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

張謇

張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號嗇庵,漢族,祖籍江蘇常熟,生于江蘇省海門市長樂鎮(今海門市常樂鎮)。清末狀元,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張"實業救國"。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上海海洋大學創始人。

張謇創辦中國第一所紡織專業學校,開中國紡織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紡織原料供應基地,進行棉花改良和推廣種植工作;以家鄉為基地,努力進行發展近代紡織工業的實踐,為中國民族紡織業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被稱為"狀元實業家"。

2015年4月18日,以我國近代著名狀元實業家、教育家、上海海洋大學創始人張謇命名的萬米級載人深淵器科考母船"張謇"號開工建設。

  • 中文名
    張謇
  • 別名
    字季直,號嗇庵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江蘇省海門廳長樂鎮
  • 出生日期
    1853年7月1日
  • 逝世日期
    1926年7月17日
  • 職業
    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
  • 信仰
    實業救國
  • 祖籍
    江蘇常熟
  • 其他成就
    考取狀元, 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
  • 星座
    巨蟹座

​人物簡介

張謇[jiǎn]1853年出生于江蘇海門常樂鎮。1869年科舉考中秀才,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前往南京投奔原來通州的(今南通市)知州孫雲錦。 1876年(光緒二年)夏,前往浦口入吳長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1880年(光緒六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張謇

1882年(光緒八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勢力擴張。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強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

1884年(光緒十年)隨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離開慶軍回鄉讀書,準備應試。 1885年順天府鄉試考中舉人,1894年(光緒20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考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銜。1909年被推為江蘇咨議局議長。1910年,發起國會請願活動。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起草退位詔書,在南京政府成立後,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1914年兼任全國水利局總裁。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走上實業教育救國之路。1926年7月17日病逝,享年73歲。

生平經歷

早年求學

1853年7月1日(清鹹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謇出生于江蘇通州(今南通)海門常樂鎮。張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後被稱“四先生”。張家世代務農,直到張謇的父親張彭年時,才在務農之餘兼營一個製糖的作坊。

張謇

張謇4歲時啓蒙,5歲入塾,清鹹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聰慧過人,但是張家祖上三代沒有人獲得過功名,也就是所謂“冷籍”。當時科舉規定,“冷籍不得入試”。12歲時,謇父自闢家塾,延請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膳宿其家。為了取得應試資格,張謇15歲時由他的一位老師宋琛安排,結識了如皋縣的張家。張家同意張謇冒充自家的子嗣報名獲得學籍。同治七年(1868年)16歲時,由于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縣人張銓兒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註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皋縣學為生員。同治八年(1869年)張謇考上了中秀才。

但是從此如皋縣張家開始用冒名一事來要挾張謇,連續索要錢物,最後索性將張謇告上了公堂。這場訴訟延續數年,令張謇十分狼狽,家道也因此困頓。

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後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鮮發生了“ 壬午兵變”,張謇隨吳長慶到了漢城,他所撰寫的政見和議論很快傳回北京,主張對外持強硬政策,引起了高層官員的註意,並受到了光緒的帝師、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的賞識。翁同龢在政治上與慈禧不和,擁護光緒掌權,正需有人充實陣營,從此不遺餘力地提攜張謇。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給爭相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張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裏,繼續攻讀應試。這大約是一個舊時讀書人內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順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張謇終于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此後張謇開始參加禮部會試,向科舉的最高階段進發。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心灰意冷的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改為第十名。4月殿試時翁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裏,匆匆評閱之後,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並特地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張謇在41歲的時候,終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自1868年中秀才以來,張謇已經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個年頭,進出科場20多次,直接耗費在考場上的時間合計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與荒誕隻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狀元的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復雜,當天的日記中幾乎沒有興奮之情。喜訊傳到家鄉不久,他父親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規矩,他得在家守製3年,這似乎預示著他終將與仕途無緣。

張謇曾言:“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銷假,正值“百日維新”,恩師翁同龢被罷官,心知官場險惡難測的張謇,決心遠離官場,走上實業之路,“三十年科舉之幻夢,于此了結。”

隨軍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孫雲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光緒六年(1880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借機發動侵略戰爭。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反抗侵略,對外持強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光緒十年(1884年)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則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歸故裏,繼續攻讀應試。

蟾宮折桂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21歲、23歲、24歲、27歲前後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33歲,因孫雲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

從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蔭等對張謇就有了提攜之意,特別是“期許甚至”、“薦而不中”,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中會元,更說明了提攜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試時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張謇34歲應禮部會試不中;37歲赴會試,將無錫孫叔和的試卷誤認,孫中而張落;38歲應會試,場中誤以陶世鳳卷為張謇卷,陶中“會元”而張落第;40歲赴會試,又被武進劉可毅的試卷誤認,劉中會元而張又落第。)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張謇奉父命再次進京參加禮部恩科會試。二月,禮部會試,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復試時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師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試時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裏,匆匆評閱後,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閱卷大臣的工作,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還在光緒帝引見時,特地介紹說: “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張謇得中一甲一名狀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興辦實業

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借以沖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幹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于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鬥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製。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御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遊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嘗試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隻得向官府尋求援助,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年)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銹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恰在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隻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餘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啓東市)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凈利約370餘萬兩。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 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面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于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後,天生港又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

張謇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于師範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贊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嘆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範,計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範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範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範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

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

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

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于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他的母親金氏,原籍東台。清末明初他在母親的故裏東台也舉辦過不少企事業,對東台的地方經濟和文化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如于民國8年(1919年),在東台獨資創辦一所師範學校,取名“母裏師範”。校址在台城東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餘間。其創辦的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至今保留在東台市玉帶橋邊。

張謇除在通海、鹽阜等地區圍墾大片土地、開辦鹽墾公司外,在東台縣境曾和他的哥哥張詧(chá)((號退庵)共同辦過大賚(民國6年設于角斜)、大豐(民國7年設于西團)、通遂(民國8年設于沈灶)、中孚(又稱通濟,民國8年設于潘家 )等5所公司。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

東台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東台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

廢灶興墾,發展棉植,解決了辦紗廠所需要的原料。民國3年(1914年)張謇還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門口河南創辦了泰屬貧民工場一所,建房80餘間,佔地30畝,僱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項工藝的生產。民國8年張謇還將上海人招股籌建的東台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並增加股金,添置機件,于當年秋開始發電,解決了大街與一些使用者照明的困難。光緒30年(1904年),張謇創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闢了外江航線,以後又組成了大達輪船公司,在蘇北內河開闢航線。開泰-東-鹽班,每日對開一次,循運鹽河由泰州至東台,再由東台循串場河至鹽城。後來在東台設有分公司,沿線集鎮均設有輪船站,代辦貨運、客運,發展了東台與各鄰縣的水上交通運輸。

黃金時代

因為張謇是狀元出身,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鬥,獨佔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閃躲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就連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註冊,並且取得了“百裏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這是一個天賜良機,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據《南通縣圖志》記載,1920年,唐閘人口近萬戶,已接近5萬人。通揚運河沿岸工廠林立,商業繁榮。有人看到過當年國外發行的世界地圖,中國許多大城市都沒有標出,卻在南通方位赫然印著“唐家閘”三個字。一個彈丸小鎮因為一個叫張謇的人,進入了世界的視野。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不過,張謇作為掌舵人即便在盛極之時也不是沒有警覺,他曾發出過這樣的通告:“營業之道,先求穩固,能穩固,即不致失敗,即失敗亦有邊際,企業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敗必在轟轟烈烈之時;今吾通實業正在此時機。唯望吾實業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須堅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諸君者,在長久之道也。”

與政治共舞

雖然張謇從商之後,大部分時間都用于經營,卻很少有人簡單地把張謇稱為“商人”。這或許是因為他的政治和社會聲望實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無大權,也無巨富,但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所以被稱為“紳商”。用今天的視角來看,他應該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理想主義色彩的職業經理人兼公益家。

像這樣一個中國早期商業經濟領域教父級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發言,不管他願意不願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他迅速地轉向共和,剪掉辮子,日記換成陽歷,並且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總長。政治立場的迅速轉變為他引來爭議:是否有政治投機之嫌?

作為前清狀元和帝黨成員,張謇在武昌起義剛剛打響的時候曾經找到當時的江蘇總督,希望把革命鎮壓下去。這時他並不主張革命,因為革命代價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業家,尤其是棉紡織業的立場——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和社會的穩定。市場是他們的命根子,這時候,張謇對于國家的關心已經從效忠君王轉移到對市場穩定的維護上來了。

但很快社會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革命成為一種時尚。張謇是個有著清醒頭腦的人,一旦看到趨勢無法逆轉,他務實的一面就出來了。

他務實的態度就是:順應共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隻是希望以和平方式盡早結束動蕩,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第一,和孫中山見面,應孫之邀擔任民國內閣實業總長;第二,選擇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

今天的歷史教科書傾向用“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來概括孫中山的立場,但在當時的商人眼中,孫中山卻未必完全是他們利益的代言人。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中帶有部分公有製和共產主義色彩。很多年以後,張謇之孫、出任過南通副市長的張緒武翻看祖父的日記,發現裏面記述了他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次會面,對于孫中山,張謇的評價是四個字:不知崖畔。“ 崖”即“邊際”。這話的言下之意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麽問題都解決了。“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

用張緒武的話說,孫中山某種程度上的確有些空想的味道。但張謇是一個務實之人,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認為孫中山很難收拾局面,政府雖然成立了,但是很難長久維持。“這種情況下,他更願意和實力派的現實人物袁世凱合作。 ”張緒武說。

于是張謇離開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凱的陣營。袁世凱將宣統帝逼下帝位時所頒發的《清帝遜位詔書》就是張謇草擬的。孫中山履行承諾,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國內政治似乎出現了升平景象,工商業開始復甦。張謇以為他所追求的統一與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經營企業,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凱成為正式總統,任命張謇為農商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闢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穿戴袞冕祀天等行為將會誘發新的動亂。到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時,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闢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系。

危機終于來臨

張謇進入歷史視野的身份是晚清狀元、棄官從商的中國實業先驅。這個帶有轉折性的身份蘊涵的內容很多。中國士大夫階層一向恥于經商,張謇棄官而從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對儒家傳統的背離;但是經商之後的張謇又從來沒有放棄“堯舜之治”、“聖王之道”的儒家社會理想。張謇生活的時代對商人來說是一個艱難時代。此時的商人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權利,也沒有好的融資環境和渠道,國家的經濟政策仍未走出小農時代的架構,商業活動處處受到牽製。

大生駐滬事務所的前身是大生滬賬房,後來幾乎成了整個大生系統的神經中樞、金融調劑中心。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庄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加上寧紹幫和鎮揚幫競爭激烈,他們不怕大生借,隻怕大生不來借。那時,大生在銀錢業眼裏,簡直就是香餑餑、搖錢樹。大生掌握的現金最多時有兩三千萬,能透支的款項在五六百萬之間。有熟悉當年金融行情的人說,“中國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貸款方式借錢與外商銀行的,隻有大生一家。”由于借貸便利,大生進入了快速擴張期。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400萬兩,危機開始出現。張謇本來想在來年舉辦地方自治第 25年報告會,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績,不料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他常引為驕傲、賴以保障南通的許多水利工程摧毀。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頂峰,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壽。也正是這一年,持續走紅的市場突然走黑,棉貴紗賤,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 萬多兩,二廠虧損31萬多兩。1922年成為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捩點。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台高築,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對于股東的責難,古稀之年的張謇同樣有一肚子怨言,大生即將擱淺時,他在給股東的宣言書中表示,大生一、二兩廠的股本隻有369萬兩,而紗錠的市值在900萬兩以上。27年來大生僅官利就付出了1348萬多兩,股東所得已數倍于投資。即使大生徹底失敗,他也無愧于股東。如果不是為地方自治,不是為教育、慈善、公益,對專製朝廷的高官厚祿尚且不動心,哪裏會低聲下氣為人牛馬?自己70多歲了,為人牛馬30年,也可以結束了。他欠大生的債務,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股東對此不滿,股東會不歡而散。

張謇曾說過,他“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做去”,事實上,當時的政府對企業家行為也基本不聞不問。一個典型的例子,張謇的失敗很大程度是因1922年的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麽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張謇常說自己一生辦事做人,隻有“獨來獨往、直起直落”8個字,“我要去做東家,難有伙計,要做伙計,難有東家。”他一生孤獨,最大的精神支撐是內心崇高的社會理想,是一個狀元告別仕途後仍念念不忘的興國之夢,為了這個夢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大生投資擴張過多,用張謇自己的話說就是“本小事大”、“急進務廣”,他建學堂、開交通、造公園、興水利、辦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廠僅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就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佔用的也接近這個數位,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 。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

1926年,張謇辭世,在他臨死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轉機。

教育為民

1905年,張謇與馬相伯吳淞創辦了復旦公學,這就是復旦大學的前身。1907年創辦了農業學校和女子師範學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即今南通中學)。1912年創辦了醫學專門學校和紡織專門學校(揚州大學南通大學前身)、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河海大學前身),並陸續興辦一批國小和中學。1909年,張謇創辦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船政科,因地處吳淞,曾一度稱“吳淞商船專科學校”。解放後,學校改組為上海航務學院。 1958年,交通部決定在上海恢復上海航務學院建製,隨委托上海海運局負責教室校舍等基礎設施籌建工作。1959年9月5日,學校正式開學,並命名為上海海運學院,2004年,經教育部批準,上海海運學院更名為上海海事大學。1912年,張謇在老西門創辦江蘇省立水產學校,1913年全校遷往吳淞,故稱’ 吳淞水產專科學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學的前身。 1917年,張謇支持下,同濟醫工學堂同濟大學的前身)在吳淞復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學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學前身是南京師範高等學校,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擴展為國立東南大學,張謇是國立東南大學主要建立人之一。視職業教育,師範學校的測繪、蠶桑等科發展成為十幾所職業學校,其中以紡織、農業、醫學三校成績顯著,以後各自擴充為專科學校,1924年合並為南通大學。 與近代南通大學有著同源血脈關系的高校還有:東華大學、江蘇農學院(後並入揚州大學)、蘇州醫學院(後並入蘇州大學)等。中國的第一所師範學校——南通師範學校(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一部分系科遷入揚州成立揚州師範學院)及中國第一所特殊教育學校——聾啞學校。

張謇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國內第一所博物館——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軍山氣象台。此外還陸續創辦了圖書館、盲啞學校等。

張謇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全力投入實業教育救國之路。1918年10月23日與熊希齡蔡元培等人發起組織了“和平期成會”。

文革墓毀

1922年,商業精神領袖、“狀元企業家”破產。1926年7月17日因病在南通逝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折扇,還有一對金屬的小盒子,分別裝著一粒牙齒,一束胎發。(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8月24日,張謇墓被紅衛兵當做“四舊”砸毀,張謇的孫女張柔武目睹墓中葬物。著有《張季子九錄》、《張謇日記》、《嗇翁自訂年譜》等,今有《張謇全集》傳世。

身後贊譽

張謇中國近代著名的實業家、教育家,主張“實業救國”。他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為我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為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被稱為“狀元實業家”。毛澤東同志在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時曾說:“輕工業不能忘記海門的張謇”。

科舉之路

張謇的科舉之路仿佛是《儒林外史》中的一個片段,其中不乏荒誕之處,但他的確繼承了儒家知識分子的理想和自尊。

1853年7月1日(清鹹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謇出生于江蘇通州(今南通)海門常樂鎮。張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張家世代務農,直到張謇的父親張彭年時,才在務農之餘兼營一個製糖的作坊。

張謇4歲時起,父親張彭年開始教他學習《千字文》。到5歲,張謇已經可以完整無誤地背誦《千字文》,于是父親將他送進私塾讀書。但是張家祖上三代沒有人獲得過功名,也就是所謂“冷籍”。當時科舉規定“冷籍不得入試”。為了取得應試資格,張謇15歲時由他的一位老師宋琛安排,結識了鄰近如皋縣的張家。張家同意張謇冒充自家的子嗣報名獲得學籍。16歲,張謇考中了秀才。

但是從此如皋縣張家開始用冒名一事來要挾張謇,連續索要錢物,最後索性將張謇告上了公堂,要求得到一筆高昂的酬金。這一場訴訟延續了幾年,令張謇十分狼狽,家道也因此困頓下來。幸而張謇的老師們愛惜他的才華,為他四處斡旋。當時的通州知州孫雲錦也出面為他調解,將此事上報給江蘇學政,繼而上書禮部。直到張謇20歲時,此案終于告終,禮部同意張謇重填履歷,復原控案,恢復通州原籍。

“冒籍案”結案後第二年,孫雲錦調往江寧(今南京),邀請張謇入幕同往。在江寧,張謇認識了孫雲錦的世交,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此後成為吳的幕僚。吳長慶對張謇有不可忽略的提攜之功,所以張謇一直敬重吳長慶。

1880年吳長慶奉命督辦山東海防,張謇隨同到了山東登州。第二年,科舉不第的袁世凱來到登州投奔吳長慶。吳長慶認為袁世凱學識疏淺,命他在營中讀書,由張謇教導他。因此袁世凱當時對張謇行的是弟子之禮。袁世凱初到的時候,因為不得吳長慶重用,頗為鬱鬱不得志。後來張謇向吳長慶舉薦袁世凱,此後張袁二人成為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

功名之路

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後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鮮發生了“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兵進抵仁川。為了阻止日本吞並朝鮮,吳長慶奉命率兵赴朝平定局勢,張謇隨同到了漢城。因為身處政治風暴中心的緣故,張謇雖然人在漢城,但是他所撰寫的政見和議論很快傳回北京,引起了高層官員的註意。他所撰寫的《條陳朝鮮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主張對外持強硬政策。這受到了光緒的帝師,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的賞識。翁同龢在政治上與慈禧不和,擁護光緒掌權,正需有人充實陣營,從此便不遺餘力地提攜張謇。

在朝鮮不多時,因為李鴻章不喜歡吳長慶,慶軍被分割為正副營。吳長慶率正營回國;袁世凱則率領慶軍副營留守朝鮮,幫助朝鮮練習新軍,袁氏的崛起就是從這裏開始。袁世凱很快轉而投靠了李鴻章,這令回國失勢的吳長慶更加抑鬱,不久病終。張謇痛斥了袁世凱一番,二人絕交多年,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後。

在這個時期,張謇可以躋身官場的機會很多。朝鮮希望以“賓師”的待遇留住他。而李鴻章雖不喜吳長慶,但卻非常樂意上書推薦張謇在朝中任事。吳長慶病故後,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同時向他發出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一概婉拒,人稱“南不拜張北不投李”,回到通州故裏,繼續攻讀應試。這大約是一個舊時讀書人內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順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張謇終于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此後張謇開始參加禮部會試,向科舉的最高階段進發。很富戲劇性的是,當時翁同龢、潘祖蔭等"清流"黨人對他著力延攬,在禮部會試中暗中識別他的卷子,結果卻連著三次誤認了別人的卷子,將別人取中。1889年,張謇參加會試,結果“清流”的考官們將無錫孫和的卷子認作張謇的,孫考中而張落第。潘祖蔭因此氣憤不已,拒絕接受孫的拜見。1890年第三次會試,這次陶世鳳的卷子被誤認了,結果陶考中會元,張謇又落第。1892年第四次會試,考官們又誤認了劉可毅的卷子,張謇再次落第。

到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心灰意冷的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這次在禮部會試,張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復試時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改為第十名。四月殿試時翁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裏,匆匆評閱之後,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並特地向光緒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張謇在41歲的時候,終于得中一甲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就在這一年,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慘遭失敗。“清流”將目標對準李鴻章,借此沖擊主和的“後黨”。張謇上疏彈劾李鴻章,文中稱“(李鴻章)以四朝之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五十營,設機廠學堂六七處,歷時二十年之久,用財數千萬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為大言,脅製朝野。曾無一端立于可戰之地,以善可和之局”,並要求朝廷“另簡重臣,以戰求和”。甲午之恥令張謇深感仕途之無聊,他在筆記中寫道:"願為小民盡稍有知見之心,不願廁貴人更不值計較之氣;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不久張謇的父親去世,張謇回到故鄉守孝,從此離開了清朝的政治中心

縱觀張謇的功名之路,既有科舉中的種種荒誕之處,又令人不禁欽佩他的堅持和自尊。如果張謇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如果他求取功名的目標是官權利祿,那麽朝鮮平叛之後他既可以留在朝鮮受人尊奉,也可以在李鴻章等大員的舉薦下直接獲得官職。可是張謇求取功名更像是一種自我實現。在他心目中,通過科舉得到認可和榮譽是一個讀書人成功的正道,其他方式都無法見容于他的自尊。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前41年。而一旦完成了這個過程,功名為他帶來的結果卻讓他感到失落。所以說他的內心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同時張謇因為出身農家的緣故,富有草根情節,他的那句“願為小民盡稍有知見之心,不願廁貴人更不值計較之氣”就是一個寫照。這種理想主義和草根情節的交織是他後半生經營生涯的靈魂支柱,既成就了他,但或許也造成了他現實上的失敗。

投身商海

張謇以狀元的身份投身商海,似乎並沒有給他帶來很多實際的方便。因為籌資無門,原本計畫民營的企業因為缺乏民資的參與,最後隻能求助于官方資本。

1895年,時任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向朝廷請示,委派張謇、陸潤庠和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和鎮江興辦企業。丁立瀛在鎮江無所作為。陸潤庠是比張謇早20年的同治狀元,當時因母親患病在家歸養。但陸對經商辦廠興趣不大,兩年後重歸仕途,後來累遞升至侍郎、尚書、大學士。而張謇卻是離開官場再不回頭。

江蘇是中國的主要棉產區之一,以“紗花”聞名天下,產量和質量都很高。當時日商在中國大量採購棉花運回日本,加工成棉紗之後以高價回售中國市場。因此棉紗業成為洋務派扶持發展的重點產業之一。張謇為籌辦中的紗廠起名“大生紗廠”,取《易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採取股份製的形式。

從1895年底開始籌辦到1899年4月投入生產,“首尾五載,閱月四十有四”。在這44個月中,大生紗廠的招股集資歷經曲折,幾次瀕臨夭折。這段經歷是近代中國企業發展不易的一個生動例證。

大生紗廠最初定位為商辦,由張謇出面在民間集資。張謇召集到的股東包括沈敬夫、陳維鏞、劉桂馨、郭茂芝、潘鶴琴和樊時勛。前三位來自通州,後三位來自上海,因此分別稱為“通董”和“滬董”。最初決定以100兩為一股,共6000股,籌銀60萬兩。但是招股很快陷入困境,通董和滬董之間,幾度分合,股金遲遲不能到位。張謇隻好向官方求助。

此時張之洞早已調任湖廣總督。張謇通過新任兩江總督劉坤一,將1893年張之洞用官款向英國購買但一直擱置在上海的4萬多錠舊官機折價,折算為50萬兩入股,性質是“官股”。大生的性質相應改成官商合辦,張謇還需要另外招50萬兩“商股”,以使官商雙方的力量均衡。但是商股還是遲遲募集不全。恰在此時靠洋務起家的另一位實業家盛宣懷也要買機器,就從張謇手裏分走了一半機器,折算為25萬兩官股。大生的商股目標也就相應調整為25萬兩。但即便把籌資目標下調了一半,大生最後可以籌集到的商股也沒有25萬兩。在大生開工時,真正向社會籌集的商股資金隻有15餘萬兩。

因為籌資困難,張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標,另一方面則嘗盡辛酸,四處碰壁。江寧布政使桂嵩慶曾許諾出資六七萬兩;盛宣懷和張謇分領官機的時候也曾答應張謇籌資,甚至定有契約。但是當大生紗廠動工後,資金告急,桂嵩慶答應的錢屢催不應,盛宣懷也默不作聲,百般躲閃。張謇到上海招股沒有收獲,甚至沒有旅費回通州。無奈間,隻得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在四馬路賣字三天,賺取旅費。狀元經商,而狼狽至此,張謇在筆記中寫道——那些市儈油滑的小人官吏對他冷嘲熱諷,陰陽怪調,而他聽著誹謗之詞也不敢辯駁,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時的張謇已經不是當年痛斥袁世凱的名士,彈劾李鴻章的翰林。他在給劉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載以來,謇之所以忍侮蒙譏,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筆凋,晝慚而夜椣者,不知凡幾。”從這句表白中可以看出,張謇在內心並沒有徹底接受商人的身份,他還有儒家傳統所賦予他的清高。“若不是經商,我一輩子不會和某些人來往;若不是經商,我一輩子不會說某些我不屑于說的話”——他終究還是很嘆惋自己所作的妥協。

到1899年開車試生產時,運營資金僅有數萬兩,甚至沒有資金購買棉花當原料。張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錢庄借貸。向股東告急,無人回響;而打算將廠房出租卻又遭到惡意殺價。在走投無路之際,張謇與幾個朋友在上海“每夕相與徘徊于大馬路泥城橋電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籌莫展”,此番情境,令人嗟噓。最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作為張謇多年摯友和忠實助手的沈敬夫提議破釜沉舟,全面投產,用棉紗的收入來購買棉花,維持運轉。幸而隨後幾個月裏,棉紗的行情看好,紗廠的資金不斷擴展,不但使工廠得以正常生產,而且還略有結餘。大生紗廠終于生存了下來。

因為張謇是狀元出身,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鬥,獨佔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張謇書法

張謇(1853-1926),字季直,號嗇翁,書法落款謇字寫得看上去像繁體“寶寶” 兩字,又被人們戲稱為“張寶寶”,江蘇南通人,晚清史上以狀元致力于實業和教育興國著稱于世。 張謇一生練字極為勤奮,尤 其在青壯年時期,如同一位武林達人練武---夏練三伏,冬練三九,從不間斷。1873年陰歷11月1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雪,入冬以來, 是日為最寒。讀《三國志》。寫字。”14日他在日記中又寫道:“雪霽、更寒。讀《三國志·魏志》終。寫字。”15日他在日記中又寫下:“ 寒如故,硯池水點滴皆凍,寫不能終一字,筆即僵。”1874年陰歷6月初三,日記中有“返舟、寫字、看書。是日甚熱。”是年陰歷7月初四日 記中則有:“苦熱,每寫一字,汗輒雨下。”如此苦練,張謇的字自有一種獨特的挺秀之美。 張謇的字,帶有顏體筆意。他曾習臨顏真卿的楷書《告身帖》,此帖真跡流入日本,國內僅有印本行世,書法端樸,蒼秀,被明代書論詹景鳳譽為“了不經意,而規矩自成方 圓,亦是千秋獨步。”曾習臨顏真卿筆勢偉勁的楷書《臧懷恪碑》。曾重點習臨顏真卿的楷書《郭家廟碑》,此碑書勢朗暢,張謇頗喜歡,一 度以臨此碑定為晨課。顏真卿的楷書《麻姑仙壇記》、行書《爭坐位帖》,也為其重點習臨之作。

張謇的字,也時顯褚遂良、歐陽詢、歐陽通等餘韻。他曾習臨褚遂良的楷書《雁塔聖教序》、《伊闕佛龕碑》、行書《 枯樹賦》、歐陽詢楷書《九成宮醴泉銘》。何紹基曾強調,欲學歐陽詢必當先從其子歐陽通所書楷書《道因碑》問津,說若初學執筆,便模仿 《醴泉》、《化度》等,“譬之不掛帆而涉海耳”,張謇至1887年感覺到了此點,該年日記中有:“臨《道因碑》。日課惟此能行也,日定50 字不閒”,直至1915年仍在習臨此碑。 張謇的字,更得力于晉楷、漢隸。他曾習臨傳為王羲之所書小楷法帖的《曹娥碑》、王獻 之所書小楷法帖《洛神賦十三行》。筆勢開張、點畫飛動、多有篆隸遺意的摩崖楷書石刻《瘞鶴銘》、恣肆奇崛的東漢隸書碑刻《禮器碑》, 張謇皆花過一番功夫習臨。 張謇行草,多學文徵明包世臣,曾悉心臨寫文徵明行草書兩年有餘,得其“遒逸婉秀”韻味,推崇 包世臣的詩句有“安吳晚出獨精絕”、“雄強洞達始平實”,其挺秀的字又蘊涵著一種雄強、洞達與平實渾然統一的美。

人物評價

1853年生在海門的張謇(音簡)16歲考中秀才,直到41歲才中狀元,仕途並不順遂。其間跟過原通州(今南通)知州孫雲錦、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他在支援朝鮮政策上主張對日強硬,受到擁戴光緒皇帝的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龢賞識,但是在帝、後兩黨鬥爭最激烈的時候,張謇卻因父喪必須回老家守孝,自此回到江南發展事業。

他在老家根據兩江總督張之洞的指示,開始練兵、搞商務、辦工廠,做了許多事,而對家鄉的情感,估計也是這期間越發濃烈。張謇

為了培養科學等方面的人才,他又積極興建師範學校,培養師資,中國第一所師範學校南通師範學校就是他所創辦,今日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的前身也都與他有關。

張謇的功業還包括建立中國第一所博物館——南通博物苑。

據統計,張謇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許多學校與事業單位的興辦在當時都是全國第一。他為民族工業和教育事業的貢獻,被人們稱為“狀元實業家”。

張謇在當時對南通的建設已經有很清晰而前衛的規劃理念,包括與西方建築理念相結合的花園城市。這些理念的實踐使得南通被現代建築學家、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譽為“中國近代第一城”。

張謇的作為在那個時代其實廣為人知,胡適認為他在建設南通的過程中“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影響及全國”。但是也因為事業太多,勞心勞力,據說還背著財務問題,他在73歲那年帶著遺憾病逝。

張謇紀念館張謇紀念館 張謇紀念館張謇紀念館

胡適這樣評價張謇:“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丁文江在張謇追悼會上演說時曾指出:數年前餘在美時,美前總統羅斯福死後,凡反對之者,無不交口稱譽。今張先生死,平日不贊成他的人,亦無不同聲交譽”張謇在民國時期有著較高的聲譽,這與他在中國實業、教育等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分不開的。

直至50年代,毛主席在與人大副委員長黃炎培陳叔通等人談及民族工業發展時說,“……(中國)最早有民族輕工業,不要忘記南通的張謇”。當代學者章開沅先生也指出:“在中國近代史上,我們很難發現另外一個人在另外一個縣辦成這麽多事業,產生這麽深遠的影響。”由于張謇在南通的特殊地位,他的名字與南通已經緊緊聯系在一起。    

眾人悼聯

謳歌淮海三千裏;

關系東南第一人。

——福建省廈門大學教授王毓祥挽張謇

一老不遺,失慟豈唯吾黨;

萬方多難,招魂怕望江南

——梁啓超挽張謇

厚殖善亡,願散資財及當世;

張謇

中天臚唱,尚留文採殿前朝。

——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挽張謇

弦野遺規,聲聞赫赫人間世;

負舟大方,神理綿綿墨者儒。

——清·吏部主事陳三立挽張謇

承濂亭薪火之傳,能以文章弇科第;

載端木胡連之器,豈因貨殖損清名。

——章炳麟挽張謇

仕隱系興亡,居然成邑成都,代養萬民光上國;

安危存語默,堪嘆先知先覺,未完七策奠新邦。

——黎元洪挽張謇

許吾為金石,精神自媿衰年,有道乃先書墓碣;

救世曰棉鐵,政策縱更變世,此語可長戀國門。

——吳昌碩挽張謇

成敗由天,毀譽由人,一生經濟文章,都從實地做起;

細行不矜,大德不逾,蓋世功名事業,何堪濁浪淘來。

——錢昌照挽張謇

是實業大家,是教育專家,中外鹹欽,豈但鴻臚傳第一;

有文章翼世,有道德淑世,江淮共仰,永懷國士嘆無雙。

——程登科挽張謇

遺書在篋,常稱法護僧彌,奈五山偕隱未諧,元祐忍題居士集

往事如潮,莫問浮雲蒼狗,但千古寸心相印,成連終是伯牙師。

——孟森挽張謇

為地方興教養諸業,繼起有人,豈惟孝子慈孫,尤屬望南通後進;

以文學名光宣兩朝,日記若在,用裨征文考獻,當不讓常熟遺篇。

——蔡元培挽張謇

士農工賈,公皆堪稱大師,國故況多勞,且宜教郡邑鐫碑,湖山配祀;

成住壞空,人固難逃此例,天涯頻灑淚,忍追憶論文假榻,問政書紳。

——北洋政府國務院審計院院長庄蘊寬挽張謇

以弘教育立德,以拓實業立功,以學問文章立言,出處系蒼生,一代偉人能有幾?

從魁多士得名,從翊中樞得位,從頤養林泉得壽,榮哀照青史,千秋崇祀孰如公。

——林修竹挽張謇(31+31=62字)

務財訓農、通商惠工,開中國實業基礎,頻年導興水利,朝野鹹欽,何異漢廷崇賈魯

道德文章、科甲經濟,為當代第一名流,此日正值時艱,老成遽謝,如聞江右失夷吾。

——陶家瑤挽張謇(32+32=64字)

望鄉範中邦,可謂願寵于事,即對政本對教化,懷才小試,已見萬派朝宗,門高海曲;

狂瀾奔北陸,或雲死得其時,但為國家為地方,來日大難,不禁同聲掬淚,哀滿江南。

——凌文淵挽張謇

受知于五載以前,烽火滿京畿,間關萬裏,侍教幾時,絕筆示先機,病榻授書增激勵;

勉學以六經為本,慎旃遊海外,致力千秋,訓言在耳,樗材蒙特遇,重瞻遺墨倍傷心。

——楊令茀挽張謇

如坡公奎宿,效文翁創巴蜀學堂,未比及三年,此後遮莫推諸先植培,最先乃傳厥子;

有嵩友鼎名,繼瓶叟屬亞洲貴器,不慭遺一老,以上無寧為天下悲痛,在下當哭其私。

——孫錦標挽張謇

物則棉鐵,地則江淮,蓋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遠處著眼,近處著手,凡在後生,宜知勉矣;

早歲文章,壯歲經濟,所謂不作第二人想非耶?孰非有我,孰是我有,晚而大覺,尚可憾乎。

——黃炎培挽張謇

豈徒舊學,為斯文北鬥,可稱名世,可稱十九紀發明家,昊天胡不慭遺,竟于此時奪民望;

曾溯大江,請實業南針,告以決心,告以廿五年經過史,愧我終無成就,空言救國負公期。

——劉盥訓挽張謇

吳下陶朱,功高越絕山中弘景,望系蒼生,是碩德、是通儒,遺澤溥河鄉,環海鹹知鄭公裏;

三千多士,早佔龍頭第一名流,群推鳳閣,有文章、有經濟,大年躋杖國,西風忽失魯靈光。

——張競仁挽張謇

七十年兄弟孔懷,經營合趣患難同扶,造成一地方民治雛型,模範博虛名,畢世心情瘁矣;

廿一日陰陽為沴,直到彌留猶提時局,此不僅吾姓家庭氣運,縱橫彈老淚,他生緣份何如?

——張詧挽張謇[兄挽弟]

海陬備交通,實業學校墾殖諸端,公用心獨苦,公亨名獨高,當時即論文章,已覺群賢難抗手;

水利擅舟楫,魚鹽溝洫蒹葭之美,我愧無其才,我謬膺其責,此後若探興革,請從令子溯前型。

——陶家瑤挽張謇

惟我公位望俱崇,允無愧色,百年感衣被溥惠閭閻,方期締造艱難,傳業大成,真是天生為社稷;

念小子飄零失所,雅意優容,十載賴維持仰承蔭庇,詎料風雲變幻,驚傳噩耗,朅來何處哭長城。

——褚德黻挽張謇

往三年荷書招遊屐,世誼視猶子,濠陽小住勝景,重探每于教誨之餘,話到家國艱難,能知公意;

先一日尚電問起居,和緩竟無靈,天上使迎人間,星隕留此功業不朽,為惟江淮嗚咽,豈竟人悲。

——呂美蓀挽張謇

南州千百人中,有王謝功名,兼擅陶朱事業,論文章、論經濟、率才望勛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通籍三四年後,以世界眼光,經營模範區域,若教育、若農桑、若市政水利,公之真魄力,公之真精神。

——黃藝錫挽張謇

學術在三百年魁儒巨士以上,曰新民,曰生財,重實行不重清談,勛業顯江淮,宜得蔡邕作碑,馬遷作傳;經濟著億萬裏英雄豪傑之間,若保邦,若濟世,尚古道兼沿新法,聲名馳湖海,應與安定比德,文正比功。

——王書傑挽張謇

綜廿四代數中國賢豪,是儒林大師、是名臣奏議、是逸民孝友,行義風標,貨殖闢專門,青史伊誰堪合傳;遍五大洲較南通物望,似培根學理、似奈端智慧、似亞丹斯密,經濟策略,先生今祭社,蒼生屬望更何人。

——徐蘭墅挽張謇

能文章以大魁天下,籌帷幄以威振殊方,興學校以創導東南,重農商以開通海嶠,緬懷先正,體用兼賅,上下三千年獨成偉業;瞻外患則蠻貊連衡,瞻內憂則煙塵擾攘,論國計則庫藏困乏,言民生則杼柚空虛,環顧時艱,仔肩誰任,縱橫九萬裏痛失斯人。

——李中一挽張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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