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

​戰爭背景

歷史淵源

在中日兩國關系史上，有著幾千年的友好交往。除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有徐福率數千童男童女東渡日本的記載外，公元7世紀，日本先後18次派遣使節、留學生、學問僧人來中國，學習唐代中國的政治製度、生產方式和中國文化，形成了持續200多年之久的中日友好交流的高潮。公元1368年，明代中國建立，在強大的明朝加強睦鄰友好關系的時刻，日本為解決國內經濟困難，發展對華貿易，專門派遣使臣來中國，甘願做中國的屬藩，以獲得同明代中國的“勘合貿易”權益。但是，隨著1868年明治維新後國力的迅速強大，日本逐步踏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

抗日戰爭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便是其對外擴張侵略戰爭中規模最大的一次。這次戰爭是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日中兩國國力的懸殊對比以及國際社會綏靖主義政策等多種因素作用的後果。

日中國力的懸殊對比

國力主要表現在政治組織力、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等方面。

1、日中政治組織力的對比

明治維新後，日本迅速結束了幕府和列藩專製的封建割據，確立起了統一的中央集權，並逐漸演變為近代天皇製軍事法西斯專政。

1868年4月，日本廢除神祗官，改設太政官（相當于總理大臣），在太政官之下，設有議政、行政、刑法\三官，在形式上採用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體“三權分立”的模式。1871年7月，明確規定天皇親臨“總裁萬機”。1870至1871年，完成“廢藩置縣”。廢除260餘藩，設3府72縣（1888年合並為3府42縣）。府縣之下為小區、大區，大小區之下有鎮村。至此，日本的中央集權體製基本形成。1885年，日本又廢除太政官製度，採用內閣製，即由總理大臣（首相）和國家大臣組成直屬于天皇的內閣。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即明治憲法）。憲法更加明確地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天皇為國家之元首，總攬統治權”。從而進一步確立了以天皇為元首的高度集權。在此前後，日本又先後公布《戶籍法》、《民法決議》、《皇國民法暫行規則》和《民法暫行規則》，並確立民眾為天皇的“臣民”，把民眾的義務法律化。隨後，日本又確立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製，軍部在日本政府的地位逐步加強。在這樣的政治體製下，當對外戰爭成為國家行為時，十分容易實現對軍隊和民眾的動員和組織。

反觀中國，國家政治組織力明顯弱于日本。

日本明治元年，為中國清朝同治七年，皇帝載淳僅13歲，國家實權操縱在保守的慈禧集團手中。後又經光緒、宣統兩朝，但暮年的封建專製製度始終頑固地阻礙著中國政治發展，使中國大大落後于世界先進國家。在這幾十年中，不僅人民因國家的衰朽承擔著貧困、痛苦，而且國家也因落後多次遭到列強的侵略和宰割。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專製製度，建立起了現代國家中華民國，但革命的成果很快落于北洋軍閥集團手中。長期的政爭、混戰成為這一時期中國的特殊政治。在這種狀況下，國家缺乏應有的政治組織力。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以孫中山五權分立的理論為依據，確立了五院製的中央政體，並著手對地方和基層政權進行改革。但未等南京國民政府現代國家的政治體製健全，日本便于1931年開始了對中國的侵略，中斷了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進程。這樣，中國的國家政治組織力明顯弱于日本。

2、日中經濟實力的對比

幕府末年和明治初年，日本的社會經濟仍然很落後，資本主義家庭勞動在日本社會經濟中仍佔優勢，工業生產遠落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後。為了改變這一狀況，明治政府提出和實施了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殖產興業”政策和產業革命。在這一過程中，明治政府通過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多渠道籌集資金和引進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技術，促進了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在1870年至1885年的短短15年時間裏，便初步完成了資本主義工業化，使日本從一個封建的農業國變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工業國。隨後，日本又通過一系列對外戰爭獲得了大量的戰爭賠款，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註入了大量的資金，從而進一步促進了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1937年，日本的軍事工業也大步發展，重炮、坦克、戰機、軍艦等均能大規模生產。

反觀中國，由于長期受封建主義壓迫和帝國主義剝削，經濟發展十分緩慢。到1937年，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比重不到10%，鋼產量為4萬噸，生鐵產量為95.9萬噸（含東北），煤產量為2800萬噸，石油產量為1.31萬噸。而農業經濟更為落後，農業動力幾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這種工農業基礎，使中國軍事工業也十分落後。到1931年，除能生產輕武器和小口徑火炮外，其他大型武器裝備均不能製造。

3、日中軍事實力的對比

明治維新後，日本即在“富國強兵”政策指導下，開始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兵製為楷模，大力組建新式軍隊和改革軍製。其間，改組兵部省，設陸軍部和海軍部主掌軍事，改封建武士團為常備軍，實行征兵製。與此同時，隨著軍事工業的發展，日本一個常設師同中國一個整編師的裝備比較日本軍隊的軍事裝備日趨精良。自近代以來，日本的軍事工業在整個工業中就一直佔有很重要的位置。1890年以前，日本即建有了東京炮兵工廠、大阪炮兵工廠、橫須賀海軍工廠、石川島造船廠、川崎造船廠、三菱造船廠等大型軍事工業，各類大小口徑的野炮、山炮、加農炮、水雷均能製造。1892年，已能自行建造大型全鋼艦。隨著20世紀二三十年代基礎工業、重工業、化學工業、製造業的進一步發展，日本的軍事工業得到進一步發展，重炮、坦克、飛機、軍艦等都能大規模生產。1931年夏，用國產武器裝備的機械化兵團開始建立起來。同年9月，日本已具有了製造重型轟炸機、各種船艦及化學武器的能力。

抗日戰爭

由于軍事工業落後，中國的武器製造能力低下，至抗日戰爭前夕，隻能製造步槍、輕機槍等輕武器，所有重武器均依賴外購，這就造成中國軍隊軍事裝備簡陋。

日本經濟危機

1929年10月，由美國開始的經濟危機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日本在危機中遭受沉重打擊，國民經濟虧損，黃金不斷外流，工業萎縮，農業告急。為了擺脫世界經濟危機造成的深重困擾，轉移國內的註意力，日本帝國走上侵略道路，日本軍國主義者加緊實施其既定的侵華政策。

國際環境

隨著現代世界秩序的建立，世界大國、大國集團和國際組織隻要願意，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製止某一國家對其他主權國家的侵略。但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且先後加入國際聯盟、九國公約組織和非戰公約組織等國際組織的中國，在遭受日本侵略之際，世界大國、大國集團和國際組織居然多採取了“不幹涉”的綏靖政策，從而在客觀上起到了放縱日本對中國侵略的作用。

國際社會在日本侵略中國之際採取綏靖政策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日本本身是一個強國、大國，與其他大國、強國有著盤根錯結的經濟、政治利益關系。在經濟方面，日本與各大國均有較緊密的聯系，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在政治方面，日本同主要西方國家的國家製度、意識形態相同，對付社會主義蘇聯是他們的共同戰略利益。

第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1929至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沉重打擊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國家都處在集中精力解決由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國內事務方面，無暇顧及其他，在世界有事之際，相繼採取中立政策。

第三，國際組織實際上是由大國、強國支配的。而日本本身是一個大國、強國，在相關的國際組織中有著重要地位和重要影響，這樣，國際組織就很難做出不利于日本的裁決。

戰爭起因

根本原因：根據既定國策，日本在1927年東方會議上確定“征服滿蒙”的武裝侵略方針。

現實原因：受1929年經濟危機的影響，日本面臨嚴重打擊。國民經濟虧損，黃金不斷外流，工業萎縮，農業告急。為了擺脫世界經濟危機造成的深重困擾，轉移國內的註意力，日本帝國走上侵略道路。另一方面，國民政府正全力圍剿紅軍，中國的內戰為日本侵華提供了可乘之機。

雙方陣營

主要首腦

• 中國

蔣介石：近代中國著名政治人物、軍事家，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祖籍江蘇宜興，生于浙江奉化，逝世於台北士林官邸。歷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華民國特級上將、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中華民國總統等職。帶領中國取得抗戰勝利。

蔣介石 毛澤東

毛澤東：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湖南湘潭人，字潤之。1935年12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45年8月8日蘇聯政府宣布對日作戰後，他同朱德等領導八路軍、新四軍實行戰略反攻，直至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經過八年抗戰，中共領導的軍隊、民兵和解放區（1944年抗日根據地改稱解放區）都得到很大的發展。

• 日本

昭和天皇	昭和天皇：本名裕仁 ，稱號迪宮。日本第124代天皇兼陸海軍大元帥，法西斯主義者，1926年-1989年在位，是日本最長壽以及在位時期最長的日本天皇，執政長達63年。裕仁對日本侵華和發動太平洋戰爭有最高責任，他在製定日本侵華戰略方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1945年8月發布“終戰詔書”，代表日本帝國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因美國的幹涉戰後免除了審判，帝統得到保留，戰後在位期間日本經濟高速發展，促成神武景氣。
東條英機	東條英機，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表人物，第四十任日本首相（1941年－1944年），二戰甲級戰犯，侵略中國和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重要罪犯之一。昭和天皇最忠誠和最愚魯的手下。在關東軍有剃刀將軍之稱，日本第一兵家石原莞爾因其才智有限，直呼其為上等兵東條。1944年因指揮無能被解除一切職務。1945年9月12日，自殺未遂，被捕入獄。1948年11月12日，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犯有發動戰爭、侵略別國、反人道罪等罪行判處死刑；12月23日被執行絞刑。

主要將領

• 中國將領

馮玉祥、張學良、李宗仁、閻錫山、白崇禧、陳誠、傅作義、何應欽、蔣光鼐、蔡廷鍇 、宋哲元、孫連仲、衛立煌、張治中、張自忠、佟麟閣、趙登禹、戴安瀾、郝夢齡、王銘章、謝晉元、薛岳、杜聿明、鄭洞國、馬佔山、高志航、範築先、張發奎、餘漢謀、李品仙、劉湘、胡宗南、顧祝同、劉峙、唐生智、徐永昌、楊虎城、蔣鼎文、程潛、李烈鈞、鹿鍾麟、蘇炳文、邱清泉、張靈甫、黃伯韜、龐炳勛、劉汝明、湯恩伯、羅卓英、劉戡、周至柔、陳紹寬、饒國華、陳安寶、唐淮源、李家鈺等。

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鄧小平、彭德懷、葉劍英、楊尚昆、李先念、薄一波、賀龍、劉伯承、林彪、羅榮桓、羅瑞卿、左權、粟裕、葉挺、呂正操、陳毅、張雲逸、王震、黃克誠、彭雪楓、張愛萍、楊靖宇、趙尚志、馬本齋、陳錫聯、陳賡、王樹聲、譚政、許光達、曾生等。

• 日本將領

松井石根、岡村寧次、阿南惟幾、板垣征四郎、杉山元、梅津美治郎、武藤章、山下奉文、南雲忠一、土肥原賢二、石原莞爾、阿部規秀、寺內壽一等

戰爭經過

局部抗戰

福建事變

九一八事變後，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興起。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和廣大的工人、農民是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堅力量。

在東北，中共滿洲省委同以原東北軍為主體的抗日義勇軍進行合作。其領導人李杜其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1月，中共中央號召各界民眾組織義勇軍，支援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在淞滬一帶的抗日作戰，即第一次淞滬會戰。1933年5月，原西北軍將領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其中共產黨員約有300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吉鴻昌其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以及國民黨內愛國人士李濟深、陳銘樞等發動福建事變。此前，第十九路軍代表同中央根據地的紅軍代表簽署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八一宣言

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中國共產黨于1935年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呼吁全國各黨派、各階層、各軍隊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共產黨抗日救亡的正確主張，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很大影響，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開展。

一·二九運動

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遊行，喊出“反對華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口號，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12月16日，北平學生和市民1萬多人在天橋召開市民大會。會後，舉行了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即一·二九運動。它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一·二九運動

瓦窯堡會議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錯誤傾向，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為全面抗日的到來做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1936年5月，在共產黨人的積極參與下，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愛國民主人士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1936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放棄了“反蔣抗日”的口號。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指示，明確提出黨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

西安事變

面對日本的進一步侵略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蔣介石還沒有根本改變對日本的態度，仍然準備組織力量對陝甘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發動新的“會剿”。1936年12月初，蔣介石到達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攻打陝甘的紅軍。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在屢次勸諫無效的情況下，發動了西安事變。事變後，張、楊聯合發表通電，提出了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開放民眾愛國運動等八項抗日主張。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大義出發，確定促成事變和平解決的基本方針，並派周恩來等到西安，參加談判，迫使蔣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等六項承諾。

全面抗戰

從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是戰略防御階段

盧溝橋事變

盧溝橋事變揭開了全國抗戰的序幕。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中國駐屯軍借口一個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個要求，日本軍閥遂開槍開炮猛轟北平盧溝橋，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亦有說，根據“辛醜條約”駐扎的日本軍閥在宛平附近演習時遭到國民革命軍的槍擊，而向中國守軍進攻。

盧溝橋事變

7月16日、17日，中華民國最高統帥蔣介石在廬山先後發表《對于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談話，表示：“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家生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地無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表明了對日本軍閥挑釁的退讓底線。7月28日、30日，日本軍閥相繼佔領北平、天津，第二十九軍退守保定一線。平津一帶的大學紛紛遷移。7月31日，蔣介石發表《告全體將士書》：“……和平既然絕望，隻有抗戰到底”，宣告戰爭已經全面爆發。

正面戰場的展開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大方針，為了吸引日本把侵略重點放到日軍難以施展的山川河流眾多的東南，利用山川河流眾多的地形抵消日軍裝備訓練優勢，盡量消滅日軍有生力量，避免在利于日軍裝備訓練優勢發揮的地勢平坦的華北平原與日軍作戰，擴大戰場，分散敵軍兵力，為中國爭取部分戰爭主動權，蔣中正決定在上海發動戰爭。中國國民革命軍扮作保全隊進入上海市區。日軍則以保衛租界為名，佔領租界外的地區。8月13日，沖突爆發。

遭日軍轟炸的上海南火車站日軍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軍（三個月後增加到50萬人），開始向上海進攻；中華民國則派出中央軍精銳和大批內地省份部隊（但由于蔣介石與這些部隊的司令關系惡劣，所以裝備極差。而參加者包括川軍、滇軍、桂軍、粵軍、湘軍等）合計70萬人，與日軍血戰三個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華”之戰略，此即為淞滬會戰。指揮凇滬會戰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先是馮玉祥，後蔣中正親自兼任。11月20日，中國國民革命軍在傷亡25萬人之後，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淪陷；由于下達撤退命令過于倉促，後方國防工事交接發生失誤，加上中國抗戰初期的軍隊訓練貭素極低，引致撤退演變為潰敗。同一天，中華民國政府立即宣布將首都和所有政府機構由南京遷往陪都重慶，而軍事作戰中心則是先遷往武漢直到武漢會戰後再遷往陪都重慶。雖然第二次淞滬會戰中國方面在戰術上是失敗的，但是在戰略上卻成功的將日軍吸引于中國東南，使日軍主力陷入山川河流眾多的地形，消耗甚大，導致日軍無實力佔領全部中國。上海國民革命軍的持久抵抗，掩護了黨政機關、學校和大批工商企業轉移內地，為抗戰保留了元氣。

江陰保衛戰

江陰保衛戰自1937年8月16日拉開序幕開始至1937年12月2日江陰防線失守，前後共歷時108日。江陰海戰是抗日戰爭中罕見的陸海空三棲立體作戰，也是抗戰期間唯一一次海軍戰役；長年威震中國海疆的艦隊，一部分在煙台自沉，主力則全數沉在江陰，是中日甲午戰爭以來最重大的損失。

保衛江陰封鎖線的戰鬥阻遏了日軍沿長江西進的企圖，粉碎了日軍3個月滅亡中國的美夢，保護了長江下遊軍政機關、工礦企業向四川大後方的安全轉移，為國民政府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南京大屠殺

在上海遭到約4萬傷亡的日本軍隊，在同年12月13日侵佔南京，由于守將唐生智不久便棄城逃亡，所以南京城于4天後陷落。日軍以持續數月的南京大屠殺作為摧殘中國民眾士氣的手段，由于戰爭前夕中國國民革命軍把所有逃生的方法都堵塞了，結果間接導致約三十萬無辜的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殘暴地殺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統計為26萬）。下令進行南京大屠殺的日軍上海派遣軍（後改稱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殺戮最嚴重的第九師團、第六師團、第十八師團等第六師團師團長是谷壽夫。

南京大屠殺

同年9月，日本為奪取山西豐富的煤炭資源，派出10餘萬陸軍展開進攻。國民政府因應組織展開了太原會戰，由于當時中國共產黨的總部位于不遠的延安。根據9月的國共合作協定，共產黨奉命派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林彪115師協助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進行防御。

徐州戰場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節節抵抗。但是因為山東省主席韓復榘臨陣脫逃，致使黃河防線失守，山東大部失陷，交通要點僅剩魯南的滕縣、台兒庄。于是，1938年1月14日，蔣介石將其槍斃。

1938年2月，日軍華北方面軍企圖南下和華中派遣軍會合。中國國民革命軍在以徐州為中心的地區與日軍激戰，史稱徐州會戰。3月，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令川軍王銘章所部防守滕縣，因無援兵，滕縣失守，王銘章師長自殺殉國。李宗仁隊以西北軍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在徐州以北的台兒庄與日軍反復爭奪，以西北軍張自忠部五十九軍和龐炳勛軍團掩護台兒庄的右翼臨沂戰場，以中央軍湯恩伯軍團卷擊台兒庄日軍側背，最終取得台兒庄戰役的勝利，以斃傷日軍一萬多人的戰果成為中華民國抗戰以來最大的勝利，日軍精銳第10師團遭到毀滅性打擊，精銳第5師團遭到重創。但是南北兩線日軍源源不斷增兵，這次勝利沒有扭轉徐州戰場的局勢。

黃河花園口決堤

黃河花園口決堤

5月19日日軍佔領徐州，6月6日佔領河南省會開封。

6月9日，蔣中正命令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南岸大壩，史稱黃河花園口決堤。此舉雖然暫時阻擋了日軍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黃河下遊的大規模水災，造成上百萬民眾直接死亡或間接因飢荒而死，造成不知情的當地民眾對國民黨的不滿。戰後蔣中正調撥了大量資金修復黃河大堤，史稱“黃河歸故”，即恢復故道。參與會戰的國民革命軍分路撤退，粉碎了日軍的合圍企圖，至此，徐州會戰結束。會戰後，有一部分國軍留在魯南蘇北敵後戰場，後蔣中正下令組建蘇魯戰區，以東北軍于學忠為戰區司令。這部分國軍堅持到1943年，被日偽軍壓迫，與中共軍隊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魯南蘇北。華北日軍除以主力進攻山東津浦線方向外，還以一部向河北平漢線追擊，宋哲元率部節節抵抗，最後退至黃河以北的豫北地區。

武漢會戰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漢會戰是中日戰爭中規模最大的會戰，參戰日軍達30多萬人，中國軍隊達110萬人，戰爭中日本損失8萬人，因病減員8萬人，由此喪失了戰略進攻的能力。國民革命軍大部脫離戰場，安全撤退，桂系軍隊留在大別山區敵後堅持遊擊。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最大的勝利是兵團司令薛岳指揮的萬家嶺大捷，日軍第106師團遭到毀滅性打擊，陣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亞灣登入的日軍佔領廣州，第七戰區司令餘漢謀部退至粵北地區。10月25日，湖北重鎮武漢三鎮相繼陷落。中國國民政府的作戰中心遷往重慶繼續抵抗。

武漢會戰

日軍在佔領武漢和南方的廣州後，戰線拉長，無力作進一步大規模的戰略進攻，轉入休整。在會戰期間，以盧作孚為首的民族企業家運送了大批軍隊及作戰物資到前線，並將武漢地區的大批工業裝備和人員轉移到四川，在敵機狂轟濫炸下的川江航線為抗戰勝利立下了殊勛。此外，蘇聯航空志願隊參加了保衛武漢的空戰。武漢會戰迫使日軍大本營不得不重新調整對華戰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戰略，以求盡快結束所謂的“中國事變”。政治誘降的主要對手是國民黨總裁汪精衛（但1940年日本發現汪精衛政府在中國國內影響力甚小，且無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強的黃埔系軍隊，于是將蔣介石選定為誘降對手，但終未成功）。在歷時4個多月的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傷亡40萬人，中國軍民以巨大的犧牲迎來了戰爭的戰略相持階段。

從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戰略相持階段

隨著戰局的擴大，戰線的延長和長期戰爭的消耗，日軍的財力、物力、兵力嚴重不足，已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戰略進攻。敵後遊擊戰爭的發展和抗日根據地的擴大，使日軍在其佔領區內隻能控製主要交通線和一些大城市，廣大農村均控製在以八路軍、新四軍為主的中國軍隊手中。

抗日戰爭中百團大戰

在此階段，日本的侵華方針有了重大變化：逐漸將其主要兵力用于打擊在敵後戰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而對國民黨政府則採取以政治誘降為主的方針，敵後戰場逐漸成為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日本侵略軍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幾乎全部偽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了殘酷的“大掃蕩”。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了艱苦的鬥爭，堅決地進行反“掃蕩”、反“蠶食”鬥爭。

日本的作戰方針由最早的“三月亡華”，轉變為1938年11月第二次近衛聲明的“東亞新秩序應由中日共同主導”、“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並聲稱隻要答應和解，就從華中、華南撤軍，華北在名義上屬于中國。日本僅用少量的資源即能引誘中國農工階層加入皇協軍的隊伍，創造出大量的偽軍，在經濟上也誘惑資本受損的中國資產階級，向他們開放日軍佔領區的實業投資。面對這些因素，中國國民政府中開始不斷出現“中日和解”的聲音。同年底，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除了更為溫和的語氣外，將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部分義務分擔給中國，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藉以從側面誘導國民政府和談，並承諾和談成功後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

日本態度的轉變引起了包括歐美國家與中國的註意，其中歐美認為三次近衛聲明的目標由中國轉向蘇聯，這樣的行動將有助于各國的利益，與慕尼黑協定類似，希望將日本的戰火燃燒到蘇聯的土地上，因而歐美各國開始向國民政府派遣遊說團進行勸說，希望蔣介石在各方利益沒有太大損失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停戰協定。

在日本政府的誘降下，國民政府內親日派頭子汪精衛公開投降。主張與日本媾和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1938年12月29日在越南發表“艷電”回響近衛聲明，提出與日本“恢復和平”。作為當時中國的第二號人物，汪精衛在戰爭最為緊張之時的這番言論，被視作公開的叛國投降，中國抗戰的士氣受到巨大打擊。1939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並復原其一切職務。之後發生“河內刺汪案”，蔣介石派出特務企圖暗殺汪精衛不果。這使得汪精衛徹底投向日本，並于5月在上海與日方開展秘密談判，年底秘密簽訂《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1940年，汪精衛在日本的保護下來到南京，以“還都”的名義于3月30日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同時日本分別于1939年和1940年發動了掃蕩重慶外圍的隨棗會戰和棗宜會戰，希望國民政府能盡速投降。在這場危及戰時陪都重慶的戰役中，國民革命軍第33集團軍司令張自忠將軍殉國。1940年夏，蒙古族也展開了自發的抗日鬥爭。

1939年9月，納粹德國軍隊向波蘭不宣而戰，引發法國、英國向德國宣戰，標志著綏靖政策的破產，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歐美列強放棄了將法西斯國家力量引向蘇聯的企圖，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談的態度，支持中國國民政府進行抗戰。但德國軍隊進展超乎人們預料，法國1940年6月22日迅速向德國宣布投降，隨後德國迅速組織力量對英國展開襲擊。世界各地的戰況均有利于法西斯。這一時期中國也出現了廣泛的悲觀傾向。在這種情況下，國共兩黨展開了不同形式的宣傳，鼓舞抗戰士氣。其中三次長沙會戰對日軍造成重大打擊，1941年薛岳指揮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殲滅日軍5萬多人。這一度改變了當時中國國內的抗戰士氣。一些不受國民政府指揮的民兵組織（如中國共產黨、蒙古抗日遊擊隊等）也開始逐步壯大。

朱宣鹹作品《戰火》

敵後戰場開始大多為國民黨的地方部隊所佔據。另外還有民間與共產黨等抗日團體，而敵後地區也成為各抗日武裝的勢力範圍。隨著日本對敵後大規模掃蕩以及蔣介石“曲線救國”策略的影響，國民革命軍敵後控製區大大減少﹐日軍沒有足夠兵力長期守住這些地區。而八路軍、新四軍利用其靈活的遊擊戰技巧生存下來，成為插入敵後的一把尖刀，使敵軍不得安寧。

隨著汪精衛等投日，幾十萬敵後的地方軍閥部隊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滿意國民政府者投向共產黨的部隊。共產黨成為敵後遊擊戰的重要力量。至1940年7月，共產黨已發展至近40餘萬人，並擁有約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和近200萬的民兵組織。百團大戰後，日軍推行治安強化運動，華北日軍兵力達到47萬，並集中了傀儡政權中能投入戰場的全部軍隊。為應對共產黨方面的遊擊戰術，日本採用了“保甲製”來斷絕共產黨軍隊與當地民兵的接觸，設立無人區，進行極為野蠻殘暴的“三光政策”，甚至使用違反國際法的生化武器來作戰。共產黨面對日軍掃蕩的壓力下，全軍實行戰略轉移，化整為零保留實力，開展各種形式的反“掃蕩”鬥爭，如著名的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破襲戰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日本的戰略重心從中國轉變為美國。翌日，美國向日本宣戰，並呼吁世界各國對日本實施貿易製裁。12月9日，中國國民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戰。不久之後，除了與日本保持中立的蘇聯以外，英國等同盟國也對日本宣戰。從此中國不再獨立對日作戰，抗日戰爭正式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美國加入二戰後，通過滇緬公路和“駝峰航線”從緬甸、印度向中國運送了大批作戰物資，支持中華民國繼續抗戰。

世界各國的介入對中國而言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這也是因為英美出于本身利益考慮而希望中國拖住日本陸軍主力。因此，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並與英、美等國簽訂協定廢除了部分不平等條約，令重慶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上升。

香港時間12月8日早上8時，即珍珠港事件後僅數小時，由酒井隆指揮的日本軍隊從深圳向香港發起進攻，香港保衛戰于此開始。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率駐港英軍投降，香港淪陷。同時，日本在國內進一步征兵動員，將戰場擴大至荷屬婆羅門（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英、荷、美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奪取當地產量豐富的石油、橡膠等戰略資源。並派兵向英國遠東軍進攻，接連攻克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並在暹羅灣發動主力決戰，將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擊沉，標志著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已無人能敵。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國政府首腦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在埃及首都開羅開會，通過《開羅宣言》，要求戰後日本歸還佔領中國的所有領土，包括台灣及其附屬島嶼。至1943年12月，日軍在兵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被迫收縮戰線，華北方面軍停止向抗日根據地的進攻。

從1944年1月解放區戰場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是戰略反攻階段

1944年，共產黨領導的敵後軍民在華北、華中、華南地區，對日偽軍普遍發起局部反攻。與此同時，國民黨正面戰場卻出現了大潰敗的局面，先後喪失了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的大部分和貴州省的一部。

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情勢惡化，兵力不足與物資緊缺到驚人的程度：橡膠、鋼鐵被列為國家資源，禁止向民間出售；華北地區的資源生產遭到當地民兵與八路軍連續不斷的襲擾，絕大多數地區喪失了生產能力。為了取得東南亞地區的物資，必需打通中國沿岸的航線，于是日本于1944年發起了豫湘桂會戰。

日本華北方面軍輕易擊潰湯恩伯在河南省的大軍，打通了平漢線之河南至武漢段。之後，華中日軍乘勝追擊，在第四次長沙會戰中擊敗薛岳，一路追擊至湖南南部重鎮衡陽。黃埔將領方先覺率部頑強抵抗47天，最終城破。華中日軍與華南日軍又聯手發起桂柳戰役，一路佔領廣西，打通湘桂鐵路，最後打到貴州獨山，震動重慶；另一路則從衡陽南下與廣州北上的日軍打通粵漢鐵路。全國輿論嘩然，各界痛斥。此役日軍事先精心準備，兵力也經過大大補充；國民革命軍一方面因為長期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另一方面精銳部隊被史迪威調往西南戰場，加之腐敗成風、軍人貭素低下，導致豫湘桂會戰的大潰敗。日軍最終控製了華南交通動脈粵漢鐵路，將“大陸交通線”完全打通。這場戰爭盡管達到了日軍的作戰的企圖。可是，日本人無力去維護“大陸交通線”的暢通，並且分散了日軍的兵力，為中國軍隊反攻提供了條件。

豫湘桂潰敗的同時，中國遠征軍和中國駐印軍發動了滇西緬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衛立煌將軍指揮的中華民國遠征軍強渡怒江，發起滇西反攻，先後攻克日軍堅固防守的松山、騰沖、龍陵，收復西南失地。成為了日本在中國戰敗的轉捩點。

日本戰敗

1945年2月，英、美、蘇三國首腦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在蘇聯的克裏米亞半島簽訂《雅爾塔協定》，規定在歐洲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蘇聯應對日宣戰。中國沒有被邀請參加。由于美英是以犧牲中國的主權（如承認外蒙古獨立），來換取蘇聯對日出兵的條件，也被稱為遠東慕尼黑陰謀。

日本戰敗

1945年2月以後，雖然日本軍閥在豫湘桂會戰後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陸交通線，但是由于經常受到來自于內地的美國空軍的攻擊，加之太平洋戰場已日益吃緊，盟軍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為了消滅美軍在中國的飛機場以維持大陸交通線的通暢並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衛，1945年3月起日軍先後發動豫西鄂北會戰和湘西會戰。在河南，日本軍閥于3月下旬從豫中會戰之後的防線以東向西發動攻擊，其前鋒一直沖到西峽口。在湖北，3月日本軍隊向西北部發動攻擊，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但國民革命軍隨即發動反攻，收復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軍佔領的地區。在湖南，日軍以空軍基地芷江為目標，于4月向湖南西部發動攻擊，但是在國民革命軍抵抗之下，日軍遭受大挫敗而退回原陣地。之後國民革命軍乘勝追擊，向廣西地區發動反攻，于5月27日收復南寧，8月收復廣西全境。此外，國民革命軍原本預定于8月收復廣州以打通中國對外運輸要道，因為日本投降而未實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共同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否則將予以日本“最後之打擊”。由于此時美國的核子彈已試驗成功，美國新總統杜魯門對于蘇聯的參戰並不抱太大興趣，所以未邀請蘇聯協商或署名，造成蘇聯頗為不滿。

1945年8月6日，為了避免採取大量傷亡的搶灘以及在先蘇聯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枚核子彈，3天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核子彈。蘇聯紅軍也根據《雅爾達密約》，在8月8日對日宣戰，發動八月風暴行動，于8月9日出兵中國東北。此時的日本關東軍兵力僅有70萬人部署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蘇聯紅軍投入到遠東戰場則多達150萬人，雙方的裝備也相差懸殊，蘇聯紅軍橫掃日本關東軍。

日本投降儀式

在此時，中國內部開始有人感覺到抗日戰爭終結之日即將到來。毛澤東發表《對日寇最後一戰》，抗日戰爭進入全面大反攻階段。國民黨方面在美軍空運、海運幫助下，迅速佔領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產黨軍隊則接收經營許久的中小城市、鄉村地區，在蘇軍協助下也收復了張家口，而且八路軍、新四軍因為長期敵後抗戰的緣故，控製了大量鐵路幹線，增加了遠在西南方面對敵正方的國民革命軍接收日佔領區的難度，為日後解放戰爭埋下了伏筆。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6日，蘇軍總參謀部發表聲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發表的投降聲明，僅僅是無條件投降的一般宣言，並未向武裝部隊發布停止敵對行動的命令，而且日本軍閥仍在繼續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實際投降……遠東蘇軍將繼續對日攻勢作戰。”此段時間，由于日軍的敢死隊出動，導致蘇聯傷亡頗為慘重。戰事直到8月23日蘇軍佔領旅順港口才真正結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國軍艦密蘇裏號上正式簽署投降書。9月9日，在南京陸軍總部舉行的中國戰區受降儀式上，日本駐中國侵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代表日本大本營在投降書上簽字，並交出他的隨身佩刀，以表示侵華日軍正式向中國繳械投降。至此，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主要戰場

概述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始終存在著兩個戰場，即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和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兩個戰場在中國抗日戰爭中逐漸形成，在戰略上相互配合。

抗日戰爭

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始終是中國抗戰的重要戰場，在全民族抗戰中具有重要地位。全國性抗戰開始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立即投入抗日鬥爭。八路軍剛開赴前線時，主要是直接在戰役上配合國民黨軍隊作戰。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後，八路軍在敵後實施戰略展開，發動獨立自主的敵後遊擊戰爭。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此時在中國正面和敵後戰場上，國共抗日軍隊一共抵抗著日軍57個師團，超東南亞加上太平洋戰場的日軍總數。中國戰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主戰場。

正面戰場

全國抗戰爆發後，中國軍隊與日本侵略軍進行了數次大規模會戰，到武漢會戰結束，基本穩定了戰局。進入相持階段後，又先後與日軍進行了十多次會戰，並派遣遠征軍入緬作戰，沉重打擊了日本速戰亡華的迷夢。

抗日戰爭中，中國國民政府軍兵力最高時達500萬人。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軍與日軍共有正面戰場會戰22次，1117次大型戰鬥，小戰鬥及遊擊戰3萬餘次，殲滅日偽軍228萬人（其中包括1945年8月15日後國民黨軍受降的日軍108萬人，收編的偽軍78萬人），其中殲滅日軍42萬人（其中擊斃日軍9.4萬餘人，擊傷日軍39餘萬）（何應欽向國民黨六大的軍事報告統計資料），另一說殲滅日軍55萬人（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採用建國後綜合統計資料）；另外日本《日本陸海軍事典》引用厚生省（相當于日本衛生部）1956年3月的調查資料說，從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軍在中國關內戰死40.46萬人，在東北戰死2.65萬人，在台灣戰死3.74萬人；1945年8月15日後，由于八路軍、新四軍、蘇軍繼續對日作戰，日軍又在中國關內戰死5.11萬人，在東北戰死2.02萬人，以此計算，共有近54萬日軍死亡 。

1937年8月20日，蔣介石發布命令，實行全國總動員，政府轉入戰時體製，以大本營取代軍委會。大本營最高首腦為陸海空軍大元帥，由蔣介石擔任。國民政府大本營同時頒發了四個作戰指導方案的訓令。在其中第一號訓令中，宣布將全國劃分為五個戰區，組建4個預備軍和利組建若幹個集團軍，指揮了華北方面的抗戰和淞滬會戰等。8月30日蔣介石決定，仍以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不另設大本營，原大本營所設各部均轉隸軍事委員會，大本營于1938年1月正式復原。

1938年11月25～28日，國民政府召開南岳軍事會議，重新調整戰略區劃，將全國劃分為十大戰區。另外，撤消了廣州，西安，重慶各行營，設桂林天水兩個行營，淪陷區設戰場黨政委員會，直屬軍委會，以發動敵後抗戰。

1945年1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在望。在中國戰場，為了整飭豫湘桂戰役後的潰軍，國民政府重新編組軍隊，調整全國戰區，將全國劃為九大戰區。

敵後戰場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深入敵後，放手發動民眾，廣泛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抗日遊擊戰爭（如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破襲戰、圍困戰等），建立了大小十九塊抗日根據地，取得了反“掃蕩”、反“清鄉”、平型關大捷、雁門關伏擊戰、夜襲陽明堡機場、百團大戰等戰鬥戰役的階段勝利，形成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觀。

八路軍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記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八路軍、新四軍、華南人民抗日遊擊隊）主要在日軍後方及日佔區進行遊擊戰，共作戰12.5萬餘次，殲滅日軍52.7萬人，殲滅偽軍118.7萬人，繳獲各種69.4萬餘支（挺）、各種炮1800餘門，軍隊發展到130餘萬人，建立了約100萬平方公裏、近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

主要戰役

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含國共兩黨）軍隊共進行大規模和較大規模的會戰22次 ，重要戰役200餘次，大小戰鬥近20萬次，總計殲滅日軍150餘萬人（忽略了日軍傷員治愈後重返戰場的人數 ）、偽軍118萬人。戰爭結束時，接收投降日軍128萬餘人，接收投降偽軍146萬餘人。

戰爭損失

軍隊傷亡

日本方面

蘇聯空軍志願隊烈士墓

抗日戰爭期間，在華日軍人數最多時有近200萬，協助日軍的中國“偽軍”最多時超過100萬（整個抗戰期間“偽軍”總人數約為210萬）。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約為44萬人（日本厚生省1964年調查後統計）（不包括印緬戰場上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和美英協同殲滅的約16萬日軍及蘇軍在東北消滅的日軍。）；另一說日軍損失48萬3708人，而傷者更達193萬4820人（中華民國國防部1946年統計）。

國軍方面

據中華民國國防部1946年統計，國民政府軍作戰傷亡322萬7926人、病亡42萬2479人，總計損失365萬0465人；軍令部統計自七七事變以來陸軍陣亡131萬9958人、負傷176萬1135人、失蹤13萬0126人，空軍陣亡4321人、負傷347人。

中共方面

中共抗日《部隊發展史略》記載：中共抗日部隊人員損失總計58萬4267人，其中傷29萬0467人、亡16萬0603人、被俘4萬5989人、失蹤8萬7208人。

平民傷亡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平民則約有900萬死于戰火，另有800萬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萬人成為難民。而據蔣夢麟的回憶錄稱有1400萬壯丁被拉夫後死于飢餓疾病。另有估計中國抗戰直接人口損失可累計之估計數為2062萬人，合可累計之戰爭直接傷殘人口，軍民傷亡最低限為3480萬人；同時，還有估計認為，中國抗戰直接傷亡人口合計可能在4100萬上，合戰時失蹤被俘等項數位，戰爭直接給中國造成的死亡、傷殘及失蹤等項人口損失總計超過4500萬人；而從人口損失的角度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損失總數應在5000萬人以上。

抗戰勝利後，抗戰賠償委員會作出的《中國責令日本賠償損失之說貼》指出，淪陷區有26省1500餘縣市，面積600餘萬平方公裏，人民受戰爭損害者至少在2億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戰爭結束，中國軍隊傷亡331萬多人，人民傷亡842萬多人，其他因逃避戰火，流離顛沛，凍餓疾病而死傷者更不可勝計。

財產損失

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直接財產損失313億美元，間接財產損失204億美元，此數尚不包括東北、台灣、海外華僑所受損失及41．6億美元的軍費損失和1000多萬軍民傷亡損害。此外，七七事變以前中國的損失未予計算；中共敵後抗日所受損失也不在內。

經過中國歷史學家多年研究考證、計算得出，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損失財產及戰爭消耗達5600餘億美元，另一說6500億美金（按1945年貨幣折算）。

空軍損失

抗戰八年中，中國空軍共擊落日機1543架，擊傷330架，出動轟炸、驅逐、偵察、運輸等飛機計18500架次，作戰達4027次。中國空軍損失各種飛機（包括訓練損失）2468架，6164人殉國（其中飛行人員661人）。

飛虎隊

1941年8月組成的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飛虎隊），美國航空志願隊在中國、緬甸、印度支那作戰7個多月，以空中損失12架飛機和地面被摧毀61架的代價，取得擊落約150架敵機和摧毀297架敵機的戰績。

抗戰初期，中國空軍力量十分薄弱，處于絕對劣勢；但在抗戰中後期，美國對華進行援助，中國空軍逐漸扭轉局勢。戰爭結束時，在華美軍總人數60369人，其中空軍34726人， 另一說，到1945年8月，美駐華14航空隊有飛機2500架，空軍官兵達17萬人。

海軍損失

抗戰爆發時，中國海軍有各類艦艇74艘，主要為一些輕巡洋艦、炮艦和魚雷艇，艦船總噸位不足6萬噸，最大艦艇僅3000噸，大部分是百噸級小艇。而日本海軍的艦船噸位高達116萬噸，擁有航空母艦和萬噸級戰列艦。 中日海軍實力懸殊，無法在海上拒敵，隻是退守海防。

1937年8月12日，為了建立江陰封鎖線，中國海軍在江陰鑿沉了40餘艘軍艦與商輪；10月25日，中國海軍第一艦隊和第二艦隊在江陰被日本航母全數擊沉。同年底，第三艦隊的“鎮海”、“永翔”等12艘艦船也分別沉塞于青島和劉公島的水道上。中國艦隊幾乎全部覆滅。

據日本方面的資料來看，民國海軍在抗戰期間布設的水雷，重創了日本海軍，日軍損失60餘艘大中小型艦船。

戰爭特點

中華民族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進行的抗日戰爭，具有鮮明的特點：

抗日戰爭

首先，它是世界存在著蘇聯、英美、日德意三大勢力和法西斯、反法西斯陣線的影響下進行的，需要審時度勢，正確提出反對日本侵略的方針和政策，加強國際上反法西斯陣線的戰略配合。

其次，日方強中方弱、日方小中方大、日方退步中方進步、日方失道寡助中方得道多助這些相互矛盾的基本特征，決定了中日雙方的戰略指導方針和戰役戰術原則。

再次，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階級矛盾依然存在，有時甚至很尖銳，需要正確處理兩種矛盾的關系，在敵、我、友三方中保持自己的主動權。

最後，敵後戰場與正面戰場，由于執行兩種不同的抗戰路線、戰略方針和作戰指導原則，因而在不同的戰略階段所處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在戰略防御階段，正面戰場是全國抗戰的主戰場。在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階段，敵後軍民成為全國抗戰的主力軍，解放區戰場則成為全國抗戰的主戰場。

另外，抗日戰爭呈現出一種內線與外線、有後方與無後方、有固定戰線與無固定戰線等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

戰爭意義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反侵略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是20世紀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戰爭史上的奇觀。

第一，抗日戰爭的勝利徹底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捍衛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它洗雪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受帝國主義奴役和壓迫的恥辱，極大推進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抗日戰爭的勝利，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弘揚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愛國主義成為抗戰的最強音和主旋律：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當亡國奴，同仇敵愾、萬眾一心，勤勞勇敢，不畏強暴、血戰到底，自強不息，開拓創新。抗日戰爭的實踐使中國人民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各族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領導核心。

第三，抗日戰爭的勝利，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維護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抗戰的勝利創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打敗帝國主義強國的奇跡，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鬥爭。中國人民為最終戰勝世界法西斯勢力做出了歷史性貢獻。中國參與發起成立聯合國並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顯著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有力地維護了世界和平。

戰爭爭議

名稱之爭

華人方面

習慣上，中國人所說的“抗日戰爭”一般指稱“中國抗日戰爭”。但各地華人習慣上也將各自所在國家或地區同時期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稱為“抗日戰爭”，並將其和中國抗日戰爭視為一體，或作為它們的總稱。“中國抗日戰爭”在中國大陸地區也被稱作“八年抗戰”（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 後，中國最高領導人蔣介石于7月31日發表《告全體將士書》宣告全面抗戰開始算起），但在世界其他地區一般被稱作“十四年抗戰”（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算起）。

抗日戰爭

日本方面

這場戰爭在日本被稱為“日中戰爭”，主要指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期間與中國之間的戰爭。日本也習慣把“珍珠港事變”以前的中國抗日戰爭稱為所謂的“支那事變”或所謂的“日華事變”，原因是當時日本帝國並未和中華民國相互正式宣戰，因此“技術上”並非一場戰爭。“珍珠港事件”爆發以後的中國抗日戰爭，則被日本視為“大東亞戰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太平洋戰場、中國戰場和印緬戰場）的一部分。甚至戰後日本某些政治家模糊性的稱謂“過去的大戰”、“先前的大戰”等。時至今日日本對抗日戰爭仍未有一個比較統一的恰當稱謂，這一問題已經引起了中日學界的關註。

學術界

中國學術界關于抗日戰爭的具體起訖時間存在一定爭議，但關于“抗日戰爭”的名稱，無論是中國大陸學界還是港台學界，甚至多數海外華人學者基本贊同這一名稱。國際社會出于中立性考慮，一般將之稱為“第二次中日戰爭”，以區別于被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的甲午戰爭。

時間之爭

抗日戰爭結束于1945年8月15日，但對于其開始的時間存在爭議。比較普遍的觀點認為，全面的抗日戰爭起于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時結束，歷時九十七月又八天，共為八年，八年抗戰名稱因此而來。另一種觀點認為這場戰爭可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這是政府私下主導的局部抗戰的開始，因此又有十四年抗戰之說。但期間6年，中日雙方出于各自原因，始終控製戰爭規模沒有擴大到國戰。也有觀點認為，1941年12月9日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兩天，中華民國政府才公開宣布正式同日本宣戰，因為依據當時中國落後的重工業水準和國際地位，提前公開宣戰，隻能面對國際武器禁運，無法彌補戰爭損失。如果這樣，抗日戰爭歷時不到4年。在這段時間裏，戰爭擴大到整個太平洋地區，中國和美國、英國等同盟國共同抗日，而中國的抗戰也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戰爭啓示

走人民國防的道路是鞏固一國之防的唯一正確的選擇

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

抗日戰爭之所以勝利，最根本的，就是擯棄了那種“皇家國防”、“政府國防”的片面甚至是錯誤的國防路線，而是走了一條“人民國防”的光明大道。全國人民把抵抗日本侵略者看成是自己的事，看成是與每一個中國人的最高利益息息相關的大事，有力出力，有錢出錢，萬眾一心，紛紛參戰，用人民戰爭戰勝了一時強大的日本侵略者。如果不是這樣，而是僅僅靠政府和軍隊去抗戰，為了少數統治階級的利益去抗戰，那麽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勝利的。

隻有在“三個代表”的政黨的有力領導下，人民的國防之路才能走通

在人民之中的國防能量隻是潛在的，億萬民眾很難自發地投入國防。而抗日戰爭中之所以人民能成為現實的主人，就是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正是中國共產黨通過政治、軍事的手段一次次粉碎了統治階級頑固派的陰謀，粉碎了日寇分化中華民族的企圖，堅持了全國最廣大人民的抗日統一戰線，才使抗日戰爭成為了一場人民戰爭，一場全民衛國戰爭。

統一戰線是人民國防的基本條件和重要形式

抗日戰爭之所以勝利，一個前提條件，便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下，在張學良、楊虎城及全國人民的努力下，建立了一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統一戰線。人民民眾把日本侵略者作為最大的敵人，把保衛國家作為共同的目標，攜手共進，從而使億萬中華人民的力量得到了匯集。

正確的戰略指導對戰爭的發展起著關鍵的作用

抗日戰爭之所以勝利，一個關鍵的原因是戰略指導的正確性。戰爭是持久還是速決，是打陣地戰還是遊擊戰，何時防御何時反攻，這些戰略對戰爭的發展趨勢，對戰爭力量的運用，起著關鍵的作用。而中國共產黨在全面、深入、發展地分析了戰略情勢後，確定了持久戰、山地遊擊戰、從戰略防御轉向戰略反攻等戰爭指導原則，使用了許多相應的戰法，從而充分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優勢、中國人民的優勢，擴大了敵人的弱點，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使戰場的力量對比逐步向有利于的方向發展，從而最終戰勝了日本侵略軍。

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

人民軍隊是人民國防力量的骨幹，是人民抗戰力量的標志。是人民武裝力量組織的最高形式和重要環節。它不僅具有戰勝敵人的強大戰鬥力，而且忠誠于人民；它不僅能擔負作戰任務，還能幫助人民建立政權，發展生產。如果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發展壯大，也就不會有抗日戰爭的勝利。

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是人民戰爭的重要途徑

在根據地宣傳民眾，減租減息，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發展生產，建立人民武裝；這一動員民眾、組織民眾的過程，是進行人民戰爭的重要有效的途徑。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在敵後建立了100萬平方千米的根據地，動員了1.2億民眾，組織了上百萬的軍隊和數百萬民兵，形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抗日大軍。抗日根據地是人民國防力量的聚集器，是用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與敵作戰的戰場。眾多根據地將日軍的據點、交通線包圍起來，割裂開來，犬牙交錯，出現了一種人民戰爭的戰場奇觀，成為敵人的肉磨子和“滑鐵盧”。

一個偉大的民族，必然會有一種偉大的民族精神

抗日戰爭格外艱險，犧牲和流血時時威脅著人們。日本侵略者為了懾服中國人民，僅在南京一地，就殺害了中國三十萬人民。但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並沒有俯首甘當亡國奴，而是竭力奮戰。蔣介石令幾十萬東北軍絕對不抵抗，而東北軍將士卻求戰心切，直至以兵變逼蔣抗日。許多烈士為了保衛祖國，赴湯蹈火，血戰沙場。在半型關戰鬥中對頑抗的日軍白刃格鬥；在陽明堡戰鬥中，懷抱一捆手榴彈抓住敵飛機一起在空中爆炸；八女投江決不屈服。這一切來源于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形成的不畏強暴、英勇頑強的民族傳統。雖然也有少數人由于各種原因充當了偽軍和漢奸，但這個比例是非常小的，而且偽軍中的不少人，在抗戰力量的政治攻勢下很快就覺醒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偉大的，這是外國侵略者幾千年來都不能滅亡中國的根本原因，也是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

國防活動的實踐不僅需要人民，而且將錘煉人民

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喚醒了人民、教育了人民、鍛煉了人民。人民的武裝力量與戰爭同步發展。通過八年抗戰，在趕走侵略者的同時，人民軍隊壯大了，從戰爭初期的不到5萬人發展到戰爭結束時的120萬軍隊，260萬民兵。人民國防力量的壯大是中國國防鞏固發展的標志和前提，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從此，中國的國防走出低谷，翻開新頁。

國防必須以自力更生為主，同時與國際社會相協調

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一部分，主動與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國家協調，互相支持，是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如爭取蘇聯、美國、英國等國的支持，抓住國際上出現的對抗日戰爭有利時機等等。同時又必須堅持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國戰場把百多萬日本軍牽製住，並給它以重大殺傷和損耗，這是對二戰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人民作出的重大貢獻。以上兩者相互促進，是抗日戰爭的重要特色。

戰爭紀念

紀念節日

“九三”抗戰勝利紀念日：抗戰勝利後每年的9月3日，被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2014年2月27日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經表決通過決定，將9月3日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而在2014年9月3日當天，中國將首次慶祝“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九三”抗戰勝利紀念日

“七七”抗戰紀念日（每年7月7日）：為紀念國恥七七事變的發生而設立。1937年7月7日發生在中國北平的盧溝橋的中日軍事沖突，日本就此全面進攻中國。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它鯨吞中國的野心而蓄意製造出來的，是它全面侵華的開始。

“九一八”紀念日（每年9月18日）：為銘記國恥九一八事變而設立。1931年9月18日在中國東北爆發了九一八事變，事件爆發後，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國內，主戰的日本軍部地位上升，導致日本走上全面侵華的道路。這次事件爆發後的幾年時間內，東北三省全部被日本關東軍佔領，因此被中國民眾視為國恥，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國許多非正式場合都被稱為“國恥日”。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為了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中國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戰爭罪行，牢記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2014年2月27日，中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將每年的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公祭日的設立表明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

紀念建築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位于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爆發的盧溝橋事變發生地——北京市豐台區宛平城內。1985年由文化部、北京市政府立項，北京市承建，1987年7月7日建成並對外開放，是全國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國人民偉大抗日戰爭歷史的大型綜合性專題紀念館。

英烈名錄

為永遠銘記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勛，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凝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先後于2014年9月1日和2015年8月24日公布了在抗日戰爭中頑強奮戰、為國捐軀的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兩批共900名。

紀念活動

2015年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日，中國將根據慣例並參照各國作法，在北京隆重舉行紀念活動，包括舉行紀念大會、閱兵式、招待會和文藝晚會，習近平主席等中國領導人將出席。中方還將邀請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參戰國、亞洲國家和其他地區國家領導人、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負責人、為中國抗戰勝利作出貢獻的國際友人或其遺屬出席。此外，這也是中國首次在10月1日國慶節以外的日子舉行閱兵式。

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式（簡稱9·3閱兵，或者抗戰勝利日大閱兵），是中國政府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而開展的眾多紀念活動中的一項活動。閱兵于2015年9月3日在北京天安門地區組織實施。此次閱兵是新中國歷史上第15次大閱兵，是進入21世紀以來第2次大閱兵，同時也是第一次在非國慶節舉行的大閱兵。

參閱部隊從7大軍區，海軍、空軍、第二炮兵、武警部隊，解放軍四總部直屬單位抽組。閱兵裝備方隊展示的裝備為國產現役主戰裝備，84%系首次展示。同時，這次閱兵還邀請有關國家軍隊派代表和方隊參加。

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

此次閱兵，共編50個方（梯）隊。其中，徒步方隊11個，抗戰老同志乘車方隊2個、裝備方隊27個、空中梯隊10個，正式受閱約1.2萬人，動用40多種型號裝備500多件、20多種型號飛機近200架。

邀請了近50個國家領導人參加此次閱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