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恩令

推恩令

推恩令,漢武帝劉徹為削弱諸侯王勢力而頒行的一項重要法令。西漢自文﹑景兩代起﹐如何限製和削弱日益膨脹的諸侯王勢力﹐一直是封建皇帝面臨的嚴重問題。文帝時﹐賈誼鑒于淮南王﹑濟北王的謀逆,曾在《治安策》中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建議。其具體辦法是,令諸侯王各分為若幹國﹐使諸侯王的子孫依次分享封土,地盡為止;封土廣大而子孫少者,則虛建國號﹐待其子孫生後分封。

  • 中文名稱
    推恩令
  • 頒布者
    漢武帝劉徹
  • 頒布時間
    西漢自文﹑景兩代起
  • 對象
    諸侯王
  • 作用
    削弱諸侯王勢力
  • 措施
    子孫依次分享封土,地盡為止

基本介紹

漢武帝劉徹為削弱諸侯王勢力而頒行的一項重要法令,規定諸侯王死後,嫡長子繼承王位,其他子弟分割王國部分土地為列侯,列侯歸郡統轄。

允許諸侯王推“私恩”把王國土地的一部分分給子弟為列侯,由皇帝製定這些侯國的名號。

詳細介紹

推恩令,漢武帝為了鞏固中央集權,下令允許諸侯王將自己的封地分給子弟,諸侯國越分越小,漢武帝再趁機削弱其勢力。西漢自文、景兩代起,如何限製和削弱日益膨脹的諸侯王勢力,一直是封建皇帝面臨的嚴重問題。文帝時,賈誼鑒于淮南王、濟北王的謀逆,曾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建議。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這一建議,但沒有完全解決問題。漢景帝即位後,採納晁錯的建議削藩,結果吳楚七國以武裝叛亂相對抗(見西漢七國之亂)。

推恩令

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亂,並採取一系列相應的措施,使諸侯王的勢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國仍然連城數十,地方千裏,驕奢淫逸 ,阻眾抗命 ,威脅著中央集權的鞏固 。因此 ,元朔二年( 前127),主父偃上書武帝,建議令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為列侯。這樣,名義是上施德惠,實際上是剖分其國以削弱諸侯王的勢力。這一建議既迎合了武帝鞏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諸侯王武裝反抗的可能,因此立即為武帝所採納。同年春正月,武帝頒布推恩令。

推恩令下達後,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為列侯,不少王國也先後分為若幹侯國。按照漢製,侯國隸屬于郡,地位與縣相當。因此,王國析為侯國,就是王國的縮小和朝廷直轄土地的擴大。這樣,漢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其後,王國轄地僅有數縣,徹底解決王國問題。

推恩令

推恩令是漢朝漢武帝時期推行的一個旨在減少諸侯的封地,削弱諸侯王勢力範圍的一項重要法令。主要內容是將過去由諸侯王隻能把封地和爵位傳給嫡長子的情況,允許諸侯王把封地分為幾部分傳給幾個兒子,形成直屬于中央政權的侯國。

漢初,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長子單獨繼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孫得不到尺寸之地。雖然文景兩代採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漢武帝初年,“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裏,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嚴重威脅著漢朝的中央集權。因此公元前127年正月,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錯削藩令引起七國之亂的教訓,規定諸侯王除以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餘諸子在原封國內封侯,新封侯國不再受王國管轄,直接由各郡來管理,地位相當于縣。這使得諸侯王國名義上沒有進行任何的削蕃,避免激起諸侯王武裝反抗的可能。于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導致封國越分越小,勢力大為削弱,從此“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裏”。

規定諸侯王死後,嫡長子繼承王位,其他子弟分割王國部分土地為列侯,列侯歸郡統轄。 允許諸侯王推“私恩”把王國土地的一部分分給子弟為列侯,由皇帝製定這些侯國的名號。按照漢製,侯國隸屬于郡,地位與縣相當。因此王國析為侯國,就是王國的縮小和朝廷直轄土地的擴大。推恩令下後,王國紛請分邑子弟,“于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武帝以後,王國轄地不過數縣,其地位相當于郡。這樣,諸侯王強大難製的問題,就進一步解決了。

推行目的

漢高祖開國初期,在統治方式上,實施分封同姓王,以確保劉家天下的錯誤決策。結果王國勢力大增,嚴重威脅中央,並最終爆發“七國之亂”。

公元前127年(漢武帝元朔二年),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布“推恩令”,規定諸侯王除以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可以推恩將自己封地分給子弟,由皇帝製定封號。使諸侯王多分封子弟為侯,使王國封地被分割,以進一步削弱諸侯王國勢力;其次建立中朝削弱相權,鞏固了皇權的神聖地位;

推恩令

“推恩令”是漢武帝時期思想變革與政治變革統一的標志。它表明:漢武帝不僅正式採用了儒家思想治國,而且取得了成功,從而完成了漢代分封製向郡縣製的過渡。國之亂後,中央政府決定消減諸侯國的實力。漢武帝即位後的第三年冬天,開始實行“推恩令”計畫,當時諸侯王的子弟眾多,但是隻能有嫡長子一人繼承王位。如果以推廣皇帝恩澤的名義把土地再分封給諸侯的子弟,那麽看起來是皇帝厚待他們,實際上卻使每個封國的面積都化整為零,漸漸縮小,再也不足與中央朝廷抗衡。

並且,“推恩令”的整個過程都清楚明白,有案可查,不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誰——是田蚡還是董仲舒提的建議,武帝採納了沒有,詔令何在?一千年來,雖經眾多學者反復考證,但至今仍是一筆令人迷茫費解的糊塗帳!

主要措施

建中朝,設刺史,漢武帝能用推恩令解決王國問題的原因:景帝削藩奠定了基礎,漢武帝時國家實力強大,其措施行之有效。

推恩令

主要影響

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國傳統文化反思的科學基點

以往人們研究和反思漢武帝時期社會變革,往往都以“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基點,這是不對的。筆者認為,應以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推恩令”為基點。“推恩令”告訴我們:漢武帝時期思想變革與政治變革是統一的;武帝時期政治變革的意義遠遠超過思想變革;武帝最崇尚的儒學不是《五經》,而是《孝經》;武帝不僅是“崇尚儒學”,而是“儒術合流”;武帝時期的“儒術合流”是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百家合流中的“有機合流”;百家的“有機合流”是武帝以後中國學術發展的科學途徑;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不著眼于“百家合流”,就會犯路線或方向性錯誤。

關鍵字:主父偃 推恩令 《孝經》 舉孝廉 百家合流 儒術合流 有機合流

漢武帝時期,中國古代思想、政治發生了巨大變革,這些變革承上啓下,對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具有決定意義。後來,人們研究和反思漢武帝時期的這些變革時,往往都以“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基點。對此,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1)一文中已指出,這是不對的。那麽,這一基點在哪裏呢?應該就是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推恩令”。

其他資料

歷史記載

關于“推恩令”,據《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主父偃說上(武帝——引者)曰:‘古者諸侯不過百裏,強弱之形易製。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裏,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之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從其計”。《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序》載:武帝“製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名號。’”《漢書·武帝紀》載:元朔二年,“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劉勝》中說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製封號,轍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雲”。

教育意義

中國傳統文化反思的科學基點

以往人們研究和反思漢武帝時期社會變革,往往都以“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基點,這是不對的。筆者認為,應以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推恩令”為基點。“推恩令”告訴我們:漢武帝時期思想變革與政治變革是統一的;武帝時期政治變革的意義遠遠超過思想變革;武帝最崇尚的儒學不是《五經》,而是《孝經》;武帝不僅是“崇尚儒學”,而是“儒術合流”;武帝時期的“儒術合流”是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百家合流中的“有機合流”;百家的“有機合流”是武帝以後中國學術發展的科學途徑;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不著眼于“百家合流”,就會犯路線或方向性錯誤。 關鍵字:主父偃推恩令《孝經》舉孝廉百家合流儒術合流有機合流。

推恩令

漢武帝時期,中國古代思想、政治發生了巨大變革,這些變革承上啓下,對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具有決定意義。後來,人們研究和反思漢武帝時期的這些變革時,往往都以“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基點。對此,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1)一文中已指出,這是不對的。那麽,這一基點在哪裏呢?應該就是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推恩令”。

漢武帝時期思想變革與政治變革是統一的

漢武帝時期的社會變革,說到底,主要是思想上採用儒學為指導,政治上“削分封,行郡縣”。這兩個變革,嚴格說來不可分。

過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在說明漢武帝時期的社會變革時,隻側重思想領域,忽視政治領域,這很容易造成兩者的脫節,從而使人模糊對這段歷史的認識。隻有從“推恩令”出發,才能把兩個變革聯系起來,才能說明二者的統一性。

關于“推恩令”,據《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主父“偃說上(武帝——引者)曰:‘古者諸侯不過百裏,強弱之形易製。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裏,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之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從其計”。《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序》載:武帝“製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名號。’”《漢書·武帝紀》載:元朔二年,“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劉勝》中說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製封號,轍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雲”。

武帝時期政治變革的意義遠遠超過思想變革

政治是思想的本質。思想變革是政治變革的要求和反映,並以政治變革為依據,最後為實現政治變革服務。因此,政治變革遠比思想變革重要。

推恩令

漢武帝時期思想變革的提出,是漢初同姓王分封製走向腐朽,歷史再次呼喚“削分封,行郡縣”的結果。漢初的同姓王分封製,是劉邦當年在平定異姓王叛亂時,刑白馬盟誓所確定下來的一種分封政體,這種政體對西漢初期的政權鞏固起過積極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它的弊端也逐漸顯露出來,就是各同姓王亦蠢蠢欲動,不服中央統治。正如文帝時賈誼所說:“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篃以疏舉。”“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下之勢方病大褺......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2)他首次提出了“削藩”;後景帝時晁錯亦堅決主張削藩;武帝初期,王臧、趙綰“議立明堂以朝諸侯”,田蚡“絀抑黃老崇尚儒學”,也都是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嘗試解決這一問題,結果都失敗了,隻有主父偃的“推恩令”才獲得了成功。因此,“推恩令”所解決的問題,是文、景兩世長期沒有解決了的大問題。

然而,“推恩令”所解決的問題,其意義還不僅限于漢初。筆者在拙作《中國古史分期新探》 (3)中曾指出:中國封建社會開端于西周後期的“厲始革典”。“厲始革典”後,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形態是變態封建領主製。這種變態封建領主製的主要矛盾,是以小農經濟為特征的經濟基礎與領主製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因為小農經濟的根本要求是郡縣製或統一中央集權製。中國封建社會前期從“厲始革典”到漢初,數百年天下大亂的根源就在這裏。春秋戰國的諸侯混戰,開始是盲目的,各諸侯都沒有認識到分封製與天下大亂的關系。隻是到了戰國後期,人們才對這一問題看清楚,如秦始皇說:“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4)李斯也說:“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觽,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5)秦統一後,徹底廢除了分封製,實行了郡縣製。但秦的郡縣製沒得到鞏固,二世即亡了。項羽亡秦後,建立了西楚政權,全面恢復了分封製。

過去,史學界一直講秦漢,不講西楚,這不僅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忽視了西楚政權的歷史意義,即它是中國古代分封製向郡縣製過渡中,復闢與反復闢鬥爭的關鍵一環。劉邦在打敗西楚後,實行的雖也是分封製,但他的分封製是以血緣關系固定的。血濃于水,這是西漢初期能贏得短期安定的重要原因。但分封製不符合中國歷史發展已成定局,劉邦在當初分封時就對這一點有所覺悟,他曾拊吳王濞的背說:“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為一家,慎無反!”(6)他死前作的《大風歌》(7)也很悲涼。因此,“推恩令”所解決的問題,是一直困擾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的根本問題。

同時,“推恩令”還奠定了後來幾乎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體製基礎。中國封建社會後來的多數時期,如東漢、西晉、隋、唐、元、明、清等,政體上實行的都是郡縣製。郡縣製的發明權雖是韓非、李斯、秦始皇等,但作為一種穩定的政治體製,卻是從漢武帝開始才鞏固下來的。

由此可見,漢武帝時期政治變革的意義遠比思想變革重要。然而,這一重要性隻有從“推恩令”出發才能認識到,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對此是個盲點。

武帝最崇尚的儒學是《孝經》

過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認為,漢武帝最崇尚的儒學是《五經》,這不是對的。

推恩令

漢武帝崇尚儒學是真,但他最崇尚的儒學是什麽,要聯系當時的政治變革來回答。《五經》在漢武帝初期雖炒得凶:置《五經》博士、舉行《五經》策問等,但《五經》沒解決漢武帝初期的政體問題。如前所述,漢武帝初期政體問題的解決,採納的是主父偃的“推恩令”,“推恩令”的主旨是“孝”或“孝治”,“孝”或“孝治”不出自《五經》。《五經》雖也講“孝”,但隻是將“孝”作為倫理道德,從未將“孝”作為治國思想。“孝”或“孝治”出自《孝經》,如《孝經·三才章》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孝經》過去曾托名孔子,但孔子從未將“孝”正式作為治國思想。把“孝”升華為治國思想,是《孝經》破天荒的發明。《孝經》產生于先秦,作者已不可考,學術性質屬儒家,是儒學的一個旁支。

漢代統治者重視“孝治”由來已久。劉邦當年做了皇帝後,為了表示“孝”,尊其父為“太上皇”;惠帝時,首次表彰“孝弟力田”(8);文帝時,據說即置《孝經》博士,這是儒學中較早置博士的一經;還搞過“舉孝授官”(9),這也是漢代以“孝”治國的最初償試。緹縈上書救父時,文帝為其“孝”所感動,曾專門下了個“除肉刑詔”(10);武帝繼位後,元年即表彰“孝子順孫”,說:“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11);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12);十二年,正式把“舉孝廉”確定為用人製度:“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13);十四年的“推恩令”,表明漢武帝以“孝”治國的成功。

漢代尊儒的口頭禪是:“孔子說,‘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14)這說明《孝經》是整個漢代治國理民的行動綱領。兩漢也都標榜“以孝治天下”。《孝經》在漢代是必讀經,《五經》不是必讀經,《五經》隻需分科選讀,《孝經》則是人人要讀。不隻文官要讀,武士也要讀,東漢光武建武年間即正式下詔,要虎賁士也必須通《孝經》。漢代不隻京師設《孝經》師,地方庠序也必置《孝經》師,還曾征天下《孝經》師入京講習。“舉孝廉”一直是漢代用人製度,如《續漢書·百官志》說:“漢製以《孝經》試士。”漢代皇帝從惠帝開始,前面都加個“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漢代一直表彰“孝弟力田”,用“孝”來調節家庭糾紛。如《後漢書·仇覽傳》註引《謝承書》載:“元人羊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

母子更相向泣,于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漢法不僅嚴懲欺辱長者者,而且明確規定:子孫包庇長輩犯罪不連坐。在漢代,孝還能感動天地鬼神,如今天較有影響的黃梅戲《天仙配》,原型就是漢代“董永遇仙”。董永為什麽能遇仙呢?因為他“賣身葬父”,“孝悌之至”。可是《天仙配》卻把七仙女思凡說成是“天宮寂寞太凄清”;下嫁董永說成是“我看他忠厚老實長得好”。這是對漢代的歷史背景和思想缺乏研究,從而貶低了七仙女的政治覺悟和曲解了其時代意義,使現代藝術與傳統文化油水分離。假若在其中突出個“孝”字,二者就會水乳交融,渾然一體。更有趣的是,東漢末年張角起義後,向栩擔心興兵擾民,便建議朝廷:“但遣將于河上北向讀《孝經》,賊當自滅。”(15)可見,《孝經》在漢代已深深植根于人們的信仰之中了。這是“石渠閣會議”與“白虎觀會議”的《五經》先生們所無可思議的。在漢代,沒有哪本經書比《孝經》更普及,更深入人心,更具有實踐意義。

由此可見,漢武帝所崇尚的儒學主要是《孝經》。然而,隻有從“推恩令”出發,才能真正認識《孝經》在漢代儒學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對此亦是盲點。

武帝不僅是“崇尚儒學”,而是“儒術合流”

過去,“罷黜百家獨尊儒學”說認為:漢武帝時期的思想變革,就是“獨尊儒術”,這是不對的。

推恩令

漢武帝時期的社會變革,本質是政治變革,即由分封製向郡縣製過渡。這種過渡包含了兩種思想:一是郡縣製思想,二是如何過渡到郡縣製的思想。這兩種思想都是出自儒家嗎?回答顯然是否定的。因為儒家向來都主張分封製,從未主張過郡縣製,如孔子說:“興滅國,繼絕世,興逸民。”(16)就是說,郡縣製的思想不出于儒家,儒家隻是提供了如何過渡到郡縣製的指導思想。應當承認,郡縣製思想也是一種重要的政治思想,即政治思想中的製度思想,製度思想甚至比其他政治思想還重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一個理論誤區,就是忽視了製度思想也是一種政治思想。

郡縣製思想出自先秦百家爭鳴的哪個學派呢?傳統上認為是法家,其實不準確。應為術家。筆者認為,術家是先秦百家爭鳴中的一個獨立學派,可是從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起,就一直被歸入了法家,這是個錯誤。事實上,術家與法家有質的不同:1、二者的治國思想不同。法家主張法治,即以法為政治思想;術家主張術治,即以術為治國思想。法治講求公開性;術治則具有陰謀性,隱秘性。如韓非說:“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而術不欲見”,“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17)雖然法家也講術,但隻是將術作為策略思想,不是根本政策。術家也講法,但不是將法作為根本的治國思想,而是在術指導下的一種統治工具,即法製。2、二者的法律思想不同。法家主張法律公平;術家則認為,既然法律是君主手中的二柄之一,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好惡隨意論罪,如“重輕罪”、“厚賞重罰”、“連坐告奸”等,即是術家較為典型的法製思想。3、二者的政體思想不同。

法家主張分封製,如《經法·國次》說:“國失其次,則社稷大匡。奪而無予,國不遂亡。不盡天極,衰者復昌。誅禁不當,反受其殃。禁伐當罪當亡,必虛其國。兼之而勿擅,是謂天功。”“故聖人之伐也,兼人之國,墮其城郭,焚其鍾鼓,布其資財,散其子女,裂其地土,以封賢者,是謂天功。”術家如李斯、秦始皇,堅決主張郡縣製。4、二者的思想政策不同。法家保護言論自由,如“子產不毀鄉校”(18);術家則主張思想專製,如李斯“焚書”、秦始皇“坑儒”。5、二者的君權思想不同。法家隻主張加強君權;術家則主張絕對君權,或絕對中央集權,如“三綱”的原型就出自《韓非子·忠孝》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亂,此天下之常也。”6、二者的階級屬性不同。法家是領主階級的改革派,產生于春秋中後期,早期代表人物如晉國的範宣子、趙鞅、鄭國的子產、鄧析等;後期如李悝、慎到等,代表作是《經法》。術家產生于戰國後期,是儒士階層的激進分子,屬新興官僚地主階級,主要代表人物如申不害、吳起、商鞅、韓非、秦始皇、李斯、蘇秦、張儀等,代表作是《申子》、《商君書》、《韓非子》、《戰國策》等。法家在中國古代隻是在極暫短的時間裏起過作用,如春秋中後期晉國範宣子“作刑書”、鄭國子產“鑄刑鼎”,漢初的“黃老之治”等。不過,自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法家在中國封建社會後來的一千多年的時間裏便中絕了。

術家則自戰國後期以來,直至中國改革開放前,一直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十分強勁的學派。術家對中國古代學術的最大貢獻,就是發明了郡縣製,郡縣製也是術家與法家的根本區別。因此,郡縣製的發明權屬術家。

由此可見,漢武帝時期的思想變革,根本不是“獨尊儒術”,而是“儒術合流”。即儒家的政治思想與術家的體製思想的結合。

這裏為什麽叫“儒術合流”,不叫儒家對術家思想的吸收呢?因為:1、有個程度問題。儒家把術家的根本思想搬來了,若僅僅吸收,是對術家的不公,有貶低術家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地位與作用之嫌;2、有個平分秋色問題。前面講過,在整個政治思想上,體製思想甚至比其他政治思想還重要,體製思想至少應佔政治思想的一半;3、有個發明權和著作權的問題。郡縣製的發明權和著作權屬術家,雖然術家在古代對此未申請專利,但這是無可爭議的。因此,筆者認為用“儒術合流”來概括較為合理。

“儒術合流”隻有從“推恩令”中才能反映出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對此是不可思議的。歷史饒有風趣的是,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史記》說他早年“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他本人就是“儒術合流”的化身。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幫助漢武帝成功地實現了分封製向郡縣製的和平過渡。

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百家合流中的“有機合流”

過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認為,先秦學術的主要特點就是百家爭鳴,這是不對的。實際上,百家爭鳴隻是先秦學術的前期特點,從戰國後期起,中國古代主要表現為百家合流。百家合流比百家爭鳴還重要,爭鳴隻是探討問題,合流才是嘗試解決問題,隻有百家的有機合流才是最後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

百家合流是百家爭鳴的結果。百家爭鳴表明:參加爭鳴的任何一家學說,都有極大片面性,無一能單獨解決中國古代的社會問題,要想解決問題,合流勢在必行,所以在戰國後期,幾乎所有先進的思想家都認識到了百家合流的重要性。如荀子,他雖然“隆禮”,但對“法”的評價卻很高,以致後來有人否認他是儒家,認為他是法家,唐代韓愈為此專門著文為其辯護,但仍認為他“大醇而小疵”(19)。這是不懂百家合流的緣故。戰國後期的兩個官辦學術中心,“稷下學派”與“呂不韋門客集團”,他們的學術路線也主要是百家合流。“稷下學派”的遺著《管子》和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就是百家合流的產物。過去,人們都認為《管子》混入了其他學派的作品,不妥。實際上,它是當時各家參加稷下學術討論的論文匯編;人們都認為《呂氏春秋》是雜家,也不妥。它是首次系統研究百家合流的嘗試。術家是百家爭鳴最後產生的一個學派,在術家那裏,百家合流的思想一開始就體現得較突出。術家雖然極力反對儒家,但卻口口聲聲講法,張口閉口“法術之士”,以致後人誤將術家歸入了法家。術家脫胎于法家,搞的百家合流,主要是“術法合流”。

漢初的“黃老之治”,傳統上將其概括為道家,這也欠妥。“黃老”雖然哲學上都是“道”,但政治思想卻歸屬兩個學派:《老子》的政治思想是“德”;《經法》、《十六經》是“法”,所以“黃老之治”本質上是“德法合流”。而且漢初的“黃老”,不僅是“德法合流”,還吸收其他學派的許多有益成果。正如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所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攝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這不是典型的百家合流嗎?

百家合流,從理論上來講,任何兩個學派或兩個以上學派的思想的結合,都可以叫百家合流。但不是所有的百家合流都是“有機合流”。所謂“有機合流”,就是這種合流不隻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實踐意義,即能成功地解決中國古代社會面臨的主要問題。前面所舉的荀子、“稷下學派”、《呂氏春秋》、“術法”、“黃老”等學派的百家合流,就不是有機合流,因為它們在實踐上最後都失敗了。隻有漢武帝的“儒術合流”是成功的,因為它們勝利地實現了中國封建社會前期兩種體製的順利接軌,是百家合流中的“有機合流”。不過,這種“有機合流”還要進一步分解:是儒家的什麽思想與術家的什麽思想的合流?前面講過,漢武帝所崇尚的儒學主要是《孝經》,所採納的術家思想主要是郡縣製,因此漢武帝時期的“儒術合流”確切地說,應叫“儒孝與術體的合流”或“孝術合流”。

“有機合流”是以後中國學術發展的科學途徑

過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認為,漢武帝以後的中國古代學術就是“獨尊儒術”,這是不對的。漢武帝以後的中國學術既不是“獨尊儒術”,也不是一直為“孝術合流”。“孝術合流”隻適合于漢代,隻有兩漢才“以孝治天下”,用人為“舉孝廉”,後世無“舉孝廉”製。後來,由于中國各封建王朝所處的歷史時期不同,所遇到的問題不同,治國思想也不一樣,這就要求學術界不斷地對百家進行新的有機合流。因此,百家的有機合流是具體的、歷史的,不是一成不變的。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漢以後是晉。晉上承曹魏,下接六朝,統一時間較短。但晉在學術上與漢有根本的不同。雖然這段歷史時期中國長期處于分裂狀態,統治思想也比較雜,但在百家合流上主要表現為德道與儒的合流,或叫“德儒合流”,即老、庄的德治思想與儒的合流。這時社會的主導思想是德道家,基本經典是《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其學術特色為“玄學”。德道家為什麽要合流儒學呢?因為二者的政治思想很接近,如孔子也講“德治”,並且體製思想相同,都堅持“分封製”。魏晉南北朝在治國實踐上的最大變動,就是恢復了分封製,以及確立了用人製度上的“九品中正”製。

隋唐的百家合流與漢很接近,都是“儒術合流”。古人說“漢唐經學”,就是憑直覺認出了漢唐時期在學術思想上的同一性。但隋唐與漢在學術上還有一定差別,就是隋唐的儒學主要不是“孝”,而是“仁”。“仁”既是孔子在春秋後期創立的一種政治學說,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不過“仁”在孔子那裏隻是提出了基本構想,最後是由孟子完成的。孟子將仁正式概括成了“仁政”。什麽是“仁政”呢?孟子認為“仁政”從根本上說,是要從經濟基礎上做起,即實行“均田”。孟子理想的“均田模式”是“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後來還據此設計了一種“井田製”。過去,有人認為隋唐的“均田”製來自北魏,但事實上這種“均田思想”的發明權是孟子,而且孟子還將它定為孔子“仁學”的根本內容。中國古代統一中央集權製隻有唐代貫徹了“均田製”,所以隻有唐代儒學才是正宗的儒學。

唐代雖未把《孟子》列為經,然而孟子地位的提高卻是自唐開始,到五代才被正式認可的。過去人們經常說“兩千年來孔孟之道”這是不對的。唐代與漢在用人製度上的差別,就是正式採用了《論語》中提出的“學而則優仕”,完善了隋代的科舉製度。因此,唐代的“儒術合流”,實際是“儒仁與術體”的合流。或叫“仁術合流”。不過,這一合流還有個小插曲。就是唐太宗想按儒家的政體主張,恢復分封製,後來是禮部侍郎李百葯上了篇《駁世封書》(20)予以阻止,才正式實現了新情勢下的儒術合流。今天理論界多以柳宗元的《封建論》來說明唐代廢分封,這是對歷史的誤解,柳宗元隻是後來對這一問題的理論總結者,非當事解決人。

宋明的百家合流又與漢唐、魏晉不同。傳統上說宋明理學,就是朦朧地看出了理學與經學的差別。事實上,理學的主導方面不是儒學,而是術家學說。理學的政治思想,是經漢初董仲舒進行“術儒合流”的“三綱”。筆者早就指出,董仲舒不是儒家,“三綱”也不是儒家思想,“三綱”的發明權是先秦術家韓非。理學雖以儒家文獻為經典,把《十三經》改編成了《四書》、《五經》,但它突出了秦代“術儒合流”的《大學》、《中庸》,將其列為《四書》之首;並且通過注解方式,把術家思想全部註入了儒學中,即傳統上說的“不是我註《六經》,而是《六經》註我”。從理學開始,人們讀經不是讀經本身,而是重點讀註,“皓首窮經,旨在窮理”。理學雖強調科舉,但此時的科舉已經完全僵化,因為理學佔據了它全部的靈魂,“八股”就是宋明科舉的主要特點。由于理學的性質是術家,所以明清大興“文字獄”,“文字獄”就是術家思想專製的沉渣復起,明代的“文字獄”,甚至株連到了儒家宗師孟子。

如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在洪武五年翻閱《孟子》時,他不懂要主要看註,而是錯誤地去讀了原經。當他讀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若寇仇”等句時,便大發雷霆,罵道:“這老兒倘活到今日,朕非嚴辦不可!”下令將孟子牌位從孔廟中撤了出去。(21)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又下令刪《孟子》,除去了其中與“三綱”等思想相矛盾的85條語錄,餘下的編為《孟子節文》,科舉取士以《節文》為主。(22)宋明在治國上的另一大變更,就是把“術治”製度化,如宋代的“文人帶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兵”等製度;明代的“錦衣衛”和“東廠”的克格勃統治等。在理學中,孔子被主要安排到了信仰領域,孔廟隻不過是個偶像群,幾乎整個政治思想都被術家所獨佔,宋代開國宰相趙普的“半部《論語》治天下”,就充分說明了儒學隻剩了一個空殼。可是,理論界至今仍將理學當作儒學,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推恩令”雖然沒有具體解決後來中國封建社會的所有問題,但它確為後來學術發展昭示了一條科學的道路,就是要對百家繼續進行新的“有機合流”,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隻能把中國歷史引向謬誤。

反思不著眼于“百家合流”,會犯錯誤

“推恩令”告訴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不著眼于“百家合流”,就會犯路線或方向性錯誤

既然中國古代學術發展的自然歷史進程是“百家合流”,那麽,我們今天反思傳統文化就應著眼于“百家合流”。

第一,隻有從“百家合流”入手,才能了解到古代各個時期的學術特點。戰國中期以前為“百家爭鳴”,戰國中期以後為“百家合流”,秦是“術法合流”,漢初“黃老之治”是“德法合流”,漢武帝以後兩漢為“孝術合流”,魏晉為“德儒合流”,隋唐是“仁術合流”,宋明為“術儒合流”。

第二,隻有從“百家合流”入手,才能了解中國古代學術的基本結構。中國傳統文化,從整體來看;信仰領域基本為儒家所佔,道與釋隻是偶爾短時在某些地區或方面取得支配地位;政治領域,主要是術、儒兩家,術的比重不比儒小,二者幾乎平分秋色。其間法、德等學說隻是在短時期內起過某些作用;哲學領域,主要是道家的“道”。陰陽家幾乎沒有獨立的體系,理學的“理”也主要從改造“道”發展而來。先秦墨家脫離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一直沒有起過主導作用。

第三,隻有從“百家合流”入手,才能真正弄清儒學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與作用。儒學在古代幾乎從未單獨起過作用,它必須要用術家予以補充,或去補充術家。傳統上將漢武帝以後的學術都稱作儒學,是從信仰上著眼的,這不科學。若從信仰著眼,單純的孔子偶像能說明什麽呢?

第四,隻有從“百家合流”入手,才能突出術家在中國古代學術中的重要性。術家的郡縣製幾乎一直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政體思想,術家的其他政治思想在秦和宋明亦一直是社會的主導思想。因此,術家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僅次于儒家。不過,術家作為一個學派由于早先打法家旗號,後來打儒家旗號,一直被理論界所忽視,這是個大錯誤。不了解術家,就不懂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同時也不能真正弄懂,傳統上憑直覺早就感知的“歷史封建王朝都‘陽儒陰法,儒法並用’”(實際應為“陽儒陰術,儒術並用”)的奧秘所在。

第五,隻有從“百家合流”入手,才能認清儒術是一家。中國古代學術一體化以後,其表現不是“儒術合流”,就是“術儒合流”,二者緊緊相聯,密不可分。儒學的倫理政治,沒有術家的陰謀與殘忍永遠無法實現;術家的陰謀與殘忍隻有披上儒學的仁孝外衣才有實踐價值。向東去的路與向西去的路是一條,道德的反面是陰謀,陰謀的反面是道德,在中國沒有“法治”的古代,正是二者的互動作用,才使中國封建社會得以運行與發展。

第六,隻有從“百家合流”入手,才能搞清“五四”以來傳統文化反思的錯誤之所在。“五四”以來在傳統文化反思上的最大錯誤,就是不懂“百家合流”,由此錯誤地把宋明理學的術家思想如“三綱”等當作儒家來批,造成了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的最大冤案——孔子冤案。“五四”隻打碎了一個早已失去價值的了孔子偶像,對中國傳統文化到底是什麽都未弄清。“文化大革命”是“五四”錯誤反思的繼續,並將其推向高峰,所以“文革”不僅沒成為“東方的啓蒙運動”,反而引發了一場文化與政治的大劫難,反思者也一個個自己把自己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文革”大肆迫害知識分子、最後林彪、“四人幫”的垮台,無不是歷史對這種錯誤反思的客觀報復。

中國傳統文化,既是古人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又是東方的“斯芬克斯之迷”。不是中國人科學地揚棄傳統文化,就是傳統文化在不斷地吞噬中國現代文明。中國人科學地反思傳統文化已刻不容緩。“文革”的失誤早已從政治與學術上宣告了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反思方法之荒謬,在傳統文化的反思走入死胡同的今天,我們何妨改從“百家合流”的途徑之一試。歷史的起點與邏輯的起點是一致的,而中國古代“百家合流”之最早的有機合流——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推恩令”,不正是這一新途徑的真正入口和科學基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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