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淵閣

文淵閣

文淵閣位于北京故宮博物院東華門內文華殿後,是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座皇家藏書樓。

它是中國古代漢族宮殿建築之精華,坐北面南,閣製仿自浙江寧波範氏天一閣。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下詔征書,開設四庫全書館,編纂《四庫全書》。乾隆三十九年,下詔興建藏書樓。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文華殿後之皇宮藏書樓建成,乾隆皇帝賜名文淵閣,用于專貯第一部精抄本《四庫全書》。

  • 中文名稱
    文淵閣
  • 適宜遊玩季節
    四季皆可
  • 所屬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
  • 地理位置
    北京市東城區景山前街4號
  • 門票價格
    60.00元(故宮套票)
  • 用途
    藏書閣
  • 建成時間
    1776年
  • 著名景點
    《四庫全書》經部書
  • 開放時間
    08:30-17:00
  • 所屬城市
    北京市

實用信息

門票信息

旺季(4月1日~10月31日):60.00元(故宮套票);淡季(11月1日~3月31日):40.00元(故宮套票)。

開放時間

1. 旺季(4月1日~10月31日):08:30~17:00;停止售票時間:16:00;停止入場時間:16:10

2. 淡季(11月1日~3月31日):08:30~16:30;停止售票時間:15:30;停止入場時間:15:40

Tips:除法定節假日和暑期(7月1日~8月31日)外,全年實行周一下午閉館的措施。每周一開館時間為08:30~12:00,停止售票時間為11:00,停止檢票時間為11:10,閉館時間為12:00。

安全提示

由于閣內空間有限,基于對文物保護和觀眾安全的考慮,遊客不能進入室內,可以在殿外參觀。

交通信息

公交:

1、2、4、5、8、10、20、52、22、120、728、802天安門西或天安門東下車

捷運(天安門東站、天安門西站):

9、17、22、44、48、59、66、110、126、301、646、673、692、729、803、808、901、特4、特7、BRT1前門下車或101、103、109、685、814、846路故宮下車,60路東華門下車

主要景點

文淵閣位于北京市故宮東華門內文華殿後,坐北面南,閣製仿浙江寧波範氏天一閣構置。面板為上下兩層,腰檐之處設有暗層,面闊6間,西盡間設樓梯連通上下。兩山牆青磚砌築直至屋頂,簡潔素雅。黑色琉璃瓦頂,綠色琉璃瓦剪邊,喻意黑色主水,以水壓火,以保藏書樓的安全。閣的前廊設回紋欄桿,檐下倒掛楣子,加之綠色檐柱,清新悅目的蘇式彩畫,更具園林建築風格。閣前鑿一方池,引金水河水流入,池上架一石橋,石橋和池子四周欄板都雕有水生動物圖案,靈秀精美。閣後湖石堆砌成山,勢如屏障,其間植以松柏,歷時二百餘年,蒼勁挺拔,鬱鬱蔥蔥。閣的東側建有一座碑亭,盔頂黃琉璃瓦,造型獨特。亭內立石碑一通,正面鐫刻有乾隆皇帝撰寫的《文淵閣記》,背面刻有文淵閣賜宴御製詩。

走進閣內,建築裝飾和油漆彩畫仍以冷色為主,陳設布置復原乾隆朝狀態。最西邊設樓梯連通上下,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專家介紹,閣內一層收藏《四庫全書》經部書以及《四庫全書總目考證》、《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共22架;正中間的皇帝寶座為講經筵之處;二層收藏史部書共33架;三層西盡間為樓梯間,其它五間通連,分別為子部書22架、集部書28架,明間設有皇帝御榻,以備皇帝登閣讀書。

簡介

文淵閣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後,皇帝每年在此舉行經筵活動。四十七年(1782年)《四庫全書》告成之時,乾隆帝在文淵閣設宴賞賜編纂《四庫全書》的各級官員和參加人員,盛況空前。

文淵閣文淵閣

《四庫全書》編成後,最初用了六年的時間抄錄正本四部,除一部藏文淵閣外,另三部分別藏于文源閣、文津閣、文溯閣,四閣又稱「北四閣」。後又抄三部藏于文宗閣、文匯閣、文瀾閣,稱「南三閣」。 七部之中或已亡失,或為各圖書館收藏。文淵閣本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四庫全書》連同《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入藏文淵閣,按經史子集四部分架放置。以經部儒家經典為首共22架和《四庫全書總目考證》、《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放置一層,並在中間設皇帝寶座,為講經筵之處。二層中三間與一層相通,周圍設樓板,置書架,放史部書33架。二層為暗層,光線極弱,隻能藏書,不利閱覽。三層除西盡間為樓梯間外,其它五間通連,每間依前後柱位列書架間隔,寬敞明亮。子部書22架、集部書28架存放在此,明間設御榻,備皇帝隨時登閣覽閱。乾隆皇帝為有如此豪華的藏書規模感到驕傲,曾作詩曰:「丙申高閣秩幹歌,今喜書成鄴架羅,……」。 清宮規定,大臣官員之中如有嗜好古書,勤于學習者,經允許可以到閣中閱覽書籍,但不得損害書籍,更不許攜帶書籍出閣。

歷史

明代

文淵閣之名始于明代,其閣亦始建于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始創宮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門之東建文淵閣,盡貯古今載籍"。此即文淵閣建閣之始。明成祖遷都北京,仿南京已有規製建設北京宮殿,北京宮中的文淵閣隨之建成。誠如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開閣于東廡之南,為屋凡若幹楹,高亢明爽,清嚴邃密,仍榜曰文淵。"可見,有明一代曾在建設南京宮殿以及北京宮殿的同時,先後于南京故宮和北京宮中建造文淵閣。

文淵閣建築側面文淵閣建築側面

文淵閣的功用早期主要在于藏書、編書。著名的大類書《永樂大典》,即在南京宮中文淵閣開館編纂。明成祖于永樂元年(1403)下令修書,因初稿"尚多未備",遂于三年(1405)諭令重修,"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簡國子監及在外郡縣學能書生員繕寫,開館于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當時,"常熟張洪、丹徒裴俊、吉水陳誠俱赴文淵閣修《大典》,懷安黃童以楷書征入文淵閣繕寫《大典》。"永樂六年(1408),《大典》書成之後亦直接貯藏于文淵閣。北京宮殿基本建成之後,成祖還特別諭令將南京文淵閣的藏書運至北京收藏。據記載,"十六年,遣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這些運至北京的珍本秘籍,除《永樂大典》貯藏于文樓外,其他書籍均于英宗正統六年(1441)正式入藏文淵閣。當時,主持清點編目的大學士楊士奇,曾將各書"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型大小",收藏于書櫥中,並據以編成《文淵閣書目》,"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號,五十櫥"。

在承載藏書、編書功能並用作"天子講讀之所"的同時,文淵閣還是閣臣入直辦事之所,並隨著明代政治的發展,逐漸演變成為事實上的秘閣禁地。明初,朱元璋為強化皇權,詔罷中書省,廢丞相。為處理紛繁國事,又不至妨礙專製集權,乃仿宋製置殿閣大學士,定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員內擇取。朱棣繼位,以"初定內難,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講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尋命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入直,並預機務"。時成祖"每退朝還宮,遇有幾務須計議者,必親御翰墨,書榮等姓名,識以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規畫。榮等條對,用文淵閣印封入,人不得聞"。文淵閣因此而有內閣之稱,楊榮等人也先後升遷至大學士之職。至英宗正統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後,文淵閣作為大學士等官員專門的入直辦事之所,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秘閣禁地,"凡入內閣,曰直文淵閣"。世宗嘉靖年間,文淵閣製進一步完善,據載:"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淵閣中一間恭設孔聖暨四配像,旁四間各相間隔,而開戶于南,以為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敕房裝為小樓,以貯書籍。閣西製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間,以處各官書辦,而閣製始備。其職掌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點簡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閣門還高懸聖諭,嚴申規製:"機密重地,一應官員閒雜人等,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不饒。"可見,文淵閣已成為事實上的內閣,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藏書、編書而外,文淵閣也是"天子講讀之所",皇帝不時在此翻閱書籍,並召集翰林儒臣講論經史。據載,太祖于"萬幾之暇,輒臨閣中,命諸儒進經史,躬自披閱,終日忘倦"。成祖"或時至閣,閱諸學士暨庶吉士應製詩文,詰問評論以為樂"。宣宗也曾利用"聽政餘閒,數臨于此,進諸儒臣,講論折衷,宣昭大猷,緝熙問學",並特撰《文淵閣銘》,述其盛況。

正統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宮發生火災,文淵閣及其所餘書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宮的文淵閣也隨著明王朝的滅亡,在明末戰火中被毀。

清代

清入關建立全國政權之後,在政治製度上多沿襲明製,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漸接受以儒學為主體的封建文化。順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內三院為內閣,分設翰林院,"以大學士分兼殿閣,稱中和殿大學士、保和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凡四殿二閣。順治十八年(1661)復設內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內三院,復內閣、翰林院,其殿閣職銜仍沿順治十五年之製。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華、武英四殿,文淵、東閣二閣未為劃一,其中和殿名從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體仁閣。自此而後,三殿三閣大學士成為定製。但是,其中的文淵閣卻始終有其名而無其實,即清廷雖設有文淵閣大學士之名,卻並無文淵閣之實,所謂"本朝定製,以文淵閣為大學士兼銜,第仍其名而未議建設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庫全書》開館。考慮到書成之後將來的貯藏問題,乾隆帝在編書活動大規模開展的次年即未雨綢繆,決定為《四庫全書》建造專門的庋藏之所。他聽說浙江寧波範懋柱的藏書樓天一閣"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便特諭杭州織造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磚石,不用木植,並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問,燙成準樣,開明丈尺呈覽"。在了解到天一閣的建築規製及藏書特色之後,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閣式,以構庋貯之所"。最初乾隆帝計畫將《四庫全書》抄寫四部,"一以貯紫禁之文淵閣,一以貯盛京興王之地,一以貯御園之文源閣,一以貯避暑山庄,則此文津閣之所以作也"。其後考慮到江南士子讀書治學的需要,又特別諭令在江浙地區增建文匯、文宗和文瀾三閣。此即著名的用于貯藏《四庫全書》的七座藏書樓。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淵閣建于文華殿之後,乾隆帝說:"凡事豫則立。書之成雖尚需時日,而貯書之所,則不可不宿構。宮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華殿後建文淵閣以待之。文淵閣之名,始于勝朝,今則無其處,而內閣大學士之兼殿閣銜者尚存其名。茲以貯書所為,名實適相副。"可見,由于《四庫全書》的纂修特別是將來貯藏的需要,自清初以來一直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文淵閣,終于得以動工興建,並因此而成為名副其實的中秘藏書勝地。

建築規製

乾隆四十年(1775),文淵閣正式動工,次年即順利建成。在建築規製、建築功能和理念上,文淵閣都仿效天一閣,但實際情形卻多有異同之處。

文淵閣建築局部文淵閣建築局部

作為清代江南地區最負盛名的藏書樓,天一閣的命名、構造及藏書方法都獨具匠心。其閣名源于古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說法,寄寓以水克火之意。其建築則是一座重檐硬山頂、磚木結構、六開間的二層小樓,樓下六間一字排開,分別加以隔斷;樓上則西側為樓梯間,東側一小間空置不用,居中三大間合而為一。實際上是以樓下隔斷為六間,樓上通為一大間的建築格局,來體現"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在建築物的裝飾上,也特別在閣頂及梁柱上飾以青、綠二色的水錦紋和水雲帶,還專門在閣前鑿池蓄水,以防不測。而典籍的收藏更是極為講究。據當時奉命前往查看的杭州織造寅著所言:"閣共六間,西偏一間安設樓梯,東偏一間以近牆壁,恐受濕氣,並不貯書。惟居中三間,排列大櫥十口,內六櫥前後有門,兩面貯書,亦為可以透風。後列中櫥二口,小櫥二口,又西一間排列中櫥十二口,總計大小書櫥共二十六口。"即在上下六開間的二層樓房中,隻有樓上通為一間的居中大屋用來貯書。並且,書櫥都不靠牆,而是放置在屋子中間,樓房前後開窗,書櫥亦前後開門,以便通風,防止潮濕。可以說,天一閣的命名、規製和庋藏,都完美地體現了防火的理念和藏書的功能。

宮廷建築與民間建築在規模和形式上的區別而外,文淵閣與天一閣最主要的差異還在于內部構造的改進。天一閣上下兩層,文淵閣則採取"明二暗三"的建造方式,即面板看上去重檐兩層,實際上卻利用上層樓板之下的腰部空間暗中多造一夾層,全閣共有上、中、下三層。這種建造方式,俗稱"偷工造",既美觀大方,又節省工料,還特別實用,便于貯書,反映了清代宮廷建築在工程設計和建造藝術上的高度技巧和水準。

文淵閣仿效天一閣的規製,在面板上也分上下二層,面闊六間,各通為一,沿襲了天一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其構造則為水磨絲縫磚牆,深綠廊柱,菱花窗門,歇山式屋頂,上覆黑琉璃瓦,而以綠琉璃瓦鑲檐頭,屋脊飾以綠、紫、白三色琉璃,浮雕波濤遊龍,所有的油漆彩畫均以冷色為主,營造出皇家藏書樓典雅靜謐肅穆的氣氛,而與整個紫禁城宮殿黃色琉璃、朱紅門牆的暖色格調和喜慶氛圍截然不同。並且,閣前還開鑿方池,池上橫跨石橋,池中引入金水河水,閣後則疊石為山,四周列植松柏,閣東側碑亭內石碑以滿、漢文鐫刻乾隆帝所撰《文淵閣記》。可見,文淵閣的建置既參照了天一閣的規製,又根據傳統的官式做法和皇家建築的特殊身份而作了創造性的發揮。

文化意蘊

作為皇家藏書重地,尤其是紫禁城中專門用于收藏《四庫全書》的藏書閣,乾隆帝還特別從文化上賦予了文淵閣不同尋常的深層涵義。鑒于《四庫全書》是一部匯集歷代典籍精粹、囊括傳統文化精華的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叢書,乾隆帝專門為建造在宮廷禁地和皇家園囿的四座藏書閣命名,除宮中的文淵閣沿襲明代之稱外,其他三閣分別命名為文源、文津、文溯。此即"四閣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淵、若源、若津、若溯,皆從水以立義者,蓋取範氏天一閣之為"。也就是說,以文淵閣為代表的內廷四閣之名,皆取法天一閣,體現了以水克火的理念。然而,不僅僅如此,更為重要的是,乾隆帝還"以水喻文",進一步闡發了四閣命名的文化意蘊。在乾隆帝看來,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如同浩瀚的江河之水,經史子集各為其中的淵源流派。他說:"文之時義大矣哉!以經世,以載道,以立言,以牖民,自開闢以至于今,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以水喻之,則經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經而出。故吾于貯四庫之書,首重者經。而以水喻文,願溯其源。"並且,四閣的命名不僅涵蘊了古代典籍的豐富浩瀚和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還提醒人們要善于沿流溯源,找到讀書治學的途徑與方法。乾隆帝說:"蓋淵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于是乎分焉。欲從支派尋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則躡迷途而失正路,斷港之譏有弗免矣。"就此而言,文淵閣的名稱雖然沿襲明代,但其深層次的文化意蘊,卻得益于乾隆帝的重視和闡發,更淵源于中國古代豐富的典籍與燦爛的文化。

官製職掌

文淵閣建成之後,乾隆帝極為重視,他看到四庫館呈進的《永樂大典》輯本中有宋代程俱所撰《麟台故事》一書,"所載典掌三館秘閣書籍,以執政領閣事,又有直秘閣、秘閣校理等官,頗稱賅備",立刻想到正在編纂的《四庫全書》以及剛落成的文淵閣,因下令製定文淵閣官製職掌以及將來閣書管理章程。四十一年(1776)六月,乾隆帝在諭旨中說:"方今搜羅遺籍,匯為《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批閱釐正。特于文華殿後建文淵閣弆之,以充冊府而昭文治,淵海縹緗,蔚然稱盛。第文淵閣國朝雖為大學士兼銜,而非職掌,在昔並無其地。茲既崇構鼎新,琅函環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其實。自宜酌衷宋製,設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為直閣事,同司典掌,又其次為校理,分司註冊點驗。所有閣中書籍,按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下各任之,于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每銜應設幾員,及以何官兼充,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定議,列名具奏,候朕簡定,令各分職系銜,將來即為定額,用垂久遠。"于是,大學士舒赫德召集吏部及翰林院有關官員,詳細商定文淵閣官製職掌及各項管理章程。鑒于"文淵閣為圖書之府,典籍充積,視宋三館秘閣,尤為嚴重",因而,在官製職掌方面,舒赫德等大臣提出參照宋代館閣製度,"置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總司典掌。置文淵閣直閣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由內班出身之滿詹事、少詹事、(侍)讀(侍)講學士,漢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釐輯之事。置文淵閣校理十六員,以由內班出身之滿庶子、(侍)讀、(侍)講、洗馬、中(允)、贊(善)、編(修)、檢(討),漢庶子、讀、講、洗馬、中、贊、修撰、編、檢,及由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等官兼充,分司註冊點驗之事"。同時,由內務府大臣兼充文淵閣提舉閣事銜,管理日常"管鑰啓閉等事";"再設文淵閣檢閱官八員,由領閣事大臣于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內遴選,奏明兼充,令其于檢曝書籍時,詣閣隨同點閱,更足以昭慎重"。這一建議得到了乾隆帝的批準,文淵閣官製遂正式定為:"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充之;提舉一員,以內務府大臣充之;直閣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由內班出身之滿洲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漢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充之;校理十六員,以庶子、侍讀、侍講、編修、檢討充之;檢閱八員,以內閣中書充之。"當年七月,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被任為文淵閣領閣事,署內閣學士劉墉,詹事金士松,侍讀學士陸費墀、陸錫熊,侍講學士紀昀、朱珪等六人被任為文淵閣直閣事;十月,翰林官員翁方綱等十六人被任為文淵閣校理。這些在四庫館內分別擔任不同職任的朝廷重臣及纂修官,就成為最早以原銜充任文淵閣各項職掌的官員。

文淵閣建築局部文淵閣建築局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庫全書》告成,並于次年春入藏宮中文淵閣。作為首先入藏中秘重地的首部《四庫全書》,乾隆帝對書籍的典藏、管理予以了充分的重視和極大的關註。

典藏管理

在書籍的典藏方面,《四庫全書》的用紙、裝幀以及貯藏都極為講究。紙張選用浙江上等開化榜紙,紙色潔白,質地堅韌,堪為上品。書冊裝幀採用絹面包背裝,即將書葉正折,使版心朝外,書葉左右兩邊都向書背,用紙捻訂牢,然後用絲絹將書冊前後連書背一並包裹糊連而成。考慮到《四庫全書》囊括四部,卷帙繁富,為便于識別和檢閱,書冊裝幀特別採用了分色包背裝法,即使用不同顏色的絹面來區別經、史、子、集各部書籍。這就是乾隆帝在其詩文中多次提到的"經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裝潢的辦法,即"經部用青色絹,史部用赤色絹,子部用月白色絹,集部用灰黑色絹",以色分部,一目了然。乾隆帝有詩雲:"浩如慮其迷五色,挈領提綱分四季。經誠元矣標以青,史則亨哉赤之類,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至于《四庫全書總目》,由于"此系全書綱領,未便仍分四色裝潢",故專"用黃絹面頁,以符中央土色,俾卷軸森嚴,益昭美備"。為便于使用和儲存,還專門製作精致的楠木書函,每若幹冊書置入一函,襯以夾板,束之綢帶,書函的一端可以開閉,函面端楷刻寫全書名稱、書函序號以及所屬部類和具體書名,並飾以與該書所屬部類及書冊封面相同的顏色。如《尚書詳解》一函六冊,函面刻寫"欽定四庫全書 第二百七函 經部 尚書詳解",字跡均為綠色。書冊裝函後,即按部類順序放入專門製作的書架,安置閣中。計經部書二十架,每架四十八函,凡九百六十函,分貯下層兩側;史部書三十三架,每架亦四十八函,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函,藏于中間暗層;子部書二十二架,每架七十二函,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函,安放上層之中;集部書二十八架,每架亦七十二函,凡二千零十六函,分置于上層兩旁。總計一百零三架,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萬六千冊。為便于查找翻閱,還另外繪製了《四庫全書排架圖》,一並庋置其中,需要時按圖索驥,循架取書,既方便又快捷。

為表示對第一部抄成貯閣的《四庫全書》的重視,乾隆帝還特別允準,在每冊書的首頁鈐蓋"文淵閣寶",末頁鈐蓋"乾隆御覽之寶",由此而開各閣《四庫全書》鈐印之先例。其後陸續抄成的內廷各閣全書,也因其閣名和成書時間先後而分別加蓋不同的鈐印,不僅成為各閣《四庫全書》獨特的標志,也成為人們稱呼《四庫全書》時均冠以閣名的依據。

隨著《四庫全書》的入藏,文淵閣的各項管理工作也提上日程。領閣事上載下達,總司其責;提舉閣事直接管理一般事務,並督率所轄內務府司員具體從事看守、收發、掃除等各項雜務;直閣事、校理、檢閱各員則每日輪流入直,負責書籍的查點檢閱等事宜。為便于管理,朝廷還根據原定章程,在上駟院就近撥出房屋十餘間,作為領閣事、提舉閣事大臣,並直閣事校理、檢閱等官,以及內務府司員、筆帖式等人入直辦事之所。自此而後,"除內務府官員常川照料外",直閣事校理、檢閱等官員,則"每日輪派二人當直,辰入申出,率以為常。遇有查取書籍等事,即令當直校理經管,隨時存記,以備查核。其一切上架、啓函、翻檢、點閱等事,仍令檢閱各官會同內務府官員辦理。直閣事官亦令不時赴直,公同照料,俾寶文典"。凡遇當直,皆由"官廚設饌同餐,午後乃散"。

日常入直之外,每年特定時期的曝書,也是管理工作的重點。原擬章程參照宋代秘書省每年仲夏曝書成例,定于每年五六月間曝書。但全書貯閣之後,考慮到當時宮中其他各處書籍例于每年三、六、九月晾曬的實際情形,主管大臣特別奏請將文淵閣曝書改為三、六、九月,以與宮中慣例相一致。這一建議,得到乾隆帝允準。于是,每年數次的文淵閣曝書,成為一時盛事。屆期,上自領閣事、提舉閣事大臣,並直閣事、校理、檢閱,下至內務府司員、筆帖式等各級官員人等齊聚一堂,"將插架諸書按部請出,交校理各官登記檔冊,檢閱各官逐一挨本翻晾畢,即敬謹歸入原函,以昭慎重"。

然而,在長期的管理過程中,由于文淵閣所設各項官職分別由內閣、翰林院、內務府和奉宸苑等衙門派員兼任,時間一長,不免出現職責不清,互相扯皮的現象。不僅平日司事收發等一般事務彼此推諉,就連每年數次的曝曬書籍,也成了應付差事。這種狀況,直接影響到書籍的管理與儲存。乾隆帝認為,"文淵閣提舉閣事一員,系由總管內務府大臣兼充,其司員以及看守掃除之人,皆其所轄,呼應較靈",下令將閣中一切事務"交提舉閣事一人專為管理,其領閣、直閣、校理、檢閱等官,俱作為兼充虛銜,不必辦理本閣事務"。至于每年數次的曝書成例,乾隆帝也認為,"各書裝貯匣頁用木,並非紙背之物,本可無虞蠹蛀。且卷帙浩繁,非一時所能翻閱,而多人抽看曝曬,易至損污,入匣時復未能詳整安貯,其弊更甚于蠹蛀",下令"嗣後止須慎為珍藏,竟可毋庸曝曬。其地面一切,亦無須奉宸苑經理。庶專司有人,而藏書倍為完善"。于是,曝書工作奉命停止,他人也不再參與閣事,閣中書籍及一應事務全部交由內務府管理,文淵閣遂成為事實上的"禁御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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