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沖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

彭沖

彭沖(1915年3月-2010年10月18日),原名許鐵如,生于福建漳州,193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彭沖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政治工作和我國社會主義法製建設的傑出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五屆、六屆、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彭沖同志,因病于2010年10月18日12時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 中文名
    彭沖
  • 國籍
    中國
  • 出生地
    福建漳州
  • 出生日期
    1915年
  • 逝世日期
    2010年

人生生平

彭沖同志,原名許鐵如,1915年3月出生于福建漳州一個城市貧民家庭。少年時代的彭沖,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狀況深為不滿,並逐漸萌生改造社會的意識。在龍溪高等師範學校讀書期間,開始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193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8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彭沖

20世紀30年代前期,彭沖同志在漳州地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先後擔任中共漳州地區地下黨團支部書記、黨支部書記,在學生中秘密宣傳馬克思主義,吸收進步青年加入黨團組織,組織領導學生運動,與反動當局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1934年,受中共漳州工委委派,彭沖同志加入由左翼知識分子組織的進步文藝團體虹橋文藝研究社,並逐步將其改造成為黨領導的革命文藝團體薌潮劇社。彭沖同志積極投入劇社工作,編導並參加演出進步話劇,成為劇社骨幹。薌潮劇社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積極宣傳黨的主張,在閩南大地產生了重要影響。從事地下革命工作期間,他一次次擺脫敵人的盯梢追捕,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民族危機日趨嚴重。1937年,中共地下組織決定以薌潮劇社為骨幹力量,在閩南地區開展大規模的抗日宣傳活動。彭沖同志與其他黨員一道帶領劇社前往廈門進行巡回公演,積極促成建立閩南地區抗日文藝聯合戰線,使之成為閩南地區抗日革命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年,遵照上級黨組織指示,彭沖等同志恢復建立中共漳州工委,他任工委組織部部長,發起組織了民眾救國服務團,參與領導漳州地區抗日救亡運動。不到兩個月,民眾救國服務團就發展成為有著30多個分團、幾十個分隊、3000多人的抗日救亡組織。

彭沖

1937年10月,彭沖同志參加新四軍,擔任新四軍第二支隊政治部宣傳隊副隊長。他領導宣傳隊抓緊一切時機,在部隊指戰員和民眾中宣傳黨的抗日主張,使宣傳隊成為部隊政治工作的得力助手和開展民眾宣傳工作的有力工具。

1938年6月,彭沖同志任新四軍第二支隊政治部秘書。9月,任新四軍高淳辦事處主任。根據上級指示,他帶領工作組在安徽當塗縣開展民眾工作。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使黨在當塗地區的影響日漸增大,民眾基礎日益雄厚,該地方成為新四軍東進後在蘇南地區開闢的根據地。同年11月,中共當(塗)蕪(湖)縣委成立,彭沖同志任當蕪縣委第一任書記。1939年7月,任新四軍第二支隊政治部民運科科長。1940年之後,彭沖同志歷任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新三團政治處主任,新四軍第6師18旅53團、52團政治處主任,獨立團政治委員兼中共江蘇泰州縣委書記。

彭沖

1945年6月後,彭沖同志歷任新四軍第1師18旅、華中野戰軍第6師18旅和華東野戰軍第6縱隊18師52團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期間,他帶領部隊轉戰南北,參加了蘇中戰役、魯南戰役、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等,為取得一個又一個戰役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1947年9月,彭沖同志任華東野戰軍第6縱隊18師政治部主任。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戰軍第24軍72師副政治委員。在部隊政治工作中,他善于從實際出發,把上級指示與部隊實際結合起來,把完成作戰任務與加強部隊建設結合起來,在戰爭中學習戰爭,認真總結經驗,切實運用經驗,有效地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為我軍取得華東戰場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彭沖同志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福建省委統戰部部長兼龍溪地委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他從實際出發,認真貫徹落實黨的方針政策,積極工作,為做好新中國成立初期福建省和華東地區的統一戰線工作作出了積極貢獻。

1954年8月,彭沖同志調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1955年後,歷任南京市市長,中共南京市委第一書記,江蘇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書記,為江蘇省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在南京工作期間,他高度重視工業生產,針對當時經濟建設中的薄弱環節,領導改建和新增了一批工業企業,同時積極推進南京城市建設和環境綠化,為南京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彭沖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彭沖同志遭受了殘酷的迫害。1968年3月,彭沖同志經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名參加學習班後,被任命為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江蘇省委副書記,分工負責抓生產。其間,他協助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蘇省革委會主任許世友同志指揮建設南京長江大橋。作為常務副指揮,彭沖同志與技術人員、工人和解放軍指戰員一起,吃在工地、住在工地。經過7個多月頑強奮戰,南京長江大橋主體工程順利竣工,受到了國內外的矚目。1974年11月起,彭沖同志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兼南京軍區第二政治委員、江蘇省革委會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間,彭沖同志堅持原則,對林彪、江青集團的倒行逆施深為不滿,以實際行動進行積極的鬥爭。他堅韌不拔,力排眾議,為保護歷史文物古跡、儲存南京的歷史文化古城風貌建立了功績。他頂住壓力,克服困難抓經濟工作,努力扭轉全省工農業生產下降的局面,為維護社會局勢基本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彭沖同志根據黨中央部署到上海工作,從這時到1980年3月,歷任上海警備區第一政治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上海市政協主席,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革委會第二副主任、主任,上海市市長等職。他傾註全力,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依靠和團結廣大幹部民眾,爭分奪秒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參加領導了及時粉碎“四人幫”在上海的親信、骨幹妄圖發動武裝叛亂的陰謀,積極參加領導了開展深入有力的“揭、批、查”鬥爭,有效摧毀了“四人幫”在上海的幫派體系,為迅速恢復上海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作出了突出貢獻。這期間,他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面對大量歷史難題和遺留問題,認真貫徹中央精神,準確把握政策,講究策略,採取有力措施迅速恢復生產,穩定局勢。他十分註重發展生產,領導籌建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上海寶山鋼鐵廠,為改變中國鋼鐵工業的面貌、縮短與世界先進水準的差距作出了突出貢獻。

1977年8月,在黨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彭沖同志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8年3月,當選為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在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期間,他認真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為加強各黨派、各界人士的團結合作,推進新時期人民政協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1978年9月,他作為中國黨政代表團副團長,隨鄧小平同志訪問朝鮮,回國後陪同鄧小平同志視察東北。1980年2月,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任中央政法委員會第一副書記,協助彭真同志分管政法工作。1980年9月,在第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1年4月,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1983年6月,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1988年4月,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他在參與領導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期間,堅持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認真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方針,積極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嘔心瀝血,為加強和改進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建設努力工作。他按照中央的部署,協助彭真同志組織指導了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他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建設,在加強人大立法和監督、發揮人大代表作用以及加強人大自身建設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提出立法工作要以憲法為依據,符合中國國情,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他註重立法數量和質量的統一,先後主持起草和審議製定了大量的法律,為我國新時期民主法製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93年3月,彭沖同志退出黨和國家領導崗位後,仍然關心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堅決擁護黨中央的領導,關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進程。

彭沖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屆、十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屆、十二屆、十三屆中央委員。

彭沖同志,因病于2010年10月18日12時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組織評價

彭沖同志一生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共產主義事業。他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充滿信心。他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堅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彭沖同志一生刻苦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緊密聯系實際。在革命戰爭年代,他既是沖鋒陷陣的軍隊指揮員,又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的研究者。在和平建設時期,他勤于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博覽外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走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

彭沖同志一生堅持真理、堅持正義、堅持原則,遵守黨的紀律。他襟懷坦蕩,豁達大度,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他為人正直,待人和氣,既有原則性,又有人情味。他嚴于律己,清正廉潔,從不張揚自己,總是把成績、功勞歸于集體。他作風民主,關心、團結同志,有很強的親和力和凝聚力。他熱愛人民,熱心為人民服務,經常深入基層、深入實際、深入民眾,傾聽人民的呼聲,努力為人民辦實事、做好事。他高尚的人格、優秀的品德、寬廣的胸懷、感人的風範,深受廣大幹部和人民民眾愛戴。

彭沖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貢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改革開放事業。他的逝世,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我們要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優良作風,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而努力奮鬥。

工作經歷

生于福建

龍師”第一個黨員

1933年,中共廈門中心市委派地下黨員到漳州恢復成立了黨小組。彭沖(當時名叫許鐵如)在龍溪高等師範讀書,受紅軍的影響,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他在此期間成為龍師第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之後不久,又成為龍師第一個黨支部的負責人。

鄧小平同志和彭沖同志鄧小平同志和彭沖同志

1934年,中共漳州工委吸收了由左翼知識分子組織的進步文藝團體——虹橋文藝研究社,並派彭沖等加入文藝社,將之改造為黨的革命文藝團體,這便是名噪一時的“薌潮劇社”,他既當導演,又當演員,廣受當地民眾的歡迎。他們在實踐“到農村去”的口號中堅持方言演出,堪稱創舉。

主政江蘇

“好市長”“好書記”

從解放初至粉碎“四人幫”,彭沖主政南京、江蘇,書寫了25年光輝篇章。他是新南京城的創業者、建設者,被江蘇人民稱為“好市長”、“好書記”。是他,把南京由一座“消費型城市”變成了“生產型城市”——由于當時抓緊了生產,1956年全市工農業總產值達到了9億多元,是1949年的3.2倍。到1962年,達到了20餘億元,為南京今天的化工、電子、汽車和建材四大支柱產業打下了基礎。

彭沖

“文革”時期,南京遭了殃,領導被當成走資派打倒。1966年8月到1968年2月期間,彭沖被南京大學造反派揪去批鬥達200次之多,吃了許多苦頭,但他堅韌不拔,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抵製。

“文革”的破壞史無前例,但江蘇的社會生產、生活和治安仍得到良好的維持和一定的發展。南京城市綠化美化獲得海內外的公認,都同彭沖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也正是由于他在“文革”中力排眾議,堅持保護歷史文物古跡,把南京市城牆的大部分保留下來,使其成為名符其實的文化古城!

法治貢獻

他建議人大會議不再懸掛領袖像

20世紀70年代末,彭沖剛剛調到北京工作,他意識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製,這是我國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後得出的正確結論。他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之後,便向中央寫了報告。報告中,彭沖鄭重提出,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的權力機關,召開會議時,會場正面懸掛的應是國家的象征——國徽,而不應是領袖畫像。彭沖的建議,中央很快就接受了。也就是從那時起,在每年全國人大會議的會場中,正式開始懸掛國徽了。

主持起草製定法律近百部

彭沖具有深謀遠慮的政治家眼光。他居高望遠,思路清晰,做好民主法製建設這篇大文章。在他連任第五、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期間,先後主持起草和製定法律近百部。我國民主法製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凝結了他的智慧與心血。

1993年,民主與法製出版社出版了彭沖的《民主法製論集》一書。他的研究和探索,為我國民主法製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彭沖的一個基本的、重要的思想是:民主法製建設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石。他提出,要做好民主法製建設這篇大文章。治國要靠民主,要靠法製,高度民主和完備法製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標志。

抓四人幫

彭沖這個名字,對于建國以後江蘇和南京的幹部民眾來說,無疑是家喻戶曉的。彭沖在這裏工作了二十餘年,歷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市長、中共南京市委第一書記、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南京軍區第二政委、軍區黨委第三書記、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等職。

1976年10月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後,指派彭沖與蘇振華倪志福一起赴上海去接收黨政大權,去穩定局勢,恢復生產,揭批“四人幫”及其餘黨,支撐一方大局。彭沖在上海的四年,是風雨雷電的四年——緊張、熱烈而帶有驚險色彩。

急派中央工作組,彭沖受命赴上海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在北京被拘捕。這四人中,王、張、姚三人均直接來自上海,江青也同上海有著歷史和現實的千絲萬縷的關系。因此,粉碎“四人幫”後的諸端大事之中,接收上海和解決上海的問題,自然處于極端重要而緊迫的位置上。中共中 央在1976年10月18日晚上通過電台宣布了粉碎“四人幫”這一令世界震驚的訊息,而從10月7日開始,就分批把各省、市、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召到北京去“打招呼”了。彭沖時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南京軍區第二政委,是第一批被召到北京去面談的。整整20年後的1996年10月,他是這樣回憶這一段往事的:

彭沖

1976年10月7日下午,我正在辦公室,桌上的保密電話機的鈴聲響了。拿起聽筒,裏面是中央辦公廳一位平時很熟悉的局長的聲音,話很扼要,但有點嚴肅。他說:“中央請你馬上到北京來,是黨中央主要領導同志決定的。接你的專機馬上就到,請你不要離開辦公室。”多年養成的習慣,我什麽也沒有多問,就擱下了電話。當然,心中的納悶是有的:中央相召這麽急,不知又出了什麽事。到飛機場一看,才知道同被召去北京的還有廖漢生丁盛同志,他們當時是南京軍區政委司令員。到了飛機上一看,已經坐在機上的還有馬天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主持工作)和周純麟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原來專機是從上海飛過來的。馬天水一見面就問我:“去北京有什麽事?”我說:“我還不跟你一樣?”他就不吭聲了。

到了北京,在京西賓館住下以後,我們很快就被接到西山開會的地方,中央的領導同志都已等在那裏了。1976年10月7日晚上那一次談話,中央的同志向大家強調了把“四人幫”抓起來的必要性,更多的是講了毛主席生前對“四人幫”的不滿和批判,說明辦這件事是必要的,也是有根據的。于今來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樣強調無疑是正確的,這才有利于統一認識,穩定大局。

我們聽了都很振奮,長在我們黨身上的毒瘤終于被開刀了,這一天終于到來了。我們幾人都表示擁護。

中央第一批打招呼的是四個省、市(江蘇、山東、湖北、上海)和三個大軍區(南京軍區、濟南軍區、武漢軍區)。

這個“打招呼”會議在1976年10月8日又開了一天,是各省、市和各軍區的人發言,對“四人幫”進行揭發和聲討,氣氛極好。1976年10月9日晚上,中央的幾位領導人又找我們和南京軍區的四個人談了一次。我們是10日中午被送回南京的。

彭沖于1976年10月13日又有第二次北京之行。他說:本來以為無非是中央對揭批“四人幫”再作進一步的部署罷了,哪裏知道,這次是中央要把我們三人(蘇振華倪志福)緊急派去上海,接管上海,商議解決上海問題的方針大計。

當時中央政治局對解決上海問題的方針是兩句話: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中央交代我們:中央工作組到上海的任務,就是抓好揭批“四人幫”的階級鬥爭,千萬不要鑽到具體事務裏去。具體事務讓當時的職能機構去搞。有人如果乘機搗亂,破壞生產,破壞革命,你們查他們就是了。

在會上講得最多的是葉帥,他雖已79歲高齡,仍頭腦敏捷,侃侃而談,條理清晰,最能抓住要害。葉帥強調解決上海問題的重要性:上海是“四人幫”的發家之地,經他們多年經營,勢力日見坐大,盤根錯節,情況復雜。上海又是全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和最大的城市,在政治和經濟上均有舉足輕重之勢。葉帥強調去上海的方針是穩住局勢,穩定人心,恢復生產,抓住揭批,取而代之。葉帥再三強調:上海穩住了,全國就穩住了一大半,就是為中央分憂。葉帥這番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後來幾年的實際工作,我們一直以此作為指導思想,也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在1976年10月13日晚上的會議上,中央決定任命蘇振華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倪志福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彭沖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委會第二副主任。以這樣的頭銜任命蘇、倪、彭三位,自然是為了以高屋建瓴之勢奪去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在上海曾經有過的兼職,並足以壓倒“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實現中央對上海的領導。但這項任命直到1976年10月20日才正式發表,這是因為中央在選擇一個時機。中央要以最恰當的時機來鼓舞士氣,支持民眾,打擊敵人。

工作組陣容強大,堪稱“臥虎藏龍”

1976年10月19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的北京廳,由蘇振華主持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除倪志福、彭沖參加外,又增加了如下幾位:林乎加,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嚴佑民,時任公安部副部長;車文儀,時任海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毛聯珏,時任中共北京市委秘書長。

這幾位都是中央工作組的領導成員,將分工掌握上海一個系統的運動和生產,後來都成為上海新市委的副書記或常委。中央工作組還有一位領導成員陳錦華,時任紡織工業部計畫司司長。他已先被派往上海,以了解經濟計畫的名義,了解“四人幫”在上海餘黨的最新活動情況。

蘇振華在會上鄭重地告訴大家:“四人幫”雖已被拘捕,但上海的黨政大權還掌握在“四人幫”餘黨的手裏,而且正在蠢蠢欲動,要出大事,出了大事就要影響全國。所以,中 央決定立即派出一個強大的工作組去上海接收黨政大權,此事十分緊迫。請各位稍作準備,立即趕去上海。

盡管當時中 央要處理的問題很多,要向各方派出得力人員的需求量很大,向上海派人還是得到了中 央和國家各部委的大力支持。被派往上海的幹部雖明知那裏的鬥爭將十分復雜,任務十分艱巨,但仍以參加中 央工作組為榮,得到通知後立即奔赴新的崗位。

中央組織了一個強大的工作組,計有省部級幹部17人,司局級幹部58人,陣容強大,堪稱“臥虎藏龍”。在他們之中,當時隻是一般幹部和年輕人的,後來許多人很快成為黨和國家機關的骨幹,成為部長、駐外大使或部級企業的總裁、總經理。有的當時是司局幹部,後來被推選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位領導人乘坐海軍的專機飛抵上海。林乎加、毛聯珏、車文儀等在組織安排其他人員以最快速度趕赴上海後,同機抵達上海。“四人幫”餘黨蠢蠢欲動,但並未“天下大亂”彭沖從到上海的第一天開始,就進入了一個復雜混沌的世界,這是“四人幫”苦心經營了多年的復雜世界。

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一行14人乘坐的海軍專機于10月19日下午6時左右飛抵上海虹橋機場。機場一片沉寂,正處于嚴密的戒備狀態。飛機落地已經十餘分鍾了,還沒有一個機場工作人員趨前過問。正在這時,海軍駐上海部隊的一個車隊飛快地駛進機場,一字排開停在專機旁邊。海軍上海基地司令員杜彪、政委康庄帶著全副武裝的警衛人員走下車來,登上飛機,向蘇振華敬禮,並說:“蘇政委,我們接你們來了,遲到了一步,對不起。”蘇振華的眉結舒展開了,向倪志福、彭沖微笑了一下,招呼大家說:“同志們下飛機吧!”

在機場候機室裏,早已有兩個人在等候:一個是上海市委警衛處政委,一個是上海警備區副政委。兩人走上前來,對蘇振華說:“請問各位首長,是路過上海呢?還是到上海有事?”穿著海軍製服的蘇振華面色嚴峻地說:“我們沒有通知你們,你們怎麽會知道,跑到這裏來的呢?”兩人還想說點什麽,蘇振華一行不作理睬,登上海軍駐上海基地的車子,飛快地走了。他們第一次抵達上海的這幾天,是住在海軍上海基地的招待所。在這裏,他們將摸一摸上海的脈搏,然後製訂接收上海的各項計畫。

原來,中央工作組第一次飛抵上海的事,當時中央沒有通知尚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主持下的上海市委,而是直接通知了海軍上海基地,因為粉碎“四人幫”這件大事還沒有向各級正式傳達和向全國公布,中央還需要做很多準備工作。中央工作組開進尚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控製下的上海還有風險,尚須一定時日保密。

可是,沒有得到通知的上海市委警衛處居然搶先一步進入機場,可見“四人幫”在上海餘黨當時獲得信息之快、掌握交通樞紐之靈了。而其時,正是“四人幫”上海的餘黨陰謀發動武裝叛亂的關鍵時刻。彭沖事後談到機場這一幕時說:“這一幕有點驚險色彩。但對我們幾個老兵來說,會上這些小把戲的當嗎?談何容易!但他們撈到訊息這麽快,搶先一步趕到機場同我們照了面,說明他們的情報系統很靈,不可小看!”

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位抵達上海的當天晚上,就找當時尚在主持上海市委工作、六天之前在北京聽了中 央“打招呼”之後回滬的馬天水談話。談話是由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位一起談的,要馬天水匯報從北京回來以後做的工作和思想認識。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位神態從容,主要是聽,也插一點話;馬天水則精神緊張,講得結結巴巴。這頗像一出當代的“三堂會審”。同馬天水談完,接著就找王秀珍、徐景賢來個別談話,還是“三堂會審”。同馬、徐、王逐個談完,已是10月20日的凌晨5時了。每談完一個,當晚就由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的秘書分工向中央辦公廳匯報談話情況。

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等還分別會見了王一平韓哲一和先到上海了解情況的陳錦華等人,了解“四人幫”上海餘黨的活動情況,也了解上海幹部民眾的認識和動態。

中央工作組如此緊張地工作,不是沒有原因的。在中央工作組抵達上海之前,“四人幫”上海餘黨正在醞釀發動一次與中央相對抗的武裝叛亂。

馬天水是在1976年10月7日上午接到北京通知,而與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一起到中央開會的。對這個通知,包括中央直接通知周純麟而不是通過他轉告,馬天水與徐景賢、王秀珍當時就議論過,覺得“不正常”,特別覺得開會內容“太不摸底”。以往馬、徐、王他們去北京開會,事先總會得到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預告,這一次為什麽“中央首長”一點招呼也不打呢?他們往北京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住處一個一個掛電話,或沒有人接,或聯系不上,不免有恐慌之感。

馬天水到了北京,聽了“打招呼”之後,已為紀律所製,不敢與上海聯系,使得留在上海的徐景賢、王秀珍與馬天水又失去了聯系。可是,有幾個小人物正以各種暗語向上海報告“四人幫”出事的訊息。有人在北京給王秀珍通電話時說:“我的老胃病復發了!”有人給徐、王打電話說:“我娘心肌梗塞!”這些推波助瀾的小道訊息,促成了“四人幫”上海餘黨有如下行動:

10月8日下午2時,徐景賢、王秀珍以及其他幾個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在康平路小禮堂(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舉行緊急會議,分析北京的情況和各路訊息,肯定“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北京發生了宮廷政變”,討論“上海怎麽辦,要有緊急部署”。

10月8日下午3時,徐景賢王秀珍以在滬主持工作的市委書記的身份,向上海市民兵指揮部(號稱有百萬民兵)負責人和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發出指令:“一切行動由徐景賢、王秀珍統一指揮。”

10月8日下午4時,徐景賢向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廣播電台和新華社上海分社的負責人下了三條指示:(1)中央如發出有關新聞,你們要先報告市委;(2)要繼續宣傳“按既定方針辦”;(3)要立即加強電台、報社的警衛。徐景賢還向他們講了一個事例:當年蘇軍出兵捷克時,捷克國家廣播電台隻聽一個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指揮,對別人的指令都不聽。此時舉此例的真意不言而喻。

同一天晚上,“四人幫”在上海的另一骨幹朱永嘉趕到以上四家新聞單位逐一布置任務:布置《文匯報》,“如果他們(指中 央)發來某某反黨集團的訊息,我們不登,我們登出《告全國人民書》、《告全世界人民書》”;跑到《解放日報》命令,“假如《人民日報》登了那類訊息(指粉碎‘四人幫’一事),紙型來了,你們不要印”;要求廣播電台:“不要理睬中央的通知,照播《永遠按既定方針辦》的歌曲,不要轉播中央電台的訊息,廣播上海‘兩報’的文章”;還規定,電台、報社聽他指揮。朱永嘉在名義上雖然不過是寫作組組長,“文革”中卻是上海政壇上的風雲人物,與張春橋、姚文元有單線聯系,取得張、姚的絕對信任,掌握上海輿論大權,甚至壓過了徐景賢。因此,他在發動武裝叛亂以對抗中央的問題上有瘋狂的信念,已經製訂了“還我春橋!還我江青!還我洪文!還我文元”和“一月革命風暴萬歲”等口號,準備印發《赫魯曉夫是怎樣上台的》文章,妄圖拉出民兵,拿起武器,負隅頑抗,“打一個星期,打三天五天也好,讓全世界知道”。

在徐景賢這邊,晚上果然下了這樣的手令:“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2500人集中,3.1萬人值班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同時下命令調集公安幹警1500人,動用各種槍支2萬餘支,子彈數萬發,汽車、機車225輛,架設應急電台15部,並確定了指揮位置。

1976年10月9日他們又緊張活動了一天。最大的動作是上海市民兵指揮部召開了10個區、5個民兵師的“緊急會議”,以“加強戰備”為名落實徐景賢的手令。

黃浦江畔,群魔亂舞,對抗中央的武裝叛亂一觸即發,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正當“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蠢蠢欲動的關鍵時刻,1976年10月9日下午,中央緊急通知徐景賢、王秀珍也到北京開會,這樣,馬(馬天水在10月7日被召到北京以後,一直未回上海)、徐、王三人都被留在北京洗了三天腦,從而使“蛇無頭不行”,打亂了他們妄圖武裝叛亂的計畫。同時,上海警備區根據中央軍 委的通知,指示所屬駐軍“嚴防內潛外逃”,密切註視上海市民兵指揮部的行動。10月10日以後,中央粉碎“四人幫”的訊息已經由種種渠道逐步傳進上海,涓涓細流溫暖了千萬人的心田。上海灘很快就沸騰起來,並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餘黨。

工作艱巨復雜,更見領導藝術

中央工作組在上海經歷的鬥爭,于今回顧,客觀地說,即使不能說是驚濤駭浪,也絕不能說是風平浪靜。

中央工作組的對手,有黨棍,有文痞,有地痞,是一幫在上海沖殺廝混了多年的“地頭蛇”。中央工作組本身,是幾天之內倉促集中後從北京趕來的,人生地不熟,因此,每跨出一步,都要遇到困難和阻力。

這時,就充分顯示了中央工作組主要領導成員的革命堅定性、高超的領導藝術和互尊互諒的團隊精神。三位主要領導人,蘇振華是一位著名將領,倪志福是一位著名工人領袖和勞動模範,彭沖同他們二位都是初次相處,又初次共同運籌解決這麽一件大事,可是他們之間在工作中徹底實行了集體領導與分工負責相結合的方式,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多謀善斷,因而使中央工作組在發動民眾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當時非常重視依靠中 央工作組其他幾位領導成員,依靠他們去開啟一個一個系統的局面。如依靠林乎加(經濟專家和農業專家,長期在國家計委工作,對全局和上海有深刻的了解)去開啟工交系統的局面,依靠嚴佑民(公安專家)掌握全市揭批“四人幫”的專案工作,依靠陳錦華(當時中央工作組裏最年輕的領導成員)去開啟文化系統的局面,依靠趙行志(資深外交官)去開啟外事系統的局面,依靠鄭拓彬(外貿專家,後來擔任外貿部部長)去開啟外貿系統的局面,依靠彭德清(海軍高級將領,交通部副部長)去開啟交通系統的局面,等等。他們還特別重視原來在上海市委擔任領導工作、後來受“四人幫”排擠的王一平、韓哲一在運動中的領導作用。

工作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或者說運動的阻力首先來自“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在上海灘大撈了多年的新貴們,能心甘情願地退出歷史舞台嗎?武裝叛亂不成,就搞種種合法鬥爭或非法鬥爭,幹擾和破壞清查運動的大方向。能回憶起的材料有如下數例:

第一,1976年10月16日下午,南京路上的20路電車正在行駛,忽然一個乘客發現座位上有一張傳單,上面赫然寫著:“誰搞隔離審查就是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

第二,果如李先念所說,有“四人幫”餘孽大造彭沖的謠言。1976年11月6日,解放日報社接到一個電話,說:“有個工廠反映,交通大學貼出了‘彭沖滾出上海去’的大標語,快去報道!”交通大學是當時揭批“四人幫”很積極的單位,在上海起著帶頭作用。一查,根本沒有這回事,而是這家工廠一個王洪文的“小兄弟”放出來的謠言。就在這個月的一天,我(本文作者———編者註)忽然接到江蘇省委辦公廳打來的電話說,南京傳得很普遍,說“彭沖遇刺”,警衛員也受傷了。我回答說:彭書記很平安,沒有此事,請各位放心。彭沖聽到這個訊息時,哈哈大笑。

第三,1976年的11月、12月,上海市場上的大路貨“飛馬”牌、“海鷗”牌香煙突然脫銷了。一查,原來問題出在煙糖公司的一個頭頭身上。此人是王洪文“五虎將”之一的一個親信,以“我已指揮不動”為借口,消極對抗,看中 央工作組的笑話。有幾天,市場上還忽然刮起了一股搶購毛巾和火柴的怪風,有人一次買走幾十條毛巾和幾十包火柴。商業部門有人建議限量供應。情況報到彭沖那裏,他對產生這類問題的原因了然于胸,應付自有辦法,同蘇振華、倪志福等幾位領導商量後斷然決定:從庫存中緊急提發,堅決頂住怪風。彭沖說:“不上這個當,毛巾、火柴不能當飯吃,頂一陣就過去了。”果然,頂了幾天,搶購風銷聲匿跡。

在市場商品供應方面,真正的困難是有的。彭沖分析說:“毛巾、火柴這類商品,倉庫裏有的是;就是缺少,緊急生產和調運也不難,這點本事商業部門還有。我們擔心的是這十年‘四人幫’、特別是張春橋之流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幹擾、破壞了正常的經濟規律,什麽‘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什麽‘革命搞好了,生產下降也可以,民眾生活再苦也沒關系’。把幹群的思想搞亂了,把國民經濟拖到崩潰的邊緣,這不是一時之間可以解決的問題。”因此,彭沖以他幾十年領導生產的豐富經驗,一方面配合蘇振華、倪志福領導運動,一方面當仁不讓地從一進入上海就開始抓生產,頻頻召集計畫、工交部門的幹部開會,聽取匯報,分析情況,提出措施,布置任務。

民眾發動起來,萬炮齊轟“四人幫”

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三人在北京被洗了三天腦,于1976年10月13日(就在這一天,中央把彭沖第二次接到北京,組建中央工作組,準備接管上海市委)被放回上海,中央責成他們向上海幹群傳達中 央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內部檔案並表明他們的態度。這招很厲害,一石三鳥:既讓馬、徐、王自己把自己放到陽光底下照一照,對中央的決定是真擁護還是假擁護;又可以牽製住那麽多“四人幫”上海餘黨的蠢蠢欲動之念和狗急跳牆之舉;更可以開啟閘門、推倒圍牆,放手發動上海的民眾起來揭批“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餘黨。

上海傳達到區、縣、局和大專院校的負責人,下午陸續傳達到民眾。一夜之間,已經聽到許多小道訊息的上海民眾立即沸騰起來了。全市所有的大街通衢,一下子涌現出成千上萬張大字報、大標語,萬炮齊轟“四人幫”。最熱鬧的是外灘,從北京東路外灘向南,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大樓前面,一直延伸到延安東路外灘,所有的防汛牆上、大樓牆上,都貼滿了大標語。上面寫著:“誓死捍衛黨中 央!打爛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反黨集團!”“絞死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砸爛‘四人幫’在上海的老窩!”“揭開上海市委階級鬥爭蓋子,徹底肅清‘四人幫’流毒!”“上海市委為什麽不傳達中央關于上海是‘四人幫’基地的指示?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必須老實交代!”……

從10月15日下午2時開始,一隊又一隊手擎紅旗和標語的遊行隊伍,自發地來到外灘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大樓前,表示擁護黨中 央對“四人幫”採取的措施。從下午5時起,人群源源而來,外灘人山人海,口號此起彼伏。每過來一支遊行隊伍,兩旁民眾就熱烈鼓掌致意。此情此景,使每個身歷其境的人都深切感受到:上海的民心、軍心、黨心,是向著黨中 央的,無比仇恨禍國殃民的“四人幫”。

交通大學、上海葯物研究所、上海輪胎一廠、南洋模範中學、湖南路街道辦事處、上海越劇團等單位約10萬民眾,不顧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的規定,擁進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張貼大字報,開展廣播宣傳。許多民眾還擁進了王洪文所住的22號樓,砸了一些家具和玻璃窗。

交通大學的師生走在這場民眾運動的前面。他們首先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周圍刷出使馬、徐、王心驚肉跳的大標語:“砸爛反革命集團的黑窩!”“揪出反革命的幫凶!”“清除四害,斬草除根!”

他們還迫使徐景賢走到院子內,向民眾表態,並要他轉告馬天水、王秀珍等,要好好檢舉、坦白、交代!

交通大學的團委、學生會還發起召開了全市16所高等院校的“聲討‘四人幫’大會”,有3萬多人參加。這個大會通過了向黨中 央的兩點請求:一、立即改組上海市委,組成新市委,領導上海人民進行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大會表達了對馬、徐、王主持的上海市委不予信任。二、立即派中 央調查組到上海,調查“四人幫”在上海的一切罪惡勾當。

上海的民眾又自發組織了一次以工人為主的100萬人聲討“四人幫”大會,有200多個單位參加。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

以上兩個大會的功績,是剝奪了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的主動權,打破了他們妄想領導、操縱這場運動的企圖,顯示了上海人民民眾心向何處。

馬、徐、王亂陣腳,蘇、倪、彭撐大局

在民眾的強大壓力下,心慌意亂的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向中央發出告急電話如下:

徐家匯、康平路周圍以及外賓車輛必經的延安西路淮海路等處,由交通大學學生等刷出了一批“打倒‘四人幫’”的大標語。其內容除指名“打倒王、張、江、姚”四人的以外,還有“砸爛反革命集團的幫凶”等貼在市委周圍。我們估計,這類大字報一多,特別是聯系上海市委的標語增多的話,有些思想尚未轉過來的人,會貼出反擊大標語。有的會出來支持市委,甚至可能貼出為“四人幫”辯護、矛頭指向黨中 央的大標語。如有打砸搶者,我們將採取堅決措施予以鎮壓。

這個電話,話中有話,軟中帶硬。

到第三天深夜,馬、徐、王又向中央發出第二個告急電話:

原來打算在文化廣場召開“上海市委(指當時尚在馬、徐、王主持下的上海市委)憤怒聲討‘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大會”,但考慮到有一百幾十個單位發起定于明天(19日)下午在人民廣場召開30萬人的大會,帶頭的是交大,他們的負責人通知我們說市委的大會是陰謀,他們要沖大會。由于我們當時已不能調動任何力量保衛會場,我們隻能決定市委的大會停開。我們準備去參加這個大會,和民眾一起揭發、批判“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並接受民眾的揭發批判。

市委機構整個已經癱瘓,急請中 央予以指示。

這兩個電話稿,均經過馬天水、徐景賢一字一句地精心推敲,既多少反映了他們當時的狼狽相,同時也對中 央施加一點壓力,妄圖使中 央能夠出面為他們解圍,威脅與告急並舉。

黨中央高屋建瓴,因勢利導,抓住戰機,當機立斷,深夜通知上海:

根據你們來電話要求派人,中 央決定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同志去上海了解情況,幫助工作。他們今晚已到上海,會和你們聯系的。

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一伙接到這個電話後,十分緊張。他們對于中 央派彭沖去上海尤其敏感和反感。

以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中央工作組主要領導成員抵達上海後,在海軍上海基地住了四天,了解情況,觀察動態,交換看法,以便向中 央匯報。

蘇振華、倪志福、彭沖飛回北京,向中 央匯報當前情況和對策並取得中 央指示後,從北京飛到南京停留一天,上午再次飛抵上海,住錦江飯店南樓。從粉碎“四人幫”之日起,中 央以及外事部門即決定上海停止接待外賓。這時,蘇振華的隨員是:秘書1人,機要員2人,打字員2人;倪志福的隨員是:秘書2人;彭沖的隨員是:秘書3人。彭沖對我們說:中央工作組是強大的,上海幹群是遲早要起來革命的,看看我們能不能因勢利導,趁熱打鐵。你們要抓住情況,反映動態,盡可能到現場看看。

彭沖的工作班子與倪志福的工作班子一起住在興國路招待所時,用的是一個餐廳。倪志福每天要的宵夜是一碗陽春面,天天如此,這給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難忘。林乎加、嚴佑民、陳錦華、鄭拓彬、趙行志等同中 央工作組的其他人員住在一起,便于直接指導各系統的運動。

這一時期的彭沖是很忙的,天天工作到凌晨兩三點,熬通宵也是常事。如此夜以繼日,日復一日,有幾個月一直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之中。已經進入花甲之年的彭沖,常年參加體育運動的習慣和一貫樂觀的心情,給了他一副好身體,始終精力充沛,精神抖擻,從未見他有任何疲憊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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