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魯國編年史書

春秋

《春秋》,又稱《麟經》(《麟史》)。是魯國的編年史,經過了孔子的修訂。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歷史,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是古代中國的儒家典籍,被列為“五經”之一。《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據傳是由孔子修訂的。書中用于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後人稱為“春秋筆法”。
  • 書名
    《春秋》
  • 又名
    《麟經》
  • 作者
    孔子
  • 字數
    18000多字

春秋筆法

《春秋》最初原文有18000多字,現存版本則隻有16000多字。在語言上極為精練,遣詞有序。就因文字過于簡質,後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公羊高《春秋公羊傳》,谷梁赤《春秋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列入儒家經典。現《春秋》原文一般合編入《左傳》作為"經",《左傳》新增內容作為""。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為春秋作傳者共5家:

春秋左氏傳傳春秋左氏傳傳

《左傳》30卷;《公羊傳》11卷;《谷梁傳》11篇;《鄒氏傳》11卷;《夾氏傳》11卷。

其中後兩種已經不存。公羊傳和谷梁傳成書于西漢初年,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所寫,稱為今文。左傳有兩種,一種出于孔子舊居的牆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型寫的,稱為古文;一種是從戰國時期的荀卿流傳下來的。

公羊傳和谷梁傳與左傳有很大的不同。公羊傳和谷梁傳講"微言大義",希望嘗試闡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認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認為有些內容有牽強附會的嫌疑。左傳以史實為主,補充了《春秋》中沒有記錄的大事,一些紀錄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認為左傳的史料價值大于公羊傳和谷梁傳。

至遲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記載國家大事;在每一季的開始,一般要寫"春"到"秋"四季的季節。但古人重視春季秋季,因此把國史記載叫做《春秋》,這可能是"春秋"作為史書名的來由罷。現存《春秋》,從魯隱公記述到魯哀公,歷十二代君主,計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傳》和《谷梁傳》載至哀公十四年止,為二百四十二年,《左傳》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魯國史書的原文。

相傳《春秋》之書出于孔子之手,舊時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說。但後世亦有不同說法,清人袁谷芳《春秋書法論》說:《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于後世者也。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雖然春秋之作者有爭議,但其經過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則無大異。事實上,春秋作為一魯國的史書,其作用早已超出史書範圍,春秋用詞遣句"字字針砭"成為獨特的文風,被稱為春秋筆法,為歷代文代史家奉為經典。《春秋》所記,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國大事,現所存全文,不過一萬六千多字,但據曹魏時的張晏和晚唐時人徐彥引《春秋說》,都說是一萬八千字(張說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說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見《春秋》原文,從三國以後脫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記。

春秋公羊傳春秋公羊傳

因為《春秋》是粗線條的筆墨。為補這一遺缺,後來又出現以春秋為主本的《傳》,即現今流傳下來的《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和《春秋左氏傳》三種,並稱春秋三傳。《傳》的《春秋經》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異,傳文按年合並,先經後傳。

"春秋三傳"實有區別。《谷梁》、《公羊》裏面有"春秋大義",《左傳》則沒有或者少有。李學勤先生坦承:"要找'春秋大義'的話,要找《公羊》、《谷梁》。我個人認為,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一點,今天還必須承認,因為《公羊》、《谷梁》的研究肯定會提供我們對于儒家很多重要觀點的認識,這一點可能是《左傳》反而做不到的。"但,《左傳》裏面有學術,《左傳》是研究古代歷史文化的基礎。

作品性質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蘊涵著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這是從先秦孟、荀到兩漢馬、班諸家一致的正確看法。兩漢以後,今文經學衰微,學者多受古文經學門戶之見的影響,錯誤地視《春秋》為歷史學著作,並由此引發了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春秋》性質之爭。

史書史書

圍繞《春秋》是歷史學著作還是政治學著作這一問題,千餘年來先後形成了以下三種觀點:一、傳統今文經學家的正確觀點,即以《春秋》為政治學著作,持此說者如清人皮錫瑞,近人徐復觀、呂思勉胡適等;二、古文經學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學者的觀點,即認為《春秋》是歷史學著作,古文經學家如晉人杜預,近人錢玄同顧頡剛、劉節等人堅持這種看法;三、調和說,即認為《春秋》"亦經亦史",持此說者如錢穆、雷戈。就"亦經亦史"的說法,錢穆認為《春秋》是一部"亦經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無經、史的區別,經、史之分是後代才有的觀念,"若我們定要說《春秋》是經非史,這實在隻見其為後代人意見,據之以爭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著痛癢"。然而關于"經史不分"之說這點,鍾肇鵬先生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一文中專門加以辨析,並闡明了中國古代經史有別、史先于經的觀點。

寫作動機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記中是這樣記載的:"餘(太史公)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對《春秋》極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學術界對于《春秋》的史學價值存在質疑。胡適認為:"《春秋》那部書,隻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家把《春秋》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為什麽呢?因為歷史的宗旨在于'說真話,記實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隻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徐復觀先生也說:"可以斷定孔子修《春秋》的動機、目的,不在今日所謂'史學',而是發揮古代良史,以史的審判代替神的審判的庄嚴使命。可以說,這是史學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經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記載中並沒有對《春秋》的歷史記載產生懷疑。杜預在《春秋左傳集解·序》中說:"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製,下以明將來之法。"朱熹說:"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春秋記史的筆法與史記不同。司馬遷明確指出:"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義"並不意味著其"言"是失實的。張京華有這樣的評價:"如果說'良史'、'實錄'代表了古代史學的基本原則,'微言大義'則是代表了古代史學的最高境界。"也許正因如此,《左傳》才會說:"《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評價

《春秋》"大義"並非"史義"。史學作品不僅應記載事實還要展示作者的思想,這是歷史上多數學者都贊同的看法。但史學思想源于史實,且不能脫離史實而獨存,這點即使極端如克羅齊、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認。《春秋》大義不同于歷史學家的思想,《春秋》隻是作者將政治理想賦予歷史的形式而已:"《春秋》系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為歸趨;但乃隨史實之曲折而見,故謂之'志而晦'","孔子因樂堯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堯舜之道為基準,是非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撥亂反正的憑借"。《春秋》大義源于作者的政治觀,而歷史思想來自史家對史實的思考,足見兩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學者將《春秋》的"微言大義"與歷史學家的史學思想相提並論,或以之為早期史家主體意識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為古代刀筆吏史學的首惡而大加貶斥。實則就《春秋》而言,歷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內容、核心,以褒貶、曲筆為形式的"春秋筆法"正是《春秋》微言大義之所系,去此則大義不存。至于效法《春秋》任情褒貶,當受其批評的無疑應當是後世的誤解者,又豈能以此歸咎于《春秋》及其作者?

首先,認為《春秋》為孔子所修,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調和說"視為對顧、錢等人觀點的修正也未嘗不可。其次,認為《春秋》是中國第一部歷史學著作,而孔子則是中國的"史學之父"或"史學之祖"。有學者認為:正如希羅多德是希臘史學之父一樣,孔子是中國史學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羅多德的《歷史》一樣,是世界上最早的歷史專著。有學者則說:"當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寫出他的《希波戰爭史》時,中國的史學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經問世30多年了。"還有學者主張:"我國學術界曾把司馬遷譽為'中國古代史學之父',我認為孔子可稱為中國古代史學之祖。"實際上,凡此種種說法中無不充斥著誤解,隻可惜學者的理性每每為熱情所蒙蔽,以致陷入為古人爭訟的怪圈而習焉不察。再者,"調和論"者認為《春秋》的"微言大義"不僅存在,同時正是《春秋》之所以為史學著作的關鍵。有作者這樣評論說:"孔子對于歷史編年的革新,即賦予歷史記錄之中以褒貶的歷史評判,使歷史記錄具備了嶄新的姿態。《春秋》因此成為我國第一部歷史學著作,而不再是歷史記錄,孔子因此而成為中國史學之父。"實際上,論者之所以將《春秋》的微言大義解釋為"史義",乃是源于對近代西方史家關于史學著作應表現作者思想這一觀點的誤解。

天開人文,魯興春秋。 春秋這部經對後世最大的影響就是被人們稱贊的春秋筆法。春秋最大的特點就是每用一個字,都是入木三分,有褒貶含義。後世很多的人在寫作的時候,學習春秋的寫作方法,用字用言,字字珠璣。左丘明發微探幽,最先對這種筆法作了精當的概括:"《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賢人誰能修之?"(譯文:《春秋》的記述,用詞細密而意思顯明,記載史實而含蓄深遠,婉轉而順理成章,窮盡而無所歪曲,警誡邪惡而褒獎善良。如果不是聖人誰能夠編寫?)。

春秋是中國歷史上人文時代的開端,也是儒家文化的先聲,中國思想文化的儒家傳統是如何來的,不知春秋是無法知後世的。春秋還是一部那個時代的人性歷史。春秋時期,泱泱大國就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了,人們開始有了禮,懂得了仁愛,大智大勇的智慧開始浮現。春秋正好記載了這個時代的人性的具體表現以及發展歷程,,所以說,春秋是那個時代的人性歷史。

價值

戰國時代有六經。《春秋》之所以進入'經',是因為孔子。李學勤先生明確講:"馮友蘭先生把中國的學術史分為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我個人不太贊成。這種說法認為先秦沒有經學,先秦經典沒有得到一個受尊敬、崇敬的地位。其實,那時對六經的引用不僅僅是儒家,其他各家包括特別不喜歡儒家的人也在引用,像墨子,像庄子,像法家,實際上'六經'已是當時的基礎教材。"

《春秋》雖然不是歷史學著作,卻是可貴的史料著作,因而對于研究先秦歷史、尤其對于研究儒家學說以及孔子思想意義重大。因此,從史料學的角度利用《春秋》不僅符合《春秋》性質的本來,而且比將它視為"斷爛朝報"的歷史學著作更具價值。先秦諸子著作無一屬于史學著作,卻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實和大義因"三傳"而明,這實在是它的特點和優勢所在。

遺憾的是,現代的多數學者長期以來一直對《春秋》的重要史料價值保持著令人吃驚的冷漠。單就對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幹年來人們始終局限于一部《論語》而已,有學者曾做過這樣的調查:"建國以來,關于討論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見諸報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十年動亂期間所謂'批儒評法'的渣滓,可作為研究史資料留存的,大約有四五百篇。那中間的見解,色彩各異,精當與否,姑且不論,但如說引據的材料,多半沒有超出今本《論語》一書,也許不會被斥為無稽之談。"針對這樣一種普遍蔓延的奇怪現象,論者意識到:"倘說要談孔子其人其學,《論語》是唯一可信可據的材料,此外諸書都不足證,那就成問題了。"超出《論語》研究孔子及其思想,首當其沖的是利用《春秋》,恐怕是論者上述這段話的題中應有之意吧?

再者,《春秋》是政治學著作,它的政治思想通過今文經學家的解說而得以體現,但由于誤解了《春秋》的性質,現代學者對今文經的學術價值始終未能給予應有的重視。公羊學、谷梁學甚至一度成為現代學術史上的無人問津的領域,治先秦史而不讀《公羊傳》,這在今天的學者看來已不算什麽不可思議之事,而研究今文經學反被目為驚世駭俗之舉。當今學者蔣慶曾就此批評道:"降及晚清,奇葩再發,康崔獨秀,經苑芬芳。豈思室內起火,疑古蜂起;歆學餘緒,作浪興風。于是辯有為亡,非聖無法;托治國故,以史亂經。自此而後,斯學掃地,無人講習,更糟踐踏,旨喪義缺。此間雖有一二賢者如北流陳柱欲挽狂瀾而崇正學,然曠野孤歌,其學無聞。至今,又忽忽六十載矣,公羊已為絕學。"蔣氏的復興儒學之議是否恰當姑且不論,但作為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內容,今文經學無疑應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則是不容置疑的。

《春秋》是中國現存的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按年記載了春秋時魯國從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間(前 722~前481或前479)的歷史大事。該書略有殘缺,尚保留一萬六千多字。其紀年依據魯國,記述範圍卻遍及當時整個中國。內容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天文氣象、物質生產、社會生活等諸方面,是當時有準確時間、地點、人物的原始記錄。如它記載的三十七次日食,就有三十次同現代天文學推算完全符合,證明《春秋》確是當時信史,絕非後人所能杜撰。 舊說《春秋》為孔子所作。但近代學者研究證實,它應為魯國歷代史官世襲相承集體編錄。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傳,並已具備約定俗成的一套傳統義例,即所謂“書法”。當時晉、齊、楚、宋等國均有這樣的史官建置和類似的史書編著,其體裁及“書法”也大體一致。《春秋》所以能記載各國大事,就是這些史官相互通報的結果。另外,《春秋》中有違反“書法”、為權位開脫罪責的曲筆諱飾之辭,也有與孔子觀點相反的記載,還有一些缺文訛誤,甚至記錄了孔子的生卒年。這些都說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論語》、《左傳》中都記有孔子對春秋時代歷史人物、事件的評述,可見這是孔門弟子研討的重要內容之一。當時正值社會劇變,禮壞樂崩,“天子失官”之時,原屬官府掌管的《詩經》、《尚書》、《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間,成為孔門教學的寶貴資料。將世代相傳的國史《春秋》作為教材,轉抄流布,大約便是孔門後學所為。傳說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為擅長《春秋》的大師,而將孔子生卒記入《春秋》也當出于孔門後學對先師的敬意。孔子雖不曾編寫過《春秋》,但講述研習《春秋》卻應肇端于孔子。 現存《春秋》分別載于《左傳》、《公羊傳》、《谷梁傳》,三傳經文大同小異。《春秋》經文極為簡略,每年記事最多不過二十來條,最少的隻有兩條;最長的條文不過四十餘字,最短的僅一二字。顯然這隻是若幹歷史事件的目錄標題。這是由于當時的歷史尚以史管口述為主,文字記載僅屬起提示作用的備忘錄。《春秋》雖然簡短,卻記載了準確的時間、地點、人物,從而賦與史官的口頭講述以信史價值,這已是史學發展上的巨大進步。然而由于《春秋》敘事過簡,亦被後人譏為“斷爛朝報”。《左傳》以大量翔實豐富的史實,彌補了《春秋》的不足。但在政治方面,《春秋》又具有不可與《左傳》等同的意義。漢以後,《春秋》被尊為孔子編撰的聖經,在政治上、學術上處于至高無上的尊位。歷代不少儒生對它曲解依托,盡情發揮,使它在經學和史學領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面都產生過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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