彌生時代

彌生時代

彌生時代(やよいじだい)約公元前300-公元300年 日本古代使用彌生式陶器的時代。其文化稱彌生文化。1884年這種陶器首次在東京都文京區彌生町發現。彌生時代在繩文時代之後,古墳時代之前,約當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3世紀。可分前、中、後期。彌生文化是在繩紋文化的基礎上,受到大陸(包括中國和朝鮮半島)文化的影響而產生的。它首先出現于九州北部並逐漸向東發展,到了後期基本上遍及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境。彌生時代普遍有了以種植水稻為主的農業;開始使用銅器鐵器;原始社會開始逐漸向階級社會過渡;與中國、朝鮮半島交往頻繁,深受大陸文化的影響

  • 中文名稱
    彌生時代
  • 外文名稱
    Yayoi era
  • 公元前
    300-公元300年
  • 地址
    日本

​概述

彌生時代(約公元前300-公元300年)

彌生時代

彌生時代,日本古代使用彌生式陶器的時代。其文化稱彌生文化。1884年這種陶器首次在東京都文京區彌生町發現,故名。彌生時代在繩紋時代之後,古墳時代之前,約當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3世紀。可分前、中、後3 期。彌生文化是在繩紋文化的基礎上,受到大陸(包括中國和朝鮮半島)文化的影響而產生的。它首先出現于九州北部並逐漸向東發展,到了後期基本上遍及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境。彌生時代普遍有了以種植水稻為主的農業;開始使用銅器和鐵器;原始社會開始逐漸向階級社會過渡;與中國、朝鮮半島交往頻繁,深受大陸文化的影響。

介紹

村落和農業、紡織

村落多建在河流附近的台地或平地上,周圍往往設壕溝。房屋一般是豎穴式的,平面呈圓角方形或圓形。為了貯存谷物,建築幹欄式(見幹欄式建築)的糧倉,其遺跡在兵庫縣的田能、靜岡縣的山木和登呂等遺址被發現。村落附近有水田,以登呂遺址為例,它們被劃分成許多整齊的長方形田塊,用木樁和木板加固畦埂,水渠縱貫田間。除種植水稻外,其他農作物有瓜類、粟、豆類及麻等。農具除石、鐵製品外,還大量使用木鍬和木鋤等,收割則多用石刀(鐮)。與繩紋時代相比,狩獵和漁撈在技術上雖有進步,但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的比重已大大下降。隨著農業的發展,開始有了紡織業,織物是平織的麻布。普遍發現陶製和石製的紡輪。從奈良縣唐古、愛知縣瓜鄉、大分縣安國寺和靜岡縣登呂等遺址出土的木製織機部件來看,當時使用的是一種單綜的原始織機。

鐵器和石器

鐵器出現于前期,熊本縣齋藤山遺址出土的鐵斧便是例證。中期鐵器普遍增多,種類包括鍬、鋤、鐮等農具,斧、鑿、錐、(簡單的刨)等工具,刀、劍、戈、矛、鏃等武器,以及魚叉、魚鉤之類。但直到中期,石器的使用仍很普遍。與繩紋時代相比,打製石器顯著減少,磨製石器大為增加,後者主要是斧(鍬)、錛、鑿、刀(鐮)等工具和農具。福岡縣的今津、今山和立岩發現專門製作磨製石斧和石刀的加工場遺跡,其製品在九州北部乃至中部地區廣泛分布,可見磨製石器的製作已專業化。到了後期,由于鐵器進一步普及,石器才迅速減少,乃至絕跡。一般認為,前期的鐵器是從大陸輸入的,中期和後期則主要利用輸入的鐵料在日本在地加工製作。

銅器

主要為銅劍、銅矛、銅戈和銅鐸。劍、矛、戈分“細形”和“廣形”兩類。前者系從大陸輸入,發現地點主要在九州北部。後者是在地鑄造的,形體龐大,銅質不良,不是實用的兵器,而是祭器,除九州北部以外,還廣泛分布在四國、中國(本州西部)和近畿一帶。銅鐸是日本在地產的銅器,也屬祭器,其分布範圍在以畿內為中心的本州中西部和四國的東部地區,但在九州北部也發現了鑄鐸的範。銅鏡主要是從中國輸入的“漢式鏡”(見漢代銅器),也有少數是從朝鮮輸入的“多鈕細紋銅鏡”(見朝鮮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考古)。此外,還有在地仿中國鏡而製作的“倭鏡”。據研究,日本在地製作的銅器,銅料是由大陸輸入的。

陶器

陶器是彌生文化重要的內容之一,稱彌生式陶器。一般呈紅褐或黃褐色,燒成溫度約850℃。製作方法是泥條盤築,經慢輪修整。器形大致可分壺形器、瓮形器、 缽形器和高腳杯等類。 由于地域和時期的不同,彌生式陶器的形製變化比較復雜。前期的器物屬“遠賀川式”(1931年首次在福岡縣遠賀川畔的立屋敷遺址發現,故名),花紋用篦尖刻劃,或用貝殼押印。進入中期,“遠賀川式陶器”衰落,代之而起在九州出現無紋陶器,在本州西部出現櫛齒紋陶器,而本州東部的陶器則含有濃厚的繩紋式陶器的遺風。後期本州西部櫛齒紋陶器盛行,影響及于九州,並擴展到本州的東部。最後,陶器上施花紋的風氣衰落,便形成了與古墳時代的“土師器”相似的素面紅褐陶。

中國文獻中的有關記載

彌生時代中、後期的日本,在《後漢書·東夷傳》和《三國志·魏志·東夷傳》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載。當時日本總稱為“倭”,分成許多小國,有“王”、“大夫”、“下戶”、“生口”等不同的階級和階層。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奴”國曾遣使到洛陽漢朝賜其王以金印(見漢委奴國王金印)。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國王帥升又遣使來朝,並獻上“生口”(奴隸)。到了三國時期,邪馬台國成為許多小國的共主,其女王卑彌呼于景初三年(239)遣使到洛陽,魏帝賜“親魏倭王”金印及錦緞、銅鏡等各種禮物,由帶方郡派官吏回訪。此後,邪馬台國又多次與中國交往。關于邪馬台國的所在地,學術界有兩種不同意見,即“九州說”與“畿內說”,長期爭論,至今未有定論。

歷史文化

彌生時代是使用彌生式陶器的時代。從日本開始種植水稻,使用鐵器、青銅器,到古墳出現時期,約當公元前二——三世紀到公元後三世紀。根據陶器型式的研究,可分為前、中、後三期。前期首先從九州擴展到近畿一帶(東日本尚處繩紋晚期之末),中期波及東北地方。扁平片刃石斧等磨製石器、青銅器和前期北九州的支石墓等多與大陸文化相同。彌生文化從一開始就具有先進的農耕技術,一般認為它是在來自朝鮮的集團影響下才出現的。中期以後灌溉技術進步,農業生產漸趨穩定。後期,鐵製農具普及,石器大體消失。銅鐸、銅劍、銅矛、銅戈等青銅祭器發達,出現製鐵和製鹽等的社會分工,通過交易和戰爭等,共同體得到統一,形成政治性的地區集團。北海道尚不能種植水稻,仍處在繩紋文化階段。

農業水準

彌生時代,種稻技術從大陸傳入後,成為日本農業的主要支柱。最近,福岡縣板付遺址證實繩紋晚期已有水稻種植。彌生前期利用低窪地種植水稻。中期以後開水渠引地下水灌溉低窪地以外的水田,開始使用排水設備進行人工灌溉。春耕用石器,秋收用石刀。後期鐵製農具普及,發展為用鐵鋤翻地,用鐵鐮收割(割稻穗),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到古墳時代後期,開始推廣插秧和割稻。

歷史記載

中國、朝鮮使用的日本古稱。有關日本的最古文獻是《漢書·地理志》,其中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的記載。朝鮮高句麗廣開土王碑已稱日本為“倭”。日本的五王也自稱“倭國王”。日本使用“日本”兩字是在天智朝以後,中國則在唐朝以後。雖有一種說法認為“ゎ”是很早與中國通交的築前怡土(ぃと)的變音,但在大陸各地也有許多稱為“倭”的集團,因此有必要從中國對“倭”字的用法來解釋。

倭奴國王印

福岡市東區志賀島出土的金印。1784年(天明4年)發現,福岡藩主黑田家收藏。為邊長二點三釐米(漢尺一寸)的正方形,印身高零點八釐米,重一零八點七克。上有蛇鈕,加印身計高二點三釐米。分三行刻有五個隸體字“漢委奴國王”。有各種讀法,一般讀作“漢倭奴國王”,認為這顆金印就是《後漢書·東夷傳》記載的東漢光武帝時公元57年倭之奴國王朝貢時接受的那顆印章。還有私印說和偽造說,但缺乏說服力,現為日本國寶。

邪馬台國

《三國志》的《魏志·東夷傳》倭人條記載的倭女王國名。《魏志》記載,二世紀末倭有許多小國分立,邪馬台國是統治這些小國的強大國家。女王卑彌呼統率周圍的奴國和伊都國等許多小國,數次向魏朝貢。女王死後,統治力量為之動搖,後立同族的壹與為王,力圖復興。當時的社會由王、大人、下戶、生口等各種身分構成。王有主管祭祀的女王和負責政治、軍事的男王,共同進行統治,大人協助。下戶受王和大人的支配。生口是戰俘,相當于後世的奴隸。關于邪馬台國的所在地,大和說與北九州說較有力,但因史料限製,尚無定論。

文化傳播

自公元前2、3世紀至公元後3世紀末、4世紀初的這五六百年時間,在日本考古學上稱為彌生文化時代,是倭人脫離野蠻狀態、進入文明社會的轉折時期。如果說繩紋文化時代倭人社會發展緩慢,歷史前進的步伐以千年為單位,那麽進入彌生文化時代後,日本由于同中國漢朝和三國時期魏、吳的文化交流增加,倭人社會的發展步伐驟然加速,歷史前進的步伐不再以千年而是以百年為單位。

始于公元前2、3世紀的這一次社會生產力的突然飛躍,結束了倭人社會以漁獵為主的採集經濟,發展出以種植水稻為主的農業經濟。不少學者認為,促成這一突變的主要因素是躲避秦苛政的中國移民逃至日本,帶來了大陸先進的生產技術。

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劉邦建立了大漢帝國後開始實行休養生息政策。至漢武帝(公元前140年)時期,社會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對建于王險城的衛氏朝鮮發動戰爭並滅朝鮮,後在其地設玄菟、樂浪、真番、臨屯四郡。

在四郡設定之前,中日兩國人民的往來非常不便。四郡設立之後,打通了漢與東方各國間的通路,倭人和漢族人民之間的交往不再受阻。關于這點,範曄在《後漢書·東夷傳》中寫道:“武帝滅之(指衛氏朝鮮),于是東夷始通上京。”這一記載表明,當時的倭人、倭人國的使節以及漢族人民,大約都通過樂浪郡實現聯絡、辦事以及停留等等,進而有倭奴國王、面土國王等遣使漢都。及至邪馬台國時,倭女王與魏王朝互派使節,交往更為頻繁,兩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也更加頻繁和暢通。這樣,通過正式的外交渠道,中國的文化和先進生產技術,就沿著這條要道傳入日本群島。

大陸文化的傳入不僅是生產技術等單純的文化傳播,而且伴隨著人種集團的移動。人類學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存在移居者集團的佐證。日本學者測定了北九州和山口地方發現的彌生人骨,發現北九州、山口的彌生人具有長身、高額的特征,既不同于繩紋人,也不同于古墳人。他們認為,這種特征應該解釋為是由外來因素帶來的,可以認為這些彌生人是移居者或受其遺傳影響的人。而長身、高額的彌生人在日本的分布與水稻種植傳入地基本一致,可見移居者集團在彌生文化形成中起到了主導作用。

中國文化傳入的幾次浪潮與彌生時代的分期在時間上也是完全吻合的。彌生時代除早期外,一般以陶器編年和銅鏡年代為依據,劃分為前、中、後三期。前期,約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100年;中期,約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後期,約公元100年至300年。倭人社會各方面發生巨大變化是在中期以後,與四郡設定後中國中原文化的直接傳入是密不可分的。

彌生時代是日本民族和國家奠定基礎的時代,其基本特征概括起來就是:(1)鐵器代替石器,由石器時代越過青銅器時代,直接進入鐵器時代;(2)普及以水稻種植為主的農業生產,由採集經濟越過牧畜階段,直接過渡到農業社會;(3)農村公社代替原始公社,由原始公社製向階級社會過渡,形成地區性早期奴隸製國家;(4)脫離孤立狀態,加入中國的冊封體製,成為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社會的一員。日本民族的許多特點和傳統,都可以從彌生時代追溯其淵源。例如,以種植水稻為主的農業生產形態;發端于農村公社首長權的天皇製統治形式;近代以前作為東亞國際社會一員的基本外交格局;以及由于公社關系長期存在而形成的集團主義和外來文化強烈影響造成的在吸收先進文化方面的寬容性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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