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

左丘明

左丘明姓氏、名字問題頗為復雜。一說復姓左丘,名明;又一說左氏,字丘,名明;一說原為姜姓,出自太公少子,初為丘氏,後改左氏。其中,復姓之說無據,難以成立;"丘"、"明"于義不相應,頗難合為名字;按新發現《左傳精舍志》及近來學者研究,當以原為姜姓,出自太公少子,初為丘氏,後改左氏,名明近是。

左丘明籍貫,一說為魯國中都人,一說為春秋末年魯國都君庄(今山東省肥城市石橫鎮衡魚村)人,按新見《左傳精舍志》,當以後說近是。

左丘明的最重要貢獻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傳》與《國語》二書。左氏家族世為太史,左丘明又與孔子一起"如周,觀書于周史",故熟悉諸國史事,並深刻理解孔子思想。

  • 別名
    魯君子
  • 國籍
    中國古代魯國
  • 出生地
    春秋時魯國都君庄
  • 出生日期
    約公元前502年
  • 逝世日期
    約公元前422年
  • 中文名
    左丘明
  • 其他作品
    《左氏春秋》《國語》

人物簡況

人物介紹

春秋末期史學家。魯國人(今山東肥城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稱左丘明。曾任魯太史,與孔子同時或略早于孔子。雙目失明,故後人亦稱盲左。相傳曾著《春秋左氏傳》(或稱 《左氏春秋》,簡稱《左傳》),多以史實解釋《春秋》,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記事為主,兼載言論,敘述詳明,文字生動簡潔,全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歷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經典,又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編年體史書,在文學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又著《國語》,分別記載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約前967年--前453年)周王室及魯齊晉鄭楚吳越諸國史實,偏重記述君臣言論,為我國最早的國別體史書。

左丘明

左丘明(約公元前502年-約公元前451年),姓丘,名明(一說復姓左丘,名明,),春秋末期魯國人。 左丘明知識淵博,品德高尚,孔子言與其同恥。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漢代太史司馬遷稱其為“魯君子 ”。

關于左丘明的故裏,為現今的山東省肥城市石橫鎮東衡魚村(春秋時魯國都君庄)。為炎帝後裔,左丘明博覽天文、地理、文學、歷史等大量古籍,學識淵博。任魯國左史官,在任時盡職盡責,德才兼備,為時人所崇拜。左丘亦編修國史,日夜操勞,歷時30餘年,一部縱貫200餘年、18萬餘字的《春秋左氏傳》定稿。

其歷史、文學、科技、軍事價值不可估量,為歷代史學家和文人所推崇。他還撰寫了歷史名著《國語》,與《春秋左氏傳》成為珠聯璧合的歷史文化巨著。公元前451年,左丘明病逝,葬于東衡魚村東北處。647(唐貞觀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為“經師”,墓前建石坊。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左丘明為“先儒”。1642年(明崇禎十五年)朱由儉封左丘明為“先賢”。1725年(清雍正三年)為避孔子名諱,奉旨“丘”旁加“阝”改為邱氏,今石橫邱氏皆為左丘明之後人。

左丘明

根據存世的劉向《別錄》佚文“左丘明授曾申”,以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所記“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等史料判斷,可知左丘明的出生年代約與孔子晚年弟子曾參及曹恤等人大致相當。即左丘明在年齡上應為孔子的孫子輩,而約生于魯定公在位的中期;而據《左傳》、《國語》二書對于歷史人物的稱呼來看,可知左丘明應當卒于魯元公在位時期。即公元前五世紀晚期。

左丘明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創始人,有《左氏春秋》和《國語》兩部史學巨著。

人物生平

左丘明是姜子牙的支孫,世代居住在齊國的都城營丘,也就是現在的山東臨淄一帶。為逃避災難,全家人先到楚國,後又輾轉來到魯國。

左丘明

左丘明的祖父倚相是楚國左史。公元前506年,周天子率領諸侯討伐楚國,為儲存典籍,倚相帶領子孫離開楚國來到魯國,定居肥城石橫衡魚村。為使子孫後代不忘先人,他把姓氏定為老祖宗封地營丘的“丘”字。倚相把典籍獻給了魯國,以便儲存下去。他的兒子亦通曉史事,被任命為魯國的太史,後來左丘明又繼承了他父親的職位,繼任魯國的太史官。左丘明歷經30餘年寫就的《左氏春秋傳》,史稱《左傳》,是中國第一部敘事完整的歷史著作,也是一部有著極高成就的文學著作。

左丘明晚年時眼睛出了毛病,不得不辭官回鄉,不久就雙目失明了。強烈的歷史使命感使他振作起來,將幾十年來的所見所聞,各諸候的要聞和君臣容易得失的話記述下來,匯集成著名的歷史名著《國語》。《國語》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國別史,它與《左傳》一起成為珠聯璧合的歷史文化巨著。公元451年前後,左丘明因病去世,並安葬于故鄉肥城石橫鎮衡魚村。

人物才華

為炎帝後裔,左丘明博覽天文、地理、文學、歷史等大量古籍,學識淵博。任魯國左史官,在任時盡職盡責,德才兼備,為時人所崇拜。孔子曾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左丘亦編修國史,日夜操勞,歷時30餘年,一部縱貫200餘年、18萬餘字的《春秋左氏傳》定稿。其歷史、文學、科技、軍事價值不可估量,為歷代史學家和文人所推崇。他還撰寫了歷史名著《國語》,與《春秋左氏傳》成為珠聯璧合的歷史文化巨著。

人物思想

作者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當時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者在敘述歷史事即時,對于那些歷史事件是鮮明地表現了他的肯定或批判的態度的。他所肯定的是那些符合于他的儒家的觀點的東西。他肯定“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左傳》隱公三年)一類的論理道德,他也從那些論理道德的觀點出發肯定了“利民”②和“衛社稷”③一類對人民有利的東西。他批判了那些破壞論理道德的所謂“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左傅》隱公三年)之類的所謂“逆德”,他也批判了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的敗行。這部書在思想上的進步性和局限性都從這些方面表現出來。為炎帝後裔,左丘明博覽天文、地理、文學、歷史等大量古籍,學識淵博。任魯國左史官,在任時盡職盡責,德才兼備,為時人所崇拜。孔子曾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左丘亦編修國史,日夜操勞,歷時30餘年,一部縱貫200餘年、18萬餘字的《春秋左氏傳》定稿。

其歷史、文學、科技、軍事價值不可估量,為歷代史學家和文人所推崇。他還撰寫了歷史名著《國語》,與《春秋左氏傳》成為珠聯璧合的歷史文化巨著。公元前451年,左丘明病逝,葬于東衡魚村東北處。647(唐貞觀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為“經師”,墓前建石坊。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左丘明為“先儒”。1642年(明崇禎十五年)朱由儉封左丘明為“先賢”。1725年(清雍正三年)為避孔子名諱,奉旨“丘”旁加“阝”改為邱氏,今石橫邱氏皆為左丘明之後人。

為人品格

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懷坦蕩,深得魯侯器重。現存于孔府檔案館的《左傳精舍志·薦聖圖》載:“趙師聖雲: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已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饈,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饈。言未卒,狐相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與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饈也。'于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即召孔子為司徒。”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愛戴,孔子視其為君子,尊稱其左丘明,謂之與其共好惡。《肥城縣志》(清康熙十一年本)載:“樂正子春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記》稱左丘明為“魯君子”,肥城亦因此而獲“君子之邑”之美稱。《論語·公冶長》載:“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子還與左丘明一起入周觀史修《春秋》,《孔子家語·觀周》載:“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入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其為表裏。”

世人敬仰

左丘明的品行和對人類歷史的偉大貢獻,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不久,人們即將他著述過的地方稱作“左傳精舍”,予以保護,並代有修葺。漢初,肥城置縣伊始,就在縣城興建了“左傳精舍”,並立重修碑以志。漢平帝時(1-6),《左傳》初立學宮。東漢建武年間(25-56),《左傳》復立。《後漢書·鄭興範升、陳元、賈逵、張霸列傳》載:陛下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傳谷梁傳聞于後世,故詔立《左氏》。晉夏侯湛賦詩贊左丘明曰:“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逃難,旁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左丘明

唐貞觀二十一年(637),太宗李世民頒《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廟詔》,封左丘明為“經師”,從祀文廟。左丘明後裔為此植槐紀念,稱“謝唐槐”。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趙恆,追封左丘明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孫丘芳衣巾,以主祀事。翌年,平陰縣令王諷重修“左傳精舍”並立碑詳述追封之事。政和元年(1111)宋徽宗趙佶封左丘明為中都伯。宋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謂亦詩贊左丘明曰:“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鐐末光。慶封錫壤,廣魯之疆。”

元集賢大學士致仕李謙、翰林承旨張起岩均曾為左丘明賦詩作贊,或曰其“文章史學之治”,或稱其“盲於目而不盲目于心者”。明洪武四年(1371年)肥城知縣丘明後裔丘思齊重修“左傳精舍”。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朱厚璁追封左丘明為“先儒”,敕建墓門坊,並親書“先儒之墓”。崇禎十五年(1642)明毅宗朱由檢敕封左丘明為“先賢”。肥城知縣王惟精與左丘明第六十四代孫丘雲特輯訂《左傳精舍志》。《左傳精舍志》設遺像志、本傳志、祠墓志、藝文志、譜系志等五卷,清乾隆六年(1741)增 輯本現存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檔案館。

清左丘明六十八代孫丘行鍵與六十九代孫丘玉潔捐資七千餘兩重修縣學宮、癢門,鹹豐皇帝書贈“敦崇名教”,以旌表其行。襲封衍聖公、孔子第七十代孫孔廣啓題贈“承先衛道”匾。清雍正三年(1725),為避孔丘諱,上諭除“四書”“五經”外,凡丘均加“邑”部為“邱”,丘明及其後裔的丘字均改寫為“邱”。民初,丘氏後人閩杭清舉人丘荷、台灣清進士丘逢甲認為雍正所為不公,呼吁去“邑”復“丘”,還祖先本來姓字。丘氏族人聞者紛紛回響,恢復了“丘”姓,而未聞者則仍沿用“邱”字至今。因此,丘與邱本是一姓,都是左丘明的後裔。乾隆十六年(1751),清禮部重新確認丘明之謫孫為世襲奉祀生,並賜祭田18畝。

左丘明與孔子生活在同一時代,孔子與其同好惡,稱其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賢。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學術思想是儒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左傳》作為一部記述詳備、論述精闢的編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學、文學價值,又是一部著名的軍事著作,是我國歷史經典之一。

史壇巨匠

家世淵源,學識淵博

相傳,左丘明是齊開國之君姜太公的後代。西周建立後,周公分封諸侯,姜太公因滅商有功被封于齊,都于營丘。姜太公死後,嫡長子丁公?繼位,小兒子印依營丘居住,改姓為丘。丁公?死後三世,哀公即位。這時,紀國的國君與他不和,遂向周王進讒,挑撥哀公和周王的關系,致使周王一怒之下烹煮了哀公。哀公的弟弟靜被立為諸侯,即胡公。哀公同母之弟山不服胡公,組織同黨率領營丘的人馬殺死胡公,自立為國君,是為獻公。當時,印的後人婁嘉被迫隨山參與了此次宮廷之爭。鬥爭雖取得勝利,但骨肉相殘,又背著弒君的罪名,婁嘉擔心禍及己身,于是離開齊國投奔到楚國,出任楚國的左史官。那個時代的官職,往往是父死子繼,所以古人常以所任官職為姓。婁嘉及其後人世代擔任楚國的左史官,所以便改丘姓為左,長期在楚國定居下來。婁嘉的十二代孫倚相,史稱“左史倚相”,是春秋時期傑出的史官,在楚國政治地位較高。倚相生兒子成。成任左史時楚國發生爭奪君權的內亂:楚公子比弒殺其君,隨後又被公子棄疾殺死。為躲避內亂,成投奔到魯國,做了魯國的太史。成生子左丘明,襲父親官職為魯國的太史。

從姜太公封齊、庶子印以丘為姓,到婁嘉奔楚、改姓左氏,再到成避亂遷魯,左丘明的先人經過了自“姜”而“丘”,由“丘”改“左”的姓氏轉換,同時也經歷了齊、楚、魯三地的坎坷遷移,可以說是家世遙遠、演變曲折。

左丘明的兒子瞻,精通儒道,學識淵博,品德高尚。孫子啓同樣博學多才,長期做魯國的大夫。四代孫誠是位超凡脫俗的隱士,才華出眾。王莽新政時,曾召集天下學者為其所用,十五代孫起也受到招聘。起因不願為王莽效力,擔心王莽加害自己,于是改姓為丘,逃避到陶陽隱居起來。

清朝雍正三年(1725),為了表示對孔子的尊敬、避孔丘名諱,乾隆帝下令丘氏宗族改姓為“邱”。辛亥革命後,閩杭舉人邱荷公及台灣進士丘逢甲倡議恢復原來的丘姓。這一提倡,得到了沿海、海外及山東等地丘氏族人的回響,“邱”恢復為“丘”。但也有不少人因沒有得知此倡議而沿用原來的“邱”姓。這樣,左丘明的後裔中,就有了左、丘和邱三個不同的姓氏,而且這三個不同姓氏的後裔中人才輩出。

情操高尚,君子之風

左丘明的故裏,至今仍存有許多關于他的文化遺跡。“都君庄”,意思是君子的居住地,僅這一故裏的名稱,就生動地反映出左丘明當年的“君子”風範。左丘明的生平事跡,確實是充滿了“君子”的美譽。

春秋時代史官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征,便是崇尚歷史文獻記錄的真實性。例如,齊國大臣崔杼惱恨齊庄公與妻子姜氏通奸,便製造機會,誘騙齊庄公到自己家裏與姜氏幽會,然後借機殺掉了齊庄公。事後齊國太史記錄國史時,便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很生氣,殺掉了太史。太史的兩個弟弟先後繼任太史,又因如實記錄而被崔杼殺掉。他們的弟弟繼任後,仍在國史上如實書寫,崔杼怕引起公憤沒敢再殺。當時有位史官南史氏,聽說齊太史兄弟被殺,怕國史上留不下崔杼弒君的記載,就手持竹簡前往臨淄,要繼續完成記錄,後來得知已經完成,才中途返回。齊太史兄弟、南史氏都是那個時代著名的良史,他們把歷史的真實性看得很神聖,在記錄史事時,堅持實事求是、秉筆直書、不虛飾、不隱惡的原則,即使作出犧牲也要捍衛國史的求真精神,表現了中國古代史官高尚的職業道德和人格。

忠于歷史是史家的天職,正是這種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鑄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廣泛贊揚和“君子”美譽。

左丘明與孔子同為春秋末期人,二人關系密切。他曾與孔子一同前往周室,鼎力支持孔子從政,受到孔子的好評。孔子曾以左丘明為楷模談論自己的做人原則:“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也就是說,甜言蜜語、讒言媚色、卑躬屈膝,這種態度,左丘明認為可恥,我也認為可恥;隱匿怨恨而佯裝友好,左丘明認為可恥,我也覺得可恥。孔子評價左丘明的這些話,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誠實耿直、品德優良的人,這與秉筆直書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曾多次贊嘆左丘明的“君子”風範。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齊國,路過肥邑,感嘆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說,肥邑這塊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對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論語?雍也》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勝質才稱得上史筆,文質彬彬才算得上君子,敬重的也是左丘明。

如果說《論語?公冶長》所引孔子的話是在贊嘆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麽《論語?雍也》就是在贊揚左丘明的史家文筆了。春秋以後,左丘明的“君子”美稱一直沿用下來,漢代著名史學家司馬遷稱左丘明為“魯君子”,可見左丘明“君子”美譽的深遠影響。

作為太史,左丘明非常關心國家政事,積極參政議政。如魯定公想任命孔子為司徒,打算找三桓進行商議,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見。左丘明說:“孔子是當今的大聖人。聖人一當政,犯錯誤的人就很難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卻又想和三桓商量,他們怎會支持您的主張呢?”魯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問道:“你怎麽知道他們不會同意?”左丘明笑了笑,回答道:“從前,周朝有個人很喜歡毛皮大衣,同時也很喜歡美味肉食。他想做件價值千金的皮大衣,于是就去和狐狸商量,直接向狐狸索要皮毛;他想辦桌味道鮮美的牲祭,于是就去同羊兒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話還沒說完,狐狸和羊兒便都躲藏了起來。因此,五年過去了,這人一件皮大衣也沒做成;十年過去了,一次牲祭也沒做上。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周人的謀略不對。現在你打算任命孔子為司徒,卻召集三桓來商量,這同與狐狸商量做皮大衣、與羊兒商量做牲祭是同一個道理。”

左丘明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孔子主張削弱三桓,加強君權,曾向魯定公提出“墮三都”的建議。“三都”指三桓的三個據點:季孫氏的費邑、叔孫氏的睩邑和孟孫氏的成邑。“三都”是三桓對抗公室的私有據點。由于三桓住在國都,封邑由家臣掌管,因此“三都”對三桓本身來說同樣也是一種威脅。孔子通過遊說曾一度使魯公拆掉了叔孫氏的睩邑,如此這樣,三桓怎麽會支持魯定公任用孔子呢?左丘明冷靜地看到了三桓與孔子之間的矛盾,所以當魯定公征求自己的意見時,他便用兩個寓言故事比喻說明,建議避開三桓直接任用孔子。于是,魯定公聽從左丘明的建議,沒經三桓同意就直接任命了孔子。

為了著述歷史,左丘明曾與孔子一同前往周室,在周太史那裏查閱檔案,回魯後孔子便寫了文字簡明的《春秋》,而左丘明則寫成了內容浩繁的《左傳》。魯國是周公的封地,相傳周公治禮作樂,魯國儲存了前代的多種禮樂製度和文獻,所以魯國一向有“禮樂之邦”的美稱。西周滅亡後,周室文化在西方蕩然無存,卻在東方魯國保留得相當完整。當時魯國的各種文獻和檔案資料,屬于太史職掌收藏,左丘明既然為魯國的太史,自然也就掌握了春秋時代中原最豐富的文獻資源。因此,左丘明能夠寫出《左傳》這樣一部規模空前的史學巨著也就不難理解了。《左傳》的編撰,是左丘明史官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其在中國思想史、史學史、文學史和學術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

左丘明很重視禮的作用。他認為禮是治理國家、安定社會、造福人民的依據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須遵行的規範;作為一個君子,首先要把禮和義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問題就要想到禮,一做事就要考慮到義,不為利而喪失意志,不為義而感到內疚。體現禮的眾多禮節也要和義結合,對失禮行為持堅決批評的態度。

受重禮思想的影響,左丘明特別重視個人的品德修養。這些修養包括忠、孝、信、義、讓等。他認為忠是一個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義是忠于國君:楚國的子囊在國君死後還不忘給他增加好名聲,在自己將要死的時候不忘保衛祖國,他認為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納諫,自認犯了罪而砍斷雙腳,他認為這也是忠。對君王要忠,對父母就要孝。鄭庄公因母親幫助弟弟謀反,將母親軟禁起來發誓永不相見,潁考叔幫助鄭庄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對潁考叔大加贊嘆,說他能愛自己的母親,並且把這種愛也傳遞給庄公,是“純孝”。信是君子的一個道德標準,它不僅表現在個人品德上,還體現在國家之間,如果國家之間的結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礎上,即使結盟也沒有任何意義。一個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講信,還要講義。衛大夫石砏大義滅親,將參與叛亂的兒子正法,左丘明給予高度評價,稱其為“純臣”。讓,就是謙讓,是禮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形成一種上下謙讓的良好社會風氣,那麽這個國家就能長治久安。另外,君子還要從善不從惡,知道善不可以丟、惡不可以長,做到從善如流。對于那些踐踏忠孝信義、品行惡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惡痛絕。

左丘明認為國君也必須註重品德修養:國君要治理好國家,首先自己要賢明,做到秉正無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國家,還必須把德政和刑罰結合起來,用德政來治理百姓、用刑罰來糾正邪惡,這樣百姓才能安居樂業、邪惡才能消除。

左丘明認為在軍事上也同樣要重視德和義的作用:主張戰前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否則就不要出師。這些準備包括:度德,即考慮自己的德能否爭取到民眾的擁護;量力,即正確估價敵我力量的對比;親親,即努力團結自己的親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辭,即要有開戰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過的征伐目標。除了第二條“量力”之外,其餘四條都與德義有關。

“史學巨著,傳世之作 《左傳》全書共十八萬餘字,原名《左氏春秋》,漢代改為《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是我國古代記述春秋時期周王室與各諸侯國歷史事跡的編年體史書。《左傳》記事基本上以《春秋》記載的魯國十二公為次序,但在魯隱公元年(前722年)之前,有魯惠公生魯隱公及隱公即位的說明;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之後,又附錄了魯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晉國知伯被殺的事件。這樣全書按照魯國國君的即位順序,始于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魯悼公四年(前464年),前後記事長達二百五十九年。在《左傳》中,左丘明記事以晉國最為詳細,魯國、楚國次之,鄭國、齊國又次之,衛、宋、周、吳、秦、越、陳等國更次之。

《左傳》是為解釋《春秋》經而作的,它用大量的史實來疏證《春秋》。如《左傳》對隱公元年夏五月《春秋》中“鄭伯克段于鄢”一句的傳釋,生動而詳細地敘述了鄭庄公家族內部爭權奪位的鬥爭。《左傳》在用史實疏證《春秋》經文的同時,也兼釋義法。同樣如上面的例子,《左傳》在中間插入一段“書曰”,就是解釋《春秋》義法的。《左傳》雖為解釋《春秋》經而作,但與《春秋》經文並不完全一致。有的地方《春秋》有但《左傳》沒有,有的地方《左傳》有而《春秋》沒有。如文公十八年,《春秋》共記載九件事,其中有兩件在《左傳》中找不到。同一年,《左傳》也記錄了九件事,其中隻有七件是解釋《春秋》的。

《左傳》記事相當詳細,對歷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此外,《左傳》還吸收了其他史體的長處,把其他史體的史料按年代順序組織進去,使編年體史書達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傳》是我國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實的編年體歷史著作。不僅如此,在歷史編纂上,《左傳》還擴大了編年體史書的容量:它在編年記事總的格局中,富于變化,有時著意寫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時集中寫一位歷史人物的經歷和活動。這不僅拓展了編年體史書在寫人、記事方面的容量,而且有助于彌補一件史事被相關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點。另外,在編纂學上,《左傳》首創“君子曰”一欄。“君子曰”以議論形式升華史事,為史書作者發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園地,成為一種優良的史學傳統。

主要著作

《左傳》

​  左丘明世代為史官,並與孔子一起“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據有魯國以及其他封侯各國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國古代第一部記事詳細、議論精闢的編年史《左傳》,和現存最早的一部國別史《國語》,成為史家的開山鼻祖。《左傳》重記事,《國語》重記言。 作者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當時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者在敘述歷史事即時,對于那些歷史事件是鮮明地表現了他的肯定或批判的態度的。他所肯定的是那些符合于他的儒家的觀點的東西。他肯定“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左傳》隱公三年)一類的論理道德,他也從那些論理道德的觀點出發肯定了“利民”②和“衛社稷”③一類對人民有利的東西。他批判了那些破壞論理道德的所謂“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左傅》隱公三年)之類的所謂“逆德”,他也批判了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的敗行。這部書在思想上的進步性和局限性都從這些方面表現出來。

左丘明

《左傳》,原名《左氏春秋》,相傳為春秋末期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

《左傳》是我國第一部敘事詳細、體系完整的編年史。記事起于魯隱公元年(前722),止于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實際記事到魯憚公十四年(前453),是研究我國春秋社會的重要歷史文獻,書中比較全面地記述了春秋時代各主要諸侯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方面所發生的事件,比較客觀地反映了各諸侯國之間,各諸侯國內部統治集團之間的爭權鬥爭以及勞動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鬥爭。書中對于許多有作為的著名歷史人物如:鄭庄公、齊桓公晉文公管仲、趙衰、子產、晏嬰的業績予以贊揚肯定,對于統治者的凶惡殘暴、驕奢淫逸的行為則予以批判,主張重人事、輕天命,提出“社稷無常俸,君臣無常位”的進步歷史觀。另一方面,書中表示維護“君義、臣行、父慈、子孝”等剝削階級倫常觀念,對于統治階級內部的革新措施和勞動人民的反抗活動予以否定和誣蔑,表現了它的局限性。

《左傳》是史學著作,也是文學著作,有顯著的文學特點。

第一,敘事富于故事性、戲劇性,有緊張動人的情節。它總是抓住故事的重要環節或有典型意義的部分來著重地敘述或描寫,而不是毫無選擇,平鋪直敘。特別是一些內容復雜的事件,好像廣廈千間,各成片段,而又四通八達,互有關聯。

第二,善于寫戰爭,特別是幾次大規模的戰事寫得最出色。它們的特點首先是對戰爭的看法有一定的思想原則。因此寫戰爭並不單寫軍事行動,常常著眼政治問題,把軍事和政治結合起來。例如長勺之戰,魯弱齊強,曹劌一開口就問魯庄公憑什麽去同齊國作戰。直到聽見魯庄公察獄以情的話才說“可以一戰”。 

第三,書中儲存了大量史料,文字優美,敘事鮮明,有很重要的史學和文學價值。

《國語》

《國語》全書共二十一卷,分別記述了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約前967-453)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的事,是先秦時期重要的歷史文獻。《山東通史·先秦卷·〈左傳〉》載:“《國語》一書主要記錄了自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部分君臣謀議得失的對話。《國語》和《左傳》以不同形式記錄了大體同時期的史事。相互之間有詳略同異,二者有不少可以互相參證的地方。所以後來的學者有稱《左傳》為《春秋》內傳,《國語》為《春秋》外傳。

左丘明

公元前452年前後,左丘明因病逝世。根據左丘明生前囑托,遺體安葬于其所植銀杏樹“一箭之地”的都君庄東高地上,在這裏可東向齊都,南顧魯城,表達了左丘明的齊魯情緣。有關左丘明墓的記載最早見《魏書·地形志》。言:“東平郡領縣七:無鹽、範、須昌、壽張、平陸、富城(漢晉屬。有富城、卞城、武強城、左丘明冢) 剛。”富城遺址位于肥城市王庄鎮,其疆城包括今肥城市的王庄、桃園、石橫、湖屯等鄉鎮。《漢書人表考》也載:左丘明“葬泰安肥城縣西南五十裏肥河鄉都君庄”。清康熙十一年《肥城縣志》載:“左丘明墓在城西南五十裏肥河鄉都君庄正覺寺之西。”宋王去非詩《題左丘明墓》也準確說明了其位置。詩中說:“寺壓古墳闕已摧,墳前古樹已凋衰。未能遷寺還封樹,每到都君一淚垂。”清俞正燮在《左丘明墓考》中,更依據《水經註》《魏書》《通志》《元和郡縣志》《天順一統志》等史料,力排左丘墓在東平、嶧(山)、曹(縣)說,認定“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審矣!”。

世系淵源

左丘明與左史倚相沒有血統關系

《精舍志 》卷二《本傳志》雲:“先賢左邱明,授經圖曰: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授經圖”現本作“受經圖”,沒有文字說明,上述文字當出于現本《精舍志》所依據的更早本。《精舍志》卷五《譜系志》“姓譜”雲:“左子先世系出姜姓。太公封于營邱,嫡子丁公伋立為諸侯,其支子印遂以邱為姓?(印六世孫)嘉因殺胡公,恐後及難,遂奔楚,世為楚左史官……(嘉十三世孫)倚相。周景王十有五年,楚子伐徐,次于乾溪,右尹子革夕,楚子見之,與之語,左史倚相趨過,楚子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十有六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處于乾溪,相之子避國亂,遂適魯,為魯太史官。生邱明,世為魯左史官。”據《精舍志》所載,左丘明乃楚左史倚相之孫。舊方志所謂左丘明為“楚左史倚相之後”③ 當本于《精舍志》。

如果左丘明確系楚左史倚相之孫,則左丘明的家世或許可以向前追溯,但文獻證明兩人根本沒有血統關系。

首先,倚相、孔子、左丘明系同一代人,而左丘明年齡應當略長。孔子(前551-前479)生卒年代明確,無須考證。倚相始見《左傳》昭公十二年,是年即周景王十五年(前530),上文《精舍志》所雲倚相事即本《左傳》。當時倚相隨軍出征,能讀《三墳》等書,年齡不會少于20歲。《韓非子·說林下》雲:“越已勝吳,又索卒于荊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荊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荊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裏以賂之。”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雲:“句踐已平吳?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雲:“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所謂“已平吳”、“已滅吳”皆指越國滅吳,是越滅吳(前473)後左史倚相仍然健在,並給楚王出謀劃策。所以有人推斷:“按左史倚相于西元前530年在楚,楚靈王說他是良史,至西元前482年還存在,是倚相以壽八十歲計,當是550年以前生的,奔楚時約20餘歲,至480年左右卒的”④其中表達有誤:“550”當為“前550”,“奔楚”當為“首見楚”或“在楚”,“前482”指越滅吳當為“前473”,“480”當為“前470”,如此方能計以八十。按糾誤後的推測,倚相生卒年約為前550至前470左右,生年大致同于孔子,卒年比孔子至少要晚六年。至于左丘明,生卒年雖無可考,但可從孔子與其關系推測大概。

《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子以尊重口吻將左丘明視為自己的人格楷模。《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勝質才稱得上史筆,文質彬彬才算得上君子,似乎也是敬重的左丘明。如果說《公冶長》是在贊揚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麽《雍也》就是在贊揚左丘明的史家文筆。元初翰林學士李謙《肇建肥城廟學記》曰:“匾其講授之堂曰‘君子’,取樂正子春所謂‘肥有君子’之義。”⑤因為“昔樂正子春日: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焉。”⑤ “肥有君子焉”乃孔子感嘆語,意為肥邑這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孔子如此尊重左丘明,可見他是孔子心目中的長者,當年長于孔子。《精舍志》卷一《遺像志》有一“薦聖圖”,文字曰:“趙師聖雲: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邱明。左邱明曰:‘孔丘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邱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于重邱之下,羊相與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于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即召孔子為司徒。”孔子曾任司寇,司徒乃司寇之訛。趙師聖者不知何人,然從其文學古樸,內容合乎孔子打擊三桓,左丘明薦孔與上文孔子長者身份相合三點觀之,該節文字似有所本,當為比較可信的文獻資料。薦孔一事明確排除了左丘明乃孔子前人或孔子後人的各種經今文學說,進一步佐證了左丘明是年齡稍長孔子並深受孔子敬重的魯太史和魯君子。倚相大體與孔子同齡,左丘明既年長孔子,亦必年長倚相,焉得成為倚相之孫?即使倚相40歲生孫左丘明,則丘明在孔子任司寇時才十來歲,到孔子死時也不過30歲左右的孫輩人物,又何以推薦孔子,何以令孔子敬重如斯?另據《漢書·古今人表》倚相在時序上居于丘明之後。

其次,《左傳》沒有絲毫痕跡。魯昭公十三年(前529)楚國確實發生內亂,《左傳》對是年楚國內亂的記載頗為詳細。《左傳》往往記載各國大夫、官員出奔,倘若作者生父果在這場內亂中逃來魯國,詳細記載中何以毫無蛛絲馬跡?況且,楚國內亂這年倚相至多20餘歲,他本人沒有離楚,襁褓中的其子何以奔魯?

再次,有人研究以為,“(楚)左史應是倚相與左史老的氏稱”,“晉楚左史皆系氏稱,氏稱源于官名”,“楚左史當來自于晉左史”,是魯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與欒氏一起逃奔到了楚國”⑥。其說並非毫無根據,倘若成立,則倚相不出于齊。

最後,《精舍志》卷五《譜系志》分“姓譜”“世系”兩部分,前者追述左丘明以前的邱姓世系,從太公支子印到左丘明之父共19代,後者從左丘明開始逐代譜列以後的世系,正如序言所謂“世次詳明”。但其中存有兩個疑點:第一,“姓譜”19代中前18代的名字都很清楚,惟有最近的第19代左丘明之父沒有名字;第二,既是邱氏譜系,當以邱氏開祖印為“一代”,若以居魯而計也當以左丘明之父為“一代”,而邱氏譜氏的代次卻是將左丘明列為“一代”。左丘明之父是左丘明之前邱氏來源的關鍵環節,如此避而不言,反映了左丘明之前邱氏譜系的依托痕跡。

以上四點,可知左丘明與楚左史倚相沒有血統關系,《精舍志》的“姓譜”部分當多屬依托,正如嘉慶八年禮部駁議:“此固太公少子以邱為氏,故牽合附會。”⑦ 舊方志所謂肥城邱氏出于太公、倚相本自“姓譜”,皆不足為訓。

左丘明後人姓氏改左為邱

《精舍志》卷五《譜系志》“姓譜”雲:“生邱明,世為魯左史官。故自遷楚以來,因以左為姓氏。其後裔十五代孫名起者工文學,王莽征召不就,恐及于禍,又去左襲邱,隱居陶陽,復以邱為姓氏。”世系記載了從“一代左邱明”到“六十九代玉潔”的69代世系,其中“十五代起工文學? (按:同于上文),生子五: 、堂、懿、壽、考”;“十六代 漢光武建武五年授湖陽主薄”;“四十七代芳世居于魯古肥子國地,宋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如曲阜,以太牢祀孔子,追封左邱明為瑕丘伯,授芳衣巾”;“五十七代奠,元末大亂,舉族流于棗強,寄居二世”,“五十九代江,明永樂二年自棗強抱姓譜及親族還肥邑”;“六十四代雲街?明天啓元年本邑知縣王惟精重修左氏祠墓,訪求邱明後裔,得雲街”。按《精舍志》記載,肥城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傳後裔,這支後裔世系清楚,兩千多年來一直居守故邑祖墓。

現就左丘明姓氏、都君邱氏姓氏及其世系真偽等問題略作討論。

左丘明姓氏歷來存在爭議,或雲姓左,或曰姓丘,或謂復姓左丘。姓氏不清,遂影響到名字不明。三姓中首先應該排除復姓左丘,因為先秦兩漢有不少以“丘”字居尾的復姓,卻單單沒有左丘,而且後代文獻中也從無一個復姓左丘的人證。盡管司馬遷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但猶如“晉重”“史遷”,不過別稱而己,不足說明問題。其次應該排除邱姓,邱姓也沒任何根據。或以為尊稱不單呼名,漢人多呼丘明,故必姓邱。按第二人稱尊稱不單呼名容或有之,第三人稱則不盡然,單呼名者普遍見諸文獻,未必皆非尊稱,第二人稱的習慣用法不可用來證明第三人稱尤其是後人對古人的第三人稱。左姓最有可能。《漢書·藝文志》雲:“左丘明,魯太史。”孔穎達《禮記正義·玉藻》曰:“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為左史也。”春秋是個造姓時代,由左職生出左姓合乎造姓規律。不論左丘明原來姓左還是另有其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漢代人是把他作為左姓看待的。所謂《左氏春秋》《春秋左氏》或《左氏傳》等就是明證。漢代經家流派多以姓氏命名,隻有《詩》齊、魯兩家以地命名,以職命名者一家沒有,《春秋》五家皆用姓氏命名,可見漢人認左丘明姓左。這透露出一個信息,即左丘明後人亦應姓左。此與《精舍志》的資料恰好吻合。《精舍志》雲:“自遷楚以來,因以左為姓氏。”所謂“遷楚”固屬附會,但十五代孫起以前“以左為姓氏”卻記得十分明確。另外,《精舍志》各卷圖譜文字多稱“左子”,此稱頗似先人所傳,置于先秦時代去看,定乃姓氏而非職稱。由此看來,說左丘明及其後人姓左當無大誤。

都君邱氏姓氏出于左丘明。《風俗通義佚文·姓氏》曰:“丘氏,魯左丘明之後。”⑧是左丘明後裔有姓邱氏者或邱氏有出左丘明者在東漢文獻有證。丘、邱通用,耳旁為後加。左丘明及其早期後裔姓左,與都君邱氏在兩漢之際改左為邱相連貫。《精舍志》所謂“去左襲邱”實乃“改左為邱”,即去掉左姓而襲用丘明的丘字為姓。其中“襲”字在作《志》者本意是要說明原來就姓邱,因為“姓譜”是追述到營邱的,而實際上卻是“襲”的“丘明”之“丘”,從上文可知根本與營邱無關。且不說按“姓譜”邱氏的左姓從嘉逃楚開始至起改姓已經34代千有餘年,即使從左丘明開始而至起也己有500多年,500多年把邱姓放在一邊不用而一直姓左,500多年後又忽然繼續使用它,如何可能?如果是復姓左丘,倒是有可能去左留邱,可實際又證明歷來沒有復姓左丘,邱氏譜系本身也不存在復姓問題。看來隻有一個解釋:作為左丘明後裔的都君邱氏本來姓左,他們尊左丘明為第一代先祖,所以在“世系”中首列“一代左邱明”,明確列出一個“左”字為其姓氏,邱明之後當然概不列姓,到十五代起改姓時,因邱明為一代始祖,且功德顯赫,便襲取其名的“邱”字以為新姓氏,又附會太公支子營邱的古說以托邱氏淵源悠遠。應該說,都君邱氏的邱姓出于左丘明的“丘”字,與營邱沒有任何關系。

肥城都君庄義為君子邑聚,相傳是左丘明故裏。左丘明後裔邱氏宗族世守都君,其家譜《左傳精舍志》所記左丘明以來的世系,北宋初年以後可靠資料日多,有不少史籍、方志、碑記、詩文等作證,可以不用懷疑。這裏主要討論宋代以前。宋代以前從東漢初年開始漸有零星的佐證資料。上引漢人《風俗通義》謂邱氏出于左丘明。北齊《魏書·地形志》、唐《元和郡縣志》都記載了左丘明墓,地址與都君吻合。清光緒十七年《肥城縣志·禮儀志》雲:“左邱子祠,在縣署東南,邱氏奉祀生奉祀。嘉慶八年邱明善所上漢建武六年十七世孫邱堂《左傳精舍志序》稱‘左傳精舍’,此即故址。”清志雖然較晚,但其中資料信息卻較早,且絕對不是邱明善偽造。《精舍志》卷三《祠墓志》曰:“先賢左子祠在肥城縣城內文廟東南,舊名‘左傳精舍’,相傳即左邱明傳《春秋》處也。”《精舍志》卷四《藝文志》收有“宋祥符二年平陰令範諷重修左傳精舍記”碑記,其中說:“縣之東古肥子國地,即左子故裏,古廟猶存,訪其遺跡,知此即為傳《春秋》

之處,故名曰‘左傳精舍’。潔奠,下詢其居守子孫,則後裔邱芳攜其舊譜而至間其家世,乃避新莽之亂,去左襲邱……觀其廟貌漸頹,因為之重新焉。”按上引邱氏“世系”,邱堂乃十六世孫,排行居二,根據上述資料,建武五年嫡兄邱 授湖陽主簿,次年邱堂寫出所謂《左傳精舍志序》,是邱堂建起“左傳精舍”,並就精舍建成重修家譜。嘉慶八年邱廷煜為邱明善請立博士所上呈文佐證了這一點:“十六代孫邱堂纂續舊譜,重修祠宇,子孫世守,依墓而居,遞及六十九代孫即生胞伯祖邱玉潔,祠墓宗譜凡經五修。”⑨而實際重修次數恐怕更多。經千餘年50多代展轉重修相傳,建武六年邱堂的所謂《左傳精舍志序》原貌肯定已經難于說清,所以當時禮部駁議也就振振有辭:“既稱‘志序’,當別有《左傳精舍志》一書,乃譜中所稱即是此序,序中所言又全是家譜,末提‘建武六年十七世孫邱堂薰沐敬書’,漢代無此款式” ⑦;“(遺像)三圖既稱舊譜所傳,則衣冠器具必作古製,乃孔子、左邱明皆著束發道冠,又有高幾坐墩,及紙本書籍筆墨硯水中丞之類,全同時式” ⑦;“《前漢書·鮑宣傳》中凡王莽征召不出者具列姓名,其中並無邱起,且既改姓避莽,何以又築左傳精舍,使欲蓋彌彰?” ⑦禮部駁議看似不無道理,但畢竟有些不顧歷史變遷而過于苛求古本。又王莽征召人才甚濫,《鮑宣傳》焉能包羅“具列”不出者名單,而建左傳精舍時已時過境遷,豈得謂其欲蓋彌彰呢?我們應該歷史地去看待左傳精舍與邱氏家譜的出現。東漢初年它們出現之前,左丘明後裔在文獻中沒有任何蹤跡,原因何在?這與《左氏春秋》原為獨立編年史、尚未向《春秋》學演變相一致,如果當時有其蹤跡才是怪事。西漢經學的興盛和劉歆對《左氏春秋》的珍重使其開始向傳演變,嗜好經古文學的王莽尋求左丘明後裔本在情理之中,而丘明後裔卻不知是福是禍,不敢輕易登上王莽的險船。東漢初年江山易手,經學統治地位依然,盡管經今古文學家對《左氏》是否傳《春秋》還在進行爭論,時代卻給邱氏提供了借經人仕和光宗耀祖的良好條件,于是邱氏宗族便開始有所活躍。對于古代重視宗統的文化家族,15代世系的記憶並非難事,所以“邱堂纂續舊譜”當有所據,盡管這段時期文獻無征,但結合歷史去看倒也基本可信。

可以說,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傳後裔。他們世居祖地,戰國、西漢默默無聞,到新莽時改左為邱,東漢初年隨著《左氏》傳經而大修祠堂家譜,其後便在文獻中逐漸露出了清晰面貌。

左丘明左、邱二裔與左、邱兩姓的多源格局

《精舍志》 卷五《譜系志》“姓譜”雲:“太公封于營邱?支子印遂以邱為姓。”又雲:“(邱明世為魯左史官)因以左為姓氏,其後裔?去左襲邱,隱居陶陽,復以邱為姓氏。”“世系”對改姓記載同于“姓譜”。卷四《藝文志》所收“宋祥符二年平陰令範諷重修左傳精舍記”碑記亦謂“乃避新莽之亂,去左襲邱。”這些資料透露出兩點信息:一是丘明當有左、邱兩姓後裔,二是邱姓並非皆出丘明。

按“世系”所錄,左丘明及其後人為左姓時共15代,15代中第4、8 、9 、1 2四代各生二子,第6代生三子,其餘各代都是單傳。“世系”專記嫡長子,嫡長子所生之次、庶子或許有所忽略,因此所謂單傳未必就是實際上的單傳,旁支當比“世系”所錄更多。即以“世系”所錄計算,嫡長子一支始終為一,旁支在不同時間的四代中杈出有六,六支尚會繼續分杈,是兩者比例至少為1:6。邱起改姓時,第4、6兩代的半數旁支與嫡長子的血緣關系己隔10代左右,8、 9代兩個旁支也早已出了五服。他們或許已經遷離故土,或許繼續守居祖墓,前者應當繼續姓左,後者也不一定全部追隨邱起改姓邱氏。例如,據《大明一統志》《山東通志》《曹州府志》《曹南文獻錄》等方志記載,定陶一帶有陶丘,或名左山,有左丘明墓及左姓居民;又據地方調查,今漢上南陶村有不少左姓居民,皆奉左丘明為遠祖。邱起“隱居陶陽”當與彼兩地相關,很可能正是投靠那裏的旁支同宗隱居。旁支後裔遷離故土定居,起一始祖墳墓供奉並不奇怪。上述兩地左姓或許就是邱起之前左氏旁支後裔,不可輕易予以否定。邱起之前旁支保留左姓,且宗族規模應該大于改為邱姓的嫡支,邱起之後嫡支改為邱姓,是左丘明當有左、邱二裔。

《姓譜》所謂太公支子以邱為姓,在《風俗通義佚文·姓氏》《通志·氏族略》《姓考》等姓氏文獻中查之有據,是邱姓有出于周初姜太公者;《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有邾大夫丘弱,是邱姓有出于春秋邱弱者;《風俗通義佚文·姓氏》雲“漢末丘俊持節江淮,屬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吳興”,是邱姓有出于西漢丘俊者。三者皆非左丘明後裔。又據《風俗通義佚文·姓氏》,漢代有常丘、商丘、瑕丘、蛇丘、佘丘、虞丘、渠丘、葘丘、謝丘等復姓,多為後世不見,或許去復為單而成邱姓。古人依邱而居即可姓邱,是邱姓多源,不出于左丘明者多也。左姓多出于左職,左職並非僅有左史,左史並非僅有左丘明,《淮南子·覽冥訓》《史記·龜策列傳》有商末左強,是左姓亦為多源格局。

根據上述分析,可知《左傳精舍志》的主體資料基本可信,具有一定研究價值,不過左丘明與楚左史倚相沒有血統關系,“姓譜”部分多屬偽托。從現有資料看,左丘明後人當有左、邱二姓,其中作為嫡系後裔的肥城都君邱氏宗族比較可信,其餘各地左、邱兩姓中的旁支後裔尚有待探討。

人物故鄉

肥城市石橫鎮衡魚村

在“左丘明文化研討會”上獲得的訊息:春秋時期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左丘明的裏籍,在“漂泊”了幾千年後,終于找到了“歸宿”——肥城市石橫鎮衡魚村。

左丘明,春秋末年魯國人,曾任魯太史,著有我國古代第一部編年史——《左傳》和我國最早的一部國別史——《國語》。然而千百年來,史學界對左丘明的姓名及其裏籍、墓地等,卻多有不同見解。9月2日至4日肥城市舉辦了全國首次左丘明文化研討會,北大、中國社科院、山大等院校近40位專家、教授、學者以及海內外丘氏宗親代表雲集肥城,進行學術交流。大會有20多件論文進行了交流,一致認為,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認定,左丘明的墓地與故裏均在今肥城市石橫鎮衡魚村,左丘明是現在丘(邱)氏的祖先。大會成立了左丘明文化研究會。

左丘明文化旅遊區

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曾任魯國太史,春秋時期 魯國都君庄(即現肥城市石橫鎮衡魚村)人,一說棗庄人嶧城,歷史學家、散文家,其驚世名著《左傳》、《國語》中外馳名,被譽為 “ 百家文字之宗、萬世古文之祖 ” 。 古人謂之 “ 先儒 ”“ 先賢 ” ,史學界推其為中國史學的開山鼻祖。經過初步開發,景區高標準、高起點修復了左丘明墓、碑、牌坊等,規模宏大,甚為壯觀。左丘明文化紀 念館,內有大量珍貴文物,對研究左丘明史學文化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

左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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