會做扶貧項目,掛職河北大學,這些其實都不是自己刻意追求的,而是順其自然。“我這樣的人,不就是在市場上吃飯嗎?”

2006年,河北大學正在尋覓一位對農村問題兼具實踐經驗與理論積淀的研究者,找到了李昌平,于是他就去河北大學的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做了一名研究員。作為非教職的研究員,李昌平並不需要“坐班”,有課的時候去講講課,沒課的時候隻需要在樂施會工作的基礎上,完成河北大學交給的一些科研項目即可。

既然是課題研究,那麽樂施會是實現研究成果的理想平台之一,這與河北大學的工作並不沖突。李昌平說,河北大學方面曾表示,允許他將過去數年發表的文章算作論文數量,憑此申請教授職位,不過,他並不在乎這個。

“你給我職稱可以,你不給我,我也不會去申請。”對于有人推薦他去讀個博士,去評個專家之類的建議,李昌平說:“這些我沒有什麽興趣。”

換句話說,李昌平三年多來並未享受到河北大學體製內的待遇,基本上屬于一個客座研究員的角色,大部分時間在樂施會北京辦事處工作。

學者須規範地寫作,而李昌平認為自己不是學者,更不會按照學術規範那樣去寫文章。“我的寫作與研究,完全是個人生活或工作的需要,它隻是一個需要。”

李昌平說,他不過是借助文章的發表,告訴別人他在想些什麽,對事情怎麽看,畢竟,“每個人都有說話的權利”。不過,李昌平依舊認為,如果自己的水準不夠,別人是不會邀請他的。“如果你講得很差,人家不會找你,這就是市場。”

李昌平李昌平

那麽,每個月到底有多少場演講,從演講中,他獲得了多少收入呢?李昌平直言,有些演講是公益性的,有些則是有一點點收入而已,但是,“自己從來沒有把這個事情當做一個正兒八經的職業去做”,而且也沒有時間。因此,每個月的演講基本控製在10餘場,且去做這些演講,也大多是在工作時間之外,比如在晚上進行。

“有時候一個月是幾千塊的收入,有時候一點收入都沒有。”李昌平說,也會將某些培訓或者演講的收入捐給大學生社團,“這點錢,對他們更重要”。

他說,一直在追求一種不受約束的生活,自己很渺小,很平常。“隻要有人叫我李昌平教授,我會立刻告訴他,你們錯了,我不是教授。是不是教授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重要,我隻是李昌平。體製內的人能夠得到的東西,我得不到,得不到就得不到。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活法。”

在李昌平看來,2000年以後,他的人生不過是在按照自己的邏輯去生存、生活,沒什麽太多追求,不熱衷名譽與地位,也不看重別人的評價,“過得去就行”。

對于自己的定位,他說,還沒有認真想過,也許會一路寫下去,將來出版農村系列著作,或者繼續幫助NGO做些事情,也會繼續在大學做些培訓與演講。但是,可以明確的一點是:不可能再回到體製內了。

人物軼事

一封信引發的改革

李昌平稱呼自己為“農民的兒子”,事實上,他的父母現今仍未擺脫“農民”身份,依舊生活在湖北監利,以捕魚為生。

小時候,李昌平“在船上生活的時間和在陸地上生活一樣多”。直到1969年,他六歲時,父母才在陸地上擁有了自己的房子。

李昌平李昌平

當地老人們回憶,李昌平那個年齡段的孩子出生之時,正好趕上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父母幹活時,出于安全考慮,時常不得不將家中的幼兒用繩子系于樹幹上,李昌平也不例外。

1976年後,監利才結束“三年兩水災”的生活狀態。李昌平的國小是斷斷續續讀完的。1982年,李昌平大學畢業,回鄉當上鄉鎮幹部,同時趕上了分田到戶,家裏的經濟狀況才得到進一步改善。此後的17年間,李昌平先後四次擔任鄉鎮黨委書記、縣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等職務。

對于這個農家子弟來說,本來人生可以如此在奮鬥之後平順發展。但一封寄給朱鎔基總理的信件,將他的人生軌跡從此改變。

2000年大年初六,在涉農工作中遭遇困擾的李昌平,本想給縣委縣政府寫一份報告。但一本紙,他寫了搓,搓了寫,折騰了一晚上也沒有寫出什麽。

湖北正月極冷,他坐在床上,圍著被子,天快亮的時候,李昌平在紙上寫下了“總理”兩個字,然後“突然間明白了自己究竟要寫什麽。”

他飛速寫下第一段:“我叫李昌平,今年37歲,經濟學碩士,在鄉鎮工作已有17年,現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我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含著淚水給您寫信。我要對您說的是: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這封4000多字的信,李昌平寫得很順暢,“一會兒就寫完了”。信中他寫了“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台如珠峰、幹部如蝗蟲、責任製如枷鎖”等七個方面的問題,每一項還都列出他所了解的資料。

這封信李昌平拿在手上,直到3月8日才正式寄出。中間的大半個月裏,他反復思量可能出現的後果;又自我審視一番,確定自己身家清白後,才最終下決定。“講真話不容易,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不坐牢是我的底線。”

正是李昌平的這封信,得到了時任總理朱鎔基的親自批示,並引發了中央對“三農”的關註和重視,以及其後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

從村幹部到打工者的命運沉浮

然而,李昌平的命運,也隨著這封轟動一時的信件,急速起落。

2000年9月1日,距離寄信半年之後,荊州市委組織部找李昌平談話。他清楚記得第一句話就是:為了監利縣的穩定,可以考慮去“別的地方擔任更高一點的職務”。

考量再三,9月16日,李昌平主動辭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職務,南下深圳,來到一家台資公司負責管理農業園,從鄉村幹部變為一名“農民工”。

李昌平李昌平

但李昌平的“隱者”之路並不順暢。2000年,在這家公司工作沒多久,因為不喜歡同事在台資老板面前提自己是因為給總理上書被迫辭職,他改名為“李盛安”,去了藍田公司的珠海分公司擔任總經理。

在那段如同浮萍的時光,曾經直言無忌,對自己選擇堅定無比的李昌平也開始迷惘,“不知道做什麽,怎麽做”。

2001年3月20日,因為身份和行蹤暴露,李昌平再一次失業。這次,他來到北京。在一次飯局上,李昌平遇到了同樣致力于三農問題研究、時任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的溫鐵軍,然後在其負責的《中國改革》、《改革內參》雜志做了三年的記者、編輯。這三年,讓李昌平真正明白了“專家學者們在說什麽”,在他看來,是溫鐵軍真正將他帶入了“三農”圈子。

2003年10月,李昌平進入香港一家公益組織--樂施會任項目官員,同時還在河北大學的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此間,李昌平先後在雲南、貴州貧困山區做了3年多的扶貧發展,還前往日本、印度、越南、朝鮮,以及台灣的許多農村。

這一階段,不僅加深了對李昌平對國內農村現狀的了解,也開闊了國際視野,更重要的是對農村綜合發展方法有了系統的學習,為後來他和孫君等人建立中國鄉建院奠定了基礎。

“三農問題”行動者

2012年年初,李昌平辭去了河北大學的工作,但依然還是香港樂施會中國部顧問,也是中國鄉建院旗下的鄉村規劃設計院院長。對此,他自封為“齊天大聖”。

被問及做了這麽多工作,最喜歡的是哪一項?李昌平回答,“我做過的工作,我都喜歡。如果一定要說最喜歡的,當然是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院長了,因為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理想的新農村建設。”

目前,李昌平的工作主要圍繞“農村發展”展開,“主要做農村規劃設計及其施工技術指導。比如以內置金融為核心的村社共同體重建、垃圾分類和綠色村庄、養老村和培訓等。”他主張農村應該適應逆城市化趨勢,“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

李昌平李昌平

在李昌平和中國鄉建院看來,中國有10%的村庄最終會成為城市的一部分,60%的村庄會逐漸凋敝,最終隻剩下30%的中心村。而他們現在的工作也正是圍繞這30%的農村展開。

在李昌平的研究理論裏,關于“三農”的很多觀點看似矛盾:比如主張土地私有,但主張“耕者有其田”;主張“種田能手”種更多的田,反對“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和“土地承包期長久不變”;贊成種地不交農業稅,但反對承包地不交承包費、不承擔村庄建設和農田水利道路建設的義務……

“這些觀點並不矛盾,是系統的、連貫的。”李昌平表示。他主張城市土地製度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村民集體所有,在村社內部建設“內置金融”,讓村社共同體成員有權利用土地,在內置金融裏抵押貸款、且準許自由有償退出。

他先後發表多篇政論與“三農”觀點的文章,也收到過不少大學、地方黨校、培訓機構、學術論壇的演講邀請,但也招來許多另外的聲音。比如說他現在已經脫離了農村生活,難再承當三農問題代言人的角色;或者稱他的論述缺少邏輯能力,學術功底不夠。

面對這些批評和質疑,李昌平清醒表示,盡管他經常被冠以“三農專家”等等光環,但“不可能做學者,始終是一個行動者。”

再向總理說實話

距離給朱鎔基總理寫信,已經過去了整整12年。

在當年那個直言敢諫的李昌平看來,這些年政府對于農村建設工作的推動也算卓有成效:農民負擔減輕了,農村新房子多了,基礎設施好了,農村的養老和醫療有了很大改善。

而對于近期召開的“十八大”中,關于“三農”部分的內容,李昌平也有自己的理解:一是強調了共同富裕,二是強調了發展新集體經濟,三是強調的農民組織化。特別是“組織化”三個字有突破性。“我們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農民組織,是集‘經濟發展、社區建設、社區治理’三種功能于一體的農民組織,這是重建農民組織的重點。”

如今年近五十,知天命之年的李昌平偶爾也會笑話自己“理想進入冬眠期”。未來5-10年,他希望能和中國鄉建院的同事們一起,在不同省份建設30個新農村示範村。“把每個村子都建設成養老村,都能容納1萬人的老人安享晚年,把養老難題和農民難題結合起來解決。”

而盡管如此,這個來自基層,並一直致力于“三農”問題的研究者和推動者,時刻不忘發出自己應有的聲音。

2010年,李昌平就開始整理他那十幾萬字的書稿,命名為《再向總理說實話》。2012年,這本書正式鉛印出版,以其基層出身和長期的農村理論研究與實踐,以“農民群體的上升通道”、“配置農村內置金融”、“社村共同體”等問題,再次為“三農”問題鼓與呼。

“《我向總理說實話》是寫給朱總理的,描述的是當年的三農現狀。”李昌平表示,這次再版的《再向總理說實話》則是寫給溫總理的,總結了前30年、甚至60年的三農發展,提出了後30年的三農發展方向和道路。

對于李昌平而言,他隻有一個心願:“希望北京不要歧視我。我年輕時有理想,我是真心願意為建設沒有剝削和壓迫、人人平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而貢獻自己。今天我依然有這樣的情節。”

現在李昌平每天有處理不完的郵件,接不完的電話,幾乎沒有自由打發的時間。“我希望在周末‘蝸’在家裏陪家人,希望每兩個月回一次父母身邊,但經常做不到。”

偶爾,他也會懷念小時候清澈見底、清冽甘甜的洪湖水和湖岸邊遍地的烏龜甲魚;懷念冬天時,家鄉遮天蔽日的野鴨;也會想起88歲時去世的老祖母——那是李昌平心中永遠的傷痛,因為那時的他正逢人生低谷,有心卻無力實現老人家“去北京看一看”的心願。

從12年前的激憤與凜冽,再到如今的理性與懇切,在旁觀者眼中的李昌平,或是一個癲狂的批判者,或是一個孤獨的承受者,或是一個清醒的反思者。但無論如何,這個來自基層的聲音,已被銘記。

人物訪談

南都周刊:研究三農問題,你覺得自己的優勢是什麽?

李昌平:首先,跑的地方多一些,實踐多一些。另外,從官員、學者、NGO到老百姓,我熟知他們的話語體系,和他們交流沒有障礙。而且,和一般的研究者不同,我是實用主義者,立足于農村的發展來思考。比如我為什麽反對“公司加農戶”呢?因為“公司加農戶”不是農民的經濟,是資本的經濟。我的立足點是,讓農民自己來資本化,以農民為主體。一個外部的人在研究農村的時候,他的目標不是這個,他也不可能有這個目標。

南都周刊:那又面臨哪些劣勢呢?

李昌平這十年李昌平這十年

李昌平:我的研究劣勢很多。比如,規範化的寫作對我來說很痛苦。另外,很多人讀過自由主義的著作,比如哈耶克的書。有的,我沒讀過,或者我讀過但沒有這麽深刻的體會。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是,做農村實驗的人,包括在NGO裏工作的人,意識形態都偏向中左,做經濟的、做企業的,都偏向中右。這是因為大家在不同的體系裏面,面對不同的現實。所以,在主流話語體系裏討論問題的時候,我覺得很費勁。

南都周刊:新書《大氣候》中提及的所謂“李昌平難題”,是怎樣的含義?

李昌平:書名是出版社取的,原來叫《三步走了大半步》,我是想讓大家知道,其實,農村的改革才剛剛開始,隻走了半步,而且很多是走回去了。前30年,我們大多認為通過沿海經濟的發展,通過參與國際經濟迴圈,可以實現工業化。但參與國際經濟迴圈的經濟模式,並不能幫助中國解決農村問題。你看,農民數量從改革開放初期的7億多增加到了現在的9億多。現在的問題是,多數人為少數人搞製造,減少農民,那麽農民工就多了;農民工越多,製造業就越過剩。不減少農民,農民問題嚴重;減少農民呢,使得工人問題嚴重。這就是中國的難題。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

其它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