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科 -孫中山長子

孫科

孫科(1891年10月20日-1973年9月13日),字連生,號哲生,廣東省中山縣南朗鎮翠亨村人,國父孫中山先生長子,其母是孫中山的原配夫人盧慕貞

早年留學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畢業。1907年加入同盟會,1917年任孫中山大元帥府秘書、參議院議長秘書。1921年任廣州市市長。1947年任南京國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辭職,後長期旅居香港、法國、美國等地,1965年任台灣“總統府”高級咨議。1973年9月13日在台北逝世,埋葬于台北市陽明山第一公墓,享年82歲。

  • 中文名
    孫科
  • 別名
    孫哲生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廣東省香山縣
  • 出生日期
    1891年10月20日
  • 逝世日期
    1973年9月13日
  • 職業
    政治家
  • 畢業院校
    哥倫比亞大學
  • 政黨
  • 逝世地點
    台灣省台北市
  • 父親
  • 母親
    盧慕貞
  • 妻子
    嚴藹娟陳淑英藍妮(藍業珍)
  • 兒子
  • 女兒
  • 信仰
    三民主義
  • 主要成就
    是中華民國史上唯一曾任考試院、行政院、立法院三院院長
  • 代表作品
    《憲政要義》,《中國與戰後世界》,《中國的前途》等

孫中山長子

孫科是孫中山先生長子,其母是孫中山的元配夫人盧慕貞

孫科幼年隨母赴檀香山依孫中山長兄孫眉為生,16歲考入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1916年畢業後進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攻政治、經濟,回國後歷任政府要職,曾三任廣州市長,兩任立法院長,還擔任過交通、青年、鐵道等部的部長,以及行政院長等職。1947年並任國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去台灣,1951年赴法國,1952年移居美國。1965年任台灣“總統府”資政,1966年任台灣“考試院”院長。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終年82歲。

在翠亨村的照片僅存三張

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記者前往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採訪過程中,才知道孫科四歲就隨母離開翠亨村到夏威夷逃難,年幼時在翠亨村留下的生活片段已早消逝在漫長的歲月中,成年後步入政壇的孫科在翠亨村留下的足跡也隻停留在史書的簡單記載,甚至在如今的翠亨村也沒有流傳過孫科在翠亨村的大小故事。

孫科和他的姐妹們孫科和他的姐妹們

沿著故居正門而入,繞過客廳右拐,甚至穿遍整個房子,隻有孫中山的臥室、書房,孫眉的臥室等,並不見有孫科的房間。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孫科很小就離開翠亨村,村裏和紀念館對他的記載極少。記者跑到故居後面的農業示範區,希望能感受孫科童年玩耍的蹤影。農業區內稻田、蔬菜、瓜類等各種農作物井然有序,走在田埂邊,不時有些小青蛙受驚跳入水溝,且能聞到陣陣蕩漾在空氣中的稻花香。田地前面是一些斷瓦頹垣,村民說那是當年村裏為防盜賊而建起的圍牆,記者還聽說舊時村裏小孩是很少到圍牆外遊玩的,特別對于不超過四歲的孫科來說,估計到圍牆外的機會更少。

在紀念館二樓關于“孫中山子女”展示廳裏,有一專門展示孫科的展覽間,記者發現裏面文字和圖片並不多,隻是粗略地記載著孫科一生某些重要時期,照片更是少得可憐,特別是孫科在翠亨村所拍的照片。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有關專家介紹,目前該館保留有三張孫科在翠亨村的照片,一張是孫科站在故居水井旁所拍,因為當年父親孫中山就是在水井邊出生的;一張是孫科夫婦在翠亨村的合影;另一張是孫科一家的全家照。

孫科一生有幾次比較正式回到翠亨村,除1916年至1917年間外,一次是1931年,他回家鄉主持籌建私立總理故鄉紀念中學,也即是今天的孫中山紀念中學;第二次是1947年,其母盧老夫人80大壽,孫科以國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榮歸故裏,在紀念中學廣場大擺壽席,宴請鄉親父老。

檀香山留下美好童年

談起孫科,還得從檀香山說起。1891年10月20日,孫科生于香山縣翠亨村。在四歲那年,和襁褓中的妹妹、祖母楊太夫人、母親盧慕貞,在同鄉的帶領下漂洋過海投奔在檀香山經商的大伯孫眉。若幹年後,他才懂得是因為父親孫中山1894年領導的廣州起義失敗,全家才被迫背井離鄉,流落異域的。孫眉在檀香山經商致富,孫科初到檀香山,因為年紀還小,再加上附近沒有學校,就沒有正式讀書。不過,盧慕貞盡管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像所有傳統的中國婦女一樣,望子成龍。她教兒子念《三字經》、《千字文》等,又教兒子臨摹字帖。大約過了兩三年,孫眉才請來同鄉一知識分子為孫科授課,還召集附近的十幾個華僑兒童,在離農庄一裏多遠的地方,蓋了一幢木房,辦起了私塾。年幼時《四書》、《五經》、《昭明文選》等一類的中國古書,使孫科在這段時期裏打下了較扎實的國文基礎。

1910年,孫科與父親在檀香山合影1910年,孫科與父親在檀香山合影

檀香山,給孫科留下了美好的童年。據故居紀念館工作人員介紹,史料記載,孫科回憶過,那是一處人煙稀少的偏僻地區,不容易找到一個和自己年齡相當的玩伴。好在牧場裏養不少的馬和牛,一天到晚盡逗著那些牲口玩,倒也十分快樂。孫科晚年不無自豪地說,“我六七歲時就學會了騎馬;馬是沒有鞍子,隻在馬頭上系一根繩子,即縱身躍上馬背,到處馳騁。有一次不慎從馬背上翻下來,跌破了頭,我怕大人斥責,影響以後騎馬的樂趣,所以忍住疼痛一聲不吭,裝得蠻不在乎的樣子。此外,我也經常幫助大人做些擠牛奶的活,有時還跟著大人把農產品運到市場去銷售。”

蔣介石棋子

1965年10月29日,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班機在台灣松山機場降落。機場上聚集著在台灣的政要和各界名流達1000餘人,他們在等待著一個“特別”人物的到來。​

飛機落地後,機艙門開啟,隻見孫科面露笑容走下飛機,頻頻頷首向歡迎人群致意。這是孫科在去美國十幾年之後,重又投入到國民黨的懷抱。

蔣經國的陪同下,孫科一行驅車前往陽明山賓館。稍事休息後,孫科夫婦及公子孫治平夫婦前往台北市中心的飯店,出席馬超俊、梁寒操、鄭彥棻等為其舉行的洗塵之宴。

當晚的宴會上,孫科對《中央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說:“這次自美返回,是為參加國父百年誕辰紀念,了解島內進步情形,並會晤闊別多年的親友故舊。”

孫科返台,名義上是參加“國父百年誕辰”紀念,但這不過是個借口,實際上他已準備長期落戶台灣,但對外似乎不便明說。他希望自己能風光地、體面地受到款待,畢竟他在美國已經孤獨了許久,所以心理上不希望在返回台灣時被冷落。

1965年孫科(中)夫婦返回台北,立法院1965年孫科(中)夫婦返回台北,立法院

10月30日,孫科由蔣經國、鄭彥棻陪同,自台北乘坐專機,飛抵台灣南部晉見蔣介石,並由此拉開了他回台非常之行的序幕。

蔣介石設午宴款待孫科,席間兩人都極力回避過去不愉快的往事。他們坐在一起,隻是敘敘家常,不時偶露笑聲。午後,孫科乘機返回台北。

從這天開始,孫科進入了他人生的又一“高峰”期。一直到12月底,孫科是台島最為忙碌的人物,出鏡的頻率甚高,不是參加宴會,就是請他講演、參觀、揭幕、剪彩、接見,他應接不暇。也許是多年的守望,也許是似曾相識的感受,75歲高齡的孫科精神抖擻,一一應對。

孫科沒有想到的是,國民黨敗退台灣,他本人辭去副總統遠赴海外十幾年後,他又一次成了蔣介石手中的一枚棋子。

時光飛逝,當年的故舊,不少已撒手人寰。上了年紀的人更容易懷舊,孫科當年沒能參加逝友的葬禮,如今回台了,不能不去他們的墓上看一看,掬一把土,寄托哀思。孫科相繼去了陳誠、于右任的墓前致祭,並到公墓吊唁了許世英、吳忠信、蔣夢麟、朱家驊、洪蘭友、俞鴻鈞、傅秉常、錢新之等老友。其後,他又參加了居正夫婦靈骨安葬禮,祭拜了哥倫比亞老同學胡適博士。觸景生情,孫科頗為傷感,不斷嘆息著歲月無情,人生苦短。

這時的孫科,就像明星演出一樣,馬不停蹄地趕場子,忙得不亦樂乎。那一陣,孫科恨不能分身有術,許多單位不得已,隻好合在一起恭請他。

1966年11月12日這一天,是孫科返台一系列活動的高潮。上午,他參加了各界舉行的“慶祝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大會”。下午4時,“國立中山博物院”大廈舉行落成典禮,孫科主持“國父”銅像揭幕後致辭:“在南京中山陵的國父白大理石像,是1928年聘請法國名雕塑家塑造的,現在這座銅像模型大小一樣,稍微低一點,現在大家對國父都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感想,個人謹向國人與鑄造國父銅像,籌建博物院的有關人士致謝。”

12月16日中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在台代表李宗黃、張知本、黃季陸等聚餐,歡迎同為代表的孫科。算一算時間,那已是41年前的事了,如今老友重逢,頗為動情,若不是他們命大,恐怕隻能在另一個世界相會了。

在近兩個月的忙碌之後,孫科總算歸于平靜,可以安坐在家中。

在蔣介石提名下,孫科接任了“考試院”院長一職。訊息傳出,反應不一,有人認為以他的學識與資望,未免大材小用;有人覺得他淡出政壇多年,重又回到台灣做官,有點“鬼迷心竅”。孫科對于外界的批評,少加辯白。孫科接“考試院”,按理可入住院長官舍,那是位于“考試院”斜對面一座寬大雅靜的平房。可他卻將其改為“考試院”圖書館,供屬下充作進修場所,自己則與家人仍住在舊房。

孫科晚年,可謂是精神領導“考試院”達7年之久。他隻把握政策,至于具體工作,則放手由部屬去做。“考試院”在他的領導下,的確做了不少事,行政部門和人事單位主官對他非常尊重,“兩院”協調密切,凡事也就迎刃而解。

1973年9月13日下午5時,孫科突發心髒病,在台北榮民總醫院結束了他的一生,終年83歲。

生平經歷

1895年隨祖母移居夏威夷檀香山,檀香山中學畢業,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文學士,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法學博士。

1917年返回中國,在廣州擔任大元帥府秘書。1918年至1920年期間,擔任非常國會參議院秘書兼《廣州時報》編輯。1921年任廣州市長兼治河督辦。1922年到香港處理討伐陳炯明的籌款工作。1923年2月再任廣州市長。同年10月參與中國國民黨改組,獲指定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負責起草黨綱章程。1924年主持國民黨廣州特別黨部,6月與黃季陸合作提出《彈劾共產黨案》。

孫中山獨生子孫科孫中山獨生子孫科

1925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開府,任政府委員。1926年1月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5月第三次就任廣州市長。1927年3月,任國民黨常務委員與國民政府常務委員。7月隨汪兆銘清共。1928年1月與胡漢民與伍朝樞赴英德等地考察,起草《中國國民黨訓政大綱》,協助製定《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10月任鐵道部長與考試院副院長。

1931年2月,在蔣介石與胡漢民之爭中支持胡漢民。5月參加非常會議,任廣東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內尋求合作,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長,但旋因政府財政拮據而被迫下台。1932年年底任立法院長與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主張結束黨治,還政于民。1936年主持起草和公布《五五憲草》,和組織中蘇文化協會。

抗戰期間續任立法院長,並與蘇聯談判,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中蘇商務條約》。1946年1月,代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商,然後跟隨蔣介石進攻共產黨佔領區。1947年4月任國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初,競選第一屆行憲副總統,敗于李宗仁後,5月再被任為立法院長。11月,獲蔣任為行政院長。蔣介石于1949年1月下台,由李宗仁代任總統。孫科認為南京不穩,將行政院遷往廣州,一度令李宗仁政府無法運作,亦無法與共產黨和談。孫科亦是中國共產黨在1948年開列的43名國民黨戰犯之一。

1949年3月,辭職移居香港。1950年遊歷巴黎、西班牙等地,于1952年定居美國洛杉磯,以種菜、讀書渡日。

1965年由美國至台灣,任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考試院院長,1967年出任東吳大學董事長。

1973年9月13日在台北逝世,埋葬于台北市陽明山第一公墓,享年八十二歲。

人物功績

民主革命活動

1、孫科16歲在檀香山加入國盟會,1910年參與檀香山同盟會領導人盧信創辦《自由新報》工作,在報館擔任英文撰寫,他遵循孫中山關于辦報是“寫給華僑看的、文章不必多談理論,史談滿清侵略我們,壓迫我們的事實就行了”的指示,撰寫滿人入關以後虐待漢人殘殺漢人的資料,發表了“揚州十日”“文字獄”“焚書”等文章,使華僑進一步認識清廷的反動面目。以後清廷的領事館要想再在華僑中進行破壞同盟會的活動就不那麽容易了。同盟會在檀香山的活動,就得到華僑的信任和支持。

孫科與妻子孫科與妻子

2、于1917年護法,隨父親孫中山回廣州任大元帥機要秘書,並任廣州英文時報主筆,1919年奉孫中山之命到澳門以特派員身份,在鵝眉街十號設辦事處,接洽各方代表,策動起義。並配合吳鐵城、古應芬、胡毅生、李朗如分頭策動廣東護國軍第五軍軍長魏邦平,廣惠鎮守使李福林所部二萬多人,于九月廿七日在廣州河南、珠江三角洲一帶宣布獨立。1920年3月16日,受孫中山令策動李綺庵起義,此時,江防艦隊魏邦平、湖南譚廷?等南下聲討莫榮新,莫在多面攻擊下逃出廣州,粵軍就在1920年10月攻克廣州。孫科這時也同到廣州,不久擔任廣州市市長的職務。

3、協助籌餉

孫中山進行民主革命活動,經費是十分困難的。收入少,支出大,處于“有一餐吃一餐的困難境地。”孫中山除了靠財政部收入外,就靠孫科、朱執信、古應芬等人籌餉。孫科在澳門辦事處除了策動軍隊起義外,就籌款買軍火、印傳單,及時匯款給孫中山。1922年除任廣州市長外,還兼管北伐後方籌餉事宜。

4、參與改組國民黨

粵軍陳炯明叛變,第二次護法運動又遭到失敗,孫中山認識倒,依靠新老軍閥都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在中山共產黨的支持下,下決心改組國民黨。孫科參與了籌備工作。在1924年1月20日召開的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他提議,亦經大會同意,組織九人黨務委員會(成員是譚平山、廖仲凱、謝持、孫科、張秋白、王法勤、彭素民、鄧澤如、劉盧隱);他還代表黨務委員會,對國民黨章程草案要點,作了說明,在大會上發揮了一定作用。

建議香山縣易名

孫中山病逝不久,孫科就和國民黨元老在1925年和1929年建議國民黨政府的原香山縣改為中山縣和中山模範縣。

支持反對蔣介石獨裁

在1931年2月扣押胡漢民于湯山,國民黨內震動很大。5月3日廣東陳濟棠、餘漢謀、香翰屏、李揚敬、揚鼎中、朱為珍、陳策、黃任寰、張端貴、陳慶雲、黃光銳等聯名通電,回響古應芬等彈劾蔣介石之通電,要求蔣引退。蔣怕事態惡化,派吳鐵城從南京到上海,與孫科商議解決,由孫科出面斡旋。到5月11日,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李品仙、黃旭初、楊騰輝、梁朝璣、薛岳、吳奇偉、廖磊、韋雲淞、唐生明、黃鶴齡、覃連芳、韓彩風等通電聲討蔣介石,提出要“會師長江,抵定金陵”“救國救黨”。在5月17日,桂方還派代表白崇禧到達廣東,與陳濟棠聯合反蔣。緊跟著,北方石友三發布通電,支持廣州軍人反蔣。

在反蔣聲勢日益高漲情況下,孫科轉變了作為調停人的身份,在5月24日與陳友仁、許崇智到香港,同汪精衛、唐紹儀、張發奎、白崇禧等一起,商討兩廣州情勢。同時,孫科、唐紹儀、陳友仁趕回廣州,與陳濟棠舉行會議。第二天唐紹儀、古應芬、林森、孫科、許崇智、陳濟棠、李宗仁、陳友仁、陳策、李文範等,在廣州聯名通電全國,要求蔣介石在四十八小時內下野。孫科自己還另電蔣介石,聲時支持唐紹儀等通電。同日,孫科在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發表演說,指責“蔣介石獨裁,中央一切權力,均為老蔣一人所包辦。……,蔣介石這個鼠子,不比普通的鼠子,真是個疫鼠,我們無論如何都要鏟除”。五月二十六日,孫科、陳濟棠再次電促蔣介石立即下野。孫科通電給蔣很大壓力,蔣看了後暴跳如雷,把通電撕得粉碎。

跟著孫科、汪精衛、唐紹儀聯合召開在粵國民黨中央執委、監委會,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並發布宣言提出:“……推倒蔣介石之獨裁,完成國民革命”。同時,決定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宣稱南京政府已成為蔣介石獨裁的工具,廣州“國民政府自今日始,事事當反蔣中正之私,面向于總理之公”。孫科均被推選為國民黨常委的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廣州政府成立後,舉行了討伐蔣介石的誓師大會。

寧粵對峙局面,後因“九·一八”事件發生,蔣介石于1931年10月釋放胡漢民,並在10月22日親到上海,同胡漢民、孫科等會談,確立的解方針,雙方還派代表開了七次議和會議,達成協定,蔣便下台,事件乃告結束。

積極主張抗日

“一·二八”事件發生後,孫科態慶鮮明地支持十九路軍英勇打擊日本侵略者。去電國民黨執行部的西南除了經濟上給十力路軍支援外,先後由丁紀徐和張惠長率機隊飛赴上海抗日。

抗日戰期間,孫科主張聯蘇抗日,受到親日派汪精衛的排擠。他還是多次的蘇聯駐華在使商談,經蔣介石同意簽定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不久,蘇聯派朱可夫率領軍事代表團來中國。蔣介石、孫科接見了代表團,得到蘇聯近千架飛機和三千空軍人員的援助。(其中犧牲在中國的蘇聯空軍人員約四百人。)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都空軍的囂張氣焰。

1937年後,全國人民抗日熱忱空前高漲,孫科先後兩次赴蘇,爭取蘇聯的援助。第一次分爭取得蘇聯援助幣二萬萬殛的五千萬殛,1939年4月又到莫期科得一億五千萬美元借款,並商談了“中蘇通商航海條約”,孫科兩次赴蘇都得到斯大林的接見。孫科在英倫的國內演說,都主和親蘇政策。同時,孫科還擔任中蘇文化協會理事長,主張中蘇親善,出版進步書刊,受到反動的CC文棍的攻訐。

不贊成打內戰

孫科孫科

抗日勝利後,蔣介石又掉轉槍頭打內戰了。孫科當時作為政治協商會議的首席代表,和中共代表團談判,在國內外輿論壓力下,在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簽訂了“停戰協定”,成立由國、共、美三方面組成的軍事三人小組,監督協定的執行。事是,全國舊政協會議結束,蔣介石就撕毀了“停戰協定”,全面向解放區進攻。

而那時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發表所謂“廣東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部隊,隻有土匪”的謊言,調動了七、八軍隊向東江縱隊進攻。1946年3月,孫科來廣東、召開記者招待會公開講演:“不贊成內戰”。而當時廣州學生運動興起,到孫科下榻的市政府賓館要見孫科,學生代表向孫科提出要承認東江縱隊是中共部隊,要停止在廣東打內戰,孫科也表了態,答應轉給蔣介石。這時李濟深、蔡廷楷等民主人士做了上層工作,終于使國民黨政府簽訂了華南中共武裝北撤的協定。

重視建設紀念中學

為紀念孫中山先生,孫科從南京、廣州籌集了三十八萬元回到中山,積級開展籌建工作,從1931年開始到1933年經費已經同完了,尚差十萬元,他便同當時中山縣長唐紹儀商量,唐氏表示大力支持,于是唐紹儀、孫科一起召開了專門會議,成立了校董會(校董有唐紹儀、孫科、鍾榮光、吳鐵城、王雲五、戴恩賽、林逸民、楊日華、陸肇強、楊子毅等),決定抽撥六萬元作為學校年經費。

孫科重視建設紀念中學孫科重視建設紀念中學

同時,專門報告省府,截留應上繳省府的十六萬元護沙費,撥給籌建紀念中學使用,並確定把屬于中山縣大、小霖(現珠海市轄)廣仁圍十頃沙田作為校產。經過積極籌建,使該校建成,在1934年7月開始部分招生。1935年就全面啓用了。由孫科擔任校長。中山淪陷前,1938年10月,他把紀念中學從翠亨遷到澳門。抗戰勝利後,紀念中學遷回翠亨村原校,孫科回到中山,組織了基金委員會,委派楊日華為主席,林逸民、孫治平、孫治強為委員,把沒收縣內敵偽產業作為基金。他籌建紀念中學固然為了紀念孫中山,同時也為國家造就人材。他撰寫的《總理故鄉紀念學校記》中寫道:“本校之建,固所以追懷總理不世之勛,亦所以策勵諸生矢志于學,有以明夫立國之本耳。”五十多年歷史證明,紀念中學確實為國家造就大批有作為的人材。

家庭生活

夫人

元配夫人:陳淑英

孫科的元配夫人為陳淑英,孫科1912年出國留學時,就與表妹陳淑英在檀香山成親,婚後陳淑英與丈夫相伴而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孫科供職京城,由于南京濕熱難熬,夫人陳淑英生病,無法適應這裏的生活,便返回澳門養病。她在1947年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中,以香港青年救護團主席、香港婦女群福會會長身份當選廣東省中山縣國民代表。

二夫人:藍妮

孫科的二夫人為藍妮(學名藍業珍,乳名巽宜),民國不為人知的名門四女之一,出生于沒落貴族世家,父親為藍世勛是江蘇省稅務局局長。藍妮曾與上海名門李調生之子李定國于1934年,24歲時結婚生了三女和一個兒子李振亞,李振亞後來結婚生下李蒙(藍妮的孫女),即駱家輝的夫人。

藍妮與孫科的結婚照藍妮與孫科的結婚照

藍妮與李定國離異後經由同學陸英介紹認識了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長子孫科,因為外語能力強做事條理有方而成為民國立法院院長孫科私人秘書。孫科決定娶藍妮為二夫人。婚後,孫科藍妮出雙入對,非常恩愛。為了表示自己對她的忠貞感情,他親筆給藍妮寫了一張字據:我隻有元配夫人陳氏與二夫人藍氏二位太太,此外決無第三人,特此立證,交藍巽宜二太太收執。

子女

孫科有2個兒子:孫治平和孫治強,4個女兒:孫穗英、孫穗華、孫穗芳和孫穗芬,人稱“四朵金花”。

孫治平,孫科的長子。中華民國遷移至台灣後,孫治平與比自己小1歲的弟弟孫治強長期旅居美國。1965年,孫治平陪父親孫科到台灣,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會委員等職、台灣電視公司副董事長等職,1980年起定居香港。2005年在香港柴灣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病逝。孫治平有一子孫國雄,1943年生。

孫治強,孫科的次子。到台灣後一直懷才不遇,第一次婚姻也以失敗告終。孫治強再婚後,生得兩子孫國元和孫國升。孫治強晚景凄涼,不但生活拮據,而且身體欠佳。為了治病,他隻能在台北市榮民總醫院附近租屋居住。2001年在美國因肺炎而撒手塵寰,享年87歲。孫治強還有2名女兒孫嘉霖和孫嘉瑜,現均旅居美國。

孫穗英,孫科的長女,生于1922年,生有一子林德傑和一女林淑真。

孫穗華,孫科的次女,生于1925年,育有一子張孔穎和2個女兒張樂文和張樂真。

孫穗芳,孫科的三女,1936年生于上海,其母嚴藹娟在與孫科未婚同居時有的她。但由于孫科另有所愛,孫穗芳隻能在沒有父愛中降臨人世。孫穗芳曾著《我的祖父孫中山》和《我的祖父孫中山先生紀念集》等書。

孫穗芬,孫科的幼女,1938年在上海出生,其生母藍妮是孫科的二夫人。1955年,孫穗芬高中畢業後,成為中華民國及台灣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空中小姐。她生有孫忠仁、孫忠傑和孫忠偉3個兒子。2011年1月1日于台北市發生車禍,一度傷勢好轉,但于同年1月29日下午,因車禍傷勢過重逝新光醫院,享壽72歲。

被蔣劫持

在台北“國史館”收藏的蔣介石檔案中,有蔣介石命親信根據自己日記編定的事略稿本。1945年的蔣介石事略稿本中,記錄了孫中山之子孫科在抗戰勝利後私自前往南京,後被蔣介石派人強行弄回重慶的一段隱情。這其中,既有孫科、蔣介石對中共問題的政見之爭,又摻雜了孫科不滿二太太藍妮被扣押的私人恩怨。本文選摘自《縱橫》雜志2009年第5期,作者楊雨青。

在台北“國史館”收藏的蔣介石檔案中,有蔣介石命親信根據自己日記編寫的事略稿本,其真實性已經為蔣介石日記原稿所證明,而其收錄的與日記相關記載有直接關系的電報、手令、信函等檔案,則大大豐富和拓展了蔣介石日記的內容。筆者依據蔣介石事略稿本,為讀者展現一些不太為人所知的故事,本文即是其中一篇。1945年的蔣介石事略稿本,記錄了孫中山之子孫科在抗戰勝利後私自前往南京,後被蔣介石派人強行弄回重慶的一段隱情。這其中,既有孫科、蔣介石對中共問題的政見之爭,又摻雜了孫科不滿二太太藍妮被扣押的私人恩怨。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打敗日本關東軍。國民政府派軍隊前往東北,並設立行營,要從蘇軍手中接收東北政權,而中國共產黨也調遣部隊在東北建立根據地。東北問題、中蘇關系、中共問題等,都成為時局焦點所在,對蘇政策變得更為重要。

孫科曾被蔣劫持孫科曾被蔣劫持

身為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的孫科,在國民黨內一向以自由派、民主派的形象著稱,他一再提醒蔣介石,中蘇“接壤萬裏,蘇聯的最終目的是行共產主義,我們如果取反共立場,當然人家要當心我們,以為反共就是反蘇”。他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中共問題,以便爭取蘇聯在東北問題上與國民政府合作。他呼吁:“今後我們要建國,唯一的條件,是需要與我們的盟邦(蘇聯)親善……國內問題隻有用政治方法求解決,不能用武力解決。”

孫科公開呼吁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反對打內戰,引起蔣介石的強烈不滿。蔣介石在日記中指責孫科“誣蔑政府,與中共合作,以俄人為後盾,意圖奪取國府主席”。

1945年11月,孫科在未得到批準的情況下離開重慶,前往南京,並欲往上海。鑒于之前在一些問題上孫科與蔣之間政見不合,對此已經出現謠言,說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部出現分裂。因此,絕對不能讓孫科赴滬,以免引起誤會。此外,抗戰勝利後,中共和國民黨為組建新政府而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初定于20日左右開會,國民黨必須在事前有所準備,不能有任何疏漏。因此在11月12日,蔣介石特地派遣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乘專機趕赴南京,力勸孫科返回重慶。奉蔣指示,吳鐵城與孫科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請他回重慶商議。

孫科表示,對中共問題,他素來主張以政治解決,不套用兵。現在軍人方面已摩拳擦掌,準備以軍事解決,他即使馬上回去參加會商,也無濟于事。所以他決定先趕赴上海,四五日後即回重慶。如果中央不信,盡可派幾個特務人員跟著他行動。

吳鐵城對孫科說,蔣委員長也知道用兵不利,因此請孫科回去相商。孫科答復說,如果不用軍事解決,他可以回去開會,但要先去上海,再回重慶。吳鐵城勸孫科先回重慶開會後再行赴滬,孫科沒有應允。

當晚,南京憲兵司令張鎮和軍統局局長戴笠發電報給蔣介石,匯報了吳、孫談話的情況,並且向蔣報告,他們已告訴吳秘書長,無論如何,明日必定設法送孫科回重慶,已留了一架中航的飛機在此停候。

收到電報後,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氣得大罵孫科:“俄共對本黨如此侮蔑逼迫之中,而孫科反噬我軍人剿匪之非,是殊為總理家族憂悲也。”

蔣介石擔心吳鐵城勸說無效,又特意手書一封信,讓吳鐵城帶給當年孫中山先生的侍從武官劉季生,希望劉季生能勸動孫科。沒想到,孫科不為所動,仍然堅持要于14日前往上海,而後再回重慶。劉季生隻能轉告吳鐵城,他擔保孫科到上海後,三四日後一定回重慶。

吳鐵城指示劉季生,必須完成蔣介石信中的囑托,負責督促孫科于13日中午之前,最遲至14日早晨,必須動身返回重慶。劉季生當即于13日前往孫科住處再次勸說,孫科仍然沒有答應。吳鐵城隻好親自出馬,再訪孫科。

13日勸說孫科的詳情,仍由張鎮和戴笠電告蔣介石。這下蔣介石可睡不著了,他在14日的日記中記道,“今晨3時醒後,不能安眠,輾轉3小時”,考慮對東北、中共和蘇聯應採取什麽策略。念至深處,忽又想起“孫科潛行與應取之道,更覺痛苦不堪矣”。蔣介石認為蘇聯“狡詐凶險,外內夾攻”,幾乎使他“遍體鱗傷”,再加上孫科“不應有之背逆,是真刺入我內心”,使他不能專心對外,而又不得不“著重于內部之運用,牽製強迫,莫此為甚”。

孫科擅離重慶前往南京之時,正是東北問題最令蔣介石頭痛的時候。當時,由于蘇軍的阻礙,國民黨的接收軍隊無法在東北登入,國民政府的東北行營也很難進行接收工作,而中共部隊已深入東北廣大地區。在這種情況下,南京來電報告“孫科已被俄共誘惑,將往東北組織偽政府矣,彼對人明言,兩周後俄在東北必有所表示”,蔣介石難免會懷疑和擔憂,相信這一切都有可能。

同一天,張鎮和戴笠也發來電報稱,吳鐵城與劉季生勸孫科不要前往上海,均無效。孫科對吳鐵城講,“親蘇即不能反共,反共即不能親蘇”。孫科還批評道,“自日本投降以來,一切仍均是中央集權,各地當局毫無權柄,所以弄得一團糟”。孫科自己親口對吳鐵城說“兩星期後蘇聯對東北必有所表示”,還抨擊中央集權,這怎能不讓蔣介石確信孫科已了解蘇方動向並準備與蘇聯合作呢?

見孫科去意已決,吳鐵城認為再無法勸告,于是主張于15日上午12時左右,包下一班中央航空公司的飛機,事先與機長約定好,待孫科上飛機後,即直接飛回重慶。但表面上仍準許孫科購買15日飛往上海的機票6張,並由吳鐵城陪同他赴滬,等到起飛之後,再由吳鐵城告訴孫科,這架飛機是直飛重慶的,一切責任由吳鐵城個人肩負。

對于這樣一個蒙騙加強迫的辦法,吳鐵城與張鎮、戴笠以及國民黨陸軍參謀長蕭毅等人進行了詳細的探討,商量的結果,眾人一致認為,這個辦法比向孫科出示蔣介石派蕭毅阻止他赴滬的命令要妥當。至于中航飛機,則由張鎮和戴笠負責交涉,妥行布置。

辦法報告給蔣介石,蔣介石接到電報後,隻在上面批了一個字:“存”,實際上是默許了南京方面的計畫。

15日凌晨,蔣介石仍舊3點鍾就已醒來,再也不得安眠,令他焦慮的依然是孫科和東北問題。眼見軍事接收東北受阻,迫不得已,蔣介石思考再三後決定,將東北行營從長春遷移至山海關待命,同時撤回空運部隊,並且由國民政府外交部照會蘇聯駐華大使,寄希望于通過外交交涉完成接收任務。在東北有可能落入蘇聯和中共之手的不利情勢下,蔣介石將孫科“離渝飛京”的行為看作“行同潛逃”,在日記中批評孫科是“黨內左傾”,指責他“待機取巧,企圖組織傀儡”,以和蘇聯及中共互相利用為榮。

在蔣介石看來,當時“俄共夾攻,各方反動分子蠢動思逞”,孫科潛行是非常危險的,“如其果到上海,則東北對俄與華北共匪之情勢”,就不易改變了,“甚至第二偽滿傀儡之出現,即在最近之將來”。蔣介石擔心孫科跑到上海後再到東北,組織親共親蘇的政府,于是他下令給手下,無論如何要把孫科給“請”回重慶。蔣之命令既出,下屬們勸說孫科無效,隻能想出個近乎于“劫持”的方法,把孫科弄回了重慶。

15日下午,吳鐵城來向蔣介石報告,孫科已回到重慶,但是他“不平、不願、不服”。

孫科擅離重慶,除了與蔣介石政見不同這一原因外,還因為不滿于他的二夫人藍妮被捕卻不允許他交保一事。

藍妮是雲南人,年輕、漂亮、聰明,是上海灘一朵著名的交際花。兩人相識于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社交宴會,孫科對藍妮一見鍾情,先是讓藍妮擔任自己的機要秘書,不久即決定娶藍妮為二夫人。抗日戰爭爆發後,藍妮與孫科前往重慶。1940年,藍妮為照顧女兒獨返上海。在上海交際圈裏,藍妮廣泛地與社會各界人士進行交往,也曾和大漢奸陳公博、周佛海等人過從甚密。大概因為這個緣故,抗戰勝利後,藍妮被當成漢奸抓了起來,她自己則說是受命潛入敵後,為黨國進行特殊工作。心愛的二夫人被捕,孫科要求保釋卻不被允許,隻能親自前去解救。

孫科既已被帶回重慶,蔣介石決定在藍妮交保一事上有所讓步。16日上午,蔣介石召見吳鐵城,囑咐他轉告孫科,藍妮可以保釋,但不能讓她留在上海,以免“喪失公私威信”;如果把她押來重慶交保釋放,那麽孫科今後“不得再與其同居”。孫科潛行一事,最後就以這樣的處理方式而告終。

孫科回到重慶了,山海關也于1945年11月16日被國民黨軍隊攻佔,進出東北的門戶重新開啓。此後,蘇聯因為受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約束以及美國的壓力,也做出了一定的讓步,同意國民政府接收東北若幹省份及城市的行政權力。這時,蔣介石才感到松了一口氣。對于“孫科潛行,由京折回”一事,蔣介石認為“此乃本黨內部轉危為安之關鍵”,“此一大陰謀,竟能無形消弭,若非上帝佑華之恩”,決不能如此容易改變。

孫科所謂“潛行”、“另組政府”的“陰謀”是消除了,蔣介石是安心了,然而,國民黨內主張和平解決國共問題的政治派別卻由此受到打壓,蔣介石從此一意孤行,在東北、蘇聯和中共問題上都採取強硬的對抗立場,最終挑起了內戰。歷史已經證明,蔣介石堅持反共、反蘇,是極大的錯誤和反動,這不是其幸,而是其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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