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博

張溥一生著作宏豐,編述三千餘卷,涉及文、史、經學各個學科,精通詩詞,尤擅散文、時論。   幼年勤奮好學,所讀書必手抄,抄畢吟誦即燒掉,如此六、七遍方止,冬夏皆然。因此他的讀書室名為"七錄齋"。崇禎四年(1631)中進士,後改庶吉士。曾與郡中名士結為文社,叫做復社,興復古學,進行文學與社會活動。復社表面是講學"以文會友",實際是評議時政,並與貴族大官僚鬥爭的一個政治集團。是東林黨與閹黨鬥爭的繼續。張溥名聲很大,復社影響甚廣。《七錄齋集·國表序》載有復社活動的盛況。"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觀,無不知有'復社'者"。其影響遍及南北各省。執政巨僚由此頗為忌恨。裏人陸文聲要求入社被拒,因向朝廷告發張溥等結黨,案未結而溥已故世。

  • 中文名
    張博
  • 國籍
    中國
  • 出生日期
    1602
  • 職業
    文學家

人物生平

張溥(1602-1641),字天如,號西銘。江蘇太倉人。明崇禎進士,選庶吉士,文學家。自幼發奮讀書,明史上記有他“七錄七焚”的佳話。與同鄉張採齊名,合稱“婁東二張”。兩人相互砥礪,崇尚節氣,切磋文理,立志改革世風日下的文壇。天啓四年(1624年),二人在蘇州建立復社。天啓六年,撰寫《五人墓碑記》,痛斥閹黨。崇禎元年(1628年),與張採一起,在太倉發起了驅逐閹黨骨幹顧秉謙的鬥爭,所撰散文,膾炙人口,因此,“二張名重天下”。崇禎二年(1629年),組織和領導復社與閹黨作鬥爭,復社的聲勢震動朝野。

張溥張溥

張溥一生著作宏豐,編述三千餘卷,涉及文、史、經學各個學科,精通詩詞,尤擅散文、時論。

幼年勤奮好學,所讀書必手抄,抄畢吟誦即燒掉,如此六、七遍方止,冬夏皆然。因此他的讀書室名為"七錄齋"。崇禎四年(1631)中進士,後改庶吉士。曾與郡中名士結為文社,叫做復社,興復古學,進行文學與社會活動。復社表面是講學"以文會友",實際是評議時政,並與貴族大官僚鬥爭的一個政治集團。是東林黨與閹黨鬥爭的繼續。張溥名聲很大,復社影響甚廣。《七錄齋集·國表序》載有復社活動的盛況。"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觀,無不知有'復社'者"。其影響遍及南北各省。執政巨僚由此頗為忌恨。裏人陸文聲要求入社被拒,因向朝廷告發張溥等結黨,案未結而溥已故世。

張溥在文學方面,推崇前、後七子的理論,主張復古,反對公安、竟陵兩派逃避現實,隻寫湖光山色、細聞瑣事或追求所謂"幽深孤峭"的風格。但他在提倡興復古學的同時,又以"務為有用"相號召,與前、後七子單純追求形式、模擬古人有所區別。

張溥散文,在當時很有名,風格質樸,慷慨激昂,明快爽放,直抒胸臆。其《五人墓碑記》,贊頌蘇州市民與閹黨鬥爭,強調"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為"縉紳"所不能及。敘議相間,以對比手法反襯五人磊落胸襟,為傳誦名篇。

張溥著作有《七錄齋集》。包括文12卷,詩3卷。此集今存明崇禎時刻本。輯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張溥于各集前均寫有題辭。此集是張溥為"興復古學"而編輯的一部規模宏大的總集。《四庫全書總目》說:"此編則元元本本,足資檢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註》(殷孟倫註),將各集卷首題辭首次輯成一書,並加必要注解。是研究漢魏六朝文學及張溥著作的重要參考書。張溥其他著作有《春秋三書》32卷。《歷代史論二編》10卷。《詩經註疏大全合纂》34卷。此外,張溥又為《宋史紀事本末》及《元史紀事本末》補撰論正。

張溥故居

位于太倉市區西街,建于明代天啓、崇禎年間,為三進組合式的院,具有典型的明清建築風格。也是市博物館所地,內設復社紀念堂、文物陳列館、太倉名人館、“四王”紀念館等。

張溥之死

張溥之死,結束了晚明眾多文人救國的白日夢,也是一場時代的悲喜劇。“讀罷驚魂似夢裏,千行清淚不成悲”“八月胥江濁浪奔,千人縞素為招魂”多少人為之失聲痛哭,多少人因此驚惶無主。張溥是為了社稷死的:“南冠君子朔風前,慷慨西行倍可憐”,多少人含悲流淚悼念著“西行”的張溥。

一介書生張溥,成長于晚明風雨飄搖的時代。他滿懷一腔熱血,繼東林而起,聯合正義之士,組織和主持文人團體復社,欲隻手撐起明朝搖搖欲墜的天下。二十三歲時他在蘇州創立應社,團結了吳中有抱負的文人;二十六歲憤而作《五人墓碑記》,風神搖曳,正氣浩然,矛頭直指腐敗的明王朝的宦官和貪官;二十七歲入太學,目擊朝綱不振,醜類猖狂,與北京文人結成燕台社,作檄文揭發閹黨罪行;二十八歲又召集了尹山大會,在會上,張溥倡導合大江南北文人社團為復社,關心國家政事和民族興亡。崇禎六年,三十二歲的張溥主盟召開著名的虎丘大會。“山左(西)、江左(西)、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人”。他站在千人石上登高一呼,群起回響,朝野震驚。

在當時,復社成員發展幾乎遍及國內,共三千零二十三人,著名的愛國文人陳子龍、夏允彝、侯岐曾、楊廷樞、顧炎武、歸庄、陸世儀、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內中堅,蘇州一帶的文人入盟最多,他們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結成了浩蕩洪大的政治力量。由于張溥等人的籌劃和努力,當時的文人士氣大振。一掃 “寧坐視社稷之淪胥,終不肯破除門戶之角立” 的明時士習,打破門戶之見,以國家為重,年輕的張溥在閹勢熏天的日子裏,不計危殆,挺身而出,振臂而呼,樹起了以文會友的旗幟,來綰結天下士人的心。他匡扶正義的勇氣,歆動天下。然而,這隻是書生意氣,他在幕後操縱朝政,反被高官大臣利用,聰明反被聰明誤,抱著遺恨而死,年僅四十,留下了值得後人深思的無數問號。

張溥生于蘇州太倉。幼年時,家中財產被身為工部尚書的兄長張輔之凌奪、訟爭,父親張虛宇鬱鬱而死。張溥因為庶出(其父與婢女所生),家族中都看不起他,連家中的奴僕也譏笑他“塌蒲屨兒何能為”。但張溥不妄自菲薄,他灑血書壁,暗暗發誓要自強不息,與好友張採日夜在家苦讀,並對經典不憚一而再、再而三地抄錄、默誦,直到能夠流利背誦為止。著名的“七錄齋”的故事由此產生。 明天啓四年,張溥與江南文人在蘇州創立應社,人員有張採、楊廷樞、楊彝、顧夢麟、朱隗、吳昌時等十一人,後來又發展夏允彝、陳子龍、吳應箕等加入,以文會友,兼議朝政。他們崇尚氣節,欲在明末的風雲變幻中有所作為。應社諸人就是未來復社的骨幹。

蘇州周順昌被捕,五人奮起于平民百姓間,為周順昌鳴不平,結果不屈而死。張溥在五人墓前,“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哀痛五人墓隻是塊無字石,便寫下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記》。文中贊揚五人“激昂大義,蹈死不顧”,這也是他自己的寫照。事後他對張採說:“我們這些人應當為國事奉獻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結燕台社、吳江結復社,都是“目擊醜類猖狂,正緒衰歇”,憂國憂民,指出應對污濁的政治反抗,伸張正義。自復社建立後,他們更是連連發起驅逐閹黨顧秉謙、阮大鋮的行動。

明末,朝廷中高官鬥爭激烈,大學士像車輪似的轉換。復社興起時,周延儒為首輔,他是張溥考取進士的宗師,復社中有許多人都出自他的門下。周便利用了這支力量。其實在周延儒的內心對東林黨與復社均無好感,甚至還有些仇恨。後來,周延儒被罷官,溫體仁當上了首輔。溫早就對復社和張溥目為眼中釘,在他的授意下,其弟溫育仁、吳炳等作了《綠牡丹傳奇》,譏誚復社,故意挑釁。如今他一朝成為首輔,自然就快意恩仇了,不久就策動屬下伺機陷害張溥、張採。 張溥會試中會魁,授庶吉士,為官守正不阿,不為權貴所容,“執政要人耿耿視”,溫體仁等在皇上面前累進讒言,並與同黨的刑部侍郎等指使人炮製出《復社首惡紊亂漕規逐官殺弁朋黨蔑旨疏》,又托名製《復社十大罪檄》,說張溥以天如為名號是把自己比作天,並說復社欲傾覆宗社,並將自然界的風蝗之災附會說是因復社招致。復社也不甘示弱,朝中有黃道周等大臣同情復社,復社又集“宇內名宿”,作《留都防亂公揭》揭露閹黨,雙方鬥爭激烈,幾乎勢均力敵。 不久,溫體仁被多疑的崇禎帝罷官,後來又被賜死。時人《題壯悔堂集》有句雲:“傳奇最愛《桃花扇》,誰唱溫家《綠牡丹》”,褒貶自見。張溥等復社成員累受挫折,誤以為隻要能推出他老師周延儒,就可以改變大局,于是全力推動這個老奸巨猾的大官復出。“太倉張溥為門戶計,鳩金二十萬賂要津,宜興(指周延儒)得再召。”周延儒的東山再起,全靠張溥的幕後活動,正在這個時候,周延儒在江南把人家的婦女據為己有,被張溥抓住把柄。因此張溥就“以數事要(脅迫)之”,將話挑明:我動用了人力物力,您如果復出,必須改變以前的作為,這樣才可以重新獲得大家的信任。機不可失,老政客周延儒一口答應。

周延儒重新當上了首輔,朝政也確實有所更新。張溥興奮異常,與復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國事現狀的許多主張,到處議論朝政,還把自己的建議寫成二冊,呈給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圍中,覺得大有作為的時機來臨了。孰料樂極生悲,書生意氣哪敵得了政客綿裏藏針的狠毒。當他興沖沖返回太倉家中,當夜就腹部劇痛不已,一命歸西,死得實在離奇。由于人為的歷史遮蔽,真相迷蒙湮沒。好友黃道周為之作墓志銘並揮淚題詩,詩中也隱約留下了對其死因的懷疑。計六奇《明季北略》上則較確定地說,是吳昌時用一劑葯送張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復出,張、吳兩人同是劃策建功的人,但在爭權奪利的鬥爭中,吳昌時把大權握在手中,不願張溥嘗鼎一臠,就出此毒計。當然,吳昌時的背後還能看到周延儒獰笑的影子。

張溥少年得志,鋒芒畢露,不但對這個老師的某些行為看不上眼,而且經常要他按照復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對這個學生恨之入骨,隻是為了利用才虛與委蛇,哪裏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是個貪錢又貪色的人。不妨回頭看看發生在此前的一件事。東洞庭山富室有一個死了丈夫的少婦,耐不住寂寞,勾通外人自嫁自。那富家當然不願意,告到縣裏,娶親的害怕,不得已將少婦盛妝送給了周延儒。周“一見寵悅”,當時恰值朝廷發表他重為首輔,他溺于美色,拖延著不肯進京出仕。張溥就拿了縣裏的捕單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麽師生之禮,把捕單朝他面前一擲,周延儒不由大怒,張溥不買他的賬:“這不過是小事一樁,您用不著發這麽大的火。如果您現在不肯出山,將來恐怕會有比這更壞的事情。”這老滑頭一聽,馬上變了臉,對張溥說:“沒有您這番話,我看不到這一點。”竟然將學生也恭恭敬敬稱您了。于是就帶著那個少婦走馬上任。這一出似乎是“小事”,怨毒卻結得極深,無形中為張溥後來的命運埋下了伏線。

周延儒上任伊始,起用了一些人,也罷了一些人的官職,作過些“好事”。這使張溥、張採等人有些得意,天真地認為周延儒以前仇恨東林黨,現在知道錯了,就可以引導他走上正路,真以為周延儒一夕之間就變成了正人君子。待到張溥一死,這些讀書人才知道了政治的凶險。周同谷的《霜猿集》有關張溥之死,有“故人昨夜魂遊岱,相國方言好做官”的詩句,詩後有註:“張西銘(即張溥)訃音至,延儒驚起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做官’。客曰:‘庶常(指張溥)吾道幹城,公何出此言?’延儒乃出一冊示客曰: ‘此者天如所欲殺之人也,我如何能殺盡?’”在周延儒眼中,張溥實在是個礙手礙腳的人物。張溥將自己一展鴻圖的希望寄托在周延儒的出山,而周延儒則把自己為所欲為的希望寄托在張溥的死亡,這真是悲劇的點睛之筆。

張溥一死,全國性的復社頓時失去了領袖。周延儒的身邊就被吳昌時輩包圍了,他們開始為所欲為,最後不但自己丟了性命,也促使了明朝的加速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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