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語言學

文化語言學

語言學家對語言與文化關係的思考,使語言學研究不止於語言形式,而且也通過語言來研究一個民族文化過去和將來。語言之中蘊含著文化,而文化的豐富和發展也得益於語言。 正如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Edward Sapir)所主張的:"語言的背後是有東西的。 而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 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和, 由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活組織。"

  • 中文名稱
  • 外文名稱
    cultural linguistics
  • 授課方式
    本課程分理論探討和現象分析
  • 課程介紹
    文化語言學的原理和研究成果
  • 套用教材
    漢語與中國文化、語言學綱要

大概介紹

語言學家語言文化關系的思考,使語言學研究不止于語言形式,而且也通過語言來研究一個民族文化的過去和將來。語言之中蘊含著文化, 而文化的豐富和發展也得益于語言。 正如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Edward Sapir)所主張的:“語言的背後是有東西的。 而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 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和, 由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活組織。”(Edward Sapir ,Language)愛爾伍德(Ellwood)從文化人類學角度出發,認為語言或者是人類文化中最先發生的一部分。語言有提高人們協作程度的功效,因而語言實是“心理模式”(mental pattern )(即存在心理的活動法式)傳播的媒介,也是其他各種文化的媒介。 人類之所以會有文化,而其它動物不能有文化, 其原因除腦力的差異以外, 便是語言能力的有無,故語言對于文化的關系極為重大(Ellwood C ·A·,Cultural Evolution)。歐美的語言學家、文化人類學家們,如洪堡特(W ·F ·Humboldt)、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等也都有過精彩論述。這些理論昭示了語言的文化屬性或人文性,使當代語言學家反思語言研究遊離于社會,遊離于人文世界的缺陷。

在中國,對語言和文化關系的理論闡釋,雖然未曾如西方般燦爛,但是結合文化研究語言的傳統卻是源遠流長的。例如西漢揚雄的《方言》對共時方言的調查和記載,反映了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差異,如卷四衣著,卷五蠶桑,卷十家禽等。通過卷五所記載的蠶簿用具在不同方言中的名稱,可以略知蠶桑業在南方和北方的分布情況,這為研究漢代文化地理提供了語言上的有力證據。古代的訓詁學發軔于西漢的《爾雅》與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在兩者收詞析字中,儲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如《爾雅·釋親》所記載的親屬關系及其稱謂,是了解古代婚姻製度與宗法製度的重要資料。又如許沖在《進〈說文解字〉表》中概論許慎的著作“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製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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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初有意識地把中國的語言與民族文化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卻是西方的學者們,例如法國的葛蘭言(M ·Granet)、馬伯樂(H ·Maspero)、美國的勞費爾(B ·Laufer),他們在本世紀初探討東方名物製度的沿革及中國與中亞西亞古代文明的互相影響關系,留下了多種有關著述。在30年代,中國的一些民族語言學家也開始對語言和文化的關系問題進行實地考察研究,羅香林、劉錫藩、徐松石三人相繼發表了重要著作。尤其是徐松石的《泰族壯族粵族考》(中華書局,1936)和《粵江流域人民史》(中華書局,1939),其中涉及到不少語言學內容,可惜由于作者不諳語言學,其所記錄的語言材料不甚精確。潘懋鼎1947年出版的論文集《中國語源及其文化》(致知書店),是一部研究詞語文化的專著。他通過對語源的考證 ,來研究“中華文化之發軔”、“中外文化之匯流”。

此後,我國關于文化和語言的研究成果,最為彰著的當歸羅常培《語言與文化》一書(1950,北京大學出版社)。此書雖然篇章較短,深度稍遜,仍不愧為文化語言學的“開山之作”。作者認定“這條路子在中國又是新創的方向”;並且期望“可以給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搭起一個橋梁來。”事實上,作者確實用此書對于“中國語言學的新路已經把路基初步地鋪起來了”(羅常培《語言與文化》)。可惜,在此後的30餘年,在這條通向文化語言學的途中,卻一直鮮有人跡。

補充說明

80年代,絡繹有語言學者踏上這條道路,中國的文化語言學之路由此而生機蓬勃起來。在1985年第三期《復旦學報》上的《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文中,方言學者遊汝傑首次提出了建立文化語言學的構想。出于革新語言學的目的,作者自覺地選擇了這條語言與文化研究的道路,“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國語言的特點,從而建立能夠較好地解釋中國語言事實的理論。”“把語言學和別的學科結合起來研究,從而徹底改變語言學‘不食人間煙火’的現狀。”(遊汝傑《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他與歷史地理學者周振鶴合作,于1984—1986年間聯名發表了五篇論文和一部專著《方言與中國文化》,對文化語言學的創立和後來形成的研究熱潮起到了感召和推動作用。80年代中期,面對中國語言學發展舉步維艱的困窘,在學術界“文化熱”潮流的推動下,一大批中青年學者開始了對《馬氏文通》以來的中國現代語言學傳統的深刻反思,尋覓著新的語言學道路,由此投身到了文化語言學的旗號之下。其間,文化語言學由于陳建民和申小龍的加入既顯示了聲勢和實力,也由此形成了流派的特色和分歧(戴昭銘《中國文化語言學辭典·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陳建民的研究多少循著社會語言學的路子。1987年發表的《文化語言學說略》初步提出了他對文化語言學的構想,而1989年出版的《語言文化社會新探》則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語言學觀,表現出中國文化語言學研究的另一個走向。他註重語言的交際價值和變異形式,認為從結構語言學到文化語言學的誕生,標志著從語言結構系統的研究到語言套用的研究,從單一學科到綜合學科的發展,從小語言學到大語言學的過渡。申小龍于1986年發表了《語言研究的文化方法》,其文化語言之路正式起步之後,亦獨樹一幟,並帶來了一定的轟動效應。他認為中國文化語言學是歷史性的反撥,反對朱曉農等人的駁難,堅持認為漢語的“人文性”與西方語言研究的“科學主義”相對立。從哲學和文化的視點,指出中國文化語言學的研究應以語言的文化功能為對象,使漢語研究回歸漢語本體,建立起真正符合漢語特徵的語言學。他的理論帶來了文化語言學的沖擊波,人文學者一時貶褒不一。

80年代後的文化語言學已不復是一種美麗而蒼白的學術姿態,而是一條充滿熱情與信念的大道。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文化語言學已然經歷了十餘載的旅程,在學者們不倦的跋涉中,結出了新的碩果,開拓了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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