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田弘毅

廣田弘毅

廣田弘毅(広田弘毅 ひろた こうき,)日本第32任首相。生于築前福岡那珂郡鍛冶町一個石匠家庭,幼時受封建思想熏陶,時刻以勤王愛國為他的唯一信念。

1905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系,1906年以第一名通過外交官、領事官考試,1907年常駐清國,1929年作為帝國代表出席第十次國際聯盟大會。1933年任齋藤實內閣外相,1934年任岡田內閣外相,1935年,提出對華三原則"廣田三原則"。1936年任首相兼外相,1937年2月總辭職,6月,任第一次近衛內閣外相。1940年任米內光政內閣參議,1946年作為侵華戰犯接受遠東軍事法庭審判,被判極刑的七個人當中是唯一的文官,主要罪狀即:廣田三原則和確立了軍國體製。

1948年12月23日被處以絞刑,時齡71歲。

  • 中文名
    廣田弘毅
  • 外文名
    ひろた こうき
  • 國籍
    日本
  • 民族
    大和族
  • 出生地
    福岡縣
  • 出生日期
    1878年2月14日
  • 逝世日期
    1948年12月23日
  • 職業
    政治家
  • 畢業院校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人物簡介

廣田1878年生于九州福岡,早年結識有“右翼運動大祖師”之稱的頭山滿和前外相副島種臣等人,深受其擴張主義思想的影響。1901年,廣田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廣田弘毅廣田弘毅

參與起草侵犯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

在校期間,廣田于1903年夏到中國東北與朝鮮考察俄國動向,提出了日俄戰爭不可避免,日本應先發製人的調查報告,嶄露頭角。1906年,進入外交界。1913年,任外務省通商局第一課課長。1915年,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廣田便是這一侵略性檔案的起草人之一。此後,廣田歷任外務省情報部第二課課長,情報部次長、歐美局局長、駐荷蘭公使、駐蘇大使等職,青雲直上。

1933年,廣田出任外務大臣,雖然高唱“和平外交”,卻支持日本政府和軍方對中國的侵略,加緊從外交上擠壓中國。這一時期,日方先後迫使中方訂立“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 ,並積極推動“華北自治運動”,圖謀將華北從中國中央政府的統治下分離出去。

面對中國與英美等國關系的改善,日本橫加幹涉。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發表談話,聲稱中國如果利用其他國家排斥日本,實行以夷製夷的對外政策,日本不得已惟有加以打擊。

1935年10月,廣田提出了關于中日關系的三原則:1、中國應徹底取締排日活動,拋棄依賴歐美政策,採取親日政策;2、中國應正式承認“滿洲國”,實現中日滿在華北的經濟合作;3、中日滿應在防共問題上合作。“廣田三原則”實際上是要將中國置于日本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控製之下。

生平經歷

第一段外交官生涯

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畢業後,廣田原計畫進入陸軍士官學校就讀以減少老家的負擔,但受三國幹涉還遼事件影響,立志成為外交官[1],因此決定上京入讀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畢業後于1906年第一名的成績通過外交官選拔,進入外務省工作,期間曾被派到中國及歐美工作。1927年任駐荷蘭大使,1928年至1932年任駐蘇聯大使。

1933年就任齋藤實內閣的外務大臣(外相),1935年10月,在岡田啓介內閣外務大臣任內積極推行對華外交,曾與國民政府內親日人士會談,希望建立協定。其間國民政府方面提出“和平解決中日關系、平等交往、取締反日運動”,同時要求日本取消承認滿州國。而廣田不接受此條件,另設以下三個原則(通稱“廣田三原則”),最終被國民政府否決。

中方(國民政府)徹底取締反日運動,並擺脫對歐美的倚賴,改為對日親善及合作。

正式承認滿州國獨立,並支援滿州國與中方控製的周邊區域進行經濟和文化交流。

為應對來自外蒙等地共產勢力的威脅,中方應就日方的要求與日方合作于與外蒙接壤地區設立設施。

日本首相

1936年二·二六軍人政變後,岡田內閣總辭。廣田繼任首相。他恢復了“隻有現役陸軍和海軍軍人才能擔任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的規矩,緩和了政界與軍界的矛盾。1936年11月與德國簽定反共產國際協定,次年義大利加入,該條約是1940年簽署的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的前身。

因為陸軍大臣寺內壽一的反對,廣田在1937年2月2日辭去首相職務,宇垣一成被任命為首相,然而由于軍部的阻撓,未能組閣成功。後來由林銑十郎擔任下一屆日本首相。

第二段外交官生涯

辭去首相之後,廣田很快重新擔任外交大臣。他強烈反對軍部進攻中國,因為這樣破壞了他努力促成用以對抗蘇聯的日本-中國-偽滿洲國聯盟。因此軍方迫使他在1938年退休。

1945年,廣田重返政府,帶領日本代表團與蘇聯談判。當時日本與蘇聯之間仍有互不侵犯條約,而盟軍其他國家都已經對日本宣戰。他努力勸說斯大林不要與日本開戰,但失敗。蘇聯在美國用核子彈攻擊廣島和長崎之間對日宣戰。

文官戰犯

因為被判極刑的七個人當中隻有廣田是文官,所以為他鳴不平的聲音佔了大多數。但是從兩個方面看廣田應算得上是現行犯。第一是他沒有阻止一不做二不休的軍部,反而走上他們的道路。在1941年底對美英宣戰之前,天皇招待閣僚和重臣一起吃飯,飯後天皇向他們征求對宣戰的意見。當時首相東條英機和內大臣木戶幸一在座。關于對廣田的印象,天皇有如下記述:“不知是不是由于他是由玄洋社起家的原因還是什麽別的原因,隻有他說進行戰爭為好,還推薦組成皇族內閣,說應該在征求統帥部意見的基礎上組閣。從他的談話完全無法想象他曾擔任過外交官。”還有一條也可說明他確實該受到極刑。比如在對華聲明問題上,近衛之後又發表過第二次、第三次聲明,逐漸修正政策軌道。廣田不論是與軍部的關系上還是在預測對自己的審判結果上,都表現出他是個一條路走到底的政治家。特別是在行刑之時,廣田無聲端坐,一臉漠然,坐待天命。他也沒有和其他被告比較對自己的量刑。

福岡市的広田弘毅銅像對青少年時代的廣田弘毅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恍恍惚惚的,而獄中戰犯的廣田卻是真實的。充滿人性魅力的秀才廣田,他在少年時代是一個少有的天賜之物,而作為一個文官,又落到從容坐等極刑以結束自己七十一歲生命的境地,實在令人嘆息。

廣田在擔任首相和近衛第一次內閣外相時代的政治責任十分重大。廣田不作任何解釋正是他安身立命之道。廣田的墓碑在福岡市的聖福寺內,旁邊是隨他自殺的夫人靜子之墓。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法號“弘德院殿悟道正徹大居士”。

廣田弘毅作為甲級戰犯被絞死,主要理由就是因為他簽訂“德日聯合防共協定”和他推行國家法西斯化。但這隻是表面上的理由,實際上是美國人需要絞死一個文官,殺一儆百(警示那些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文官戰犯)。真該絞死的首相近衛文麿已經自殺了,木戶幸一和東鄉茂德等人都罪不至死;法西斯教父平沼騏一郎年齡太大,絞死他不人道;就拿廣田來頂了缸。為了廣田該不該絞死的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國聯邦法院,而且美國聯邦法院居然受理這個官司!(這個遠東軍事法庭到底是不是“國際”的?)後來美國聯邦法院勉勉強強以5比4的微弱多數表決決定:美國聯邦法院無權幹涉另外一個國際法庭(還知道做一些表面文章)。這才把7個甲級戰犯給絞了。

個人主張

法西斯體製

日本右翼軍人于1936年2月26日舉行暴動。暴動平息後,首相岡田啓介辭職,內閣其他所有大臣一道下台,惟有廣田出任新一屆內閣的總理大臣。

不久,日本內閣便恢復了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製。這一將陸海軍大臣的任職資格限定于現役將領的製度,使軍部能在政府與軍部意見不合時,以陸海軍大臣辭職等辦法使政府無法組成,隻有下台。這樣,政府隻好聽命于軍部。以廣田上台組閣為標志,以天皇和軍部為核心的法西斯體製在日本建立起來。

廣田新內閣不久便製定了確立擴張方向的<國策基準> ,其確定的國策是“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發展”。為向中國擴張和準備南進,日本全面擴軍備戰。陸海軍分別製定了擴軍五年計畫和龐大的造艦計畫,並在言論、產業等各方面加強了統製。可以說,在廣田內閣時期,為戰爭而建立總動員體製的工作已經開始。

1936年10月,廣田內閣的藏相公開宣稱,日本已進入“準戰時體製”。11月,日本與德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在防共的名義下與德國結成政治同盟。這一協定向建立國際法西斯同盟邁出了一大步。

對華戰爭擴大化

廣田內閣于1937年1月總辭職。同年6月,廣田出任第一次近衛內閣的外相。盧溝橋事件爆發後,廣田參與了所有對華戰爭擴大化的決策,是日本推行全面侵華戰爭的主謀之一。 戰爭初期,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曾在中日之間進行調停。但在日軍攻佔南京後,日本外務省方面提出了令中方難以接受的近似于投降的苛刻條件,實際上堵死了和談的道路。陶德曼調停無果而終。此後,日本政府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關閉了與中國政府談判的大門,中日戰爭走向長期化。

廣田弘毅廣田弘毅

1940年,廣田出任米內光政內閣的參議,擔當起顧問的角色。同年,參加了決定第二次近衛組閣的重臣會議,廣田由此進入國家“重臣”之列。重臣負有挑選首相組閣的重大許可權。直到日本戰敗為止,廣田一直參與日本歷屆內閣的組閣工作,為日本國家最高統治集團的核心分子之一。對于日本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挑選東條英機擔任首相和發動太平洋戰爭,廣田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日本面臨戰敗之時,廣田曾與蘇聯駐日大使馬立克秘密會談,力圖爭取對日本有利的投降條件,但未能成功。1945年12月,廣田弘毅被駐日盟軍逮捕。

1946年3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確定廣田弘毅為甲級戰犯。法庭認為,廣田弘毅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主持日本外交或參與日本外交決策,他對于日本侵略中國、日本與德國和義大利建立法西斯同盟及挑起太平洋戰爭負有直接的重大責任。針對辯護方提出的戰爭的責任在軍部以及廣田始終主張通過外交談判解決紛爭的辯辭,法庭的判決書指出,廣田在日本政府內是一個極有能力的人物和強有力的指導者,“在他所任職的整個時期中,他對于軍部及各屆內閣所採用所實行的侵略計畫,有時是設計者,有時是支持者”,“當從事談判的時候,對于犧牲日本鄰國所得來的或欲得的利益以及所期待的利益,是絕對不願放棄的;如果不能用外交談判滿足日本的要求時,一向就贊成行使武力”。

判決書還指出,在發生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時候,身為外相的廣田明知每天都進行著成千上萬的殺人、強奸及其他暴行,但“沒有在內閣會議上主張立即採取措施以停止暴行,以及他未採取其他任何可能的措施來停止暴行,這是他對本身義務的怠忽……他的怠忽已構成犯罪”。因此,法庭判定廣田犯有“破壞和平罪”和“違反戰爭法規慣例及違反人道罪”,並判處其絞刑。1948年12月23日,廣田弘毅在巢鴨監獄內被處以絞刑

恢復軍部大臣現役武官製

“二•二六事件”被鎮壓之後,青年軍官們的動靜與事件前並沒有什麽變化,隨處可見更加滿懷激憤的青年軍官們在一起商談。軍事課為了平息他們的沖動情緒以防生變而奔忙。當時軍事課對這些青年軍官們明確表示,無論有什麽理由、在什麽場合,都不允許採取武力的直接行動,除陸軍大臣以外,軍部不能幹涉政治。同時也表示陸軍大臣在內閣中將努力消除那些引起青年軍官們起義的各種惡劣事態。軍方中樞部門為了說服青年軍官,與理論相比必須讓他們看到實際證據,所以在閣僚人事、政府政策以及預算案方面都必須積極發言,進行幹預,而且還要取得實際效果。軍部為達到這個目的,要求實行“陸海軍大臣、次官現役武官擔任製”。 5月18日,根據敕令,陸軍省、海軍省修改官製,從“陸海軍大臣官製附表備註欄”中消除了“預、後備役”的文字,恢復了陸海軍大臣、次官必須由現役武官擔任的製度。這件事的經緯是,4月17日陸相提出關于陸海軍大臣現役專任製的規定草案,24日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之後經過樞密院審議對外公布了《陸海軍大臣現役將軍(大、中將)專任製》。陸軍主張修改官製的理由有兩個,一是要對軍隊進行徹底整飭,消除內部派系間對抗,預、後備役軍官容易與政黨政治和世俗階層發生利益關系,難以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場上。而且好不容易才把皇道派從軍隊中清除掉,如果仍允許予後役將軍擔任大臣,他們有死灰復燃的可能。如果不把復活皇道派消滅在萌芽狀態,就很難期待軍隊整飭能夠徹底。不能說寺內等統製派的這種擔心是杞人憂天。事實上,對行動派抱有親近感並保持緊密接觸的近衛文麿在第一次組閣時任命荒木貞夫為文相、與皇道派氣脈相通的“艦隊派”末次信正為內相;第二次組閣時任命柳川平助為法相。打擊皇道派確實是寺內和陸軍內統製派們的真實想法,但還有更重要的、被他們隱藏起來的目的,那就是陸軍想要通過這個製度實現陸軍大臣全面幹預政治,同時把這個製度作為囊中之物,隨心所欲地操縱內閣。現役武官的人事權分別由陸、海軍兩省掌握,即使是首相也不能越過兩省直接選拔擔任大臣的人選。陸海軍兩省可以要求現任陸海軍大臣辭職,並拒絕選派繼任人選。軍部用這種手法掌握了內閣的生殺大權。此外,陸軍還就推薦後任大臣人選問題在大正十三年製定過“三位長官一致推薦”的內部規定。根據“陸軍省參謀本部教育總監部有關業務擔當規定”和三長官會議形成的慣例,在推薦下一任陸相時,除了三位長官協商外還要聽取次官、人事局長的建議,必須照顧到軍方元老(皇族、元帥、軍事參議官等)、骨幹軍官和幕僚們的希望和要求。

據說在恢復現役武官擔任大臣製度時,廣田想以“三長官一致推薦”的方法推薦首相希望的人選,但寺內獨攬了這個權力。戰後不久的東久邇宮內閣時,陸軍推薦教育總監土肥原為陸軍大臣,首相卻起用了北支方面軍司令下村定。在廣田的後任宇垣一成組閣時,陸軍三長官以沒有可推薦的合適人選為由阻撓宇垣內閣成立。米內光政內閣時,陸相畑俊六主張將戰爭擴大化,與米內發生對立而辭職,陸軍省以同樣理由拒絕選派後繼人選,迫使內閣總辭職。以上兩例子反映出,把廣田和陸軍間的交易約定說成是一紙空文也不為過。被陸搶得先手分的廣田在其後半生中一直陷于困境,絲毫沒有作為首相的氣概。 之所說是“恢復”了現役武官擔任陸海軍大臣製度是因為之前有過先例。在第二次山縣有朋內閣時期的1900年,政府對陸海軍省官製進行修改,企圖實現由現役大將或中將擔任軍部大臣的製度。這次修改官製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參加了政黨或某個結社的人物擔任陸海軍大臣。有一種說法,上屆內閣(憲政黨隈板內閣)在組閣之初想從政黨人士中挑選陸海軍大臣人選,計畫由頭山滿擔任陸相,由平岡浩太郎擔任海相(兩人都是玄洋社最高領導人),因此山縣有朋抱有危機感。聯想到西鄉叛亂時板垣退助等對西鄉的幫助和當時頭山滿和平岡兩人在福岡進行的活動以及與板垣等人之間的來往,還有組閣時除了留任的陸海相(桂太郎和西鄉從道)外大半閣員都是政黨人士這一點,隈板內閣想起用頭山滿和平岡分別擔任陸海相的說法有一定可信度。和陸軍不同,海軍中推薦繼任人選屬于海相的專權,但自1932年伏見宮擔任軍令部長後,人選問題就必須征得他的同意。

締結日德防共協定

廣田幾乎沒有主導製定過任何國家政策。1936年11月25日,日德兩國在柏林簽署日德防共協定,這是廣田內閣在“國家政策基準”和“帝國外交方針”基礎上製定的唯一一項外交政策。 日德簽署防共協定的背景是,當時日本面臨來自北方(蘇聯)的威脅,並在國際上陷于孤立。德國在西歐同樣陷于孤立境地(或者說“新興德國”正在上升)。所謂來自北方的威脅是指蘇聯在其遠東地區擁有強大軍事力量,對日本造成壓力,而且共產主義活動在遠東地區開始普及。特別是以“滿洲事變”為轉捩點,蘇聯在其遠東地區的兵力和軍事設施激增。由于日本在對華、對滿關系上傾註了主要力量,人員和飛機的質量都無法和遠東蘇軍相抗衡,日本不得不摸索利用外交手段與蘇聯相對抗。當時的德國也正在摸索成為“新興”大國之路。希特勒于1932年1月30日成為德國總理,建立了納粹政權。10月14日宣布退出日內瓦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1934年8月19日,希特勒兼任總統。1936年宣布實行征兵製,重整軍備。日本駐德武官大島浩少將註意到這種情況,于1935年向納粹黨政權外交部長裏賓特洛夫提出簽署日德雙邊協定的意向,兩國開始秘密交涉。廣田把由駐比利時大使轉任駐華大使的有田八郎召回國擔任外相,正是因為有田的想法和大島相同。有田就任外相後馬上通過駐德大使武者小路命令大島試探納粹方面想法,在得到裏賓特洛夫確實希望實現日德合作的答復後,便要求德國方面提出草案。當時並沒有什麽特定的內容,日本的想法是優先考慮德方希望的內容。7月,德國方面提出了日德防共協定及附屬議定書草案,內容是前一年大島和裏賓特洛夫之間商定的。外務省對草案進行研究後,7月24日在外相官邸召集有寺內以下陸軍首腦們參加的聯席會議,對外務省案進行商討並達成一致。但是在討論過程中外務省認為有必要就防共問題與英國進行協商,陸軍對此強烈反對。外務省也強硬地指出,如果不和英國進行協商而單獨和德國合作是不可能實現的。陸軍最終作出讓步。外務省和陸軍一致認為應盡最大限度的註意,不過分刺激蘇聯,並不使英國因此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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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草案被送到樞密院進行審議,廣田在第一次審查委員會上就此事作了說明,稱蘇聯的軍事力量在東亞對日本形成壓力,並通過共產國際進行攪亂工作,對日本的國防造成直接威脅,同時阻礙日本落實“東亞安定政策”,締結該協定是以和德國合作、共同防衛和牽製蘇聯為主要目的。同時,要盡可能地邀請第三國一起形成防止赤化擴大的防衛態勢。但是該協定會盡量避免使正在向前發展的日蘇關系惡化,將繼續進行日滿蘇邊境劃定,處理國界糾紛,繼續改善日蘇關系。有田外相在說明中提到蘇聯在歐洲造成的威脅,指出蘇聯和其鄰國間逐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且加入了國際聯盟,和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簽署了相互援助條約,正在歐洲扎實地強化其國際地位。廣田和有田都強調,日本和德國在挫敗蘇聯在東亞和歐洲擴大侵略的意圖和阻止共產國際在這兩地區推行赤化方面有共同的利害關系。這個協定在表面上是日德兩國針對共產國際製定的,而真實意圖是以蘇聯的進攻或進攻威脅為前提的。

日德防共協定在國際上引起的反應反過來形成更大的波浪沖擊著日本。日本和納粹政權締結協定,與不論東方還是西方國家都產生隔閡。7月前後,外務省電示駐英國大使吉田茂(吉田從一開始就反對與納粹德國締結協定),讓他為就兩國間各種問題調整關系作準備。但在10月7、8兩日,發生了基隆事件(在台灣基隆幾名英國東洋艦隊水兵和當地司機為價格發生糾紛而驚動警察的事件),11月日德防共協定對外發表,使得日本與英國改善關系的計畫無限期拖延下去。對蘇關系也受此影響,原本已經樞密院審議通過並在11月10日草簽的日蘇漁業協定,由于蘇聯在20日向日方通告拒絕簽字而化為泡影。日德協定雖然表示非常歡迎有志于防共的國家加入該協定,但對此表示共鳴的僅有義大利(義大利于1937年11月6日加入該協定)。南京的國民政府發表聲明反駁稱,防共工作是內政問題,不認為有求助于第三國的必要。歐美各國也對此冷眼旁觀,他們擔心建立反共網將導致世界的分裂。 美國駐日大使J•C•格爾表示擔心該協定不僅對日本與蘇聯的關系,就連對英美等民主國家改善關系都十分不利。元老西園寺也嚴厲批判簽訂該協定是為德國所利用,指出日本沒有必要和除英、美、中三國之外的國家簽訂協定,廣田和有田對各國的反應毫無知覺,這個決定完全是為了迎合軍方,廣田是個投降分子。宇垣也尖銳地批判道,即使作為防共對策也應該呼吁英、美、法三國共同結成防共大包圍網,與法西斯德國相呼應是沒有原則立場,表示與廣田一刀兩斷。重臣若槻禮次郎稱,廣田內閣的存在對國家不利,內閣對軍部的蠻橫和戰爭主張沒有能力製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德防共協定是在國策“基準”和外交“方針”基礎上策劃製定的,而且發展到與別國簽訂了協定,是廣田內閣期間唯一由內閣主導製定的外交政策。如果說大多數由軍部主導製定的政策中無法體現出廣田的真實想法,那麽這個由內閣主導製定的日德防共協定則反映了廣田的真實主張。

盧溝橋事變與第一次近衛聲明

廣田第一次入閣是在1933年齋藤實內閣期間,接替辭職的內田康哉擔任外相。在他的任命儀式上天皇特別對他說道:“陸軍總和別國發生事端,令人非常為難。好像海軍方面在努力防止這種情況,廣田那邊也要註意,不要引起事端。”當時廣田誠惶誠恐,之後馬上找來美國駐日大使格爾,表示改善日美關系是他外交政策的基礎。他還對原田熊雄表明他的決心:“在這五、六年間不能對外釀成事端,首先有必要改善對華關系,哪怕隻有一點也好。”在之後的岡田內閣,廣田留任外相,未改初衷。在1935年1月25日召開的第六十七屆通常國會上,政友會的蘆田均(戰後擔任第四十七代首相)在質詢中問道:“政府對目前的國際情勢過于樂觀,廣田外相主張的‘協和’外交的實質是什麽?有什麽具體政策?”廣田回答說:“雖然說未來會有戰爭,但至少以我今日之信念,相信在我外相任內決不會發動戰爭。” 在他首次入閣約三年半、辭去首相四個月後的1937年6月,他就任第一次近衛文麿內閣外相,再次入閣。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他擔任外相期間,日中間爆發了全面戰爭(從“盧溝橋事變”發展為“華北事變”,進而發展為“支那事變”),發生了南京大屠殺事件。廣田在他從盧溝橋南京經過巢鴨(位于東京的戰犯監獄)走向墳墓的泥濘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腳印。

廣田弘毅廣田弘毅

廣田在1938年5月第一次近衛內閣改組時將外相之職讓給了宇垣一成,但實際上他作為外相的氣數在這一年1月16日發表“日華聲明”(第一次近衛聲明)時就已經到了盡頭。這個聲明提出“兩個放棄”,即放棄不擴大日中戰爭的方針和放棄通過外交手段解決日中間問題的方針,廣田選擇了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廣田作為政治家對此應負的責任是無法估量的,“兩個放棄”的提出使得日中戰爭全面化、泥沼化,使日本更深地陷入國際孤立。而且作為這個時期的特征,隻要中國與主要國家沒有一起反擊日本,日本沒有必要選擇這種不計後果的政策。可見日本對中國是端著肩膀,趾高氣揚,要求對方採取低姿態,而自己毫不讓步。現地的軍隊更是這種心理。國際社會原本對日中戰爭持觀望態度,對日本採取綏靖政策,不想刺激日本。日軍攻陷南京,在南京進行進行大屠殺,而且宣布放棄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外交交涉,使國際社會改變了對日本態度。

對于“支那事變”,中國政府根據國際聯盟規約第十、十一、十七條,就日本的戰爭行為向國際聯盟提出抗訴,使問題國際化。9月13日,國際聯盟第十八屆大會接受中國抗訴,並列入大會討論議題。外務省于15日發表聲明稱:日本已經退出國際聯盟,因此不便對國際聯盟的討論內容發表評論。但是中國的抗訴與事實嚴重不符。國際聯盟接受抗訴說明聯盟沒有正確認識東亞事態,因此國際聯盟的介入將使事態進一步惡化。日本政府對于本次事變的處理方針是,堅持現地解決,不擴大事態,日本的真實意圖在于要求中國政府作出反省,放棄排日政策,從根本上改善兩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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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終選擇了放棄不擴大方針,使戰爭長期化,因此必須通過處理這次事件來製定出根本國策。從表面上看,這隻是一場“事變”,而實際上是日中間全面戰爭。以此為轉捩點,日本開始製定戰時體製,而另一方的中國沒有利用“支那事變”強調“保衛祖國,全面戰爭”。 在戰局方面,近衛內閣將戰爭由華北擴大到華中。日本在國際上找不到一個友好國家,成為亞洲中的孤島。不祥的前兆開始出現。根據國際環境和戰局的發展趨勢,政府製定了“支那事變處理綱要”,提出希望通過第三國從中斡旋,與中國進行外交交涉。但是12月30日,日軍攻陷南京後,這一綱要即被束之高閣。同時發生的南京大屠殺事件,成為日本陸軍歷史上最大的污點,日本因此成為國際社會指責批判的對象,這個孤島開始被潛在的敵國包圍起來。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宣布“今後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這個政策是日本外交史上最大的失敗。

1月16日,廣田會見德國駐日大使迪爾庫森,感謝德國長期以來在日中間斡旋,同時通告了今後日本對華不再進行外交交涉的決定。正午時候,政府根據內閣秘密起草提出的對華聲明案,發表了與中國斷交的聲明(即“帝國政府今後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近衛第一次聲明)。

這份對華聲明中稱:“帝國政府在攻陷南京後尚給支那政府留有反省的最後機會。然而國民政府不理解帝國政府之真誠心意,大肆策劃抗戰,內不察人民塗炭之苦,外不顧東亞地區和平之大局。帝國政府今後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待真心與帝國進行合作的支那政府的產生,改善兩國關系,屆時帝國政府將對新支那的建設提供合作。帝國政府從來的尊重支那領土完整和主權以及各國在支那權益的方針沒有絲毫改變。如今,帝國政府愈發深感對東亞和平責任重大,希望國民為實現這一任務更加發奮圖強。”

1月22日,第七十三屆通常國會召開,近衛首相和廣田外相在演說中都提到了這個帝國聲明。近衛聲稱“不用說,以日滿支三國牢固的合作關系為基礎,確立東亞地區的永久和平,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這是帝國不變的國策。不久前,政府針對不思反省的支那國民政府提出不再以其為對手的方針,也是為了實現不斷增強與各國友好關系的國策。”

廣田外相則稱:“德國曾向帝國政府提出過作為日中兩國間的橋梁進行斡旋的好意。依此,為給國民政府以最後的反省機會,帝國政府為解決事變特提出以下四項條件:其一,支那政府必須放棄容共、抗日、抗滿政策,與日滿一起努力共同防共;其二、在有必要的地區設立非武裝地帶,且在該地區建立特殊機構;其三,日滿支三國間締結緊密的經濟合作協定;其四,支那對帝國作出賠償。這四項要求是帝國政府認為絕對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要求,切望國民政府盡快依此條件求和。但是該政府對東亞局勢視而不見,無視我國政府的寬容和德國政府的好意,沒有拿出虛心坦懷、誠懇乞和的態度,事態發展至今也沒有作出什麽誠懇的回答。國民政府這樣的態度等于是置帝國政府給他們的最後機會而不顧,使帝國政府感到等他們反省是不可能的。因此帝國政府才在16日發表了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

這樣的聲明是在國際聯盟已經就日軍空襲作出指責決議,認定日本的戰爭行為違反九國公約和巴黎不戰條約、並且日軍在南京進行了大屠殺的行為為國際社會所知的情況下作出的。1月18日,帝國政府作出補充聲明,言語之中毫無寬容、博愛以及文化上的精練與睿智,真可稱得上是“語言屠殺”。。日本政府把語言都作為武裝,並用語言的刀刃砍向中國。聲明宣稱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這比不承認國民政府還要惡毒,是想徹底抹殺國民政府。雖然如此,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也不是宣戰公告,完全是想在不宣戰的情況下抹殺代表一國國民的政府。這種作法完全是對他國殘酷無禮的行為。 因為被判極刑的七個人當中隻有廣田是文官,所以為他鳴不平的聲音佔了大多數。但是從兩個方面看廣田應算得上是現行犯。第一是他沒有阻止一不做二不休的軍部,反而走上他們的道路。在1941年底對美英宣戰之前,天皇招待閣僚和重臣一起吃飯,飯後天皇向他們征求對宣戰的意見。當時首相東條英機和內大臣木戶幸一在座。關于對廣田的印象,天皇有如下記述:“不知是不是由于他是由玄洋社起家的原因還是什麽別的原因,隻有他說進行戰爭為好,還推薦組成皇族內閣,說應該在征求統帥部意見的基礎上組閣。從他的談話完全無法想象他曾擔任過外交官。”還有一條也可說明他確實該受到極刑。比如在對華聲明問題上,近衛之後又發表過第二次、第三次聲明,逐漸修正政策軌道。廣田不論是與軍部的關系上還是在預測對自己的審判結果上,都表現出他是個一條路走到底的政治家。特別是在行刑之時,廣田無聲端坐,一臉漠然,坐待天命。他也沒有和其他被告比較對自己的量刑。

對青少年時代的廣田弘毅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恍恍惚惚的,而獄中戰犯的廣田卻是真實的。充滿人性魅力的秀才廣田,他在少年時代是一個少有的天賜之物,而作為一個文官,又落到從容坐等極刑以結束自己七十一歲生命的境地,實在令人嘆息。廣田在擔任首相和近衛第一次內閣外相時代的政治責任十分重大。廣田不作任何解釋正是他安身立命之道。廣田的墓碑現在福岡市的聖福寺內,旁邊是隨他自殺的夫人靜子之墓。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法號“弘德院殿悟道正徹大居士”。

大事年表

廣田弘毅廣田弘毅

1878年2月14日生于築前福岡那珂郡鍛冶町

1905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系

1906年以第一名通過外交官、領事官考試

1907年常駐清國

1909年駐英國大使館工作

1929年作為帝國代表出席第十次國際聯盟大會

1933年任齋藤實內閣外相

1934年任岡田內閣外相

1936年任首相兼外相

1937年總辭職6月,任第一次近衛內閣外相

1940年任米內光政內閣參議

1946年接受遠東軍事法庭審判

1948年12月23日被處以絞刑,71歲

天羽聲明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天羽英二發表了關于中國問題的聲明,即《天羽聲明》。在這個聲明中,天羽英二公然叫囂日本是亞洲的“主人”,是中國的“保護者”,並警告英、美等國,如果再幹涉日本對中國的壟斷權,那麽“日本對此不能置之不理”。這種赤裸裸的囂張氣焰,引起英、美的強烈不滿和巨大的國際風波。

1934年外務大臣廣田弘毅

廣田弘毅認為發出像《天羽聲明》這樣的檔案,日本的侵略目標太露骨了,才會遭致強烈反對。可見時機尚不成熟。于是,他“亡羊補牢”地進行了一番遮掩。24日,廣田弘毅先在內閣會議上宣稱情報部弄錯了聲明,然後通知美國國務卿赫爾說,《天羽聲明》並未經他的批準,是無效的,但在西方各國中造成了錯誤印象,實在是一大誤會。同時,他信誓旦旦地保證日本絕對無意破壞《九國公約》的規定,以便覓取在中國的特殊權益。事實上,《天羽聲明》並不是天羽英二個人的狂妄叫囂,其主要內容出自1934年4月13日廣田弘毅以外相名義發給駐華公使有吉明的第109號密電。該密電強調:一、關于中國問題,帝國與列國因主張與立場不同,終于不得已退出國際聯盟。在此情況下,帝國不管其他國家承認與否,為維護自己在東亞的使命,必須全力以赴。對諸列強雖一向以極謙遜態度調節利害關系以求親善,但維持東亞的和平與秩序,當然屬于日本必須單獨履行的責任,帝國有決心完成此一使命。二、為了完成上述使命,帝國不能不與中國共同分擔維持東亞和平的責任。因此,保全中國之統一與恢復其秩序是帝國的迫切希望。但歷史證明,隻有等待中國自身的覺悟和協作別無他法。帝國基于以上觀點,必須竭盡全力打破中國方面排斥日本運動和“以夷製夷”利用他國的策略。三、鑒于滿洲、上海事件後的情勢,此時如列強對中國採取共同行動,不論其以財政的、技術的或其他名義,必定含有政治意義,其結果將直接開創對中國實行國際共管的先例或成為劃分勢力範圍的開端之虞,誠恐為中國的覺醒及保全其國土主權帶來不幸。根據帝國的主張,對此不得不表示反對。四、各國如從經濟貿易的觀點出發,個別與中國交涉,對中國進行事實上的援助,隻要不反對東亞的和平與秩序,當然可以任意採取措施。然而,上述行為萬一構成擾亂東亞和平或秩序性質的行動(例如,供給軍用飛機或設定軍用機場,提供軍事顧問、政治借款等),帝國對此不能不加以反對。五、基于以上觀點,當前外國方面如對中國有所策動,其共同行動自不待言,即使個別行動(鑒于中國依然夢想依靠外國勢力牽製我方)也必須在其成事之前,加以破壞。對此,希望本此方針努力完成我方目的。顯然,《天羽聲明》不過是將密電的內容也就是其意圖公之于眾罷了。在第109號密電及《天羽聲明》中充滿了日本想要獨霸中國的內容。所謂“協和外交”,隻是一塊遮羞布而已,而這種欲蓋彌彰反而使其侵略野心暴露無遺。

1934年7月,齋藤內閣因“帝人事件”的貪污醜聞而倒台,海軍大將岡田啓介出任首相,重新組閣,廣田弘毅留任新內閣外相。此時,他繼續以“日中親善”為幌子,對中國進行侵略與滲透。不僅如此,為了放手擴軍備戰,廣田弘毅還積極活動,最終在7月底促成政府宣布廢除《限製海軍軍備條約》和《倫敦海軍條約》。

1935年,日本天津駐屯軍陰謀策劃了“白胡事件”,並以此為借口,以武力相威脅,採取極為強硬的態度,迫使中國國民政府簽訂停止排日,從河北撤軍的協定,進行所謂“華北自治”,日本侵略的惡行就在“日中親善”下步步展開。起初,中國國民政府還希望日本真能因為“日中親善”而放棄“華北自治”的種種苛刻條件。6月14日,國民政府外交次長唐有壬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提出,“中國方面不因華北事件而改變以往中日親善之方針,願意商定實現中日合作的具體步驟”。其方法為:“將合作對象分為華北與整個中國兩個方面,對華北首先以日方希望之所有事項為重點;對整個中國主要以經濟方面之合作為基礎;對政治方面亦希予以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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