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明史

《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後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檢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歷史。

其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于《宋史》,其修纂時間之久、用力之勤則是大大超過了以前諸史。《明史》雖有一些曲筆隱諱之處,但仍得到後世史家廣泛的好評。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31中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 ISBN
    9787101003277
  • 裝幀
    平裝
  • 頁數
    8642
  • 出版社
    中華書局
  • 編纂時間
    清朝前期
  • 作者
    張廷玉
  • 類別
    紀傳體斷代史
  • 定價
    CNY 480.00
  • 出版時間
    1974-4-1
  • 書名
    明史
  • 屬性

基本信息

清朝入主中原之後,轉年即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癸亥(十一日),御史趙繼鼎奏請纂修《明史》(註:趙繼鼎奏請纂修《明史》的記載,見于《清世祖實錄》卷15,何冠彪《順治朝〈明史〉編纂考》一文首揭此事。但清廷何時決議纂修,尚無確切史料證實。清代官書中亦不見有關纂修《明史》的詔令,《清世祖實錄》中僅見幾位總裁于順治二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欽奉聖諭,總裁《明史》”,並提出副總裁及纂修人員名單。這種“欽奉聖諭”,很可能僅是早朝時的口頭指示而已。以往論著稱順治二年五月“詔修《明史》”,表述確實有所不當,準確言之為:順治二年五月,清廷組成《明史》的纂修人員。),得到了清廷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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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大學士馮銓、李建泰、範文程、剛林、祁充格為總裁,操辦此事。是年五月,由總裁提名副總裁和纂修官,並設收掌官七員,滿字謄錄十員,漢字謄錄三十六員, 揭開了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序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開明史館,因纂修《清世祖實錄》而停止。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為監修,開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後定稿,進呈刊刻。《明史》是我國歷史上官修史書中纂修時間最長的一部。如果從清順治二年(1645年)開設明史館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進呈,前後歷時九十四年。假如從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組織班子編寫起至呈稿止,為時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詳細介紹

修纂第一階段

主要是當時政治上不穩定的原因。《明史》的正式開館修纂始于清順治二年五月初二(1645 年5 月26 日)。據清朝順治實錄記載,當日以修《明史》總裁官內三院大學士馮銓、洪承疇、李建泰、範文程、剛林、祁充格等奏請,正式設定副總裁官,以學士、侍讀學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並且選定纂修、收掌、謄錄官。

此時正值清軍入關之初,立足未穩便急于詔修《明史》,其目的是顯而易見的。一是以此宣告明朝已亡,而當時南京的弘光朝廷正與清朝南北對抗,修《明史》便是不再承認弘光的南明政權存在。二是以此籠絡明朝遺臣,通過纂修《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漢族官員有一種情感上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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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時的情勢來看,開館修史的條件是根本不具備的。雖然到五月十五日(6 月8 日)清軍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朝廷滅亡,五月二十八日(6 月21日)清廷宣布“平定江南捷音”,但是實際上清軍在江南遭到了軍民的堅決抵抗,尤其是清廷公布“剃發令”後,更激起江南百姓的抵製。其中著名的戰鬥有閻應元領導的江陰保衛戰,固守孤城達兩月之久。

南明弘光政權覆滅後,明臣黃道周、鄭芝龍等奉唐王朱聿鍵于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權;與此同時,張國維、張煌言等奉魯王朱以海于紹興監國;李自成農民起義軍餘部也與明總督何騰蛟結合抗清。到順治三年(1646年),明臣蘇觀生等奉唐王朱聿鍵在廣州建立了紹武政權,丁魁楚、瞿式耜等又擁立桂王朱由榔建立了永歷政權。順治六年(1649年),張獻忠農民軍餘部在孫可望、李定國率領下,與南明永歷政權結合,成為抗清主力之一。

在清軍佔據的北方各地,與南方抗清情勢呼應,山東、山西、陝西、甘肅義師紛起,一些降清明朝將領也先後舉旗抗清,在全國範圍內,幾次掀起抗清高潮。例如順治九年(1652年)李定國率軍收復寶慶、全州、桂林的戰役,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殺。順治十年至十一年,明魯王部下張名振、張煌言等率舟師攻入長江,直抵南京近郊;鄭成功亦率水軍攻克舟山。這樣的抗清鬥爭,直到清康熙初年,南明永歷帝被吳三桂所殺,鄭成功、李定國先後去世,始告一段落。而與此同時,一些急于做官出仕的漢人知識分子如魏象樞、湯斌等人則急不可耐地參加了清廷所組織的科舉考試,率先應試取中,從此大開了漢人高級知識分子參幕滿清的先例。

在這樣戰火紛飛、政局未定的情況之下,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開館修史,是根本不可能的。

清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拘禁權臣鰲拜,開始親政。然而此時政局又有新的變化。康熙十二年(1673年),由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吳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撤藩而引發了“三藩之亂”,從此,又開始了長達八年之久的戰亂。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吳三桂之孫吳世璠自殺。“三藩之亂”期間,清廷集中全力平叛,仍然無暇顧及《明史》的修纂,因此,順治二年(1645年)所下修纂《明史》的詔令,實際隻是一紙空文,它的政策作用遠遠超出了它修史的作用。

《明史》修纂第一階段無績可言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和人力的不足。當時不僅沒有力量整理明朝的邸抄和檔案,而且在征求圖書時,獻書者也極少,就連最基本的史料明代歷朝實錄也不完整,天啓朝實錄缺少七年以後部分,崇禎朝因亡國而無實錄。如此種種,也限製了《明史》修纂工作的進展。

修纂第二階段

直到“三藩之亂”基本平定之後,清廷才有力量集中人力物力正式動手修纂《明史》,其間已歷時三十五年之久。真正動手修史,是康熙十八年以後的事。康熙十七年(1678年)詔征博學鴻儒,次年三月,試博學鴻儒一百四十三人于體仁閣,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纂修《明史》,從這時候起,正式動手修纂《明史》的第二階段即告開始。  

康熙年間修《明史》者,可謂人才濟濟。有當時的著名文學家朱彝尊、尤侗和毛奇齡等人。但出力最多的是清初著名史家萬斯同。這裏,應當提一提我國史學史的一段公案。原來,明清之際,有一些明朝遺臣和反清志士十分重視明史的研究。傑出思想家黃宗羲曾編《明文海》四百多卷,並著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顧炎武也輯存有關明朝史料一兩千卷。清朝統治者入關後,為籠絡明朝遺臣、社會名流,曾有意開博學鴻詞科。雖然有湯斌等漢人積極參與,但黃、顧等人仍然堅持不肯與清廷合作,但為著儲存明朝真實史跡的目的,仍派出了得力助手參與明史的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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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的得意弟子萬斯同,便是當時被委派參加明史的編撰人之一。黃宗羲的兒子、顧炎武的外甥,也都參與其事。這樣,就相應地保證了明史的質量。萬斯同是一位出色的史學家。清初著名學者錢大昕曾評論他:“專意古學,博通諸史”,熟于明朝掌故,對自洪武至天啓的“實錄”,皆“能暗誦”,了如指掌。他先後編寫和審定兩種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因此,可以說,《明史》的初稿,在萬斯同時代已基本上完成了。萬斯同死後,先後三次任明史總編的王鴻緒,把萬氏的明史稿進行了改編,于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兩次向皇帝進呈。這便是王氏《明史稿》本。王氏此舉曾引起當時和後來文壇的非議和責難,史學家們一致認為王鴻緒實際上是掠奪了數十年來以萬斯同等人為主力的幾十個學者的勞動成果,屬于剽竊行為。

修纂第三階段

到雍正元年(1723年)正因為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學鴻儒科及其修纂《明史》隻是康熙皇帝的一種政治手段,所以其結果也必然會時重時輕,遷延時日,前後用了將近五十年時間,直到康熙皇帝病逝,雍正元年(1723年)仍然未能完成這部官修的前朝史。但是,這時的情況與順治二年(1645年)下詔初修時已經大不相同。除了政局穩定,經濟也逐漸恢復,到康熙後期更出現了繁榮盛世,這些都為《明史》的修纂工作提供了良好條件,無論從人力物力還是資料的征集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這近五十年時間,雖然未能完成《明史》的修纂,但卻是《明史》成書的關鍵階段。我們今天所見《明史》之雛形便是在此時形成的。到雍正元年(1723年)為止,先後完成了四部《明史》的稿本。一種是萬斯同審定的三百十三卷本,另一種是他審定的四百十六卷本,這兩種稿本都被稱作萬氏《明史稿》。此外還有王鴻緒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進呈的《明史(列傳部分)》二百零五卷本,這實際上是在萬氏《明史稿》基礎上刪削而成的。到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王鴻緒又一次進呈《明史稿》,包括紀、志、表、傳,總計三百十卷,這便是王氏《明史稿》,即後來刊刻的所謂《橫雲山人明史稿》。至乾隆四年(1739年),清政府又第三次組織人手修改明史稿,這才形成定稿的《明史》。因為這次修書總裁為張廷玉,因此現在通行的《明史》題為張廷玉等撰。

經過三次改稿,費時幾十年。《明史》的確有不少長處。首先,它體例嚴謹,敘事清晰,文字簡明,編排得當。史評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曾將遼宋、金、元諸史和《明史》作了比較,認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其次,《明史》的史料較為豐富。當時可資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實錄”而外,尚有邸報、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時《上總裁第二書》中說,僅各地的方志藏于國家圖書館者,即達三千餘冊之多。此外,如明人王世貞著述的《錦衣志》、《中官考》等,都對明朝特務統治和宦官之弊有系統地作了介紹。這些,都使明史的修撰者們較之各朝修官史者,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第三,《明史》有些地方持論公允,也能秉直書寫,但也留有瑕疵諸多。如對袁崇煥被清太宗設反間計殺害一事,則與明朝之原始檔案不符,難免有孤證和杜撰之嫌,而于熊廷弼的功罪問題的記載,則有所創新,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袁崇煥中“反間計”一說,在此說產生之前的明代幾十年間,沒有任何旁證可佐,而且明朝處決袁崇煥的罪名詳列數條,亦未見“反間計”一說,故清修《明史》造假的可能性很大,也符合他們對待明朝歷史的一貫態度,尤其是聯系到其後來的“文字獄”之血腥,史所罕見,誰還能相信這樣一個虛偽的暴政意識形態會秉公直書呢,這簡直開闢了世界文化史恥辱的先河,這種有可靠文字材料記載的史實,人們就不難理解“胡虜”這個辭彙的含義!第四,《明史》在體例上有新的創造,在列傳中專列了“閹黨”、“流賊”和“土司”三目。宦官專政為明朝一代歷史的重大問題,《閹黨傳》記載了王振、劉瑾、魏忠賢等宦官黨羽禍國殃民的罪行。《明史》的作者們對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領袖抱敵對和仇視的態度,在為他們立傳的同時又誣之為“流賊”。這是作者的階級立場所決定的,目的是為統治者總結經驗:“至于亡明,剿撫之失,足為炯鑒。”但客觀上為後人儲存了明末農民戰爭的某些可靠史料。《土司傳》專寫西南少數民族的情況,分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五個土司傳。這些傳,雖堅持民族壓迫的立場,對少數民族有許多污蔑之詞,但其中儲存了大量這一帶少數民族的重要資料。今日國內少數民族的歷史,大半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此外,《明史》其它部分篇章,也為後人儲存了不少可貴的史料,如《刑法志》中對明代特務機構廠衛的敘述等,都有助于後人對這段歷史的考察研究。

體例介紹

目錄四卷,《明史》共三百三十六卷

本紀

共二十四卷,就卷數而論,《明史》本紀所佔不足全書十分之一,若以字數而論,則所佔不及全書二十五分之一。由此可知本紀在《明史》中所佔比例甚小,這是《明史》編纂體例中的一個特點。本紀在紀傳體史書中,是以編年形式敘史的部分,《明史》顯然是將本紀作為全史之綱,以簡明扼要的方式,首列于全書之前,使人在讀閱這部史書之時,首先了解到有明一代歷史之概況,而不是使人在讀閱本紀時便事無巨細盡覽盡知。這應該算是《明史》修纂整體設計上的獨到之處。

《明史》本紀的另一個特點,是尊重史實,不以明代官定史論為據。如建文帝年號于成祖奪位後革除,其四年實錄僅以元、二、三及洪武三十五年,附于《明太祖實錄》之後。《明史》中則專立《恭閔帝紀》一卷,甚為得體。再如英宗削景泰帝號,情形與建文事相似,《明史》中亦處理得當。清代史家錢大昕曾論稱:“其例有創前史所未有者。如《英宗實錄》附景泰七年事,稱郕戾王,而削其廟號,此當時史臣曲筆。今分英宗為前後兩紀,而列景帝紀于中,斟酌最為盡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九)明洪武中懿文太子朱標,因早逝而未及繼位,建文元年(1399)追尊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成祖奪位後,廢其帝號廟號,復稱懿文太子。是雖曾有帝號,而未改元登極,故不入本紀,而入列傳,但其曾有帝號,亦為史實,又與諸傳不同,特于後妃傳後,諸王傳前立傳。與之同列者,又有嘉靖皇帝之父,興獻王朱祐杬。嘉靖中興大禮議,特尊其父為睿宗興獻皇帝,也屬僅有帝號而已。《明史》本紀不列興宗、睿宗,正與其以本紀為敘述有明一代歷史之大綱有關。光宗即位于萬歷四十八年(1620)八月初一,死于同年九月初一,在位僅一月,未及改元,遂定以是年八月後為泰昌元年。《光宗本紀》于是附于《神宗本紀》之後,未單立一卷,僅以數百字述過,不失為大綱之作。

《明史》本紀雖以時間長短為本,卷宗記史,然而又不盡拘泥于此。太祖在位三十一年,本紀則佔三卷,因其為開國之君。成祖在位二十二年,本紀則佔三卷,雖可稱因其奪位登極,事屬特殊,則已有輕重之分。英宗二卷,尚可因前後各有年號為由,憲宗二十二年,亦佔二卷,世宗四十五年,神宗四十八年,同樣各佔二卷,庄烈帝十七年,亦佔二卷。可見諸人修史,頗以史事輕重敘述,此又符合其立綱之體。總的來看,《明史》本紀,分帝而述,編年記事,又不失為一個整體,筆墨雖少,卻完整明了,輕重適宜。《明史》本紀中一大令人遺憾之處是未能給南明諸帝立紀,這是清初政治情勢所決定的。清朝官修史書,不僅不可能給南明諸帝立紀,甚至于列傳中亦不立傳。清初私家修史,妄談及此,則也難免于“文字獄”之禍。

志之修纂,依照天、地、禮、樂之順序排述,《天文志》出自湯斌之手。湯斌為清初廉正之臣,于修《明史》頗有所建言。順治初修《明史》時,他曾應詔陳言,請廣搜野乘遺書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于元至正,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我朝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與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于萬世。”此下于所司,招致馮銓等人攻擊,說他“誇獎抗逆之人”,幸虧順治皇帝贊許湯斌之言,才未因此獲罪。至康熙再修《明史》時,湯斌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充任《明史》總裁,因此《明史》中本紀、志、列傳不少篇出其筆下。但湯斌頗重經學,于天文則非其所長,其所撰《天文志》較為難讀。但正如王鴻緒大開了剽竊萬斯同等前人史稿的先河,很多學者指出湯斌的《明史稿》也大篇幅地抄襲方象瑛所撰的明史稿,“如方象瑛所撰稿多與湯斌所撰者相同,因湯斌為總裁,可能利用職務之便刪改方稿入之自己的潛庵史稿中。……且方稿與湯潛庵擬稿相比,皆較簡單,以知湯稿實為增改方稿之作。凡此皆據李氏(晉華)《纂修考》之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劉節編著《中國史學史稿》)

《明史·天文志序》稱:“自司馬遷述《天官》,而歷代作史者皆志天文。惟《遼史》獨否,謂天象昭垂,千古如一,日食、天變既著本紀,則《天文志》近于衍。其說頗當。..然因此遂廢天文不志,亦非也。天象雖無古今之異,而談天之家,測天之器,往往後勝于前。無以志之,使一代製作之義泯焉無傳,是亦史法之缺漏也。..明神宗時,西洋人利瑪竇等入中國,精于天文、歷算之學,發微闡奧,運算製器,前此未嘗有也。茲掇其要,論著于篇。”

由此可知,修纂《明史·天文志》的宗旨,雖然仍抱對天文之輕視,但也看到了明代天文學的發展,尤其是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洋天文學知識,于中國傳統天文學頗有裨補。《天文志》除第一卷敘述傳統天文學與“西洋之說,既不背于古,而有驗于天”者外,還比較系統地介紹了從明太祖至崇禎皇帝其間儀象(即天文儀器)的發展變化。第二卷與第三卷則記有明一代天文現象的變化,除去日食已全部記入本紀之中外,其餘如“月掩犯五緯”,“五緯掩犯”,“五緯合聚”,“五緯掩犯恆星”,以至“星晝見”、“暈適”、“星變”、“流隕”等,多有記錄,雖然難懂而泛淺,仍有一定參考價值。

除去《天文志》之外,湯斌還執筆了《五行志》和《歷志》的編纂。

《五行志》即金、木、水、火、土,其體仿《漢書》及前代諸史,記自洪武至崇禎間所謂“祥異”之事。其三卷中,首卷為水,如恆寒、恆陰、雪霜、冰雹、雷震、魚孽、蝗蝻、豕禍、龍蛇之孽、馬異、人痾、疾疫、鼓妖、隕石、水潦、水變、黑眚黑祥,皆屬之水。第二卷為火、木,仿前史,以恆燠、草異、羽蟲之孽、羊禍、火災、火異、赤眚赤祥屬之火;仿前史以恆雨、狂人、服妖、雞禍、鼠孽、木冰、木妖、青眚青祥屬之木。第三卷為金、土,仿前史以恆暘、詩妖、毛蟲之孽、犬禍、金石之妖、白眚白祥屬之金;以恆風、風霾晦冥、花孽、蟲孽、牛禍、地震、山頹、雨毛、地生毛、年飢、黃眚黃祥屬之土。

《明史·五行志》的編纂是不夠成功的,一是簡單而缺漏太多,如地震水旱等災情;二是多有記述不確之處,甚至記入傳聞,以增其神秘色彩,所以史家多認為其“無大用”。①《歷志》共九卷。明代歷法,由于崇禎時改用西洋新法而有所創新。其《歷法沿革》一卷,對朱載堉《聖壽萬年歷》、《律歷融通》介紹較詳,後徐光啓等督修歷法,重視西洋歷法,也多用文字。這當是《明史·歷志》的一大特點。

《歷志》的第二大特點是除表之外而有圖,簡便易明,與諸史不同。計有圖五,均附于《大統歷法》之中。有“割圓弧矢圖”、“側立之圖”、“平視之圖”、“月道距差圖”、“二至出入差圖”。

全志以大統歷為主,計有二、三、四、五、六共五卷,回回歷法為輔,計有七、八、九共三卷。《歷志》述事雖詳,因涉于歷法知識,又有古今之別,及明朝所用《大統歷》與《回回歷》之別,頗為難讀。

① 柴德賡:《史籍舉要》。

《歷志》之後為《地理志》,《地理志》共七卷。

明朝為我國歷史上統一的朝代之一,如《明史·地理志序》所稱:“禹跡所奄,盡入版圖,近古以來,所未有也。”自明太祖統一全國後,京師之外,置十三布政使司,及都指揮使司、行都指揮使司分領天下。成祖即位,又增設交阯、貴州二布政使司,而改北平為北京。仁、宣以後,棄交阯,而漸定為南北二京,十三布政使司,全國一統遂定。英宗天順五年(1461),李賢等奉敕修成《大明一統志》九十卷,為明朝全國政區之志書。而該書記述失誤頗多。《明史·地理志》則“考其升降之差,沿革之故,具著于篇”而成。

七卷之中,南、北兩京一卷,山東、山西一卷,河南、陝西一卷,四川、江西一卷,湖廣、浙江一卷、福建、廣東、廣西一卷,雲南、貴州一卷。南、北兩京及十三布政使司各有總述,記其沿革,均以《禹貢》諸州為本。總述之後,再以府、州、縣分述。後附都司、衛、所之設定沿革,內容頗為詳盡可取,然亦間有漏誤之處,後人有作考辨糾誤者。

《禮志》十四卷,吳苑所撰。禮、樂為歷朝統治者所重視,禮教為治民之本。禮儀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政治及社會生活狀況。禮儀同時也被用作封建刑法的補充。明朝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朝代,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變化,禮製也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尤其是正德、嘉靖以後,復有“禮崩樂壞”之勢,而所謂“禮崩樂壞”則正是社會變革之時。《明史·禮志》也就必然要反映出這方面內容。

《禮志》所述,首為吉禮,即祭祀之典,包括祀天地諸壇、諸廟等,共六卷。次為嘉禮,以宮中之禮為主,附有地方“鄉飲酒禮”,共三卷有餘。嘉禮之後為賓禮,除來賓之禮外,官民相見之禮亦屬之列。賓禮附嘉禮後,篇僅半卷。後有軍禮一卷。再後則為凶禮三卷,述陵寢喪製。正符古五禮之製。《禮志》的優點是敘述較詳,缺點是官民之禮過簡,且所述禮儀,難于讀明,需與《明會典》諸書相參而讀。

《明史·樂志》三卷,主要記述有明一代樂器及樂章之製,以禮為本,樂隨禮行。樂製所述並非明代音樂,而仍為禮製而已。明代有音律家朱載堉,為近代音樂創始之名人,惜其所創,非《樂志》所述。

《儀衛志》一卷,《輿服志》四卷,內容亦與禮製相關,記述較詳盡。

《明史》仿《宋史》體例,《禮志》、《樂志》、《儀衛志》、《輿服志》均立而分述,較前諸史所立更為全善。

《選舉志》三卷,所述頗有特點。其序言稱:“選舉之法,大略有四:曰學校,曰科目,曰薦舉,曰銓選。學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進之,薦舉以旁招之,銓選以布列之,天下人才盡于是矣。”

因此《明史·選舉志》首卷為學校,次卷為科目,三卷則薦舉、任官銓選考察。明初重薦舉,永樂以後;科目漸盛,薦舉日輕,此種變化于志中敘述十厘清楚,其體例為製度與事例夾敘,使人易讀易懂,一目了然。《選舉志》出自陸葇之手,陸葇進士出身,又選博學鴻儒,于選舉關鍵,自當有所體會,故述史頗為得體。

《職官志》五卷,為《明史》諸志中之重點。明初太祖朱元璋罷丞相,升六部之秩,成祖朱棣始設內閣,中國歷史上文官製度至此為一大變化時期,又有宦官衙門之設與歷朝不同,其特點顯而易見。

《明史·職官志》採取由朝廷至地方,由文及武,由內及邊的記述方法。南北兩京官署,以北京為主,南京官專立于後,述記頗簡。

其一卷所述為:宗人府、三公三孤、太子三師三少、內閣、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二卷: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國子監、衍聖公。

三卷: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尚寶司、六科、中書舍人、行人司、欽天監、太醫院、上林苑監、五城兵馬司、順天府、武學、僧道錄司、教坊司、宦官、女官。

四卷:南京官、應天府、王府長史司、布政司、按察司、各道、行太僕寺、苑馬寺、都轉運鹽使司、鹽課提舉司、市舶提舉司、茶馬司、府、州、縣、儒學、巡檢司、驛、稅課司、倉庫、織染局、河泊所、批驗所、遞運所、鐵冶所、醫學、陰陽學、僧綱司、道紀司。

五卷:公侯伯、駙馬都尉、五軍都督府、京營、京衛、錦衣衛、南京守備、南京五軍都督府、南京衛、王府護衛、總兵官、留守司、都司、各衛、各所、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招討司、長官司、軍民府。

《職官志》中于內閣敘述不詳,而以六部為重,是因六部為明代官製主體,但明代內閣作用之大,設定之突出,實應多述。都察院系改原御史台而置,為明代始置。都御史職關紀綱風憲,尤其重要。又有巡撫之職,為都御史外任,並有經略、總理、贊理、巡視、撫治等名目;監察御史又有巡按之製。故此都察院置于第二卷之首,而所佔篇幅最長,此亦史筆之用心。

宦官專立一篇,列于第三卷之末,即在京諸衙之後。首述十二監、四司、八局,即宦官二十四衙門,及諸庫、房、廠、提督、守備、鎮守諸職,記述頗為清楚。如記提督東廠,下記:“掌印太監一員,掌班、領班、司房無定員。貼刑二員,掌刺緝刑獄之事。舊選各監中一人提督,後專用司禮、秉筆第二人或第三人為之。其貼刑官,則用錦衣衛千百戶為之。凡內官司禮監掌印,權如外廷元輔,掌東廠,權如總憲。秉筆、隨堂視眾輔。各私設臣掌家、掌班、司房等員。”明代宦官之權勢,躍然于紙上。

且宦官之後,另有評述文字,由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鑄鐵牌“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至永樂後中官四出,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之專權,直至明亡,頗有總結。清朝以此為戒,宦官遂無幹政之機,這實在是以史為鑒。

明代土司製度,亦為當時一大特點,故職官之尾專立土官,文字雖然不多,卻給人以完善之感。

《明史·食貨志》共六卷,出自潘耒之手。其實潘耒所作,實據王原《明食貨志》而成。但據記潘耒對編纂《食貨志》用力最勤,“自洪武至萬歷朝實錄之有關食貨者,共鈔六十餘本,密行細字,每本多至四十餘紙,少亦二十餘紙,他纂尚不在是”①。故人多認為潘耒曾作有食貨之稿,或為長編。後王原入史館纂《食貨志》即所見《學庵類稿》中的《明食貨志》,至于其是否曾用潘耒所纂,就不可得而知了。

王原《明食貨志》共十二卷:卷一:志序、農桑。卷二:戶口。卷三:田製(附屯政)。卷四:賦役(附荒政)。卷五:漕運(附海運)。卷六:倉庫(附馬房、倉場)。卷七:鹽法。卷八:錢鈔。卷九:茶礬。卷十:課稅。卷十一:上供採造。卷十二:會計(附俸餉)。

王鴻緒所上《明史稿》鈔本中,除將“會計”並入“上供採造”而存十一卷外,內容與王原《明食貨志》幾乎完全相同。

《明史·食貨志》共六卷。

卷一:戶口、田製(附屯田、庄田)。卷二:賦役。卷三:漕運、倉庫。卷四:鹽法、茶法。卷五:錢鈔、坑冶(附鐵冶銅場)、商稅、市舶、馬市。卷六:上供採造、採造、柴炭、採木、珠池、織造、燒造、俸餉、會計。除去內容有所增減外,基本略同。因此說《明史·食貨志》系據王原《明食貨志》而成。《食貨志》將“明一代理財之道,始所以得,終所以失,條其本末,著于篇”①。自清朝以來,論者甚為推崇,但其實志中錯誤之處甚多,且有文字過簡不明之處,待後尚有介紹,故于此不贅。

《河渠志》六卷,依舊史之例,分河而述。黃河分上、下,共二卷,運河亦分上下,而未足二卷,附有海運半卷。《明食貨志》中海運原附于漕運之後。淮、泇、衛、漳、沁、滹沱、桑乾、膠萊諸河共為一卷,直省水利另為一卷。顯而易見,《河渠志》之目的不在于河渠而在于水利,著重于河工和漕運。其內容與食貨可互為補充。

《兵志》四卷,記有明一代軍政之詳。首卷記:京營、侍衛上直軍(附皇城守衛、京城巡捕)、四衛營。第二卷記:衛所、班軍。第三卷記:邊防、海防(附江防)、民壯、士兵(附鄉兵)。第四卷記:清理軍伍、訓練、賞功、火器、車船、馬政。

明代兵製特點突出,主要體現明太祖集權之用心。所謂“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製,自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于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②。此系得唐朝府兵製之遺意而更為詳密。

① 楊椿:《上明鑒綱目館總裁書》。

①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序》。

② 《明史》卷八九《兵志序》。

有明一代,困于南倭北“虜”,軍事至為重要,而情勢所變又迫使軍製屢更。其間沿革變化,《兵志》中記述頗為清楚,隻第一卷內關于京營之記述與《職官志》互為交叉,採用簡述方法與之互為補充而已。

《明史·刑法志》僅三卷。明初太祖極重刑律,後因循日久,雖視為具文,而明代刑律仍有其特點。《刑法志》三卷,每卷無題類之別,但首卷即述有明一代之律文。第二卷再述法司及刑法執行情況。此卷內容本易與《職官志》諸法司重復,而史官姜宸英撰寫得體。《刑法志》第三卷最有特點,開首便稱:“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製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此卷記廠衛之事較詳,史論甚佳。廠衛為明代刑法中之大事,洪武中行錦衣衛鎮撫司獄,末年廢罷,至永樂中復置,且立東廠。立東廠事實錄中避而不述,是有所隱晦遮掩,《刑法志》頗予詳述,此舉甚當,亦補《職官志》之所難述。

《藝文志》四卷,出目錄學名家黃虞稷之筆。黃虞稷撰有《千頃堂書目》,于目錄之學甚為博知。《藝文志序》另出倪燦之手,文中申明本志體例,僅錄有明一代名家著述,此與前史不同。“前史兼錄古今載籍,以為皆其時柱下之所有也。明萬歷中,修撰焦竑修國史,輯《經籍志》,號稱詳博。然延閣廣內之藏,竑亦無從遍覽,則前代陳編,何憑記錄,區區掇拾遺聞,冀以上承《隋志》,而贗書錯列,徒滋訛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為釐次,勒成一志。凡卷數莫考、疑信未定者,寧闕而不詳雲。”

自《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之修,搜羅歷代圖書,考其存亡,為目錄學整理之大功業。《明史·藝文志》不採用此種修纂方法,專取有明一代之書,似簡而實詳,確是頗有用心者。然智者百慮,不免一失,如其著錄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乃宋人之作,以其體例而論,必為誤錄之書。

《藝文志》四卷,依經、史、子、集排述。一曰經,共十類:《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諸經》、《四書》、《國小》。二曰史,共十類:正史、雜史、史鈔、故事、職官、儀註、刑法、傳記、地理、譜牒。三曰子,共十二類:儒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兵書、天文、歷數、五行、藝術、類書、道家、釋家。四曰集,共三類:別集、總集、文史。其經部收書目九百零五部,史部一千三百十六部,子部九百七十部,集部一千三百九十八部,總計收書四千五百八十九部。雖然並未能將有明一代圖書盡收其中,仍不失為一大功績,而為了解明代目錄書籍之不可少者。

列傳

基本沿舊史之體例,但亦有其創新之處。《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明史》條提要中稱:“列傳從舊例者十三,創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蓋貂璫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膻,則惟明人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為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不但示斧鉞之誅也。闖、獻二寇,至于亡明,剿撫之失,足為炯鑒,非他小醜之比,亦非割據群雄之比,故別立之。至于土司,古謂羈縻州也。不內不外,釁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御敵國又殊,故自為一類焉。”應該說,創設《閹黨》、《流賊》、《土司》三類傳,確實符合于明史之實際情況,突出記述了明代的主要社會問題,為了解明代宦官、明代農民起義和明代民族關系,提供了比較集中、系統的材料。這與諸表中創設《七卿表》有異曲同工之處。明代宦官之幹政,雖不及漢、唐諸朝有廢立之舉,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顏于閹宦,而成一時之氣焰,則為亙古未有。《閹黨傳》所列四十六人,屬劉瑾黨者七人,餘皆魏忠賢之黨。讀《閹黨傳序》可知史館諸人于明亡之鑒深痛而慨然。然而與《流賊傳》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賊傳序》自唐賽兒起義論起,直至李自成、張獻忠之亡明,文稱:“自唐賽兒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賊諸臣傳中。獨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張獻忠傳》。”其中《李自成傳》長達萬餘言,為《明史》諸傳中之最長者。從修史者角度雖主要為後人之鑒,卻因此而保留較為豐富的有關記載,而未採取分散于“剿賊”諸臣傳中。

《明史》列傳之體例採用類傳形式,除以類分傳外,于諸臣傳中亦因類卷宗,而未盡以父子及孫等為傳。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興傳》、《韓林兒傳》、《劉福通傳》,雖亦為明建國前群雄之列,而與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關系不同,歸為一卷。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合為一卷,擴廓、陳友定、把匝剌瓦爾密合為一卷。諸臣中,如徐達、常遇春單為一卷,是功臣亦有別而分立。史臣為建文帝遺臣列傳頗詳,甚至有傳聞之人,能列立傳者盡量立傳,也是史臣寄托遺民之情的一種方式。

《明史》諸列傳中,亦多見以事附傳之體例。如卷一八九《夏良勝傳》,附同下詔獄者萬潮、陳九川、張衍瑞、姜龍、徐鏊、姚繼岩傳,均連署進言諫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馬錄傳》附顏頤壽、聶賢、湯沐、劉琦、盧瓊、沈漢、王科,均嘉靖中“李福達之獄”受牽之人。如隆慶中御史龐尚鵬疏中稱:“據李同之獄,福達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慘烈。”此附傳後史官評論中所引述,以為同事附傳之由也。此類附傳,于《明史》中不勝枚舉。

《明史》列傳中,《外國傳》及《西域傳》,反映了當時與境外國家及部落地區等的聯系,儲存了大量東南亞及中亞等地歷史資料,是研究這些國家歷史及中外關系史的較好參考資料。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編纂得體、材料翔實、敘事穩妥、行文簡潔為史家所稱道,是一部水準較高的史書。這反映出編者對史料的考訂、史料的運用、對史事的貫通、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都達到較高的水準。雖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僅次于《宋史》,但讀者並不感到冗長而生厭。

目錄介紹

本紀

卷1 本紀第1 太祖一 ~卷3 本紀第3 太祖三

卷4 本紀第4 恭閔帝

卷5 本紀第5 成祖一~卷7 本紀第7 成祖三

卷8 本紀第8 仁宗

卷9 本紀第9 宣宗

卷10 本紀第10 英宗前紀

卷11 本紀第11 景帝

卷12 本紀第12 英宗後紀

卷13 本紀第13 憲宗一 卷14 本紀第14 憲宗二

卷15 本紀第15 孝宗

卷16 本紀第16 武宗

卷17 本紀第17 世宗一 卷18 本紀第18 世宗二

卷19 本紀第19 穆宗

卷20 本紀第20 神宗一

卷21 本紀第21 神宗二 光宗

卷22 本紀第22 熹宗

卷23 本紀第23 庄烈帝一 卷24 本紀第24 庄烈帝二

卷25 志第1 天文一 ~卷27 志第3 天文三

卷28 志第4 五行一~卷30 志第6 五行三

卷31 志第7 歷一 ~卷39 志第15 歷九

卷40 志第16 地理一~卷46 志第22 地理七

卷47 志第23 禮一 ~卷60 志第36 禮十四

卷61 志第37 樂一 ~卷63 志第39 樂三

卷64 志第40 儀衛

卷65 志第41 輿服一 ~卷68 志第44 輿服四

卷69 志第45 選舉一 ~卷71 志第47 選舉三

卷72 志第48 職官一 ~卷76 志第52 職官五

卷77 志第53 食貨一 ~卷82 志第58 食貨六

卷83 志第59 河渠一 ~卷88 志第64 河渠六

卷89 志第65 兵一~卷92 志第68 兵四

卷93 志第69 刑法一~卷95 志第71 刑法三

卷96 志第72 藝文一 ~卷99 志第75 藝文四

卷100 表第1 諸王世表一 ~卷104 表第5 諸王世表五  

卷105 表第6 功臣世表一 ~卷107 表第8 功臣世表三

卷108 表第9 外戚恩澤侯表

卷109 表第10 宰輔年表一 卷110 表第11 宰輔年表二

卷111 表第12 七卿年表一 卷112 表第13 七卿年表二

列傳

卷113 列傳第1 後妃一 卷114 列傳第2 後妃二

卷115 列傳第3 興宗孝康皇帝 睿宗興獻皇帝

卷116 列傳第4 諸王一 ~卷120 列傳第8 諸王五

卷121 列傳第9 公主

卷122 列傳第10 ~~卷280 列傳第168

卷281 列傳第169 循吏

卷282 列傳第170 儒林一 ~卷284 列傳第172 儒林三

卷285 列傳第173 文苑一~卷288 列傳第176 文苑四

卷289 列傳第177 忠義一 ~卷295 列傳第183 忠義七

卷296 列傳第184 孝義一 卷297 列傳第185 孝義二

卷298 列傳第186 隱逸

卷299 列傳第187 方伎

卷300 列傳第188 外戚

卷301 列傳第189 列女一~卷303 列傳第191 列女三

卷304 列傳第192 宦官一 卷305 列傳第193 宦官二

卷306 列傳第194 閹黨

卷307 列傳第195 佞幸

卷308 列傳第196 奸臣

卷309 列傳第197 流賊

卷310 列傳第198 土司

卷311 列傳第199 四川土司一 ~卷319 列傳第207 廣西土司三

卷320 列傳第208 外國一 ~卷328 列傳第216 外國九

卷329 列傳第217 ~卷332 列傳第220

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朝復下詔修正〈明史〉。

相關評價

趙翼

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廿二史札記》

白壽彝

①《明史》是一部史料價值較高的正史。②《明史》修纂日久,又有前諸史修纂之經驗,成為二十四史中較好的一部,尤其是隋、唐以後諸史中,更為突出。----------- 《中國通史

餘秋雨

《明史》後來成為整個二十四史中寫得較好的一部,這是我們直到今天還要承認的事實。----------------

《山居筆記 · 一個王朝的背影》

劉庭華

《明史》體例嚴謹,首尾連貫,材料翔實,文筆簡潔,舛誤很少,是自清代以來史家公認的一部質量上乘的史著。相反,《元史》的編修,由于迫于朱元璋政治需要的壓力,歷時11個月共331天,31人參加,組織領導工作緊迫、匆忙、粗亂,近180萬字的巨著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草成,根本沒有時間來核對史料的真偽和問題的分析比較。確切地說,《元史》是史官們迫于政治壓力抄撮而成的。因此,《元史》的舛誤甚多,內容前後重復、互相矛盾的地方隨處可見。———《中國歷史是幹部的教科書》

孟昭信

後人認為《明史》雖然仍有某些不足之處,但確實是五代以來所修各史中最好的一部。--------《康熙評傳》

其他資料

缺點

《明史》盡管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又稱“最為完善”之作。但它作為一部官修的正史,其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

例如:清人(後金)在建國之前曾臣服於明朝的事實,清入關之後南明諸朝廷(弘光、隆武、紹武、永歷……)等長達20多年的歷史,《明史》都隱諱未書。康熙皇帝原已批準將福王、唐王、魯王、桂王附在思宗本紀內,而康熙五十年爆發了南山案後就被禁止寫入了。

趙翼作《廿二史札記》,已對《明史》中的缺失有所評論,隻是出于對官修正史的顧忌,未敢加貶斥之辭。近世史學家柴德賡教授曾經指出:“如‘周延儒之入奸臣傳’一題下,應加‘不當’二字,才與內容符合,但卻從略。‘劉基廖永忠等傳’條,下未接‘疏舛’二字,‘喬允升劉之鳳二傳’下未接‘重復’二字,此正所謂其不敢貶斥者也。”①趙翼原文雖然委婉,《周延儒之入奸臣傳》中亦雲:“周延儒不過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傳》,未免稍過。..此非以甚延儒之惡,轉為延儒增其身份也。”《劉基廖永忠等傳》一篇,則論其述史之不確。以朱元璋征陳友諒一役,《太祖紀》記:“戊戌,克安慶。壬寅,次湖口,敗友諒于九江,克其城,友諒奔武昌。”《陳友諒傳》所記略同。《廖永忠傳》加至安慶,破其水寨,遂克安慶。總之皆稱先克安慶,後克九江。而《劉基傳》中卻記,師攻安慶,自旦及暮不下,劉基請徑趨江州,搗其巢穴。按此說則江州之陷前,安慶未克。所記不合。與此相類,《張玉傳》記東昌之役,成祖被盛庸軍包圍,力戰而出。張玉不知,突出陣中欲救成祖,力戰而死。而《朱能傳》卻稱,成祖被圍,張玉力戰而死,朱能率周長等力戰,救成祖出。張玉究竟死于成祖突圍前還是突圍後,二傳所記不合。事雖並非關鍵,但確為述史不嚴謹之失漏。

《明史·卓敬傳》記卓敬之被殺,稱成祖欲活之,但功臣姚廣孝與卓敬有隙,從旁進言勸殺。此乃據明人野史雜傳,考其史實,廣孝實未從成祖之① 柴德賡:《史籍舉要》。

師入南京,亦無從讒殺卓敬。《明史》記建文遺臣之事,為表彰忠義,較多搜羅,野史傳聞亦有所採用,難免有誤。

四川廖麻子、曹甫起義,曹甫之被殺所記亦有抵牾之處。《洪鍾傳》記其為廖麻子所殺,《林俊傳》則記曹為指揮李蔭所擒殺。

《喬允升傳》記崇禎皇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書十七人,並一一列舉易人之事。《劉鳳之傳》中亦有此段文字,並且一字不改照錄于傳中。此二傳一在卷二五四,一在卷二五六,相隔隻兩卷,不及訂正。“蓋卷帙繁多,纂修諸臣不暇彼此參訂也。”①至于書中此類錯誤不足之處更多不勝舉,故史家多作考證文字。如地理設定,記蘭州于成化十三年九月復為州,而實錄則記在成化十四年四月復縣為州。成都府南江,《明史》作正德十一年置,《大明會典》卷十六記為九年添設。如太僕寺之設定,《兵志》中記為設四十牧監。《職官志》、《大明會典》均作“十四牧監”。《兵志》中之“四十牧監”,系承襲《明史稿》中之誤。北畿計丁養馬,始行于永樂十三年十二月,實錄中有記。《明史·兵志》記作十二年,恐為誤以月作年,未經核訂之故。

《明史·藝文志》史論頗為推崇,然其中失誤之處亦不少,前舉所錄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乃宋人之作,誤入志中。再如所著錄陳仁錫《周禮句解》六卷,據考體例文字多剽竊猥雜,系坊賈托名,而非出陳仁錫之手。修志人似未睹原書而錄。顧起元《說略》亦同此,《藝文志》作六十卷,而顧起元自序記,全書隻三十卷,志中誤記六十。再如《藝文志》中著錄楊慎《墨池瑣錄》1 卷、《書品》1 卷、《斷碑集》4 卷,而遺漏《畫品》1 卷,估計也是成篇時未及仔細訂正之故。

其述史不一之處,尚有表、傳之不合。如吳悼王允熥之死,卷一○三《諸王世表》作永樂十三年卒。卷一一八《吳王允熥傳》則作“永樂十五年卒”。《宰輔年表》汪廣洋,洪武三年左丞。而《汪廣洋傳》則誤記為右丞。李賢天順元年為吏部右侍郎,則當依《李賢傳》為左侍郎。又有志、傳不合之處,如《徐光啓傳》記所進《日躔歷指》一卷,《藝文志》作四卷;《通率表》一卷,《藝文志》作二卷。均不合。

此類小疵,不勝枚舉。以《明史》三百卷之多,雖經修纂日久,難免有失誤之處,眾人成書,或有顧及不到,在所難免。而《明史》中真正失漏之處不僅在此,而在其有意隱蔽史實。

清初修《明史》,所以有須隱沒之事實,即在于清與明本身之關系。其所隱沒者有二:一是隱沒清末建國前曾臣于明;二是隱沒清入關後南明諸朝廷存在之事實。

清朝的發祥,大概與明朝的建立同時。清以肇祖為追尊入太廟之始。肇祖即童猛哥帖木兒。先襲職為元朝萬戶,後歸明朝,授建州左衛指揮,升至都督。清稱都督孟特穆,追尊肇祖。

① 趙翼:《廿二史札記》。

據《明太宗實錄》所記,明永樂間即有關猛哥帖木兒之記錄。近代清史專家孟森(心史)先生曾對清之世系作有考訂:“清之初系,為明之建州左衛。始授左衛職之猛哥帖木兒,又因其姑姊妹中,有入明宮為妃嬪者,因內寵之故,至升都督職銜,清實錄謂之都督孟特穆。”①建州女真于明代入朝進見、上貢、襲替、改授及與周邊之關系活動甚多,但此均清朝發祥後為明朝之臣的明證,為清廷所諱,因此在《明史》中不但不許見建州女真,而且凡是“女真”皆在所諱,“于是女真之服而撫字,叛而征討,累朝之恩威,諸臣之功過,所系于女真者,一切削除之”。①自古以來,凡于易代之際,以後代修前代之史,關系到新朝與舊朝之處,難免沒有曲筆。但是一般來說,大都相涉年代不多,其掩飾之處,讀史者也能意會其中緣故,從未有如明朝與清朝這樣關系始終,“一隱沒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者。

凡明朝文武諸臣,曾為督撫鎮巡等官者,皆削其在遼之事跡。如王翱、李秉、趙輔、彭誼、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傳,但其于建州有撫治或征討之績處,《明史》中均略去不述,間有一二語涉及,則不指明為何部落,以何原因啓釁,其史實真相,無從觀看。再如馬文升,以撫安東夷,自著專書記其事,名《撫安東夷記》,書中主要記述成化時女真狀況及其與明朝之關系,尤對海西女真多有記述。《明史》卷一八二《馬文升傳》亦記其“凡三至遼”之事跡,然讀之卻並不知其為建州女真之事,文詞隱晦,隻略述其曾于遼事有功而已。宦官汪直,與馬文升不合,欲建功遼事,但其傳中亦不作明述。據諸史家考證,《明史》中諱記女真之事,亦有疏忽之處,如《憲宗紀》及《汪直傳》中,有伏當伽一名。伏當伽為其時建州女真一首領名,史官不知伏當伽為何部酋領,漏出其名,反彰其曲筆掩飾之實。

凡是明朝人中所長而必書之事在于建州者,則《明史》中削其人而不為立傳。如顧養謙、宦官亦失哈等,因生平活動不可離遼東及建州之事,《明史》中遂無傳。又如贊理征東軍務登萊巡撫袁可立、東江總兵毛文龍和劉愛塔所關明清(金)遼海戰事尤重,《明史》均不為立傳。此外亦有明顯刪掉者。如卷二五七《王洽傳》記:“宣大總督王象乾與大同巡撫張宗衡爭插漢款戰事,..洽及諸執政並主象乾策,定款議。詳見《象乾、宗衡傳》。”然《明史》無《象乾傳》、《宗衡傳》。《王象乾傳》,萬斯同所訂《明史》列傳中原有傳,在卷三四八,王鴻緒《明史稿》亦有,在卷二二八。《張宗衡傳》則分見兩書卷三六四及卷二四一。顯然為《明史》定稿時所刪。

明初于黑龍江下遊設奴兒幹都司之事,《明史·地理志》中漏而不述,隻見于《兵志》,稱:“洪武、永樂間邊外歸附者,官其長,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以敕書印記,設都司衛所。”下列:“都司一(奴兒幹都司)”,再列衛三百八十四。所謂“邊外歸附者”,即女真①各部。至于蒙古、西番,則均直書其名。

①孟森:《明史講義》第一章。

《明史》中另一掩飾之處,則為南明諸帝。自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農民軍克北京,隨後清軍入關,明朝即亡。幾乎與清軍入北京同時,南京建立弘光朝廷,此後又有隆武朝、紹武朝、永歷朝及魯王監國。永歷帝朱由榔于康熙元年(1662)為吳三桂所殺,或以為此系明亡之時。而孟森先生作《明史》末述《南明之顛沛》,最後有雲:“十一月辛卯(十六日),魯王殂于台灣,明亡,時為清康熙三年(1664)。”則此距崇禎之亡,又二十年矣。此二十年南明之史,《明史》亦予隱諱,不承認其帝號,而將其事記述于諸王傳中,以示其仍為諸王而非帝統。

說到清初修史之諱,順便可以略述清初之文字獄。清初著名文字獄,一為庄氏史案,罹禍者至七十餘人,死者剖棺銼屍,生者延頸就戮,妻孥極邊充軍為奴。而觀其原書,涉及清室並未有過分訕謗之語,惟于清兵入關之事,直書為“夷氛”、“夷寇”,于“奴酋(努兒哈赤)”名號,跡未加避諱。而于李成梁傳中,稱努爾哈赤為成梁所豢養:“已而並殺教場及他矢于阿台城下。他矢子即清太祖也,以幼得不死,留置帳下。”此為清廷所最忌諱之事,庄氏及諸修史之人因遭大禍。此為涉及清入關前史事之文字獄。涉及南明諸帝的著名文字獄有戴名世《南山集》獄。戴名世,字田有,號褐夫,別號憂庵。清康熙間進士,官編修。留心有明一代史事,網羅散佚,走訪明季遺老,考求遺事。著《南山集》,用南明永歷年號,以存明朝統緒,為左都御史趙申喬所劾,論斬。凡為《南山集》作序者,如方苞等人,均獲株連,達數十人之多。此則為清初又一文字獄大案。由此可知清廷這兩大避諱是觸及不得的。史官豈敢冒殺身之禍而必書其實?即使有此董狐之風,以清初文禁之嚴,又豈能留隻字于官修史書之中?隱諱史實固然是《明史》一大缺失,又是必然結果。

謝國楨于明清史籍所知博深,其評論《明史》缺失,共列五點,除“毀滅不利清廷之史實”外,尚有四大點:一是于明初事實記載不翔實。因清廷諱言明朝驅逐蒙古于漠北,亦猶如諱言建州女真于東北臣于明。又因史官為明末降清人士,對明初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盡略而不願詳記。二是記建文之事,諱言建文出亡,主張焚于火,以示亡國之君無生之理。此亦出清廷之需。三是除李自成、張獻忠起義外,其餘農民起義,均隻見于有關官員列傳之中,且極盡歪曲之能事。四是《明史》出于東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東林黨人多立佳傳。自明嘉靖以後,內閣柄政大臣,多為東南縉紳所操持,一脈相承,當時謂之“傳衣缽”。《明史》對黨籍中人,言之刺刺不休,與其他方面人物相比,記述不均,因之是非亦難得其平。

補編

為補《明史》記述之不足,後人陸續有些補編之作。如劉廷燮的《建文遜國之際月表》。黃大華的《明宰輔考略》和《明七卿考略》,吳廷燮的《明督撫年表》,傅以禮的《殘明宰輔年表》和《殘明大統歷》等,都收在《二十五史補編》中。

乾隆四十二年,清朝繼改修《明史》本紀後,又以于敏中、錢汝為等為總裁,考證明史,但未刊行。光緒時,戶部侍郎王頌蔚入值軍機,得見考證明史之稿本、正本和進呈本,已多殘缺不全。王頌蔚將其整理匯編,成《明史考證攟逸》四十二卷,民國五年(1916)收入《嘉業堂叢書》。現通行的《明史》版本是乾隆四年的武英殿原刊本,1974年中華書局又據以校勘、標點,鉛印出版。

至於《明史》所不及見者,可參考《明實錄》、夏燮《明通鑒》、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談遷《國榷》、陳子龍《明經世文編》、張岱《石匱書》及《石匱書後集》、計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溫睿臨《南疆逸史》、徐鼒《小腆紀年》、《小腆紀年附考》、《小腆紀傳》、查繼佐《罪惟錄》、劉湘客《行在陽秋》、蔣臣《桐變日錄》、瞿昌文《粵行紀事》、全祖望《鮚埼亭集》等。又如焦竑的《國朝獻徵錄》,受到萬斯同的高度評價:「搜採最廣,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傳。……可備國史之採擇者,惟此而已。」乾隆年間,以于敏中、錢汝為等主編《明史考證》,多據《國朝獻徵錄》參校《明史》,但未刊行。光緒年間,王頌蔚得見《明史考證》殘本,再整理成《明史考證攟逸》四十二卷。

二十四史  

序號書名記載年代成書年代作者體例卷數
1史記始于黃帝,止于漢武帝元狩元年西漢司馬遷紀傳體130
2漢書始于漢高祖六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東漢班固紀傳體100
3後漢書始于劉秀起兵推翻王莽,止于漢獻帝禪位于曹丕南朝宋範曄紀傳體120
4三國志始于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止于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晉陳壽紀傳體65
5晉書始于司馬懿,止于晉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房玄齡紀傳體130
6宋書始于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止于宋順帝升明三年(公元479年)南朝梁沈約紀傳體100
7南齊書始于齊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止于齊和帝中興2年(公元520年)南朝梁蕭子顯紀傳體59
8梁書始于梁武帝蕭衍稱帝(公元502年),止于陳霸先滅梁(公元557年)姚思廉紀傳體56
9陳書始于陳武帝陳霸先即位,止于陳後主陳叔寶亡國前後三十三年間姚思廉紀傳體36
10魏書始于公元四世紀末,止于六世紀中葉北齊魏收紀傳體114
11北齊書始于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止于北齊亡國李百葯紀傳體50
12周書始于北周宇文氏建立周朝(公元557年),止于公元581年令狐德棻等紀傳體50
13隋書始于隋文帝開皇元年(公元581年),止于隋恭帝義寧二年(公元618年)魏征紀傳體85
14南史始于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止于陳禎明三年(公元589年)李延壽紀傳體80
15北史始于北魏登國元年(公元386年),止于隋義寧二年(公元618年)李延壽紀傳體100
16舊唐書始于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止于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後晉劉昫等紀傳體200
17新唐書始于太原起兵歐陽修、宋祁紀傳體225
18舊五代史始于後梁開平元年(公元907年),止于周世宗顯德七年(公元960年)北宋滅後周薛居正紀傳體150
19新五代史始于後梁開平元年(公元907年),止于後周顯德七年(公元960年)歐陽修紀傳體74
20宋史始于趙匡胤建宋脫脫等紀傳體496
21遼史始于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公元907年),止于天祚帝耶律延禧遼朝歷史(公元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遼歷史脫脫等紀傳體116
22金史始于女真族的興起,止于金朝滅亡脫脫等紀傳體135
23元史始于從蒙古族興起,止于元朝滅亡宋濂紀傳體210
24明史始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止于明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年)張廷玉紀傳體332
相關新元史止于北元昭宗宣光八年(1378年)民國柯劭忞等紀傳體257
相關清史稿始于清太祖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國稱汗(1616年),止于清朝滅亡(1911年)民國趙爾巽等紀傳體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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