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隱

廬隱

廬隱(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黃淑儀,又名黃英,福建省閩侯縣南嶼鄉人。筆名廬隱,有隱去廬山真面目的意思。五四時期著名的作家,與冰心、林徽因齊名並被稱為"福州三大才女"。2003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女作家在現代中國》(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之中,與蕭紅、蘇雪林和石評梅等人並列為18個重要的現代中國女作家之一。

  • 中文名稱
    廬隱
  • 出生地
    福建省閩侯縣城內
  • 畢業院校
    女子師範學校
  • 信    仰
    基督教
  • 逝世日期
    1934年5月13日
  • 民    族
  • 國    籍
    中國
  • 代表作品
    《地上的樂園》,《曼麗》,《靈海潮汐》等
  • 主要成就
    與冰心、林徽因齊名並被稱為"福州三大才女"。
  • 職    業
    作家
  • 出生日期
    1898年5月4日
  • 別    名
    黃英,原名黃淑儀
  • 丈    夫

​生平簡介

廬隱(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黃淑儀,又名黃英,福建省閩侯縣南嶼鄉人。其筆名廬隱,有隱去廬山真面目的意思。1903年父親去世,到北京舅舅家居住。年入教會辦的慕貞書院國小部。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女子師範學校,1917年畢業後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學、安徽安慶國小及河南女子師範學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國文系。1921年加入文學研究會。1922年大學畢業後到安徽宣城中學任教,半年後回北平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教國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海濱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學教書,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學校長半年,幾年間,母親、丈夫、哥哥和摯友石評梅先後逝世,悲哀情緒浸透在這個時期出版的作品集<靈海潮汐>和<曼麗>之中。1930年與李唯建結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雲歐情書集》。婚後她們一度在東京居住,出版過<東京小品>。1931年起擔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學國文教師。36歲時因臨盆難產子宮破裂,死于上海大華醫院。2003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女作家在現代中國>(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之中,與蕭紅、蘇雪林和石評梅等人並列為18個重要的現代中國女作家之一。

童年時期

廬隱的父親是前清舉人,母親是一個不曾讀書的舊式女子。廬隱出生前,已有三個哥哥,在男尊女卑的社會裏,父母卻盼望再生一個女兒。1898年5月4日,她在福建省閩侯縣城內降生的那天,外祖母去世了。因此,母親認定她是一顆災星,便把她交給一個奶媽去喂養。嬰兒時代的廬隱,從未享受過母親甜蜜的撫愛,全家人都討厭她;兩歲時生了一身疥瘡,滿了三歲,還不會走路,不會說話,但她卻養成了愛哭、愛鬧、拗傲的脾氣。這時她得了極重的熱病,母親對她完全絕望。慈母般的奶媽把她帶到山青水秀的鄉下,村野的空氣和陽光使她很快健康起來。當父親當了湖南長沙知縣時,她回到了父母的身邊,可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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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悒悒終日,總是懷念著養育她的奶媽。父親乘船赴任,在到長沙的途中,廬隱受了損傷的幼小心靈,並不懂這是要隨父親去享榮華富貴,隻是終日望著海水哭鬧,竟哭得父親心頭起火,抱起她便向碧水拋去,幸虧被一個聽差搭救,才免一死。六歲時,父親因心髒病在長沙去世,一群毫無援助的孤兒寡母馬上陷入愁海之中,舅父得到訊息,立刻打電報要接他們到北京。母親把父親歷年積存的一萬多兩銀子和一些東西變賣了,折成兩萬塊現款,然後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舅父是清朝農工商部員外郎,兼太醫院御醫,家裏房子多,還有大花園,廬隱的表姊妹就有二十來個。到北京的第二年,她因母親厭惡,不得入學,但卻拜了沒有進過學校的姨母為師,才算開始啓蒙教育。但是,讀書對于她是真正的懲罰。每天早晨,姨母教她一課<三字經>後,便把那間小房子反鎖上,讓她獨自去讀,待到中午,再叫她背,背不下來,便用竹板或鞭子抽打,有時還不給飯吃。那間房子,除了書桌和椅子,一無所有,使她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荒涼,對于讀書,她沒有一點趣味。每天除了在那間比牢獄還可惡的書房裏關半天外,她不願見任何人,總是一個人溜到花園裏,同鳥兒、蟲兒、花兒相親相愛。廬隱和婢女住在一起。每逢舅父家裏有什麽喜事或請客,母親便把她鎖在另一個院子裏,怕她為他們丟臉,而她的哥哥妹妹們都打扮得像小天使,在人群中飛翔……這種非人的擺布,使她麻木了;虐待摧毀了幼小心靈裏的愛和希望,她隻有怨恨,恨家裏所有的人,于是心裏產生了對生命的厭惡,她模模糊糊地覺得:“假使死了,也許比活著快活……”廬隱在家讀書的成績極壞,于是在她九歲那年,被送到一所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慕貞學院去讀國小。學校的樓舍壯麗、冷森,在她的感情上罩了一層空虛的感覺,但學校裏那片大草坪,那碧綠青翠的顏色,各色盛開的花兒,給她留下了極深的印象。那位當校長的高鼻子、藍眼睛的美國女人,在她入校時對姨母說:“信道理(宗教),守規則……每年隻暑假回家,平常是不許出學校的……還有她將來的婚姻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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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也由我們替她主張。”這些話,每個字都像一塊恐怖的石頭投進了她那小小的心海,濺起了悲苦的浪花。這所教會學校的學生有兩種生活:一是每天吃老米飯、窩窩頭和不放油的鹹菜;一是有錢人的子女,進小廚房。廬隱家裏雖然有錢,但她卻和這個學校的“無產階級”一起,吃那種最低劣的飯。她在那裏受了罪,但是她的厄運並沒有走完,快樂之神離她還很遙遠。這時,她的腳長了瘡,幾乎使她成了殘廢;後來肺管破裂,又吐血又止。病好了,她同大伙去作禮拜,但幼小的心裏並沒有上帝的位置,所以她東張西望,很不專心。這時美國人朱太太在她身邊跪下,用顫抖的聲音勸她:“親愛的孩子,上帝來祝福你!”“我不信上帝,我沒有看見上帝在哪裏!”她說。“喔!親愛的孩子,上帝正在你的左右,你不能用眼睛看見,但是他是時刻都不離開你的……主呵!你用絕大的力量,使這個可憐的孩子皈依你吧……她是你所迷失的一隻小羊,主呵!你領導她……”朱太太虔誠地祈禱著,並哭起來。這時,弱小的,心靈空虛的,沒有母愛、被兄妹拋棄、又經病魔折磨的廬隱,為了朱太太的話,感動得哭了起來:“我信了,我真的信了!”廬隱就是這樣皈依了宗教,她後來說:“宗教的信仰,解除我不少心靈上的痛苦,我每次遇到難過或懼怕的時候,我便虔誠的禱告,這種心理作用,我受惠不少……現在雖覺得是一件可笑的事,但也多謝家教,不然我那童年的殘破的心,必更加殘破了!”1911年,當革命軍在武漢高擎義旗的時候,殘忍的家庭竟拋下廬隱和她的兩個表妹而躲到天津租界去了。待清王朝被推翻以後,她在大哥的幫助下,第一次開始練習作短文,由于她拼命用功,竟考上了高小。這時母親和親戚的臉上有了喜色,從此笨小鴨居然有了聰明之謄。後來她更加勤奮,不久又考取了師範預科,這更使家裏人倍加驚奇不已。

少女時代

廬隱十三歲考進女子師範學校,開始了她的少女時代。她是班上最小的一個;年齡小、身材小,因而處處都被同學優待,似乎第一次發現人間還有友情。但學校的規矩太嚴,壓迫太狠,在那個牢獄般的環境裏,動輒得咎,所以每逢星期六回家,她都像被囚禁的鳥兒飛回樹林一樣高興。可是到了星期日,一吃過午飯,心情就緊張起來,因為下午四點前,必須回到學校。當時,她總希望自己生病,好躲一躲那可怕的學校生活。盡管如此,她們總還是不停地在這個羅網裏尋找那小小的自由和快樂。她和五位好友結成了全校有名的“六君子”,她們調皮的主要形式就是“笑”,隻要見到哪個同學的舉動、面孔、衣著上有所異樣,便開始大笑,一聲接一聲,直到那人被笑得下淚方可罷休。中學一二年級,是她年齡上的黃金時代,就這樣地過去了。到了三年級,她十六歲了,生活在她天真的心鏡上投下了一些暗影,她不再像以前那樣愛笑了。母親開始關心起她的婚事,而她,對于結婚卻很害怕,覺得那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就在這時候,她回憶說:“我發現了看小說的趣味,每天除了應付功課外,所有的時間,全用在看小說上,所以我這時候看的小說真多,中國幾本出名的小說當然看了,就是林譯的三百多種小說,我也都看過了,後來連彈詞,如<筆生花>、<來生福>一類的東西,也搜羅凈盡……”那些多情善感的小說,尤其適合她的脾胃,從此她的興趣一天大趨向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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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還得了一個“小說迷”的綽號,連家裏人都知道她愛看小說。她在舅父家裏認識了一位表親林鴻俊。這位少年讀書不多,人卻聰明漂亮,其家境貧窮,無依無靠。廬隱從他手裏借了徐枕亞的那本描寫一個多情而薄命的女郎的遭遇的小說<玉梨魂>,情節凄婉,使她淌了不少眼淚。後來他發現廬隱是一位多情的人,于是便給她寫了一封述說自己平生不幸的信,廬隱看後十分同情,且為他也灑了眼淚,這樣他們倆漸漸親密起來。接著林鴻俊向她提出結婚,而她的母親和哥哥覺得他太沒深造,家又窮,因此拒絕了他。當時廬隱正莫名其妙地憎惡和恐懼結婚,並想過一生獨身的生活。但母親和哥哥的作為激起了她一腔義憤,她覺得自己有必要挺身仗義反對母親和哥哥,于是給母親寫了一封信:“我情願嫁給他,將來命運如何,我都願承受。”母親深知廬隱倔強的性格,隻好答應。她簽了字,接受母親的條件:大學畢業後才能舉行婚禮。

1916年,她十八歲,中學畢業了。但當時還沒有女子大學,別的大學又不開女禁,暫時不能繼續升學。這時,母親希望她工作,以幫助家庭。這是人生的十字路口,她無可奈何地思考著,彷徨著。但不久,在母親和表哥們的活動下,竟被北京女子中學聘為體操、家多園藝教員。她被嚇了一跳。那耍棍棒、操啞鈴球桿,她還可以,而家事園藝于她根本一竅不通,那時她連父族母黨的稱呼都還弄不清呢,種花培草,如何布置庭院更是不懂。這個學校的校長、訓育主任都是俗物,教學上她努力去做,並精心組織了一次頗令校長滿意、又為學校出風頭的運動會。這個學校的學生多半個子比她高,有的年齡比她大,三年級有幾個學生對她教課不滿意,說她念錯了字,園藝講不清。這種挑剔正中了她的心願,使她有了借口,于是春假過去,便悄然辭職,結束了她最初的教學生活。

辭職後,在1917—1918年間,應在安慶省立安徽女師附小當校長、原北京慕貞學院同學舒畹蓀女士的邀請,她要遠走高飛了。這時她心裏跳躍著活力,擺脫家庭,獨立生活的理想興奮著她,在她回憶起安慶任教時的心情時寫道:“……到火車站,我匆匆的買好車票,心雄萬夫似的跳上車子,當車輪蠕蠕而動,我和表哥告別時,在我心頭沒有離愁,沒有別緒,隻有一股灑然的情緒,充塞著我的靈宮。我覺得這十餘年如籠中鳥般的生活,我實在厭倦了,時時我希望著離家,去過漂流的生活,因為不如此,似乎無以發瀉我平生的抱負,——我雖是一個女孩兒,但在這時節,我的心腸沒有溫柔的情感,我羨慕飛劍俠,有時也希望作高人隱士,所以這一次離家,我是充滿了驕傲,好像一隻羽毛已經長成的鳥兒,從此天涯海角任我飛翔。”

在安慶這所國小,她擔任體操、國文、習字和史地等課,得到許多學生心悅誠服的贊嘆。這時她第一次與在那所國小兼課的蘇雪林相識。不過那時的廬隱喜歡東奔西跑,她渴望著生活的風雨,鍛煉她那剛剛長出的羽毛,所以看命的人說她正走著驛馬運。在安慶,她覺得生活無趣,于是半年後便回到了北京。這時,恰巧河南開封女子師範聘請教員,在母校校長的推薦下,她到了開封。但那裏環境腐敗,流弊積年,守舊的教員視言論激烈的廬隱為名教反叛的危險人物,在怕被擠掉飯碗的原校教員的慫恿下,一些學生開始在課堂上同她作對,給她難堪。花開花落,在這個受氣的環境裏,熬到了暑假,她像逃出了牢籠,歡天喜地地在京漢路上高歌激雲一慶祝自己得以返回北京。到了家裏,母親罵她沒長性,她的表姊妹們則送給她一個新的雅號——學期先生。

她漂流了一年多的時間,雖有風浪,但這隻船兒沒有沉沒,她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五四”前夕的新思潮在各個角落激蕩著,她覺得自己必須進步,應該學習,不能再教書了。可是為了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她隻好再到安慶教半年書,積攢學費和保證金。當她回到北京時,女高師的考期已過,還是在母校老師的通融下,于1919年秋考進了該校國文部,作旁聽生,經過學期考試後,升為正班生,暫時結束了使她感到厭倦的教員生活。

大學時代

廬隱懷著對人生美好的追求,告別了幼稚的時代;社會的磨煉,使她改變了原來那種不知天高地厚的脾氣,在那些趾高氣揚的大學生面前,她自慚形穢,覺得處處不如人。

第一次作文,老師出了一個莫名其妙的題目,她不懂,卻也不敢問人,怕被取笑,隻好鑽進圖書館,讀了注解,才明白了一些,然後又用了一天的工夫才寫出一千多字的文章,後來懷著醜媳婦終要見婆婆的心情,不安地交了卷。但沒想到,這篇作文竟被選入學校的<文藝觀摩錄>,老師批語是:“立意用語別具心裁,非好學深思者不辦。”從此情緒高昂,那種事事不如人的思想為之一掃,那些高傲的學生也便對她也另眼看待。年假大考以後,她和蘇雪林的成績最優,于是她們由旁聽生升入正班生。這時期她的學習順利,但心情悲苦。母親不僅經濟上不幫忙,還時常責備她,使她“等是有家歸未得”,獨坐在走廊的欄桿上,看雲天,觀過雁,暗拋淚。覺得人生無趣,這時她喜讀庄子,滿懷出世之想。但這時正值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蓬勃興起之際,許多新的學說激蕩著她,許多閃光的思想照耀著她,她痛恨封建禮教,向往光明自由,她的靈魂裏浸透了叛逆精神。當人們把那些新學說、新議論視為洪水猛獸,當一位同學在講演會上大講戀愛自由,多數人向她吐舌頭、翻白眼、冷嘲熱諷時,廬隱卻大膽地獨自同情她,鼓勵她勇敢前進,從此廬隱也被視為“新人物”了。

“五四”時代的新思潮、新思想沖淡了廬隱心裏的悲哀,她精神煥發、時常處于興奮之中,廢寢忘食地東奔西跑,她被選為學生會的幹事,積極做些社會工作。為了福建的問題,她被女師大選為福建同鄉會代表,到北大、師大開會,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後來又被選為幾次大會的副主席和一個刊物的編輯。這時候,她發現同她訂婚的表親林鴻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樣,走的道路不一樣,她所需要的人,不是僅僅脾氣好就可以滿足的,她說:“我羨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她想到他們的志願不同,婚後的平凡生活將毀了她的一生,于是便主動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約。

愛看書和研究社會問題是當時許多追求光明的青年人的特點,廬隱就是其中的一個。起初,她同幾個年齡相仿、志趣不凡、都愛喜笑的朋友自稱為戰國的四公子,她被封為孟嘗君;後來又和十幾個志趣相投的人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社會改良派,每星期活動一次。這時,她時常收到別人寄給她的一些關于社會主義的書,並常常同她通信和討論。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她的思想有了真正的進步,認識到“一個人在社會上所負的責任是那麽大”,從此她“下決心作一個社會的人”。

在S.R團體中,她和郭夢良特別親密。郭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時社會主義並沒有清晰的認識,他的古文根底好,在雜志上發表過很多論文,也是一位作家、她曾同廬隱一起參加了文學研究會在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召開的成立會,廬隱的入會號數為“13”,是該會最早的成員之一。當時在女高師的文學教師中,有的崇尚古文,痛恨白話文,在這樣的教師的指導下,廬隱也能寫通順的文言,作出不錯的詩詞。那時她曾寫過一首《雲端一白鶴》的五言古詩:

雲端一白鶴,豐採多綽約。

我欲借據繳,笑向雲端搏。

長吁語白鶴,但去勿復忘。

世路苦崎嶇,何處容楚狂?

這首詩,可以看出她當時的心境、志趣和抱負。

大學畢業前夕,全班同學為了籌款去日本,她們自編自演新戲,公演後不僅賺了錢,還得到了公眾普遍的好評。她們從日本到朝鮮,又到奉天、大連、天津,一個月的奔馬似的遊覽生活,還是頗有收獲的,朝鮮人民亡國的痛苦,喚起她滿腔悲憤,想到自己的祖國,不禁黯然淚下,中國各地的凋蔽落後,又使她難過不已。回到學校,作了畢業淪文,拿了文憑,從此就算告別那可歌可泣的青年生活,大學三年的歲月已被寫進了歷史。在大學期間,廬隱雖然已經成了文壇上有影響的作家,但她懷著恐懼的心情,又重新真正地永遠地踏進了社會。

婚姻家庭

廬隱大學畢業時才二十二歲,不久就又到了安徽一個中學任教。在那裏,她嘗到了社會給予的苦頭,她說那雖隻有半年的工作,卻使她的心境老了十年。她總是懷著美好的善心去看人,而她得到的卻是傾軋和敵意。

1923年夏,她不顧家庭、朋友的反對和強烈的社會輿論,與有夫人的郭夢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舉行了婚禮。廬隱的行為雖然受到許多人(包括最好的朋友)批評,但蘇雪林倒著實為她辯護了一場,說批評者,“不應當拿平凡的尺,衡量一個不平凡的文學家。”

廬隱曾經有過獨身主義,但郭夢良的愛情摧毀了她的理智,她認為:隻要有了愛情,什麽問題都沒有了。結了婚,一方面她滿足了,同時也失望了——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後的生活實際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緒和家庭瑣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後,又繼續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寫出了《勝利以後》、《父親)、《秦教授的失敗》等短篇小說。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個短篇小說集《海濱故人》之後不久,不幸突然向她襲來:郭夢良因腸胃病竟一病而逝。這時,她身邊已經有了一個女兒,她的精神受到打擊,心裏充滿了絕望的哀傷。她忍耐著痛苦,帶著孩子,送郭夢良的靈柩回鄉福州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時,在福州女子師範任教。郭的前妻對她並不壞,隻是婆婆太刻薄,處處對她迫害,連晚上點煤油燈都要遭到惡罵,實在無法忍受,便帶著孩子,像一隻沒有篷的小船,被命運驅趕著,從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寫了<寄天涯一孤鴻>,《秋風秋雨》和《靈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記載著些暗淡生活裏的暗淡日子和構思。

在上海,她擔任大夏大學的女生指導,並在附中任教,住女生宿舍;課餘,夜以繼日地繼續著她的寫作生活。她收入不多,生活很苦,常是滿面愁容,向朋友感嘆自己的命運,責罵男子和愛情害了她。其實,害她的是社會。

北京,是她自幼生長的地方,對她來說,有著特殊深厚的感情。一封朋友的來信把她叫到故都去了。在那裏,她擔任了使她頭痛的北京市立女子中學校長的職務。她說:“當校長真是要我的命。……一天到晚要同那些鬼臉的打官腔的人們會面,並且還要謹慎,還不能亂說一句話。現在不要說作品,真是連文學的感情,也消逝得幹幹凈凈了。”第二年,她辭了職,又到北京師大附中教書去了。

在北京,她還任過平民教育促進會的文字編輯,編的是平民千字課,每日筆不離手,用那一千個基本生字,編成各種常識和歌謠。她這樣死板、機械地工作了一年,便辭了職,準備動手試寫中篇或長篇。

那時候,辦刊物的風氣並不低落,在幾個朋友的努力下,每人出幾百元籌辦了一個“華嚴書店”。“華嚴”,取其文章之彩飾、態度庄嚴之意。書店開張之前,他們辦了一種《華嚴半月刊》,廬隱任編輯,自己並努力寫文章。這時期,她創作的小說、散文和散文詩,多發表在北京《晨報》副刊和石評梅所辦的《薔薇周刊》上,其短篇集成一冊出版,名白《曼麗》。她曾說,這個時期是她的悲哀時期,這本集子裏充滿了悲哀,雖然這是一種淺薄的衷感。她覺得人生不免要死,盛會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殘,圓月不免要缺。這些自然現象的缺陷,使她陷入悲哀和空虛。當時她正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叔本華的著作,隱隱約約服膺了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觀主義思想。廬隱自己也承認這時期是悲哀主宰著她,無論什麽東西,在她看來都有悲哀的色調,人們的每一聲嘆息,每一滴淚水,都能在她心裏得到共鳴,也使她的靈魂得到安慰。她悲哀著走路,悲哀著看世界,但她並不想解決這種支配著她的悲哀,也不知道如何解決。這種思想浸透在《靈海潮汐》和《曼麗》兩個集子裏。

作品是時代的反映,是作者靈魂的鏡子。這時期,廬隱遭到了人間最不幸的死別,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她死了母親、丈夫、摯友石評梅和哥哥。他們的相繼死亡,使悲哀像山一樣壓在她的心上,哀傷緊緊捆綁著她,折磨著她。丈夫死後,她常同石評梅散步、談心,跑到陶然亭對著荒冢放聲痛哭,登上中央公園的高峰酣歌狂舞。這時,她獲得了一個浪漫女作家的的頭銜,孰不知,這哪裏是浪漫,而是痛苦,是對人生絕望的呼喊。石評梅死後,她成了一個沒有伴侶的長途旅人。她說:“這時節我被浸在悲哀的海裏,我但願早點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煙,我試作慢性的自殺。”她的哥哥一去世,使她的悲哀生活到了高潮,她病倒了。病好後,她覺得自己的思想有轉變的必要,不能再如此生活在悲哀之中了。她在自傳裏說:“雖然世界是有缺陷的,我要把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來……我隻要有這種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便有了光明、有了力……”在這種思想主導下,她寫了中篇小說《歸雁》。她說:“在《歸雁》中,我有著熱烈的呼喊,有著熱烈的追求,隻可恨那時節,我腦子裏還有一些封建時代的餘毒,我不敢高叫打破禮教的藩籬。可是我內心卻燃燒著這種渴望,因為這兩念的不協調,我受了痛苦,最後我是被舊勢力所戰勝,‘那一隻受了傷的歸雁,仍然負著更深的悲哀重新去飄泊了。’”這段話,是她誠實的自我解剖,也是我們了解《歸雁》和她其他作品的鑰匙。

1928年,她認識了比她小九歲的清華大學的學生——一位樂天派的青年詩人李唯建。他是一位向著生命的途程狂奔的青年。他們相識不久,由友誼便發展到了戀愛。這時,她從‘重濁骯髒的軀骸中逃逸出來了”,她成了一朵花,一隻鳥,一陣清風,一顆亮星;她覺得“前面有一盞光明的燈,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還有許多青蔥的茂林滿溢著我們生命的露滴”,“宇宙從此絕不再暗淡了”……似乎是愛情又一次照亮了她!于是1930年秋,她又不顧一切,宣布與李唯建結婚了。他們東渡日本,寄居在東京郊外,努力開墾他們成熟的愛情生活和創作前程。

關于戀愛,廬隱自己說:“我自然不會主張戀愛要以金錢地位年貌為條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絕對無條件的。”她的條件是什麽?精神!她自己對待愛情便是這樣的,她說:“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見這樣銳利的人物,而我呢,滿靈魂的陰翳,都被他的靈光,一掃而空……”這是她從李唯建那裏得到的精神財富,也是他們相愛的基礎。這時期,他們合寫的那本《雲鷗情書集》裏收集了他們之間一年中的幾十封書信,寫得很美,裏面有他們真正作人的態度,真正的熱情,也有豐富的想象。她自己不再固執悲哀了,她要重新增造生命,轉換生活的方向,勇敢地向封建禮教宣戰。她說:“從前我是決意把自己變成一股靜波一直向死的淵裏流去。而現在我覺得這是太愚笨的勾當。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變活,興風作浪。”(《象牙戒指》)

在日本,他們生活了一個時期。《東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寫的小品文,原擬二十題,但隻寫了十一篇,都在《婦女雜志》上發表過。由于日元高漲,生活不能支持,他們回到杭州,寄居在山青水秀的西子湖畔。被壓迫的靈感,在這美麗的地方,似乎得到了解放。廬隱說。“我們當然可以寫出很好的文章了。”那半年,她寫了一部十萬字的長篇《象牙戒指》,這是一部充滿哀感,為她的朋友石評梅不幸的生命留下的永久紀念。這個長篇,十分之九都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其餘一部分因國難遭焚。這時期,她還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1931年夏天,離開杭州到上海,由劉大傑介紹,廬隱進工部局女子中學,又開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書,一面寫文章,這種努力從不間斷。她自己說,寫文章“自信是為興趣有時也為名,但為錢的時候,也不能說沒有,不過拿文章賣錢究竟是零賣靈魂,有點可憐,所以我寧願在教書的餘暇寫文章了。”她還說:“我不敢為了機械的教書生涯忘記我一向所努力的創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寫……”是的,在她生命之火燃燒的時候,她不停地創作,在《申江日報·海潮》、《女聲》、《時代畫報》、《前途雜志》和《現代雜志》上,都有她的作品發表。《時事新報·青光》上發表了她的中篇小說《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說《情婦日記》。她後期的作品,所反映的情緒較以前樂觀、開朗,特別是”一二八”淞滬戰爭後,她跳出了由社會、環境、生活築成的囹圄,著眼于民族戰爭,在艱苦的條件下,先後創作了中篇小說《地上的樂園》和《火焰》,後者則較直接地反映了在為國家存亡而鬥爭中的人和事。

廬隱在寫《火焰》時,蘇雪林去看望她,後在1959年發表的《(海濱故人)的作者廬隱女士》一文中記敘了她創作這個中篇小說的情況:“廬隱對于她這個表揚淞滬之戰的文學作品,卻有點諱莫如深。題材是我詢問再三才肯宣布的,言語間又往往支吾其詞,隻想將話題牽扯到別件事上去。當我到她寫字桌上強去翻看那些原稿時,她劈手奪去,笑著說:‘咖啡香了,咱們到客廳喝去,這稿子留著到出版後再讀吧。難道怕我不送你一本不成?’廬隱是個爽快人,這回為什麽如此?事後我才想起,那個時代的中國新文壇正陷溺于一股奔騰澎湃的共產主義文藝怒潮裏,談愛國便是思想落伍,甚至可說反動,不惟聽者不能入耳,自己也羞于出口。廬隱大約因自己過去也曾主張社會主義及國際主義,現忽來了一個大轉變,寫起愛國文藝來,怕我笑她,所以要這樣遮遮掩掩的了,她哪知我正是她的同調呢?”

這時期,廬隱自己也認為她已經跳出了苦海,是她的開拓時期。她說:“我現在寫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換句話說,我的眼光轉了方向,我不單以個人的安危為安危,我是註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最近我所寫的《女人的心》,我大膽的叫出打破藩籬的口號,我大膽的反對舊勢力,我大膽的否認女子片面的貞操。”“但這些還不夠,我正努力著,我不隻為我自己一階級的人作喉舌,今而後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為一切階級的人鳴不平。我開始建築我整個的理想。”她的世界觀,她的文藝觀,在這裏,我們聽到了她開始真正轉變和進步的訊息。

她與李唯建婚後的四年,是她一生最快樂最幸福的四年。廬隱一生受了很多苦,當她的思想和創作開始轉向的時候,不幸在1934年5月,因難產手術,開刀後流血不止,高燒不退,遂于13日11點20分逝世于上海大華醫院十四號病室,年僅三十六歲。據蘇雪林回憶,廬隱生活拮據,“為節省費用沒有進醫院,僅以十數元代價僱一助產士來家伺候,以手術欠佳,流血不止,送入醫院,終于不救”。廬隱的死,是中國文人的悲哀,聞者無不扼腕嘆息!

廬隱一生清貧,度日艱難,沒有任何財產,隻有幾部比生命還寶貴的作品。為了慰藉廬隱的在天之靈,李唯建將她的全部作品放進棺內,讓她畢生心血的結晶永世伴著她。

廬隱去世後,留下大女兒郭薇萱(郭夢良之女)和李瀛仙(李唯建之女),而貧窮、年輕的李唯建卻無法撫養兩個孩子。這時,舒新城約集廬隱生前好友和她的哥哥黃勤(當時任天津上海銀行經理)到上海,在南京路冠生園餐廳共商薇萱的撫養問題,大家一致贊同由其舅父黃勤撫養,廬隱的著作著作權歸屬薇萱所有。不久,李唯建帶著瀛仙回到四川,從此便與郭薇萱失掉聯系,音信杳無。

文學評價

廬隱是一位感傷的悲觀主義者。除了早期若幹篇作品外,作品都沒有擺脫悲哀的色調。她追求人生的意義,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覺得人生“比作夢還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裏,幾乎苦苦掙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裏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擾,不得解脫,把悲哀看作是偉大的聖者。

蘇雪林說,廬隱的作品,“總是充滿了悲哀,苦悶,憤世,嫉邪,視世間事無一當意,世間人無一愜心”(《二三十年代作家與作品》),在《關于廬隱的回憶》一文中說:“在廬隱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們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廬隱的苦悶,現代有幾個人不曾感覺到?經驗過?但別人諱莫如深,唯恐人知,廬隱卻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從世俗非笑中毅然決然找尋她苦悶的出路。這就是她的天真可愛和過人處。”

冰心與廬隱,文學史家們把她們視為“人生派”中的一派。雖然她們都關心現實生活,都主張在作品裏表現時代色彩,但一旦這種思想和主張變成了果實——作品,她們的差別就顯出來了。冰心在作品裏,通過對無限生動的大自然和母愛的漚歌,表現出她對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廬隱的作品則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無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們負荷著冷酷、無情的現實,悲哀著走向人生的盡頭、有人說“黃廬隱對社會裏的任何人都不承認,她深深的感受著孤獨。謝冰心主張則不然,她認為在人與人之間,是有不可分離的關系、這樣,黃廬隱便必然的用著悲哀的視線眺望人間,而謝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無限的熱情來溫暖人類。她們倆,一個是對世界表現了完全的絕望,一個是感覺著被損害的偉大的愛可以如死灰之能復燃……”

廬隱作品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裏形成了一個特有的世界觀,這是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環境是冷酷的,她幾乎沒有父母之愛,沒有親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裏感情受到了摧毀;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親人的相繼死亡,這殘酷的命運,使她悲痛欲絕。三是“五四”運動的落潮,給當時很多渴望光明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帶來了重大影響,廬隱也是其中的一個。

唯讀過她的作品而沒見過她的人,多半以為她是一位愁眉苦臉的女性,但實則不然。她自己也說,她有兩種絕對相反的人格:“在文章裏,我是一個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為一切的傷痕、和上當的事實,我隻有在寫文章的時候,才想得起來,而也是我寫文章唯一的對象,但在實際生活上,我卻是一個爽朗曠達的人。”“在寫文章的時——也不是故意的無病呻吟,說也奇怪,隻要我什麽時候寫文章,什麽時候我的心便被陰翳漸漸遮滿,深深的沉到悲傷的境地去,隻要文章一寫完,我放下筆,我的靈魂便立刻轉了色彩……”(《廬隱自傳》)這是她的自白。李唯建和接觸過廬隱的作家,也都說她的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對“一生英風颯爽”(蘇雪林語),自己做過的事從不後悔。這是她創作和性格矛盾的一例。

作為社會的人,都會關心社會的。“五四”運動初的“學生會時代”,廬隱是一個活躍分子,她是帶著“社會運動”的熱情跨進文壇大門的。那時候,她寫《新村底理想與人生底價值》(1920年,《批評》第四號)之後,不僅寫了《一封信》、《兩個國小生》等七篇那樣有著深刻現實意義的短篇和小品,也寫了《中國的婦女解放問題》(1924年,《民鐸》第五卷第一號)這樣一些有關婦女解放問題的文章。但不久,她的筆鋒轉向“自敘傳”的性質:寫自己,寫愛人,寫朋友,都是現實主義的,因為它們反映了社會的一個側影,是真實的現實。茅盾說:“廬隱與‘五四’運動,有‘血統’的關系”,“廬隱,她是‘五四’的產兒”(《廬隱論》)。當“五四”運動落潮後,在廬隱面前,社會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圍。人們所說的“廬隱的停滯”就是在這種主客觀的條件下產生的,但廬隱並不甘在這種氛圍中沉淪,她掙扎著,追求著,前後雖有幾次反復,但每次也都有所前進。

廬隱的小說《地上的樂園》,茅盾說它是寓言體的“一篇美麗的空想的‘詩’,而且是‘神秘’的‘詩’。讀了那篇《地上的樂園》,人們會覺得在這裏就伏著廬隱作品中‘苦悶人生’的根,也會覺得就在這裏也伏著廬隱‘發展停滯’的根。”這裏,較多地反映了她的人生觀。人的一切思想和實踐,是不能離開人生觀而存在的,所以說,那裏有“根”。

廬隱寫于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曼麗》,是她認為“從頹唐中振起來的作品”。這本集子,像她在人生的大路上邁步一樣,步子邁得雖不高遠,卻決不是原地踏步或轉圈子。茅盾說,《曼麗》集中多數作品表示了作者頗想脫掉《或人的悲哀》以來那件幻想的感情的花衫,並企圖重新估定人生的價值。她這次創作思想的變化有個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會的影響。“促成她這一轉向的,與其說是她個人生活上的變動,倒不如說是時代的暴風雨的震蕩。”翟菊農在這本集子的序裏說:“這本小說集子比《海濱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內容說,《曼麗》的取材,範圍要比《海濱故人》寬些,例如《房東》一篇,《海濱故人》集子裏就不會有。《海濱故人》集子裏據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處是親切;在這本集子裏,雖則大部分還是自身經驗的描述,但要比較蘊蓄些。《海濱故人》集子裏,所表現的感情是很深摯的,對于人生的感覺,似乎比較深切些。《海濱故人》集子裏很多爆發式的感情,在這本集子裏比較的經過一番洗煉工夫。我並不是對這兩本集子,有所抑揚,隻覺得兩本的內容的確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來作者生活上的變動,從前是春之氣,現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序中所言兩本集子的不同,以及所以不同的原因都點了出來,均比較符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創作實際。

廬隱崎嶇、坎坷的命運使她在沉淪與前進中幾經反復,但她畢竟還是從感情裏掙扎出來,擯棄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對社會勞苦大眾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應有的修養》一文中說,作家內質方面的修養應該有二:“一應對于人類的生活,有透澈的觀察,能找出人間的症結,把浮光下的醜惡,不客氣的,忠實的披露出來,使人們感覺到找尋新路的必要。二應把他所想象的未來世界,指示給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們,引導他們向前去,同時更應以你的熱情,去溫慰人間悲苦者,鼓勵世上的怯懦者。”當她的創作世界重新和廣闊的社會生活聯系起來的時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二八”戰役為題材,反映十九路軍奮起抗日的長篇小說《火焰》外,還有收在《東京小品》裏的七篇小說如《火災》,尤其那十四篇雜文,如《丁玲之死》。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頻常有來往,當聽到朋友說胡也頻“以共產之故被捕”後,“想起也頻那樣一個溫和的人,原來有這樣的魄力,又是傷感,又是欽佩”;當聽到丁玲被捕失蹤,又看到《時事新報》有丁玲已被殺害之說後,她認為那是中國文壇一大損失,“時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裏是我們的出路?想到這裏,我不但為丁玲吊,更為恐怖時代下的民眾吊了。”在《監守自盜哩說:“墨子曾經有過一句話:‘竊國者侯,竊鉤者誅’,使我恍然明白從古及今,中國一切的法律,都隻限于約束小百姓,而袞袞諸公呢,那是特殊階級,是孟軻所說的治人階級,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袞袞諸公,因此失地萬裏的將軍,塗炭人民的元帥,盡可以挾帶金寶美姬,逍遙于法外,當政諸公,連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頌歌哩說:“二十世紀的人類,正度著夏天的生活——縱然有少數階級,他們是超越天然,而過著四季如春享樂的生活,但這太暫時了,時代的輪子,不久就要把這特殊的階級碎為齏粉,——夏天的生活是極度緊張而嚴重,人類必要努力的掙扎過,尤其是我們中國,不論士農工商軍,哪一個不是喘著氣,出著汗,與緊張壓迫的生活拚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許有詛咒,但我卻以為隻有虔敬的承受,我們盡量的出汗,我們盡量的發泄我們生命之力,最後我們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這炎威逼人的夏天,將被這無盡的甘霖所毀滅,世界變成清明爽朗。”透過這些深刻、尖銳、犀利的小品雜文和長篇小說《火焰》,不難看出廬隱在“九·一八”事變後,是時代和民眾給她以勇氣,沖出“廬隱停滯”的種種藩籬,她,又前進了!但,她死得太早……

“廬隱作品的風格是流利自然。她隻是老老實實寫下來,從不在形式上炫奇鬥巧。”(茅盾《廬隱論》)總觀廬隱的全部作品,這種評語恰切、中肯。從《海濱故人》開始,她在許多小說裏,都採用日記和書信的形式,這樣寫來,在語言上顯得靈活、自然,但在結構上往往出現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話說,就是“控製不得其法”。後期的作品,有了長足的進步,老練多了。除小說之外,她的散文也寫得清麗可愛。她雖以小說出名,但茅盾說,“她的幾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憶》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說更好。”她還在同一篇《廬隱論》中評論說:“在小品文中,廬隱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給我們看。比我們在她的小說中看她更覺明白。她不掩飾自己的矛盾。”她這種既天真又嚴肅的態度貫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

王禮錫說:“生命是我自己的,我憑我的高興去處置她,誰管得著!”廬隱是這樣很倔強的在這不慣的社會生存著,廬隱對這社會是不慣,社會對廬隱尤其不慣,廬隱對社會的不慣,是有她的“誰管得著”的辦法去管理,而社會對廬隱卻是冷嘲熱諷、明槍暗箭作四面環攻。這“不慣”不僅是廬隱個人的問題,是新的與舊的社會的矛盾的表現,加上廬隱的強烈的個性,這矛盾就表現得特別的明顯。所以這不僅是“不慣”而是不相容,不慣慢慢的就會慣了,至于不相容,那便得爭鬥。廬隱的“誰管得著”的態度,是不理的態度,怕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不理”是違背了舊社會的秩序,這樣的叛徒,是不能在舊社會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沒有你,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毀。(<雲歐情書集>序)

著作年表

1920年

廬隱廬隱

《“女子成美會”希望于婦女》(《晨報副刊》,2月19日,雜論)

《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 (《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文藝會刊》,4月1日第2期,雜論)

《金陵》(《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文藝會刊》,4月1日第2期,新詩)

《思想革新的原因》(《人道》,8月5日第1號,雜論)

《新村底理想與人生底價值》(《批評》,12月5日第4號“新村號”,雜論) 1921年

《勞心者與勞力者》(《批評》,1月11日第6號,雜論)

《海洋裏底一出慘劇》(《時事新報》,1月25~26日,小說)

《一個著作家》(《小說月報》,2月10日第2卷第2號,小說)

《近世戲劇的新傾向》(《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文藝會刊》,4月1日第3期,雜論)

《小說的小經驗》(《時事新報·文學旬刊》,5月29日第3期,雜論)

《一封信》(《小說月報》,6月10日第12卷第6號,小說)

《一個病人》(《時事新報·文學旬刊》,6月30日第6期,小說)

《紅玫瑰》(《小說月報》,7月10日第12卷第7號,小說)

《創作的我見》(《小說月報》,7月10日第12卷第7號,雜論)

《月夜裏的簫聲》(《時事新報·文學旬刊》,7月30日第9期,小說)

《整理舊文學與創造新文學》(《時事新報·文學旬刊》,7月30日第9期,雜論)

《兩個國小生》(《小說月報》,8月10日第12卷第8號,小說)

《“作什麼?”》(《時事新報·文學旬刊》,8月10日第10期,小說)

《砍柴的女孩》(《時事新報·文學旬刊》,8月10日第10期,新詩)

《哀音》(《時事新報·文學旬刊》,9月1日第13期,小說)

《王阿大之死》(《時事新報·學燈》,9月4~6日,小說)

《靈魂可以賣嗎?》(《小說月報》,11月10日第12卷第11號,小說)

《祝晨報第三周(年)的紀念》(《晨報副刊》,12月1日,新詩)

《思潮》(《小說月報》,12月10日第12卷第12號,小說)

1922年

<餘淚>(《小說月報》,6月10日第13卷第6號,小說)

《一個女教員》(《時事新報·文學旬刊》,2月1日、3月1日第29、30期,小說)

《一個夜裏的印象》(文學研究會編《小說匯刊》,商務印書館,5月初版,小說)

《郵差》(文學研究會編《小說匯刊》,商務印書館,5月初版,小說)

《傍晚的來客》(文學研究會編《小說匯刊》,商務印書館,5月初版,小說)

《一個快樂的村庄》(文學研究會編《小說匯刊》,商務印書館,5月初版,小說)

《碧濤之濱》(《學藝》,9月第4卷第3號,散文)

《靈魂的傷痕》(《時事新報·文學旬刊》,8月11日第46期,散文)

《悠悠的心》(《時事新報·文學旬刊》,8月21日第47期,新詩)

《東遊得來的禮物》(《時事新報·文學旬刊》,9月1日第48期,散文)

《華嚴瀧下》(《時事新報·文學旬刊》,9月11日第49期,散文)

《海邊的談話》(《時事新報·文學旬刊》,9月21日第50期,散文)

《最後的光榮》(《時事新報·文學旬刊》,10月10日第52期,散文)

《月下的回憶》(《小說月報》,10月10日第13卷第10號,散文)

《月下》(《時事新報·文學旬刊》,11月10日第55期,散文)

《或人的悲哀》(《小說月報》,12月10日第13卷第12號,小說)

1923年

《徬徨》(《小說月報》,1月10日第14卷第1號;又載《北京周報》(日文版),3月4、11日,小說)

《離開東京的前一天》(《時事新報·文學旬刊》,3月21日第68期,散文)

《浮桑印影》(《學藝》,4月第4卷第10號,散文)

《最後的命運》(《晨報副刊·文學旬刊》,6月1日,散文)

《麗石的日記》(《小說月報》,6月10日第14卷第6號,小說)

《月色與詩人》(《晨報副刊·文學旬刊》,6月11日,雜論)

《中國小說史略》(連載于《晨報副刊·文學旬刊》,6月21日、7月1日、7月11日、7月21日、8月1日、8月11日、8月21日、9月1日、9月11日;又以《中國歷代小說》為題,連載于《北京周報》(日文版),8月5日~10月19日,雜論)

《流星》 (《晨報副刊·文學旬刊》,10月1日、10月12日、10月21日、11月21日、12月21日,小說)

《秋別》 (《晨報副刊》,10月7日,新詩)

《寂寞》 (《晨報副刊》,10月7日,新詩)

《海濱故人》(《小說月報》,10月10日第14卷第10號、12月10日第14卷第12號,小說)

《淡霧》(《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12月1日,小說)

《新的遮攔》(《星海》,12月10日,小說)

《將我的苦惱埋葬》(《晨報副刊·文學旬刊》,12月11日,新詩)

1924年

《寄一星》(《晨報副刊·文學旬刊》,1月11日,散文)

《灰色的路程》(《東方雜志》,1月25日第21卷第2號,小說)

《中國的婦女運動問題》(《民鐸》,3月1日第5卷第1號,雜論)

《淪落》(《小說月報》,4月10日第15卷第4號,小說)

《舊稿》(《小說月報》,5月10日第15卷第5號,小說)

《前塵》(《小說月報》,6月10日第15卷第6號,小說)

《醉鬼》(《時事新報·文學周報》,6月30日第128期,小說)

1925年

《父親》(《小說月報》,1月10日第16卷第1號,小說)

《海濱訊息——寄波微》(《京報副刊·婦女周刊》,3月,散文)

《幽弦》(《小說月報》,5月10日第16卷第5號,小說)

《勝利以後》(《小說月報》,6月10日第16卷第6號,小說)

《囈語》(《京報副刊·婦女周刊》,9月2日,散文)

《秦教授的失敗》 (《小說月報》,10月10日第16卷第10號,小說)

《危機》(《小說月報》,12月10日第16卷第12號,小說)

《海濱故人》(商務印書館,7月初版,短篇集)

《詩人李白》(《小說月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專號”,雜論)

《郭君夢良行狀》(《時事新報·學燈》,12月7日,祭文)

1926年

《寄天涯一孤鴻》(《小說月報》,10月10日第17卷第10號,散文)

《靈海潮汐致梅姐》 (《小說月報》,11月10日第17卷第11號,散文)

《寂寞》(《小說月報》,12月10日第17卷第12號,小說)

1927年

《藍田的懺悔錄》(《小說月報》,1月10日第18卷第1號,小說)

《何處是歸程》(《小說月報》,2月10日第18卷第2號,小說)

《文學與革命》(《國聞周報》,5月22日第4卷第19期,雜論)

<月夜孤舟>(《薔薇周刊》,5月24日第2卷第26期,散文)

《秋風秋雨愁煞人》(《薔薇周刊》,6月14日第2卷第29期,小說)

《憔悴梨花風雨後》(《薔薇周刊》,6月21、28日第2卷第30、31期,小說)

《吊英雄》(《薔薇周刊》,7月5日第2卷第32期,新詩)

《愁情一縷付征鴻》(《薔薇周刊》,7月26日第2卷第35期,散文)

《婦女的平民教育》(《教育雜志》,第19卷第9號“平民教育專號”,雜論)

《歸途》(《薔薇周刊》,10月18日第3卷第46期,隨筆)

《英雄淚》(《薔薇周刊》,12月5日第2卷第47期,新詩)

《研究文學的方法》(《薔薇周年紀念增刊》,雜論)

《公事房》(《薔薇周年紀念增刊》,小說)

《犧牲》(《薔薇周年紀念增刊》,劇本)

1928年

《曼麗》(北平古城書社,1月發行,短篇集)

《寄波微》(《薔薇周刊》,1月16日第3卷第53期,散文)

《偵探》(《薔薇周刊》,2月28日第3卷第58期,小說)

《婦女的平民教育》[10](商務印書館,4月,單行本)

《弱者之呼聲》(《薔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國恥紀念特刊》,新詩)

《雪恥之正當途徑》(《薔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國恥紀念特刊》,雜論)

《祭獻之辭》(《世界日報》,12月《石評梅女士紀念特刊》,祭文)

《石評梅傳略》(《世界日報》,12月《石評梅女士紀念特刊》,傳記)

《雨夜》(《小說月報》,12月10日第19卷第12號,小說)

1929年

《素心蘭——夜的奇跡之一》(《鴞》,1月9日第4期,散文)

《雲蘿姑娘》(《小說月報》,1月10日第20卷第1號,小說)

《文學家的使命》(《華嚴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雜論)

《夜的奇跡》(《華嚴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散文)

《歸雁》(《華嚴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8期,小說)

《畸侶先生》(《真善美》,2月2日紀念一周年號外“女作家號”,小說)

《星夜》(《華嚴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

《美麗的姑娘》(《華嚴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

《病中》(《河北民國日報副刊》,2月28日第65號,小說)

《空虛——夜的奇跡之一》(《河北民國日報副刊》,3月1日第66號,新詩)

《漠然——夜的奇跡之一》(《河北民國日報副刊》,3月5日第69號,新詩)

《乞丐》(《華嚴月刊》,3月20日第1卷第3期,小說)

《春的警鍾》(《華嚴月刊》,4月20日第1卷第4期,散文)

《樹蔭下》(《認識周報》,5月15日第1卷第16號,小說)

《沖突》(《華嚴月刊》,5月20日第1卷第5期,劇本)

《介之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6月初版,平民讀物)

《不幸》(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6月初版,平民讀物)

《穴中人》(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6月初版,平民讀物)

《秋聲》(《華嚴月刊》,6月20日第1卷第6期,散文)

《我生活在沙漠上》(《華嚴月刊》,7月20日第1卷第7期,散文)

《青春的權威者》(《華嚴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

《亡命》(《華嚴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

《婦女生活的改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10月初版,平民讀物)

《來呵!我的愛人》(《薔薇周刊》,9月10日第126期,新詩)

《去年今日——悼石評梅》(《世界日報·評梅逝世周年紀念特刊》,10月6日,散文)

1930年

《人間天堂》(《益世報》,1月3~9日;又以《地上的樂園》為題,載《新月》,6、7月第3卷第5、6期,小說)

《雲鷗的通信》(《益世報》,2月14日~4月8日)

《歸雁》(神州國光出版社,3月,中篇小說)

《東京小品·一、咖啡店,二、廟會,三、鄰居,四、沐浴》(《婦女雜志》,12月第16卷第12號)

1931年

<靈海潮汐>(上海開明書店,1月初版,短篇集)

《雲鷗情書集》(廬隱、李唯建合著)(神州國光社,2月初版,書信集)

《井之頭公園》(《晨報副刊·學園》,2月25日第16號,散文)

《幾句實話》(《晨報副刊·學園》,3月26、27日第45、46號,散文)

《蘋果爛了》(《小說月報》,5月10日第22卷第5號,小說)

《象牙戒指》(未完)(《小說月報》,6、7、8、9、11、12月10日第22卷第6、7、8、9、11、11號,小說)

《東京小品·五、櫻花樹頭》(《婦女雜志》,第17卷第5號,散文)

《東京小品·六、那個怯弱的女人》(《婦女雜志》,第17卷第6號,散文)

《東京小品·七、柳島之一瞥》(《婦女雜志》,第17卷第7號,散文)

《東京小品·八、烈士夫人》(《婦女雜志》,第17卷第8號,散文)

1932年

《擱淺的人們》(《讀書雜志》,1月10日第2卷第1期,小說)

《豆腐店的老板》(《讀書雜志》,4月1日第2卷第4期,小說)

《飄泊的女兒》(《申江日報·海潮》,9月18日第1號,小說)

《雲端一白鶴》(《申江日報》第4版,9月18日,古詩)

《異國秋思》(《申江日報·海潮》,9月25日第2號,散文)

《給我的小鳥兒們》(《華年周刊》,10月1日第1卷第25期,散文)

《碧波》(《申江日報·海潮》,10月23日第4號,小說)

《補襪子》(《申江日報·海潮》,10月26日第6號,小說)

《野妓拉客》(《申江日報·海潮》,10月30日第7號,小說)

《秋光中的西湖》(《申江日報·海潮》,11月13日第9號,散文)

《給我的小鳥兒們(二)》(《申江日報·海潮》,11月20日第11號,散文)

《給我的小鳥兒們(三)》(《申江日報·海潮》,12月11日第13號,散文)

《跳舞場歸來》(《申江日報·海潮》,12月25日第15號,小說)

《小小的吶喊》(《女聲》,12月第1卷第6號,小說)

1933年

《人生的夢的一幕》(《申江日報·海潮》,1月8日第17號,小說)

《前途》(《前途》,1月10日創刊號,小說)

《一個情婦的日記》(《申江日報·海潮》,1月15日、1月22日、2月5日、2月19日、2月26日第18、19、20、22、23號,小說)

《好丈夫》(《女聲》,1月15日第1卷第7期,小說)

《一段春愁》(《時代畫報》,2月1日第3卷第11期,小說)

《女人的心》(《時代畫報》,2月14日~5月5日,小說)

《女人的心》(四社出版社,6月,中篇小說)

《玫瑰的刺》(中華書局,3月,中、短篇集)

《今後婦女的出路》(《女聲》,3月16日第1卷第12期,雜論)

《水災》(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3月初版,平民讀物)

《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發刊詞》(《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創刊號,序言)

《著作家的修養》(《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創刊號,序言)

《丁玲之死》(《時事新報·青光》,7月2日,雜論)

《災還不夠》(《時事新報·青光》,7月7日,雜論)

《屈伸自如》(《時事新報·青光》,7月14日,雜論)

《監守自盜》(《時事新報·青光》,7月21日,雜論)

《愧》(《時事新報·青光》,7月28日,雜論)

《戀愛不是遊戲》(《時事新報·青光》,8月4日,雜論)

《花瓶時代》(《時事新報·青光》,8月11日,雜論)

《我願秋常駐人間》(《時事新報·青光》,8月18日,雜論)

<男人和女人>(《時事新報·青光》,8月25日,雜論)

《代三百萬災民請命》(《時事新報·青光》,9月1日,雜論)

《水災》(《女聲》,9月1日第1卷第23期,小說)

《中學時代生活的回憶》(《女聲》,9月16日第1卷第24期,散文)

1934年

《我的創作經驗》(《女青年月刊》,3月第13卷第3期,雜論)

《窗外的春光》(《人間世》,4月5日第1期,散文)

<讀詩偶得>(《人間世》,5月2日第4期,散文)

《象牙戒指》(商務印書館,5月,長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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