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

張國燾

張國燾(1897年11月26日-1979年12月3日),字愷蔭,又名特立,出生于江西省萍鄉縣,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學理工預科,在校期間參加了五四運動,1921年7月下旬在中共一大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局三人團成員,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1931年5月12日,張國燾到達鄂豫皖蘇區後,在新集召開會議。會議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復原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軍事委員會,張國燾任書記兼軍委主席。1932年進入鄂豫皖蘇區,張國燾曾大搞肅反運動殺害了曾中生、許繼慎等一批紅軍根據地早期高級將領。紅一、四方面軍會師時想爭奪中央領導權,公然另立中央,最後于1938年4月私逃叛黨投靠國民黨,上演了一幕“中共締造者反對中共”的醜劇。1937年2月6口,張國燾在延安向中共中央作了《從現在來看過去》的書面檢討錯誤。1979年12月3日在多倫多一養老院病逝。

  • 中文名稱
    張國燾
  • 外文名稱
    阿莫索夫
  • 出生地
    江西萍鄉上傈
  • 畢業院校
    北京大學
  • 逝世地點
    加拿大多倫多
  • 逝世日期
    1979年12月3日(己未年)
  • 別名
    張特立、張彪、凱音、天師、國燾
  • 信仰
    共產主義
  • 國籍
    中國
  • 出生日期
    1897年11月26日(丁酉年)
  • 民族
    漢族
  • 主要成就
    領導學生運動,組織政治局、軍委。組織紅四方面軍

人物生平

張國燾(1897年-1979年)字愷蔭,又名特立,筆名和化名有: 張特立、特立、張彪、凱音、張特、天師、國燾、燾等。俄文名字: 阿莫索夫。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1938年被開除黨籍。

張國燾

1897年11月14日(農歷十月二十日)出生江西省萍鄉市(舊時稱縣)上傈縣金山鄉山明村。童年時代在他父親的好友廖石溪先生所辦的私塾裏與十幾個孩子讀詩書。

1908年,張國燾來到萍鄉縣縣立國小讀書。

1912年,張國燾來到由萍鄉縣縣立國小改成的縣立中學繼續學習。

1914年,張國燾因為替“違紀”的同學辯護,受到舍監要開除他學籍的威脅,便離開萍鄉中學,到南昌心遠中學就讀。心遠中學是由著名教育家熊育錫創辦的一座學校。學校主張崇尚科學,反對守舊;註重西學,反對八股。正是從這個時候起,張國燾“越過了攻讀經書的範圍,開始來敲近代知識的大門”。

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為理工預科一年級第三班的學生。

1919年五四運動中表現積極,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人之一,被推為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並經常深入工人群體進行演說。此後一段時間積極籌備並進行長辛店補習學校的講演(對象為工人),為以後的工人運動打好了基礎。

1920年10月,參加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7月出席並主持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選舉陳獨秀、張國燾和李達為中央局成員,陳獨秀為書記,當選為中央局成員,分管組織工作。會後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兼《勞動周刊》主編,領導工人運動。

1921年年底參加莫斯科的遠東勞苦人民大會,見到列寧。

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3年2月領導組織了著名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正確方針。

1924年1月出席國民黨一大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1924年12月中旬,率領了一個數約十人的鐵路工會的代表團到天津去探望抱病的孫中山,並與李大釗二人代表中共與北京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組織一個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以汪精衛為首),商討孫中山在北京病危時的相關決策。

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局委員,並任中央工農部主任。

1926年後,面對國民黨右派排斥、打擊共產黨,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活動,他執行妥協退讓政策。

1926年底,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

1927年7月陳獨秀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鮑羅廷根據共產國際”訓令”改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後補入瞿秋白為成員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同年7月,他受臨時中共中央委托赴南昌貫徹中央決議,但張國燾不願意去,仍對張發奎抱有幻想。

1928年赴蘇聯參加中共六大,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留駐莫斯科。

1931年初回國,黨在上海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會議在米夫的操縱下,1月1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後到鄂豫皖根據地,任中共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針,並主持開展錯誤的“肅反”。

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蘇區後,帶領紅四方面軍進入川北,與川陝邊黨組織建立川陝根據地,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5年4月放棄川陝根據地開始長征。6月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後,為了統一指揮兩大方面軍作戰,中共中央召開了著名的“兩河口會議”,會議決定由張國燾任紅軍總政委、中革軍委副主席。但張國燾反對中央關于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決定,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並通緝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人。

中央紅軍在延安建立並鞏固了根據地之後,南下期間損兵折將的張國燾被共產國際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張被迫帶領紅四方面軍和任弼時領導的紅二方面軍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肅靜寧縣將台堡(今屬寧夏)與紅一方面軍會師。會師之後張即被邊緣化,被剝奪了軍權並遭到批判。

國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後,1938年4月3日,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一說是代主席)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之名逃離延安,遇上蔣鼎文後到了西安,投奔中國國民黨。4月11日周恩來到武漢漢口與張多次協商未果之下,4月18日,中共中央開除張的黨籍(于4月22日《新華日報》發表)。不久,加入國民黨的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從事反共特務活動。

1941年起任國民參政會第二、第三、第四屆參政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一度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

1948年6月在上海創辦《創進》周刊,繼續進行反共宣傳。同年11月去台灣。

1949年轉居香港。

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曾經寫作《我的回憶》。

1979年因病去世。

個人經歷

學生領袖

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經過長達四年的戰爭,至1918年11月以德、奧等同盟國失敗而告結束。

張國燾張國燾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大學對協約國的勝利進行了大張旗鼓的宣傳。11月15日、16日,北京大學連續在天安門舉行了兩天講演大會,有11人登台演講。校長蔡元培親自講了《勞工神聖》。11月28日至30日,北京大學又于每天下午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內外舉行講演大會,許多知名教授參加了這次活動。李大釗就是在這次講演活動中發表了他著名的演說——《庶民的勝利》。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

5月2日,北大校長蔡元培在學生飯廳召集學生班代和代表100餘人開會。他講述了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犧牲中國主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

5月3日,當蔡元培得知國務院已發出密電,令代表團簽字後,立即告訴了國民雜志社的負責人許德珩和新潮雜志社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段錫朋等人。許德珩當即約集國民雜志社的各校代表,在北大西齋集會商討對策。蔡元培與會並發表講話說: “巴黎和會的情勢,對我國極為不利。列強對日本要在山東奪取我許多權益之無理要求,有認可之意,而我政府將被迫在和約上簽字。倘不幸而如此,國家前途不堪構想。”會議當即決定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

北京學生得知中國外交失敗,政府準備妥協後,久壓心頭的不滿和憤慨之情一下子迸發了出來。

5月3日晚,除北大全體學生到會外,北京高等師範、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中國大學、朝陽法理學校、農業專門學校、醫葯專門學校、匯文學校、民國大學、鐵路管理學校、稅務專門學校、高等警官學校等12所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代表也參加了大會。會議先由《京報》社長、北大新聞學講師邵飄萍報告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的經過和當前的情勢。然後,學生們爭相上台講演。張國燾也以他特有的萍鄉口音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說。北大法科學生謝紹敏當場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

會議一直開到晚11時,最後通過四項決議: (1)聯合各界一致奮起力爭;(2)原定5月7日的國恥遊行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凱發出最後通牒,限48小時答復“二十一條”。故5月7日為國恥日。,提前于次日(5月4日)舉行。各校齊集天安門舉行愛國大示威;(3)通電巴黎專使,不準簽字;(4)通電各省5月7日一律舉行愛國示威遊行。

5月4日下午,北京十幾所中等以上學校學生3000多人,揮舞白色小旗,高舉標語牌,上寫“還我青島”、“寧為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廢除二十一條”等字樣,在天安門前匯集。學生們不顧軍警和教育部官員的阻撓,紛紛發表演說,痛斥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和親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賣國行徑。

會後,開始進行示威遊行。遊行隊伍沿途散發傳單,高呼口號,吸引了很多市民觀看。隊伍到達趙家樓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後,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並放火燒了曹宅。

在這次集會和示威遊行中,北大學生起了主力軍作用,張國燾則與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等人起了核心領導作用。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從此拉開了帷幕。

像所有的愛國青年一樣,張國燾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這場運動之中。

學生們激烈行動碰到的第一個打擊,就是32名學生被捕。學生們的愛國熱忱沒有因遭到打擊而低落,反而更加高昂。

5月4日晚,北大三院禮堂擠滿了學生。對被捕學生的同情和對賣國政府的痛恨,使這群熱血青年決意採取進一步行動,聯絡各校舉行同盟罷課。這次會議一個最顯著的成果就是“北京大學學生幹事會”的誕生,張國燾也在幹事之列。這使他有更多的機會出現于學生運動的前列,也使他成為不可否認的學生運動領袖之一。

5月5日,在北大學生幹事會號召下,北京各高等學校開始舉行同盟罷課。學生們在罷課聲明中說: “各校學生既痛外交之失敗,復憤同學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學問?此罷課之第一理由也;青島問題當以死力爭,被捕同學亟待營救,全體奔走,日無暇晷,學雖至寶,勢難兼顧,此罷課之理由二也。”

下午3時,北京14所高校3000多名師生在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大會,討論決定下一步鬥爭計畫如下: (一)立即開展營救被捕同學活動,各校一律罷課,至被捕同學回校為止;(二)敦促各高等學校校長與政府交涉,營救保釋被捕同學;(三)聯合上書政府,要求懲辦曹、章、陸;(四)打電報給巴黎的我國專使,對青島問題要死力抗爭,決勿簽字;(五)通電全國教育會、商會,一致行動。

北京學生的愛國通電,得到各地、各階層人士的積極回響。人們的愛國熱情被激發了起來,一時間各種類型的電報飛向京城,飛向巴黎,不僅一般團體和公民,而且國會議員、社會名流都紛紛通電要求釋放學生,譴責軍閥政府。

為了進一步把愛國運動引向深入,5月6日,在北京大學倡議下,“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簡稱“學聯”。是為我國有“學聯”這一名稱之始。成立,北京大學學生中的先進分子是這個組織的主要骨幹,其中有: 鄧中夏、黃日葵、許德珩、段錫朋、易克嶷、張國燾、康白情、陳寶鍔等。據張國燾回憶,他是學聯講演部部長。

對于手無寸鐵的學生來說,最能表達自己愛國情懷和最能喚起民眾的方法,莫過于在街頭講演。

5月12日,當軍閥政府正在為學生運動引起的全國呼應而束手無策的時候,由學聯組織的大大小小的講演團忽然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使京師警察廳立即感到手足無措。學生們手執各色旗幟,演說情真意切、慷慨激昂,吸引了不少聽眾。他們的講演均圍繞山東問題展開,號召民眾急起救國,反對賣國的軍閥政府,反對橫暴的日本帝國主義。

據《北京大學日刊》載: 鄧中夏講演的題目是“青島交涉失敗史”;周炳琳講“山東與全國之關系”;廖書倉講“青島關系我國之將來”;張國燾講“自衛”;易克嶷講“抵抗強權”;李秀龍講“真正民氣”;羅運磷講“爭回青島”;潘宗翰講“五月四日”;黃耀華講“亡國之痛苦及救國之方法”,等等。張國燾作為學聯主要骨幹之一,在整個講演活動中積極負責,以身作則,起到了帶頭作用。

學生們的講演活動使反動政府大為惱火。5月15日,軍閥政府下達警備令,禁止學生聚眾講演。巡警在得到命令後,開始對講演活動橫加幹涉。學生們每到一處,總有巡警隨行,隻要一開口講話,立即被製止,甚至押到警備區盤問。但學生們仍然堅持講演,並散發各種傳單。

5月18日,當得知政府仍未表示拒絕簽字時,學聯便組織了北京市中等以上18所學校的學生集會,決定于19日舉行全體北京學生總罷課。19日,學聯通電發布《罷課宣言》,揭露政府的種種倒行逆施,號召學生一律罷課,堅決鬥爭到底。從此,學生運動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起來,不僅講演團更為活躍,而且“國貨維持會”、“十人團”等愛國團體也應運而生。

學生運動深入發展,越來越引起了廣大市民的同情,也使軍閥政府越來越感到恐懼,它想盡快扼殺學生運動,恢復京城往日的秩序。但這完全是徒勞!學生運動在政府的壓迫下不僅沒有停歇,反而愈加風起雲涌。軍閥政府隻得拿出它最惡毒的一招,這就是逮捕。凡是上街講演的學生,隻要被軍警發現,即被毆打和捉拿起來,失去行動自由。被捉的學生多了,監獄容納不下,便將北大三院闢為臨時監獄。

在這一場愛國與迫害的抗爭中,張國燾和講演團的團員們進行了不屈的鬥爭。

張國燾等被捕後,當天即由司法處對他們進行審訊。張國燾等人在審訊過程中與審訊人員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警察廳檔案這樣記載:

訊據該行等同供,此次販賣國貨,各本良心上之主張,既不致影響外交,亦不致妨害秩序,警察因何幹涉?請宣示理由等語。當曉以營業有一定之規則,市場尤有特定之章程,且現奉明令學生不得借端曠廢,致荒本業。果如該生等行動,群相撞擾,既荒學業,復礙秩序、背定章。警察有保衛治安之責,無可放任。一再曉導,該生等始終不悟。至謂販賣國貨,如官廳認為違法,則請依法懲辦。否則仍須貫徹初衷,自由售賣。滔滔逞辯難以理喻。在工人罷工的相應下6月8日,張國燾等被捕學生被用汽車送回學校。

北京學生的反帝大示威

6月28日,是巴黎和約簽署的日子。27日,在巴黎的旅法華工、學生和華僑包圍了中國代表團的駐地,強烈要求拒簽和約。在國內外一致的壓力之下,中國代表團總代表陸征祥終于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五四運動取得了勝利。

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一批以愛國救國為職志的知識青年。張國燾就是其中之一。

蘇區肅反

在土地革命戰爭中,中國有六大蘇區,其中最大的兩塊就是江西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到鄂豫皖蘇區,由張國燾任鄂豫皖蘇區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陳昌浩任鄂豫皖蘇區少共中央局書記,全權領導鄂豫皖蘇區。張國燾到來不久,就對鄂豫皖特委和紅軍進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爾什維克的改造”、“加緊肅反”等旗號。

張國燾

1931年8月,有人給紅12師師長許繼慎送來一封信,內容是國民黨大特務曾擴情寫的勸降書。許繼慎當即連人帶信交給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認為這是國民黨的反間陰謀,將信上報給了中央分局。張國燾見後如獲至寶,立即對許繼慎展開調查。不久,保衛局“破獲”了一個兵變陰謀,在嚴刑拷打下,當事人供認許繼慎、周維炯、熊受暄等人都牽涉其中。張國燾立即命令逮捕一切與“此案”有關的人員。

很快,許繼慎、紅11師師長周維炯、紅11師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紅10師參謀主任柯柏元、原紅33師政委姜鏡堂、軍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書長陳翰香、紅12師政委龐永俊、繼任政委吳荊赤、紅12師副師長肖方、紅10師副師長程紹山、參謀主任範沱、政治部主任關叔衣、紅28團團長潘皈佛、28團副團長丁超、紅30團團長高建鬥、政委封俊、紅35團團長王明、紅12師參謀長兼紅36團團長魏孟賢等人相繼被捕。

兩個月後,許繼慎、周維炯、熊受暄、姜鏡堂、王培吾、陳翰香、吳荊赤、肖方、關叔衣、龐永俊、程紹山、柯柏元、魏孟賢、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營、連級將領被殺害。許繼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師政治部秘書,當時已懷孕,也被秘密殺害。

在清除掉這批“反革命”後,張國燾又命令全蘇區審查整肅。這場“整肅”殺害了紅四方面軍多少人,至今還沒有一個具體的數位,僅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一文內就承認:“這次總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記載:“從9月13日到11月中旬,先後以所謂‘改組派’、‘第三黨’‘AB團’等莫須有罪名而逮捕殺害的紅四軍中的高級幹部就有:第十一師師長周維炯,第12師師長兼皖西軍分會主席許繼慎,第12師政治委員龐永俊、副師長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衣、參謀主任柯柏元,第28團團長潘皈佛、政治委員羅炳剛,第29團團長查子清、政治委員李奚石,第30團團長高建鬥、政治委員封俊,第32團政治委員江子英,第33團團長黃剛、王長先,政治委員袁皋甫,第34團政治委員吳荊赤,第35團團長王明,第36團團長魏孟賢,第38團政治委員任難,以及十二個團的政治處主任等,在白雀園遭殺害的軍事系統的高級幹部,還有軍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軍分會主席和第12師政治委員姜鏡堂,原紅一軍獨立旅旅長廖業祺等多人。”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足足肅掉了六分之一!

之後,繼續擴大肅反,並在轉戰中又殺害了很多的高級將領。1933年6月,鄺繼勛被張國燾秘密殺害于四川通江縣洪口場,時年36歲。1935年,胡底紅軍長征途中慘遭殺害,年僅30歲。1935年8月,曾中生被秘密殺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時年35歲。許繼慎和曾中生是建國後中央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名軍事家之一。

叛變經過

張國燾叛黨背叛中國共產黨投靠國民黨陣營,真實的原因是出于對死亡的恐懼。而給他帶來死亡恐懼的是王明。事情的經過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產國際的指示從蘇聯啓程回到延安後,儼然以欽差大臣和中共領袖自居。張國燾挨過王明的整,對他表示冷淡。

當王明與張國燾單獨談話時,問起張國燾在長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錯誤行為。張國燾說:“除批評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外,可以說是爭奪軍事領導權。”王明說:“這不盡然,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訴張國燾:“您的四方面軍老部下李特、黃超都是托派,他們在新疆迪化經審問,已招認是托派,並已槍決了。”(註:1936年11月,李特擔任西路軍參謀長、黃超擔任作為開路先鋒的紅五軍政委。西路軍失敗後,與李先念等一起指揮西路軍餘部轉入祁連山打遊擊。後在中央代表的接應下,進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從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黃超被王明誣指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慘遭殺害。”)

張國燾聽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處決,痛心地說:“李特、黃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為托派 ”王明趕緊解釋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托派利用。”張國燾再也忍耐不住,厲聲指責王明把自己同志當托派來清除,這豈不是幫助敵人嗎?王明見張國燾神色憤怒,說:“這件事我們改日再談吧。”便匆匆離去。

從這天起,張國燾心神不定,坐臥不安。如果說前一段中央對他的鬥爭和批判,他還能接受。但王明的歸來卻使他產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會忘記,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後,上海地下黨領導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擊陷害下,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殺害于龍華。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蘇區大搞肅反,也曾殺害過不少紅軍將領。如果中央清算他的這些罪惡,後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從這時起,張國燾就打算叛變革命了。

不久,王明離開延安去武漢主持中共長江局工作。張國燾仍然當邊區政府的代主席。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忙于指揮八路軍抗戰,沒人理會張國燾。張國燾表面悠閒自得,暗中卻在尋找逃離延安的機會。

1938年4月4日,是國共雙方共同祭拜黃帝陵的日子。張國燾以陝甘寧邊區代主席身份前往參加祭拜活動,在黃帝陵前見到了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祭拜完畢,張國燾對護送的人說他到西安有事,請他們先回去,就帶了一個警衛員上了國民黨方面的汽車揚長而去。到西安後,住進國民黨的西京招待所,卻不與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聯系。4月7日國民黨方面準備安排張國燾去武漢,當時的蔣介石國民政府駐地 ,張國燾才打電話給林伯渠,要他到車站來談話。張國燾對林老發泄一通不滿,並說他要到武漢去。林老勸他到八路軍辦事處好好商量,被張拒絕。林老隻好回辦事處給中央和長江局發報,報告張國燾的情況。4月8日早晨,長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電報後,周恩來立即與王明、博古、李克農等負責人商量,一定要搶在國民黨之前,把張國燾接到長江局來。周恩來把這個任務交代給李克農,要他帶著機要科長童小鵬,副官丘南章、吳志堅一道去漢口火車站等待張國燾。

張國燾張國燾

從西安到漢口的火車每日一班,他們一連等了三天都撲了空。11日19時他們第四次接西安來的火車,到站後有的在站口監視,有的上車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後一節車廂,終于發現了張國燾。李克農上車對張國燾客氣地說: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們來接你。張國燾顯得十分恐懼,護送他的兩個特務見李克農帶了武裝副官,也不敢動手。李克農陪張國燾坐上小汽車到長江局辦事處去,兩個特務一個尾隨,一個去報信。張國燾堅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長江局。李克農隻好給他找一個小旅館住下,留下丘南章、吳志堅“照顧”張國燾。

夜裏,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等長江局負責人在李克農陪同下來到旅館,和張國燾談話。張國燾表情緊張,語無倫次,說什麽邊區如同“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討論這些問題,隻是批評他不報告中央就出走的錯誤,希望他回辦事處,什麽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眾人怎麽說,張國燾就是不肯去。最後周恩來要張打電報給中央承認錯誤,張國燾隻好寫了一個電報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漢,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漢派些工作。國燾。”交給周帶回去發。周恩來說:你既然來到武漢,那就在這裏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說吧。周恩來等回到辦事處後,即向中央報告並請示處理辦法。

12日中央書記處復電王明、周恩來等同志:“為表仁至義盡,我們決定再給張國燾一電,請照轉。”電文是:“國燾同志:我兄去後,甚以為念。當此民族危機,我黨內部尤應團結一致,為全黨全民模範,方能團結全國,挽救危亡。我兄愛黨愛國,當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歸來,不勝企盼。弟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劉少奇。”

周恩來拿著中央的電報到旅館給張國燾看過,又耐心地勸張國燾到辦事處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張國燾說不出什麽,隻是堅持不肯去。于是14日晚周恩來、王明、博古、李克農又去找張國燾,勸說無效,李克農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張國燾塞進汽車,拉回長江局辦事處來。

張國燾搬到辦事處後,總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來提出要見蔣介石,向蔣報告邊區政府工作。因為張國燾還沒被罷免,周恩來不好拒絕。16日上午陪張國燾去武昌見蔣介石。張國燾見到蔣就說:“兄弟在外糊塗多年。”周恩來立即針鋒相對地說:“你糊塗,我可不糊塗。”蔣介石看到這場面,也不好多說,敷衍了幾句就結束了接見。回到辦事處,張國燾態度消極地說:“我感到消極,請允許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裏飯還有得吃。我此後再不過問政治了。”當天下午張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吳志堅隨從。張國燾在街上轉到天黑,又提出要過江去。在輪渡碼頭,當客人走完要關鐵柵門時,張突然跳上船,想擺脫吳志堅。吳志堅早有防備,緊跟張國燾上了船。張國燾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個旅館住下。吳志堅趁張國燾休息,趕緊打電話通知長江局。辦事處正在四處尋找張國燾,得到訊息後立即派人把張國燾拉回漢口。這次張國燾死活不肯再回去,隻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飯店住下來。

17日上午,周恩來、王明、博古一同來到飯店,與張國燾作最後的談話。周對張提出三條,供他選擇:1.改正錯誤,回黨工作;這是我們所希望的。2.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個時期。3.自動聲明脫黨,黨宣布開除他的黨籍。張國燾表示第一條不可能,可以從第二第三條考慮。並要求考慮兩天再答復。周恩來等走後不久,張國燾就打電話約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來飯店談話,表示了投靠國民黨的意向。軍統很快派來兩輛車和幾個特務,兩個上前抱住看守張國燾的丘南章副官,一個拉著張國燾上車。等張國燾走了,才把丘放開。丘南章回到房間,看到張國燾留給周恩來等的字條。上面寫著:“兄弟已決定採取第三條辦法,已移居別處,請不必派人找,至要。”

得知張國燾“棄暗投明”後,蔣介石大喜過望。他首先吩咐戴笠,為張國燾“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樓,並委托張國燾的同鄉、武昌警察局長蔡孟堅負責“保護”他,簡直把他當成“寶貝”一般。1938年9月抵達重慶後,戴笠讓他領導國民黨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訓練專門對付共產黨的特工人員。至此,張國燾才明白蔣介石是要他參加軍統,幹特務工作,這實在說不上是“抬舉”和“重用”。張國燾很快成為軍統最受關註的“熱門人物”,電話不斷,客人不斷,宴會不斷,走到哪裏,哪裏都簇擁著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這個“共產黨領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軍一二九師”。張國燾胸有成竹地說,一二九師主要是由紅四方面軍改編的,而紅四方面軍是“我的隊伍”,故而自信對這些部屬有感召力。策反失敗後,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來張國燾指著鼻子大罵一通後,當場宣布:立即復原張國燾的一切職務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專用汽車。張國燾立時變成了“霜打的茄子”,垂頭喪氣,備受冷落。這個被蔣介石視為“對延安的致命打擊”而交給戴笠“妥善運用”的叛黨分子,在連連受挫後似已變得“黔驢技窮”了,失去了可利用的價值。

不久,張國燾參加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中統頭子朱家驊也是北大畢業,對張國燾這個校友可說仰慕已久。當即拍板,聘張國燾為“對共鬥爭設計委員會”的中將設計委員兼主任秘書。可是中統眾多特務對他這位“中將設計員”的不服氣。特務們除了在暗地裏罵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統來搶飯碗外,甚至公開奚落他為“笨蛋”、“飯桶”,拿他在軍統被戴笠責罵的經歷開玩笑。尤為不幸的是張國燾在“對共鬥爭設計”方面實在拿不出什麽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產黨的情報,或者已經有人告訴了軍統,或者共產黨那邊做了準備,根本沒有了價值。幾個月過去了,張設計員一直“無計可設,無員可用,無公可辦”。

1946年,在投靠國民黨七八年中一直掛著虛銜的張國燾,一下子成了有實權的地方官。在他的同鄉熊式輝的推薦下,當上了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這是一個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張國燾馬上有了“衣錦還鄉”的榮耀感。豈料,當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當年,紅四方面軍入川時,曾在川北將在劉湘手下任師長的王陵基打得大敗而逃。劉湘氣急敗壞,當時欲將王陵基槍斃,幸虧有人說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卻被撤職,又被拘禁了幾個月。這件事,成了王陵基終身引以為恨的奇恥大辱,如今仇人相見,他怎會對自己善罷甘休呢!就在張國燾上任就職的當天,王陵基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那一天,張國燾被王陵基請去赴宴。宴會未開始,王陵基一幫人就拿張國燾“變節”的經歷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隻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報復並未到此終止。張國燾開始辦公後,王時時處處掣肘,屢屢製造障礙,使其備感難堪。在署長的位子上忍氣吞聲呆了兩個月後,張國燾感到再也無法幹下去了,便辭掉職務,離開江西,避居上海。

此時,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著。張國燾開始“棄官從文”,以120兩黃金做資本,在上海創辦新聞周刊,取名《創進》,圓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從思想上反共”的夙願。1949年蔣家王朝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台灣。張國燾慌忙把《創進》停刊,攜帶全家逃到了台北。張國燾攜家眷逃台後,舉目無親,一切都隻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將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才終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棟房子。張國燾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可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盡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已將他遺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闢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征收。他怒氣沖沖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論,一番鬧騰過後毫無結果。房子終究還是被人佔了,潦倒的張國燾深知“小胳膊擰不過大腿”,于遷台後的第二個冬天,再次帶著全家遷移,遷居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時,張國燾已在香港安頓下來。他每天沒什麽事,便訂了幾份報紙,專門研究戰爭的前景問題,有時也就此寫點評論寄給小報,賺點零錢花。隨著戰爭的繼續,黃金價格一路飛漲。于是他以全部家當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場上幹起了“炒黃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張國燾所料,黃金價格一直持續走高。但是突然間黃金一夜之間價格大跌,等張國燾明白過來是怎麽回事的時候,已是跌得慘不忍睹了。他此時才匆忙將黃金脫手,但為時已晚,原來的5000美元,僅剩二千多一點了。張國燾的發財夢未醒即滅,真是哭都哭不出聲來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為生活奔波摔斷盆骨,落下殘疾。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後,張國燾註意到國內情勢寬松了許多,一直寄人籬下感到日子不好過的他,遂萌生了回國的念頭。他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共中央轉達了自己的請求。不久,中國共產黨來人了,告訴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條件是承認錯誤。他雖早已料到有這樣的條件,但對方真的提出來時,他又猶豫了。他考慮再三,最後拿定主意不回去了。1961年,張國燾應美國肯薩斯大學之約,開始撰寫回憶錄,美國肯薩斯大學每月付給張2000港幣作為生活費用,以後十餘年間,張國燾多靠賣著作權維生。

1966年,張國燾離開香港,遷居加拿大,投奔留學加拿大的大兒子張海威。1977年12月,張國燾剛剛過了80歲生日,突然中風,從此臥床不起。根據加拿大政府規定,65歲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請享受政府福利救濟,楊子烈住進了官辦養老院,張國燾則住進了官辦老人免費病院。1979年12月3日,張國燾病逝。張國燾有三個兒子,長子張海威在加拿大多倫多教數學,二兒子張湘楚在美國紐約當醫生,三兒子張渝川在加拿大多倫多當工程師。

1979年12月3日,一個風雪交加的冬夜,天氣異常寒冷,在加拿大多倫多一家老人病院的病床上,一位老人忍受著嚴寒的侵襲。身邊沒有護士,也沒有親人。他就這樣凄慘地客死異國他鄉。

他,就是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中共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後來另立“中央”與黨中央分庭抗禮,最後投向國民黨懷抱進行反共的張國燾。

出賣情報

靠出賣中共要人情報生活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為生計發愁的張國燾,突然遇到了一件讓他高興不已的事。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美國亞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關中國黨政領導人的情況。美方希望通過了解中共黨政領導人的過去、性格、愛好、交往,推測出其在黨和政府中的地位、關系,以至未來的內外政策。張國燾與建國後任領導職務的絕大多數高級幹部都有過接觸,甚至長期共事,掌握著普通人無法了解的情況。

張國燾 塑像張國燾 塑像

從1953年7月起,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其駐港總領事先後20餘次拜訪張國燾,了解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林彪張聞天等中共要人的情況。對于美國人的要求,張國燾總是盡自己所知,以滿足他們。通過出賣關于中共要人的情報,張國燾從美國人那裏乞討到了一些報酬,使自己經濟窘迫的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派人找到張國燾,希望他能寫回憶錄。張國燾答應了,4年之後,張國燾完成了100萬字的《我的回憶》。在這4年期間,堪薩斯大學每月僅付他2000港幣作為研究費用,後來香港明報月刊向張國燾取得中文著作權,他才得到一筆數量可觀的報酬。此後的10餘年中,張國燾一家主要靠這本書的著作權費為生。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張國燾大為驚慌,作為一個共產黨叛徒,他不知自己會遭到怎樣的沖擊。為躲避災難,他決定遠赴加拿大。

張國燾、楊子烈來到了加拿大華裔較多的多倫多。張的長子張海威此時正在多倫多教數學,二兒子張湘楚在紐約當醫生,三兒子張渝川在多倫多當工程師。張國燾夫婦到多倫多後,與大兒子一家同住。但不久,他和楊子烈發現大兒子的收入養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難,便搬出了兒子家,住進免費的養老院。

魂喪異國

凍病交加魂喪異國

1976年的一天,79歲的張國燾突然中風,右半身癱瘓,生活不能自理。楊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還有殘疾,無力照料張國燾。張國燾隻得申請住進老人病院。中風後張國燾行動不便,說話困難,發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麽管用,每日隻能坐在輪椅上在室內活動。親人們過一段時間就來看望他,給他一些安慰。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時,張國燾總是緊握著他們的手,有時還眼淚漣漣。張國燾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1979年11月26日,是張國燾的82歲生日。3個兒子將他從老人病院接到大兒子張海威的家中,天倫之樂使張國燾的心情好了起來,不願再回到嚴寒難忍的老人病院,不由得脫口而出:“病院有時暖氣關閉,冷得我時作嘔吐。”一家人聽後,心裏都很不是滋味。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兒呢?3個兒子都勉強度日,再加上張國燾就更拮據了,最後,他隻能回到他不願住的老人病院。當張國燾離開家時,楊子烈為他準備了幾床毛毯,使他減少些嚴寒。

這年冬天的加拿大異常寒冷,大雪連綿不斷。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張國燾翻身時把被子與毛毯弄到了地上,數次按鈴叫護士卻無反應。張國燾隻有默默地忍受著嚴寒的折磨。身體已虛弱不堪的張國燾受此風寒,健康狀況急轉直下。3日凌晨5時,張國燾已處于彌留之際。當他想再看一眼親人時,身邊卻空無一人。當親人趕到老人病院時,張國燾已去世多時。

————以上為1980年1月,台灣出版的《傳記文學》台灣國民黨高官蔡孟堅回憶文章,為張子烈與孟通電中所述之情景。

當處于事業巔峰時期的張國燾率10萬兵強馬壯的紅四方面軍將士轉戰川陝,覷視前來與四方面軍會師的毛澤東率領的一萬多中央紅軍時,他絕對不會想到自己的晚年是這個樣子,不會料到自己死後子女竟出不起喪葬費。張國燾三個兒子都有家小,無力分攤全部喪葬費,楊子烈隻有告知蔡孟堅。蔡孟堅通過黃少谷轉告了蔣經國。幾天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蔣彥士電匯蔡孟堅3500美元,用于處理張國燾的後事。1979年12月5日,張國燾被安葬在多倫多的一個公墓中——松山墓園。

主要作品

長篇回憶錄:《我的回憶

在早期黨的重要領導人中,隻有張國燾寫了長篇回憶錄《我的回憶》,1980、1981年由現代史料編刊社內部印行,後又由東方出版社數次印行,說明其真實性受到一定重視。

張國燾的貼身警衛何福聖也有口述歷史,為後人研究張國燾提供了重要史料。

政治敗因

第一,他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鬥爭一開始便想否定當時中央的一切。他開始是以為中央大權是在洛甫、博古等莫斯科回來的那些大員手中,所以一開始他就想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為由,否定洛甫等人的中央領導。然而,他好一陣才明白,當時在中央實際當家的是毛澤東。在中央紅軍湘江之戰慘敗、部隊巨量減員及遵義會議後的戰爭之際,洛甫等人對毛便已基本是言聽計從了。于是張國燾錯上加錯,又將毛也列入了攻擊目標,從而使自己與整個中央政治局為敵。

張國燾 晚年張國燾 晚年

第二,在政治上是非常講究“名正言順”的,而張國燾顯然輕視了這一點。張國燾以為憑借他人多槍好軍事勢力大,就能為所欲為,就能指揮其他人。但他忘了,他與紅四方面軍畢竟都是黨的屬下,都是以中共名義號召和領導而起的家和壯大的,他們的一切,在理論上組織結構上,都必然要服從中共及其中央。你如果還沒有握有中央大權,你最好的辦法就是順從、忍耐與等待。任何明目張膽反對中央的做法,都隻會遭到大多數人的不滿與反對,而不會跟你走。在這裏,道理上的誰對誰錯並不重要。

第三,意氣用事,在政治上的攻擊與防守都沒有定準章法。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軍事上採取北上還是南下?這樣的戰略問題本可以多多商量研究,隻看哪個戰略方案有利于紅軍。但張國燾卻想以是否支持自己的意見為“試金石”,並在中央政治局多數人否定他的意見時,則擺出了一付固執己見的架勢,不去多多考慮其意見的正確與否,也不考慮這樣做對自己在中央會留下什麽影響,強行做出讓他指揮的“右路軍”執意南下的決定,並要“左路軍”中的陳昌浩、徐向前部也南下。1937年張國燾到達延安後,雖說因西路軍的失敗,他已沒有了與中央紅軍會師時那陣的勢力與威風了,但他憑借紅四方面軍餘部的力量與影響,中央政治局諸位同事隻不過是要打打他那股想凌駕于中央之上的霸氣。對此,張國燾不僅沒有反省檢討自己的失誤、失策,拒不與中央政治局同事化解冤結、共同朝前看、重建友好合作關系,其結果,就是自行孤立了自己,堵死了自己在中共內的政治前途。

第四,轉而投靠國民黨,是張國燾政治生涯與人生的最大敗筆。張國燾在1938年4月隻身從延安出走,轉而投靠到他曾經與之艱苦鬥爭過十多年的國民黨陣營中,是張國燾一生中的最大敗筆。僅僅“出走”離開中共,還隻是他政治生涯的終結,回來做一個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壞事。但他再投靠國民黨,就是他做人的一個重大失敗。這樣,他就丟失了他的人格。弄得不僅中共永遠看不起他,就是國民黨也視他為一條狗(國民黨軍統特務頭目戴笠、沈醉等就經常這樣評價他),並沒有給他多大的待遇(一個空頭無權的中將“設計委員”)。因為按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凡主動投降到強大的對方陣營的“叛徒”,歷來就是受到人們的鄙視的。張國燾竟也扮演了這種角色,當然是他人生的一個大失敗。

人物墓地

1979年12月5日,張國燾被安葬在多倫多的一個公墓中——松山墓園。

張國燾故居張國燾故居

松山墓園,位于多倫多郊外東北方向,距離市中心約30多公裏。但是墓園管理處的電腦系統裏根本就沒有張國燾的中文字樣,或近似的英文拼讀字母的任何相關記錄。由此可見,大多數來訪者因查不到張國燾的姓名,無果而返

故居簡介

張國燾的故居位于金山鎮山明村,距江西上傈縣15公裏。

兩年前,江西上傈縣打算啓動修復張國燾故居,曾引起全國熱議。有人稱,張國燾叛黨,是歷史罪人,不應修故居。

2010年4月15日,上傈縣文化館館長劉中海說,縣政府投資近千萬修復張國燾故居,目前主體工程已完工,正在做內部裝飾,準備于今年7月正式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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