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製度

宗法製度

宗法製度是由氏族社會父系家長製演變而來的,是王族貴族按血緣關系分配國家權力,以便建立世襲統治的一種製度。其特點是宗族組織和國家組織合二為一,宗法等級和政治等級完全一致。

這種製度確立于夏朝,發展于商朝,完備于周朝,影響于後來的各封建王朝。按照周代的宗法製度,宗族中分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稱天子,稱為天下的大宗。天子的除嫡長子以外的其他兒子被封為諸侯。諸侯對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國內卻是大宗。諸侯的其它兒子被分封為卿大夫。卿大夫對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採邑內卻是大宗。從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貴族的嫡長子總是不同等級的大宗(宗子)。大宗不僅享有對宗族成員的統治權,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權。後來,各王朝的統治者對宗法製度加以改造,逐漸建立了由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組成的封建宗法製。

  • 中文名稱
    宗法製度
  • 外文名稱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 特點
    嫡庶關系
  • 形式
    ▪ 家譜

基本信息

宗法製度是用父系血緣關系的親疏來維系政治等級、鞏固國家統治的製度。

概念說明

家庭

2012年3月國內外學術界對“家庭”(family)一詞並無完全統一的定義,但大致概念還是相似的。美國社會學家伯吉斯(E·W·Burgess)和洛克(H·J·Locke)在《家庭》(The Family,1953)一書中提出:“家庭是由婚姻、血緣或收養方面的聯系所結合起來的人們的群體……”。中國社會學家孫本文認為:家庭是夫婦子女等親屬所結合的團體。《辭海》的解釋:“由婚姻、血緣或收養而產生的親屬間的共同生活組織。”

宗法製度

從家庭的結構分析,學術界一般將其分為兩大類。其一,由丈夫、妻子及其未成年子女兩代人組成的小群體,稱為“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其二,三代或三代以上的多個核心家庭組成的較大的群體,稱為“擴展的家庭”或“擴大的家庭”(extended family)。美國人類學家默多克(G·P·Murdock)在《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1949)一書中這樣表述:“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核心家庭構成,這些核心家庭通過雙親與子女關系的延伸而結合在一起,……即把已婚的成年子女的核心家庭與其家長的核心家庭結合起來。”此類家庭實際上就是由婚姻和血緣關系結合而成的親屬集團。

中國古代,“擴展的家庭”長期而普遍地存在,有時還形成數百上千人聚居一處的情況,古文獻上稱“族”,也稱“宗族”、“家族”,據東漢經學名著《白虎通》記載:“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為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2012年3月學術界習稱之為“家族”或“宗族”。對此,徐揚傑在《宋明家族製度史論》中的解釋很有代表性:“家族,又稱宗族。……簡單的說,家族就是同一個男性祖先的子孫,若幹世代相聚在一起,按照一定的規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結合而成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可見,“家族”與“宗族”可以混稱,二者並無本質差別。不過,學術界也有人為了方便區別,習慣上將“核心家庭”(即習稱的個體小家庭)稱為“家庭”,將規模較小或一般的家族稱為“家族”,將規模較大、人數眾多的家族稱為“宗族”;或將早期的具有宗法性的家族稱為“宗族”,將近代以來的家族稱為“家族”。另外,也有人稱家族為“大家庭”,如學術界習稱中國傳統的家族為“父家長製大家庭”或“父系家族”。

所謂“家族製度”,綜合國內外學術界的觀點,應包含兩層含義。其一,家族形態和家族結構;其二,圍繞家族而確立的、被認同的行為模式和行為規範。2012年3月學術界的家族製度研究大致涉及以下方面:家族的形態與結構;家族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家族成員的地位、權利和義務,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家族內部的習俗、禮儀與規範;家族組織之間以及家族組織與國家政權之間的關系等等。

中國起源

人類社會是以血緣關系結合的家庭、家族和以地緣關系聯系的社區為經緯組織而成的。雖然人類生存必定以一定的血緣組織和地緣組織為前提,但二者在社會結構中的作用,各個民族是不同的。中國古代,血緣組織的家庭、家族非常發達,而地緣組織的社區相對微弱。因此,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中血緣氣氛濃厚,血緣組織對國家製度與政治思想影響之深世所罕見。

人類進入文明門檻之前,經歷了漫長的氏族階段。氏族製度大約起源于舊石器時代,一般認為,氏族的第一個階段是母系氏族階段,然後逐漸轉化並過渡到父系氏族階段。就中國的情況看,大約在距今5000年左右,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地區已處于新石器時代的後期和原始社會的末期,氏族組織已普遍轉化為父系氏族。父系氏族製度下的基本社會單元為“父系家族”,也稱“父家長製大家庭”,一般由三四代或更多世代的同一個男性祖先的後裔所組成。[1]

人類文明演進的大致趨勢,是社會組織關系的主體由血緣向地緣進化。這一點,在世界各民族的歷史上都體現出來,不過,由于各個民族的具體情況不同而表現出形態上的差異。如古希臘是由血緣政治轉變為地緣政治的典型。與古希臘不同,中國氏族社會的解體,是在另一種經濟生活背景下進行的。中國的先民棲息于東亞大陸遼闊而肥沃的原野間,很早就從事定居農業。人們世代相沿,大體穩定地聚族而居。這種生活方式培養了中國人對于土地的一種特別執著、深厚的情感。正因為這一點,與定居農業緊密結合的父系家族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得以長期儲存。于是,中國在進入文明之域,建立國家的過程中,社會組織血緣紐帶的解體,遠不如古希臘那樣完全而充分。中國早期的國家,並沒有以地緣取代血緣,按地域來劃分其國民,而是採取地域組織與血緣組織相結合的方式,在較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氏族社會的胎記。因此,從國家外部形態講,建立在部族及其聯盟之上的眾多方國,成為當時“天下”的重要特征;從國家內部結構講,家族組織不僅是從事生產和其他社會活動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單位,而且與國家行政系統相結合,構成“家國一體”的政治模式。上述特點,在夏、商、周的建國過程中展示得十分明顯。

中國跨入文明社會,約從公元前21世紀的夏朝開始,階級對立產生後,階級對抗的主要表現形式是氏族部落酋長職能向王權的轉變,引起氏族部落成員的反抗,而夏王則憑借軍事力量實行對各部族方國的征服和壓迫。然而此時,不論是夏人內部還是被征服的部族方國內部,原始的氏族血緣關系基本上未遭破壞地儲存下來。公元前16世紀,商人在氏族血緣組織繼續留存的情況下取夏而代之,社會結構表現為以商王為最高家族長的血緣家族系統。農業生產的基本組織形式還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農村公社。公元前11世紀,周人取商而代之,建立周朝,其大體過程以及西周的社會結構與夏、商頗為相似。可見,在建立國家後的階級社會中,作為父權製血緣性親屬集團的“家族”(或稱“宗族”)是由氏族社會後期的“父系家族”演變而來的。當然,二者也有區別,氏族社會的家族尚保留一定的“原始民主”遺風,而階級社會中的家族,其家長已具有至尊的統治權和支配權。馮爾康等在《中國宗族社會》一書中對後者是這樣表述的:“有共同的明確的父系祖先,在組織結構上,它是多級的,它包含著一個主幹家庭與由其分化而成的小家族及這些小家族再分化而成的更小的親屬組織,彼此間保持著某種形式的宗教的經濟的聯系,在這種宗族內各級族長在本族內具有支配與統治族人的地位,表現出至尊的父家長權。”

隨著“家族”的起源、演變和成形,相應的“家族製度”也逐漸形成,中國早期國家的家族製度,其主要表現形式就是“宗法製度”。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所謂的“禮”,應當包括宗法製度,既然周禮因革夏、商而來,類似的宗法製度應當在夏、商已經存在。但孔子又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顯然,由于資料缺乏,孔子也無法講清楚夏、商家族製度的具體細節。夏的家族及其製度,2012年確實已無法詳知,但商的宗法製度在21世紀已有所揭示。有關宗法製度何時起源的問題,原先最有影響的是近代學者王國維的觀點,他認為宗法製度形成于西周,商代還不存在宗法製度。但當代學者經過多年研究,已證明王國維的看法並不符合歷史事實,2013年多數學者已不再信從。商代存在宗族組織應無疑義。卜辭屢見“王族”、“多子族”、“三族”、“五族”等名稱,而多子族與王族有血緣關系,實際上就是王族的分支,商王與多子族宗族長的關系,如同後世的大宗與小宗。就繼統法而言,商代其實是以父死子繼為正統、為常態的;而兄終弟及隻是例外,並且須依照長幼次序,這本身也符合宗法精神。就區分嫡庶而言,商王祭祖重直系而輕旁系,證明立長立嫡之法在商代已經存在;卜辭中商王每稱死去的父王為“帝”,而從不稱旁系先王為“帝”,也是嫡庶之別的明證。此外,考古發掘證明,商代已有比較嚴格的宗廟祭祀製度。既然商代存在宗族組織,宗族內部的繼統法以傳子為主,並由此產生直系、旁系之分,嫡庶之分,大宗小宗之分,因此,許多學者認為,商代已經存在宗法製度是毫無疑問的,至商代晚期更臻于成熟。

至西周,宗法製度已完全成熟,且非常完備而發達。與商代相比,其突出特點是與行政製度的結合,最高表現是君權與宗權的統一,並在此基礎上規定了嚴格的嫡長子繼承製。王國維總結西周宗法製的三大原則為嫡長子繼承製、宗廟祭祀製和同姓不婚製,當代學者認為分封製也是西周宗法製的主要特征之一。

相關概述

這種製度確立于夏朝,發展于商朝,完備于周朝,影響于後來的各封建王朝。按照周代的宗法製度,宗族中分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稱天子,稱為天下的大宗。天子的除嫡長子以外的其他兒子被封為諸侯。諸侯對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國內卻是大宗。諸侯的其它兒子被分封為卿大夫。卿大夫對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採邑內卻是大宗。從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貴族的嫡長子總是不同等級的大宗(宗子)。大宗不僅享有對宗族成員的統治權,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權。後來,各王朝的統治者對宗法製度加以改造,逐漸建立了由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組成的封建宗法製。

詳細介紹

夏、商、周被史學家稱作“三代”。夏、商兩代的國家最高元首稱“帝”。夏朝的帝位由兒子接任,偶爾也有傳給兄弟的。商朝的帝位大多傳給弟弟,最後由最年幼的弟弟再傳給長兄的長子,或以行傳給自己的兒子。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滅商建周,都于鎬京,並改“帝”為“王”。周王朝的王位明確規定隻傳長子,而且是“傳嫡不傳庶,傳長不傳賢”。

周王朝的這一製度就是“宗法製”,它與中國姓氏有著直接的關系。宗法製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製度,其主要精神為“嫡長子繼承製”,這是一種以父系血緣關系親疏為準繩的“遺產(包括統治權力、財富、封地)繼承法。”

宗法製源于原始社會後期的父權家長製。隨著社會發展,漫長的原始母系氏族社會逐漸被父系氏族社會取代,並最終確立了父權在家庭中的統治地位,太古先民“知母不知父”的歷史終于畫上了句號。父權家長製家庭普遍實行“一夫多妻製”,並在諸妻中分別嫡庶。據《獨斷》記載,三代的“一夫多妻製”情況是這樣的:“天子娶十二,夏製也,二十七世婦。殷人又增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八十一部御女。

嫡與庶

周人上法帝嚳正妃,又九九為八十一,增之合百二十人也。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天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眾多嬪妃、妻妾所生的一大堆子女如果不劃分個先後次序,不立定個章法規矩,那就會亂套。這個章法就是以母親的身份和兒子出生的先後,把所有的兒子(女兒不在其中)劃分為“嫡”和“庶”兩類。嫡,正妻為嫡,正妻所生的兒子謂嫡生、嫡子,即正宗之意。庶,旁支也,妾所生的兒子謂庶子、庶出。嫡為大宗,庶為小宗。

嫡庶的劃分標準

嫡庶的劃分標準如圖所示:

妻妾

一般稱謂 宗法稱謂 繼承

嫡子

妻(正配) 三哥(20歲) 嫡長子

六哥(14歲) 嫡次子

嫡子

庶子

妾一(側室) 大哥(25歲) 庶長子

四哥(19歲) 庶三子

妾二(側室) 二哥(22歲) 庶次子

五哥(15歲) 庶四子

據《史記·殷本記》載:“自中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從而造成“比九世亂”、“諸侯莫朝”的局面。殷商後期,兄終弟及製為父子相承製代替。如帝乙的長子微子啓生在“微”,封為子爵,名啓;因啓的母親身微,非正妻,因此啓雖為長子卻不能承襲帝位。帝乙的小兒子辛(即紂王),因其母是正宮,嫡出,故繼承了殷商的帝位。正是這位辛使殷商走向滅亡。這說明殷商末期,嫡長繼承製已經確立。

據黃河流域周原(今陝西岐山)生活的周部落,在古公亶父時,嫡長繼承製還沒完全確立。古公少子季歷繼承了王位,而長子泰伯、次子仲雍出奔長江三角洲,後來建立了吳國。季歷傳位于長子姬昌,姬昌又傳位于長子姬發。姬發滅商後,大力推行嫡長子繼承製。自此宗法製度被作為立國的原則世世代代延續了下來。

根據宗法製,“傳嫡不傳庶,傳長不傳賢”的精神,周王朝規定:隻有嫡長子才是繼承王位或爵位的唯一合法者,庶子即使比嫡長子年長或更有才能,也無權繼承。這就使弟統于兄,小宗統于大宗。庶子雖然不能繼承王位,但他們可以得到次于王位的其他爵位。

分封製度

為此,周王朝依據宗法製度的基本原則,又創設了“分封製”,其具體辦法是:一、周王朝的國王以都城鎬京為中心,沿著渭水下遊和黃河中遊,劃出一大片圭地,建立由周王直接統治的中央特別行政區,此謂之“王畿”。二、王畿以外的全國所有土地,劃分為大小不等無數塊,分封給各路諸侯。但這些封國面積很小,實質上都是一個個城堡式的軍事據點,以此為中心對四周地方加以控製,大概二三十個封國加起來的面積也沒有王畿大。這就保證了中央對封國的絕對控製權,諸侯國象群星捧月似的,環繞拱衛著王畿。

同姓封國

凡是姬姓的周王室親族,每人都可分到一塊土地,在那裏建立封國,此即同姓諸侯國。周初,先後分封了71個諸侯國,其中周武王封其兄弟立國者15 ,姬姓立國者40人。如,周武王封其弟振鐸于曹(今山東定陶),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山西翼城)。周公平定武庚叛亂後,又分封周朝王室子弟26國。

異姓諸侯

這又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分封少數有功之臣,如姜子牙封于齊;二是分封一些既不能征服又防止作亂的部落,如夏王朝的後裔東樓公(姒姓)封于杞國,伏羲氏的後裔(風雄)封于宿國。周武王又將已滅國商紂王之子武庚(子姓)封于宋國,以示政治安撫。後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被周公平息,改封紂王庶兄微子啓于宋國。

周王朝分封諸侯國之後,上古長期存在的“部落”自此逐漸消失,為封國所代替。周初封國地位平等,直屬中央管轄,但國君的爵位各有高低,故封國的面積也大小不一。周王朝將封國國君的爵位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級,五級以下還有第六級“附庸”。附庸國的面積更小,附屬于附近較大的封國。這五級爵位的產生,系根據宗法製的嫡、庶關系而定,如圖: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 第七代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嫡子) (嫡子) (嫡子) (嫡子) (嫡子) (嫡子) (嫡子)

國 王 國 王 國 王 國 王 國 王 國 王 國 王

小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庶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公 爵 公 爵 公 爵 公 爵 公 爵 公 爵

小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庶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侯 爵 侯 爵 侯 爵 侯 爵 侯 爵

小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庶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伯 爵 伯 爵 伯 爵 伯 爵

小 宗 大 宗 大 宗

庶 子 嫡 子 嫡 子

子 爵 子 爵 子 爵

小 宗 大 宗

庶 子 嫡 子

男 爵 男 爵

小 宗

庶 子

平 民

周初諸侯

所有封國的國君總稱“諸侯”。周初五級封國與附庸國的情況如下:

等級 爵位 法定面積 舉例

一 公國50平方公裏 齊、魯

二 侯國 35平方公裏 晉

三 伯國 35平方公裏 申

四 子國 25平方公裏 黃、羅、祝、邾

五 男國 25平方公裏 許

六 附庸 不足25平方公裏 蕭

由上可知,西周初期的諸侯國領土很小,不少封國隻是一個城。東周開始,各諸侯互相吞並,疆城才逐漸膨脹,各諸侯大國才建都,並成為和周王室分庭抗禮的獨立王國。

在西周時代,除了中央直接分封各路諸侯外,各諸侯在自己和領地內再分。諸侯一般將的中心地區留給自己直接統治,其餘土地再分封給他嫡長子以外的親屬——卿大夫,此類封地稱為“採邑”卿大夫也將自己分得的採邑再分割給他嫡長子以外的親屬——士,稱作祿田。于是,全國就形成了一個以國王室為中心,向四周輻射,由四周拱衛的統一的等級分明的宗法分封政治結構。

總結說明

由上,我們可以提出:

⑴宗法製規定嫡長子繼承王位、國君位,其餘的庶子一律分封出去;

⑵諸侯之封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

⑶諸侯再將部分國土分封給卿大夫作為採邑,卿大夫又將部分採邑分給作為祿田。

這樣,周王朝與分封諸侯國就保證了他們世世代代的宗族統治,萬裏江山遂成一家。如下圖示:

嫡長子(大宗)——承襲王位

周天子嫡長子(大宗)——承襲國君

眾庶子(小宗)——分封諸侯 嫡長子(大宗)——卿大夫

眾庶子(小宗)——分封卿大夫

眾庶子(小宗)——分士

西周宗法製直接導致了分封製,分封抽使國內分割成大大小小的諸侯國,諸侯國又產生了眾多卿大夫的採邑。採邑又被分成無數大小的祿田。由于諸侯國、採邑(邑、關)、祿田(鄉、亭)的地名直接轉變成了“氏”(以國為氏、以邑為氏、以關為氏、以鄉為氏、以亭為氏),于是,中國人的姓氏遍地開花,驟然增多。——這就是宗法製度對中國姓氏產生的根本影響。

宗法製度對中國社會演變的影響有:

一、宗法製導致中國父系單系世系原則的廣泛實行

所謂父系單系指的是血緣集團在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員的地位,女性在繼承方面沒有權力。西周的家庭關系與宗法製度密切聯系,突出地表現為“父權統製,男尊女卑”的觀念及夫妻不平等。宗法理論及宗法社會有“出婦”之道,漢代統治者為加強家庭中丈夫的統治地位,還製造了“夫為妻綱”的理論,漢儒又總結了“婦女七出”,這七條都是因為違反了宗法原則。婦女沒有家庭財產的繼承權,“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女人出嫁後連姓氏都要隨夫,因此也不能繼承娘家的財產。在某些專業技藝、技巧方面有家規行規,如“傳子不傳女,傳媳不傳女”。《禮記·郊特牲》言:“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從公權方面體現,則是不允許母系成員染指且也不傳給女性的後代,因此,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在歷史上一直被看作不正統,遭到滿朝官吏的非議,史家的譴責,但在歐洲、印度,女皇、女王是很普遍的。

二、宗法製造成家族製度的長盛不衰

宗法製明顯體現宗族森嚴。封建社會,宗族主要以家族方式體現,家族長盛不衰的依據有祠堂、家譜、族權。祠堂主要供奉祖先的神主排位,對祖先的崇拜,是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的一個重要特征。對祖先的祭祀是最重要、最嚴肅、最重的禮製,“禮有五論,莫重于祭”。祠堂也是宗族的祭場所,還是向宗族成員灌輸家規、族規的場所,所以祠堂起強化家族意識、維系家族團結,在精神上起到訓導家族尊宗的作用。家譜是家庭的檔案、經典、家族法規,主要起到止戰亂、流動所導致的血緣關系的紊亂,防止家族瓦解的用,還是解決家族糾紛,懲戒不孝子孫的文字依據。家族製度長盛不衰的最主要標志是族權,族權對中國歷史影響頗深,成為套在中國人民脖子上的四個枷鎖之一。族權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⑴族權在宣傳封建倫理,執行封禮法上有獨特的功能。族權憑借自己的血緣宗法製的特點,比政權赤裸裸的灌輸顯得更加有效更容易起到管攝天下人心的作用。⑵族權在強製執行封建禮法方面,其威力往往在地方官員之上。因為族長與家族成員有著血緣關系,所以他們比官吏更貼近家族成員,他們可以對家族成員毫無顧忌地施加教化,甚至對違規的成員實行處罰。⑶族權在維護封建秩序、鞏固封建統治方面,很大程度上承擔了地方政權職能。如:農民發動起義時,族權就起到補充政權的功能。東漢末年的部曲,清朝的團練、鄉兵就是族權維護封建統治的表現。⑷族權以血緣親屬關系掩蓋階級關系的優勢,有效地粉飾封建政權階級壓迫的本質。如從東漢末到南北朝這段歷史,中國出現了四分五裂的狀態,這種狀態顯然與族權的強大有密切的關聯:社會上出現了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宗主、壁主等族權組織形式,事實上形成了一個個獨立的自治的鄉土社會,就像古代所言“山高皇帝遠,村落猶一國”。

三、宗法製導致中國出現“家國同構”

家與國同一結構是宗法社會最鮮明的結構特征,這種宗法製結構的明顯特點,在中國封建社會被長期保留下來。何謂家國同構?即家庭或家族與國家在組織結構方面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說不論國家或家族、家庭,他們的組織系統和權力結構都是嚴格的父權家長製。家國同構的共同性具體表現為“家是小國,國是大家”。在家庭或家族內,父親地位尊,權力最大;在國內,君主的地位至尊,權力至大。所以,家長在家庭中就像君主一樣,即“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周易·家天下》)。而君主就是全國指名的嚴父,各級行政長官也被百姓視為父母,所謂“夫君者,民眾父母也”(《新唐書·禮三本》)。對此,馬克思說:“就像皇帝通常被尊為全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各個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轄的地區內被看作是這種父權的代表”。所以,家國同構可以看作父親為一家之君,君為國父,君與父互為表裏,國與家是彼此溝通的。因此,中國古語有“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禮記·雜記》)的說法。這種結構表明宗法關系滲透到社會各個方面,它掩蓋了階級關系、等級關系,家國同構直接導致了家庭或家庭成員和國家子民品質的統一,這就是忠、孝同義,也即“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之說。忠的內容和孝一樣都是對權力的絕對順從,所不同的僅僅在于他們所順從的對象不一樣。中國古代《孝經》稱:“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忠和孝成為中國的道德本位。

四、宗法製對現代中國社會的影響

宗法製實際上是以種群為區分的缺乏自我存在意識的團體,這是一種原始的組織結構,但就是這種原始的結構至今還影響著現代中國包括社會、政治、文化等諸多層面,如果將這些碎片拼湊起來,就不難發現諸多所謂“中國特色”現象的精神根源。

中華文化君、臣、父、子,看似經緯萬端無非就是一個“德”字,而這種“德”就始自于宗法製。宗法製習慣依托于道德去組織和管理族群,因為他們發現在對族群的管理中法律顯然過于迂腐和呆板,但往往在道德的幹預下,許多事情的處理不但能變得高效,而且更靈活且具備相當的延續性。因此社會成本最低的“道德”成為了宗族製度的首選管理方式。現代社會我們觀察生活,依然不難找到這種道德標志和體系,“尊老愛幼”,看似民族美德,其實與“君臣父子”並無二致,而“君臣”與“尊老”也並無二致。現代社會雖然已經廢除了帝製,上下級之間的尊卑關系也不是那麽的牢靠,但父子與尊老的道德關系依然牢固,這種看似天經地義的道德價值,其實其內在邏輯與君臣之尊卑無異。[2]所以在此建製下繁衍出言諫製度,而言諫製度不以宗法,而以法律與仁義作為首,下者可諫上,故有曰當仁不讓,就算君臣,父子,師生當遇上違背之事,亦以律義當頭,成為中國獨有的製度。而言諫製度亦規範天子之諭,下臣可以當朝律例,阻止皇帝進行違反律法的行為。然而于西洋社會上從來無此製,以致歐洲社會一直處于封建社會直至工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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