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

子思

子思:又稱"子思子"。名孔伋,字子思,孔子的嫡孫孔鯉的兒子。大約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享年82歲。中國春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參,孔子的思想學說由曾參傳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孟子。後人把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參,下啓孟子,在孔孟"道統"的傳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記·孔子世家》記子思年六十二(當為八十二之誤),而生卒年則不詳。按子思之父孔鯉,死于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當跟孔子的年代相當。子思在儒家學派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而積極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年),又被追封為"述聖",後人由此而尊他為"述聖"。

  • 中文名稱
    孔伋
  • 別名
    子思,子思子
  • 國籍
    周朝(春秋戰國時期)
  • 民族
    漢族
  • 出生日期
    公元前483年
  • 逝世日期
    公元前402年
  • 職業
    教育家、思想家
  • 畢業院校
    曾參門下
  • 信仰
    儒學
  • 主要成就
    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
  • 代表作品
    《子思》
  • 追封
    沂水侯、述聖公

人物介紹

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孫。生于東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終年八十二歲。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參,孔子的思想學說由曾參傳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孟子。後人把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參,下啓孟子,在孔孟“道統”的傳承中有重要地位。

中文名:子思別名:孔伋國籍:中國出生日期:公元前483年   逝世日期:公元前402年職業:教育家、思想家代表作品:《子思》追封:沂水侯、述聖公  

人物生平

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孫。生于東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 子思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終年八十二歲。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參,孔子的思想學說由曾參傳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孟子。後人把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參,下啓孟子,在孔孟“道統”的傳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記·孔子世家》記子思年六十二(當為八十二之誤),而不詳其生卒年。按子思之父孔鯉,死于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當跟孔子的年代相當。子思在儒家學派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而積極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順元年(1330),又被追封為“述聖公”,後人由此而尊他為“述聖”。

中庸思想

《孔子世家》又說,子思曾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漢書·藝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本註雲;“名伋。孔子孫,為魯穆公師”。子思二十三篇久佚。《中庸》為《禮記》所收,流傳于世。《孔叢子》記有子思固于宋的細節及子思與魯穆公的問答,都不一定可信。 《中庸》,司馬遷稱其為子思作,但不一定是子思一人之作。《中庸》所說“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淺,”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都是秦漢人的口氣,當非出于戰國時人之手。 《中庸》作者認為,人的貧富窮通、國家的治亂興衰,都有天命來決定。人的本性能對天命作出正確的反應,表現為行為的準則,這就是道。道是不可須臾離的,如能修養得好,可以與天地相參。他在書中舉出幾個標準人物,其中有文王、武王和孔子。 子思他說:“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結,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家廟饗之,子孫保之。”這是說文王武王的命好,但同時也離不開“文武之德”,離不開“文王之德之純”。《中庸》作者特別說到孔子,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闢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濤。闢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吼子雖沒有文武之位,但他在德性上的成就,可以配天地、育萬物。這可見《中庸》作者對于存養之功的極力推崇,而對孔子的推崇達到神化的程度。這也反映當時以《中庸》為代表的一些儒者高自標舉的心情。 孔子有這樣大的成就,而這種成就卻是從日常生活中來。《中庸》作者認為,“君子之道,闢如行遠,必自邇;闢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的作者又認為,一切成就都是性中事,都是人性所固有,問題在于能不能“盡性”。他極力宣揚“盡性”的重大意義,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依這個觀點來說,孔子之為至聖,正是 《中庸》因為他“能盡其性”。《中庸》的作者又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不遠人”,即所謂“率性之謂道”,道並不需他求。如果要“為”道,如務為高遠之類,反而離道遠了。在這裏,《中庸》沒有明文說性善,實際是說性善。這是 《中庸》的理論基礎,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論點。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論的創始人,是孟子性善論的先行者。 《中庸》的作者強調素其位而行。他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平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激幸。”這就是說,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處境,作好自己分內的一切活動,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別人。這是順從天命而率性,盡性的為法,也是作者企圖用以消解矛盾的辦法。 孔子罕言命。孔子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與聞。《中庸》則以言性與天命為重要的內容。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遠之。《中庸》則說君子之道“質諸鬼神而無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對于孔子的繼承來說,《中庸》是對于儒學的唯心主義的放大,其間還塗抹了濃厚的神秘色彩。漢代已有《中庸》的單行本及其解說問世。《漢書·藝文志》著錄《中庸說》二篇。南北朝時有宋戴顒《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私記製旨中庸義》五卷,見于《隋書·經籍志》。以上這些書都已久佚。南宋朱熹以《中庸》與《大學》、《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並為之註。元金用朱註《四書》取士。自此以後,《四書》之流傳日廣,成為學子必讀之書,而朱註成為人感性的著作。

子思

歷史考證

康有為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首先從孔子的生卒年代看,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逝于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子思生于公元前483年,也就是說孔子68歲時子思出生,而這時孔子剛剛由季康子派人帶厚禮從衛國請回魯國欲招其做官。孔子雖然受到敬重,但季康子的所作所為與孔子的政治思想背道而馳,所以拒絕出仕,而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事業上,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作《易傳》,努力蒐集整理古代文獻作為教授子弟的教材。所以從時間上來說,子思兒時的啓蒙教育完全有受之于孔子的可能。 其次,孔子本人確實也很重視對後代的培養和教育。他曾教導其子伯魚,讓他認真學習詩、禮,並以“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告誡他。孔子對于孫子子思也同樣寄予厚望。《聖門十六子書》中記載:孔子晚年閒居,有一次喟然嘆息,子思問他是不是擔心子孫不學無術辱沒家門。孔子很驚訝,問他如何知道的。他回答說:“父親劈了柴而兒子不背就是不孝。我要繼承父業,所以從現在開始就十分努力地學習絲毫不敢松懈。”孔子聽後欣慰地說:“我不用再擔心了。”

《聖門十六子書》記載的這則故事恐怕並非虛言,《孔叢子》一書中也有與之意思相近的記載。情況很可能是,子思首先在其祖父孔子的教育下初步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而且接受的是孔子晚年的學說。後來,孔子去世,子思又跟隨曾子學習受益匪淺。所以《聖門十六子書》中說:“子思從曾子學業,誠明道德,有心傳焉,乃述其師之意,窮性命之原,極天人之奧,作《中庸》書,以昭來世。”從曾子那裏,子思也繼續學習孔子思想的真傳,闡發了孔子的中庸之道,著成《中庸》一書,被收在了《禮記》裏。另外,《禮記》中的《表記》、《坊記》、《緇衣》也是子思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所記,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可惜大都亡佚了。

然而,關于《中庸》一書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觀點認為是戰國中期子思所作,另一種觀點認為作于秦朝統一六國之後,不同意子思作《中庸》的說法。

傳統觀點認為《中庸》出于子思之手。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明確指出:“子思作《中庸》。”以後,漢唐註家也多遵從此說。如鄭玄說:“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唐代的陸德明、孔穎達也同意這一看法。宋代二程、朱熹也是如此,他們都認為子思作《中庸》,如朱熹在《中庸章句》裏清楚地指出:“《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也。”又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筆之于書,以授孟子。”近代的一些學者也認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如胡適就認為其中雖然加入了後人的某些材料,但該書大體上還是孟子以前的作品。因為從孔子到孟子儒家的人生哲學的發展應該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過程是從極端的倫常主義、重君權、極端實際的人生哲學到尊崇個人、鼓吹民權和心理的人生哲學的過渡。而《大學》和《中庸》就反映了這個過程。

不同意子思作《中庸》說的主張出現較晚,他們依據《中庸》第二十八章中的話:“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認為這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話語,不應該出現在戰國時期。《中庸》又說:“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認為這應當言于秦亡之後。

實際上,子思作《中庸》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東漢的班固在《漢書·藝文志》的禮類著錄有《中庸說》二篇,未提作者;在儒家類著錄有《子思》二十三篇,自註曰:“名郕,孔子孫,為魯穆公師。”其中有無《中庸》也未明言。在《漢書·藝文志》的禮類中,對于《禮記》各篇沒有一篇單獨立目,隻有《中庸說》著錄其中,所以顏師古註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本非禮經,蓋此之流。”看來,《中庸說》可能就像《詩》有《魯詩說》、《韓詩說》那樣,是專門“說”《中庸》的著作。這說明此前《中庸》已經單獨行世,並且具有相當大的影響,至于其中“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等語句,按李學勤先生的觀點解釋,孔子生于春秋晚年,周室衰微,政治文化趨于分裂,已經沒有“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現實存在,《中庸》此句中的“今”字應解釋為“若”,《經傳釋詞》曾列舉許多古書中的例子都是假設語氣,孔子所說也是假設,並非當時的事實,所以不能因這段話而懷疑《中庸》的成書年代。

不僅如此,子思作《中庸》的說法還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證實。《荀子·非十二子》一篇曾經指斥子思、孟子的“五行”說,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一篇儒家著作《五行》,證明了什麽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評的思孟五行之說,並在《中庸》、《孟子》等書中找出了這個學說的痕跡,由此可以確定《中庸》一篇的確是子思的作品。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曾經被編輯成《子思子》一書。這個記載是否可信,學者們看法不一,1993年冬天,在湖北荊門郭店的一座楚墓裏出土了大量的竹簡,這不僅可以使人們對這個問題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也證明了《中庸》一書確實為子思的作品。該墓出土的竹簡已經編成《郭店楚墓竹簡》一書,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儒家的學術著作,這些著作可以分成兩組,其中一組有《緇衣》、《五行》、《尊德義》、《性自命出》和《六德》,根據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的研究,郭店竹簡中的這些儒書屬于儒家子思一派,《緇衣》等六篇應歸于《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子思子》。同時,這些竹簡儒書又與《中庸》有不少相通之處,如《性自命出》論及“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這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一致,《尊德義》的體例與《中庸》篇也頗近似。沈約曾說《中庸》取自《子思子》,而竹簡中又有《魯穆公問子思》。因此,這些竹簡儒書肯定都與子思有一定的關聯,同時也進一步證實了《中庸》一書的確出于子思之手。

在對待傳統文化上,子思和孔子一樣很重視禮,也身體力行遵守禮。子思得知父親的前妻去世後,就在孔氏之廟痛哭,他的門人對他說:“庶民之母死,何為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恍然大悟,連連承認是自己的過錯,“遂哭于他室”。子思與其他許多著名儒者一樣也向往國家的德治教化,並且努力實現自己的抱負。但他與孔子不同,為了施展抱負,孔子曾仕魯參政,但卻以去魯告終。孔子周遊列國,企圖遊說諸侯,但處處碰壁,甚至在各國受困。子思則不然,魯穆公請他做國相,子思則以推行自己的學說為重婉言謝絕。

子思作為戰國時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對後世產生的較大影響,主要還在于他的思想方面,特別是他的中庸思想。“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態度為人處世,“中”是“中和、中正”的意思,“庸”是常、用的意思。“中庸”一詞最早出現在《論語》一書中,然而它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卻有久遠的歷史淵源。據說,堯讓位于舜時就強調治理社會要“允執其中”。周公也力倡“中德”,他曾經強調折獄用刑時要做到“中正”。在古代材料的基礎上,孔子進一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作為最高的道德準則。後來,子思作《中庸》一書,對孔子的中庸思想進行了系統闡述。該書全篇以“中庸”作為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則,講述天道和人道的關系,把“中庸”從“執兩用中”的方法論提到了世界觀的高度。

子思認為:喜怒哀樂的情感還沒有發泄出來的時候,心是平靜的,無所偏倚,這就叫做“中”;如果情感發泄了出來能合乎節度,沒有過與不及,這就叫做“和”。“中”是天下萬事萬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如果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廣之,那麽天地之間一切都會各安其所,萬物也都各遂其生了。例如,顏回做人能夠擇取中庸的道理,得到一善就奉持固守而不再把它失掉。舜是個大智的人,善于征求別人的意見而且對那些很淺近的話也喜歡加以仔細的審度。把別人錯的和惡的意見隱藏起來,把別人對的和善的意見宣揚出來,並且把眾論中過與不及的加以折衷,取其中道施行于民眾,這或許就是舜之所以成為舜的道理吧。

但是中庸之道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聰明的人過于明白,以為不足行,而笨拙的人又根本不懂,不知道怎樣去行;有才智的人做過分了,而沒有才智的人卻又做不到。這就像人沒有不飲不食的,但是很少有人能知道它的滋味。那麽,應該怎麽做呢? 首先,能做到盡己之心推己及人就離中庸之道不遠了,凡是別人加之于自己身上而自己不願意做的,也就不要強加在別人身上。其次,君子應在所處的地位去做它應該做的事,而不應去做本分以外的事。處在富貴的地位,就做富貴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貧賤的地位,就做貧賤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夷狄的地位就做夷狄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患難的地位,就做患難地位所應該做的事。君子守道安分,無論處在什麽地位都是自得的。

處在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處在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對別人無所要求,自然沒有什麽怨恨。上不怨恨天,下不歸咎他人。所以君子安于平易的地位等待天命到來的驅使,小人卻要冒險去妄求非分的利益。

《詩經》上說:“穿著彩色的綢衣,外面加上單層的罩衫。”為的是嫌那錦衣的文彩太顯著了。所以君子的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不露,可是日久自然會漸漸彰露出來。小人的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鮮明,可是日子久了,就漸漸地暗淡了。

學說

學說的核心

《子思》為子思及其門徒所作。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戰國初期思想家,魯國人。相傳子思曾受業于孔子弟子曾子。他一度遷居衛國,又至宋國,晚年才返回魯國。子思發揮了孔子“中庸”思想並使之系統化,成為自己學說的核心。他宣傳儒家“誠”的道德觀念,並視之為世界的本原。後孟子受業于他的門人,全盤接受並進一步發揮了他的學說,從而建立了思孟學派。他一生除授徒外,致力于著述。《漢書·藝文志》中即著錄其著述23篇,相傳《禮記》中之《喪記》、《坊記》也出自他手。南宋鹹淳三年(1267)被封為“沂國公”;元至順二年(1331)被封為“沂國述聖公”;明嘉靖九年(1530)被封為“述聖”。

著作散見

《子思》書自秦代以來已亡失了,但《子思》中的著作散見于《闕裏志》、《韓非子》、《馬總意林》、《說苑》、《文選註》、《中論》、《呂氏春秋》。《漢書·藝文志》中提到《子思》共23篇,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子思》是由崇川馮雲■校刊的《子思》六卷,第一卷《記問》、《雜訓》、《居衛》;第二卷《巡狩》、《公儀》、《抗志》;第三卷《補遺》;第四卷《附錄》;第五卷《祠墓古跡》;第六卷《世職》。這樣,經過校勘的《子思》在形式上依然是完整的、成系統的。

五行說

孔子死後,儒家分裂為八派。據韓非說,他們是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為首的八派。①其中孟氏即孟子,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而樂正氏即孟子的弟子樂正子。如此說來,子思、孟氏與樂正氏三派儒者當是一派,即思孟學派。這一學派在中國思想史上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荀子·非十二子》把子思與孟子合在一起來評論,已經把子思與孟子作為一個學派來對待。荀子離孟子的時代那麽近,他的話當是可以相信的。西漢的史學家司馬遷也說,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②與荀子之說是一致的。當然在歷史上,孟子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子思。

子思(約公元前492-前431 年)姓孔名伋,他是孔子的孫子,一般認為他是曾子的弟子,也有人說子思出于子遊氏之儒。《中庸》是子思思想的代表作。

子思提出的"誠"和與此緊密相連的五行說,是思孟學派思想的重要內容。"誠"是其思想體系的最高範疇,也是道德準則。子思說,"誠者天之道",③即"誠"就是"天道",而"天道"即是"天命"。他還認為,天命就是"性",遵循"性"就是"道"。也就是說,"誠"既是"天命",也是"性",也是"道"。子思在《中庸》二十五章還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就是說,"誠"是產生萬物的本源。如果沒有"誠",也就沒有萬物。也就是說,主觀上"誠"是第一性的,而客觀上存在的"物"是第二性的。以"誠"這種主觀精神來說明世界的產生和發展的學說,當然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思想。

子思的思想具有一大特色,那就是神秘性。《中庸》二十四章說:"至誠如神"。達到"誠"便具有無比神奇的威力。甚至還認為,隻要"至誠",就可以預卜凶吉。國家將要興旺,就一定有禎祥的預兆。而國家將滅亡,就一定有妖孽出現。可見"誠"與天、鬼神是一脈相通的,即是"天人合一"的。子思認為,達到"誠"的途徑,是要"盡其性",進而"盡人之性",再進到"盡物之性",這就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達到"與天地參矣"。①這一過程,也就是孟子所說的"盡心"、"知性"、"知天",從而達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這種思想對漢代的董仲舒和宋儒都有較大的影響。

子思提出的"誠",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知道,殷代滅亡之後,為了說明周為什麽能夠取代殷,周公提出"敬德"來修補天命思想;春秋後期,天命思想搖搖欲墜,孔子提出"仁"這種道德規範,企圖用來調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仁"本身雖然沒有上帝的成分,但孔子思想中仍保留了上帝的地位。"誠"的提出,則是為了取代上帝的地位,並把上帝泛神化。這種思想是將孔子倫理思想擴大化,從而成為更廣泛、更唯心主義化,以至趨向宗教性的思想。這是思孟學派對儒家思想的重大發展,從而為儒家思想奠定了哲學的基礎。

子思的"誠"與五行說有密切的關系。鄭玄註《中庸》一章"天命之謂性"時,說:"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即是說,"天命之謂性",包含了五行的內容。章太炎的《章氏叢書·子思孟軻五行說》,認為這是子思的思想。這兒需要說明的是,《中庸》裏的"誠"就是"信"。子思說:"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①由此可見,"誠"就是"中道",也就是"中庸之道"、五行的"土神則信"的土居中央。可見"信"也就是"中道"。因此,"誠"就是"信"。就《中庸》而言,用"誠"來代替"信"更說明問題,更易使人理解。子思的著作中雖然沒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字樣,但其中五行說的內容確是存在的。

思想

思想總述

《子思》是極富思辨色彩的儒家經典,雖出自子思及其門徒之手,但後人對它有所增損,有所潤色。它與孔子的哲學思想體系一脈相承:孔子哲學的出發點,是人道即天道的思維與存在同一性,而它的本源于天道的本體論環節在《子思》中恰恰就表現為天道與人性的一體性,表現為人的中和之道。要而言之,由天道與人性的一體性到中和之道,由中和之道到“誠”的理論,由“誠”的理論到合外內之道,由合外內之道到復歸于中和之道的“天地參”,這就是子思用以闡述和發展孔子哲學思想的理論體系。《子思》的思想,我們可以分以下幾點具體闡述:

天命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子思所謂的天命,實質上是一個唯物主義的天道與其必然表現的統一。這是一個純粹的天道,就其自身的整體性來說,是老子所謂不可再加規定的“一”,而子思則聯系它的主宰天地萬物的表現作用,而導入一個對它的普遍界說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天命是天道的必然表現作用,這種表現作用作為規律,就是性。自天道以下的一切都在循其性而動之,而表現之,這就是道。在這裏,道與天道有相對的區別,後者指天道的主體——物質本體與其表現作用之為規律的統一,前者指天道作為這個統一性,必然循其固有的表現作用(規律)之為性而動,所以性就是它的活動之道。天道循性而動的活動之道,同時也是人、物的活動之道,人、物循性而動,亦即天道在人、物中循性而動。

天道作為“一”,不能不表現自己,由此散發而為多種規定,二者的統一便是一個性與其活動之道的統一體。天道的多種規定由此都包含其中了。

子思的這個命題,從本體論上闡明了性道一體的普遍性。而這個性道一體的普遍性,內部也有其不同邏輯層次上的區別與聯系。

中和之道

對孔子說,禮作為人行大法,雖然是仁本身的具體大全,但它與行仁的具體情節相聯系,便以“克己復禮”為尺度而轉化為一個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乃孔門最高之道,它製約人行而指向人對人人關系、人物關系中的一切事物的正確認識和處理。但中庸之道出自人的明德之性,是明德之性作為人性的必然表現。子思從人性上闡發了這種必然表現的心理實質,把中庸之道在更深的層次上歸結為一個中和之道。

子思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太平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是子思的中和之道。

他又提出“修道之謂教”。這裏所謂“教”,就是實現人的中和之道的根本途徑。他認為,把禮法的規範系統化為一種製度系統,作為一種社會倫理製度,加以社會權威化,而成為一種人人必須遵守而不能有所違犯的普遍社會製約性,這就是人類最主要的“修道”。在此基礎上隨之而來的派生“修道”環節便是:第一,設立社會機製從政治上集中體現社會倫理製度;第二,輔之以各種形式的體現人的社會遺傳的教育製度。

所有這些以禮法的規範系統的製度化、社會權威化為基礎的“修道”環節的總和,其作用是對社會成員進行禮義上的社會製約和教化,這就是“修道之謂教”的教。人隻有在這種社會製約和教化中,才能通過實踐逐漸克服其情發而不中節的非和,達到情發而中節的達道一和,亦即達到中與和的對立統一。這是一個人在其社會屬性中承受其社會製約和教化的過程,它對儒家哲學,同時也是一個“致和格物”、修身正心的過程,是一個孔子所謂“克己復禮為仁”的自我完善過程。

至誠之道

子思說:“誠者,天下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如果人心全為其明德之性作為人性亦即真實無妄的所充溢,人性或理性通往真理的思維規律便能所向無礙、暢通無阻地起作用,這便是一個至誠的實在性。達到這一點,人心便完全成了一個理性以感性為中介而與存在的同一性,因而它能洞察人倫之道和一切事物的規律。這便是無須’修身正心”的“有為”而能無為無不為的一個實在性,這樣的人便是孔子所說的“不斷而得,從容中道”的天生聖人。子思認為,聖人之心,至誠如一,具有由誠而明,亦即由性而明的全德。

合外內之道

子思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合外內之道,是一個人性的理性規律與客觀存在規律的主客統一性,二者在其統一性中是一個見之于人性的道,所以人據此因時而發之,便無不中道而理當。天道是一個物質性與精神性的統一體,它的整個屬人環節,也必須是這樣一個主客統一體。這種觀點的展開,必然是一種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物質論和萬物有靈論。

故事一則

子思推薦苟變給衛侯說: “他的才能可以率領五百輛兵車。”衛侯說:“我知道他可以當將領,但苟變在做小吏時,曾向百姓征賦,還私下吃了他們的兩隻雞蛋,所以不能用!”子思說:“聰明仁智的國君選拔人才,拿官職授人,好象工匠用木材,利用它的好的地方,丟舍它的不足之處,所以象梓、杞兩種圍抱的優質大材,雖有幾尺腐爛,能幹的巧匠也不會拋棄。現在你生活在戰國時代,迫切需要選拔輔佐的武將,怎麽因為私吃兩隻雞蛋而拋棄捍衛國家的良將,這話可萬萬不能讓周圍的國家知道啊!”

子思行年考

周敬王36年魯哀公11年丁巳(公元前484年)

〇子思約生于此時

子思,名伋,魯國人。孔子之孫。

【文獻】《禮記·檀弓上》:“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註:小功,五服之一,其服輕于大功而重于緦麻。位,指哭位,哭位是根據與死者的親疏遠近關系排列的),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踴。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禮記·檀弓上》:“子思之母死于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禮記·檀弓下》:“子思之母喪于衛,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于孔子之廟?’子思曰:‘吾過矣!過矣!’遂哭于他室。”

【考辨】子思生卒,《世家》未有明確說明,隻說“年六十二”,而這“年六十二”也是大有疑問。子思的父親孔鯉生于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共活了五十歲,若以二十歲成婚計算,從成婚到卒尚有三十年,子思生于這三十年的那一年,無法確定。又根據《孟子》、《漢書·藝文志》,子思曾為魯穆公師。有人說“年六十二”是困于宋作《中庸》時的年齡,又說六十二當為八十二之誤。作《中庸》時六十二不可信,因《世家》下面還說“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這裏的四十七、四十五、四十六都是指實際年齡,為什麽偏偏對子思例外呢?明顯說不通。所以合理的解釋是六十二是八十二之誤。但子思即使活了八十二歲,他也是在孔鯉晚年甚至卒年才出生的。因為既然為魯穆公師,就不可能在魯穆公一即位時就去世,而應該有一個過程,由此推算,子思出生時孔鯉已屆暮年。

古人結婚較早,孔子十九歲成婚,二十歲即生孔鯉,而孔鯉為何這麽晚才生子思呢?錢穆說:“《檀弓》‘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踴。’是子思有嫂也。子思既有嫂則知其有兄矣。伯魚早卒,而子思有兄,則子思之生,不能甚前。”又,《檀弓》有“子思之母死于衛”,門人曰“庶氏之母死。”錢穆說:“謂庶氏之母者,謂子思非嫡出,故子思之母乃庶氏之母耳。”(《子思生卒考》,《系年》第173~175頁)錢氏之意似說子思之母非孔鯉正妻,故出生較晚。按,子思生年已不可確考,大致在孔鯉暮年。古人晚年得子,也為常見。錢穆所舉理由皆顯勉強,不如付之闕如。

周貞定王2年魯哀公28年甲戍(公元前467年)

〇子思年十六,相傳此時作《中庸》

《中庸》,子思作,後收入《禮記》,儒家經典之一。從第二章到第二十章上半部分(朱熹《四書集註》為準)主要為記言體,討論中庸;第二十章以下則為議論體,提出作為世界本源的“誠”,認為“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可能原為子思的兩部作品,後被編在一起。

【文獻】《史記·孔子世家》:“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孔叢子·居衛第七》:“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仇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羑裏作《周易》,祖君屈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于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考辨】《史記》說“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未說明具體時間,《孔叢子》則說“年十六”。《孔叢子》雖有後人篡改的痕跡,但並非全偽,“記孔子、子思、子高的三部分均有原始材料,其文字基本上屬于採輯舊材料或據舊材料加工而成。”(黃懷信《〈孔叢子〉的時代與作者》,《西北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其說或有據,暫列于此。但《孔叢子》說“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則有誤。子思“困于宋”時所作應為《中庸》,而“《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則是指《子思子》。據學者考證,《中庸》為《子思子》的首篇,而古書有舉首篇代替全書之例,故用來作為全書的稱謂,稱“《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古籍中常有以《中庸》代稱《子思子》之例,如李翱《復性書》:“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晁說之《中庸傳》:“是書本四十七篇。”鄭樵《六經奧論》也說:“《中庸》四十七篇。”武內義雄認為《漢書·藝文志》所記《子思子》二十三篇,每篇分上下二篇,另加一篇序錄,即成《中庸》四十七篇(《子思子考》,載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中冊第121~123頁,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年版)。所以《中庸》四十七篇和“《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均是《子思子》的代稱。《子思子》應為子思弟子或後學所編,不可能是子思十六歲時所作,子思“困于宋”時所作應為《子思子》的首篇《中庸》。另據學者考證,今本《中庸》實包括兩篇,其中第二章至第二十章“子曰”的部分即是原始的《中庸》,第一章以及第二十章以下議論體的部分應為子思的另一篇著作《誠明》,兩篇分別是子思早期和晚期的作品(梁濤《郭店楚簡與〈中庸〉公案》,《台大歷史學報》2000年第二十五卷)。則子思十六歲時所作,應為今本《中庸》的上半部分。

周孝王5年魯悼公21年乙巳(公元前436年)

〇子思約四十八歲,居衛

子思約四十八歲時,居于衛國,與衛君多有問答。他說衛國的政治是“無非”,但他的“無非”並不是說衛國的政治已完美無缺,沒有可批評的,而是指衛君聞過則怒,喜歡阿諛之言,結果使沒有敢于提出批評。

【文獻】《孟子·離婁下》:“子思居于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孔叢子·抗志》:“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于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孔叢子·抗志》:“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憂。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孔叢子·抗志》:“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說苑·立節》:“子思居于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棄物于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考辨】子思居衛,史書多有記載。《孔叢子·抗志》說:“子思居衛,魯穆公卒。”但魯穆公元年,子思已六十八歲(詳見“周威烈王6年公元前402年子思約卒于此時”條),魯穆公共在位三十三年(《史記·魯周公世家》),若子思得見穆公卒,則年齡已在百歲以上,故穆公當為悼公之誤。《魯周公世家》:“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為穆公。”據錢穆考訂,魯穆公元年為周威列王十一年,公元前415年(《魯穆公元乃周威列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系年》第155頁)前推二十一年。

周威列王11年魯穆公1年丙寅(公元前415年)

〇魯穆公禮事子思

子思晚年,居住于魯國。魯穆公經常派人問候,惟恐不能留住他。子思雖受到禮遇,卻常常直言不諱,認為能經常批評君主錯誤的,才能算作忠臣。

【文獻】郭店竹簡《魯穆公見子思》:“魯穆公問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揖而退之。成孫弋見,公曰:‘鄉者吾問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孫弋曰:‘噫,善哉,言乎!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嘗有之矣。恆稱其君之惡,未之有也。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效祿爵者也。恆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為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惡聞之矣。’”《孟子·公孫醜下》:“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子·萬章下》:“(孟子)曰:‘繆公之于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于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後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食廩備,以養舜于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孟子·萬章下》:“繆公亟見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雲乎?豈曰友之雲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告子下》:“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于國也!’曰:‘虞不用百裏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者則亡,削何可得與?’”又見《鹽鐵論·相刺》,《說苑·雜言》。《韓非子·難三》:“魯穆公問于子思曰:‘吾聞龐==[左米右間]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以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又見《論衡·非韓》。《禮記·檀弓下》:“穆公問于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孔叢子·公儀》:“穆公問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于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其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孔叢子·抗志》:“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

【考辨】魯穆公元年,《六國年表》列于周威列王十九年即公元前407年,《魯周公世家》則列于十七年,但據錢穆考證,《年表》、《世家》有誤,實際應為周威列王十一年即公元前415年(《魯穆公元乃周威列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系年》第155頁)子思已六十八歲。

周威列王24年魯穆公14年己卯(公元前402年)

〇子思約卒于此時

子思(約公元前483~前402),戰國初魯人,姓孔,名伋。孔子嫡孫。相傳受業于曾子。曾為魯穆公師。其思想以“誠”為核心,認為“誠者,天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中庸》)。人通過修養達到“至誠”境界,便可與天地鬼神相通。提出“仁義禮智聖”“五行”(帛書《五行》),對以後“五常”的形成產生影響。又說“中庸”也是其主要思想。其學說經孟子發揮,形成思孟學派。後代封建統治者尊為“述聖”。《漢書·藝文志》著錄《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現存《禮記》中的《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等四篇是他的著作。馬王堆帛書及荊門郭店楚簡《五行》是從地下重新發現的子思學派的作品。

【文獻】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禮家:“《中庸說》二篇。”《孔叢子·居衛》:“(子思)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孟子·離婁下》:“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荀子·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不知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按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遊為茲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韓非子·顯學》:“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隋書·音樂志》引沈約之言:“《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

【考辨】《世家》說子思“年六十二”,當為“八十二”之誤(詳上文)。子思生于公元前483年,故列于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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