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

張聞天

張聞天(1900年8月30日-1976年7月1日),原名“應皋”(也作“蔭皋”),字“聞天”,曾長期使用化名洛甫。江蘇南匯縣(今上海浦東新區)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前往蘇聯,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任教,是當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1930年回國,1933年1月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遵義會議中被推舉為黨內最高負責人,和毛澤東、周恩來形成名為“三人團”的領導核心,主要著作編為《張聞天選集》。1937年7月27日,毛澤東、張聞天強調紅軍改編原則。1976年7月1日病逝。

  • 中文名
    張聞天
  • 別名
    應皋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江蘇省南匯(今屬上海市)
  • 出生日期
    1900年8月30日
  • 逝世日期
    1976年7月1日
  • 職業
    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
  • 畢業院校
    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
  • 中文名
    共產主義
  • 其他成就
    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傑出領導人
  • 其他作品
    《張聞天選集》

人物簡介

張聞天(1900年8月30日 - 1976年7月1日),原名“應皋”(也作“蔭皋”),字“聞天”,取《詩經》中“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之意;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上,張聞天曾在短期內當過黨的總負責人(亦稱總書記),遵義會議後三年多存在著“洛(張聞天當時筆名為洛甫)毛合作”的領導體製;不過這位被譽為“紅色教授”的學者型人物,一向願意鑽研理論而不長于具體事務,曾三次主動“讓賢”,被傳為佳話。

張聞天

張聞天同志是江蘇省南匯縣人,祖籍江蘇無錫。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受黨委派前往蘇聯學習,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任教,是當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二十八半個布爾什維克”之一。1930年回國,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1933年隨中共中央機關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途中出席遵義會議,在會上對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被推舉為黨中央“總負責”-總書記;1945年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任命為駐蘇聯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長等職,1956年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受到錯誤批判並被復原所擔任的職務;“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嚴酷迫害,1976年7月1日在江蘇無錫病逝。 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過去對張聞天等所作的錯誤結論;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為張聞天同志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鄧小平出席並致悼詞,贊頌張聞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一生。

張聞天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論家、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擔任黨的重要領導人,他在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半個多世紀中,始終奮鬥不息,把整個生命獻給了這一壯麗的事業;他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他無私奉獻的精神和堅持真理的優秀品德贏得了廣大黨員和民眾的尊敬和思念。

生平經歷

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蘇省南匯縣的殷實農戶家庭。少年時期,他先後在族侗私塾、康家宅國小和匯南國小讀書。1914年,張聞天考入江蘇省立水產學校(今上海海洋大學),1916年,進入浦東中學,1917年,去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今河海大學)攻讀,受《新青年》影響傾向革命。

張聞天

五四運動爆發後,投身于學生運動,並開始從事文藝創作和翻譯,評介外國文學名著,後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國學會。

1920年至1923年,先後到日本東京、美國舊金山學習和工作。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並任助教、翻譯,同時兼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報道員。

1931年2月回到上海,不久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夏,共產國際決定成立臨時中央,他被指定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政治局常委。

1933年初,隨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2月,在中華蘇維埃二大上當選為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1934年10月參加長征。

遵義會議前夕,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遵義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為會議的成功召開作出了貢獻。會後,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負總責;長征途中,同張國燾分裂主義進行了堅決鬥爭。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5月,兼任延安馬列學院院長。

1942年,到陝北和晉西北農村作了一年多的農村調查。曾長期兼任黨中央宣傳部長、西北工作委員會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負責人、《共產黨人》編輯,作了大量宣傳教育工作。

1945年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抗戰勝利後,到東北工作,1946年春任合江省(今在黑龍江省內)省委書記;1948年春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並任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次年調任遼東省(今在遼寧省和吉林省內)省委書記,為東北根據地的開闢和建設作出了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到外交戰線工作。1951年4月出任駐蘇聯大使。1954年底回國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

1956年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他還是第一、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因為支持彭德懷的正確意見,受到錯誤的批判,被打成“彭、張、黃、周反黨集團”的骨幹成員。此後離開外交部門,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的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堅持原則,堅決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陰謀集團進行鬥爭,並遭到迫害。

張聞天

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同志在江蘇無錫病逝,7月13日,南京的《新華日報》第三版右下角以“本報訊”的報道方式,登出張聞天逝世的訊息。這則訊息由北京方面擬定,僅78個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張聞天同志,因長期患心髒病,醫治無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蘇無錫病故,張聞天同志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終年七十六歲。”

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張聞天等所作的錯誤結論;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隆重追悼張聞天。

追悼會由陳雲主持,鄧小平致悼詞。悼詞贊頌“張聞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一生”並庄嚴宣布:“現在,黨中央為張聞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動,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評價,決定為他平反和恢復名譽。林彪、‘四人幫’一伙強加在張聞天同志身上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都應統統推倒。”悼詞號召向張聞天同志學習:“學習他服從真理,誠懇修正錯誤,勇于進行自我批評,善于吸取歷史經驗的優秀品質;學習他作風正派,顧全大局,以黨的利益為重,不突出個人,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堅強黨性;學習他謙虛謹慎,艱苦樸素,平易近人,處事民主,善于團結幹部的優良作風;學習他終身好學,不斷求知,重視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學習他胸懷坦白,光明磊落,愛憎分明,敢于鬥爭的革命精神。”

在舉行追悼會的當天,《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發表了張聞天在肇慶寫成、又在無錫精心修改的文稿《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8月27日,又發表了肇慶文稿中的《黨內鬥爭要正確進行》。使全黨共享他在“文革”中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

198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胡耀邦發表講話,張聞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澤東一起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黨的傑出領導人的行列,給了張聞天應有的歷史地位。

西安事變

張聞天在西安事變中有著極其重要的歷史作用。

第一,事變爆發第二天,張聞天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發表了“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這一獨到見解,同時指出了“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這一根本方向。  

事變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在製定和平解決事變方針問題上經歷了一個短期的曲折變化過程,前後變化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對蔣介石的處置方針問題。

事變爆發之初,在1936年12月13日黨中央召開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多數人(包括毛澤東)的意見是主張“除蔣”、“審蔣”的,大致上反映這次會議初步方針的公開檔案是12月15日發表的《紅軍將領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電文提出“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製南京”並呼吁南京當局“欲自別于蔣氏”,“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這個電文發布不久,黨中央根據對情勢的全面考察和周恩來赴西安後爭取和平努力的嘗試,迅速改變了原來不成熟的方針。在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中央電中開始有所表示,及至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意見一致的基礎上作出和平調解事變的最終決策——毛澤東在會議的結論中明確地表示這個方針是比以前更進步的方針。

這次發現的張聞天一份最為可貴的發言紀錄稿,就是他在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這篇發言開始就對事變的性質及前途作出這樣的分析:“張學良這次行動是開始揭破民族妥協派的行動,向著全國性的抗日方向發展。”張聞天在這裏用“揭破妥協派”這個表述,就是指明這個行動是對蔣介石為代表的妥協派在抗日問題上妥協動搖的一次揭露和打擊,這不但準確地概括了事變發動者的本意,而且由此推測到事變積極意義方面可能發展的前途。這個推測的正確性已經為後來的歷史所證實。

……

張聞天在發言中還有針對性地強調指出:“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難”,要“慎重考慮”,要“把抗日為最高旗幟”,要“依靠我們黨的策略正確”,他在發言的最後提出:“我們的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這一具有總綱性的結語,實際為我黨製定正確的方針指出了根本的方向。

在張聞天發言之後不久,會議作出了結論。結論雖然沒有完全採納張聞天的意見,但是接受了張聞天、周恩來還有博古等不與南京政府對立的意見,確定了“除蔣”條件不爭取南京政府的初步方針,這個方針雖然是不成熟的,但卻為不久形成的最終決策提供了一個初步的基礎。

第二,在黨中央確定和平解決事變方針的19日政治局擴大會上,張聞天圍繞“不再恢復反蔣”這一關鍵,對決策的正確性及其策略思想作了鮮明、系統的闡述;並為中央起草了《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  

1936年12月19日中央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繼13日會議之後黨中央討論西安事變的一次會議,也是中央確定和平解決事變方針的一次會議。和平解決方針的確定是在我黨歷史上具有重大影響和深遠意義的一次決定,盡管它經歷了一個從除蔣到有條件放蔣的曲折過程,但是僅僅五、六天時間,經過民主討論,就能對這樣重大而復雜的事件作出為後來歷史證明完全正確的決策,這正說明了我黨的英明,也生動體現了黨中央集體智慧和民主決策的精神。毛澤東在19日會議上根據對內戰與抗日兩種前途的分析和會議的討論,毅然作了修改原來方針的結論。周恩來雖然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是會議之前他在西安為爭取和平所作的努力以及向中央陳述的意見,對于會議的決策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張聞天在這次會上的發言是為全面闡述決策的思想和精神而作的。發言共分七點,對事變發展的前途、黨對事變的根本立場、和平調解方針的策略思想,以及黨對失敗前途的準備等,均一一作了論證的說明。

這篇發言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對蔣介石的處置方針問題作了鮮明、透徹的說明。發言明確指出:我們“不站在反蔣的立場,不站[在]恢復反蔣的立場”,理由是:“因為這一立場可以使蔣的部下對立,是不好的。”鑒于黨內在事變爆發後已經有過在這個問題上的徘徊,發言批評了“審蔣”這一類的錯誤口號,發言說:“我們應把抗日為中心,對于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重要時刻,張聞天對此關鍵問題作出如此鮮明的表示,對于統一黨內的思想和步伐是十分必要的。發言也正是在對這個問題闡述的基礎上將和平解決事變的總方針作了明確的概括:“盡量爭取時間,進行和平調解。”

第三,在蔣介石扣留張學良後出現新的復雜情勢面前,張聞天揭破蔣所玩弄手法的實質,教育黨內仍從實現和平的全局上正確處理西北局勢,並在緊急時刻親赴西安同周恩來現場商定大計。  

蔣介石在作出接受抗日等六項諾言之後獲釋,使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實現了第一步,然而由于蔣回南京不久就扣留了張學良,並派重兵進攻西安,使得人們剛看到和平希望的局勢陷入了又一次危機之中。當張學良被扣訊息傳到西北的時刻,廣大民眾無不為蔣介石背信棄義的行徑而感到義憤,西安方面主張武力解決的輿論頓時上升,黨內也有的同志對于是否還要爭取蔣介石發生了動搖。緊迫而復雜的局勢要求我黨表示明確的態度並能作出正確的對策。就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于1937年1月2日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張聞天又作了一次全面分析情勢和提出對策的發言。

他對蔣介石的這一舉動作了這樣的分析:“南京要進行大的內戰目前在輿論上是很難動員的,他(指蔣介石——引者)主要還是一方面以武力來威脅,一面來分化西北。”並且指明:“蔣的態度仍是在動搖中,我們的方針還是要爭取他。”發言建議西安方面發表通電,呼吁“反對內戰”,“要求放張學良回來”。同時提出“西安問題的主要關鍵是團結內部,站在防御的動員更為有利,爭取更多的同盟者。”發言最後要人們看到:“要蔣脫離右派轉向抗日,是要經過很多的困難的,主要要依靠鬥爭與活動。”

……

文獻還向人們提供了一件鮮為人知的重要史實,這就是在張學良被扣後西北局勢發展到最緊張的時刻,也就是東北軍著名愛國將領王以哲被害的前夕,張聞天親赴西安,同在那裏的周恩來現場商定大計。張聞天是1937年1月25日從延安動身,27日抵達西安的。出發的當天毛澤東發一電文致周恩來:“洛甫本日出發來西安”。在張聞天到達西安的當天晚上就發生了少數激烈分子到周恩來住所請願的事件。博古後來回憶時說道,“洛甫同志來了,正是很尖銳的時候,很險惡的時候。”現在找到了張聞天到達西安後的個人署名的幾份電報,其中兩封已由《黨的文獻》發表。電報之一是他到達西安第二天(1月28日)向毛澤東通報西安貫徹“堅決為和平奮鬥”方針的情況並征求他的意見的;另一封電報則是同日發自雲陽前敵總指揮部,向毛澤東提出紅軍及時撤出陝南的重大提議的。這兩封電報是體現我黨為徹底實現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而努力的一個光輝的歷史見證。

張聞天在總結西安事變這段曲折歷史時,曾經深刻地指出:“中國政治問題的復雜性與變化多端性,要求我們有確定的方針,而不為表面的現象所蒙蔽與動搖。”

婚姻愛情

1929年,劉英在蘇聯學習,就見到過有“紅色教授”之稱的張聞天;那時,劉英把張聞天看作老師。1932年劉英回國,1933年6月進入江西蘇區,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組織部長。張聞天也來到了蘇區,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了領導核心。當他得知劉英也來到了蘇區,就給她打了一個電話:“尤克娜(劉英的俄文名字),今天我們要打你的‘土豪’。”

張聞天

原來,對于剛進入蘇區的領導幹部,組織上都發給一筆費用,用于置辦生活必需品,一般都可以餘下一些,就要拿出來請客吃飯了,算是一個不成文的規矩。那天傍晚,劉英帶上錢就到張聞天那裏去了,約上張聞天、博古、潘漢年,再加上少共中央的年輕幹部,走了10來裏路到縣城吃了一頓熬豆腐、紅燒肉之類的飯菜。從那時起,張聞天和劉英漸漸熟悉了。劉英的感覺是,那時的張聞天就對自己有了好感。他有時會到中共中央來坐一坐,活潑的劉英會向他請教些問題。有時候,劉英帶著部下胡耀邦等人到張聞天那裏“打土豪”,看看他那裏有沒有一點好吃的東西。碰巧了,真會在他那裏發現像朱古力那樣的好東西。張聞天喜歡打桌球,有時主動招呼劉英揮拍打上一盤。這時候,劉英覺得張聞天是一位可敬的領導。相比起來,劉英和毛澤東就熟悉多了。其中一個原因是,劉英的老師周以傈是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的要好同學。也許是這層關系,毛澤東很喜歡和嬌小的劉英聊天,有些好吃的,也願意給劉英留著。

有一天傍晚,她走上樓,看到張聞天坐在床邊寫東西。贛南的蚊子很多,張聞天好像沒有感覺似的。劉英奇怪地問:“你怎麽不掛蚊帳”一邊說,一邊幫他把蚊帳放下了。張聞天回答:“我沒有老婆嘛。”劉英馬上頂了他一句:“放帳子還要老婆?”話雖這麽說,劉英的心裏卻是一跳。此後不久就開始長征了。劉英編入由機關、後勤等人員組成的“紅章縱隊”,跟隨司令員李維漢行軍。

離開蘇區後,張聞天、王稼祥和毛澤東組成小小的“三人團”,一路走一路談。經歷了嚴酷戰爭實踐的陶冶,又有毛澤東的引導,張聞天和他過去在中央工作中犯過的“左”傾錯誤一步步地決裂了。他和王稼祥、毛澤東決心糾正李德、博古錯誤的領導,將紅軍引向正確的方向。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在會議上作了反對“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反報告”,隨後為中央政治局起草《遵義會議決議》,並獲得通過。在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協助周恩來指揮紅軍。

劉英和張聞天的美滿婚姻是毛澤東在長征路上一手促成的。

就在遵義會議前後,毛澤東已經有了意思,開始逗劉英。有一回劉英到毛澤東那裏去,毛澤東突然對她說:“你那個秘密跟我講一講,你喜歡哪一個呀”

劉英說:“哪個也不喜歡。”毛澤東馬上追問:“那你已經有人了”劉英連聲說沒有。毛澤東馬上接過話題說:“我給你介紹一個。”劉英對毛澤東說:“我不要結婚,我怕生孩子。你看賀子珍,懷孕了還在行軍,生孩子也放在老鄉家裏,這個樣子怎麽行呢?”

毛澤東笑道,那也沒有什麽了不得的嘛。他扭頭念起前些日子行軍時寫給張聞天的打油詩:“洛甫洛甫真英豪,不會騎馬會摔跤……”劉英聽明白了毛澤東的意思,畢竟有些難為情,趕緊走了。該輪到張聞天自己向劉英射出丘比特之箭了。

不久,紅軍二佔遵義,紅軍打了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那天,有了片刻閒暇,劉英和鄧小平陸定一一起逛街,迎面遇到了張聞天。張聞天說:“劉英,到我那裏去聊聊,好嗎”劉英以為毛澤東也和他住在一起,說,好呀,跟著就去了。

        張聞天住的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平房,相當寬敞。到了那裏,張聞天才以實相告,毛澤東到前方去了。說了幾句,不知怎麽地,從來口齒伶俐的劉英話少了。早春季節,天氣還相當陰冷,屋子裏有一盆碳火,溫文爾雅的張聞天動手在碳火上煮醪糟給劉英吃。

張聞天

“吃著吃著,我已經覺得張聞天有話要對我說。他一向說話比較隨便,這時候卻變得羞羞答答了。等啊等啊,他終于鼓起勇氣,仍然是婉轉地說:劉英,我們都已經比較了解了,希望我們不僅僅是做一般的同志,我們的關系是不是進一步呀”

“我一聽就明白了。但是我當時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我對聞天向來懷有敬愛的感情,但是從來沒有往“戀愛”上想。因為從‘敬愛’到‘戀愛’,中間還有一大段距離呢。何況長征開始,每天行軍累得要死,有時候累得連綁腿也不松,倒下來就睡,連‘戀愛”也沒有工夫去想了。”

當時劉英挺生硬地對張聞天說:“不行,我早有打算,5年不結婚。”話題扭開了,張聞天還是凝神地看著劉英。劉英感覺異樣,心頭跳動不已,有些不能把握,又說了幾句話,即匆匆離去。她的內心已被張聞天卷起了洶涌的波濤,再也不能平靜。

她一樁樁地回憶起與張聞天的交往,打球、吃飯、治箔…當時一丁點兒也不曾在意的事情,一下子歷歷在目。她猛然覺得,張聞天可親可愛。毫無疑問,她的心,被張聞天的愛情之箭準確地射中了,過去的那個“敬愛”之舵被撥向了“戀愛”。可是她又在內心告訴自己:“現在戀愛和結婚,還遠不是時候。要不然,婚後懷孕生孩子,怎麽行軍呢”

心頭百轉,越是矛盾,張聞天的形象越是在心頭揮之不去。用她自己的說法是:“從此以後,我們的關系被捅破了。”很快,李富春夫人蔡暢大姐也和劉英開起了玩笑。有一回宿營,蔡暢有意對劉英說:“快,煮一點醪糟給洛甫同志吃。”鬼使神差,劉英乖乖地聽她的話,居然找到一些醪糟,煮來送給張聞天吃了。這自然是一個微妙的,隻有情侶才明白的變化。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進入紅軍的最高領導層,部隊輕裝,打仗也變得靈活機動了。4月,原中央隊秘書長鄧小平調往作戰部隊。

紅軍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給劉英寫來一張紙條,上面寫道:調劉英同志到中央隊接替鄧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報到。劉英一驚,騎馬來到總政治部,對李富春說,鄧小平同志多能幹呀,我是做民眾

工作的,我幹不了鄧小平的事情。李富春打趣說:“劉英現在怎麽謙虛起來了。”他還說:“不要緊,那裏自然有人會幫助你嘛。”原來李富春話裏有話。劉英轉身去找毛澤東。毛澤東問:“你知道誰提議你來的”劉英說:“是李富春呀。”毛澤東搖搖頭,說:“是我提議你來的。在後梯隊太累,你一個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這兒有個女同志就行。”劉英說:“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幹,我怕做不了。”在一邊的王稼祥也說:“劉英,你幹得了。”正說著,張聞天回來了,一聽是這麽回事,他說:“劉英,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衛隊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這方面有經驗。再一個就是管我們這些人的生活。還有,開會作個記錄。”張聞天一言九鼎,這件事就定了。劉英從此來到張聞天的身邊,抬頭不見低頭見,再也沒有離開過他。劉英到中央隊以後,她的警衛員也上了前線。張聞天從自己的警衛員中調了一個給劉英。

張聞天

這下子,行軍中的毛澤東就有打趣的事可做了。隻要有機會,他就會對張聞天和劉英說兩句打趣的話。不久後有一天宿營,安排房子的管理員把陳雲住的屋子安排在張聞天和劉英的屋子之間。陳雲還沒有意識到什麽,毛澤東就發言了,對管理員說,你怎麽讓陳雲同志當大燈泡呀意思是監視自己的兩邊。

陳雲馬上回過味來,連聲說,這個不行,我可不當這個燈泡,他馬上退出了屋子。張聞天一遇到這種事就不善于言談,隻是笑。

長征播下了愛情種子,它的生命力自然比平常歲月的愛情要豐滿和扎實得多。待到紅軍來到陝北,于當年11月10日進駐瓦窯堡,有了穩固的後方,這顆種子就成熟了。張聞天對劉英說,這下子有了家,“可以了吧。”

那還說什麽呀,張聞天分得了一孔窯洞,劉英就在這裏建立了自己的家。對于自己在陝北的第一個家,劉英永遠記得清清楚楚。她回憶說,她和張聞天結婚,沒有舉行任何儀式,也沒有請客,情投意合,環境許可,兩個行李合在一起就是了。倒是毛主席隨後趕來瓦窯堡,來到窯洞裏鬧了一鬧,算是補上了“鬧新房”的一課。

那天,毛澤東指揮直羅鎮戰役已經大獲全勝,紅軍在陝北站穩了腳跟。他興致很高,興沖沖闖進了張聞天和劉英的窯洞,大聲對劉英說:“劉英,你結婚不請客我可不承認呀。”接下來,毛澤東信口念出一段打油詩:“風流天子李三郎,不愛江山愛美人。當今洛甫作皇帝,又愛江山又愛美人。”

廬山會議

在建黨初期馬列翻譯著作不多的情況下,張聞天成為黨內為數極少的造詣很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建國後雖然轉入外交領域,但他對社會主義基本理論的研究始終非常重視,在調查研究中思考中國的現實問題。

張聞天

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中共黨史上的一出悲劇。

張聞天是在7月21日發言的,那時已是彭德懷上書後的多日,氣氛相當緊張,一部分講缺點講得多的同志,感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在張聞天發言之前,田家英胡喬木等了解內情的同志也打來電話,勸他少講。但是,張認為,從當時的特殊情況來看,隻有毛澤東出來糾正“大躍進”的錯誤,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犯上”也要講。

張聞天義無反顧地講了整整一個下午。這確實是一篇剖析1958年“大躍進”錯誤的深刻發言,其理論高度,當時在黨內是無與倫比的。親歷過那個難忘場面的李銳說:張聞天“有經濟理論的修養,因而能抓住問題的本質,站得高,看得遠。”張聞天特別分析了犯錯誤的根本原因——黨內民主作風問題。他說:“主席常說,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見,要舍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于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

對于自己的發言,張聞天充滿了自信。他沒有想到,兩天後,風雲突變。

7月23日上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講話了,對彭德懷的信進行了逐條的駁斥,從反“左”到反右,突然來了180度的大轉彎。張聞天聽了,先是驚愕,繼而是困惑。從會場出來,他一半是憂慮,一半是憤怒地對秘書肖揚說:“這樣以後還有誰敢說話?”

在全信500多個字中,有兩句話對張聞天可能是致命的,一句是說張聞天發言中的那些材料“盡是假的”,另一句是指出張聞天“舊病復發”。在那個時代,毛澤東的話如同聖旨,一旦出口,即成定論。

8月2日,八屆八中全會召開,參加的人數幾乎是剛閉幕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者的兩倍,會場改在廬山人民劇院。

會上,毛澤東點名批評張聞天,而且再一次提到土地革命後期的錯誤路線問題。他說:洛甫開始不承認路線錯誤,七大經過鬥爭,洛甫承認了路線錯誤。那場鬥爭,王明沒有改,洛甫也沒有改,又舊病復發,他還在發瘧疾,一有機會就出來了。

8月16日,全會閉幕後,會議決定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分別調離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等工作崗位,分別保留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以觀後效”。決議指出:“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

8月18日,張聞天含冤下山,並從此退出政治舞台。在巨大的壓力下,張聞天不得不承認錯誤。在下山的當天,張聞天寫給毛澤東一封信,說:“我這次動了大手術,對我以後的身體健康,定會起良好的影響。我衷心地感謝你和中央其他同志給予我的幫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個反動的我,永遠決絕。”“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見到你,並希望你多多指導。”

毛澤東收到這封信,當即批示:印發各同志,印160多份,發給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郵送去。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

張聞天卻沒有感受到一絲“熱情”,接踵而來的,是外事系統火力更凶猛的批判鬥爭。一盆盆污水隨意潑到張聞天身上,嘲弄挖苦,恐嚇辱罵,主題完全離開了廬山發言的是非,而是翻歷史的老賬,追查根本不存在的“軍事俱樂部”和“裏通外國”。張聞天對此非常傷心。他對妻子劉英說:“說別的什麽,那是觀點不同;說我裏通外國,真是冤枉!”劉英從沒有見過丈夫流過眼淚,這時他卻止不住地淌眼淚。在精神和肉體雙重折磨下,已是花甲之年的張聞天血壓猛增,前列腺肥大症加劇了,尿中毒威脅著生命,他的身體實在支撐不住了,被送進了醫院。

8月20日,張聞天回到北京,夫人劉英已經在家等待。劉英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人事司長、部黨組成員兼監委書記,她已然獲悉廬山風暴。所以張聞天一進家門,她就急切地問他犯了什麽錯誤,埋怨他捅了馬蜂窩,“你做外交工作,經濟問題何必去多講呢!”張聞天開始有些激動,說自己非講不可,老百姓沒有飯吃,經濟這樣搞下去怎麽行,人民生活怎麽得了,“後悔就不對了,後悔又有什麽用呢?事情已經發生了。共產黨員不言後悔。”他又平靜地說,“廬山那篇講話,談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風的一些話可能尖銳一些,但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不然難免要犯斯大林晚年的錯誤。”(類似的話他還與別人講過,成為“裏通外國”的把柄)。劉英聽了,說這事最犯忌,他卻說:“封建社會都提倡犯顏直諫,共產黨員還怕這怕那嗎?如果大家都不講,萬馬齊喑,會出現什麽局面呢!”

晚上散步,來看他的秘書何方也為他廬山發言惹禍惋惜,張聞天說:“不上山也可能不發這個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見就要講,則是必然性。”他還引用韓愈的話說,“物不得其平則鳴。腦袋裏裝了那麽多東西,心裏有那麽多話,能夠不說嗎?我是共產黨員,應該講真話!”

所以,這時的張聞天還是有所期待的。他在下山之前,曾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簡訊,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見到你,並希望你多多指導”。毛立即批示:“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還表示:“必須有溫暖,必須有春天”。廬山會議決議中也說,對犯錯誤的同志“應該採取滿腔熱情的態度”。

但事實上,春天並沒有到來,下山以後接踵而至的卻是一場暴風雪——外交部召開全國性會議,集中批判鬥爭張聞天。

在會場上,他的眼淚隻能往肚裏流;回到家裏,同親人默默相對,就禁不住潸然淚下。他哽咽著對劉英說:“說別的什麽,那是觀點不同,說我‘裏通外國’,真是冤枉!”自從長征途中他們結婚以來,劉英還是第一次見到丈夫落淚。 花甲之年的張聞天經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擊。先是血壓猛增,暈眩,心悸,還得硬撐著去接受批判。接著尿毒症威脅著的生命,被送到醫院搶救——外交部對張聞天的批判這時才轉入“專案審查”。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許多同志受到株連,張聞天的秘書以及被認為與他關系密切的幹部,都被打成“張聞天反黨集團”成員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夫人劉英也因無從揭發“裏通外國”而被定為“嚴重右傾”,不僅被復原了黨內外一切職務,還要以反對毛主席的罪名開除她的黨籍。

劉英不服,就上書毛澤東申辯。在毛澤東的批示和周恩來、陳毅的保護下,這才作罷,但劉英從此離開了外交部,被貶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他們惟一的兒子張虹生,也在就讀的北京師範學院被戴上“右傾”的帽子,定性為“壞學生”,被退學送往新疆建設兵團農一師勞動。

凄慘晚年

用張聞天自己的話說,廬山會議後,他“過的是脫離民眾、脫離黨的直接領導並聽候黨的長期考察的孤獨生活。”

“文革”風暴的到來使得張聞天不再“孤獨”,並立即被卷入喧囂之中;7月12日,中央特偵組建議:復原張聞天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開除黨籍,在報刊上公開點名。

8月9日,張聞天被揪到三裏河國家經委禮堂台上,掛上一塊大牌子,戴上一頂高帽子,站在孫冶方旁邊一起挨鬥。那天天氣悶熱,患高血壓和心髒病的張聞天,彎腰低頭站了一個多小時,終因體力不支一頭栽倒。有個造反派罵他“裝死”,又被拖了起來。在持續5個小時的拽來拽去中,他的衣服扣子全部掉光。鼻青眼腫的張聞天回到家中,向夫人劉英敘述經過,傷感地說:“今天差點兒回不來了。”看到丈夫慘不忍睹的模樣,劉英號啕大哭。

造反派又把他弄去陪鬥彭德懷,“每次看到他懷揣月票手提書包擠汽車去接受批鬥,我一天的提心吊膽便開始了,擔心他在撲面的風沙或當頭的烈日下昏倒,在途中被如潮的人群擠壞,更擔心被人揪鬥致死。黃昏降臨,我便倚門而望,眼巴巴地等待親人歸來……”劉英凄慘地回憶起丈夫被折磨的日子。

張聞天一邊接受批鬥,一邊接受中直機關和來自全國的提審和外調,僅10個月就有219起。在調查中,張聞天忍受住辱罵、恫嚇、拳打腳踢,堅持實事求是地說明情況,提供材料,顯示了他堅定、正直的人格。康生讓張聞天證明,企圖通過“六十一人案”打倒一批老幹部,可是張聞天提供的材料恰恰相反:“61人出獄是經我簽字同意的,此事黨中央領導集體是知道的”。盡管如此,在印發的中央檔案裏還是用了“劉少奇、張聞天這個叛變的決定”等嚴厲字眼,並下令北京衛戍區分別將張聞天夫婦武裝“監護”了523天,直到1969年10月20日“緊急疏散”時,他們才被從小屋裏領出來,在審訊室裏重逢。

三天後,在特偵組的“護送”下,張聞天夫婦帶著10歲的養女小倩匆匆離京南下,來到廣東省肇慶軍分區大院,一個半山坡的平房裏。在這裏,張聞天的名字被停止使用,他化名“張普”,不準打電話,不準與外人接觸,不準離開宿舍區,每月要向軍分區保衛科書面匯報思想和言行。他常常到旁邊的西江大堤散步,面對滾滾東去的江水出神。

“9·13”林彪自我爆炸,使71歲的張聞天看到了希望,認為“文革”的情勢和自己的命運將有所改變,應該把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系統地寫出來,他對劉英說:“也許有一天我能在哪次會上談談。”從1971年10月12日起,張聞天忍著病痛,避開監管,開始秘密寫作文稿。計有《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公私關系》、《黨內鬥爭要正確進行》、《衡量黨的路線政策的最高尺度》等等——這些後來被稱為“肇慶文稿”的論文,可以說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最早的理論成果。 

1972年4月2日,張聞天給“毛主席、周總理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訴說自己“過著非常孤寂和閉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悶”,請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解決我的問題”,“回到北京去,在黨的領導下做些力能勝任的工作”,言辭甚為懇切。到6月份,張聞天被告知:中央決定自今年5月起恢復張聞天和劉英原工資待遇,算是得到一點寬慰。

1974年10月18日,張聞天又給毛主席寫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養病,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要求了。”這封信是托王震轉呈的;幾近失明的毛澤東,聽完來信,讓身邊工作人員簽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地方居住。”

1975年8月23日,張聞天一家離開廣東肇慶,來到江蘇無錫湯巷45號定居。此時的張聞天已是百病纏身,曾幾次送醫院搶救。1976年4月的一天,張聞天自知不久于人世,讓妻子寫下他們的契約:“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後交給黨,作為二人最後所交黨費。張、劉,1976年4月。”重病中的張聞天依然關心他的理論研究,曾讓人重抄在無錫修改的文稿,說:“如果能有一個懂政治經濟學的文字秘書,我就可以寫出更多的東西來。”

1976年7月1日下午7時30分,受盡磨難的張聞天因心髒病猝發在無錫逝世。享年76歲。

江蘇省委當夜急電中共中央,請示喪事安排問題;7月3日,有關部門向中央提出一個方案,“遺體在無錫火化,並在無錫開個追悼會”,由江蘇省委一領導同志主持,無錫市委一領導同志講話。同時報送了草擬的一份講話稿,說張聞天“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位老同志。他在南京參加過著名的‘五四’學生運動,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跟隨偉大領袖毛主席進行了二萬五千裏長征,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對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事業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這樣簡到不能再簡的儀式,低到不能再低的評價,上面都不同意。

江蘇省委一再催詢,遲遲沒有答復,直到7月8日下午,中央有關部門才電話指示江蘇省委:不開追悼會,骨灰盒存放在無錫,《新華日報》發一訊息,劉英由江蘇安置。在這之前,省委組織部幹部曾向中央反映:遺體告別時如送花圈,寫張聞天還是寫張普?家屬說:“人都死了,還保什麽密!”答復是繼續保密。所以,7月9日下午向遺體告別,“張聞天”這個名字都不許出現。劉英獻給幾十年風雨同舟的伴侶的花圈上,也隻能寫“獻給老張同志”。絕情悖理,一至于此! 張聞天遺體于10日下午火化,骨灰盒被鎖在無錫公墓辦公室的一個木箱裏面。 又過了3天,7月13日,才在南京的《新華日報》第三版右下角以“本報訊”的報道方式,登出張聞天逝世的訊息。這則訊息由北京方面擬定,僅78個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張聞天同志,因長期患心髒病,醫治無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蘇無錫病故;張聞天同志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終年七十六歲。”首都報紙一概保持緘默。 嗚呼!一代偉人,就這樣無聲息地殞落!他能夠安息嗎?

冤案昭雪

張聞天逝世後不到一百天,黨和人民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張聞天等所作的錯誤結論。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隆重追悼張聞天。

追悼會由陳雲主持,鄧小平致悼詞。悼詞贊頌“張聞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一生”,庄嚴宣布:“現在,黨中央為張聞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動,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評價,決定為他平反和恢復名譽。林彪、‘四人幫’一伙強加在張聞天同志身上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都應統統推倒。”悼詞號召向張聞天同志學習:“學習他服從真理,誠懇修正錯誤,勇于進行自我批評,善于吸取歷史經驗的優秀品質;學習他作風正派,顧全大局,以黨的利益為重,不突出個人,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堅強黨性;學習他謙虛謹慎,艱苦樸素,平易近人,處事民主,善于團結幹部的優良作風;學習他終身好學,不斷求知,重視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學習他胸懷坦白,光明磊落,愛憎分明,敢于鬥爭的革命精神。”在舉行追悼會的當天,《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發表了張聞天在肇慶寫成、又在無錫精心修改的文稿《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8月27日,又發表了肇慶文稿中的《黨內鬥爭要正確進行》。使全黨共享他在“文革”中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

198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發表講話,張聞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澤東一起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黨的傑出領導人的行列。給了張聞天應有的歷史地位。 1985年8月30日,在張聞天85周年誕辰之際,包括廬山會議發言和“政治經濟學筆記”、“肇慶文稿”的精彩篇章在內的《張聞天選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張聞天生前的遺願終于實現。《〈張聞天選集〉編輯說明》高度評價張聞天的歷史功績和理論貢獻,指出:“張聞天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黨在一個較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他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勝利,對作為黨的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隨著時間的推移,張聞天的理論創造和革命業績,崇高品德和優良作風,越來越贏得全國各族人民,廣大黨員、幹部、知識分子和青年的敬佩。在張聞天90誕辰時,北京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上海、南京、遵義、佳木斯、無錫等地也以多種形式紀念他。 國家主席楊尚昆發表紀念文章,稱張聞天是“共產黨人的楷模,革命知識分子的典範。”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致函劉英同志說:“黨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的不朽歷史貢獻。他對共產主義矢志不移的堅定信念,他的政治家的寬廣胸懷和學問家的謹嚴風範,他為人民利益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崇高品德,他深入實際、實事求是、謙虛謹慎、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永遠值得我們大家學習。”

張聞天

人物軼事

“紅色教授”

張聞天發表《中國底亂源及其解決》

1922年1月5日,張聞天發表《中國底亂源及其解決》。文章說,我們對于這種不合理的社會,早感到不安,不過用什麽方法去改造呢?應該改造成什麽樣呢?無抵抗主義呢?反抗主義呢?無政府主義呢?社會主義呢?如江河流水,不絕地引起我的煩悶。但永久不決是不能生活的。那麽,取其長,舍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會主義一條路了。

1928年9月,張聞天由共產國際東方部與聯共中央選送,進入紅色教授學院深造。同時被選送到該學院學習與研究的有王稼祥、沈澤民、郭紹棠等人。位于莫斯科克雷姆河畔的紅色教授學院是蘇聯的最高學府。

張聞天

張聞天等入學在旅莫中國學生中反響很大。大家都戲稱張、王、沈、郭為“四大教授”。

就在張聞天進紅色教授學院前後,他用“劉雲”的筆名同吳亮平合譯的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李敬永翻譯、經他校訂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當時譯的書名如此),都在莫斯科出了中文版。雖然被選送到紅色教授學院當研究生的這幾位學習基礎較好,但學院還是進行了極其嚴格的入學考試。張聞天有一門課程(俄國史)不合格,被錄取為旁聽生。他讀的是歷史系東方史專業。在完成第一學年規定的學業時,東方史專業研討組于1929年5月23日對張聞天的學年成績作出如下評定:張聞天“提出了兩個報告並對他人的報告作了三次發言。對報告完全勝任。表現了工作能力和善于理解問題。張聞天同志的發言是有內容的”。評語肯定張聞天“完全勝任”在勞動大學的教學工作,說他在勞大研究所和中文出版社“作為編輯進行工作,對此有好的反應”。評語還說,“在黨性方面張聞天同志是堅強的和守紀律的”。結論是“認為應該列為正式學員,升至二年級,但需通過必要的考試,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可予免試”。1929年6月1日經歷史系系務會議討論通過,並經6月6日紅色教授學院院務委員會決定,同意張聞天升為東方史專業二年級的正式生,但必須在9月1日前通過俄國史的口試。張聞天按時補考合格,9月9日,聯共(布)中央組織局批準他為紅色教授學院的正式學員。

張聞天進入紅色教授學院以後,原來很感興趣但“苦無時間”加以特別研究的“中國革命問題”,成了學習、研究的重點。

調查研究

1943年3月27日,中共領導人張聞天發表《出發歸來記》一文。作者率領部分同志于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先後調查了陝北地區的神府縣賀家川、米脂縣楊家溝村,綏德縣西川、子洲縣雙湖峪,並到晉西北調查了興縣高家村。通過長期間深入基層,深入民眾,認真細致的調查研究,張聞天寫出了《出發歸來記》,精闢地論述了共產黨人對調查研究應當採取的態度和從事調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張聞天還蒐集整理出《賀家川8個自然村的調查》、《楊家溝地主調查》、《興縣14個自然村的土地問題研究》等調查報告。

三次“讓賢”

張聞天從年輕時起就喜好理論研究和宣傳,不長于處理瑣事。他戴著眼睛,不苟言笑,常在沉思問題,從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溫文爾雅的學者。他被推為總負責人之後,自己感到並不完全適合于領袖地位。

1935年4月紅軍長征渡過北盤江後,要派一位中央負責人到白區工作,張聞天主動要求離職前去,毛澤東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陳雲。同年夏天,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為了表示團結,他又主動提出將自己的職務讓出來,被毛澤東勸止。1938年秋天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前,共產國際確認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但職務並未明確。于是,張聞天又在會議期間誠懇地提出,應推舉毛澤東為黨中央總書記。毛澤東經過全面考慮,對張聞天說:“洛甫,你是‘明君’,開明之君,黨中央總書記繼續由你擔任吧。”會後,張聞天卻“主動讓賢”,將工作逐步轉交給毛澤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地點也由他過去的窯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的住處。“讓賢”之後的張聞天,主要從事黨的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

張聞天

他一向敬重毛澤東,卻又從不盲目,有獨立見解並願意不斷探索。脫離負責崗位後,他自感缺少實際經驗,于是去搞農村調查,隨後提出一個將來如何使農民富裕的生產方式構想。當時的環境使這一構想不能實現,不過幾十年後再看這一見解,人們卻不能不佩服張聞天的遠見。

人物故居

地址:上海市浦東新區機場鎮鄧三村九村

張聞天

1900年8月30日,張聞天出生于南匯祝橋鎮(現浦東新區機場鎮)鄧三村張家宅。

張聞天故居是一座具有江南民居特色的民宅,一面正屋,兩邊廂房,磚木結構,坐北朝南。屋脊上有古代官吏形象的雕刻,顯示房屋主人有較高的地位。正屋有五間,兩側廂房各兩間,在西廂房外側有雜用房四間,共十三間。

這十三間分三次建成,先建正屋,後建廂房,再建雜房。故居中間是青磚鋪地的天井,前面有木結構門亭,古稱秀才亭,亭上有陳雲同志題寫的匾額,亭前有兩塊用綠籬笆圍的菜地;屋後原為水流潺潺作響的宅河溝,溝邊有翠竹、綠樹,放有水車等農具。隨著歲月變遷,宅河溝逐漸形成硯台狀的小和溝,現稱硯台溝。溝邊是張聞天少年時代經常與小伙伴讀書、玩耍的地方。正屋中間是客堂稱孝友堂,是張氏族邀請至親好友聚會議事之處。右側是臥室,陳列著衫木大床、印花夏布蚊帳以及梳妝台、腳箱、開門廚等家具。這兒是張聞天出生和青少年時期生活的地方。書房裏陳列有小木床、書桌、書架和筆墨紙硯等文具用品,這兒是張聞天少年時期讀書的地方。故居建築面積共488平方米,佔地面積686平方米。

張聞天是我黨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他的光輝一生,無論是身居高位,還是廬山罷官、文革被禁,自始至終胸懷坦蕩,公而忘私,忠于革命。他一生儉樸不為名利,他的兒子張虹生,在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幾十年一直默默無聞;臨終時張聞天把歷年來積蓄的四萬元全部交了黨費,沒有給子女留下分文。

1979年,在張聞天含冤去世三年後,黨中央為張聞天隆重舉行了追悼會,鄧小平代表中央作的悼詞中對張聞天在中國歷史上的功績作出了充分肯定。

1985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撥專款對張聞天故居進行了修繕,張聞天故居現被列為上海市旅遊局推薦觀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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