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武

屈武

字經文,陝西渭南人。192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政治系。政協第三、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五、六屆中央副主席,第六屆代理主席、主席,第七屆名譽主席。

  • 中文名稱
    屈武
  • 出生地
    陝西渭南
  • 畢業院校
    西安成德中學
  • 逝世日期
    1992年6月13日
  • 民    族
    漢族
  • 國    籍
    中國
  • 主要成就
    民革中央主席
  • 職    業
    政治家
  • 出生日期
    1898年(戊戌年)7月16日
  • 別    名
    屈經文、屈儒、字經文

早年生涯

1898年7月16日生于陝西省渭南縣下邽鎮。4歲時,父親病逝,不久母親憂鬱成疾而去世。祖母撫養屈武姐弟3人。在舅父郭輔堂(清朝進士)的資助下,屈武6歲入私塾學習,9歲考入下邽鎮景賢高等國小堂。1908年,舅父郭輔堂病逝,祖母無力供屈武上學,屈武乃輟學回家,到鎮上一家雜貨鋪當伙計。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下邽鎮的民眾在“刀客”首領的帶領下,涌向“二爺衙門”,揪出縣丞及官吏示眾。年僅13歲的屈武也加入了起義者的行列。

1914年2月,屈武到華山書院求學。華山書院為號稱辛亥革命“關中三傑”的郭希仁、劉藹如、曹印侯創辦。屈武跪求郭希仁收留,郭希仁乃同意資助其完成學業。在華山書院,屈武常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勉,並取別號“經文”,與名字連起來是“經文緯武”之意。

生平經歷

五四運動

1917年7月,屈武考入西安成德中學。在成德中學,屈武受到新文化影響,成為《新青年》的熱心讀者。時任陝西省教育廳廳長的郭希仁,則提倡“尊孔讀經”,下令每年孔子誕辰日(公歷8月27日),各校師生一律赴孔廟祭孔。屈武對此極為反感,決心抵製。1918年8月27日,當大隊人馬赴孔廟祭孔時,屈武與好友鄒均組織了一場足球賽,對陣雙方為成德中學足球隊和西安三中足球隊(屈武和鄒均分別擔任兩隊隊長),球員們高呼“練就銅腿鐵腳,踢翻歐美”的口號,在球場上競爭,吸引許多師生觀看。郭希仁得知後大怒,痛斥屈武辜負了其教誨。有人勸屈武向郭希仁認錯,屈武表示:“郭先生是我的恩師,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但興科學,舉民主,乃當今時代潮流,而郭先生卻一味尊孔讀經,無異于維護封建,經文焉敢苟同?縱被斥為叛逆者,亦在所不惜!”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5月16日,西安首個學生會在成德中學成立,屈武被推為會長。5月26日,經屈武聯絡,西安各校學生代表聯席會議召開。會議決定立即罷課,並赴陝西省教育廳和陝西督軍公署請願。5月30日,屈武等人發表《陝西學界通啓》,聲援北京學生的鬥爭。6月初,陝西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屈武被推為會長。

屈武屈武

6月中旬,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籌備處發出通知,要求各地的學生聯合會派出代表出席在上海召開的“全國學生第一次代表大會”。陝西學生聯合會公推屈武、李武亭為代表,赴上海參加會議。同時,陝西旅京學生聯合會捎來口信,希望屈武一行人經北京再赴上海。6月26日,屈武抵達北京,在陝西旅京學生聯合會負責人李子洲、劉天章的陪同下,會見了北京大學學生會負責人段錫朋、許德珩、方豪等人。

6月27日下午2時,包括陝西學生聯合會代表請願團在內的全國7個團體、500多名代表來到新華門,當場公推姚薦楠、王俊、趙彥文、屈武等11名代表,求見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徐世昌派教育部次長、警察署長等出面,自己並未露面。代表們則堅決要求見徐世昌,當晚在新華門外通宵靜坐。

6月28日上午,徐世昌親自接見請願代表。代表們提出了三項要求:“一、不保留山東則和約決不簽字;二、決定廢除高徐、濟順兩路草約;三、立即恢復南北和會。”徐世昌不談三項要求,而讓學生代表“要安心讀書,不要操之過急”,並稱“國家大事,自有政府權衡”等等。屈武乃奔向大廳中央,向徐世昌高呼:“我們的國家都快要亡了,我們都快要做亡國奴了。像這樣,今天丟青島,明天丟山東,不用多久,整個北方都不是我們的了。如果政府還是麻木不仁,置正義要求于不顧,我們就隻有以死力爭了!”言畢,屈武長跪痛哭,隨即“以頭撞壁,血流如註”。此為“血濺總統府”事件。

6月28日晚上,北京政府召開內閣閣員緊急會議,最終決定同意代表們的要求,即日電告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6月29日,大總統徐世昌令國務院正式發布文告,稱學生代表“所陳三事,政府已具決心。亟應竭力進行,以慰眾望,當與國民共之”。

加入中國國民黨

1919年7月初,屈武、李武亭到達上海。當時,中華民國第一次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已閉幕。時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的于右任正在上海。屈武登門拜訪于右任,求其引見孫中山,獲于右任同意。幾天後,屈武赴莫裏哀路29號孫中山寓所拜見了孫中山。不久,經孫中山提議,于右任、邵元沖介紹,21歲的屈武加入中國國民黨。

1919年8月底,屈武返回西安;9月初,屈武重組全陝學生聯合會。10月6日,為了抗議陝西軍政當局挪用教育經費,屈武組織西安各學校的5000多名學生赴陝西省政府請願,遭陝西督軍陳樹藩、陝西省省長劉鎮華鎮壓。屈武被逮捕,陳樹藩、劉鎮華二人密謀“殺掉屈武,平息學潮”。此時,經陝西教育界名流以及陝西革命黨人胡景翼協助,屈武逃離,來到靖國軍總部所在地三原,獲于右任接待。

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0年春,屈武考入天津南開中學。1922年4月,屈武與于右任的長女于芝秀在北京結婚。8月,屈武考入北京大學。10月,經李子洲、劉天章介紹,屈武加入北京共進社,並迅速成為該社的重要幹部。

1923年春,經劉天章、魏野疇介紹,屈武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李大釗出席其入團儀式並發表講話。1924年11月,屈武當選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地委候補委員。1925年初,轉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4月,中國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成立,李大釗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身份任組織部長。經李大釗推薦,屈武、陳毅成為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核心成員。

1924年8月,李大釗派屈武赴胡景翼軍隊中協助工作。早在1921年9月,胡景翼所部接受直系改編,駐扎在京漢鐵路彰德至正定沿線。胡景翼歡迎屈武,任命屈武為高級參議,參與重大決策事宜。1924年10月下旬,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人發動北京政變,佔領北京。屈武參與了北京政變。10月25日,胡景翼被推為“中華民國國民軍”第一副總司令兼國民二軍軍長。12月初,國民二軍向河南省進軍,擊敗直系吳佩孚。屈武隨軍前往,協助胡景冀恢復了京漢鐵路總工會。

1924年12月下旬,胡景翼派屈武赴北京,向李大釗報告河南情勢,並邀請李大釗視察河南;同時,派屈武赴天津代為探望抱病北上的孫中山。因李大釗事繁,暫難赴河南,屈武遂趕赴天津,探望孫中山。孫中山稱,“對河南局勢很關心,很想去中州看看,但是病魔纏身,力不從心”。孫中山還對屈武說,“務必請守常先生去河南一趟”。孫中山還稱,召開國民會議、選出代表民意的合法政府為當務之急,希望屈武作為其私人代表,赴西北宣傳國民會議的主張。屈武遂受命。

1924年12月底,屈武陪李大釗赴河南開封。胡景翼、李大釗就河南施政進行會談。會談之餘,屈武陪李大釗與國民二軍的部分重要將領見面並交談,視察開封周邊地區。因奉孫中山之命急于赴陝西,屈武僅在開封住了3天。抵達陝西西安後,屈武隨即赴陝西省政府,以孫中山代表的名義會見劉鎮華。劉鎮華雖忌恨屈武,但鑒于屈武為孫中山的代表,乃表態支持屈武的工作。此後,屈武即在陝西西安、富平、臨潼、渭南、三原、耀城(楊虎城部的駐地)等地宣傳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1925年2月1日,陝西省國民會議促進會在西安成立。

1925年2月中旬,屈武回到河南,幫助胡景翼部同劉鎮華、憨玉琨等部作戰,獲得豫西大捷。此時,孫中山已到北京,屈武乃回北京復命。2月底,屈武陪于右任探望孫中山。此為屈武第三次見到孫中山。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4月10日,胡景翼病逝。

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屈武當選中國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蘇聯生活十二年

自入北京大學之後,特別是1924年轉入北京大學政治系之後,屈武大部分時間都在李大釗的直接領導下開展革命活動,實際上成為掛名學生。在革命與學業無法兼顧的情況下,屈武決定將所有精力投入革命。1926年3月下旬,屈武赴蘇聯考察,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抵達莫斯科,並同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取得聯系。

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書記任卓宣接待了屈武,並建議他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屈武的妻子于芝秀、結拜兄弟蔣經國(二人1925年6月結拜為兄弟)已于1925年10月作為第一批學員入該大學學習。屈武決定直接插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二期學習,按照有關規定,屈武由中國共產黨黨員轉為聯共(布)黨員。和屈武同班者,有鄧小平、蔣經國、烏蘭夫、傅鍾、俞秀松等22人。

1927年夏,中山大學第一期學生即將畢業之際,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敗。李大釗也在北京被張作霖處決。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爆發。同日,南昌的《民國時報》發表了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委員會中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左派中國國民黨人聯署的《中央委員宣言》,譴責蔣介石和汪精衛。訊息傳至莫斯科,當即在中山大學師生中引起反響。由于屈武的名字也在聯署《中央委員宣言》的22名中央委員之中,和宋慶齡、鄧演達、譚平山、毛澤東等人並列,故屈武一時成為中山大學的知名人物。

8月下旬,中山大學的大部分留學生均已回國。屈武在送別了妻子于芝秀後,便與左權、劉雲等5人被保送入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蘇聯方面特意為屈武等人設了一個班。一年之後,劉伯承從蘇聯高級步兵學校轉入該班學習。屈武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3年。其間,1928年夏,于芝秀以“通共”的罪名被中國國民黨清黨委員會逮捕,于右任要“全始全終做一個國民黨元老”,對女兒的被捕未過問。最後,經中國國民黨元老李烈鈞保釋,于芝秀出獄,同時被迫公開發表聲明,和屈武斷絕夫妻關系。訊息傳至莫斯科,屈武得知了這一訊息。

1930年4月,屈武與一位名叫尼娜的蘇聯姑娘結婚。新婚未到一星期,屈武突接命令,要其與劉伯承等6人于翌日清晨啓程回中國。屈武決定服從黨的召喚回國。但當列車開動時,看到新婚妻子在站台上哭昏,屈武難以抑製感情,遂不顧劉伯承等人勸阻,在離莫斯科最近的小站下車,于當日下午趕回尼娜家中,準備安頓好尼娜之後再回國。

次日上午,屈武即向伏龍芝軍事學院黨委匯報,表示願立即回國。院領導讓屈武先回家,等院裏研究後再答復。此後,屈武又多次催問,得到的答復都是尚未研究。5月下旬的一天,兩名武裝人員突然闖入尼娜家,宣布屈武被拘留,隨即將其關入伏龍芝軍事學院的禁閉室。院長艾德曼上將親自審訊屈武,艾德曼認為屈武突然返回,十分可疑,甚至懷疑屈武是日本間諜。經過半年的審訊及關押,屈武最終被以“違犯軍紀”罪,判處赴摩爾曼斯克勞改場流放10年。

摩爾曼斯克距離北冰洋很近,是蘇聯北方最大的勞改區。1930年11月到1937年1月,屈武在此度過7年。其間,1931年10月,屈武被勞改場黨委授予“模範工作者”稱號;不久被場黨委任命為文化專員。1933年10月,屈武被任命為勞改場文化處處長,負責整座勞改場十多萬犯人的文化、宣傳、教育工作。1937年1月,蘇聯當局宣布,屈武獲提前釋放,恢復聯共(布)黨籍,正式參加蘇聯內務部工作。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屈武多次向蘇聯北方區勞改場黨委、內務部、蘇共中央提交報告,要求回中國參戰。1938年4月、5月間,蘇聯當局批準了屈武的請求。屈武乃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洽回國事宜,接待人員告訴屈武,他可以直接赴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館辦理歸國手續,同時還告訴屈武,于芝秀一直在等他,希望重歸于好。不久,于右任寫來一封信,盼屈武早日歸國和家人團聚。一個月之後,在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館的安排下,屈武經歐洲由海路回到中國。

抗日戰爭

1938年10月,屈武抵達重慶,住在于右任家。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周恩來任書記。屈武從《新華日報》上看到該訊息,決定去找周恩來。在王炳南的安排下,1月中旬,屈武在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並向其提出了恢復中國共產黨黨籍的要求。屈武表示,自己和劉伯承、左權同樣曾在蘇聯學習軍事,要求赴前線率軍抗擊日軍。周恩來則勸說屈武留在中國共產黨黨外,從事統一戰線工作。

不久,屈武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事務處處長、少將參議,專門負責蘇聯顧問事務。此後,屈武又當選為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並任中蘇文化協會秘書長。受周恩來囑托,屈武向于右任介紹了時局,使于右任在1939年後的國共兩黨的多次沖突中,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了不少工作。

屈武回國之後不久,便收到了蔣經國的信,信中稱“不久之日,即可握手言歡”。當時蔣經國任贛南行署專員。1939年3月,中國國民黨在重慶設中央訓練團,對高級幹部進行輪訓。屈武為第一批受訓的幹部,結業後留在團部擔任訓育幹事。蔣經國為第三期學員來到重慶受訓時,在重慶見到了屈武。這是二人自蘇聯分別9年後的首次見面。1939年夏,屈武應蔣經國的邀請,赴贛南考察,在贛州郊遊時,以“建千秋功業、為青史留名”相期。1941年,蔣經國調回重慶任職,時常與屈武聚會。

皖南事變後,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屈武、王昆侖、許寶駒、王炳南等人于1941年夏發起成立了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又稱 “小民革”)。該組織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領導的外圍組織。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屈武多次發表演講,並撰文分析蘇德戰爭的情勢,駁斥反共、反蘇論調,被時人譽為“論斷蘇德戰爭之權威”。1944年2月,屈武將一部分演講稿和文章匯為《論蘇德戰爭》一書,在重慶出版。這是屈武一生唯一一部軍事著作。

1944年3月,蔣介石突然召見屈武,命其出任陝西省建設廳廳長。屈武不肯受命,蔣介石當即拍桌子說:“這是命令!”屈武不想離開重慶,便找蔣經國想辦法。蔣經國則勸他暫時赴陝西西安為好,說有人告發稱屈武勾結中國共產黨,並與蘇聯武官非法聯系,且參與秘密組織(即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屈武隻好離開重慶赴陝西西安,就任陝西省政府委員兼陝西省建設廳廳長。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赴重慶談判。8月31日下午,毛澤東在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與中國民主革命同盟領導人座談,屈武參加了此次座談,並與毛澤東進行徹底長談。

新疆工作

1944年9月,新疆北部烏拉斯台地區爆發了民族起義,佔領了伊犁、塔城、阿爾泰三個地區,史稱“三區革命”(又稱“伊寧事件”)。1945年8月,新疆民族軍進軍新疆省省會迪化,新疆省全省陷于動蕩。蔣介石希望和平解決新疆問題,乃派出以張治中為首的“和談代表團”,與三區代表在迪化談判。經張治中舉薦,蔣介石同意屈武作為代表團成員參加迪化和談。

迪化和談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45年10月17日到1946年1月2日),雙方簽訂《中央政府代表與新疆暴動區域人民代表之間以和平方式解決武裝沖突之條款》及《附文(一)》;第二階段(1946年4月5日到6月6日),雙方簽訂《附文(二)》。歷時一年零八個月,伊寧事件最終和平解決。作為張治中的助手,屈武在和談期間,尤在尋求蘇聯調停方面,做了許多工作。隨後成立的新疆省聯合政府中,屈武被任命為新疆省政府委員兼迪化市市長。1946年6月至1949年12月,屈武一直擔任迪化市市長,是中華民國最後一任迪化市市長。

此次赴新疆,屈武還奉周恩來之命,敦請張治中設法營救遭到盛世才關押在監獄中的中國共產黨黨員。1945年11月中旬,屈武赴迪化第四監獄,探望楊之華(瞿秋白的遺孀)、瞿獨伊母女。其後,他向張治中進行了匯報,並提議改善監獄中的犯人待遇,獲張治中同意。1946年1月,張治中回重慶,代表國民政府參加“軍事三人小組”,監督國共雙方《停戰協定》的執行。屈武同機回到重慶,向周恩來介紹了新疆獄中的中共人員情況。周恩來要求抓緊有利時機,盡快使這批人員獲釋。4月初,屈武隨張治中回新疆,參加第二階段的迪化和談。此時,張治中已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西北行轅主任(直轄甘肅省、寧夏省、青海省、新疆省)兼新疆省主席。4月中旬,屈武再度到獄中探望中共人員。隨後,他和張治中共擬了一封措辭強硬的電報,請蔣介石遵守“釋放政治犯”的承諾,釋放這些在押中共人員。蔣介石于5月10日復電表示同意。5月底,張治中、屈武宴請中共人員代表,慶祝他們重獲自由。同時,張治中還組建了以新疆警備總司令部少將處長劉亞哲為領導的護送班子,護送這批人員返回延安,並要求沿途各地方當局妥善接待。6月6日,《新疆日報》發布了釋放在押中共人員的訊息。6月10日,131名中共人員自迪化啓程赴延安。屈武前往送行,並致歡送詞。1946年7月11日,這批中共人員抵達延安。

1946年6月,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1948年底,國軍接連失利,敗局已定。1949年元旦,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通電下野。1月21日,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在南京發表聲明,願在中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的基礎上進行和談。3月24日,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國民政府和談代表團正式組成,屈武出任顧問。4月1日,屈武隨代表團飛抵北平,開始北平和談。4月15日,國共雙方代表就《國內和平協定》達成協定。4月16日上午,屈武、黃紹竑攜《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返回南京復命。

屈武會見鄧小平屈武會見鄧小平

4月16日凌晨,在屈武動身回南京之前,周恩來找到屈武談話稱:“國內實現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決裂了,你要趕快回到新疆去,策動那方面的部隊起義,盡量使人民少受或不受損失。看來全面的和平是辦不到了,但我們期望出現一些局部地區的和平。”張治中也囑咐屈武,李宗仁等人很可能不接受《國內和平協定》,回南京復命後,希望其速回新疆,與陶峙岳、包爾漢合作,為實現新疆的和平轉變做貢獻。4月21日凌晨,李宗仁復電和談代表團,拒絕《國內和平協定》。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突破國軍長江防線。

5月初,屈武回到迪化,籌備新疆和平起義。屈武首先同新疆省政府秘書長劉孟純取得共識,隨後屈武找陶峙岳(時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新疆警備司令),介紹了北平和談情況及張治中有關新疆和平起義的意見。陶峙岳未明確表態。屈武決定首先抓好輿論宣傳。

5月11日,劉孟純授意召開了“漢族文化促進會”理事長會議,請屈武做北平和談情況報告,屈武說“新疆隻有走和平解放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動員與會者多做輿論宣傳。不久,屈武在新疆學院做報告稱,“雖然國共和談陷入僵局,但歷史的潮流,國內人民厭戰,要求休養生息,向往和平的呼聲是任何人也擋不住的!”屈武的講話很快在迪化的戰鬥社主辦的《戰鬥周刊》上全文發表,廣為流傳。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勢力向屈武發出了恐嚇信,信內附寄兩枚子彈。國軍將領馬呈祥還稱:“屈武不除,迪化不寧”,多次派特務企圖暗殺屈武,但未得手。

6月下旬,屈武找到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商談,就諸多問題形成共識。7月22日,陶峙岳回到迪化,開始策劃起義。7月底,張治中自北平向陶峙岳發來電報,特發新疆省政府收轉,電報指出當前應與包爾漢、屈武共商對策,推動和平起義。

8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攻佔蘭州;9月5日,攻佔西寧。此時,陶峙岳、包爾漢、屈武、劉孟純等人策劃的和平起義已到最後階段。9月9日,屈武在迪化市各界慶祝 “第八屆體育節暨兒童體育杯”籃球賽開幕典禮上,發表講話稱:“新疆必須是和平的新疆,不是流血與戰爭的新疆,于此希望大家……以不懷疑的信念,不動搖的決心,擁護陶副長官、包主席正確的領導,使新疆走向光明的道路。”

9月中旬,蔣經國向屈武發來急電稱:“據雲迪化正進行局部和平運動。遙望西北,唯有痛哭而已!”並希望屈武“以黨國事業為重,盼大力挽回變亂之局,設法儲存新疆。”屈武回電稱:“中山先生嘗言,順乎世界之潮流,適乎人群之需要。今新疆和平解放乃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焉能阻擋。人各有志,恕難從命。”

9月24日,國軍將領馬呈祥、葉成、羅恕人等被禮送出境。9月25日至26日,新疆駐軍及新疆省政府先後發表通電,宣布和平起義。新疆全境和平解放。原迪化市市政人員留任,屈武繼續擔任迪化市市長。

1949年12月,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屈武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員兼迪化市人民政府市長,成為第一任迪化市人民政府市長,從1949年12月一直任市長至1950年9月。1950年1月,屈武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

調往北京與文革入獄

1950年3月,屈武被調入北京。此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秘書長、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全國人大常委會圖書館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中匈友好協會會長、中非友好協會副會長。1958年春到1965年秋,屈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工作期間,曾經5次率代表團出國,先後訪問了瑞士、英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阿富汗、蘇丹、衣索比亞、幾內亞、摩洛哥、匈牙利等十餘個國家。

1950年,屈武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經梅龔彬、許聞天介紹,屈武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

1961年4月,受周恩來委托,屈武赴西安為于右任的夫人高仲琳祝壽。于右任于1949年11月到台灣,夫人高仲琳、女兒于芝秀則留在西安。于右任在致香港朋友吳季玉的信中稱,“今年(即1961年)是老伴八十壽辰,不會有人理睬她的,她的生日一定很冷清,想到這點十分傷心。”此訊息輾轉傳至周恩來處,周恩來當即指示屈武以女婿的名義赴西安,為高仲琳祝壽。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屈武隨即成為批鬥對象,主要罪名有三:一是“裏通外國”,在蘇聯十二年,一貫親蘇,自然是“蘇修特務”;二是“反革命兩面派”,雖身在革命陣營,實際對中國國民黨感情深厚,為于右任夫人祝壽是為呼應蔣介石“反攻大陸”;三是“包庇叛徒”,在新疆幫張治中營救的131名中共人員均為“叛徒”,將他們送回延安是蔣介石之“陰謀”。

屈武對上述罪名堅決否認,由此被認定為“頑固不化的反動分子”,受到不少折磨。1968年8月30日,屈武被以“反革命罪”投入秦城監獄。在關押期間,屈武的妻子于芝秀、岳母高仲琳遭受沖擊,先後逝世。

1972年,周恩來派人詢問屈武在監獄中的情況,並讓來人轉告屈武保重身體。屈武寫了一封信給周恩來,請求周恩來解救他和其他被關押者。周恩來見信後,當即召見特偵組負責人,問以何罪名關押屈武,有何證據。特偵組負責人稱,是以“反革命罪”關押,至今尚未發現任何證據。周恩來說:“既然關押調查了四年之久,而沒有發現任何反革命罪證,應該釋放了吧!”特偵組人員轉而請示江青,江青下令“繼續關押”。

1974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25周年前夕,周恩來在最後審訂參加國宴人員的名單時,特地將屈武之名列入補充名單,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批了一個“可”字,屈武乃直接從監獄赴國宴,結束了6年零1個月的監獄生活。

出獄之後,屈武參加了民革中央學習小組的學習及活動。當時恰逢批林批孔運動,周恩來受到壓力,屈武對該運動十分反感。在一次學習會上,屈武發表長篇發言,指出“批林批孔”不得人心,並質疑“階級鬥爭”理論稱,“有人說黨內有個資產階級,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把黨內一大批老幹部說成是資產階級,這在理論上講不通!”有許多人替他擔心,勸他“說話要小心”,他表示“沒什麽了不起,大不了再蹲監獄。”

重建民革中央

文化大革命期間,民革組織遭嚴重破壞,不少領導人遭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民革中央領導班子急需重建。1977年12月,民革中央臨時領導小組成立,屈武為領導成員之一。1979年10月,民革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屈武當選為民革中央副主席。

屈武屈武

1981年,屈武任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1981年到1985年,民革中央的工作由主席王昆侖委托屈武主持。其間,民革在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改正錯劃右派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績。民革黨員人數倍增,特別是將一大批新人引入民革各級組織的領導機關中,增強了民革各級組織的領導力量。除了台灣、西藏外,中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均建立了民革組織。

1983年6月,屈武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1985年8月23日,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侖逝世;1985年9月,民革中央常委會推選屈武為代主席。1987年2月,在民革六屆二中全會上,屈武當選為民革中央主席。當時,屈武已90歲。他決定激流勇退,在1987年12月召開的民革六屆五中全會上,正式辭去民革中央主席一職。1988年1月1日,屈武被推為民革中央名譽主席。

屈武是第一、二、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第三、四屆中央常委,第五屆中央副主席,第六屆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第七屆民革中央名譽主席。[1][2]1984年,屈武出任中蘇友好協會會長。他還曾任孫中山研究會名譽顧問。

推動祖國統一

早在1955年,國共兩黨曾通過香港的曹聚仁秘密接觸。1958年,毛澤東、周恩來接見曹聚仁,當時屈武在座,為親歷者及參與者。

1980年3月12日,在孫中山逝世55周年紀念日當天,屈武向蔣經國寫了一封長信,希望蔣經國“順應潮流,體察民意,果斷抉擇”。1983年4月,原國民政府和談代表團成員、民革中央副主席劉斐逝世。屈武在給蔣經國的告知信中敦促蔣經國及早決策,實現祖國統一。給蔣經國的信和電報並未獲得蔣經國回復,但屈武相信蔣經國會看到。1987年5月,屈武在無錫、蘇州參加有關紀念活動之後,專程赴浙江奉化溪口,為蔣經國的母親毛氏掃墓,彌補了蔣經國幾十年來“身不能親臨溪口為母親掃墓”的遺憾。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台北逝世。次日,屈武即向蔣經國的遺孀蔣方良致唁電,表達對蔣經國的哀悼。

屈武屈武

晚年,屈武曾多次稱,“過去中共和國民黨和談,我是國民黨和談代表團的顧問;現在,要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請不要把我這個老頭子忘了,我願做中共代表團的顧問!”

1992年6月13日,屈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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