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俠父

宣俠父

宣俠父(1899一1938),浙江諸暨人。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特種水產學院,畢業後以第一名的成績獲準公費去日本留學。在日本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積極參加社會活動,被母校停止公費留學待遇。1922年回國,和共產黨人俞秀松、宣中華在杭州、台州等地從事革命活動。1923年在杭州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員,曾為"左聯"秘密盟員。宣俠父是黃埔一期學生中的特殊人物,因蔣介石破壞以黨治軍的製度而抗命不從,被蔣介石開除出黃埔。1929年後,宣俠父在國民黨軍隊中從事兵運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黨十八集團軍高級參議,從事統戰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工作,因工作卓有成效,招致國民黨當局忌恨,1938年被暗殺于西安。 犧牲時任八路軍總司令部高級參議。

  • 中文名稱
    宣俠父
  • 出生地
    浙江諸暨
  • 畢業院校
    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
  • 信    仰
    共產主義
  • 逝世日期
    1938年8月1日
  • 民    族
    漢族
  • 國    籍
    中國
  • 代表作品
    《西北遠征記》、《入伍前後》
  • 職    業
    革命家
  • 出生日期
    1899年12月

​人物簡介

人物檔案

姓名:宣俠父

性別:男

民族:漢族

籍貫:浙江諸暨

出生年月:1899年

逝世日期:1938年08月01日

人物簡介

宣俠父(1899~1938),又名堯火,號劍魂,浙江省諸暨縣長瀾鄉人。1899年12月出生在一個貧寒的小知識分子家庭。

人物經歷

宣俠父從小隨父讀書,1916年考入浙江甲種水產學校。1920年夏,以優異成績考取官費留學資格,東渡日本,入北海道帝國大學水產專業攻讀生物學。

在日本,受到馬克思主義的熏陶,特別是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他尋求救國救民道路的信心,也明確認識到隻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國,從而拋棄實業救國思想,積極投身中國留日學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

此時,浙江水產學校因宣俠父在日本參加革命活動,而停止了他官費留學的待遇;1922年,被迫離開日本回到杭州;1923年,加入共青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4年,受浙江黨組織委派,考入廣州黃埔軍校,成為黃埔第一期學員,後因反對蔣介石破壞國民黨組織法而被開除,再回杭州。

1925年春,受黨組織派遣,到李大釗處工作。經李大釗推薦,以左派國民黨員身份,同錢清泉前往張家口馮玉祥部做政治宣傳工作。期間,他以飽滿的政治熱情、靈活的鬥爭策略,與馮玉祥及上層軍官廣泛接觸,積極做團結爭取工作。同時,專心學習蘇聯紅軍政治宣傳工作的經驗,開辦圖書室、俱樂部、訓練班,對廣大官兵進行啓蒙教育,宣傳新三民主義,宣傳馬克思主義,從而開創了共產黨在國民軍聯軍中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8月,隨馮玉祥部第二師師長劉鬱芬西征甘肅途經寧夏,沿途在平羅、寧夏府城、寧朔、中衛等地廣泛接觸各族各界人士,了解西北政治情勢和民情風俗,親自起草布告、傳單,向軍民宣傳三民主義,宣傳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主張,爭取各族民眾的廣泛同情和支持。在寧夏府城,以劉鬱芬的名義,向五中八師捐贈圖書,成立了圖書館。從此,魯迅、蔣光慈、錢杏邨、高吾罕等人作品和《新青年》等報刊,開始在青年學生中傳閱。他們是最早在寧夏府城開展革命活動的共產黨人。位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宣俠父辦公室

10月,隨軍抵達西北重鎮蘭州。根據中共北方區委關于建黨工作的指示,同錢清泉與先期從武昌高等師範畢業回到蘭州的共產黨員張一悟取得聯系,于年底建立了甘肅省第一個黨組織——中共甘肅特別支部,張一悟任書記,他和錢清泉任委員。甘肅特支成立後,積極發展黨員,團結動員廣大民眾和國民黨左派及上層進步人士,廣泛開展革命宣傳和反帝反封建鬥爭,開始了蘭州地區及甘肅省在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有組織的革命活動。

甘肅是一個多民族地區,爭取民族團結和加強民族工作,對保證和促進蘭州地區革命運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宣俠父在工作中積極宣傳和認真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全力支持甘南拉卜楞寺藏族民眾反對反動軍閥馬麒的正義鬥爭。他們熱情幫助黃正清(甘南拉卜楞寺活佛嘉木祥之兄)等藏族同胞,在蘭州皖江會館成立了“藏民文化促進會”,組織會員學習文化,啓發會員覺悟,進而讓廣大藏族同胞懂得要生存必鬥爭的道理和求生存的方法。

1926年夏,宣俠父作為甘肅督辦代表前往甘南藏區,耐心聽取藏區各界人士的意見和要求,鼓勵藏族僧俗加強團結,堅決反對軍閥壓迫。在昌札赫寺,宣俠父受到嘉木祥活佛父親黃位中的熱情接待,還給他起了藏族名字——乍喜才仁。通過交談,宣俠父了解到封建軍閥馬麒在甘南的種種惡行和藏族民眾被殘酷盤剝及壓榨的情況,建議組織甘青藏民大同盟,並當即起草了《甘青藏民大同盟成立宣言》。許多藏族頭人紛紛拜訪宣俠父,明確表示接受他“團結起來,自求生存”的忠告,同時為表心跡還贈送了銀元和土特產。對于藏人所贈錢財,宣俠父婉言謝絕不成,隻好帶回蘭州捐贈蘭州革命青年周報社。從甘南回到蘭州,宣俠父立即為藏民起草了《甘邊藏民起訴國人書》,以懇切的語言、犀利的筆鋒,淋漓盡致地揭發、控訴了軍閥馬麒在甘南犯下的種種罪行。該起訴書不僅在省內散發,還寄往全國各地,使馬麒等封建軍閥惶恐不安。之後,宣俠父經多方奔走,積極做各方面的工作,迫使馬麒退出拉卜楞寺,從此結束了封建軍閥對甘南藏區的剝削和壓迫。

9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的訊息傳到蘭州。為適應蘭州革命情勢發展的需要,宣俠父幫助成立了國民黨蘭州市黨部,開辦政治訓練人員養成所,自任教務主任,為國民軍聯軍培養政治工作人員,領導國民黨左派同國民黨右派分子以及教育界一批中小豪紳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11月,宣俠父離開蘭州,輾轉西安、潼關等地,擔任國民軍聯軍第三路軍政治處處長,繼續從事部隊宣傳政治工作。期間,撰寫了《國民軍聯軍概論》一書,深刻分析了國民軍聯軍勝利和失敗的原因,全面總結了部隊政治工作經驗。面對北伐戰爭的發展情勢,他豪情滿懷,賦詩“中華民族命何窮,都在鐵蹄踐踏中,近日工農齊奮起,國民革命快成功。”“人民漸自夢中回,軍命呼聲驚似雷,同志如今須記取,自由要用血來爭。”鮮明地表達了對革命情勢勝利發展的喜悅之情和革命到底的決心。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馮玉祥轉向蔣介石,開始在國民軍聯軍中“清黨”,共產黨人被“禮送”出國民軍聯軍。宣俠父被“禮送”到武漢後,按照中共中央組織部指示,返回家鄉發動民眾開展農民運動。11月,被選為諸暨縣委委員。同時,擔任縣委軍事部長,領導全縣的武裝鬥爭。1928年,領導全縣農民開展減租減息運動並取得勝利。由于身份暴露,黨組織安排他離開家鄉,專門從事兵運工作。

1930年,山東梁冠英投靠蔣介石並接受改編,受任二十五路軍總指揮,駐軍淮陰。宣俠父利用與梁的故交進入該軍任總參議,以此作掩護在該部開展兵運工作,很快建立了黨的秘密組織。梁冠英按蔣介石命令反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宣俠父極力勸阻未被接受,便毅然離開二十五路軍,轉赴上海。

1932年,為爭取一切抗日力量,宣俠父奔走于山西、北平、張家口等地,促成馮玉祥、吉鴻昌和方振武的聯合。1934年3月,根據黨的指示,陪同吉鴻昌秘密到達上海,並介紹吉鴻昌加入中國共產黨。8月,奉命從事臨時中央特科工作。此間,以《申報》記者(化名楊永清)的公開身份,進行上層統戰工作,為黨蒐集了大量的敵軍情報,供黨中央和紅軍長征途中參考,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的好評。1935年起,受黨組織派遣前往香港、廣西等地,揭露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反動實質,推動了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國民黨上層軍政要人走聯共反蔣的道路。

1937年3月,黨組織又派遣宣俠父到西安協助周恩來同志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9月,被任命為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高級參議。1938年3月,丁玲率西北戰地服務團由山西到西安,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宣俠父幫助他們取得合法地位。同時,還千方百計解決了其經濟上的困難。

宣俠父還愛好文藝,積極從事文藝創作,經常和左聯作家交流創作體會,他創作的《西北遠征記》,以紀實手法反映一批優秀青年在西北軍中的戰鬥經歷和西北軍從勝利到失敗的歷程。

書中還以集中的篇幅,簡潔生動地記述和描繪他與錢清泉在寧夏開展的革命宣傳工作及其在寧夏所見所聞和深切感受,對寧夏的政治落後、商市貿易狀況、城鎮建築風格、當地風土人情的描繪,從多方面為人們研究和了解當時的寧夏社會狀況,提供了珍貴的原始資料,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蔣介石對宣俠父的革命活動恨之入骨,親自指示特務跟蹤監視。同時,採用請客吃飯、介紹女友、許以高官厚祿等手段,妄圖拉攏他、軟化他,但均遭拒絕。蔣介石惱羞成怒,遂密令特務待機暗殺。

1938年8月1日晚,宣俠父前去西安革命公園觀看籃球比賽,在返回途中不幸被事先埋伏的國民黨特務強行綁架到吉普車內,宣俠父高聲怒罵,特務遂用繩索將他勒死(另有槍殺一說),把遺體拋入城內東南角的馬陵一口枯井內,後又被偷拋到城郊野外,宣俠父犧牲時,時年39歲。

人物概述

宣俠父(1899—1938),原名堯火,號劍魂,浙江諸暨湄池長瀾人。1916年夏,考入台州浙江省立特種水產學院大學部漁撈科學習。1920年夏,以總成績第一名畢業,公費留學日本,入北海道帝國大學學習水產專業。期間,對社會科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濃厚興趣,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像暑天嚼冰一樣痛快”。1922年回國,任教于台州水產學校,並與俞秀松、宣中華等一起從事革命活動。1923年,在杭州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任團杭州地委秘書。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員。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習,任學生會幹部國民黨三中隊區分部黨小組長。後因與校長蔣介石意見相左,憤而離校。1925年春,受李大釗派遣,以國民黨員的公開身份,帶一批共產黨員到西北軍馮玉祥部當宣傳員,頗受馮玉祥推崇。10月,隨國民革命軍第二師西征甘肅省會蘭州。冬,參與建立了中共甘肅特別支部,並整飭了國民黨省黨部。1926年春,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路軍總政治處處長。在西安舉辦西北軍政治工作訓練班,為西北地區培養了一批革命幹部,並深入甘肅藏民聚居地區,宣傳革命。1927年5月,隨馮玉祥出師潼關,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領中將銜。7月,馮玉祥擁蔣反共,被“禮送”出境。

1928年8月,宣俠父回諸暨,與金城等黨員開展農民運動。9月,在諸暨城南滴水道院召開中共諸暨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中共諸暨縣委,被選為委員,兼軍事部長。年底,縣委決定實行“二五”減租,他與黨員一起,首先組織全村農民向國民黨縣政府請願,提出減租要求。同年秋,又參與領導全縣農民減租抗租鬥爭,迫使縣政府答應農民的要求,取得了鬥爭的勝利。

1929年,宣俠父入國民革命軍梁冠英部,任二十五路軍總參議和南京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此時,與“左聯”黨團書記陽翰笙取得聯系,參加“左翼作家聯盟”,並以“今秋”、“石雁”為筆名撰寫《西北遠征記》及《入伍前後》兩部自傳體長篇小說。1932年秋,去張家口支持馮玉祥建立抗日同盟軍。馮玉祥十分佩服他的理論修養和雄辯才能,曾對部下說:“宣俠父的口才能頂二百門大炮。”1933年5月,察哈爾民眾抗日盟軍成立,他任該軍中共前線委員會委員、軍事委員會常委,兼二路軍政治部主任、第五師師長。抗日同盟軍失敗後,與吉鴻昌等在天津組織“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1934年3月,介紹吉鴻昌加入中國共產黨,並陪吉鴻昌赴上海履行入黨手續。

1934年夏,宣俠父奉調至上海,化名楊永清,參加中央特科工作,為特科負責人之一。1935年,化名宣古漁,到香港進行統戰工作。曾任中共華南工委書記,推動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組織反蔣抗日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任不管部長。1936年6月,李宗仁等發動“兩廣事變”後,他任重建的十九路軍政治部主任兼六十一師參謀長。後任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悟市委主任。“西安事變”後,奉周恩來、葉劍英電示,到西安紅軍聯絡處工作。不久,在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

1937年9月,宣俠父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高級參議,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進行統戰工作。所撰寫的《遊擊戰爭概述》一文使胡宗南贊嘆不已,曾許以高官,竭力策動為其輔佐治軍,但宣俠父謝絕說:“當官就應像林則徐,領兵就應像關天培,為的是民族,對得起百姓。”同時,他團結孫蔚如、杜斌丞、趙壽山、楊明軒等陝西籍地方名流,動員大批青年去延安參加革命。1938年3月,他還周密安排丁玲等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在西安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國民黨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對宣俠父的活動十分不安,勸他留學法國深造,但他拒絕說:“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國家正值用人之際,本人不敢奢求個人前途而置民族利益于腦後,還是等勝利以後再提此事吧!”蔣鼎文見他軟硬兼拒,就借軍統之手殺人。蔣介石根據軍統羅列的罪狀,寫手諭“將宣俠父秘密製裁”。7月31日,宣俠父在西安被國民黨軍統特務秘密綁架殺害。周恩來三次向蔣介石追查宣俠父的下落,答復說:“宣俠父是我的學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令殺掉的。”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時,為宣俠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

人物生平

1899年12月出生于浙江省諸暨縣,1920年夏,宣俠父以總成績第一名自浙江省立甲種水產學校大學部畢業,公費入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學習。

退學黃埔

1924年,宣俠父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宣俠父雖然在黃埔軍校隻待了3個月,但他可是黃埔軍校歷史上的最牛的知名人物。關于這一點,薩蘇在“漫談西北軍”中有精彩的描述:“宣俠父是黃埔軍校一期生,風流瀟灑,文武雙全,但老蔣看來則是腦後生反骨不可救葯的人物。

蔣介石對黃埔一期生愛護有加,輕易舍不得處罰,而宣俠父就是唯一被蔣介石開除的黃埔一期。”事情的起因是蔣介石想加強黨務控製,以黃埔軍校校長和國1937年,宣俠父、徐向前陳賡、左權在西安

民黨特別黨部的名義下文,規定黃埔軍校內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黨小組長每周都要直接向校長報告黨內活動及工作情況。說白了,就是要以槍帶黨。這一下犟脾氣的黨小組長宣俠父不幹了,他認為孫中山的意思是要以黨治國,以黨治軍,而不應當是槍指揮黨!于是宣俠父就直接寫報告給黃埔軍校特別黨部。

由于蔣介石在黨部屬于絕對少數,看了宣俠父的報告後勃然大怒,臉氣的象豬肝,娘希匹也罵了半簍子。罵完了蔣校長還親自下命令讓這個浙江小同鄉,要認清情勢,道理也講了不老少,還威脅利誘了一番。偏偏這個宣俠父是個魏延式的腦後面長有反骨的(蔣校長怎麽開始就沒有看出來?),更加上後面有一隻黑手在撐著,不僅不寫悔過書,三天後還憤然離開了軍校,到了北京,去找李大釗。愣是把後來的三軍大元帥亮在了場上。

這是黃埔軍校歷史上最早的一例,大概也是唯一的一例退學風波,史稱宣俠父事件——牛吧?

被軍校開除後,宣俠父受李大釗的派遣,到西北軍馮玉祥部任國民軍聯軍宣傳處長,任職期間結識了馮玉祥的部將吉鴻昌和梁冠英。

宣俠父曾留學日本(僅2年),又就讀于黃埔(也隻3個月),能詩能文,因而頗受行伍出身的馮玉祥厚愛。1927年5月,馮玉祥軍要軍出潼關,準備北伐,把宣俠父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軍銜為中將,隨國民軍二師西征到蘭州。

同年冬,參與建立甘肅第一個黨組織———中共甘肅特別支部,任支部委員。

1927年7月,蔣介石托人給大哥貢上白花花的銀子,正缺錢花的馮玉祥于是便擁蔣反共——宣俠父、劉志丹、鄧小平,還有馮玉祥最喜歡的那個劉伯堅,統統被押送到湖北境界。

南北轉戰

無事可做的宣俠父,于是就回到浙江老家,作起了新郎官。有時也跑跑上海的書局,支持和參加“左翼作家聯盟”的活動,並取了“今秋”、“石雁”等做馬甲,撰寫了《西北遠征記》和《入伍前後》兩本書,一時間洛陽紙貴,宣俠父也于是在文壇聲譽鶴起。

宣俠父

負責特科的潘漢年和負責左聯的馮雪峰、陽翰笙、夏衍、阿英、田漢等人一撮合,認為黨內人才難得,遂發展宣俠父為左聯的特別盟員。

不知是看了宣俠父的宣傳西北軍的書,抑或是念足了聖經,回過味來的蔣介石的大哥馮玉祥,又記起了共產黨人宣俠父。

馮玉祥就從張家口派了個弟兄到浙江,說宣俠父已經帶了個叫林伯修的小年輕到了梁冠英部,來人追到梁冠英部,說因為梁冠英不聽勸阻,宣俠父1937年宣俠父(右)與博古、李克農

到了小軍閥孫殿英部。來人就再追到孫殿英部,碰上孫殿英也是個行伍出身的主兒,對宣俠父這麽個海龜更是佩服的五體投地。

聽說馮玉祥派人來要宣俠父,孫殿英就咬咬牙,給馮玉祥派來的人說:“馮長官要宣俠父也可以,但我這裏可缺少兩百盒子炮”。馮玉祥也是個爽快人,加上用人心切,就對孫殿英說:“哥們,你行!”就給孫殿英送了不多不少兩百門德國造盒子炮(駁殼槍)。

結果是兩個大老粗,愣是生生地捧紅了一個共產黨人宣俠父。當時連大半個中國的小孩都知道,說:馮玉祥說啦,“浙江出了個宣俠父,他的一張嘴,能頂二百門大炮。” 象這樣的怪才,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能找到幾個?

1933年,察哈爾民眾抗日盟軍成立,馮玉祥是總司令。宣俠父任該軍中共前線委員會委員、軍事委員會常委,兼吉鴻昌的二路軍政治部主任和主力先鋒第五師師長。

抗日同盟軍失敗後,馮玉祥宣告下野。宣俠父和南漢宸、康生一起又鼓動吉鴻昌和方振武等在天津組織“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不久大同盟也失敗了,宣俠父就介紹吉鴻昌入黨,並陪吉鴻昌赴上海履行入黨手續。

壯志未酬

1934年,宣俠父化名楊永清,在上海參加中央特科工作,為特科負責人之一。宣俠父的公開身份是上海申報的記者。不久風聲走露,宣俠父的活動被人盯梢。正巧在香港的陳希周和梅龔彬來信說十九路軍陳銘樞和李濟深要有大行動,請派能力強的政工幹部到香港。于是潘漢年就報請中央,派宣俠父到香港。

1935年,宣俠父化名宣古漁,到香港進行統戰工作。在宣俠父、梅龔彬、和陳希周(這兩個和宣合成情報戰線中三傑)的協助下,李濟深等人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成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會議推選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馮玉祥等12名中央委員。李濟深任主席,下設七個部,發行《大眾日報》。宣俠父、陳希周、和梅龔彬等共產黨人,分別擔任了同盟的不管部長、群運部長、和宣傳部長。

1936年,兩廣地方勢力陳濟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等發動“兩廣事變”,邀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人參加。宣俠父、陳希周就隨李濟深和蔡廷鍇奔赴南寧。在廣西半年多的時間裏,宣俠父任重建的十九路軍政治部主任兼六十一師參謀長。後任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悟州市委主任。“西安事變”時,宣俠父正在李濟深處,幫李濟深草擬了對西安事變的通電。

不久,宣俠父奉周恩來、葉劍英速來西安電示,到西安紅軍聯絡處工作。不久北上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1937年9月,宣俠父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高級參謀,以八路軍住西安辦事處的身份和當年在黃埔軍校的關系,繼續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進行統戰工作。宣俠父的名氣大,活動能力也大,不但共產黨記掂著他,他的校長和老師蔣介石也時刻忘不了他。

1938年7月31日,宣俠父在西安被國民黨軍統特務徐一覺秘密綁架和殺害,犧牲時年僅39歲。

宣俠父遇害後,周恩來曾三次要求蔣介石追查宣俠父下落,蔣答復說:“宣俠父是我的學生,他背叛了我,我願意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

對宣俠父的死,李濟深深感悲痛,多年後老人回憶說:我身邊有個秘書,代我寫文章的,也是共產黨員,以後派去西北聯絡, 被胡宗南槍斃了。 看起來這個蔣校長,先是沒有知人之明,接著沒有用人之能,最後沒有容人之量,安能不敗?

遇害始末

1938年8月1日清晨,急匆匆的腳步聲打破了古城西安的寂靜。一名神色慌張的年輕人氣喘吁吁地沖進了七賢庄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他找到辦事處的負責人伍雲甫,上氣不接下氣地報告了一件事情:昨天,和自己同住在平民坊5號的宣俠父將軍一夜未歸,神秘失蹤了!

這個訊息,讓八路軍辦事處的上上下下感到震驚;伍雲甫深知,宣俠父對于黨在西安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他的突然失蹤絕非偶然。尋找宣俠父的工作隨即展開。然而,宣俠父復雜的身份背景為這樁案件平添了許多猜測……

宣俠父(1899—1938),原名堯火,號劍魂,諸暨湄池長瀾人。1920年獲準公費赴日本留學。因為參加留日學生愛國運動,于1922年被迫回國。1923年在杭州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宣俠父是黃埔一期學生中的特殊人物,因蔣介石破壞以黨治軍的製度而抗命不從,被蔣介石開除出黃埔。臨行前留詩兩句:“大璞未完總是玉,精鋼寧折不為鉤”。

1925年,宣俠父赴張家口馮玉祥的國民軍中做部隊文教工作。10月,隨國民軍二師西征到蘭州。“九·一八”事變後,宣俠父在南京、山西晉城、張家口等地聯絡抗日反蔣活動。5月,在馮玉祥成立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中擔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成立民眾抗日同盟軍。6月,被選為抗日同盟軍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1934年春,宣俠父與吉鴻昌等在天津組織“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同年夏,調至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特科,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5年到香港聯絡抗日反蔣,積極開展抗日統戰工作。1937年9月開始任十八集團軍(八路軍)高級參議,從事國民黨上層的統戰工作。1938年7月31日,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宣俠父被特務秘密殺害。

1951年3月的一天,,遼寧沈陽皇姑屯區富貴街110號的王記雜貨鋪,進來幾個便衣警察,對著雜貨鋪老板王子明喊道:“佟榮功!你藏不住了!跟我們回北京!”

當時正處在鎮壓反革命運動高潮期,抓幾個國民黨特務不是什麽新鮮事,但是,王記雜貨鋪的老板可不是一般的小特務,訊息很快在皇姑屯區的百姓中傳開了,原來王記雜貨鋪的老板不姓王而姓佟,叫佟榮功,解放前在北平警備司令部當官,還擔任過戴笠的警衛長、鄭介民的隨從副官等等。

佟榮功在交代歷史罪行中,提到曾被保密局派到西安當特務,這引起預審人員的註意,經進一步審訊,佟榮功交代了1938年7月參加暗殺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高級參謀宣俠父的罪行。

此時,距宣俠父將軍西安神秘失蹤已過去了13年。

塵封13年的歷史謎團雖然被破解了,但當時因涉及胡宗南與中共交往等歷史秘密尚屬保密,所以,宣俠父之死一直沒有對外報道。

宣俠父被害,始于蔣介石的一道秘密指令。

1938年4月中旬的一天,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接到蔣介石的旨意:把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高級參謀宣俠父秘密製裁。

按照職責分工,蔣鼎文把秘密製裁宣俠父的任務交給軍統西北區區長張毅夫。張毅夫領導的軍統西北區與西安行營第三科,是兩塊牌子一班人馬,張毅夫同時也是西安行營第三科科長。接到命令的張毅夫心裏明白,這是自己匯報給軍統的有關宣俠父在西安“逆行”的材料起作用了。

宣俠父是1937年10月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特意吩咐張毅夫說:“宣俠父這人是共黨,狡猾得很,共黨派他專門來和咱們打交道,他很不簡單。他滿口為了抗日,百般要挾,和我爭吵,毫不客氣。他說我們不接濟八路軍,妄想借敵人之手消滅八路軍。他到處煽動,散播流言,攻擊我們歧視八路軍,破壞抗戰,簡直是和我們搗亂,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亂子不可!你們要特別監視他的活動,把他的言行動態隨時報給我”。

張毅夫接到蔣鼎文布置的任務後,不僅對宣俠父嚴加監視,還動員軍統局西北區所有能用得上的情報力量和手段對付宣俠父,把他的言行舉止都整理成材料,報告給軍統局。軍統局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上,整理了宣俠父五條罪狀向蔣介石匯報:

(一)宣俠父在西安與楊虎城舊部杜斌丞、趙壽山以及趙壽山派駐西安辦事處長老共產黨人楊曉初等,來往勾結,教唆杜斌丞、趙壽山等反中央、反蔣;

(二)宣俠父與西安各方面左傾人物廣泛接觸,打著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動西安學生、流亡青年到延安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宣俠父所在地成了左傾人物、青年學生聚散的中心,因此引起西安各學校學生思想混亂,學生不安心求學,學風敗壞;

(三)宣俠父在西安以黃埔同學關系為名,與機關、部隊軍官拉關系,散播共產主義思想,影響所及勢將引起軍官思想動搖,部隊叛變;

(四)宣俠父在西安“公開指責中央,誹謗委員長”限製言論、出版自由,鎮壓抗日救亡運動,歧視共產黨、不補充八路軍武器軍用品,散布不利于中央和破壞抗戰的言論;

(五)宣俠父在西安指揮共產黨地下組織進行陰謀破壞活動等等。

由于張毅夫剛剛接到戴笠的調令,正準備到武昌軍統局擔任代理主任秘書職務,所以,他把密令旨意又轉給了接替自己三科科長職務的徐一覺。

徐一覺立即伙同情報組股長丁敏之召集行動組組長李翰廷,秘密協商暗殺事宜。李翰廷同時還擔任軍統西北區西安站站長、西安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長、偵緝隊隊長的職務。李翰廷帶著物色好的三個隊員佟榮功、李俊良和丁善慶來見徐一覺和丁敏之。

佟榮功是1938年年初被軍統從漢口派到軍統西北區的,西北區區長張毅夫安排他在李翰廷手下當行動隊員。行動組是專門搞逮捕和暗殺的,“行動”和“製裁”是特務們的行話,如果說誰被“行動”了、“製裁”了,就是指被暗殺了,行動隊員個個是殺手。

徐一覺說:“奉行營蔣鼎文主任轉奉委員長來電,秘密製裁宣俠父。他是黃埔一期的,現在在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當高級參謀” 。

丁敏之接著說:“宣俠父住在西安北大街通濟坊5號。蔣鼎文主任說,明天上午,他陪同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軍代表林伯渠到蔣鼎文主任的公館接洽公務。”

李翰廷指著佟榮功、李俊良和丁善慶說:“你們三個明天去蔣公館附近監視,記住了宣俠父的模樣,以便下一步動手!”

徐一覺強調說:“切記不能貿然動手,製裁宣俠父是政治需要,一定要等他身邊無人的時候下手,不能讓第二個人看見,否則就可能引發政治問題。”

第二天一早,佟榮功、李俊良和丁善慶就到了蔣鼎文公館外,等候宣俠父到後識別他的相貌。約莫九點鍾,一輛小汽車駛到蔣公館門前停下,三個特務六隻眼睛立即盯住了小汽車。

身著便衣的林伯渠和宣俠父下了車,兩人目不斜視,威嚴並迅速地進了蔣公館。三個特務看到的都是他們的背影,誰也沒看清宣俠父長得什麽樣。于是,三個特務又化裝成小商販和平民,在通濟坊5號宣俠父住處附近守候,等宣俠父外出時辨認。

可是,一連十多天,宣俠父要麽是被汽車接進接出,要麽就是閉門不出,三個特務一直沒找到機會。還是李翰廷主意多,他讓人拿來一身警察製服,讓佟榮功換上,跟在一個戶籍警察身後,到宣俠父的住處“查戶口”。這才看清了宣俠父的相貌。宣俠父身材高大,紅臉膛,濃眉厚唇,英武中透著儒雅之氣,說起話來幹脆又儒雅,像文化人又有軍人風度,待人很禮貌。

接下來,就是找時機動手了。特務們監視發現,宣俠父的活動場所主要有三處:位于七賢庄的八路軍辦事處、蔣鼎文公館和西安北大街通濟坊5號自己的住處。

前兩處顯然不適合動手。七賢庄八路軍辦事處是個極為敏感的地點,它是共產黨在國統區的一個視窗,是國民黨特務監視的焦點,也是共產黨戒備最為嚴密的地方。蔣鼎文公館附近也不能動手,最好的下手地點是宣俠父的住處與八路軍辦事處之間的路上。

但是,由于宣俠父的工作非常忙碌,每次外出不是與人結伴,就是行蹤不定,一走數日不回。兩個月過去了,特務一直沒找到機會下手。

一晃,又過去了兩個月,一直等待訊息的戴笠很惱火,直罵西安特務笨蛋!窩囊廢!罵完了,又命令軍事委員會西安別動隊增派了王寶元等三名行動隊員,派了一輛小汽車,以盡快幹掉目標。戴笠惱是惱,但是,他還是告誡第三科,一定要秘密進行,不要引起破壞國共合作的風波。

特務們又進行了明確分工,丁善慶負責臨場指揮,佟榮功認識宣俠父,就在宣俠父住處外監視,負責指認目標,李俊良和王寶元藏在汽車上,隨時準備配合抓捕,另外一個特務負責跟蹤和交通聯絡,李翰廷則在附近指揮督導暗殺行動。

1938年7月31日這天下午五點多鍾,佟榮功突然發現宣俠父騎著一輛腳踏車從住處出來,馬上用手勢告訴了丁善慶。丁善慶立即和一個特務騎車尾隨宣俠父,佟榮功上了汽車,跟在丁善慶他們後邊慢慢行駛。

宣俠父上身穿白綢汗衫,下穿土黃色西褲,騎著腳踏車,穿過北大街,往七賢庄八路軍辦事處方向而去。

宣俠父在八路軍辦事處門口下了腳踏車,一個年輕同志歡快地跑過來,“宣將軍,給我去練練車!”然後從宣俠父手裏接過腳踏車,推到附近的革命公園練習騎腳踏車去了。

尾隨的丁善慶斷定,宣俠父辦完事後,會回到革命公園取車,然後再回住處。于是他示意佟榮功乘坐的汽車停在革命公園附近。

果然,十多分鍾後,宣俠父和兩名青年學生模樣的人從辦事處出來,一路說笑著向革命公園走去。那個練車的年輕同志把車還給宣俠父,熱情告別後,宣俠父騎上腳踏車匆忙原路返回。

丁善慶做了一個準備動手的手勢。佟榮功乘坐的汽車加速,超過宣俠父後,停在了宣俠父必經的新城路西京醫院門前預伏。丁善慶和另外一個特務則繼續騎車緊隨宣俠父。

當宣俠父行駛到西京醫院門前時,佟榮功從汽車上首先跳下來,舉槍攔住宣俠父的去路。與此同時,藏在醫院門裏的李俊良、王寶元和汽車司機也躥了出來。

“你們想幹什麽?我是十八集團軍的!閃開!”宣俠父停下腳踏車,義正辭嚴。

這時,尾隨跟蹤的丁善慶也趕到,一伙特務不由分說,抓住宣俠父就往汽車裏推。李俊良惡狠狠地回答:“早知道你是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的,蔣主任請你去講話!”

載著宣俠父的汽車飛快開走。佟榮功沒有上車,他騎上宣俠父的腳踏車迅速離開現場。

綁架行動在瞬間完成,來往路人甚至來不及看清發生了什麽事,現場就又恢復了平靜。

汽車往東倉門西安別動隊隊部駛去。車上的宣俠父很鎮定,明白自己被綁架了,剛才李俊良的話,已暴露出他們是蔣介石的人,綁架他肯定也是蔣介石的指令,自己處境危急。他嚴厲地說:“蔣主任請我講話?謊話!他會和我有什麽話說?我警告你們!胡宗南約我有事相談,耽誤了時間你們擔待得起嗎?”

說話間到了西安別動隊隊部,李翰廷和丁敏之等已經等在那裏。宣俠父被從車上拉了下來,李俊良提著毛瑟手槍,把宣俠父推到院子東頭的一個籃球場上。

李俊良的手槍連著響了兩聲,宣俠父站著不倒,手槍又連著響了兩聲,宣俠父還是站著不倒。李俊良一連打了7槍,宣俠父才倒下。

當夜,別動隊的特務把宣俠父的遺體裝進麻包,扔進下馬陵東城根一個枯井內,用土填平。害怕事情敗露,別動隊派人在附近看守,防止遺體被共產黨發現。

發現宣俠父失蹤後,林伯渠立即派人多方查找無果。根據調查線索,斷定是國民黨所為,于是,林伯渠向國民黨軍委會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要人。蔣鼎文裝作無辜地說,正是國共合作一致團結對外的時候,我們怎麽能動共產黨的人?

蔣鼎文唯恐宣將軍被軍統暗殺的真相暴露,引發西北國共雙方的政治爭端,命令西安警察全體出動,在整個西安城以“清查戶口”為名,尋找宣俠父的下落。同時,蔣鼎文叮囑李翰廷他們,吩咐手下,不能有任何破綻,否則就可能引起西北的政治問題。李翰廷命令手下嚴加看守宣俠父的屍首,並讓佟榮功把宣俠父的腳踏車拆成零件賣掉,徹底銷贓滅跡。

為了把假戲演到家,他們又自導自演了一場“宣俠父出逃”戲。從警察局挑選了兩名偵緝隊員,一個假扮宣俠父,另一個假裝重要案犯。佟榮功、丁善慶、李俊良和另一名特務扮作押解員,要把“宣俠父”押解到漢口。

當一行人在陝西商縣附近一個小村庄夜宿的時候,按照事先排練好的“宣俠父”和那名要犯把手銬扔在公路旁邊“逃跑”了。佟榮功等到商縣縣長那裏佯裝請求幫助,派人追捕“逃犯宣俠父”。縣長把他們送到了保全司令部預備第一師師長謝輔三那裏,謝師長見到佟榮功手裏持有蔣鼎文簽發的護照和押解公文,知道逃跑的犯人是蔣總裁手諭抓捕的要犯,認為事關重大,馬上詢問蔣鼎文如何處理。蔣鼎文電令謝輔三師長把佟榮功等押解回西安,交行營第三科法辦。

佟榮功他們回到西安後就被放了,“演出”也就此結束。從此,中共再問蔣鼎文要人時,他便聲稱:“宣俠父在押解漢口途中逃跑了。”

宣俠父,這個滿懷報國志向、才華飛揚的年輕將軍,在抗日戰場硝煙正烈的時候,沒有死在對日作戰的沙場,卻倒在特務的槍口下。盡管宣俠父的屍骨已無處尋覓,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的忠骨就長眠在古城西安。

其二

中華民族命何窮,都在鐵蹄踐踏中。

今日工農齊奮起,國民革命快成功。

國民革命無工農民眾參加斷無成功希望·俠父

其三:

人民漸自夢中回,革命呼聲驚似雷。

同志如今須記取,自由要用血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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