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鐵吾

宣鐵吾

宣鐵吾(1896-1964),字惕我,浙江諸暨楓橋人。國民革命軍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

  • 本名
    宣鐵吾
  • 別稱
    蔣石如
  • 字型大小
    惕我
  • 所處時代
    民國時期
  • 民族族群
  • 出生地
    浙江諸暨
  • 出生時間
    1896年
  • 去世時間
    1964年
  • 主要成就
    陸軍中將、時任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
  • 畢業院校
    黃埔軍校一期

人物概說

宣鐵吾,本縣小東鄉高等國小畢業,陸軍大學甲級將官班第二期畢業。其父為蔣介石青年時代拜把兄弟,故蔣視其為子侄。曾任紹興國恥圖雪會幹事,杭州印刷工人俱樂部執行委員長,杭州青年協作會委員等。1923年到廣州,入陸海軍大元帥府衛士隊任衛士,曾加入中共。1924年1月由沈定一(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主任)、倪憂天(杭州文化印書局經理)介紹加入國民黨。同年春由胡公冕、徐樹桐保薦報考黃埔軍校。同年5月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四隊學習,畢業後任黃埔軍校教導一團排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連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憲兵營長,參加兩次東征和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後,脫離中共組織關系,但因對清黨和大屠殺不滿,脫離部隊,往青島任青島市航務局科長,市政府土地局第四科科長,青島憲兵司令部團長。1928年春任杭州軍官訓練班第三大隊大隊長,同年冬並入中央軍校第七期,仍任大隊長。兼任中央軍校國民黨特別黨部籌備委員。不久轉任南京國民政府警衛團團長,中央警衛軍第二師參謀長。1932年1月任第五軍第八十八師參謀長,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同年底任復興社中央幹事會幹事。1933年起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侍衛長,國民政府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復興社特務處骨幹成員,浙江省政府保全處處長兼杭州警備司令。1936年10月授陸軍少將。抗日戰爭爆發後,任浙江省保全司令部副司令、司令.浙江抗敵自衛團副總司令。浙江戒嚴司令,浙江防空司令.並兼任金蘭、紹興戒嚴司令和浙江省保全縱隊司令,三青團浙江省分團主任、幹事長。1938年春,其基本部隊改編為陸軍預備第十師,任師長。1939年2月任第三戰區第十集團軍第九十一軍軍長。兼錢塘江北岸守備司令。1943年2月當選三青團第一屆中央監察會監察。同年8月赴重慶任軍委會侍從室侍衛長,國民政府財政部緝私署署長。1945年8月,陸大將官班畢業,任中央訓練團上海分團主任,後任上海市警察局長兼淞滬警備司令部中將司令。1948年9月授陸軍中將,任綏靖公署副主任,浙江省政府委員,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副總司令。1949年夏往香港定居,後轉赴台北,曾任南山工商職業學校常務董事。1964年2月6日病逝。台灣出版有《黃埔一期宣鐵吾將軍紀念集》等。

宣鐵吾(右)宣鐵吾(右)

人物生平

宣鐵吾早年喪母,父為裁縫,家道貧寒。

宣鐵吾8歲入私塾,3年後家貧輟學,先後在紹興、杭州當排字工人。

民國10年(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宣鐵吾與陳兆龍宣中華等過從甚密,曾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

民國13年4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編在學生第三隊。成為國民黨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骨幹分子,深受蔣介石寵信。

宣鐵吾畢業後,在黃埔軍校教導團和國民革命軍中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參加過東征和北伐。

民國16年秋,宣鐵吾去青島土地局任第四科科長。

民國17年1月,蔣介石在杭州辦軍官訓練班,收容黃埔軍校第六、七期學生進行訓練,宣鐵吾任第三大隊大隊長。同年冬,任中央軍校辦公廳上校科長、國民政府警衛團團長。

民國21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時,宣鐵吾任八十八師參謀長,參加對日作戰。後任蔣介石侍從參謀、少將侍衛長等職。同年3月,宣鐵吾與康澤、鄧文儀等發起組織復興社。任復興社中央幹事會幹事。

民國24年起,宣鐵吾任浙江保全處處長,兼杭州戒嚴司令、錢江南岸守備指揮官、浙江防守司令、金(華)蘭(溪)警備司令、浙江省保全司令、紹興戒嚴司令、浙江抗敵自衛團副總司令。

民國28年2月,宣鐵吾任九十一軍軍長,三民主義青年團浙江支團籌備處主任。

民國32年8月,宣鐵吾任財政部緝私署署長。

抗日戰爭勝利後,宣鐵吾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長。

民國35年7月,宣鐵吾兼任淞滬警備司令。曾積極配合蔣經國在上海打擊囤積居奇活動,並多次鎮壓學生、工人運動。

民國37年11月30日,宣鐵吾調衢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未就職。

民國38年2月,宣鐵吾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同年任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

解放前夕,移居香港。

1960年,宣鐵吾應蔣經國、陳誠之邀去台灣,任南山工商學校常務董事。

1964年2月6日宣鐵吾病卒。

惡鬥

抗戰勝利後,宣鐵吾任上海警察局局長,後由于榮德生綁票案,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司令李及蘭引咎辭職,宣又兼任警備司令,集軍警大權于一身,成為上海叱吒風雲的紅人。宣鐵吾與杜月笙幾次三番鬥法,杜畏之如虎,坐立不安。杜月笙是個上可通天、下可入地的人物,宣鐵吾何以敢和他對抗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蔣經國的支持。

一、宣鐵吾和蔣家的關系

宣鐵吾,浙江諸暨人,早年喪母,由當裁縫的父親撫養成人。他家道貧寒,幼年唯讀過私塾。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宣鐵吾和陳兆龍張秋人等過從甚密,曾一度加入過CP。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宣考進軍校,為第一期學生。黃埔學生中有左傾的"青年軍人革命同志會"和右傾的"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宣鐵吾進黃埔後,思想即逐漸傾向于後者。當時,蔣介石和蔣經國均住在黃埔軍校內,宣曾當過蔣介石辦公室的侍衛,因為表現忠誠,又升為侍衛長。在黃埔這段時期,宣鐵吾和蔣經國的私人感情特別融洽,稱兄道弟,似為莫逆之交,直到1925年蔣經國去莫斯科學習,兩人才分手。

抗戰期間,浙東尚未淪陷時,蔣經國在奉化溪口舊宅讀書,由馬公愚講授《曾文正公全集》,宣鐵吾經常往訪,作徹夜長談。時宣鐵吾已是浙江省中將保全副司令,經蔣經國的推薦,又兼任三青團浙江省籌備主任、九十一軍軍長等職,成為身兼數職的浙江屈指可數的紅人。由此,更進一步奠定了他和蔣經國的關系。宣鐵吾對蔣介石忠誠,與蔣經國的觀點一致,私交融洽,所以頗得蔣氏父子信任。二人都認為,隻有鬥垮惡勢力和黑社會,國民黨的天下才有可為。

蔣介石是個多疑的人物。他組建中統和軍統,本來有相互牽製之意,但後來戴笠青雲直上,權大包天,到抗戰末期,蔣介石對之已有戒心。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在重慶成立了一 個秘密五人小組,參加的有宣鐵吾、錢大鈞、胡宗南等人,唯獨沒有戴笠。小組表面上的任務是平衡中統、軍統兩個特務組織的矛盾,實質上也有抑製戴笠權勢的性質。蔣經國是深切了解內情的,因此,全力支持宣鐵吾。蔣經國和宣鐵吾都對當時的貪污和大發劫收財的現象深為反感,而這些醜事大部分是由中統和軍統的特務幹的。杜月笙和戴笠的關系之深,可以說甚于蔣、宣。蔣、宣後來和杜月笙的鬥法,實質上是對抗軍統的一個重要部分。

在接管上海前,蔣介石已決定錢大鈞任市長。當時,吳鐵城和戴笠都曾推薦上海警察局長的人選;錢大鈞也開了一 套班子的名單。蔣介石對上海所有各局人選,都表同意,唯有警察局長一職,親自點名由宣鐵吾擔任。這樣一來,錢、戴、吳不僅無話可說,而且也真正感覺到了宣鐵吾的份量。蔣介石所以這樣信任宣鐵吾,與蔣經國的推薦和促成分不開。

宣鐵吾上任後,就提拔不屬于中統、軍統的俞叔平為警察局副局長(俞是奧國留學生,為中國甚少的警察法學博士);宣的親信徐旭、方志超等分別任人事處長和行政處長,但為了敷衍戴笠,也錄用了一些軍統的人,如張師、張達。宣鐵吾在重慶啓程後,杜月笙為拉攏感情,曾設宴為宣餞行;但宣一到上海,對新聞界第一個談話卻是:不搞劫收,整飭風氣。並且特別提出要整飭青紅幫。凡是青紅幫門徒,一律不見,一律不用。宣鐵吾這第一炮,無異于給杜月笙一個下馬威。

蔣經國平生對兩個人最稱知己,一個是宣鐵吾,另一個是王新衡。王新衡是軍統的頭頭。後來蔣經國到上海,經常住在宣鐵吾家中。

從上可知,宣鐵吾之所以敢和杜月笙對抗,主要是蔣經國在幕後支持。宣在上海並無社會基礎,而杜月笙這個"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人物,卻對蔣經國、宣鐵吾的聯合力量感到束手無策。

二、抗戰勝利後的杜月笙

杜月笙從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起,結識了蔣介石。杜在青幫中的輩分極低,這是杜一生最感苦惱的事,但由于他後來和戴笠結下不解之緣,手下又有一批"智囊"人物出謀劃策,因此,實質上成了上海工商經濟和黃色工會的幕後操縱人物。杜在四·一二屠殺中雖然有"功",但並未博得蔣介石的過分青睞,直到抗戰,杜竭力贊助戴笠組織"總動員委員會"和"蘇浙行動委員會",方在政治上飛黃騰達。"蘇浙行動委員會"由戴笠任主任委員,杜月笙、楊虎等任委員。杜慷慨解囊,捐助輕武器快慢機五千支,在上海成立五個支隊,其中如陸京士、水祥雲等人,都是杜的門徒。這支雜牌部隊,就是後來戴笠的"忠義救國軍"的前身。抗戰勝利,軍統特務"五子登科",大發劫收橫財,當然也和杜月笙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抗日勝利後的上海,錢大鈞雖是市長兼警備司令,但隻是一個空名,掌握大權的實際上是吳紹澍。吳在國民黨系統內不是個頭面人物,但因吳開先被日本人逮捕又放回重慶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一直由吳紹澍負責。所以一旦勝利,他就從地下冒了出來,蔣介石不得不給他些頭銜和權力。當時,吳紹澍身兼東南軍政特派員、上海市副市長、上海三青團主任委員、上海市教育局長、社會局長和《正言報》社長等重要職務,紅極一時,炙手可熱。所以要在本文提一提吳紹澍。

吳當時年少氣盛,他一登上"寶座",就頭腦昏昏,公開和杜對峙起來。對于初出茅廬的吳紹澍杜月笙及其智囊團根本不放在眼裏。杜月笙的一大部分勢力是在黃色工會,因此,吳就任社會局長,他們就首先開刀。杜想讓吳開先當社會局長,陸京士當黃色工會總頭目,以此來控製上海的工人。

1945年秋冬,抗戰勝利後不久,杜一手包辦的黃色工會就以"改善工人生活"為借口,鬧起風潮,搞得吳紹澍惶惶不可終日,終于以"辦事不力"被轟下了台;再加上中統、軍統紛紛告狀,吳紹澍竟被剃了個光頭,隻剩下了《正言報》社長一個閒職。對于杜月笙這種做法,蔣經國和宣鐵吾盡管袖手旁觀,但更加深了本來已有的反感,認定杜是要以黑手統治上海,因此決心和杜較量一番。

吳紹澍倒台後,杜月笙的觸須事實上已經緊緊纏住了上海的銀錢業、棉紡業、輪船業和黃色工會等等,但杜的公開身份,始終隻是"中匯銀行董事長"和"恆社"社長("恆社"是杜月笙門徒以社會團體面貌出現的青幫組織),此外就是辦辦"浦東同鄉會"、"上海小姐選舉"等無聊的事。不過,杜月笙對于軍隊和警察,對于蔣經國和宣鐵吾,卻毫無辦法。

三、萬墨林案件的前因後果

萬墨林是杜月笙的總管,為杜門第一紅人。早年,他專門站在煙榻邊為杜裝鴉片煙,很得杜的信任。日偽時期,萬在上海代杜看管家產,一經勝利,就儼然以地下工作者自居。

杜回上海後,萬更紅得發紫,一蹴而升為"米業公會理事長",操縱著糧食的市場價格。由于法幣貶值,物資缺乏,糧價直線上漲,人們的咒罵集中在米商身上,罵之為"米蛀蟲",萬墨林當然首當其沖。在蔣、宣和杜的鬥法中,他第一 個受到沖擊。

1946年7月1日,宣鐵吾兼任淞滬警備司令。當時工潮、學潮頻起,社會局勢動蕩。宣鐵吾認為是杜月笙所操縱的惡勢力哄抬物價,如不鎮壓,局面不得平靜,于是,就決定拿萬墨林開刀。這當然是"殺雞給猢猻看",沖著杜月笙來的。

當時的淞滬警備司令部位于蘇州河畔的河濱大橋。宣下手令逮捕萬墨林後,就關在七樓看守所內。全上海的日報、夜報和小報,都以顯著位置刊出了這一訊息。宣鐵吾並招待記者,發表強硬談話說:"萬墨林有惡勢力為後台,囤積居奇,操縱米價,政府要以軍法從嚴懲辦。"這些對于杜月笙來說,無疑是沉重的打擊。

杜月笙很明白蔣經國和宣鐵吾的聯合力量,而戴笠已死,自己的靠山不硬,因此,不免憂心忡忡。杜的"智囊團"如陸京士等則不以為然,認為必須以曲曲折折的方法進行回擊。

他們利用杜系的"立根"和各同業公會、黃色工會為武器,對警備司令部施加壓力,大叫大嚷,說什麽米價上漲,是產地糧食被共產黨所控製,運不出來,與米業公會和萬墨林無關,要求由司法機關進行仲裁。宣鐵吾針對這些論調,宣稱"治亂世用重典,政府為民除害,殺一儆百,責無旁貸"。這樣一 來,萬墨林已有被殺頭的危險。杜家在驚恐之後,苦思對策。

他們一方面叫軍統的小頭目戚再玉(警備司令部第六緝查大隊長,是個手操生殺大權的紅人)向滑稽曲藝界打招呼,不要再罵"米蛀蟲";另一方面設法保萬墨林"獄外就醫"。杜月笙有個門徒陶建芳,黃埔六期出身,曾任浙江保全司令部第六團團長、挺進第三縱隊副司令和第三戰區高參等職。陶既和宣鐵吾熟悉,又對杜唯命是從,是個兩跨的人物。但陶不敢親自去對宣鐵吾講,就在深夜坐著杜的自備汽車,來找我商量,說萬墨林有嚴重的心髒病和高血壓,要求能到看守所探視。我不好推辭,就讓陶去了看守所。陶向萬轉達了杜月笙的關心。當天晚上,杜月笙和陶悄悄來到我家中,杜月笙裝得一臉苦相,一口咬定是"宣司令的誤會"。我感到難以下場,若不識抬舉,貿然得罪這位"大亨",事情就麻煩了。

我就給想了個辦法,要陶建芳親自去打通警備司令部醫務所一位所長,告訴他,如果拿到病危證明,也許可能試行交保就醫。我當時認為他們通不了這個關節;萬一弄來證明,公事公辦,也可沒有責任。不料錢能通神,兩天以後,醫務所果然來了"萬墨林病危"報告,請求處理。我內心明白,落得順水推舟,就冒了個小小的風險,將萬交保就醫,要求隨傳隨到。事後向宣鐵吾報告時,他大為震怒,一面斥責我不該擅自作主,一面立即將那位馮所長找來核對。這位所長一 口咬定:"萬墨林病危,如不就醫,就有死在看守所的可能。"

事已至此,宣鐵吾也無話可說,隻得公布一則新聞"萬墨林是交保就醫,並非無罪釋放"了事。其實,萬墨林根本沒有那麽嚴重的病,而我也領教了杜月笙的高明手法,感到宣鐵吾恐怕也難應付。後來和宣鐵吾一次聊天中知道,宣也並不是非置萬于死地不可,隻是給杜月笙一點厲害看看而已。萬墨林事件煙消雲散以後,米價照樣狂漲,宣鐵吾也始終無能為力。從此,宣、杜交惡成為人所共知的事。

關于宣杜交惡,還有一段插曲可說。

1947年是杜月笙60大壽。杜和國劇界的關系一向很好,就于春季在上海中國大戲院唱戲兩天祝壽,一時名角雲集,轟動全國。宣是個京戲迷,隻要名角,無有不看;宣的如夫人,就是一位國劇演員。遇到這樣的盛會,宣怎麽肯放過?但杜月笙請他,他又不肯去。杜當然發了請柬,座位是最好的第二排,宣不肯公開出席,這個座位就隻能空著。但宣卻另外在第六七排搞到一張招待券,微服改裝,扮成一個商人,悄然前往。所有軍憲、特務和杜門子弟,竟然沒有一個認得出是"宣司令"。(那兩天演戲,憲兵從傍晚起就將南京路到北京路這一段封鎖,隻憑請柬入內)。中國大戲院本是座年久失修的舊戲院,當第一天的《龍鳳呈祥》演到一半時,圓頂上竟掉下來一大塊石灰,正好落在宣鐵吾面前的座背上。這一 來,全場目光,頓時掃向宣鐵吾,宣一時窘迫萬狀,唯恐被人識破真相,下不了台,于是,拂袖而去。待走出門口,杜門子弟才認出是"宣司令";但大家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追趕,連在場的杜月笙本人,也目瞪口呆,無法可想。事後,杜月笙曾再三道歉,要為宣鐵吾設宴壓驚,但都遭到宣的拒絕。

四、杜維屏被扣與獲釋

1948年5月,國民黨崩潰之勢已成,前線潰不成軍,後方動蕩不定,蔣介石卻仍然掙扎,派蔣經國為經濟督導員,坐鎮上海,由宣鐵吾配合,希望消滅貪污,穩定物價,安定民心,以利前方。

蔣經國到上海後,在外灘中央銀行二樓辦公。此時和蔣過從最密的人,除宣鐵吾外,還有王新衡。王當時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長、上海市政府參事。蔣經國到上海後,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一再宣稱,要鎮壓奸商,抑平物價。宣鐵吾為了配合,即在警備司令部成立經濟緝查機構,專門緝捕奸商;我當時即在此部門任職。蔣經國和宣鐵吾的行動,對杜月笙無異于當頭一棒,因為杜對于金鈔外匯黑市、股票漲落和糧價升降等,是一隻無形中的巨大黑手。

杜月笙的中匯銀行,由兒子杜維屏任經理。杜看到蔣經國、宣鐵吾來勢凶猛,就計畫將港幣45萬元,私自套匯外流。

此事被王新衡知道,就悄悄報告了蔣經國。蔣大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杜維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內。王新衡是一 位十分圓滑的兩面人物,他既和蔣經國莫逆,又不想得罪杜月笙,故在杜維屏既將被扣時,又通風給杜,叫杜註意。這樣一來,嚇得杜對45萬港幣一時未敢下手。但據我事後所知,杜系的中匯銀行和通商銀行,還是連夜趕造帳冊,化整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杜維屏被扣,當時務報以通欄標題報道,杜月笙威風掃地,在驚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從表面上看,經此一擊,金鈔黑市的確下降許多。蔣經國覺得初戰勝利,十分得意;但漸漸就感到事情棘手,因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找不到杜維屏套匯的罪證,就隻可"雷聲大,雨點斜,最後將杜交保釋放了事。

此外,蔣經國和宣鐵吾還辦了以下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關的事:一、嚴格按金圓券實行限價。蔣經國規定,凡一切商品的零售價格,全部凍結;商店不得轉移,不得拒售,必須開門應市。但這確是個非常不徹底的治標辦法。奸商囤積居奇,可說無孔不入,光靠軍警力量,查不勝查,抄不勝抄,而門市商品則立即被搶購一空。未及一月,全上海開著的幾乎全部是空店。資本家、店老板和老百姓都怨聲載道,這個限價政策也就隻好告終。

二、在扣押杜維屏的同時,蔣經國和宣鐵吾也對興風作浪的證券大樓和金鈔黑市實行鎮壓,其中有名的一件就是逮捕"楊家將"。所謂"楊家將",是指控製場外股票金鈔黑市交易的楊長和、楊長仙和楊長庚三人,他們的綽號叫做"場外亨鼠牌",意思是一群機警精明的"大亨老鼠"。"楊家將"也是直接或間接受到杜月笙的控製和影響的,因此,這也可以說是對杜的打擊。但不到一月,隨著限價政策的失敗,蔣經國自認倒酶,就將"楊家將"交保釋放。一場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

三、蔣經國和宣鐵吾還曾集中力量,打擊過孔氏豪門的"揚子公司"。宣鐵吾利用他控製的《大眾夜報》,以頭版頭條新聞,揭露"揚子公司"私套外匯的大案,還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但孔令侃畢竟不是杜維屏蔣經國隻是虛張聲勢,未敢下手。我記得很清楚,就在1948年10月初蔣介石到上海時,孔令侃和孔二小姐就親自向宋美齡哭訴告狀。當時蔣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喪,因沈陽剛剛解放,廖耀湘和範漢傑兵團在遼西走廊全軍覆滅。國民黨已經盡失關外。在東平路官邸,蔣介石大發脾氣,命令封閉《大眾夜報》(同時封閉的還有吳紹澍的《正言報》),並當面斥責宣鐵吾,說宣周圍有共產黨。其實,在《大眾夜報》並無地下黨。

四、蔣經國和宣鐵吾在1948年秋還殺了幾個軍統惡霸。

一個是戚再玉。此人身任警備司令部第六緝查大隊長,後台是保密局的毛人鳳。戚敲詐勒索,無惡不作,在上海是個臭名遠揚之徒。特別是戚通風放走大貪污犯徐繼庄一案,使蔣經國大為震怒(當然還夾雜著軍統內部復雜的權力鬥爭),就親自下令,將戚逮捕,經軍法判處槍決。另一個是張亞民。此人也是軍統特務,因敲詐一個挪威商人金司伯私售金鈔一案,後被告到蔣經國、宣鐵吾手裏,就也由蔣親自下令,將張槍決。這兩件大案,當時曾在上海各報連篇累牘刊載過,轟動一時,人民拍手稱快。但國民黨已經病入膏肓,殺幾個人已無起死回生之效。

白石作畫

抗日戰爭時期,宣鐵吾過生日,邀請齊白石赴宴作畫。齊白石來到宴會上,鋪紙揮毫,一隻水墨河蟹躍然紙上。眾人贊不絕口,宣鐵吾喜形于色。不料,齊白石筆鋒輕輕一揮,在畫上題了一行字:"看你橫行到幾時",後書"鐵吾將軍",然後仰頭拂袖而去。

查辦大案

拋售黃金弄得國民黨在財政經濟上油幹燈草盡,宋子文也黔驢技窮,隻好于1947年2月16日炮製出一個"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經國防最高委員會議通過于3月中旬開始實施。方案宣布停止一切黃金買賣,不準以黃金作為通貨在市場流行,個人不得攜帶和存有黃金,方案實施前存有黃金者立即到中央銀行按1946年價格換回法幣,違反者一經查出將依法治罪。政府拋售黃金給商民,半年後又強製從商民手中把黃金掠奪回來,國民黨真成了"刮"民黨。這一掠奪政策出台之後,軍警憲特聞風而動,把金蒼蠅和一般持有黃金者趕得雞飛狗跳。普通商民叫苦連天,大罵行政院長是全國明目張膽的最大搶劫犯,中央銀行是黑幫中的黑幫。

是年3月,上海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首先扛起"打金牛黨"的大旗,成立經濟監察團,發動上海軍警憲特連夜出動,突擊工廠商家,把守車站碼頭,逮捕金蒼蠅。並製訂鼓勵告密辦法:凡密報核實者以查得黃金的20%提獎。經監團的成員和告密者有了這樣特大的發財機會,哪肯輕易放過,在檢查中形同明火執仗,在密告中捕風捉影,鬧得烏煙瘴氣。

宣鐵吾經監團把上海正泰橡膠廠、大中華造紙廠、生化製葯廠的老板送進特種監獄,誣他們是金老虎,打明叫響地向三個老板說:"你們的案子大也大得小也小得,給你們一天時間考慮:要錢還是要命?要命就把黃金吐出來,要錢就準備棺材收屍。"

據檔案中宣鐵吾向國民黨監察院的報告記述:該經監團經3天3夜的突擊,把1600多家商店,400多家工廠,1200多個行商,800多個庄號,200多家妓院作了徹底搜查,共查獲沒收黃金20餘萬兩,美鈔120多萬元,價值在三四百億以上的棉紗百貨。

搜查民間黃金油水就如此之大,刺激得國民黨方方面面都想借機插手。繼宣鐵吾行動之後出馬的是軍統二號大頭目、國防部二廳廳長鄭介民。1947年4月,鄭介民帶領一個檢查團到上海,為了不與宣鐵吾的經監團發生沖突,他先向宣鐵吾打招呼:"鐵吾兄,兄弟上命所差,來到你的地盤,我們先來個君子協定,你管民,我管軍,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宣鐵吾說:"好說好說,我們一言為定。"鄭介民說要搜查軍方搶購的黃金,那是因為他掌握了較多這方面的情報。他從情報中得知軍方搶購的黃金數量大,油水多,不似民間那麽零零散散。

1947年駐在山東、河南的有3個軍。3個軍的軍需處處長在南京領了幾大卡車的軍餉,從南京返回駐地。運鈔車已到了徐州,聽說上海正在拋售黃金。3個軍需處長靈機一動,命令汽車回頭跑上海,各派出一排荷槍實彈的士兵,挨家挨戶找金號銀樓用法幣換黃金。經過擠脖子,每個軍也擠得三五千兩黃金。

鄭介民來到上海,毫不掩飾地向他的部屬說:"軍隊會擠金老虎的脖子,我們就以其道還治其人之身,擠他們的脖子。"為了給3個軍需處長和自己撈油水留餘地,他寫了3封私函給3個軍需處長,要他們立刻到上海對簿公堂。3個軍需處長得到鄭介民的私函,知道這是要腦袋搬家的事,頓時嚇得魂飛魄散。繼而一想,鄭介民沒有用國防部二廳的命令,用的是私函,這就表示可以私了:隻不過是講價錢的問題,再說國民黨的事,若要認真,水都會毒死人,便也平靜下來。他們到了上海,經過與鄭介民周旋,把到手的黃金與鄭介民五五分賬,皆大歡喜,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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