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

曹汝霖

曹汝霖(1877-1966),祖籍浙江民國初年高級官員,新交通系首領。1877年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後去漢陽鐵路學堂讀書。早年留學日本。五四運動時期,被指為賣國賊,住宅慘遭燒毀。抗日戰爭時期,曹汝霖不與日本人合作,拒絕擔任偽政府總理大臣一職,後被動掛上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等虛銜,但並未給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節。

  • 中文名
    曹汝霖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上海
  • 出生日期
    1877年
  • 逝世日期
    1966年8月4日
  • 職業
    政治家
  • 畢業院校
    漢陽鐵路學堂

​人物簡介

曹汝霖(1877-1966),字潤田,生于上海。清末民初的中國政治家,新交通系首領,也是20世紀初著名親日官員之一。清光緒三年(1877年)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後去漢陽鐵路學堂讀書。1900年留學日本,鼓吹君主立憲,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1904年歸國,任職商部商務司,後被調入外務部。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務部副大臣。1913年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同年8月任外交部次長。

曹汝霖曹汝霖

1915年1月,曹汝霖受袁世凱之命,和陸徵祥同日本公使談判,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1916年4月任交通總長,後兼署外交總長,並任交通銀行總理。1917年1月通過西原龜三向日本興業等銀行借款500萬日元,是“西原借款”之一。7月任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1918年3月兼任財政總長,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軍餉。1918年秋,不惜喪失山東鐵路主權,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財政方面所據要職,成為新交通系的首領。1919年初任錢能訓內閣交通總長。 

1919年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觸發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引起北京大學生在5月4日到天安門示威之事件,五四運動爆發。時任交通總長的曹汝霖由于負責把部分權益讓予日本,並與貨幣局總裁陸宗輿及駐日公使章宗祥一同被稱為“賣國賊”。北京學生一致要求懲辦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三人。北京學生包圍並沖入曹宅,放火焚毀其房屋,稱為火燒趙家樓事件。後來,事件演變成大規模的罷課、罷工及罷市。北洋政府在民眾壓力之下,最後正式拒絕在凡爾賽條約簽字。山東問題交由華盛頓會議處理。6月10日,曹、陸、章三人被免職。此後,曹汝霖任井陘正豐煤礦公司董事長。抗日戰爭時期任漢奸組織的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和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  

1949年,遷往台灣,後又遷至日本、美國。他在晚年時撰寫回憶錄《一生之回憶》。1966年8月死于美國底特律。

生平經歷

早期生涯

曹汝霖,字潤田,1877年1月出生于上海縣城的一個職員家庭。和那時中國的普通家庭一樣,曹家企盼曹汝霖走 科舉之路,考取功名。15歲起,曹汝霖開始跟隨上海知名塾師學習八股文,並參加科舉考試。18歲時他考中秀才,1899 年轉入漢陽鐵路學堂學習。

曹汝霖曹汝霖

此時的中國正經歷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變局。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深受刺激的曹汝霖感到漢陽鐵路學堂有名無 實,遂中止學業,返回上海。後與章宗祥相識,在其影響下,決定留學日本。

曹汝霖先進入早稻田專門學校,後轉入東京法學院(即後來的日本中央大學)學習法律。留學期間的曹汝霖是君主立 憲論的吹捧者和追隨者。有一次,他竟為此與鼓吹革命的孫中山追隨者張繼激辯,互擲皮鞋,差點發生肢體沖突。

對于遠東國際政治的看法,曹汝霖深受日本影響。1904年,日俄為爭奪我國東北,在我國領土上大打出手。而在 他眼中,卻將日本視為“仗義興師”,他說:“當日俄開戰之時,我尚在日本,見日本人之踴躍參軍,我已心中感動。回國後 ,又見日本無條件歸還我東三省領土,其慷慨仗義之精神已使我心折。”曹汝霖這種對日本的好感,為他日後的“親日派”人 生抹上了底色。

投身外交,平步青雲

同年,曹汝霖迎來了人生的轉捩點,他接到了清政府新設商部左丞唐文治要其回國任職的電文,被任命為商務司行走 ,從此踏入官場。不久,清政府新設學務處大臣張百熙奏準開考留學生,選拔人才。曹汝霖在最後的殿試中,獲得第二名,成 為中國最早的“洋翰林”。隨即,被授以主事(六品奏任官),在商部候補。

1905年,機會再次降臨。當年11月,日本與清廷協商“日俄戰爭”後的東三省善後事宜。中方全權大臣是慶親 王奕劻,袁世凱作為中方代表之一實際主持會議,曹汝霖被抽調作為隨員參與此事。正是這次會議,他深得袁世凱賞識。會商 結束後,曹汝霖被調入外務部,派在掌管交涉事務的重要部門庶務司辦事。1906年,袁世凱出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 曹汝霖正式成為袁世凱部下。1907年,在袁世凱的關照下,東三省首任總督徐世昌保舉曹汝霖“學識兼優,才堪大用”, 被光緒、慈禧召見後,委以外務部參議候補,自此躋身于京堂之列。

1908年光緒、慈禧相繼去世,日本派伏見親王來華參加葬禮。事後清政府派溥倫親王前往日本答禮,曹汝霖以隨 員相陪。回國後,升為右參議,並被派往東北考察。曹汝霖回京後呈遞說帖,建議清政府適當滿足日本要求,早日了結中日懸 案,以小妥協換取大整飭,趁機整理東三省內政。曹汝霖還提出了如練警察、開公路等10條具體建議,但未獲清廷重視,隻 是他從此“親日之名,遍于京朝”。

1911年,曹汝霖再次獲得重用,由奕劻保舉升為外務部左侍郎,並準備派任駐法公使。不料,辛亥革命發生,曹 汝霖未能成行,也打斷了他仕途的升遷之路。  

參與中日“二十一條”談判

1912年中國改朝換代,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最初,親日色彩濃厚的曹汝霖並沒有因與袁的親密關系 而獲得重用。然而,隨著中日關系在袁世凱政府對外關系中日漸佔據重要地位,1913年8月,袁起用曹汝霖擔任外交次長 。重返外交舞台的曹汝霖,自此後成為袁處理對日關系的中堅和關鍵人物。

1915年1月18日,日本借一戰之機,向中國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要求。而且,日本呈遞“二十一條 ”的稿紙,竟赤裸裸地印有無畏戰艦和機關槍的水印圖案!面對日本的威脅和壓力,袁世凱自知無力拒絕,但又不願輕易使日 本的侵略陰謀得逞,于是製定了通過外交談判解決的辦法。根據日方的要求,中日雙方各有三人組成代表團進行秘密談判。中 方人員是新任外交總長陸征祥、外交次長曹汝霖、秘書施履本。

談判從2月2日開始,直至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後修正案,歷時84天,前後會晤達40多次。曹汝霖在其回憶錄 中記述說:“此次會議,我與陸子興(陸征祥別號)總長,殫精竭力,謀定後動,總統又隨時指示,餘每晨入府報告,七時到 府,總統已在公事廳等著同進早餐,報告昨日會議情形,討論下次應付方針,有時議畢又入府請示。”在談判處于僵持狀態時 ,熟悉日本政情的曹汝霖還向袁世凱進言,派日本顧問有賀長雄赴日活動,開啟僵局。由此不難看出,這場談判,袁世凱是決 策者,曹汝霖為出謀策劃者,這也是後來民眾為何將矛頭對準曹汝霖的根源。

5月7日,日本向中國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在5月9日最後答復。最終袁世凱政府接受了日本的要求,5月25日, 陸征祥代表中國政府與日本代表簽署了屈辱的“中日民四條約”。有趣的是,條約簽署後,福建巡閱使許世英、長江巡閱使張 勛通電全國,要求將曹汝霖“明正典刑”,以謝國人。一時曹汝霖成為千夫所指、皆曰可殺的賣國賊。

1916年4月25日,曹汝霖被委任為交通總長,成為袁世凱眾叛親離時最為倚重的幾個人物之一。袁世凱死後, 曹汝霖呈請辭職,6月30日,新任總統黎元洪將曹汝霖解職。

五四運動中成為眾矢之的

1919年4月,操縱巴黎和會的英、美、法等列強,完全無視中國的戰勝國地位,悍然將中國山東權益交給日本的 條款寫入《對德和約》。訊息傳入國內,群情激憤。5月4日,憤怒的北京學生舉行示威遊行,他們沿途高呼“外抗強權,內 懲國賊”、“廢止二十一條”等口號,一致要求懲辦曹汝霖、章宗祥等。學生們前往東交民巷使館區去“請願”,但受到阻攔 ,越加激憤,轉而前往曹汝霖住宅——趙家樓。結果,正在曹宅的章宗祥遭學生痛毆,沒有找到曹汝霖的學生放火燒了趙家樓 。

“五四運動”中,學生們為何將曹汝霖視為“頭號賣國賊”?這是有原委的。

曹汝霖主持簽訂“二十一條”,種下了巴黎和會山東問題交涉失敗的苦果。袁世凱死後,曹雖已不在外交界任職,但 他成為北洋皖系軍閥段祺瑞政府的座上賓。那時的日本政府改變了對華政策,從以往軍事恫嚇為主改為經濟擴張為主,以貸款 為手段來達到對中國多方面的控製。段祺瑞為了穩定統治和統一全國,與日本一拍即合,大肆向日本借款。曹汝霖主張:“我 們應該將中國關于農工商礦有價值的開列出來,同日本商量,……一方面日本幫助中國,一方面日本亦獲得利益,不必枝枝節 節,遇事麻煩,以達到中日親善之目的。”

1916年12月,曹汝霖出任交通銀行總裁,開始操辦為段祺瑞政府向日借款一事(即“西原借款”)。自1917 年1月到1918年10月,曹汝霖共經手十筆借款,總計達1.44億日元之多。曹汝霖炙手可熱,在政界重新崛起,1917 年7月,曹汝霖出任交通總長,1918年3月更以交通總長兼署財政總長,1919年“五四運動”時正任職交通總長兼幣 製總裁。日本則通過系列借款,進一步控製了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內政外交,種下了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又一惡果 。

“五四運動”中,愛國學生們將矛頭對準曹汝霖,火燒趙家樓,是曹汝霖“一味媚日,出賣國權”的下場。6月10 日,在全國人民的聲討壓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罷免曹、章、陸三個“賣國賊”職務。曹汝霖成為“賣國賊”的代名詞,受 人唾棄,自此從官場中消失。

官場消失

曹汝霖被免職後避居天津,不再與聞政治。1927年初,奉系軍閥張作霖成立安國軍政府,曹汝霖短暫返回北京出 任財政討論會會長,並接任中法銀行總裁一職。但曹的名聲已一片狼藉,那時其子在南開上學,“課堂裏坐的是獨桌,因為沒 有一個同學肯同他並坐,下了課,也沒人理他”。1937年國難日重之際,蔣介石曾召曹汝霖廬山談話。抗戰爆發後,留在 華北的曹汝霖成為日偽拉攏的對象,先後擔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會長、東亞經濟懇談會會長、新民印書館理事長等職務。1945 年抗戰勝利後,以“漢奸”罪名被國民政府逮捕,隨後被釋放。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前往台灣,後在日本生活,1957 年到美國,1966年8月4日在底特律病逝,終年90歲。

大事年表

1900年赴日本留學,鼓吹君主立憲,反對孫中山共和革命。1904年歸國,任職商部商務司。後被調入外務部。1913年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

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長。

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務部副大臣。

1913年8月任袁世凱政府外交次長。

1915年1月參與同日本公使談判“二十一條”。

1916年4月任交通總長,後兼署外交總長,並任交通銀行總理。

1917年1月通過西原龜三向日本興業等銀行借款500萬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次年3月兼任財政總長,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軍餉。

1918年秋,不惜喪失山東鐵路主權,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財政方面所據要職,成為新交通系的首領。

1919年初任錢能訓內閣交通總長。五四運動中,北京學生包圍並沖入曹宅,放火焚毀其房屋。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罷免他的職務。

此後轉入實業界,仍任交通銀行總經理,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天河煤礦公司總經理,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井陘、正豐煤礦公司董事長。

1927年任張作霖軍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長。

1936年7月,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

抗日戰爭時期任漢奸組織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

1942年3月,任 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新民印刷公司董事長。

1949年去台灣,1950年赴日本。

1957年遷居美國。

1966年8月4日逝世于美國底特律,終年89歲。

人物宅邸

趙家樓 

北京趙家樓的歷史該不算太悠久,但卻極有知名度,因為當年震驚中外的“五四”、“火燒趙家樓”即發生于此。趙家樓是老北京的一條胡同。樓為何冠以“趙家”,至今仍是一個謎。清光緒十一年朱一新撰《京師坊巷志稿》,于當時北京坊巷考註甚詳,也許是趙家樓在當時不甚有名氣,朱一新對趙家樓主人未加註解。歲月流逝,至今更加湮沒無考了。趙家樓是條小胡同,位于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據考原為前後曲折U字形走向,總長不超過三百米,後被一分為二,前邊稱前趙家樓胡同,後邊則稱為後趙家樓胡同。“五四”一把火,曹汝霖宅邸的東院基本焚毀。上世紀50年代後曹氏舊宅被拆除,于原址建起新樓,成為某單位招待所。後來又改為趙家樓飯店,門牌是“東城區趙家樓1號”。

曹汝霖府邸 趙家樓曹汝霖府邸 趙家樓

趙家樓何時成為曹汝霖的宅邸,迄今未見到準確資料。從回憶資料來看,曹宅當時分東、西兩院,西院為中式房屋,東院則為西式平房。我所見過曹氏差人的回憶是1918年9月至曹公館當差,可見成為曹宅起碼是1918年。其實,曹汝霖不僅在趙家樓有公館,他還有兩房姨太太,分別在錫拉胡同和西觀音寺有宅寓。大太太帶著幾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從原籍上海亦遷來,均住趙家樓。

曹汝霖與陸宗輿、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學,1904年一同歸國參加“經濟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職銜。曹汝霖任職商部商務司,後調外交部。北洋時期當了大官,幾次喪權辱國,向日本大借款,還是“二十一條”談判的參與者,被視為親日派,所以“五·四”運動中曹氏受打擊最沉重。而最令曹汝霖生氣的是,火燒曹宅說蜂起,有漏電失火說,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說,而支持、同情學生運動的報刊,也多採用此二說。當然目的是保護學生免遭當局迫害(學生激于義憤,首先點火者即當年北京高等數學科四年級學生匡互生,後隨毛澤東在湖南從事驅張運動,1933年病逝)。6月10日總統徐世昌頒令罷免曹、陸、章三人職務,也否認學生燒毀曹宅,曹汝霖在醫院看到報紙後,大為生氣,馬上找徐質問。始憤而以辭去交通總長等職務泄憤。罷官之後,仍擔任交通銀行經理(當時報章說曹辭去交通銀行經理職務,實際依然保留)。但他經“五·四”風波,受刺激很深,發誓不再過問政治,願做在野之民。他先潛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一天後又躲進東單三條同仁醫院,仍覺得不保險,又搬到北海團城(當時團城由京綏鐵路局管轄),閉門謝客。1919年冬,曹又避到天津德國租界居住。他每以宋人戴石屏《述懷詩》表述自己今後的志向,其詩雲:“人生安分即逍遙,莫問明時嘆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閒閒到底勝勞勞。一心水靜唯平好,萬事如棋不著高。王榭功名有遺恨,爭做劉阮醉陶陶。”看來,曹汝霖是將安分守己視為座右銘的。盡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鬱鬱寡歡。因為他盡管在租界當寓公,深居簡出,但人們並沒有忘記和原諒他。他的兒子在天津南開讀書,卻沒有一個同學肯與他同坐,這位曹公子隻好隔坐獨桌。課間、放學,也沒有一個同學理睬他。這種情況,曹汝霖不會不知道,其內心痛苦之狀可想而知。

在趙家樓修葺後,曹汝霖及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處。但曹仍以天津居住為多。1922年,他于燈市口同福夾道又蓋起一座新樓,東院有戲樓,甚為宏偉,後門則在箭廠胡同7號。11月,曹為父親辦“彩觴”堂會,大宴賓朋。直系上台後,因曹在北洋集團中屬交通系,與皖系親密,故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夾道宅寓則租給丹麥公使作為公使館,隻留下後院,家人改從箭廠胡同後出入。1937年始將此處宅寓賣掉。

火燒趙家樓時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個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謎團。一般都認為曹恰巧不在,學生們則痛毆了章宗祥。實際上,據後來考證,曹汝霖早就聞聽“學生們要鬧事”,在家與章宗祥、日本人中江醜吉(此人在學生痛打章宗祥時以身體護住,才使章僥幸活命)、警察總監吳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對付學生(當時院中還有荷槍實彈的警察)。一種說法是學生們沖進來時,曹汝霖藏進兩間臥室夾層的箱子間。但據曹氏僕人目睹:曹聽到叫罵聲後,溜出小後門直奔廚房,換上廚役的衣帽,又出東小門逃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

個人評價

抗戰軍興,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發誓不在日偽政權任職,決不在自己被國人唾棄的歷史上再加上賣國罪孽。據說,日寇佔領軍在籌組華北偽政權時,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總理大臣的理想人選。但曹氏始終不為所動。後來,漢奸王克敏為拉攏他,給他掛上“最高顧問”虛銜,王揖唐出任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時,又把曹掛上一個“咨詢委員”的空銜;但曹汝霖從不到職視事,也從不參與漢奸賣國活動。北平淪陷前後,日本人特別註意拉攏北洋時期的高官顯宦,如段祺瑞、吳佩孚、袁世凱之子袁克定、靳雲鵬等,但這些人都拒絕了。特別是吳佩孚,還因此被日本特務毒死。靳雲鵬的例子與曹汝霖相似,靳是北洋時期國務總理,日寇多次拉攏,靳不為所動。後來,華北偽政權也給他掛上了“顧問”空銜,但靳也從不到職。據說,日寇特務機關長喜多非常氣憤,曾指斥曹:“為什麽我們‘皇軍’來了,你不出頭幫忙,你究竟做什麽打算?”曹汝霖怕于己不利,才接受了新民印書館董事長、“中日懇談會”會長等職,但並無實權。

曹汝霖曹汝霖

在日偽時期,曹也利用與日本人的關系,辦過一些對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如前文提到曹在天津讀書的小兒子曹樸(字君實),後去日本留學,歸國後曾任張學良的副官。“九·一八”後隨張學良至北平,後任天津市警察分局局長。“七·七”後,日寇襲津,在新車站用機槍掃射難民,曹樸轉請父親阻止日寇暴行,曹即出面給日軍打電話說:“新車站住的都是難民,不是軍人,並無敵對行動,為何要開槍射擊這些無辜的老百姓?”日寇這才停止掃射,後由曹樸聯系商會,在河北公園設收容所、粥廠,將難民陸續送走。以今天的審查眼光來看,曹汝霖在淪陷期間,或多或少盡量減少日偽對老百姓的殘害,這恐怕也是應該是予以肯定的。

五四運動後的曹汝霖

五四運動前,曹汝霖曾集交通總長、財政總長、交通銀行總理等數職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權重一時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由于部分列強與日本事前簽署了密約,協約國公然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當時,交通總長曹汝霖因負責把部分權益讓予日本,與貨幣局總裁陸宗輿及駐日公使章宗祥並稱為“三大賣國賊”。五四運動中一句著名口號即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五四”當天,學生遊行到趙家樓曹宅,曹汝霖躲了起來。學生誤把當時在曹宅的章宗祥當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頓,並放火燒了曹宅,此即火燒趙家樓事件。後來,一些學生被抓,事件演變成大規模的罷課、罷工及罷市。6月10日,曹、陸、章三人被免職。

“五四”過後,曹汝霖先在醫院躲了幾天,後搬到北海團城(當時由京綏鐵路局看管)暫住。曹在這裏足不出戶,每天以寫字打發時光,還改了個名字叫“覺廠”,有點閉門思過的意思。

五四運動時,曹汝霖不過42歲。此後他沒再任過要職,似乎也沒有東山再起的企圖,而是熱衷于慈善活動。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車的車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較特別,每次由家裏當差的抱著幾套棉衣出門,看見街上有衣不蔽體的車夫,便僱他的車,拉到僻靜的小胡同,叫車停下來,施舍給車夫一套,然後再去物色下一個對象。據說這個辦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領。曹家還經常向人施舍棺木。

上世紀20年代,由曹汝霖發起,共有20多人出資,在阜城門內白塔寺溝沿建了一所醫院,取名中央醫院。醫院落成並買進所需醫療器材後,尚餘20萬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銀行。中央醫院屬于慈善性質,用這20萬元支撐醫院的開支,窮人來看病,一概不收醫療費。後來新亨銀行倒閉,醫院所剩的幾萬元,改存匯業銀行。匯業銀行歇業後,又改存中南銀行。曹汝霖一直擔任中央醫院的院長、名譽院長等職,經費方面都由他籌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長的井陘正豐煤礦公司供給。但曹汝霖不從醫院拿任何薪資,隻有他到醫院時,由醫院給他的汽車灌滿汽油,這就是他從醫院得到的全部報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醫院達十餘年,日軍侵佔華北後,曾想強佔這家醫院。曹去找日軍交涉說:“這家醫院原來是私人經營的,而且是慈善性質。”日軍方罷手。日軍接管了協和等醫院後,一些名醫如鍾惠瀾、周華康等不願為侵略者賣命,紛紛被中央醫院網羅過來。醫院的婦產科,也在此時建立,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戰勝利後,曹汝霖辭去院長,請鍾惠瀾繼任,他對鍾說:“我本是個外行,維持了十幾年,雖然沒有成績,但幸而沒有大過。日本人在這裏,我不能不頂著名字應付應付。現在日本人走了,還是你們幾位專家多負些責任吧。”新中國成立後,中央醫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為人民醫院

抗戰爆發後,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不在日偽政權任職。據說日軍在籌組華北偽政權時,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選,但曹始終不為所動。後來,王克敏曾給他掛上“最高顧問”的虛銜,王揖唐出任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時,又給曹掛了個“咨詢委員”的空銜,但曹汝霖從不到職視事,也未參與漢奸賣國活動。敵偽組織還曾打算讓曹汝霖出任糧食局偽職,他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訓,曾說:“日本人吃糧食不受限製,單管中國人,我怎麽管,這不是找罵嗎?”當時北平的老百姓多吃雜和面,一次,曹把用雜和面蒸的窩頭帶到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對王克敏說:“這樣的糧食怎麽能讓老百姓下咽。”王克敏聽後拿起窩頭就咬了一口,說:“這怎麽不能吃!”日軍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對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滿,曾指斥曹:“為什麽我們‘皇軍’來了,你不出頭幫忙,你究竟做什麽打算?”

值得一提的是,素有“親日派”之稱的曹汝霖在大義面前沒有淪為漢奸,而當年的北大學生,在火燒趙家樓事件中沖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抗戰期間卻墮落為一個大漢奸,出任過汪偽政權的組織部長、內政部長、浙江省長等要職。1939年12月15日,梅13歲的女兒梅愛文在《浙甌日報》發表文章《我不願做漢奸的女兒,我要打倒我的爸爸》。當中寫道:“我的年紀雖小,對于在艱苦戰鬥中的祖國,我是懷著最熱情的愛的。而對我那做了漢奸的父親,我卻懷下了切齒的仇恨。今天我要公開宣布同梅思平脫離父女的關系,我要公開宣布我父親梅思平的漢奸罪狀,我要打倒我的爸爸。”這篇文章雖然不過800字,卻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隨後,梅思平的繼母梅王氏率同他的兩個異母妹妹在報上刊登啓示,與梅脫離一切關系,稱其“附逆作賊,害國辱祖”。抗戰勝利後,梅思平被處決。

曹汝霖晚年在憶及五四運動時說:“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于己于人,亦有好處。雖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民國十大漢奸

頭號漢奸汪精衛

二號漢奸陳公博

三號漢奸周佛海

四號漢奸褚民誼

五號漢奸王克敏

六號漢奸梁鴻志

七號漢奸丁默邨

八號漢奸齊燮元

九號漢奸羅君強

十號漢奸傅筱庵

相關詞條

其它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