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興鈐

張興鈐

張興鈐--中國科學院院士的金屬材料學專家;金屬物理學家;兩彈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21年11月15日出生于河北武邑。

  • 中文名稱
    張興鈐
  • 出生地
    河北武邑
  • 出生日期
    1921年11月15日
  • 職    業
    武漢大學

簡介

1940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2年武漢大學礦冶系畢業

張興鈐 科學家 物理學家張興鈐 科學家 物理學家

1949年獲美國科士理工學院物理冶金碩士學位

1952年獲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冶金博士學位

1952年回國後任北京鋼鐵學院教授

1963年到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院工作,歷任試驗部主任,廠副總工程師、副廠長兼總工程師等職。

1980年任核工業部軍工局總工程師。

1990年到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專家組成員,中國核學會核材料分會第二屆理事長。

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學部委員 (後稱院士)。

成就

50年代初在美國系統地研究了在蠕變過程中純鋁及其二元單相合金的形變和斷裂機構,尤其是晶粒間界行為。

在物理冶金和材料科學方面系統地研究了蠕變過程中多純鋁及合金的形變、斷裂機製,尤其是深入地研究了晶粒間界的行為,提出了新的晶界裂紋形成及傳播模型。

對合金的塑性、斷裂和強度的關系給出了恰當的解釋,對發展高溫合金有著重大的指導意義。先後發表論文6篇,被國際學術界廣泛引用,成為金屬蠕變結構研究的奠基工作之一。

1963年以後組織爆轟物理、放化測量、核試驗、特殊材料冶金和加工等領域的研究工作,指導開展核部件在儲存中的腐蝕或保護等研究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為中國核武器研製和培養青年科技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

1989年赴美任麻省理工學院訪問教授期間,又進行了細晶的研究,根據試驗證據,運用形變協調或受阻的觀點,提出晶界裂紋形成和傳播的模型,並系統地闡明晶界行為與高溫強度、塑性、斷裂的關系。

在高溫強度和超塑性領域內作出了重大貢獻。

著作

作為主要完成者之一,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85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近年來,極為重視與工程材料學相關的基礎性研究,多次應邀做工程材料科學研究進展的學術報告。他學風嚴謹,著有《金屬和合金力學性質》。

經歷

身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金屬材料學專家張興鈐,正是一個把握住每一個今天、與金屬打了一輩子交道的學者。

求學

1921年,張興鈐出生于河北武邑,在他就讀時,大家庭已中落,隻能在適齡的7個孩子中選擇成績較優者上學,張興鈐便是其中之一。國中的英語課堂上,教師一句並不嚴厲的責備給張興鈐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你們不努力讀書、對得起誰?這句話從此成為他苦苦求學的一個樸素理由。在叔父的接濟下,他于14歲時國中畢業,由于家庭再也無力供養,他不得已考入了天津河北工業學院(今河北工業大學)高職部機工科,放棄了由高中而大學的深造之路。

孩提時的張興鈐,承載了太多,大家庭的沒落、父親的嗟嘆、母親的淚水、負篋求學的艱難……但讓他最為縈懷的,卻是災難深重的祖國所受的屈辱。在天津的日租界,少年張興鈐親眼目睹了日本軍警肆意欺辱淪為三等公民的中國人,心靈受到強烈震撼,"國家不富強、人民就受欺侮"的認識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當"12.9"愛國學生運動席卷全國時,他放下了手中的書本,投身于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中,為祖國的命運放聲地鼓與呼。

圖謀侵吞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不滿足于既得利益,變本加厲地提出了華北特殊化的要求,華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1936年夏,他輟學離開了天津,南下上海,考入了江蘇省立上海中學。然而,日寇的霍霍屠刀蓄勢待發,全國抗日呼聲日益高漲,他在勤學之餘閱讀鄒韜奮主編的《抗戰》以及巴金、茅盾的進步小說,經常秘密參加進步 學生組織的演講會、討論會等,與同學們共同探討中國之命運、如何抵抗侵略等論題,並開始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和蔣介石鎮壓革命運動的暴行,這時的張興鈐已初步接觸了馬列學說,為以後將共產主義作為畢生信念打下了基礎。

1937年秋,日軍攻佔上海,為了不做亡國奴,年輕的張興鈐與兩名同學一起,決定放棄學業、投奔紅星照耀的陝北。途經武漢時,路費殆盡,他隻好留下等待報考空軍。可一紙停止招生的通告使張興鈐翱翔藍天、長空博擊的夢想破碎了,所耳聞目睹的國民黨軍隊的腐敗和對老百姓的欺壓也使他深感失望,在斷然拒絕了國民黨特務組織戰幹團的拉攏後,忍受著瘧疾帶來的幾乎奪命的病痛,張興鈐在武漢報考了大學。

入黨

侵略者長驅直入,武漢同樣面臨淪陷!張興鈐又開始了流亡之旅,輾轉抵達長沙時,方知自己已經被內遷至樂山的武漢大學礦冶系錄取。經歷了太多曲折的他終于跨進了夢縈魂牽的大學校園。 大學期間,張興鈐在努力完成學業的同時,將目光移出了書齋,關註著他深愛的、命運多舛的祖國。在同室學友的介紹下,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抗戰問題研究會"。在研究會中,張興鈐結識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熱血青年,他們積極奔走,出壁報、下鄉作抗日宣傳,組織時事討論會。這些活動使張興鈐在政治上漸漸成熟起來。他開始感到,革命不是空談,而是需要參加實際鬥爭。當時,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政府已經開始露骨地迫害有進步思想的人,在白色恐怖呈黑雲壓城之勢的時候,1940年初春的一天,在樂山城郊一棵大樹下,張興鈐舉起了右拳,庄嚴做出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誓言。那一天非常晴朗,是張興鈐永生難忘的日子,而那棵樹,也永遠地留在了他的記憶中。張興鈐曾深情地說,如果有一天我重回樂山,我一定會認出那棵樹!

國民黨破壞國共合作、走投降路線的陰謀更為露骨,1940年5月,國民黨的爪牙在武漢大學校園內大肆搜捕進步師生。根據黨組織安排,身為共產黨員和"抗戰問題討論會"積極分子的張興鈐冒著危險,繼續留在學校內完成學業,在這段充滿白色恐怖的日子裏,他堅持閱讀新華日報和馬列主義論著,期待著革命高潮的再次到來。

1942年,張興鈐從武漢大學畢業並獲得學士學位,分配到四川綦江電化冶煉廠工作。在繁忙工作的同時,他依然與黨組織保持著聯系,多次赴重慶,與朋友到新華日報社和化龍橋八路軍辦事處,征詢黨組織對自己採取鬥爭策略的意見。根據黨"充實自己、迎接高潮"的指示,在綦江電化冶煉廠工作的四年以及後來到鞍山鋼鐵公司工作期間,他註意將自己所學的知識與工作實踐相結合,投入到技術工作中,並擠出時間閱讀三聯、生活等進步書店的書籍,從思想和業務兩方面提高自己。與此同時,張興鈐與工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並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人階級的先進性。在廠內即將舉行大罷工時,工人們還專程告知他,請他幫助出主意,工作師傅的信賴使張興鈐深受感動,並為自己能給予他們一些幫助而興奮不已。

留學

努力以自己所學的先進科技知識報效祖國,為羸弱的民族帶來新的活力,加快追趕世界先進國家的步伐,是縈繞在張興鈐心頭一個永不湮滅的信念。本著科學救國的宏願,張興鈐于1945年考取公費留學、1947年赴美,踏上了去異國的求學之路。 赴美之初,他在底特律一家鋼鐵廠實習。從歷經戰火、滿目瘡夷的祖國來到一派繁榮景象的美國,兩地巨大的差異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祖國的未來,而美國發達的工業、先進的科學技術也使他更覺肩上擔子的沉重。為了更好地打下基礎,盡可能多地掌握專業知識,他來到了科士理工學院刻苦攻讀,順利取得了碩士學位。初窺科學殿堂門徑的他不滿足于淺嘗輒止,決定在科學道路上繼續深造。1949年2月,他獲得了著名學府麻省理工學院的獎學金,師從高溫合金專家格蘭特教授,從事蠕變機理研究,迎來了科研生涯中的第一個輝煌。

蠕變是指材料在負荷和溫度同時作用下,其應變隨時間變化的行為。50年代初,正值噴氣式飛機發展的熱潮。發動機效率取決于燃氣的進氣溫度,進氣溫度越高,效率越大,發展能耐更高溫度的合金是提高發動機效率的關鍵。當時人們隻知道合金的高溫力學性能和合金的內部顯微組織(各個晶粒及其間界)有密切關系,但對其機理不清楚。在格蘭物教授的指導下,張興鈐建立了蠕變在位觀察和測量技術。系統研究了蠕變過程中多晶純鋁及其二元單相合金的斷裂機製,尤其是晶粒間界的行為,他首先提出了晶界裂紋形成和傳播模型,作出了晶界滑移和裂紋並不總是引起脆斷的論斷,這些都是前人未能註意到的,對了解細晶材料的力學性能十分重要。在實驗基礎上,張興鈐揭示了幾種機製(尤其是晶粒間界的行為)對合金塑性、斷裂和強度的關系,給出了恰當的解釋,並以此撰寫了6篇論文。這些研究都是先驅性的工作,其研究成果是由原子尺度到巨觀尺度了解多晶材料力學行為的橋梁,可為建立半定量或定量的關系式發揮作用。

張興鈐的論文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此後在有關高溫強度、斷裂理論、合金的超塑性以及組織對高溫合金力學性能影響的論文中,這些成果被廣泛引用。數十年之後,在北京的一次學術會議上,當一位日本專家得知張興鈐身份後激動不已,緊握住他的手,連聲說:張先生,正是拜讀你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論文後,我才選擇了晶粒間界研究!

求學麻省理工學院,在承擔繁重學業與科研工作的同時,一直視自己為共產黨員的張興鈐密切關註著國內的局勢,為人民解放軍的勝利而歡欣鼓舞。他作為聯絡人,積極參加了一周一次的國內局勢讀書會。在張興鈐的記憶中,讀書會研討的內容包括中國的工商業政策、土改政策、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論題。在些期間,他還先後參加了北美中國基督教學生會舉辦的夏令營,與百餘名中國留學生共同進行了"認識新中國"的討論。通過這些活動,張興鈐不但增加了對新中國政策措施的認識,而且認識到了民眾工作的重要性和細致性,鍛煉了自身的組織能力。

歸國

1952年,取得博士學位的張興鈐已有了如日中天的事業。優越的科研條件、舒適的生活以及導師格蘭特懇切地挽留,都沒能磨蝕他歸國的決心,面對導師不解的目光,張興鈐平靜地說,您有您的祖國、而我也有我的祖國!40年後的1972年,格蘭特教授應邀來華,與張興鈐以長城為背景合影時,對學生這番表述想必有了更真切的理解。

當時的美國政府並不希望這些知識精英學成歸國,為新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特別是隨著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入朝與美國軍隊作戰,他們更是製造種種理由橫加阻攔,後來幹脆下令嚴禁學理工的中國留學生回國,他們以為和禁運一樣,可以通過我種方式阻止一個強大的中華巨人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局勢越來越惡化,已不斷有強烈要求回國的中國學生受到迫害,張興鈐也被美國移民局逼問過去的歷史和對新中國的態度,這種逼問一直延續了兩天。但國內熱火朝天建設新中國的訊息和學成報國、加入新中國建設的信念始終激勵著他,他秘密參加了新澤西州一個基督教青年會夏令營地的聚會,在會上,他與李恆德、師昌緒、陳能寬、林正仙等人分析了國際局勢,決定一方面想辦法騙過移民局,轉道加拿大或歐洲國家回國,另一方面,盡力做好與美國政府進行正面鬥爭的準備。然而,他們晚了一步,美國已將他們的情況通報了加拿大,加海關以得到有關張興鈐秘密情報為由不準他入境。

為了爭取回國,在張興鈐、李恆德、師昌緒等人的組織下,留學生們兩次集體給周總理寫信,表達了不畏懼美國政府迫害、堅決要求回國的意願,並先後通過印度大使館等渠道將信送到了周總理的手中。1954年5月,在日內瓦國際會議上,這些信件成了中國政府抗議美國無理扣押中國留學生的重要證據。同年7月,留學生們再次在波士頓青年會夏令營聚會,討論決定了回國鬥爭所採取的步驟,一方面,做好向聯合國控訴的準備,另一方面,集體向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寫信,明確要求回國,並將公開信送各大報社發表,擴大宣傳面,爭取美國進步人士的同情。8月,致美國總統的公開信發表,隨即引起了美國媒體的註意,《波士頓環球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有影響力的媒體對在公開信上簽名的中國留學生們進行了採訪,並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學生因美國政府禁令不能回國的報道,張興鈐與師昌緒、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現在報紙的醒目位置,美國政府扣留中國留學生的訊息傳遍全世界。隨後,留學生們購買了一部油印機,印刷了數千份宣傳資料,向美國人民控訴美國政府的惡行。同時,張興鈐還專程前往紐約,參與和駐聯合國外國代表團的接觸活動,希望他們在聯合國大會上就扣押中國留學生向美國政府質詢。

鬥爭是艱苦的,甚至要冒著被判間諜罪的危險,但他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是共產黨員,更沒有一刻想到過退卻!在回國鬥爭的組織者中,隻有張興鈐有一輛二手車,為了爭取回國鬥爭的勝利,他不顧美國政府的迫害和勞累,駕著車、載著同學們四處奔走、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

迫于國際輿論的壓力,美國政府取消了阻止中國留學生回國的禁令。1955年6月張興鈐踏上了歸國的旅途,7月10日,當他乘坐"戈登號"輪船遠渡重洋,輾轉抵達深圳羅湖口岸,一眼望見飄揚的五星紅旗,張興鈐不禁熱淚盈眶,這時他才明白,原來人在最欣喜的時候也會流淚!

授課

新中國蒸蒸日上的建設和高歌猛進的氣象,激動著張興鈐的心,他回國後所接觸到的一切,也給予他迵異于異國它鄉的感受。他迫切期待著加入到火熱的建設中去,為深愛著的祖國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當時的新中國,百廢待興,也許是希望這幾位啃過洋面包的"良師"能夠培養出更多的"強手",有關部門直接將他們分到了教育部,當部裏同志征詢張興鈐對工作分配的意見時,他的回答很簡潔:哪裏需要,我就到哪裏!作為一個國際蠕變研究領域取得過開創性成果的學者,張興鈐絲毫沒有考慮過擔任教授一職會離開曾為自己帶來國際聲譽的科研工作,而是愉快地接受了分配,來到了北京鋼鐵學院(後改名為北京科技大學),執起了教鞭,一教就是8年。 到校伊始,他先在金相教研組從事教學。教學之初、困難重重,一方面,他從未從事過教學,許多工作都隻能從頭開始摸索,例如長期生活在國外的張興鈐對一些技術名詞的中文譯稱不熟悉,有時在課堂上講述到某個技術名詞隻能在黑板上寫出英文名稱;另一方面,新中國的大學校園與國外優越的科研和教學條件還有差距,現在教學資料很少,實驗室儀器設備也少,給開展力學性能實驗和研究工作帶來不小困難。

重重困難沒有動搖張興鈐傳道授業的信念,教學經驗不足,他就註意學習、琢磨,在實踐中使教學水準不斷進步;現成資料不足,他就發揮英文優勢,查閱大量國外現刊,如大海撈針般尋找教學資料;教學、實驗設備不足,他便根據自己在麻省工學院做實驗的體會,給學校後勤科列出設備清單,使實驗設備陸續得到補充,並輔助柯俊教授籌備建立了中國工科院校第一個金屬物理專業,為使學生的基礎打得再扎實些,他們還一道建議將學製由五年改為五年半,實踐證明,這樣做是必須的。他與同事們共同努力,查資料、翻筆記,並根據撰寫的講義,指導年輕教師編寫了《金屬和合金力學性質》一書,這本書是當時唯一用現代知識和理論扼要闡明金屬和合金力學性質的專著,相繼被眾多國內高等院校作為教材,為新入此領域的人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

辛勤的努力獲得了豐厚回報,幾年下來,金屬學與鋼鐵熱處理專業以及金屬物理專業很快在國內名聲鵲起,成為了鋼院諸專業中的一顆"明珠",培養出了一大批莘莘學子,其中許多成長為科研骨幹。數十年後,一名他教過的學生依然記得張先生講台上的風採,對他思路清晰、重點突出的授課贊不絕口……

會戰

是否擁有核武器已成為了衡量一個國家實力的重要標志,年輕的共和國要生存、要發展,別無選擇。為了加強國防自衛力量,打破核壟斷,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突破核子彈技術難關,中央決定從全國各地區、各部門選調為數眾多的技術骨幹參加青海草原上的大會戰。1963年7月,在教學中漸入佳境,被弟子們與其它三名歸國學者一起並稱"四大名旦"的張興鈐奉中央調令,離開北京,來到了條件艱苦的青海高原,擔任實驗部副主任,直接參加到核武器的研製中。 "高山巍峨彩雲卷,鳳凰翱翔舞銀灘",與青海草原這樣的美景相伴的,卻是高原氣候和困難的生活條件。高原空氣稀薄幹燥,四季寒風刺骨、漫天飛雪,七、八月一陣狂風襲來,飛砂走石,人便得穿上厚厚的棉襖。由于3000多米海拔高度的低氣壓,高原反應使人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經常頭暈頭痛。而且,正值三年自然災害之後,地處高原的核武器研製基地盡管國家給予了特別的供應,但生活必需品仍然不足。

張興鈐並不在意自然條件和生活條件的嚴酷,也並不掛念已得心應手的校園。真正使他心急如焚的,是急于掌握與核爆試驗相關的核物理、爆轟物理、放射化學、光學測試等理論和技術,而這些東西以前他很少接觸。對張興鈐而言,要承擔如此重任,要不辜負祖國的信任,需要學習的太多了。面對新的挑戰,他沒有因為自己是留洋歸來的博士和堂堂的教授便端著架子不放,而是求知若渴、查閱大量文獻並虛心請教。

在張興鈐任實驗部副主任、主任以及後來上調分院擔任副總工程師期間,他一直參與領導爆轟實驗研究,組織指揮一支千人大軍,廢寢忘食地奮戰在第一線。他與同志們一道,克服了重重困難,在極短時間內掌握了大量關鍵技術,勝利地完成了爆轟物理實驗。後來,他又參與領導了縮小尺寸的聚合爆轟試驗,取得了對爆轟規律較完整的認識,這次試驗的成功實質上是核子彈突破過程中的裏程碑。

1964年10月,第一顆核子彈成功爆炸,升騰在天邊的紅雲,如同中華民族燦爛的精神花朵,照亮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張興鈐卻沒有跟隨大部隊一起到基地,親眼目睹這一激奮人心的場景。在當時復雜的國際情勢下,為了避免敵對勢力的破壞,他服從安排,留在草原上,參加了重要的技術資料和試驗設備的疏散工作,當轉移到青海某縣城時,張興鈐還險些感染上肆虐的鼠疫。

首次核試驗成功後,根據周總理的批示,在加快核子彈武器化的同時,我國的核武器研究轉向了對氫彈的探索。根據理論人員的探索,張興鈐與同事們一道,製訂出爆轟模擬實驗方案,並進行了一系列小型實驗,通過上百次爆轟物理實驗研究,解決了引爆彈設計中的關鍵問題,從而為確定引爆彈的理論設計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技術依據。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與第一顆核子彈爆炸試驗成功相距僅兩年零八個月,同世界其它國家相比,這個速度是最快的。張興鈐與其它同志一道,作為兩彈研究隊伍中的先進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受到了中央領導的接見。

轉戰

三線建設是國家為適應當時的國際情勢而做出的戰略決策,草原上的研究基地也亟待搬遷。張興鈐帶領實驗部工作組到三線建設現場,跋涉于大西南山山水水之間,確定有關所的實驗室定點,布局和工藝設計。 正當張興鈐不斷為祖國核事業做出貢獻之際,"文化大革命"如同天空中飄過的陰霾一般籠罩在中華大地上。"文革"初期,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對核工業採取了保護措施,後來在林彪直接幹預下,地處邊遠的核基地也卷入了"文革",科室、車間80%以上的幹部受到迫害,吳際霖、錢晉等功勛卓著的領導同志被迫害致死。張興鈐也被迫離開了深愛的事業,下放到河南幹校,晚上開會、白天勞動。

歷史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就在國外同行潛心研究的時候,這些本該在學術上繼續前行、為科學事業做出更大成就的中國核專家卻在種菜、搬磚、蓋房中空耗精力,這樣的日子足足持續了三年。直到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張興鈐這才回到了所鍾愛的事業中。

1973年後,張興鈐先後擔任副廠長兼總工程師,隨後又調任軍工局總工程師、中科物院科技委顧問等職,不論他身居何處、也不論崗位、職務如何變化,他始終關註核事業發展,並為此孜孜不倦地索求,在新的崗位上不斷做出貢獻。

1997年,作為中國代表,張興鈐以76歲高齡,在斯坦福大學召開的國際裂變材料保護研討大會上,向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作了題為《中國核材料控製的實施》的報告,用流利的英語清晰地闡述了中國政府關于核材料控製的立場以及所採取的種種措施。

如今,身為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核學會材料分會第二屆理事長的張興鈐還在奔忙著,全然不顧自己已年屆八十,住處、辦公室、圖書館是他永恆的"三點一線"……

瑣事

為更多地了解張興鈐,我想到了國際網際網路,當我鍵入張興鈐一詞,搜尋完畢時,我驚訝地發現,網際網路上關于張興鈐的網頁僅有幾個,而同樣的操作之後,與他同時歸國的另一名學者所涉及的網頁數目卻以千計算。 巨大的反差使我陷入了沉思,張興鈐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作為一位在歸國豢便已名滿學界的學者,是什麽支撐著他毅然離開了盛開著鮮花、籠罩著光環的學術之路,義無反顧地回到了祖國,並把自己一生的時光獻給了核事業?是什麽支撐著他隱姓埋名,放棄了原來所學的、得心應手的專業,放棄了和家人團聚,在遠離城市的荒漠和山區一幹就是20多年?

他是一個不懂計算的人。他永遠計算不出他失去了多少,又得到了多少,他也從沒想過要計算什麽。1988年,他作為訪問學者再赴美國,繼續他數十年前曾經從事的細晶研究,並取得了新的成就,一位曾與他同在麻省理工學院就讀和研究的老同事惋惜地對他說:"如果你當時選擇留在美國繼續從事研究,你一定會在學術上做出更大的成就"。

是的,他本可以留在科研條件優越的美國,繼續他從事已成就顯著和專業。回國後,由于從事工作的特殊性,使他在學術界銷聲匿跡,默默地耕耘,從大草原、戈壁灘一直到巴蜀崇山峻嶺……對一名學者來說,還有什麽比自己卓有建樹的研究領域更難割舍呢?然而,這位麻省老友的話並未使他產生點滴的悔意,在他心中,所經歷過的滄海桑田已成為永恆丘壑,個人的得失又何嘗能激起絲毫的漣漪!

他是一個訥于言而敏于行的人,我唯一聽過他說的閃光的話語,是他在回首往事時不經意冒出的一句:"對我們來講,愛國是很自然的事!"一個簡單的辭彙"愛國",便表述了張興鈐一生無怨無悔的理由!因為他清楚地知道,與孩提時代埋下的報國宏願相比,與青年時期樹立的崇高志向相比,與從美國歸來倍加堅定的為民族尊嚴、國家強盛而奮鬥的目標相比,個人名利又算得了什麽呢?重要的是他為持續的人生目標付出了,這就足夠!對于名利,張興鈐有他卓然不群的詮釋,當筆者偶然提及他所獲得的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國家自然科學獎等榮譽時,他淡然地將其歸因于集體,對自己為此而做出的貢獻毫不在意。

他是一個堅韌的人,在他回顧他的經歷時,也隻是淡淡地作著敘述,絕口不提自己的成就,更不談自己為了事業而經受過的磨難,他似乎從來不知道什麽是艱苦。回國過程的艱辛,未曾使他有過動搖;青海草原的艱辛,未能使他退縮,在天山上,一次突如其來的車禍使他僅差10釐米就要去見馬克思,他仍有餘興與驚魂未定的同志們談笑風生;在河南幹校空耗三年,他並未怨天尤人,一樣若無其事地同大伙一起參加勞動,建住房、開荒地、種蔬菜,甚至當他回想起那段歲月時,依然不言艱苦二字。他說,我是舊社會過來的,什麽苦都吃過。一位河南幹校的同事曾告訴我,其實那段時間張興鈐內心裏充滿了對事業荒廢的擔憂和對科研事業的渴求,一次,在整理書籍時,他長時間地撫摸著從北京購回的英文原版書,陷入了深思之中,然後低聲說,"帶不走了,扔了吧!"對一向沉靜而豁達的張興鈐來說,這其中蘊含了怎樣的一種苦痛!張興鈐的沉默與平靜,其實蘊含了太多如火的熱情,這種熱情不如噴涌的岩漿般灼人,但一樣有著排山倒海的能量!正是這種力量,促使他始終為鍾情的事業矢志不渝,盡職盡責……

他是一個謙遜的人,同事們印象最深的,是他絲毫沒有架子,作為一名歸國的博士、知名的科學家和技術領導,他從不盛氣凌人,即使是在爭論十分激烈的學術會議上,他更多是用清晰而有條理的分析、細致的論斷去說服大家。他擔任行政領導同樣如此,1977年國家恢復碩士生的統考,單位幾名同志希望報名應試,但當時繁重的科研生產任務又離不開這些中堅力量。張興鈐知道後,沒有說教,隻有理解和開導"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你們,正常而論你們不該去讀研究生,而是帶研究生。這裏的情況你們都看到了,百廢待興,技術人才緊缺啊!"樸實的言語,無形的力量,令青年們改變了主意,決定留下來繼續工作。一名後來成為所科技委副主任的同志回憶起這件事時,還激動萬分,"這裏有我的事業,有我最好的導師,先生就在眼前,我何苦還去舍近求遠呢?"的確,對青年科技人員的成長,張興鈐傾註了極大的熱情,他知道,事業的持續發展要依靠青年一代,所以他毫無保留地把畢業積累的學識和經驗傾囊相授,有時甚至為了年輕人提出的一個學術問題可以幾天泡在圖書館裏查找資料,隻為給出一個自己滿意的答案。謙遜、和藹帶來的是人們的尊重,一次,他回到曾經工作過的單位,一路遇到的同志都親熱地叫著:"張總,張總",而對于這些年曾和他一起工作的老師傅、小青年,張興鈐卻依然能夠一一叫出他們的名字!

他是一個充滿了愛的人,他深愛著自己的家庭,當他被關進草原上的學習班時,不能給自己的家人寫信,但他卻堅持自己填寫匯款單,因為他知道,妻子一看到熟悉的筆跡,便暫可放下懸著的心;他深愛著自己的事業,每到一地,他都不忘到當地的書店,看看有沒有可供參考的資料;1952年,他歷經艱辛即將回國時,將2000美元的積蓄全部購買了專業書籍,後來贈給了學校;直到如今,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堅持了解最新的學科動態,為核事業的發展不遺餘力地發揮自己的才智、提出新的思路。同樣是愛,在事業和家庭之間,張興鈐卻有他堅定的選擇:左涵征,他的妻子,一名堅強的湖北女性,她與張興鈐相識時,看中的是對方質樸的個性。出乎她意料的是,一紙調令,丈夫別妻離女,一去便是18年,當他離開時,兩女一個兩歲,另一個還未滿月!每次出差北京,他與家人隻是匆匆一晤,便又離去,以至兩個女兒一見他,怯生生地叫叔叔……家庭重擔獨壓在左涵征肩上,她獨自承擔地震帶來的驚嚇、自己動手搭建地震棚,常常是一邊做飯、一邊洗衣服,一邊還要想著備課;當她被懷疑患上癌症時,她獨自去醫院做手術前的復查,而張興鈐踏上西去的列車。還有一次,左老師因腰間椎盤突出症發作,住院需要護理,孩子不在身邊。在做了必要安排後,他從北京千裏迢迢地來到了四川,參加了為期七天的會議,接下來又來到討論特材老化問題的會場,傾情事業的他全然忘了患病的老伴。

他是一個儉樸的人,他是實驗部領導,但從宿舍區出發到廠區上班時卻總是和大家一起擠班車。年近八旬,他依然謝絕了單位安排的每日接送專車,和別人一樣堅持步行上下班;作為一名院士、作為一名政府特殊津貼享受者,他並不豪華的家居、毫不起眼的衣飾,處處透出平凡和質樸,他唯一的奢侈,僅僅是數十年都戒不了的香煙。面對這樣的老人,人們無法聯想到他充滿傳奇的際遇,更想不到他堪稱輝煌的奉獻,而正是這種蘊于平凡中的偉大,令無數有追求的青年一代為之景仰。

他又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人,思想始終保持著敏銳,尤其是對于學科領域中的技術問題,他依然可以提出一些獨到的見解,使人嘆服他的思想還保持在學科發展的前沿。作為一個始終保持著責任感的學者,他當然知道目前國家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他深入思考科研與產業結合的課題,不斷在有關學術會議上發言,暢述自己的觀點,並把這些思考寫成文章發表。是的,他還年輕,需要做的還太多,日新月異發展的材料科學,還是那樣恆久地牽動他的心,他盡力要把握學科發展的脈搏!他時常記起他的朋友,同為材料科學家的李恆德所說的一句話:"八十小弟弟、七十搖籃裏",以永無止境的學術發展之路為坐標,區區八十歲又算得了什麽?

張興鈐逶迤前行的身影,依然同緩緩流過、閃爍著粼粼波光的涪江水一般平靜而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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