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

戴季陶

戴季陶(1891年-1949年),名傳賢,字季陶,筆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廣漢,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元老,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理論家和政治人物。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追隨孫中山,參加了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五四期間,思想激進,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曾先後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考試院院長等職。有蔣介石的"國師"之稱,是蔣介石的忠實"智囊"。

  • 中文名稱
    戴季陶
  • 出生地
    四川廣漢
  • 畢業院校
    日本法政大學
  • 政黨
    中國國民黨
  • 逝世日期
    1949年(己醜年)2月11日
  • 別名
    戴傳賢
  • 信仰
    三民主義
  • 出生日期
    1891年(辛卯年)
  • 代表作品
    《偉大精神》《同舟共濟歌》《日行一善歌》
  • 國籍
    中國
  • 終年歲數
    58歲
  • 職業
    理論家
  • 民族
    漢族
  • 主要成就
    中國國民黨創始人之一

人物簡介

戴季陶,(1891年—1949年),原名良弼,字選堂,號天仇,後改名傳賢、字季陶。籍貫浙江吳興,生于四川廣漢。中國政治家中國國民黨元老之一,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中華民國時期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

戴季陶早年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後追隨孫中山,參加了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後來任職于《上海日報》,後任《天鐸報》總編輯。著有《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青年之路》、《日本論》、《學禮錄》等。

1905年,戴季陶去日本留學,進法政大學。

1909年回國,任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教習。後因在上海《中外日報》、《天鐸報》撰文抨擊清王朝而受通緝,逃往南洋檳榔嶼,主辦《光華報》,並加入同盟會。

1911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在上海創辦《民權報》。

1912年回國,他在上海創辦《民權報》,後任孫中山秘書,並受命進行二次革命的軍事聯絡活動。二次革命失敗後逃往日本。

1916年,戴季陶隨孫中山回國。次年由上海去廣東任大元帥府秘書長五四運動時期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

1917年任護法軍政府法製委員會委員長兼大元帥府秘書長。

1920年夏,他曾參加籌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途退出。其後同張靜江蔣介石等共同經營交易所的投機生意。

五四運動後曾大力推廣社會主義。1920年5月,參加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時(信豐林銳翻拍)起草“中國共產黨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後來因孫中山反對而退出共產黨。

1924年1月出席中國國民黨一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5月黃埔軍校成立,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隨孫中山北上。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積極從事反共煽惑活動。6、7月間,連續發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等小冊子,打著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旗號,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歪曲和篡改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形成了所謂戴季陶主義,為國民黨右派蔣介石等人篡奪革命領導權提供理論根據。

1926年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及後司中華民國考試院長達二十年(1928年10月─1948年6月)。中華民國國旗歌的歌詞作者。

1927年,積極參與策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1928年以後,歷任國民政府委員、考試院院長等職。

1948年6月改任國史館館長。

1949年2月11日于廣東省政府廣州東園招待所,服安眠葯自殺。

生平經歷

早起生涯

1905年,14歲的戴季陶赴日本留學,在日本大學(前身是日本法律學校)讀法科,在那裏認識了蔣介石,日後戴季陶將自己的親兒子過繼給蔣介石,也就是蔣緯國。1909,回到上海。時值晚清,投奔江蘇巡撫瑞澄,被任命為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調升湖廣總督後,戴季陶沒了靠山,辭官另找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當上海《中外日報》記者,繼而轉入《天鋒報》,寫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幾個月後,19歲的他,成為《天鋒報》總編輯。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風,還進了同盟會。回上海後,在《民權報》上寫下大量反袁世凱的文章,被袁世凱下令“提究”——關入牢獄。他這時才懂得:“百萬錦綉文章,終不如一枝毛瑟(槍)。”被營救出獄後,便直接投身反袁鬥爭,協助黃興起義。最後,還在孫中山身旁,當上秘書。陳炯明叛變時,戴季陶勸蔣介石立即回廣州,保衛孫中山。

戴季陶(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1912年5月,財政總長熊希齡簽訂《監視開支暫進墊款章程》。輿論大嘩,群起攻擊熊希齡賣國。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權報》上發表署名"天仇"的短文,題曰《殺》。全文曰:"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此四人者中華民國國民之公敵也。欲救中華民國之亡,非殺此四人不可。殺四人而救全國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靈,義也;弭無窮之後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兒,以全國之國民而無人敢誅此四賊,以救全國人民之生命財產,以保五千年榮譽之歷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誣我國民也"。

22日,午後4時,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殺人"為由,拘捕戴季陶入獄。同牢監犯問戴季陶因何被捕,戴慨然說:"蒼頡造字累我,鴉片條約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為中國人,有此種種原因,我遂此矣"。當晚,其妻子探監,勉勵說:"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翌日上午,此案開庭審理,戴季陶被交保釋放,改期再審。

許多人沒有想到,戴季陶還是“五·四”期間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人。1919年繼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之後,戴季陶嘗試用馬克思主義說明中國倫理問題,稱贊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稱馬克思是“近代經濟學的大家”、“近代社會運動的先覺”,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圖壓製思想解放,說:“翻譯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馬克司批評馬克司的著作,豈是可以禁止的?又豈是能禁止的嗎?”李立三在一次黨史報告中甚至說:“中國黨的發生是由六個人發起,陳獨秀、戴季陶……”但黨成立的時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孫中山先生,不能成為共產黨員。由于世界觀的不同,戴季陶終于漸漸與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了。後來直接充當蔣介石的“文膽”和幕後參謀。

1926年,戴季陶被任命為中山大學校長,為此也作出過相當的努力。1928年2月,又被提升為國民黨宣傳部長,10月,當上國府委員和考試院長,一當就是20年。他還經營了童子軍,在中國發展了50萬成員,寫下《偉大精神》、《同舟共濟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當時非常流行。

1936年,戴季陶代表中國政府率領中國奧運代表團到德國參賽,開幕前見了德國元首希特勒,和他談話20多分鍾。事後,遊歷了歐洲,五個月後才回到中國。西安事變之後,他認為對張學良楊虎城應堅決開戰。與何應欽不同的是,何是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為了蔣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齡孔祥熙主和,力陳利弊,戴季陶最終也改變主意。這年12月14日舉行的高級會議上,戴季陶在休會時,出其不意地向與會者磕頭,說:“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薩,去拉薩拜佛有三條路,一是由西康經昌都,二是由青海經玉樹,還有一條是由印度越大吉嶺。這三條路都可通拉薩,誠心拜佛的人三條路都走,這條不通走另一條,總有一條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條路。”說完又叩了一個響頭,退了席。與會者都看見這一幕,特別是反對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轉了向,也不再提反對意見了。

抗戰開始時,戴季陶堅決批判國民黨內的亡國論,指出離開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會重返的。他寫信給兒子:“被欲並吞中國破壞中國之企圖,其失敗將尤有甚于拿破崙之末路者……中國之前途決不悲觀。”所以,他西遷重慶時,雖有大小六輛汽車隨他,但除帶個人鋪蓋衣服外,其餘個人的東西都不帶,已放上車的全部取下。結果,匪盜把他家房子一火燒光,片瓦無存。

1941年2月的戴季陶1940年,他奉命代表國民黨出訪印度,見到了尼赫魯、泰戈爾、甘地等名流。

抗戰結束後,戴季陶勸蔣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東北,但蔣介石哪裏聽得進,後來的局勢就不是蔣介石所能控製的了。當戴季陶的親朋好友來祝賀抗戰勝利時,他竟然一反常態:“有什麽值得祝賀的?哭還在後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猶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試院長的職務,考慮到蔣介石的面子,改任國史館館長。

戴季陶戴季陶

陳布雷自殺時,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個月後,戴季陶也走到了盡頭。當時廣州的情況並不穩定,雖然這裏成了國都,如1949年2月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到廣州那天,二沙頭空軍大碼頭招商局的“利104”號鐵輪大火爆炸,燒了三天,損失飛機油6000餘桶;2日,粵漢鐵路南段三條鐵路工人罷工停車,因為工資低;3日,電報電話加價,電報每字5元,電話加四倍,而書價加180倍……

戴季陶自1月到廣州養病,就得到李士梅醫生的醫治。初來時情緒尚可,有時還異常矍鑠,1月27日薛岳中山紀念堂開歡迎會,戴季陶還致辭,離開紀念堂時,見石階上有顆煙頭,還親自拾起扔別處踏熄。但過後幾天心情又不好了,據《廣東商報》報道:“因鑒于內戰苦無了期,民生日形痛苦,憂心過度,病勢反而加劇。”他雖住在廣州東山的廣東省政府招待所——東園(在今中山一路廣州鐵路局一帶),但睡不安。最嚴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葯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寢食不寧,兩次吃了過量的安眠葯,都被及時搶救而苟延殘喘。也不知什麽原因,戴季陶到廣州不久,就將十一個平時拜佛的用古銅鑄造的千手觀音,親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覺皇殿中,還和殿中佛教會同仁胡毅生談禪,話中提到,不久自己會脫離此惡世,好像預知死期將至。2月11日,事情終于發生了。據他的後妻趙文淑說,戴季陶隨國民政府遷都廣州後,早已閉門謝客。即使國民政府開會,他去了也隻是帶雙耳朵,從不發言。一個心思始終縈繞腦際———不想去台灣,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裏才是故鄉,所以終日躲在賓館的房裏。孫科來廣州後,在東園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復,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處,那裏原是市配售處副處長蔡國英居住的。戴季陶見新安排的三幢二樓十九號的房子簡陋,大為不快,說:“孫科太看不起我了。”這晚,他更不能入睡,長期以來的心神不定,在這晚達到了頂峰,隻有不斷地服用安眠葯。

知道戴季陶身體不適,在東園住的監察院長于右任盡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經上了到機場的小車,接電後還是下車到戴季陶的房間。據當年報紙報道:“于院長緊握戴先生的手,覺已冰冷,氣息奄奄,不禁潸然淚下。”半夜兩點鍾,戴季陶還到過妻子的內室,說:“已經吃過多次安眠葯,還非常亢奮,頭腦脹痛如裂,比死還難過。”趙文淑勸後,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時間,仍未見戴季陶起來,家人進房一看,發現戴季陶作側身臥,面色赤紅,鼻際尚有微息噴出,家人立即打電話讓醫院派人前來醫治。9時許,政界要人和軍界人士齊集房前,見戴季陶沒有動靜,隻好肅立。10點後,戴季陶氣息已絕,但“神色自若,面無戚容”。醫生宣布,戴院長服葯過多,施救無術,已經逝世了。廣州衛生局長朱廣陶說:“這次是中大第二醫院派內科吳主任和李醫生前去救治的,但10點過後他的脈搏就停止了。”

追隨

1902年,戴季陶入成都留日預備學校,受老師徐炯影響,傾向反滿。1905年赴日本,入師範學校,1907年入東京日本大學法科。1909年回國,在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任《天鋒報》主編,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亡命日本,後轉赴南洋檳榔嶼(今屬馬來西亞),任《光華報》編輯,加入中國同盟會。

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後,戴季陶一邊與沈玄廬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一邊與蔣介石在交易所從事證券交易。1920 年5 月,戴季陶、沈玄廬、邵力子參加了由李大釗等倡導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並將《星期評論》作為研究會的宣傳陣地,大量發表了會員們研究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蘇俄政治製度的文章。該刊在全國學生民眾中很有影響,成為當時與《新青年》齊名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學生和工人經常有很多人投稿,就連陳望道所翻譯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也是由《星期評論》相約的。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是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成立的,其成員後來多數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骨幹。研究會裏除戴季陶沒有加入外,沈玄廬、邵力子都成為該小組成員。但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孫中山先生,不能背叛孫中山而加入其他黨派。由于世界觀的不同,戴季陶終于漸漸與馬克思主義分道而馳。

戴季陶戴季陶

1922 年,戴季陶和蔣介石做的股票投機生意遭遇慘敗,他在回四川的船上,跳江自殺,幸好被船員救了起來。戴季陶隻好再赴廣州投奔孫中山,孫中山重新把他招為自己的貼身秘書。1923 年,孫中山提出改組國民黨的主張,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還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戴季陶,這時候卻成了堅決的反共派。他力諫孫中山,不要搞國民黨改組,讓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是養虎遺患,隻會壯大共產黨的力量,必然“啓他日之糾紛”。

1924 年1 月,國民黨“一大”召開,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開始。戴季陶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並兼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輔佐

1925 年3 月,孫中山病逝後,國民黨左、右兩派圍繞反帝反封建的主張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產生的分歧和鬥爭日益尖銳,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等人成為國民黨新右派的代表。

戴季陶以孫中山思想正宗傳人自居,提出了要清除共產主義思想的所謂的“純正的三民主義”。他看中蔣介石的政治才幹,有心做輔助李世民的徐茂公,為蔣出謀獻策,立下了許多汗馬功勞。

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在國民黨右派的攻擊下,立場忽左忽右,引起共產黨內部大混亂。先是主張所有共產黨員從國民黨中撤出,之後,又主張全面服從國民黨。國民黨右派步步進逼,拋出“整理黨務案”,捏造“中山艦事件”,加緊對共產黨員的全面打擊和迫害。毛澤東等人被復原國民黨中央領導職位,共產黨員被一一清除出國民黨。

1927 年4 月12 日,蔣介石公然舉起反共大旗,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被捕殺。戴季陶積極參與策劃“四一二”政變,他為蔣介石製定了《離俄清黨謀略綱要》。

1927 年,蔣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後,戴季陶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府委員及考試院院長。

逐漸失寵

1935 年,蔣介石的授意教育部長王世傑召開會議,布置漢字簡化的有關事宜,委托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主持這項工作。1935 年8 月,王世傑以教育部的名義,頒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並通知各印書館。不料,因事沒有參加討論簡化文字會議的國民黨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得知此事後,跑到蔣介石辦公室大吵大鬧,說簡化漢字十分荒謬,破壞了中國文化,還說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討論這麽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

戴季陶 蔣介石 蔣緯國戴季陶 蔣介石 蔣緯國

蔣介石雖做解釋,但戴季陶不聽勸,甚至多次在公開場合揚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簡體字表》,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召開的任何會議,他一概不參加”。此後的3 個月裏,戴季陶拒不參加國民黨的會議,也很少過問公事。蔣介石礙于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又是至交,隻能做出讓步。1936 年2 月,蔣介石以國民政府的名義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簡化字的命令。

西安事變爆發後,戴季陶支持何應欽等討伐派,力主派大軍平定張楊,與宋美齡發生激烈爭吵。宋美齡陪蔣介石返回南京後,發表了回憶錄,不點名地批評了戴季陶。回憶錄是以宋美齡的名義發表,但代表了蔣介石的想法。此後,蔣介石不再事事問計于他,也不像以前那樣無話不談。

政治生涯

戴季陶逐漸失寵于蔣介石後,身體也每況日下,患上了神經衰弱症。抗日戰爭勝利後,戴季陶鬱鬱寡歡。他認為共產黨的勢力發展壯大,會取而代之國民黨。為此他向蔣介石進言:“今茲倭寇降而共匪熾,正與捻匪當年局勢無殊,故戰後艱難將十倍于戰時,不可掉以輕心。”他極力反對國共談判,曾對蔣介石說“切不可視共產黨為合法之團體,匪首為正當之人物,言論為正當之道理。”

全面內戰爆發後,國民黨軍從進攻轉入防御,敗績接踵,繼遼沈戰役大敗後,又在平津戰役、淮海戰役中一敗塗地,八百萬精銳喪失殆盡。戴季陶憂心如焚,向左右哀嘆:“時局日下,衰病之身,毫無所補,每一念及,則深惶汗。”1948 年12 月28 日,戴季陶登機飛往廣州前曾到考試院懷舊,悲痛難禁,唏噓涕出:“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來?恐是不再矣!”。

戴季陶身在廣州,心系時局。期盼局勢好轉,但事與願違。1949 年1 月21 日,蔣介石,被迫下野,辭去總統職務。蔣介石下野後,在家鄉溪口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遙控時局,確定台灣為“復興基地”,布置黨政軍要員撤往台島,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絕:“不去了,但願回四川老家以竟終年,伴父母于九泉,盡人子之責。”

1949 年2 月10 日,他對秘書說:“國軍難以據守西南,四川必為共產黨所得。他們不會放過我,我也不甘當他們的階下囚。”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願隨蔣介石殘喘台灣,又怕成為共產黨的俘虜。1949 年2 月11 日,戴季陶吞服安眠葯自殺。

蔣介石12 日得到戴季陶自殺報告。據蔣經國日記載:父親聞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噓唏。對于這位盟兄不願隨他去台灣,蔣介石頗為不滿,但較之那些“臨難變心”投向中共的“亂臣賊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挽詞中稱贊其“才識恢宏,勛尤懋著”。

個人影響

戴季陶酷愛讀書,積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論功底。他早年的理論活動多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方面書籍的翻譯、評述,他將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由日文譯成中文,為國內讀者了解和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書。這正如他自述的那樣:“我對于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轉變。他還代為起草了最初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戴季陶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發表了《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1945年版易名為《三民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系統提出了“戴季陶主義”,成為中國國民黨官方學說的主要理論依據。

戴季陶戴季陶

戴季陶認為,三民主義就是“民生哲學”,“民生為宇宙大德之表現。仁愛即民生哲學之基礎”;斷言孫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認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學的方法從理論上整理起來,成為一種學術的文化”,孔子“組織了一個民生的哲學”,這個哲學可以從兩部分來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論。一部是《大學》,是他的方法論”,孔子思想也可稱作“社會連帶責任主義”。進而提出,孫中山“實在是孔子之後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聖”。戴季陶從與孫中山“互助論”相矛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競爭”論出發,認為人類生存的欲望“都有獨佔性和排他性,同時也具有統一性和支配性”(《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以此反對唯物史觀、社會革命論的階級鬥爭學說。

戴季陶的論著還有《青年之路》、《學禮錄》、《東方民族與東方文化》、《中國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價值》等,後人編有《戴季陶先生文存》。

主要作品

戴季陶是《日本論》的作者。《日本論》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雖然沒有嚴密的邏輯概念體系,卻憑著對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見識,刪繁就簡,直取日本文化的神韻。當年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曾高度評價《日本論》,認為它既做了日本人的律師,又做了他們的審判官,而且是極公平正直的律師審判官。

《日本論》一上來就拿日本的神權迷信開刀,從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創世神話這一普遍的精神現象中,戴季陶看到了日本神道的特殊表現形態:神道與日本的國體有一種宿命性的連帶關系和與時俱進的力量,猶如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發揮作用,起著凝聚整個民族的作用。面對這樣一個令人生畏的存在,戴季陶的心情是復雜的,一方面他看到,日本直到現代還沒有完全脫離君主神權的迷信,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後來發生的一切,完全證實了戴季陶的判斷;另一方面,正是這種神權迷信,構成日本人“自信心”與“信仰力”的核心,在鼓勵全民團結一致、奮發進取上,起著任何東西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為日本在國際生存競技場上爭得一個優先的位置。而一向以老大自居、不思進取的中國,缺少的正是這樣一種品質,最後終于陷于悲慘的絕境。[5]

救世精神

戴季陶先生,曾基于葯師佛的十二大願,而自發下列十二大願:

第一遵行世尊本願,政本優生,教重安養,使一切人民,身心美善,相好端嚴。世尊第一本願,如實成就。

第二遵行世尊本願,培植德本,發揚慧力,使一切人民,本力充實,光輝普耀。世尊第二本願,如實成就。

第三遵行世尊本願,廣行四攝,勤修六度,使一切人民,自他方便,萬事鹹宜。世尊第三本願,如實成就。

第四遵行世尊本願,服務社會,盡瘁人群,使一切人民,鹹歸大乘,舍身救世。世尊第四本願,如實成就。

第五遵行世尊本願,精嚴戒律,調伏身心,使一切人民,身口意業,鹹歸清凈。世尊第五本願,如實成就。

第六遵行世尊本願,政重衛生,業勵醫葯,使一切人民,凡有疾苦,悉得救治。世尊第六本願,如實成就。

第七遵行世尊本願,普設醫院,廣施葯品,使一切人民,孤苦貧窮,悉離病厄。世尊第七本願,如實成就。

第八遵行世尊本願,立法施政,尊重女性,使一切女子,受平等福,離百惡惱。世尊第八本願,如實成就。

第九遵行世尊本願,樹立正法,降伏邪見,使一切正法,並育並行,永離纏縛。世尊第九本願,如實成就。

第十遵行世尊本願,改良刑正,實施感化,使一切人民,不觸法網;即有犯者,在獄獲教,出獄獲養。世尊第十本願,如實成就。

第十一遵行世尊本願,政重民生,普濟民食,使一切人民,飲食供給,無有乏少;更施教育,培其智德,令生安樂,不遭苦難。世尊第十一本願,如實成就。

第十二遵行世尊本願,衣住行等,一切施為,決依總理遺教,盡力推行,生產分配,鹹令得宜,使人民生活所需,無有不足;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五福俱全,文明鼎盛。世尊第十二本願,如實成就。

人物軼事

戴季陶曾在給日本好友梅屋庄吉的信中坦承蔣緯國並非蔣介石之子,而是他的兒子。

汪士淳(蔣緯國傳記作者)說:“有一天,他(蔣緯國)跟宋美齡見面以後夫人說,你可以在我的書房裏面看書。他有一天翻到一本書,一個美國作家寫的。寫的是那個就是蔣家的事情。其中提到一點就是說,就是說,蔣介石的第二個兒子蔣緯國少尉其實不是蔣介石親生的。他看見覺得很奇怪那他又不敢問他,問蔣介石。他反過來就去問他,一直口中一直叫的親伯的那個——戴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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