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縣有朋

山縣有朋

山縣有朋(やまがた ありとも,1838年6月14日-1922年2月1日 )日本軍事家,政治家。幼名辰之助,後改小助、小輔。明治維新後由山縣狂介改名山縣有朋,號含雪。長洲藩士出身,早年參加"尊王攘夷"活動。歷任陸軍卿、參軍、參謀本部長、內務大臣、農商大臣和內閣總理大臣(首相)。

1909年伊藤博文死後,成為日本最有權勢的元老 ,在日軍和日本政府中勢力龐大,是日本陸軍之父,開啓了長州藩軍人控製陸軍的習慣。對內閣的交替和重大內政外交問題都有重要影響。官至從一位、大勛位、功一級、公爵。

  • 中文名稱
    山縣有朋
  • 外文名稱
    Yamagata Aritomo
  • 出生地
    日本長州藩(今山口縣)
  • 畢業院校
    松下村塾
  • 逝世日期
    1922年2月1日
  • 民    族
    和族
  • 國    籍
    日本
  • 軍    銜
    元帥陸軍大將
  • 主要成就
    日本近代陸軍的奠基人
    軍閥王國的始祖
    大勛位菊花大綬章
  • 職    業
    軍事家、政治家,首相、樞密院長
  • 出生日期
    1838年6月14日
  • 別    名
    辰之助、山縣狂介

個人簡介

山縣有朋山縣有朋

山縣有朋(1838~1922) YamagataAritomo日本軍閥,政治家。1838年6月14日生于長州藩(今山口縣)萩城,卒于1922年2月1日。1857年前後參加尊王攘夷運動。1866年幕府發動第二次征討長州藩的戰爭,他率隊與幕府軍作戰。1869~1870年受明治政府派遣赴歐洲考察軍事製度,回國後主持製定<征兵令>,設立參謀本部,並奏請頒布《軍人訓誡》、《軍人敕諭》,確立新兵製。1877年西南戰爭時,指揮政府軍平定士族叛亂。

1882年任參事院議長,次年兼任內務卿。1885年12月出任日本第一屆內閣內務大臣。1889年12月~1891年5月任內閣總理大臣兼內務大臣。曾赴歐洲考察軍事。1889年,受命組閣,對內設法鞏固天皇專製製度,頒布《教育敕語》;對外,1890年拋出“利益線”的理論,推行侵略擴張政策,主張出兵侵略中國和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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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10月頒布推行軍國主義教育的《教育敕語》,1893年任樞密院議長。1894年6月作為元老列席首相官邸會議,參與發動甲午中日戰爭。戰爭爆發後任第一軍司令官,不久調任大本營監軍。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任第一軍司令官。9月15日率軍攻佔平壤,隨即北進義州。10月24、25兩日,渡過鴨綠江。先後攻佔安東(今丹東)、九連城、鳳凰城(今鳳城)。11月3日向大本營提出<征清三策>,要求進行冬季作戰,未被採納。11月29日,明治天皇以其宿痾復發為由,詔其回國養病。不久任“監軍”,繼續進行侵華活動。甲午戰後,授侯爵。 1895年任陸軍大臣。1898年獲元帥稱號,同年11月第二次組閣。1898年晉陸軍元帥,同年11月重任首相,並派兵加入八國聯軍,鎮壓中國義和團運動。1900年派兵參加鎮壓中國義和團運動的帝國主義聯軍。同年開始實施軍部大臣現役武官製,努力確立軍部和官僚的領導體製。

1900年9月,內閣總辭職。日俄戰爭中任參謀總長。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時,任參謀總長兼兵站總督,是這場戰爭的總謀劃者和指揮者之一。戰後,以功授公爵,任元帥議定官。1905年任樞密院議長。1907年晉封公爵。1909年伊藤博文死後,他成為日本最有權勢的元老,對內閣的交替和重大內政外交問題都有重要影響。1909年伊藤博文被刺,獨攬軍政大權。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爆發,他支持清朝政府。1922年死去。由于從明治、大正,直到昭和初年,一直佔據中樞政治要津,被稱為明治以來日本“軍閥王國的始祖”。

個人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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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agataAritomo,1838~1922)日本政治家。幼名辰之助,後改名小助、小輔。明治維新後改名有朋,號含雪。出生于長州藩下層武士家庭。早年參加“尊王攘夷”活動。1867年德川幕府被推翻,率軍戡平北方幕府餘黨作亂。歷任陸軍卿、參軍、參謀本部長、內務大臣、農商大臣。1878年發表《告誡軍人書》,強調勇敢、忠誠和服從天皇的舊有美德,反對民主和自由主義傾向。曾赴歐洲考察軍事,1889~1891年成為新增立的議會政體下的第一位首相。對內設法鞏固天皇專製製度,頒布<帝國教育敕令>;對外,于1890年拋出“利益線”的理論,推行侵略擴張政策,主張出兵侵略中國和朝鮮。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時,任第一軍司令,率軍入侵朝鮮。1896年,作為特使前往莫斯科,與俄國達成妥協,共同瓜分朝鮮半島。1898年11月~1900年10月重任首相,派兵加入八國聯軍,鎮壓中國義和團運動。對內,他竭力鎮壓剛出現的社會勞工運動。他發布政府章程,規定隻有現役軍官才能擔任陸軍和海軍大臣,從而事實上使軍隊擺脫了文官的控製。日俄戰爭爆發後,任參謀總長兼兵站總督,是戰爭的總謀劃者和指揮者之一。1909年伊藤博文遇刺身亡後,成為日本事實上的獨裁者。被稱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軍閥王國的始祖”。

步入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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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縣有朋1838年6月生于長州荻城下川島庄,他家屬平民階層,其父是一名比步卒地位還低的倉庫協理員。低微的出身成為他投身明治維新,最終造就了歷史上最大派閥的原動力。曾有傳說,他小時候,有一次在大雨中和一個地位高的上士相向而行,不慎把泥水濺到上士和服的裙裾上,結果被強迫趴在泥濘中道歉。無論怎麽說,低賤的出身導致了山縣有朋產生打倒德川時代身份製度的念頭,這一點是肯定的。福澤諭吉曾說過:“門第製度有如殺父之仇。”山縣有朋難以容忍德川時代的身份製度。

山縣二十歲時進入松下村塾,二十五歲成為奇兵隊軍監,率領軍隊參加了討幕戰爭。1868年日本開始實行明治維新,時任兵部大輔的大村益次郎想建立新式軍隊,遭到士族反對,1869年遇襲負重傷身亡。他的後任前原一誠當了不到一年兵部大輔就辭職了。山縣于1871年擔任兵部大輔(1872年官司製改革,改稱陸軍大輔)。之後他一路飛黃騰達,晉升為陸軍中將、近衛都督,成為締造日本新式陸軍的關鍵人物。

1872年,發生了懷疑陸軍省御用商人山城屋從山縣有朋處接受陸軍省公費違法融資事件,山城屋自殺,山縣被迫辭職。但兩個月之後山縣便復官為陸軍卿,這是因為當時的薩長藩閥政府認為如果沒有山縣有朋,日本建立新式陸軍的腳步就會放緩。政府首先確立了前所未有的征兵製度。根據山縣有朋在奇兵隊的經驗和考察歐洲各國征兵製的基礎上,日本政府于1872年頒布征兵詔書。詔書及同時頒布的太政官告諭批判舊武士階層“抗顏坐食”,指出打破武士身份特權將實現上下平等,人權齊一,這樣才是兵農合一的基礎。這種觀點代表了出身于下級武士的維新功臣們的共同想法。

軍人對政治的幹預

雖然山縣被描繪成“民眾之公敵”,但如果不怕引起誤解地說,山縣熱愛民眾,可是附有條件,山縣熱愛那些揮汗如雨勞作的農民、工人,以及在戰爭中勇于獻身的戰士們,他對傭人們十分和藹可親。所以說山縣熱愛的是那些為了國家和政府盡心盡力的民眾。與之相反,他不能容忍民眾對抗、批評政府。明治初期,山縣把自由民權運動家們視為敵人,指責自由民權運動“盯著民權、誹謗政事、中傷官吏、暴論誹議,無所不為”,認為如任其蔓延必將禍害天下。

1878年發生了竹橋騷亂事件。事件是由于參加過西南戰爭的近衛炮兵隊對政府論功行賞行動遲緩及削減薪俸而引起的。山縣認為其中有民權論滲透到了炮兵隊的背景,于是炮製了一份“軍人敕諭”,其中有一節規定道:“保衛國家,維護國權,全憑軍力,軍力消長關乎國運盛衰。不為輿論所迷惑,不為政治所約束,恪守忠節本分乃軍人之唯一正道。應牢記義重于泰山,死輕于鴻毛。”

山縣強烈反對軍事幹預政治及政治幹預軍事。他做到了後者,卻自己踐踏了前者。為了防止政治幹預軍事,山縣于1887年建立了參謀本部。這個機構與以前太政官管轄下的參謀局所不同之處在于,隻有作為輔佐天皇處理軍務的最高機關首腦—陸軍卿才可以擔任本部長,而且獨立于政府(太政官)之外。山縣有朋親自擔任了首任參謀本部長。舊日本帝國憲法第11條規定:“天皇統帥陸海軍”,政府、甚至議會都無權幹預,從而確立了軍令權的獨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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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中分成以山縣有朋、大山嚴、桂太郎、川上操六等人的主流派和曾我佑準、三浦梧樓、堀江芳介、鳥尾小彌太等人的反主流派。主流派推崇普魯士式二元主義軍事理論,在軍事教育、軍隊製度方面排除原來的法國模式,引入普魯士模式。反主流派與之對抗,堅持法國模式。此前,陸軍中將鳥尾、三浦、谷幹城和少將曾我四位將軍在1881年提出建議書,對政府提出批評,要求重新審議北海道出售官有產業事件。他們的作法觸犯了軍人不得幹預政治的訓誡。同年底,政府廢除了陸海軍刑律,代之以陸軍刑法和海軍刑法,根據新法中對“軍人幹預政治、上書議政、講演或以文書形式作宣傳者”的處罰規定,他們被處以禁閉。此外,長岡外史等人以研究軍事為名于1881年組織成立“月曜會”,反對陸軍進行普魯士式改革,成為與陸軍當局對立的集團。結果該會核心人物鳥尾、三浦、曾我、崛江等人在1888年被編入預備役。1889年“月曜會”被解散。

陸軍中的反主流派被嚴厲禁止過問政治,但提出這一主張的主要人物山縣有朋又是如何做的呢?山縣在1882年擔任參事院議長,佔據行政要職。1883年擔任內務卿,1885年擔任內相,1889年擔任首相,1892年擔任法相,1893年擔任樞密院議長,1898年再次擔任首相,1905年擔任樞密院議長,歷任政界及行政上的要職,晚年作為元老仍對政治掌握強大權力。在此期間,他還作為現役軍人佔據軍部要職。這難道不是自相矛盾嗎?西鄉、大久保、木戶、伊藤等活躍在明治維新期間、創立了明治國家的元勛們大多是行伍出身,但明治初期尚未對文官與武官的職權作嚴格區分,因此伊藤也對軍事進行了相當的幹預。他們造就了一個封閉的精英社會,用極端的話講,他們享有特權,可以為所欲為。山縣以軍人身份佔據文官要職的作法被桂太郎繼承,從此軍人政治家層出不窮。

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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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縣作為軍人政治家,于1889年繼伊藤博文、黑田清隆之後成為第三代首相。確立地方自治製度是山縣內閣第一大課題。評論家上杉慎吉評論道:“山縣公將建立地方自治製度作為國家之根本,並為此作出了努力。應該說,與赫赫戰功相比,他在建立地方自治製度上的功勞更大。”當時的地方自治製度與現在完全不同。山縣的目標是在1890年開設國會之前防止政黨勢力發展到各個地方政府,町村不被卷入中央政界的波瀾,避免中央的波動波及市町村,妨阻國家運營,並將地方政權建設成為市、町、村民的精神涵養講習所。為了讓地方上的名門望族擔任地方議會議員以防止自由民權思想和運動滲透到地方政界,山縣將世界上罕見的等級選舉製度引入地方選舉。

根據政府規定,有選舉權的人限定在滿二十五歲男子、在當地居住兩年以上並交付了兩日元以上直接國稅者。如果隻是這種選舉限製還不足大驚小怪,山縣主導製定的選舉製度是在市級行政單位中實行所謂“三級選舉法”,在町村中實行“二級選舉法”。即把直接國稅交納總額三等分,然後將納稅人按交稅額多少排序,當納稅累計額達到總額三分之一時劃一檔,處于這一檔內的人為第一級選舉人;下一個三分之一總額再劃一檔,這一檔內的納稅人為第二級選舉人;剩下的人為第三級選舉人。第一級選舉人是極少數,從這些人中選出市議員總數的三分之一;第二級選舉人略多一些,第三級選舉人佔大多數,也分別選出三分之一市議員。在町村級行政單位選舉中則分為兩級。更有甚者,一個郡中三分之二議員由各町村會間接選舉選出,剩下的三分之一由大地主(擁有價值一萬日元以上土地的人)間互助選舉產生。

山縣想通過這種方法把“老成踏實”之人安插到地方政界,他認為這些人重視社會秩序,熱心地方公益事業,可以消除高唱“架空中央”論調和空談國家大事的弊端。

山縣派

山縣沒有大的戰功,卻能成為軍隊最高領袖,這是因為大村益次郎被暗殺;前原一誠在1870年辭去兵部大輔之職,並因1876年的荻之亂遭處刑;西鄉隆盛因鼓吹征韓論而失勢;桐野利秋、筱原國幹相繼下野;1877年西鄉等人在西南戰爭中失敗,從此從政壇消失。這樣,在剩下的人之中隻有山縣勝任軍隊的領袖了。如上所述,1881年以鳥尾、三浦、谷、曾我四位將軍為首的反山縣勢力被從要職上排擠下來,從此陸軍中形成了山縣派這樣一個大派閥。山縣的影響力滲透到政界、官界和學術界,形成除軍部外還囊括樞密院、貴族院、司法省在內的日本政治史上最大的派閥。後來的吉田茂、田中角榮、竹下登等人的派閥都遠遠不及山縣派的規模。

政治評論家入江貫一認為,山縣之所以能夠建立起這麽龐大的派閥得益于他善于用人。他在用人時先派給他們各種任務以判斷一個人的能力如何,之後適才適用,根據能力委以相應工作,磨煉其才能後再委以重用。他對部下從不棄之不顧,而是想辦法幫助部下把工作做好。山縣的部下不論是文官還是武將,隻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論功行賞,出人頭地,所以他們沒有更高的要求。他們對山縣宣誓效忠,結成派閥,逐漸壯大。山縣派閥中有陸軍的桂太郎、寺內正毅、田中義一;政界中有白根專一、平田東助、大浦兼武、清浦奎吾、田健次郎等一批人。其中桂太郎、寺內正毅、清浦奎吾、田中義一日後都成為了首相。

山縣雖自稱“一介武夫”,實際上心懷深謀遠慮。和他相反,伊藤博文因性格外向而受人擁戴,但伊藤恃才自傲,不太提拔別人,對沒有能力的人棄之不顧,所以形不成自己的派閥。很多人都承認伊藤是精英,但極少人成為其心腹。山縣佔據權力中心時,那些想利用山縣的人更加趨之若鶩。<時事新報>在山縣去逝時評論到:“山縣派不過是一些想利用山縣的人們的集團而已。”比如星亨,他為了發展壯大自由黨勢力而利用山縣和伊藤,山縣、伊藤也默認自由黨的利用。原敬一方面嘗試通過廢除郡製和分裂貴族院打擊山縣派,一方面又嘗試接近山縣,終于建立了最為山縣所厭惡的政黨內閣。原敬之所以要接近山縣,是因為他知道如果沒有山縣的首肯誰也無法掌握政權。

第一屆帝國議會

1889年12月24日第一次山縣內閣成立。山縣首先要面對的是日益迫近的第一屆總選舉。山縣想讓有一定資產的“老成誠實之士”佔據議會多數。在當時的民黨(反政府的政黨、政治派系)勢力中,舊自由黨分裂為大同俱樂部、自由黨、愛國公黨三派,立憲改進黨與舊自由黨派勢力對立,但他們都主張與西方列強締結平等條約;節約政府經費,休養民力,減輕地租;要求言論、出版、集會自由,並在打倒藩閥政權問題上立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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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民黨勢力在300個議席中獲得174席(大同俱樂部54席,立憲改進黨43席,愛國公黨36席,九州聯契約志會24席,自由黨17席)的多數席位。從第一屆帝國議會開始,民黨就圍繞政府提出的預算案與政府發生對立。政府提出的明治24年度預算案的經常項目為7217萬1181日元,臨時項目為846萬7532日元(不到1日元的忽略不計)。以大江卓為委員長的預算委員會提出歲出應削減一成,即888萬日元,委員會全體同意。山縣在提出預算案時,一再強調政府當前存在製定製度、發展產業、增強軍備等緊迫課題,但預算案的審議仍不順利。山縣曾一度考慮解散議會,但又擔心這樣做會使外國認為日本實行立憲製為時尚早,最終以削減631萬日元預算為代價說服了自由黨中的土佐派,預算案才得以在議會通過。

在對外關系方面,山縣有朋留下“主權線”和“利益線”的名言。所謂主權線即指日本必須守衛的國境線,同時也是日本的生命線。利益線與主權線有很大關聯,如果利益線受到外國侵犯,則主權線也面臨危險。當時的朝鮮被認為就是這種利益線。日本通過戰爭進行領土擴張,主權線和利益線都大大地向外延伸了。

山縣厭倦了國會對預算案進行審議,在第一屆議會閉會後馬上就辭職了。山縣第二次組閣是在將近8年之後的1898年月11月。在這8年之中,發生了日清戰爭,民眾的戰爭觀、政治觀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富國強兵政策得到認同。在經濟方面,日清戰爭後日本進入資本積累期,各種政策的實施必須依靠健全的財政製度做保證。為增收地租和將產業家們的意見反映到議會中,修改選舉法成為一大課題。要解決這一課題就必須在議會得到多數支持,因此山縣至少在表面上放棄了超然主義,與舊自由黨派系的憲政黨展開合作。合作的條件有三條,包括放棄超然主義、採用憲政黨綱領、與憲政黨結成休戚相關的一個整體。第二次山縣內閣在澀澤榮一、大倉喜八郎、安田善次郎等實力派資本家支持下,實現了增收地租和修改選舉法這兩個在當時“最不受歡迎”的課題。憲政黨中的大多數人傾向于政府高層主張的“商工立國論”,在黨內實力者星亨的工作下,選舉法修正案在稍加修改後得以通過。

在第十四屆國會召開之前,山縣內閣修改了文官任用令,堵死了政治家成為敕任文官的道路。他還在1900年修改了陸軍省、海軍省官製,規定軍部大臣隻能由現役大將或中將擔任。此外,山縣為對付日清戰爭後爆發的工人、農民運動,于1900年3月頒布警察法。同年10月,山縣辭去首相職務,但仍對政界、官界、軍界保持著隱性影響力。

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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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線”理論

1890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論>,認為:“國家獨立自衛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權線,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護利益線,不失形勝地位何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土是也;何謂利益線,同我主權線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 山縣有朋認為,“僅僅防守主權線已經不能夠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護利益線,經常立足于形勝之地位。”他在1890年第一次帝國議會上極力宣揚他的“利益線”理論,鼓吹必須大力擴軍備戰。

他的這一理論是日本大陸政策發展的新階段,直接推動了1894年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最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中日甲午戰爭

用軍刀作後盾(1838年~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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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8月,在抗擊英法荷美四國聯合艦隊炮擊馬關的戰鬥中,身先士卒,右腕和腹部中彈負傷,成為攘夷運動的先鋒。1865年,他率奇兵隊清除了長州藩中對幕府表示恭順屈從的“俗論黨”,奪回藩政權。1866年,他又指揮奇兵隊打敗了第二次征討長州的幕府軍,保衛了長州討幕根據地。1868年,在關系到討幕維新運動成敗的戊辰戰爭中,他任北道鎮撫總督兼討伐會津越後口總督的參謀,親自率軍征戰,先後攻佔長岡、若松等戰略要地,為建立明治維新政權做出了重大貢獻。1869年,因“戊辰戰爭”有功,獲得世代享祿600石的待遇。

明治維新後,他赴歐洲英、法、德等國考察軍事。歸國後歷任兵部少輔、大輔、陸軍大輔、陸軍卿、參謀總長等職。他長期致力于日本近代陸軍的建設與改造。為逐步把日軍建設成一支近代資產階級軍隊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有“日本近代陸軍之父”之稱。

同時,他還通過兩次組閣,在政治上推行“強兵富國”政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和發展進一步拓寬了空間。1889年12月,他首次受命組閣,任首相兼內務相,一上台就拋出所謂“主權線”與“利益線”的侵略擴張理論作為施政方針,並強調以軍刀作後盾,大力推行軍國主義路線,從而形成了日本近現代史上的大陸政策。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先後任第1集團軍司令官、大本營監軍兼陸軍大臣,率軍侵略朝鮮和中國東北。1898年,獲元帥軍銜。同年,再次組閣。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任參謀總長兼兵站總監,指揮日軍與俄軍作戰,侵佔中國遼南地區。曾三任樞密院院長。1907年晉封為侯爵。

山縣有朋一生掌握軍政大權,長期在日本軍民中灌輸軍國主義思想,提倡尚武精神,實際上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奠基人。1909年伊藤博文死後,成為日本最有權勢的元老,經常以元老身分操縱政界。 “富國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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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強兵”明治政府三大政策是互相聯系的。在維新元老心目中,“富國強兵”是最高目的,而“殖產興業”及“文明開化”隻不過是手段而已。在“富國強兵”政策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取消舊的軍製及建立新的軍製。提出改革軍製的是山縣有朋,他認為改革軍製的目的就是“內以鎮壓草賊,外足以伸張對峙之勢力”。可見,“富國強兵”不但為了抵抗外來侵略,而且更重要的是為了鎮壓人民及對外侵略。 軍製改革的主要內容便是模仿西方,實行征兵製,建立新式的常備軍。1872年頒布征兵詔書和1873年頒布征兵令,標志著建設新軍的開始。實行征兵製就是軍製上的革命,就是取消封建武士軍隊,剝奪武士壟斷軍隊的特權,從民眾中征兵,建立資產階級軍隊。在建立新式軍隊的同時,解散了在維新初期由諸藩軍隊改編的舊式軍隊。但是,實行征兵製也包含了不平等的因素,官吏、專門學校的學生可以免除兵役,而且富人隻要繳納代役費270元者,亦可以免除兵役。

新式軍隊稱為“皇軍”,向軍人灌輸忠于天皇的封建思想。1878年頒布的“軍人訓誡”要求軍人把天皇當作“神”來崇拜,並且以所謂“武士道”精神作為軍人的行為準則。“武士道”精神是純粹的封建性的東西,其主要內容是:“忠君”、絕對服從、不怕死及野蠻的侵略思想。

山縣有朋是活躍于日本明治、大正時期的軍事、政治領導人,天皇製的擁護者,一生反對政黨政治.在他從政的40多年中,利用種種手段打擊、瓦解政黨,開日本金錢政治的先河.由他確立的軍部大臣現役製,則為日本軍部控製國家發展方向奠定了基礎.

吉田松陰思想和政策的繼承

吉田松陰的皇國史觀及對外政略,給明治政府領導人以深刻影響.山縣有朋在擔任軍界、政界要職的生涯中,忠實地繼承和實踐了吉田的思想,他在日本近代天皇製的確立、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及日本對外侵略政策的推行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大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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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政策也稱大陸經略政策,是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不甘處島國之境”,立足于用戰爭手段侵略和吞並中國、朝鮮等周邊大陸國家的對外擴張政策,是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主要特征和表現。日本大陸政策于19世紀80年代趨于成熟,並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得以實施。因此中日甲午戰爭本質上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日本近代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必然產物。

1880年,日本參謀本部提出《與清國鬥爭方案》,其要點是海陸軍襲取大連,然後一舉攻下北京,與清政府訂立城下之盟。參謀本部把關于中國的兵力、貭素、裝備、士氣的調查匯編成冊,名為《鄰邦兵備略》,時任內閣總理的山縣有朋特向天皇進呈此書,力主以中國為目標迅速加強軍備。

1887年,在山縣有朋的主持下,參謀本部製訂了<清國征討方略>,指出:“若欲維護我帝國獨立,伸張國威,進而巍立于萬國之間,保持安寧,則不可不分割清國,使其成為數個小邦國。清國雖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國,應乘彼尚幼稚,斷其四肢,傷其身體,使之不能活動,我國始能保持安寧,亞洲大勢始得以維持。”該檔案決定在1892年前完成對華作戰的準備,進攻的方向是朝鮮、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澎湖列島、台灣。7年後日本正是按照這個時間表和線路圖發動甲午戰爭,並幾乎達到了全部預期目的。

《與清國鬥爭方案》、《清國征討方略》都是日本最高層次的官方檔案,其內容和觀點具有權威性和綱領性,充分體現了國家意志。在這些檔案,尤其是在《清國征討方略》中,大陸政策有血有肉、神形兼備,已經完全成熟了。

山縣有朋山縣有朋

在大陸政策的指導下,日本沿著軍事化的方向迅速發展,把擴充軍備作為當務之急和頭等大事。1886年,明治天皇頒布敕諭:“立國之務在于海防,一日不可緩。”(《日本外交史》上冊第209頁)日本政府在甲午戰爭之前的幾年間連續8次修訂和實施<擴充軍備案>,平均每年軍費開支高達財政總支出的30%。為了補充軍費的不足,1887年天皇下令從皇室經費中擠出30萬元作為海軍補助費,內閣總理伊藤博文利用天皇賜款的機會,多方鼓動,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海防捐款的熱潮,一年之間民間捐款多達200多萬元。1892年,天皇召開御前會議,大聲疾呼:“國防一事,苟拖延一日,將遺恨百年。”(<日本近現代史>第一卷第111頁)再次決定每年從皇室經費中拿出30萬元補充海軍軍費,並同時決定從各級官員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上交國庫,用于製造軍艦。這些做法不僅增加了軍費,也表達了最高統治集團的決心和氣度,對全國的民心士氣產生了很大的激勵作用。 日本一面擴軍,一邊派出大批間諜在中、朝活動,在甲午戰爭前繪成了包括朝鮮和我國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渤海沿岸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條道路和河流的詳圖。日本就像一架製作精良的戰爭機器,時刻不停地運轉著,一旦時機成熟,便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武力。

日本發動侵華的甲午戰爭,是蓄謀已久、志在必得的,根本不以中國的意志為轉移。戰前,進行了長期的充分準備,不遺餘力地擴充軍備;臨戰,不顧一切挑起戰端,先發製人;戰中,瘋狂進攻,直至擊潰和消滅清軍陸海軍主力;戰後,逼迫中國簽訂<馬關條約>,索取巨額賠款、割佔台灣、吞並朝鮮。這一切,都是大陸政策的必然結果。

大事記年表

山縣有朋山縣有朋

1838年6月14日生于長門國(現山口縣)

1858年入松下村塾

1863年任奇兵隊軍監

1864年馬關戰爭中負傷

1873年任陸軍卿

1874年任近衛都督、陸軍省參謀局長、陸軍卿、參議

1877年任西南戰爭征討參軍

1878年任近衛都督、參謀本部長

1883年任內務卿

1885年任第一屆伊藤內閣內相

1889年任首相

1890年晉升陸軍大將

1892年任第二次伊藤內閣法相

1893年任樞密院議長

1894年任日清戰爭第一軍司令官

1895年受封元勛,授旭日菊花大綬章

1898年任首相(第二次內閣),晉升元帥

1900年內閣總辭職

1902年授大勛位、菊花大綬章。

1904年任參謀總長兼兵站總監。

1906年受一級功勛。

1907年受封公爵。

1922年1月去逝,83歲

影響

山縣有朋山縣有朋

山縣有朋(1838—1922)日本軍人,政治家。1909年伊藤博文死後,成為日本最有權勢的元老,對內閣的交替和重大內政外交問題都有重要影響。從明治、大正,直到昭和初年,一直佔據中樞政治要津,被稱為明治以來日本“軍閥王國的始祖”。1898年再次擔任首相,1905年擔任樞密院議長,歷任政界及行政上的要職,晚年作為元老仍對政治掌握強大權力。在此期間,他還作為現役軍人佔據軍部要職。為了讓地方上的名門望族擔任地方議會議員以防止自由民權思想和運動滲透到地方政界,山縣將世界上罕見的等級選舉製度引入地方選舉。 山縣的影響力滲透到政界、官界和學術界,形成除軍部外還囊括樞密院、貴族院、司法省在內的日本政治史上最大的派閥。後來的吉田茂、田中角榮、竹下登等人的派閥都遠遠不及山縣派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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